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莫理循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吗？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莫理循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吗？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莫理循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吗？
《人物》杂志1993年第1期刊登了丁宁同志的名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一文。赞扬莫理循自来华后，对许多政治事件作了“准确客观的详尽的”报导；并以个别事例证明他“同情宣传改良，倾向革新”；说他“努力使中国摆脱六国银行的控制”，“为筹措贷款到处奔走”，“又以顾问身份解决棘手的中国边界问题”；还说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是“阻止倒退”，公布了“二十一条”的内容，使“中国政府赢得了公众的同情，比较容易地摆脱了当时的困境”。最后作出了他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的结论。
丁宁同志选择这个重要人物进行评介是完全必要的，但对文中的上述观点，却难于苟同。现主要根据［澳］骆惠敏所编近二千页的《莫理循书信集》的材料，对莫理循的在华活动略抒管见，以求教于丁宁同志和读者。
一、英国扶植袁世凯的吹鼓手
1897年，莫理循到达北京时，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维新运动掀起。“对于列强来说，变法维新运动，就像在中国发生的任何这类事件一样，成了它们自己的阴谋诡计的延伸和出发点。传教士们和变法维新运动的其他西方支持者们，从中看到了他们各自的国家从中渔利的机会，他们的反对者们却看到了变法维新运动成功的危险性”（［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104）莫理循、英国公使窦纳乐以及英国的传教士们，参与维新趁机渔利。后来他们发现，变法维新运动是要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因而对运动大加斥责。窦纳乐说：“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地被康有为和他们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戊戍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第532页。）莫理循则以他具有的名望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为袁世凯出卖变法维新运动洗刷。从此，他和袁世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0年4月，莫理循回英度假返回北京后不久，被义和团困于使馆区。他在发出的报导中攻击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畏惧和憎恨外国人的证明”，是“疯狂行为”，是“暴动”。他竟否认英国在津京一带镇压义和团的滔天罪行，一口咬定是其他国家干的。说什么“依我看，如果说［英国］确实做过任何坏事的话，那么，我们做过的好事要多得多。”（《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11页。）他同时极力赞扬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对外屈膝卖国的袁世凯。在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莫理循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希望所在。他赞扬“袁世凯多年来比任何其他官员和我们联系更密切，他跟我们商议之频繁，请教之谦恭，是暴动前不曾有过的”。（［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216）吹捧他是“伟大的总督”，（［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713）是中国唯一的救星，是代替清政府的理想代理人。在袁世凯被清政府罢黜后，他愤愤不平，并预言袁世凯会“重新掌权”。（［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703）袁东山再起后，莫理循在给其上司的信中说：“《泰晤士报》支持袁世凯而反对他的共和派敌手是‘赌注押对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19页。）莫理循来华初期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报导，并不“准确客观”；他“同情宣传改良，倾向革新”也非属实。
二、袁世凯绞杀革命的帮凶
辛亥革命爆发后，莫理循发现：“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开明的低级满族官吏也反对他们的政府”。（［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768）“革命党人可以兵不血刃地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使政府投降”。（［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766）莫理循及其同伙惊呼：“我们这里是坐在火山口上”（［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934）。
莫理循清楚，辛亥革命“不是针对外国人的”。（［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766）但他也清楚看到，这次革命是在挖掘他们在中国进行间接统治的根基。英、美帝国主义者（包括莫理循）都认为，清政府已是扶不起的阿斗，“换马”势在必行，因而决心扶植袁世凯上台。从此，袁世凯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篡夺国家最高权力，建立北洋军阀统治这一中心进行，莫理循也竭尽全力围绕这个中心进行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最关心的问题，一是唯恐革命超出“有秩序”进行的框框。而产生“混乱”；二是害怕由于国内“混乱”。导致列强的干涉与瓜分。莫理循敏锐地抓住革命派的弱点，大力宣扬“如果想避免混乱和外国干涉以及接踵而来的列强瓜分中国，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救星。”（［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748）经他蛊感宣传，“甚至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共和派人士也相信了这种说法”。（《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19页。）
