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去矣，与会党为伍”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辛亥革命-“去矣，与会党为伍”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去矣，与会党为伍”
辛亥革命时期各地会党活动风起云涌，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①]但正如蔡少卿先生所指出的，以往的研究，着重于革命派重视联络会党的事实，而对他们为什么特别重视联络会党的原因，探讨还不深入。基于此，他在《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一文中曾作了分析，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重视联络会党，是由会党势力的发展、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无力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既顺乎客观历史的潮流，又出于它自身的要求”。[②]无疑，客观的实际情况在推动革命派联络会党过程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冯自由说孙中山发动国内起义失败后，在海外“四出鼓吹革命，而闻者多掩耳却走，莫之赞助。无已，惟思联络会党，如三合、三点等会。”[③]要推翻已与外国帝国主义结成反动同盟的封建清王朝，面对提倡革命时“至于中流社会以上（应和）之人实为寥寥”[④]的状况，而此时会党的反抗运动又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联络会党当然是极为必要的。但客观因素要与主观意愿相契合，才能促成实际的行动。革命派之所以积极联络会党，还要从他们的主观方面加以分析。故不揣浅陋，再作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本文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重视联络会党，其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但同盟会内部对它的理解却是不尽一致的。许多人更重视的是民族革命这一条，将之放在绝对的优先地位，甚至带上狭隘的排满主义情绪。会党历来以“反清”自居，一直在破坏、打击甚至企图推翻现有的满清统治，在这点上与革命派的思想不谋而合，这是他们互相靠近的最主要原因。其二、革命党人虽然要寻求同盟军，但他们以“中等社会”自居，轻视民众，其阶级属性使他们并不愿意真正将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不能也不敢“唤起民众”，因而选择了与农民有较强联系的会党作为联络对象。其三、中国救亡图存的急迫性，使革命派急于寻找立竿见影挽救中国的速效药方。他们企图找到中国革命的“捷径”，使革命能“力求其短”。会党这一现成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与革命派的要求隐若相符，成为当时他们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联络对象。以下分别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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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辛亥时期的会党最欣赏的是什么？首先应当是他们一直声称的“反清复明”，并且似乎已具备了“反清”的实力。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毕竟有着阶级本质的不同，在革命目标上有着巨大差别，何以革命派竟引会党为“同道”呢？这就涉及到他们对民主革命内涵的理解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也就是同盟会确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所囊括的内容。三民主义本来是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然而革命派对它的各部分却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有轻重之别的。其中以民族主义出现最早，宣传力度最大。据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老回忆说：“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同盟会的三条纲领里面究竟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不是平均地权，也不是建立中华民国，而是推翻清朝政府。”[⑤]后来革命派制订的“革命方略”中，也将“反满”正式规定为革命党人最首要的任务。由于同盟会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地域和不同组织的小团体门户之见，革命党人内部不仅对三民主义接受的情况不一致，同时在对各条内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分歧。以民族主义而言，当时革命派内存在着“共和反满”与“光复反满”两种意见。孙中出对这个问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洲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来分做两次去做。”[⑥]这就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确处理了当时革命最迫切的任务——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和革命的最终目标——建立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但革命党内其他人并不都是如此认为，他们自称信奉的是“一民主义”或“二民主义”，着重于“光复反满”，将单纯排满主义的“种族革命”奉为圭臬。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中，对“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耿于心者”颇为不屑，说那是“汲汲于远谋”，宣称：“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⑦]反映了将推翻清王朝作为革命唯一宗旨的思想。光复会另一首领徐锡麟则公开声称“与孙文宗旨不合”，“专为排满而来”。[⑧]即使一直追随孙中山、以激进着称的朱执信，也将民权主义看成是民族革命后的必然结果：“革命者，以去满洲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⑨]这样主次不分，轻重倒置，是革命派队伍中理论思想模糊的表现。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就有人提议用“对满同盟会”作为会名，由此可见一斑。柳亚子在民国后回忆说：“大家对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幌子而已，……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⑩]从当时革命派宣传的重点来看，反满反清的文章俯拾皆是，这是符合他们的思想实际的，如共进会就“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字，……一般地说，人们只知反清革命而已。”[11]
