总理衙门-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总理衙门-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

本文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外关系的特点、性质和格局，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条件、过程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际上导源于它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开端;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拉进世界潮流之中，这就从一个方面推动了中国的外交近代化。到清朝覆灭时，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土已能从多方面适应世界潮流，大体走上了正常轨道。
“‘中国被打开了’，这是历史书上在提到19世纪的中国时所使用的老一套说法。就好像这个文明古国曾经是一个油多肉厚的大蚌。……撬开中国之壳的刀子是鸦片………。在1830和1860年之间，‘打开’中国导致了一连串小规模的战争，这些现在都难得为胜利者们所记起了。今天的中国人把这些冲突称为鸦片战争，当时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仍活生生地留在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心中，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西方的态度。”这是70年代中期国外出版的一本论述两次鸦片战争的书[1]封页上的话。也许这些战争真的的已为胜利者们所忘记，但在失败者的中国，仍然活生生地记着那段历史的决不只是少数人。因为尽管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些战争的规模不大，但对中国意义甚大，影响深远。这首先是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从这里开端的。
说到鸦片战争，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结束战争的《南京条约》及作为它的补充和延伸的《虎门条约》:一场战争，两个条约，构成一个整体。正是这个整体的影响，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使中国历史从古代转入近代。本文在谈到“鸦片战争”时，其内涵并不仅仅指这场战争，而是指这个整体。
这场战争和这两个条约都是中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从其第一页起就与中外关系紧紧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从逻辑上可以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方面)的开端。然而事实却是:它首先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开端，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为了说明这两个开端的关系及其含义，有必要从鸦片战争前中外关系的状况谈起。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状况和格局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有关系或接触。按照其具体内容的不同，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邻近诸国。主要有朝鲜、琉球、越南、南掌(老挝)、退逻、苏禄、缅甸等，都是向中国入贡的国家[2]，这些国家大多位于中国周边(只有苏禄距离稍远)，在清朝前期都或先或后同中国正式建立了关系，其基本形式是入贡和册封: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按照一定的期限(贡期)、派遣一定职位的官员(贡使)、沿一定的路线(贡道)到中国京城，按一定的仪式将所带土特产品(贡物)献给清朝统治者，是为入贡;另一方面，在它们的新统治者即位时，清朝皇帝颁发一定格式的表文(诏救)以确认其地位，是为册封。入贡和册封直接体现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与有关各国最高统治者之间地位尊卑之别，实质上所反映的则是封建等级制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相互间的称谓上就是以中国为“上邦”、“上国”，以有关各国为“属国”、“藩邦”。这些国家分别与中国发生双边关系，集所有这类双边关系之和而构成一个亚洲东部特有的带封建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是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心。与中国关系最密的朝鲜、琉球、越南等是其主要支柱，[3]中朝、中琉、中越关系是它的基础。
二、西欧、北欧、北英诸国。自15世纪末欧洲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发现通东方的航线，西方各国为寻求财富、发展贸易而相继由海上东来。陆续来到中国的国家，16世纪有葡萄牙、西班牙，17世纪有荷兰、英国、法国，18世纪有奥地利、普鲁士、丹麦、瑞典、美国，19世纪前期有比利时等。早期殖民主义者曾力图在中国建立据点，夺取中国领土，因而有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1624-1641年西班牙人占据台湾北部一带，1604年及1622--1624年荷兰人两次侵占澎湖，然后又千1624--1661年占领台湾。这些西方国家向海外扩张，还抱着宗教目的:正是在此期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随着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华贸易日益重要。中国的广州、厦门、宁波本来都是对外交易的口岸，但自1759年起，清政府限定只留广州一口，从此以后80多年间广州便成了澳门(这是葡萄牙人居留之地，其他外国人也可居住)以外由海上来华的外国人居住的唯一地点。西方国家来华活动最积极的最初是葡萄牙，接着是荷兰，最后是英国:它们都多次派遣使节来中国，有的使节曾到北京，有的还受到清朝皇帝的接见。这些来华使节大多提出发展在华商业利益等要求，其中有的侵犯到中国主权，但他们的要求都未能实现。英国是对华贸易最主要的国家，英商还越来越多地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由此导致了鸦片战争。