为了绞杀革命，莫理循积极配合帝国主义的“调停”，促成南、北和谈，以达到北方吃掉南方的目的。他自供：“朱尔典爵士以调停人身份进行活动”。“朱尔典爵士几乎每天见到袁世凯，而袁世凯的机要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我”。（［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02）于是，在北京，朱尔典、莫理循操纵袁世凯进行和谈，在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等人积极展开活动，他们“尽力和立宪党人进行非官方的密切合作”，（［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798）劝说革命党的领袖们参与和谈，并“运用其影响来左右局面”。（［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13）莫理循以“调解”人的身份到上海、汉口等地，对革命党人软硬兼施，分化瓦解革命派。他在给布拉姆的信中说：“所有的人都希望我去汉口。在北京结识的革命党的代表希望我去，我们公使馆希望我去，而袁世凯显然对我此行感到高兴”。袁还派专车、专人送他到汉口。（［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11）莫理循此行的目的，是要把黎元洪及立宪党人拉到袁世凯一边，再“劝说”革命派同意袁世凯为民国总统。他自供：“我在上海见到不少共和派的首领，我认为我帮袁世凯做了许多工作。我向他们指出，任命象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决不能指望会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他的治理国家的才能，比中国当代的任何政治家为高”。他说服革命党的领袖们“任命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18）在瓦解革命派的同时，他认为当时结束“混乱”全部问题在于迫使清帝退位。袁世凯对此十分赞赏，以耳语对他说：“再加些压力，清廷就垮台了”。（［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26）莫理循与蔡廷干密商后，决定由上海外商带头发出要求清帝退位的通电，由各通商口岸随声附和，再由朱尔典出面“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31）不久上海外商的通电就出笼了，英国领事和上海的共和派代表立即认可，促成清帝退位。
在革命派与袁世凯较量的严重关头，莫理循忙得不可开交。时而与蔡廷干商讨各种问题，时而被召到外交部去密谋，时而见袁世凯并同他长谈，竭力为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出谋划策。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以及革命派内部右倾势力“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此后定都南京或北京，就成为革命派与袁世凯斗争的焦点。莫理循极力主张袁“不要离开北京”。（［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40）并为此奔走呼号，他威胁说：“我同每一国的公使馆都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宣称除非给予足够的补偿否则不搬迁，他们还说迁都对于中国的主权将造成最严重的损害”。（［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87）声称：“所有的外国势力都力促仍旧奠都北京”。（［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86）他又向迎袁代表唐绍仪、汪兆铭等说明“把政府迁往南京的危险”。（［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99）这时革命派内部右倾势力已占上风，力主与袁妥协。袁世凯终于实现了定都北京的愿望，摆脱了革命派企图约束他的目的。进而又使中央行政机构和议会由南京迁到他控制下的北京。这样在清王朝的废墟上，开始建立由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北洋军阀专制统治。此后，中外反动势力合谋削弱、打击革命势力，进一步帮助袁世凯攫取和巩固国家最高权力。这时，莫理循对袁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颂扬袁世凯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904页。）吹捧袁自任大总统以来，“由于他的指导有方，他的崇高政治家风度以及他感人的性格，已经在国外提高了他的国家的声誉并增加了对中国的尊重……。他身负重任，显示出最高度的才能，有夸不完的爱国精神和坚强意志。我有把握地说，他将领导这个国家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他在国外拥有的影响对于中国是极其重要的”。（［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945页。）连他的同伙布拉姆都批评说：“你对袁世凯的支持也许有点过份了”（［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年，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839页。）
三、为英美操纵下的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效力
帝国主义列强经过“换马”，以北洋政府代替了清政府。列强仍一如既往紧紧地控制着中国。加之，袁世凯统治时期签订的一系列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更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
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义和团运动后，列强改变侵略方式，重于经济侵略和思想文化的渗透，并把各种顾问安置在民国总统和政府的各要害部，以便更隐蔽、有效地主宰中国。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就是着名的代表。
1912年8月12日，莫理循被聘为中华民国总统顾问。这个任命“引起了举世的反映”，成为各国报纸的“头条消息和评论的题目”。英国外交大臣表示：“对此满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香港总督认为，莫理循“成为受信任的顾问，是个辉煌的成就”。（《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德国的一家主要报纸认为：“莫氏的任命是英国在华的一个胜利”。各种报纸杂志把莫理循誉为“舵手”、“领港人”、“拯救中国的救星”。“他的新声誉给他带来的光辉，吸引了一群有求于他的人”，有的“为了商业的机会，制造业和贸易业向莫理循行贿和赠送佣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有的希望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好顾问，牢牢掌握住舵轮的运转，把中国推上正确的航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
