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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

广州是近代西医学在中国传播的前沿。西医学最初传入广州是与传教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初期是借助于传教医生和外籍医生这个群体。19世纪初，欧美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进入广州，由于传教收效甚微，各传教团转而利用教育、医学和办报等途径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在各种手段中，“医学传教”取得较佳效果，传教医生向当地居民治病施药，广州居民从怀疑到接受乃至认同。此后，传教医生来华者逐渐增多，其中，美国传教医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传教医生的医学活动，促进了近代广州西医事业的兴起。本文主要论及19世纪美国传教医生在广州的医学活动以及对广州西医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一
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开始了“医学传教”的历程。所谓“医学传教”，指的是以医疗活动为手段，以达到传播福音的真正目的。近代西医学就是通过传教医生的活动首先在广东传播。博济医院就是由美国传教医生创建发展起来的。
1835年，第一位美国来华的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创办了广州眼科医局，该局的创立拉开了美国新教在华医学传教活动的历史帷幕，它被称为我国“西医院之鼻祖”。（注：黄雯：《孙逸仙博士学院成立史略》，《孙逸仙博士医学院月刊》创刊号，1938年7月，第38 页。）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伯驾选择来中国的道路，完全出于宗教的狂热。15岁时，伯驾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那时，小小年纪的他就萌发当传教士的念头。在大学期间，更坚定他要当一名传教士到海外传教的决心。为此，他在各方面作准备。
在伯驾的日程表上，一切为这一宗教信念而安排。1831年9月， 伯驾在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0月，他再次入读耶鲁大学神学院，接受神学和医学的专门训练；1833年8月伯驾获宣教执照；1834年3月，只读了两年医科的伯驾通过医学课程的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被正式任命为传教士。还在再次入读耶鲁大学期间， 伯驾向美国公理会差会申请，要求到土耳其或中国去当传教士。公理会不久就批准了他的申请，派他到中国。
1834年10月26日，伯驾踏上广州的土地，稍作一个多月的逗留后，旋即前往新加坡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开设一家小型诊所。伯驾此行收获颇丰，既学会中文，其诊所在8个月内共治疗一千多位病人。（注：马伯英、高唏、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这为伯驾以后在广州开诊所奠定了基础。
1835年伯驾回到广州，借助在华英、美商人的捐助，并得到中国行商浩官（Howqua，即伍秉鉴）的帮助，终于在11月4 日开设了“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 这就是着名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的前身。
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西医这个舶来品持怀疑和恐惧态度，眼科医局并不一帆风顺。开业的第一天无人问津，第二天来了一位患青光眼的妇女就诊，第三天就有6人来看病。 （注：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刊印，第3页。）以后情况开始好转。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 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注：George H.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 -American Culture Contacts 1784～1844, New York: 1931,P.45. ）一大批病人通过就诊治好了病，恐惧和疑惑的心理随之消失，对西医开始认同，就医人数逐渐增加。甚至出现这种情况：在每天清晨二三点钟，就有人提着灯笼到医局门前等候，务求在次日能挂上号看病。（注：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1935,P.41.）
眼科医局以治疗眼科为主。据第一年的统计，诊治的眼病有47类，主要有沙眼、青光眼和白内障等。每星期四定为手术日，伯驾的眼科手术成功率很高。据统计，伯驾在广州行医的头4个月内， 共做白内障手术30例， 其中只有两次失败。 （注：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3,P.147.）
除眼病外，伯驾还治疗各种疾病。1844年7月17日， 伯驾施行了中国第一例结石摘除术，结果使其非常满意，认为这是“最高程度的成功”。（注：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1935,P.78.）伯驾又是最早把伊打、 哥罗方这类新型麻醉药输入中国，应用在手术中。伯驾又是人体解剖的倡导者。早在1836年，伯驾曾试图对一男尸进行解剖，未成。直至1850年，伯驾才在无阻力下，对两名尸体进行解剖。通过解剖，伯驾找到了患有疝病死者的病因。伯驾把在华人体解剖的成功，看作是“一次胜利”。由此可见，伯驾虽然是个眼科医生，但在肿瘤切除术、膀胱切石术、截肢术以及麻醉法的应用等方面均有贡献，并致力于把当时西方新的医学技术传入中国，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伯驾的医术很快为当地人所认同。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1838年）8月号， 以题为《医院》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伯驾的眼科医局。文中写道：