三、俄国。这是从北面内陆与中国发生接触的唯一欧洲国家，而接触的发生完全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引起的。早在明末(1618年)，俄国政府基于从科布多地区得到的有关中国内地情况的一些传闻，第一次派遣了一个使团来到北京，取得万历皇帝的国书，先后搜集了许多情报。这成为俄国向中国北部地区扩展的先行步骤。此时差不多正值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新王朝时，俄国人来到了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地区，他们作为开疆拓土的探险“远征队”，侵犯、蹂躏并企图强占中国领土，肆意压迫、抢劫、杀害当地中国居民。从17世纪50年代起开始遭到中国的有力反击。与此同时，俄国又不断派遣使团到北京，向中国表示通好并谋求发展商务。1685-1687年，中国接连对窃踞在自己领土雅克萨城堡的俄军发动攻击，给予重创。166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划定了两国的东段边界。不久，中国又准许俄国人照一定的人数及时间限制到北京进行贸易。后来位于中俄北部边境的恰克图成为双方贸易的主要地点。清政府还准许俄国东正教教士在北京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1728年中俄又订立《恰克图条约》，正式确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在此期间，俄国又已在凯觑中国西北边疆了。由于俄国不断地向中国东北、北部及西北边疆进逼，边境及边界问题成为中俄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综合以上三种情况，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是两个系统并立，一个是亚洲诸国，一个是欧美诸国，两者互不相关，区别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各自与中国的关系的实质也不同。中国与亚洲入贡各国间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关系，彼此按定制、定式进行官方交往，真正有来有往，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传统的体制，在历史上早已定型，在运行中很少有什么波澜或变动;双方的交往基本上局限在高层封建统治者之间，与人民很少关联，一般只在于维系已有的联系(乾隆中期即18世纪60年代以后苏禄与中国的关系中断，其他各国都维系到鸦片战争以后)，而不是发展新的关系。这种对外关系体制，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把世界一切国家都视为属国;明末以来葡、荷、。俄、英等国派使来华，都被当作贡使，就是这个原因。但不论是从海疆来的西欧、北欧、北美诸国，或者是从陆路来的俄国，都完全在入贡国系统之外，另成为一个系统。它们到中国来，都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中国成为它们扩张的对象。它们极力想进入中国，其来华使节有的不惜照贡使的礼制行事。但终因它们自有一套国际交往体制和准则，而同中国的龃龋,摩擦越来越多。在对中国的关系中，它们居于主动，有的带有侵略性。这是一种有来无往的关系，没有中国人到它们那里去，中国所做的一般。只是对它们各方面的冲击做出反应。当时中国的国力还强盛，能够有效地抗阻它们的武力侵犯，打退它们的侵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自18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有限制地允许它们的人民(主要是商人、教士等)入境，严格加以管理，但不与它们发展官方关系，不承认他们派驻广州的代表(领事、商务监督等)的官方身份，不与这些人打交道，不与它们建立国交。这个政策抑制了欧美各国在华扩张势力，保持了自己的完全独立以及与世隔绝。
以上就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状况和格局。这一切存在已久，经过鸦片战争才开始发生变化。
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开端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鸦片战争在中国引起的变化，首先并直接表现在中外关系上，主要是:一、中国对外关系开始形成 一种新的格局;二、中外关系开始具有一种新的性质。这两点合在一起使中外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即近代。鸦片战争首先成为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开端。
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改变，是从中国与欧美诸国关系的改变开始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根据不平等条约，英国的势力进入了中国的五口，并在那些地方生根、蔓延开来。条约还使中英之间正式建立了国家关系。这种关系巩固了英国在华的侵略地位，并为它运用国家的各种手段和一切力量扩大在华活动开辟了宽阔的道路。这是英国对华关系的历史性突破。就中国来说，从此不但再也不能拒绝同英国国家(它的政府、官方代表)打交道，反而不得不以它为最重要的打交道对象。中英关系的这个变化成为中国与其他欧美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触媒，因为英国打开中国也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扩张清除了障碍，所以紧接着英国之后，美、法、瑞典一挪威各国不必再用战争、而用外交手段就在中国得到了英国已得到的各种利权。随后又有俄国、普鲁士(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以及亚洲的日本、南美洲的秘鲁等纷纷与中国立约建交。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可以说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了中国[4]，中国对外关系基本上成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已经开始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这是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在中国与亚洲入贡各国的关系上，鸦片战争也很快地产生了间接影响。