在帝国主义者和莫理循的眼里，把中国推向正确的航向，只有在列强特别是英国顾问的指导下，按西方的殖民路线治理中国才能“拯救中国”，至于“康有为、孙中山的救国方案及其活动都是胡闹。莫理循“把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斥之为恶棍、精神病患者、”“狂热分子和空想家”，“认为这些人都应该禁闭在疯人院里”。在他看来“中国只是一个人类的大杂烩，而不是一个国家”，而且“把他们整个加在一起，也不存在一两重的爱国心。”（《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10—11页。）
那么，莫理循企图要把中国塑造成什么样的国家呢？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在研究了莫理循庞大的书信集后得出的结论说：莫理循的中国应该是英国支配下，按英国规定的模式发展的中国，是“列强觊觎和剥削”的中国，“袁世凯的中国，西方帝国主义的同伙—政治、商业和知识界买办的中国”，“甘愿同美国和西方统治集团相勾结的中国”。他接着说：“因此莫理循在充当了帝国主义辩护士之后。又成了拥护中国当局，……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及其青年追随者们的这样一个主要角色，那是十分自然的。对于莫理循来说，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这一职位跳到袁世凯总统的政治顾问这一职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23页。）
袁世凯虽然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但在政治上遇到革命派与人民的坚决反对；经济上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外交上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莫理循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为巩固袁的反动统治和扩展英国侵华势力，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第一，为巩固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效力。1912年8月，莫理循走马上任。10月6日参加了北洋政府部分阁员参加的会议，就“左右了大家注意力”。（《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1913年4月上旬，莫理循随袁世凯迁入新华宫办公，与袁世凯的接触日益多了。他给同伙的信中自诩：“我受聘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政治顾问”，“我认为我偶尔在总统身上会起些影响”。（《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并十分自信的说：“目前是一个实现改革的时机，我相信现在向总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都会被采纳实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又以太上皇的口吻说：“我经常见到总统，并试图对他肩负的艰巨工作给于鼓励”。（《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
莫理循利用政治顾问的特殊身份，直接间接地对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施加影响。他把手伸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和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他为袁制定国内外“发展的政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他说服袁世凯聘请了许多政治、法律、经济、警务等方面的外国顾问，加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列强对北洋政府的控制。他促使袁世凯第一次在中国建立现代新闻检查制度，扼杀和压制反对派的言论自由。他帮助袁世凯建立了一支新的警察部队，以对付革命派和人民的反抗等等。
莫理循自从参加北洋政府最高层会议后，常常把最高机密向外透露，如曾把“中俄关于对待蒙古声明文件全文泄露给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文讷。”（《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在中外交涉中常把袁世凯的态度向外泄露。他还“定期地、忠顺地向英国当局汇报他所知道的一切，包括他经办的机密事项”。（《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21页。）实际上他是英国安置在袁世凯身边的坐探。
莫理循在任顾问期间，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在政治上遵循的最高原则是：“任何反对袁世凯权力的行动，就是反对中国的行动”，“他把罪责都推到孙中山领导下的共和派身上”。（《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帮助袁世凯镇压革命派成了这位政治顾问的首要任务。他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怀有刻骨的仇恨。发誓要“一马当先向他们（指革命派）冲刺，非把同盟会搞垮不可”。当孙中山反对袁对外借款时，他的“血液就沸腾起来”，“通过（上海）《泰晤士报》进行着一场打倒同盟会的运动”。“对准同盟会的秃脑袋猛烈开火”。（《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他令人劝告袁“把所有碍事的捣乱分子统统砍头……抓起大棒猛击同盟会及其成员的脑袋瓜”。（《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他写信给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警务处处长英人卜鲁斯在上海加紧镇压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南、北的革命党人受到袁的迫害打击，聚集于上海公共租界。1913年7月1日，袁召见了莫理循，商讨镇压上海革命派的办法。第二天，莫理循写信给卜鲁斯“组织一支足以应付当前险恶局势的警察力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当时，袁对“上海已经成为反对现政府的阴谋分子的避难所”十分恼火。于是，莫理循勾结卜鲁斯，乘二次革命失败的时机镇压、追捕革命者后，把“反袁分子逐出上海公共租界”。（《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接着又追捕、通缉黄兴、陈其美等人。