道光十四年（1834年），有医生名谓伯驾，自北亚墨理加国来，自怀慈心，普爱万民，不可视困危而不持不扶也。始到广州府，暂往新嘉坡，再返，于十三行内开医院焉，其宅广，其房多矣。恃上帝之子耶稣之全能，伏祈恩赐德慧术，知医杂病矣。如此服药开方，无不效也。虽昼夜劳苦，然不取人之钱，而白白疗症。设使病痼许病人寓医院。闾阎之人贫乏无钱，悦然供给饮食，待病愈回家矣。自无财帛，各国远客驻粤贸易并汉贵商一位联名签题银几千有余元，致买药材还赁行之钱。既使病豁然而脱，大有名声。病人不远一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注：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4～406页。）
不难看出，中国人赞扬的是医生的伯驾，赞扬他治愈好众多的病人，把西医、西药、西术传入中国，培养了一些懂西医的中国医生。美国学者也认为，正是伯驾这些医学活动，使他“赢得了朋友”，“作为一个美国人而为人所知”。（注： George　H.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 -American Culture Contacts 1784～1844, New York:1931, P.45.）
伯驾经营广州医局达20年之久，一直到他从政，医局业务交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主持。 （注：梁碧莹：《嘉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在他的主持下，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并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这所被誉为“中国新医学发达的始源”的医院，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在广州设有总局，也在广东地区设有分局，还培养了一批华人西医，诊愈病人无数。此外，晚年的嘉约翰又在广州芳村创建了一所精神病院，1898年落成。这不仅是广东“空前独有之举”，也是中国第一所“疯癫医院”。开办以来，留医人数前后不下三四千人。显而易见，传教士在广州开办的医院在广东影响甚大，它对中国新医学有着特殊的贡献，在西医移植中国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随着西医院在广州的创立和发展，引起广州西医学机构的出现，西医教育的兴起，西医书籍和报刊的翻译和出版，这些，使西医学在广州的传播向纵深方向发展。传教医生一方面将较为先进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以及医学教育思想和方法引入中国，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华人医生，他们成为华南地区一支重要的西医力量。
在广州，1838年由新教传教士和外籍医生成立了全国性的西医学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这是第一个将医学与传教事业明确结合为一体的社团。 它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医生来华，免费为中国人治疗，筹集经费，为传教会创办的医院提供药物、医务人员等帮助。该会成立后，为医学科学、医药新知识传播到中国，尤其是传播到南方地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它不仅为病人提供免费治疗，还保留大批常见病、地方病和手术病例等资料，它建立医学图书馆、博物馆，着手重视医学教育。这些，都促使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该会的建立，为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初兴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医学在华传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华医学传道会”从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培养中国青年的重要性。该会设想：培养和教育中国青年掌握西医知识，通过他们传播西医学，以寻求一条促使中国百姓能够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学的途径。（注：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P.32.）
伯驾是医学教育的开拓者，他是第一位在中国训练中国医学学生的外国医生。在广州眼科医局里，由于就医人数的增加，医务繁忙，使伯驾萌发出试办医校，广招生徒的设想。1838年，他招了3 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地青年学习西医知识，除了实际操作训练外，还用英文讲些基础理论。这3位青年很快就通晓英语，学会配药，甚至学会开一些处方，他们逐渐成为伯驾的助手，成为医局的骨干力量。伯驾对他的学生很满意，说他们是“很有前途的年青人”。1845年，师从伯驾的有4 名全日制的学生，6名半工半读的学生。到1848年，伯驾还带有4名学生。（注：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3,P.150.）伯驾培养学生的方式基本上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上午和晚上，学习英文和基础知识，下午随伯驾在医院临床实习。