这主要是:对外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的统治威信受到损害，战后因社会动荡而触发的广泛的反清运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又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力量，这就削弱了它对入贡国的吸引力和同它们的传统关系的维系力。与此同时，一些入贡国也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而改变其对外关系的格局，从而影响了它们的对华关系。在此情况下，50年代初南掌最后一次向清朝入贡，此后相互间的传统关系就断绝了。60年代末，已陷入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不平等条约罗网中的遏罗也割断了对清朝的固有关系。这样，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就有两个环节破裂了。这就是说，当西方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对华侵略的阵容在不断扩大时，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在开始缩小。这一长一消之间，不但反映了中国对外关系形势的变化，也表明了东亚国际关系的新动向。到了70年代，随着日本对琉球的侵略加紧，琉球向中国求援日亟和中国介入其中，中琉关系直接同中日关系联结了起来。然后，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北部，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日本侵略朝鲜。中越关系直接同中法关系联结了起来，中朝关系直接同中国与列强的关系，特别是与中日关系联结了起来。法国侵略越南、日本侵略朝鲜都分别向中越、中朝的传统关系提出挑战，资本主义侵略者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破坏力量。这种情况影响了中越、特别是中朝传统关系，使其在危机中不得不有所改变以求适应新局面，对付侵略者，但未能产生效果。中法战争后法国割断了中越间的传统关系，甲午战争后日本割断了中朝间的传统关系，原来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至此基本解体。这样，中国对外关系在鸦片战争前已有的两个系统一一亚洲入贡国系统与欧美诸国系统，鸦片战争后逐渐形成的两个国际关系体系-一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并存的局面，便以后者瓦解前者、归并前者而结束，原来向中国朝贡的国家大多沦为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附庸、殖民地，甚至其领土的一部分，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中国并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至此，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同鸦片战争前相比更是彻底改观了。
中外关系性质的改变从中英关系开始，迅速扩大到中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鸦片问题，是英国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和中国依法查禁鸦片这一矛盾的大爆发;其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资本主义渴望开拓中国市场:它用一般商品打不开，就用鸦片来打;用和平的手段打不开，就来发动战争。英军英舰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迫使中国开放。这是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侵略战争，由此逼签的城下之盟则是一个十足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对中国来说不但关于结束战争的条件是屈辱的，而且关于建立和平和相互交往关系的条件也是屈辱的。这就是说，中国在战争中受了侵略，战后还要继续受侵略，这是一个确定英国与中国间长久的侵略与被侵略关系的条约。这样，首先在对英关系上中国开始成为一个主权受损害、失去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其性质及内容与以前大不相同的时期，这就是近代中外关系。
由鸦片战争开始的中英关系实际上为此后中外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继英国之后而来的各国基本上都是按英国的模式与中国订约建交的。从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到1874年的中秘(鲁)《通商条约》，再到1881年的中巴(西)《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99年的中墨(西哥)《通商条约》，所有这些条约，即这期间几乎所有外国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都是不平等的[5]。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所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当然也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中国成了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共同侵略的对象，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侵略必然引起反侵略。这就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中国反侵略成了中外关系的主题。这个主题是鸦片战争确定并由此开始的，此后很长时间的中外关系基本上就是此一主题的开展，侵略与反侵略这样一条主线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