应该说，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将会党引为“同道”，与他们将推翻清朝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这种认识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组织，本来是下层劳苦群众的互助性团体，他们绝大多数“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12]为了生存，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13]与统治者进行不断地斗争，形成了“反清复明”的传统。清末会党内部流传的文件、会簿中，“反清复明”的文字可说是比比皆是。随着星转斗移，复明的色彩有淡化的趋势，但反清在会党内是矢口不移的。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的情况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对革命党人刘道一回忆说，他从小就听过父辈讲述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从而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我当时一想，既是要死，何不团结起来反抗呢？所以，我今天才干这营生，也是为了要团结一致，来做灭清复明的事。”[14]这种师徒相传、父子相继的反满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会党最主要的社会心态之一。[15]正是这点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强烈共鸣。革命派盛赞会党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16]这里的“吾党主义”，就是指“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中国同盟会总章专为联络会党制订的第五条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但各缴纳入会捐--元，一律发给会员凭据。”[17]所谓的“宗旨与本会相同”，实际也是专指“反满”而言。同盟会内部分歧很大，但在重视联络会党方面可是说大同小异，因为不管是“三民主义”，“二民主义”，还是“一民主义”，反满这一共同点是确切无疑的。即使想以民主思想“改造”会党的孙中山先生，在派人游说黄明堂时，也表示：“我辈皆汉族子孙，自满清入关，占据我土地，奴役我同胞，于今二百余年。吾党奔走革命，志在光复，望君等协力同心，共建大业。”[18]因此革命派对会党持“应联络以厚势力”的态度，首先是因为自己将革命纲领的要求降低，以致一看到会党标榜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时怀造反之思想”的一面，[19]就宣称会党与自己具有“同一排满宗旨”。[20]后来甚至说“自孙黄二公倡导革命以来，揭橥‘革命排满’之旨，与洪门‘反清复明’之旨无二致也。”[21]在革命派中，可以说种族意识越强，对会党的期望就越高，联络会党越是积极、细致，宣传“民族大义”也越是起劲。如陶成章等在浙江联络会党，登台演说的是“人种之分、民族之说”，其目的就是要“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将会党统一到“排满”的旗帜之下。[22]
（二）
列宁说过，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天然’的同盟者”，[23]因为农民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主力军。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来应该与广大农民群众结成革命联盟，这在工业化程度不高、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显得更为重要。20世纪初，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农民群众反对调查户口、抗捐抗税、反洋教、反封建的斗争日益蓬勃，推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派注意到了蕴含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革命力量，改变了以往轻视下层群众的看法。他们开始歌颂农民的斗争，称赞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前无古人”，[24]肯定义和团“为中国民气之代表”，“种同胞之幸福”，“播国民独立之种子”，[25]颂扬农民“强毅不屈，道德最高”，[26]“有革命的资格”。[27]革命派对广大贫困农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在《悲佃篇》、《哀贫民》等文章中以激烈言辞指斥豪绅巨富的巧取豪夺，提出要“请命于天，殪比富人，复我仇仇，复平等之真”，[28]要“夺其所有，以共之于民”。[29]革命派的领路人孙中山先生更是坚持在同盟会的纲领中提出民生主义——平场地权，“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这些都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同农民建立良好的革命同盟关系，“多少带有吸引农民群众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意义”。[30]当时还有些革命党人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下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中坚”，中国革命必以其“为根据地”，[31]朱执信即非常肯定地称今后革命之力“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32]有的甚至提出要鼓动“农人革命”，要以“强盗主义”来冲破奴隶的网罗，[33]发起一场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
然而，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因而有民主革命的要求，成为当时的革命领导阶级，但是它从娘胎里带来的软骨病，又使它在革命中表现出强烈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其上升的时期，对人民群众也不能摆脱固有的阶级偏见，使他们不能、不愿也不敢真正地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一方面，革命党人以“中等社会”自居，内心并不屑于与“下等社会”为伍，也就不能真正了解广大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看到了广大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己有”，[34]明确声称“非横领强占之谓也”，“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没有“夺富予贫”的打算。[35]他们又说，革命不仅不会损害富人的利益，“损富者以益贫”，而且要让富者“有益无损”，使“富者愈富”。[36]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革命应当是“文明的革命”，既要利用群众，借助群众的力量，又得将群众的斗争严格限制在自己铺设的轨道上。