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从考究伯驾一共培养了多少中国学生。但是，我们从他的一名高材生中可了解其中的情况。那位学生的名字叫关韬，又名关阿杜，是个思维敏捷而活泼的青年，19岁从师伯驾，学会了翼状胬肉、脸内翻、白内障、腹腔放液穿刺术等外科术。1843年伯驾在其医学报告中写道：“我的这个高材生已经成功地做了20多例白内障切除手术，并熟练地摘除了一个3磅重的大肿瘤”（注：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3,P.150.）。 关韬能独立作肿瘤的临床切除术，治疗简单的脱臼和骨折，甚至作拔牙手术，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和外科医生。伯驾对关韬的成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引以为荣，他夸耀关韬“有才能，谈吐有风度，具有正直的道德品质，是一名成功的眼科和外科医师”（注：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3,P.150.）。正因为这样，关韬得到国内同胞的信任和外国侨民的尊敬。伯驾对这位学生非常信任，1844年4～9月间，他担任美国顾盛（Caleb Cushing）使团的中文秘书时， 把广州医院交给关韬管理，医院正常运转，令伯驾满意。1856年，清政府授予关韬“五品顶戴军医”，被委派到福建的清军中任军医，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式军医。后来又回到博济医院工作，以其高超的医术和正直的为人博得了中国人的信任，1874年6月，关韬去世， “中华医学传道会”对他在医学上的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
附设在博济医院内的“博济医校”的建立，使广州的西医教育步入正规化。1866年成立的“博济医校”是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学校。学生学习的日程是：每星期三、六为上课日期；一、五为门诊日期；二、四为手术割治日期。（注：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刊印，第21～22页。）直至20世纪初，博济医校的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学制为3～4年，后来才延至5年。当时博济医校的西医教育逐步与欧美同一时代的医学教育水准相接轨。
传教医生在广州开创的西医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解决了广州地区对西医生和医学教师的需要。这批毕业生大多活跃在华南地区，在学校和医院里发挥骨干作用，并逐渐代替外国医生。由此可见，传教医生在广州的医学教育活动，对我国的医学科学的发展和近代医学教育体制的确定，都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此外，为配合西医教育，传教医生们开始了西医书籍的翻译工作。当时在广东编译西医书籍最多的要数英国传教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和美国的嘉约翰医生。合信医生在广东着述《西医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全体新论》等书，“这是西洋医学学说输入中国的起点”。（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91页。）嘉约翰一生共编译西医、西药书籍34种， 其系列医书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注：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311页。）
传教医生还亲自编辑西医报刊。1880年创刊的《西医新报》是中国第一种由传教医生办的，全面介绍西医药的报刊，也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杂志之一。它由嘉约翰主编，由广州博济医院出版，年出4册，第8期后停刊。1887年，嘉约翰又创办了英文医学杂志《博医会报》（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这是19世纪末在中国出版的西医学的学术刊物，它保存了当时西医的许多珍贵材料。
上述西医书籍及期刊的出版，不仅使中国的医学生对西医西学有较为系统深入的了解，对于在中国确立西医学的教育体系也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
美国传教医生是西医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力量。他们把西洋新医术传入中国，使中国的传统医学受到冲击、融合，走上一条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拓宽了中国医学发展的领域。通过他们传入的医疗方法，很多也是值得借鉴。诸如，在治病的同时，也要注意抗病、防病；对特殊病例的跟踪和分析；对病例分类研究，建立病例档案制度等等。
借医传教是19世纪在华传教团的宗旨之一，这时，医学与传教联系在一起。早期传教医生来华时，其医疗活动是副业，是作为传教的手段。伯驾来华前，公理会给他的指示是明确的，公理会指示他：掌握中国的文字和语言，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利于今后开展工作；如遇机会，可运用自己掌握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但必须铭记，这些活动只能“作为福音的婢女”，医生的特性决不能代替传教士的特性。伯驾马上领会差会的精神，表示要把解除肉身的痛苦与拯救灵魂联系起来，他说：“我最大的荣誉是，我到中国去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去的”（注：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 ～ 1935. Shanghai:1935,P.28～29.）。友人给他的送别诗是：“天堂轻风欢畅，伴君横渡大洋。肩负上帝重托。志在中国解放。上帝恩泽普被，虽死犹自荣光。传播救世福音，黑暗从始光亮”（注：乔纳森·斯潘塞着，曹德骏等译：《改变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9页。）。归根到底，教会在华办医，对病人的“肉体拯救”最终是为了“灵魂拯救”，直接目的是为传播基督教铺平道路，使医疗成为福音事业的从属。