在打击革命派的同时，莫理循利用在新闻界的老关系，“公开支持袁世凯，并且为他推行专制统治大帮其忙”。（《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试图“抬高袁世凯和中央政府的形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凡是揭露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言论，莫理循都认为这是已构成对中国现政府，和对中国高级当局，特别是袁世凯总统的品德和信誉的攻击，不能置之不理。莫理循于1914年5月回伦敦，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欧州报纸对中国和总统的政策散布不正确言论所造成的错误印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他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为袁世凯开脱、表功，却把一切责任推给革命派，他说：“正是青年中国党派把事情搞得太过份了，企图一步就从最古老的专制政体跃进到全世界所知的最先进的代议制政体，他们的冒进使总统不得不出而干涉”。（《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
第二，莫理循为解除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加强英国对中国财政控制而奔走效劳。当时，“中央政府收到各省上缴来的税款总数估计没有超过1912年前清政府预算的十分之一”。（［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50页。）袁世凯为镇压南方革命势力，急需大量款项。举借外债，成为巩固袁世凯反动统治的关健。莫理循于1912年8月回英时，同英国克利浦财团，签订了一个借款合同，称为克利斯浦借款。莫理循说，他出力支持这“清一色的英国财团，使他们能在中国取得前此一直被排斥在外的立足点，是在为纯正的英国利益效劳”。（《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但这次借款遭到六国银行团的反对，英国随同强迫中国政府撤销了这次借款，并指责莫理循“多管闲事”。他无法理解，申辩说，这次借款对英国贸易和银行家“都有裨益的政策，我不明白为什么竟会有英国人出来遣责，为了把某些有指望可以得到的利益分给俄国人和日本人以及德国人，而必须使英国银行家受到损失，我是无法理解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他又说：“我们在中国，原应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我们的利益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由于阻止了克利浦借款，“我们自己的利益降低到六大强国中最弱的一个的水平了”。并哀叹英国威望正在消失，英国的利益正受到损害。（《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其实英国政府何尝不想独揽借款，加强对中国财政的控制？只因当时正处于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的矛盾错综复杂，英国在中国的具体政策，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制约，不能单独借款，才无可奈何地否定了克利斯浦借款。可见，莫理循为借款奔走，不是“努力使中国摆脱六国银行的控制”，而“是在为纯正的英国利益效劳”。
第三，莫理循还积极插手中国的外交事务。他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外交事务”。（《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他为什么对外交事务如此感兴趣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后，英、俄、日等国，趁中国局势十分动荡，以承认中华民国为敲门砖，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与勒索。俄国策划外蒙“独立”；日本策划“满蒙独立”；英国导演“西藏独立”，并加紧侵略云南。莫理循乘机插手。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怎样“又以顾问身份解决棘手的边界问题”的？
关于外蒙问题，莫理循由于得到叛乱分子的保证，在外蒙独立后聘请英国顾问、英国可在外蒙开银行、采矿等等，因而他把杭达多尔济发动的叛乱，说成是被迫造反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把俄蒙非法签订的“协约”、“专条”及袁世凯签署的外蒙文件，说成是“一次非凡的外交胜利”，是“真正的成功”。（《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他在备忘录中建议袁与外蒙达成协议，把“驻访蒙古的中国军队都可抽调到南方，镇压长江流域的叛乱”。（《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建议在蒙古人中间募集一支好骑手、好枪手、惯于长途迅速行军的劲旅，去镇压河南的白狼起义。（《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他还说服袁于1914年1月8日颂布总统令，开放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洮南、龙口和葫芦岛为通商城市，以加强外国人在内蒙的商业利益。
莫理循也为英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竭尽全力。当中国拒绝和英国谈判后，他威胁说，英国政府“直接去同达赖喇嘛打交道去了”。还说，英国政府对“目前局势是无法忍受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并以战争相威胁。当中、英、藏三方代表商定西姆拉条约后，莫理循对袁世凯说：“再没有比他重新考虑对西藏条约（指西姆拉条约）的态度，能更好地表达对英国的友好的了”，而且说“这个条约对中国有利大大超过不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由于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袁世凯不取冒然批准。莫理循只好承认：“我在诱劝中国人接受西藏所处地位一事上完全失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