对下层群众自发的斗争，革命党人在内心深处普遍持戒备、惧怕、敌视的态度，说“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因而提出“故今日之急务，在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的革命”的观点。[37]这样，即使有“平均地权”的口号，有“贫者亦富”的许诺，因为没有触及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至少在短时期内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因而根本就不能按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要求发动农民，形成“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既然不能也不敢直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派将目光转向了与农民颇有联系的会党，利用会党作为联络农民特殊的替代形式。[38]蔡少卿先生曾中肯地指出：“如果承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存在过联盟的话，那么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就是这种联盟的体现，此外是谈不上有什么联盟的。”因为以下层民众为主的会党，与广大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发动了会党，农民就会受到牵动。应当说，在会党中起骨干作用的，确实是主要由破产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组成的游民。但这些从农业社会中游离出来的人，脱离乡村的时间并不太长，乡土观念、戚属关系等种种因素，在会党成员和农民之间还起着或强或弱的纽带作用。另外，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会党的迅速泛滥，在广大乡村的活动也随之增强，农民为自家身计的考虑而列籍会党之中者已不在少数。如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红兵起义之后的广东，“民间大半拜会”，[39]有些乡村农民“挂名会籍者甚多”，“甚至有全乡被胁迫入会者”。[40]这些情况，使会党在农民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甚至在某些地方，一闻会首号令“耕者无不即弃耒耜”。[41]所以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断言“洪门子弟大都来自田间，质直好义，本性究非甚恶。”[42]农民参与辛亥革命，大部分是通过了会党这一途径的，如四川参加了保路运动的数十万袍哥“多数是乡下的农民”，[43]广东以会党为主的民军“绝大多数是农民”，[44]“常要返乡做田土工作”。[45]会党不是农民的组织，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联系农民群众的作用。革命派之所以重视联络会党，就是意识到会党具有这样的作用，这与他们想要广大农民的援助又不能真正发动农民的心态是联系在一块的。
(三)
面对内有清廷统治的腐朽、外有帝国主义瓜分的狂潮，中国灭国亡种迫在眉睫的危急感在国人中油然而起，“陆沉矣，邱墟矣，亡无日矣”。[46]危难时刻人心思变，亟图拯救，“近来我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47]救亡图存成了压倒一切的大问题。“未醒人”将近代中国形象比喻为行将就木的巨人，撰文疾呼：“我中国者固地球上之一大伟人也，而若者割其手，若者断其足，若者抉其头脑，若者取其腹心”，[48]忧心如焚者绘《时局图》，使人对危机日甚一日的惨状一目了然，触目惊心。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反映到革命派里面，就产生了中国革命必须从速进行，才能避免灭亡的看法。他们在《共进会宣言》里就对会党宣传说：“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49]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革命党人认为必须尽快创造稳定的环境，以切实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们既想推翻反动腐朽的满清专制政府，又要求革命速战速决。如陈天华已经看到了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故在《绝命书》中告诫“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丝取巧之心。……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刻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50]但这个要“极迂拙之手段”进行革命的革命家，又提出过“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51]借以避免长期的动乱，稳定社会。认为革命须得速成的想法在当时可说是甚嚣尘上。革命派提出的方略，“中央革命”也好，“袭取重镇”也好，着眼点都在于革命能迅速成功，最好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在武昌起义前夕，同盟会内关于革命路线的种种主张，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根本没有考虑到将农村作为革命大本营或策源地的可能性。采取的行动，也大多用从外“输入式”的办法，在短时期内组织会党或新军发动武装暴动。根本没有考虑“与当地工农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的问题。[52]一些急不可待的革命党人，甚至连组织起义都等不及，认为“期缓莫济”，[53]不如直接暗杀一两名大吏来得快，“奏效神速”。[54]辛亥首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普遍醉心于各省迅速“独立”、“光复”，为“兵不血刃”、“传檄而定”大声喝彩，而不问革命采取何种形式，政权把握在谁手中，就是因为革命派“盼望革命早日成功”。只要表示“拥护共和”，即使是残杀过革命人士的旧势力，“他们都愿意同他合作。”[55]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革命党人口头上高唱要唤醒群众的调子，实际工作中却并不能深入下去，进行耐心的革命思想宣传和发动工作。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是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尤其是前期之所以青睐会党的又一主观因素。“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56]发动农民的工作相当艰难，性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立竿见影，因而根本就不能“唤起民众”。而会党这种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与革命派寻找“革命的捷径”这一要求隐若相符。因为清末会党势力膨胀，活动频繁，“互相勾串”，逐渐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并渗透到清朝所练的新军之中，“浙江防营、练军、巡警，闻多通匪”，[57]广西“兵与匪狎，两利俱存，虽号称数十营，实不得一兵用，兵匪不分”，[58]甚至整个“长江一带凡充当兵丁之入，亦大半来自会党”。