然而，传教医生和传教团之间，很快就对医学和传教两者关系持有不同的态度，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传教医生在实际行为上的顾此失彼。来华的传教医生，无论他们原来抱有何等的宗教狂热，但他们很快就被卷入繁重的医疗事务中。伯驾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伯驾没有忘记差会对他的期望，将医疗活动服从于传教这个重大主题。开始，他也在病人中传播福音。他为病人动手术前后，给其家人传播基督教，手术成功后，病人接受教义，并答应在其亲友中传播福音。但是，随着医务的繁忙，传教已由专职牧师担任，伯驾已不能一身而二任，将医学与传教合并为一项事业。他曾说：“重温了传道部给我的训令，我不由痛苦地发现，我对因病而濒临死亡的那些华人的兴趣更大。我已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训令。我竭尽全力学汉语，还以我无法摆脱的方式行医。”他也反复诉说：“每周都有成百上千的病人投医，我急于治好他们的病体，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注：乔纳森·斯潘塞着，曹德骏等译：《改变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1页。）。尽管他不断告诫自己，不能只顾病人肉体上的疾患，更要重视病人的灵魂，不能忽视对其精神世界的拯救。但是他还是无能为力。伦敦会传教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认为传教医生不可能一身兼两职，他指出：“如果医学传教工作是任命的，不管是好的外科医生，或是好的牧师，都要糟蹋了。我在新教和旧教中，都看见过这种情况，一个试图从事两份职业，常常要在一方面失败，有时则在两方面都要失败，因而不但不能得到好的影响和行善事的能力，反而会失去已得到的影响和行善事的能力”（注：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1861,　 Preface.）。
基于这样的看法，雒魏林主张行医与传教分离。但是，传教团却不那样看。它认为伯驾没有处理好拯救灵魂和肉体痛苦的主次关系，相反，正好是主次颠倒。伯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认为，他在治病中，得到病人的尊敬和信赖，这就说明作为手段的医疗活动对传教大有好处。他说：病人“不仅将听到，而且将感到从西方来的人是好人。这种影响将是无形的，但却是强有力的。因为在慈善事业中有着不可抗拒的、令人感动的东西……”（注：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2,P.188.）。伯驾的支持者曾评价他的医疗活动，说：“外科是他的宣教者，并使他的医院成为一所教堂，但这并非全部，他给他们基督教书籍和药方。他的医疗本身就是宣教”（注：W.W. Cadbury and M.H. 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 ～1935. Shanghai:1935, P.98.）。但是，教会并不理解这些，公理会于1843年撕毁与伯驾的协约，两年后又撤消对伯驾的支持。这正好说明传教医生和传教团的分歧。
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认识，围绕着“医学传教”引发出一场争论。有人认为，作为传教媒介，医院是失败的。（注：高唏：《在近代中国的“医学传教”》，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222页。）而传教医生却认为，教会医院可以为传教提供机会，但必须把握好机会；传教医生与牧师相比，传教医生很可能是个“更能激动人心的宣教者”；中国对医生的需求超过对牧师的需求。争论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传教医生对行医必须以传教为目的有所不满，相当部分传教医生脱离传教团，自行挂牌行医。
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教团和传教医生在认识上的分歧拉开了，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开始松驰、淡化，两者开始了离异的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传教自由”，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华传教，他们不仅活跃在通商口岸，而且深入到内地传教。传教既然松禁了，那就再也用不着过分的掩饰，于是，医学传教已不再是传教的最佳方式，医学传播也逐渐地与布道目的相脱离。到了七八十年代，传教医生的观念变了。他们发现，中国更需要的是他们的医术和药物，而不是《圣经》，于是，有些传教士逐渐热衷于以自己的医术换取清廷对西医学的认同，他们的精力集中在在中国开拓西医的新领域。与此同时，一些专职医生陆续来到中国，参与了西医传播的行列，这么一来，医学传教中的宗教色彩也就渐次淡化。1886年“中国博医会”的成立，标志着医学传教工作的终结。随着近代化规模的医院出现，医院虽然由教会创办，称教会医院，但已成为从事医疗诊治和研究的机构，传教医生已不担任传教工作，而致力于西医学在华的介绍和传播。
回顾“医学传教”的历史，西医事业与传教事业在中国的遭遇截然不同。医疗活动和传教活动的结果是，就医者众而入教者寡。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从怀疑到接受和认同，中国人对传教医生的医学活动的赞誉，正是这一态度的反映。中国人称赞的正是医生的伯驾和嘉约翰，而不是传教士的伯驾和嘉约翰，更不是外交家的伯驾。至于他们在医疗上的失职，拿病人作为新药物的试验品，以及对医疗成果的正面效应无限拔高，中国人也自有公论。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