在此一主线中，资本主义侵华的许多重要内涵也是在鸦片战争中开其端的，这包括:武力侵略，对中国发动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此种条约巩固其侵略成果并创造新的侵略条件;割占中国土地;向中国勒夺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夺取领事裁判权;分享协定关税权;确立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所谓中外关系主题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侵略方式、手段及特权的不断运用、推广以及扩大、深化。其中的每一项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都成为重大课题。总之，鸦片战争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华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后来的侵略大厦就是由此逐渐构筑起来的;它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第一株幼苗，由此逐渐长成了一棵枝叶茂密的侵略之树。
随着鸦片战争把中国对外关系推入近代，新的中外关系又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近代。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近代中外关系含有复杂的成份，基本的是如前所说的被侵略、反侵略与侵略的关系，同时也是弱者与强者、落后的封建统治与先进的资本主义之在华扩张的关系。以英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既打开了中国，也就把势力伸进中国内部，依靠其对华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各种特权展开活动，其影响逐渐深入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成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由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历史也随之由古代转入近代。可见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是以中外关系的变化为先导，由中外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换言之，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际上导源于它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开端。
中国社会由绵长的封建主义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从而中国历史由漫长的古代进入近代，都以中外关系的重大变化为转折，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发展不再只是本身的事，中国的命运不再完全由内部决定，外来因素、外国的影响开始具有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在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不仅成为古代和近代两个历史时期的分界线，而且在整个近代时期，又往往成为区别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辛丑和约》等都具有这样的意义。中国近代从开端到结尾，对外关系一直占有极大的重要性，这是它的一大特点[6]。
外交近代化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把中国拉进了世界潮流之中，它给独立的中国带来屈辱，也为停滞的中国实行变革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变革的总题目是国家近代化，具体到对外关系上，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外交近代化。鉴于外交对象主要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日益成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枚关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原来由礼部及理藩院分别掌管外交，以“天朝上国”的地位看待和处理对外事务的办法已行不通，所以中国外交亟需面对新情况来一个革新。但清统治者昧于大势，为封建的惰性所支配，在对战争的失败震惊了一阵子之后，又回到常态，仍固守着旧有的思想、观念、体制而不图变计，一切都着眼于临事应付，时间浪费了近20年。
外交权应由中央政府行使，这是近代国家的通则，而此时的清政府则反是。它的出发点是:坚决拒绝西方国家的使节进人京城，避免中央政府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有关这方面的事务交由地方官员去处理。所以，《南京条约》的交换批准和《虎门条约》的签订都是由两江总督耆英以钦差大臣身份到香港、广州完成的。其后(1844年)耆英调任两广总督，仍为钦差大臣，并加“总理五口通商善后事宜办理外国事务”衔(通称“五口通商大臣”或“五口钦差大臣”)，实际上他对五口通商很少过问，主要办理与新来的美国等谈判条约等事。1859年起，此职改由两江总督兼任。在北方，主持对俄交涉的是驻当地的将军，如:1851年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由伊犁将军与俄使签订，1858年的《瑷珲条约》由黑龙江将军与俄官签订。总之，19世纪四、五十年代清政府在对欧美各国的关系上实行的是将各事务化解于各有关地方，“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7]。
这种状况经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侵略的扩大和深入，使得清政府不能再回避与它们的代表直接接触，条约中有此类明文规定[8];另一方面，经过战争，首都沦陷、订约、侵略军撤出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态演变，使清统治者切身体会到西方资本主义不是为推翻他们的社稷、改朝换代而来的，对他们的统治并不构成根本威胁，所以与之发生直接往来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加之国内各地军报络绎，军机处已应接不暇，而对外事务纷繁，垂需专设机构办理。在此情况下，1861年初遂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此机构的创设，很大程度上是为应付外国公使驻京势将引起的新局面做准备，原计划只作为一个临时性机关，一旦国内“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恢复由军机处办理的旧制。但实际上它一成立，就正好适应了当时对外关系的需要，所以不但不能撤销，反而日益加强，一直存在了整整40年。