关于莫理循公布“二十一条”内容问题，情况是这样的。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的苛酷无比的“二十一条”要求，“就连卖国的袁氏政府也感到难于全部接受，便向英美透露了情报”。（［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321页。）据美国公使芮施的记载，22日他就知道日本提出的要求内容。“1月25日以后，二十一条要求不仅在外交使团的官员中开始秘密讨论，而且在北京的报纸上也公开进行议论了”。（［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04～105页。）当莫理循弄到全文后，于2月11日交端纳，向《泰晤士报》拍发了长篇通讯。由于日本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把“二十一条”第五号内容隐埋起来，欺骗了英、美、法、俄等国。莫理循对此十分气愤，大骂日本“奸诈”。并于2月15日将日本要求全文送给朱尔典，并警告说：“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英国人将从此永远被排挤出长江流域、南满、东蒙、山东和福建境内的任何采矿事业。”“如若这些要求取得同意，东亚全部局势必然发生深刻变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
英、美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耍阴谋诡计自然不满。但“二十一条”的公布没有如袁世凯想像的那样，扩大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及引起它们对日本的干涉，使中国摆脱困境，也没有如莫理循所说：“加强中国的地位。”（《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因为日本在东亚已处于“优势地位”，英、法、俄的远东政策屈从于日本，并需要日军需品供应等方面的支持，不敢得罪日本，法、俄甚至助日为虐，美国却无心进行实力干涉。说不上使中国“比较容易地摆脱了当时的困境”。
最后，谈一谈莫理循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态度。袁世凯复辟帝制当时路人皆和，并激起人民极大愤慨。莫理循却为袁辩护，说袁“无意为自己的家族建立一个王朝”。（《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实际上助长了袁复辟帝制的决心。对袁复辟帝制，英、美、法、俄日开始是支持的，条件是不要因此引起国内混乱。后来日本政策作了180度的转变，又带头劝告袁缓行帝制，英、法、俄、意等国也参加劝袁缓行帝制的行列。1915年12月25日护国战争的义旗在云南高高举起，预示着袁世凯末日的来临。此后，局势日趋严重。莫理循为维护英国在华侵略利益及挽救袁世凯的灭亡，两次给袁写了备忘录，披肝沥胆，力劝袁悬崖勒马。1916年2月9日，他在给袁的备忘录中写道：复辟帝制，“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国内骚乱和外国干涉的危险。”认为“国家正处于严重危难之中，扭转险境的唯一途径，只有明白宣示放弃复辟帝制。”（《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3月2日又写了劝袁放弃帝制的备忘录说：“局势严重性在迅速增加”，建议“发布有力、明确的命令”，“承担起筹安会一切陷国家于内战的活动的责任，那就可能防止更大的危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
莫理循以前竭力美化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袁世凯，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北洋军阀统治。如今又以“国内骚乱和外国干涉”相威胁，迫袁放弃帝制，“防止更大的危险”，同样是为了挽救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免于灭顶之灾，维持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地统治。
莫理循是真正反对复辟帝制．“阻止倒退”吗？还是让他自己回答吧！1915年11月1日，他在致蔡廷干信的附件中，力主中国与英、法、俄、日联盟，对德、意宣战，他陈述参战的好处有12条之多，其中一条是如果中国参战，“中国将在承认她的帝制政体这件事上，能够有把握地获得同她结成联盟的各大强国的支持”，以及“把人民的注意力从国内事务，转移到政府在同各大友好强国结成联盟这件事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上”。（《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2、17、2、4、40、305、190、88、278、268注③、38、8、16、188、204、38、114、336—337、353注①、45～46、65、72～73、163、92、163～164、213、299、77～78、373、390、401、394、401、394、353注①、525～526、534～535、502页。）可见，莫理循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并非“阻止倒退”。在他眼里袁世凯当总统或做皇帝并不重要，维护代理人的统治地位，由列强在华继续进行半殖民地的统治，才是重要的。
综上所述，莫理循在任袁的政治顾问前后，对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并非作了“准确客观”的报导，相反，他创造了一条散布谎言的有力渠道；他根本没有“同情改良，倾向革新的主张，而是站在维新派、革命派的对立面，满怀仇恨打击维新、革命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是“阻止倒退”。他为促成克利斯浦借款奔走，不是“努力使中国摆脱六国银行的控制”。他公布“二十一条”，在外交方面写了许多“备忘录”，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利益。他曾公开声称：“当英国的利益同中国发生抵触时，英国总是被放在首位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21页。）莫理循书信集的编者骆惠敏说：“他（指莫理循）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命运，而是怎样使英国在这场控制中国而展开的角逐中取得如意的进展”。“他是英帝国主义的看门狗，并且被公认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9页。）莫理循的传记作者说：莫理循是“一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末叶的遗民，沾染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帝国主义习气。他竟异想天开地把当时由流氓无赖、空想家、诗人、承包商、占卜预言家、红利追逐者们组成的稀奇的阴谋集团的行动看成是一次十字军运动”。骆惠敏补充道：“在冲向中国的十字军中。（莫理循）扮演着为伦敦报业广场（《泰晤士报》所在地）奔波效劳的堂·吉诃德式骑士的角色”。（《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8页。）他被他的上司夸奖为“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持征”的人。“他作为一个‘奉行殖民主义的英国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引言，第5页。），怎么会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呢？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