[59]以致有人断言，此时中国的会党“总计其人，当亦不下百万”，其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60]在革命派看来，会党人多势众，骁勇善战，孙中山就说过“方今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61]“久已蔓延团结”的会党，结集了很大的势力，只要稍加引导，“引火而后燃”，[62]便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掀成很大的革命浪潮。而会党组织实际上实行家长制，也便利了革命党人不必做细致的下层工作，只要联络联络会党首领，就可以很快取得“罗致会党以听指挥”的效果。革命派认为组织革命力量，“与其从新建设，何如就其已有之会党而改良之”，[63]着眼点在于快捷，而能真正下大力气“改良”会党者极少。即使如陶成章在发动会党时，“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里”，实际上所做的也是满足于联络会党各头面人物，与几个首领“拜拜把”而已。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是通过加入会党取得了“白扇”之类头衔，或与头领拜把歃血结为弟兄，或输以钱款许以官衔等等简便易行的方式联络会党，认为凭此就达到了能够“调动（会党）人马”为革命所用的目的。
应该说，会党所具有的“发难易”的特点，是革命派热心会党工作的重要原因。孙中山在比利时与朱和中等人辩论时坚持同时并举，不可轻言放弃会党，就是担心“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黄兴主张“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64]也是因为他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所以甚至到了许多人都反对将会党“恃为本营”的1910年，黄兴在上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书中，仍然将联络各省会党，列为“最宜注意者”。[65]
总之，革命派内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是他们积极联络会党的先决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者合作的“政治基础”。革命派将会党视为“同道”，既是拔高了会党反清的意义，也是因为内部的革命纲领层次不一。时人所谓“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66]，在一定意义上是降低了革命派自身的要求而得出的结论。
其次，不同阶级的联合，“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67]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突出的两面性特色，使他们在与农民结成革命联盟时阻力重重，而严重的民族救亡危机，又使寻求速效药方以治疗病入膏盲的中国成为时尚。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使革命党人不能真正发动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是选择了与农民有联系的会党。会党具有发动容易的特点，一呼百应，“莫不翕然从风，愿作革命军马前卒”，[68]在没有找到新的力量以前，会党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
因此，辛亥革命时期尤其在1908年之前，革命派对联络、发动会党是相当积极的。在同盟会领导和策动的二十多次起义中，倚会党为主力的约占四分之三。即使后来革命派看出了会党的缺陷，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之中，也是利用了会党的渠道，并且从未完全停止对各地会党的联络工作。革命党人或加入会党组织中以利联络，或运动争取会党首领，或组织新的会党组织，并提出“教同志赶紧去加以整理和指导”，欲以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改造”会党。革命派认为联络会党大有可为，“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破坏之后之建设件件事情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69]他们重视联络和发动会党，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得以加入，领袖若辈”，[70]提出要“大呼于众曰：去矣，与会党为伍!”[71]决不是偶然的，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实际相互契合的结果。
[①] 如魏建猷、邵循正、陈旭麓、李文海、林增平、汪诒荪、乔志强、蔡少卿、刘次涵、胡珠生、周育民、饶怀民诸位先生，及业师吴雁南、秦宝琦，台湾学者张玉法、庄政等，其具体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例举。[②]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92—295页。中华书局，1987年10月。[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第134页。中华书局，1981年6月。[④]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2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⑤] 吴玉章：《辛亥革命》，载《辛亥革命史论文选》，第19—2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6月。[⑥]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4页。[⑦]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77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1月。[⑧]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⑨] 《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119页。[⑩] 转自吴雁南等《清末社会思潮》，第24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11]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1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13] 《辛亥革命》（一），第6页。[14] 《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24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前来中国考察秘密会社的日人平山周说他对湖南哥老会的观感也是“彼等一意以扑灭朝廷为宗旨”（澳门《知新报》，1899年3月25日）。[15] 参见拙文《辛亥时期秘密会党的社会心态》，硕士论文，刊于吴雁南等主编《社会心态与“文艺复兴”思潮》。另外，虽然关于会党的起源和性质等问题学者们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就嘉道之后特别是清末，会党标榜“反清复明”、不断起事反抗清朝的统治这点而言，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16] 《辛亥革命》（二），第541页。[17] 《辛亥革命》（二），第8页。[18]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311页。