在中央设立总理衙门同时，又在地方上设置了两个管理通商事务的大臣:一个驻天津，为办理三口(牛庄、天津、登州)通商大臣;一个驻上海，办理南方各口(原来的五口加新开的沿海及长江各口)通商事务。前者为新设，以后演变为由直隶总督兼任，是为北洋通商大臣;后者实际上由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接任，以后演变为由两江总督兼任，是为南洋通商大臣。当时通商被认为是外交的核心，南、北洋大臣名为办理通商事务，实际上成为两个地方的外交机构。
随着总理衙门的设置，清朝中央政府终于有了一个行使外交权、处理对外关系的专职机构。这还不能说实现了外交近代化，但由此的确初步创造了近代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论清统治者做这件事多么勉强，到底还是在一条新的道路上起步了。
总理衙门是仿照军机处组织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像是主管对外事务的另一个军机处。它不与六部并列，在政府系统中没有地位，只是由于由亲王(很长时间里由恭亲王奕訢)主持，所以具有相当的实权和影响。它成立后不久，又参照六部成法，在内部设立了俄、英、法、美各股(1883年又增设海防股，甲午战争后改为日本股)，专办有关各国交涉等事务，从而加强了自身的专业性。
总理衙门的建立，为新的外交体制打下了第一块基石。不过，它虽是中央政府的专职外交机构，但职权却并不专一:一方面，它自身的职权不断扩大，凡当时被认为的洋务(包括机器、电报、铁路、矿务、海防等)都归入其掌握，这使它不能专注于外交事务;另一方面，它的外交权相当一部分被地方官员，主要是南北洋大臣、特别是北洋大臣分占了去。
总理衙门与南北洋大臣都直接向皇帝负责，相互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后者不隶属于前者，前者不能直接指挥后者。南北洋大臣在对外交涉及办理通商事务上可以而且应当“咨商”总理衙门，大事则直接奏陈请旨，急事用电奏，由总理衙门代陈，所以总理衙门对他们只起备顾问、代传达的作用[9]。南北洋大臣往往直接受朝廷之命办理某些对外交涉，所涉及的问题往往并非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特别是从70年代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交更成为他经常涉足的一个领域:他签订过中秘(鲁)、中英、中巴(西)、中法各种条约，对朝鲜的关系由他主管(只有朝贡事宜仍归礼部)，他又几乎包办了对日交涉。总之，李鸿章担当了中国外交极重要的角色，以致一位英国驻华外交官在1883年指出:“他(李鸿章)甚至不想掩盖他实际上是中国的外交大臣这一事实”，“像现在这样组成，这样管理的总理衙门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10]。这里有李鸿章个人的作用间题，但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当时的体制规定了总理衙门不能集中统一地行使外交权，这说明新体制在这个环节上还很不健全。
外交近代化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应有一套贯彻国家对外政策而经常运行的机制，其中最基本的是使领制度。这个问题在总理衙门成立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得到解决。
向关系国派遣常驻使节，这本是近代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常规。但清朝统治者对此长期没有认识或举棋不定，甚至在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驻领事、公使已成惯例，这种做法对派出国的好处已为事实所充分证明，总理衙门已有了派使的想法时，清政府内仍有重重疑虑和阻力因而不能采取相应行动。最后还是因被迫遣使赴英就马嘉理案件致歉而顺便迈出了在国外设立使馆的第一步(1875年)。接着又相继任命常驻美国、西班牙、秘鲁、日本、德、法、俄各国公使。到了80年代又设置驻意大利、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公使。这期间还在一些国家或其属地的一些地方设立了领事。这才基本建立了使领制度。
同总理衙门一样，使领制度虽在草创之初，其内部组织及外部关系上都有不健全之处，但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意义却颇为重大:中外关系终于在一个方面实现了对等化，即打破了多年来只有外国使领常驻中国而中国没有代表常驻外国的局面，中外国交从单向变为双向，相互间完全的国家关系至此建立。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建设至此基本完成。
1901年，总理衙门改建为外务部。这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列强提出、清政府照办的。
外国资本主义从侵入中国之日起就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及利益去改造清朝统治，总理衙门和使领制度的建立都或多或少受到它们的影响。但它们对总理衙门越来越不满，终于利用谈判《辛丑和约》之机正式提出要清政府予以改革。列强的代表们指出，总理衙门这个名称不足以充分体现该机构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总理衙门大臣人数过多、权力分散，不能适应需要。他们要求用一个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相似的机构来代替总理衙门，其名称应为“外务部”，其地位应列于六部之前。他们还提出有关外务部设官的若干原则及办法。清政府完全接受了他们的主张，于1901年7月发布上谕，正式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外务部一建立，就在清政府中占了突出的地位，其内部组织比总理衙门也有改进。后来在清政府中央官制的全面改革中，它的职权有所调整而趋于专一化。总起来说，外务部取代总理衙门，在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化上是一个进步。
外务部推进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主要是:第一，解决了外交权分散和不集中的问题。外务部成立后，就开始注意把对外交涉置于自己的掌管之下，几年间，通过实践，逐渐削弱了南北洋大臣等地方上的外交权，基本上确立了外交权统一于中央而不再分散于地方的体制，外务部本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中枢。第二，扩大驻外使领的派遣，改进出使人员任命办法，厘定驻外使馆规制，使使领制度走向规范化。第三，加强外交队伍建设，广开才路，提拔了一批新知识分子担任外交部门的重要职务，在外交人才近代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所谓外交人才的近代化，主要指担任外交职务的人员除具备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应具备的一般品质、基本知识等等之外，还应掌握办理近代外文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等，例如应有国际知识、了解世界大势、通晓外交礼制，等等，否则必定不能办好外交。鸦片战争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吃了许多亏，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主持对外交涉的人完全缺乏这些条件。他们甚至对于在同外国资本主义相处中哪些事于国家有利、哪些有害都分辨不清，以致往往轻其所应重而重其所当轻。那时中国的外交体制是旧的，主持外交的人也是旧的。要实现外交近代化，革新体制固然重要，改造旧人和造就新人也同样重要，两者相辅相成，后者更为复杂、艰巨。总理衙门成立，从大臣到章京都是读孔孟之书、由科举出身的旧官僚，但他们从实际工作中，从不断与外国人(包括中国政府机构中的洋员如赫德等)接触中还是渐渐或多或少地学到了有关外界的知识。总理衙门还管理同文馆以培训外语外文人材，而同文馆学员既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自然就要接触到资本主义的新思想、新事物，由此也就有条件成长为与旧士人不同的新知识分子。使领制度建立，奉派出国的官员更有条件通过其工作、生活、见闻而开阔眼界，增加对外国及世界的认识，有的如曾纪泽还掌握了一种外语。另一方面，随着留学生学成回国，这种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直接教育的新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外交部门(如梁诚任总理衙门章京，容闳、伍廷芳为驻外国代表)。在总理衙门时期，这还是个别现象。外务部一成立，就在选拔任用新知识分子方面迈开较大的步子，他们有的被提到外务部侍郎的位置上，被任命为驻外公使的人明显增多。1906年，外务部鉴于其“现有司员选取皆凭考试，于汉文案犊似能胜任，即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亦尚不乏其人，唯于外国语言文字讲求甚鲜”，提出了新的用人原则:“嗣后需用人员，应先就兼习各国语言文字、曾经出洋或曾在各省办理洋务者，择尤调取。至卒业学生，亦宜先尽曾经留学欧美各国及日本者，而专在本国学堂肄业者次之。”[11]并得到了批准。以后归国留学生被调人外务部任事者大量增加，而且部内从参、丞到侍朗、尚书各职渐渐以新知识分子出身者占多数。这表明外交人员的近代化进程不断在发展。
总之，自总理衙门成立，清政府的外交近代化开始起步，不论在体制上或人员上，都缓慢地有所前进。经过40年，外务部成立后加快了这个进程。到清王朝覆灭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比鸦片战争时低多了，但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已能从多方面适应世界潮流，大体走上了正常轨道。
注释：
[1] Jack Beeching:《The Chinese Opium Wars》。 Harcoart Brace Jovanovich, Inc。 New York, 1975
[2] 《钦定大清会典》第39卷;《清史稿·属国传》除以上七国外，还列有廓尔喀、浩罕、坎巨提(乾竺特)等国。
[3]有清一代，各国常贡:朝鲜一年一次，琉球间年一次，越南、遏罗都是四年一次(这是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的规定，前此更要密些)，其余各国贡期都在五年以上，以至十年。清朝皇帝对朝、琉、越三国统治者的册封，照例委派封使亲自赉敕前往;而对其余各国，一般只将诏救印信交其来使带回，不派专使前往。这些都清楚地表现了中国与各国关系的疏密之别。
[4] 关于鸦片战争后世界进人中国和中国进人世界的过程，拙文《近代中国与世界:几个有关间题的考察》做了较详细的叙述。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又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6页，本文所谈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有些问题该文已有论述，这里尽量不多重复;有些问题与该文互相补充。
[5] 唯一例外是中日间的第一个条约1871年的《修好条规》。这个条约是平等的。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废除了该约，将中日关系转到了不平等的基础上。
[6]这可能是一个世界现象。世界上许多被侵略国家(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近代史都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为开端，这同各强国多以国内重大事件(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等)为进入近代的标志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说世界从进入近代以来，对外关系间题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就其影响国家的命运而言，对被侵略的国家特别重要。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7-26页。下面有关总理衙门的引文同此，不再加注。
[8]中英《天津条约》第5款:“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各等事务。”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7页。
[9]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256页。
[10]E。 V。 G。 Kiernan: (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1880 to 188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9。 P30-31。
[11] 《光绪朝东华录》总5531-5532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