上海书店，1989年10月。[19] 《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91页。[20] 《辛亥革命》（四），第277页。[21] 谭人凤：《社团改进会意见书》，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第137页。中华书局，1963年3月。[22] 《辛亥革命》（三），第23—25页。[23]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24] 《拟建太平天国洪王铜像》，《复报》第4号。[25] 《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0—62页。[26] 《革命道德说》，《民报》，第8号。[27] 《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921页。[28] 《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780页。[29] 《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754页。[30]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31] 《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08—409页。[32]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朱执信集》，第28页，建设社1921年版。[33] 《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12页。[34]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9页。[35] 《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30、437页。[36] 《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708、695页。[37] 《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66页。[38] 不少学者认为联络会党在一定程度上是联络农民的特殊方式，如汪诒荪、邵循正、魏建猷、李文海、王承仁、陈辉、乔志强、蔡少卿等等。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如林增平着文认为，到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中游民已占支配地位，由于会党的游民习气和破坏性，在某些场合反而导致疏远了广大劳动人民（《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和农民——读<辛亥革命与会党>一文质疑》，载《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刘次涵也说由于此时会党的基本成份是游民、游勇和清军中的士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的结合“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特殊形式的结合”（《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几个问题》，载《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39] 《辛亥革命》（七），第256页。[40] 《岭东日报》，1905年12月17日，9月9日，转自陈剑安《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41] 《辛亥革命》（三），第65页。[42] 《社团改进会意见书》。[43]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74页。[44] 《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410页。[45]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科学出版社，1958年。[46] 转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47]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7页。[48] 《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76页。[49]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第96页。[50] 《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156页。[51]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2号。[52] 当时有的人主张效法太平天国，由南而北；有的主张以法俄为师，行“中央革命”；孙中山则坚持各省联合，一致发动。参见前引章开沅、刘望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53]《革命逸史》（五），第30页。[54] 伯夔（汤增璧）：《革命之心理》，《民报》第二十四号，第34页。[55] 吴玉章：《辛亥革命》，载《辛亥革命史论文选》，第25页。[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9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5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279页。中华书局，1985年。[5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535页。[59] 《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90页。[60] 《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89、190页。[6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6页。[62] 《辛亥革命》（四），第277页。[63] 《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91页。[64] 《辛亥革命》（四），第285页。[65]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转自庄政《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第229页。正中书局，民国六十九年九月。[66]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书店，1992年。[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30页。[68] 《革命逸史》（五），第44页。[69]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6页。[70]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1页。[71] 《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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