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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甲午战后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

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的大事，对中国、日本和远东都具有深远影响。北洋陆海军的溃败，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招致了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大祸。日本一举战胜中国，占有了我国的台湾，局部控制了朝鲜，使它得以挤进帝国主义的行列，极大地改变远东国际形势，加剧日俄争夺我国东北的矛盾和斗争，终于不到十年爆发了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战争的结局日胜俄败，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地位。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确定武力击败沙俄、插足我国东北作为它的“国策”，并为此投入紧张的战争准备。东北是两方交战的陆上战场，中国亲谁疏谁的态度对战争的胜负有重大关系。作为对俄作战部署的一个方面，日本因此不惜化费力量来从事笼络中国的工作。它第一步发起强大的“亲善”攻势，消除甲午战争后中国仇日亲俄的气氛；第二步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与列强保持一致并竭力夸耀武力的同时，故作姿态，拉拢中国，取得清政府的好感；第三步，力阻中俄订约，不使沙俄独占东北，从而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应该说，日本的“三步曲”是相当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本文企图对于日本在甲午战后到日俄战前这几年间，基于上述目标所施展的侵华策略和步骤，钩划出一个极其粗浅的轮廓。
甲午战争后发起的“亲善”攻势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割取台湾，勒索巨大赔款。中国举国上下充满一股强烈的仇日恐日的气氛。沙俄眼看日本捷足先登，占有了辽东半岛，剥夺了自己插足的机会，于是以占领辽东半岛直接威胁北京安全为借口，纠合法德进行干涉，强迫日本把已到口边的肥肉吐了出来。清朝统治者对俄国带头干预，感恩戴德，错误地把它看作可以信赖的力量，引起联俄制日的幻想。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建议清政府与俄国订立密约，结强邻以自保。张之洞的奏折甚至主张“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46卷，22页。）仓场侍郎许应□更要求清政府“特简忠贞夙着、胆识兼优之大巨，前往申谢，孚以信义，托以腹心，彼此订约为局内之国，无事同沾利益，有事共矢匡扶。”（《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46卷，7页。）半殖民地的统治者不图自强自立，却陶醉在虚无缥缈的幻境里，梦想沙俄来保护自己，抵御外侮。在这些封建大官僚的倡议下，处境困难的清政府决定派遣大卖国贼李鸿章去俄国，于1896年6月在彼得堡订立　《中俄密约》（《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这个引狼入室的轻率举动使沙俄借口共同防日，把魔爪伸进我国东北，昏□的清政府相信沙俄是“助师救人”的“与国”，对它的野心毫不警惕。但没有多久，沙俄的狰狞面目由它自己揭穿了。1897年底，德国舰队强行驶入胶州湾后，沙俄以助华为名，紧接着也将自己的舰队开进旅顺口，随即要挟清政府订立条约，强租旅顺和大连，把几年前强迫日本吐出的赃物抢夺到手。沙俄这一不加掩饰的强盗行径暴露了它的侵略本质。维新派人士说沙俄“徒闻自辟土以攻人而已，未闻助师以救人”，痛斥它是“外饵甘言，内痈腐骨”的“亡种亡国之大盗”（康广仁：《联英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93页；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唐才常集》，149页。），说得是很中肯的。
日本对沙俄联合法德干涉还辽，引为奇耻大辱，认定日俄迟早必出一战。甲午战争一结束，日本就大事扩军。1896年新成立六个师团，陆军由甲午战前的七个师团骤增到十三个，第一线兵力增强了一倍。它积极改善装备，炮兵使用速射炮，步兵使用新式来复枪，还添设了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在扩充陆军、更新装备的同时，它又扩建海军，增添舰只，日本大幅度地增加军费开支，1893年度陆军军费支出为一千五百万日元，1896年度增至五千三百万日元；海军军费支出从1895年度的一千三百万日元增加到1898年度的五千万日元。日本还大力投资于与军事工业密切有关的钢铁、造船、采矿等重工业，促使它们迅速发展起来。（皮斯莱：《日本近代史》，164—165页。）全国弥漫着一片紧张的同仇敌忾的备战气氛。
日本对于《中俄密约》订立后沙俄在我国东北积极扩大势力，忧心如焚，时刻警惕地注视它在那里修铁路，开矿山，建立军事据点等侵略活动。俄舰驶入旅顺更增加日本的不安。它多次探问清政府是否允许沙俄租借旅大，并警告说，如果接受俄国要求，“日必与中国为难”。清政府据此苦苦乞求俄国：“旅大两口，可由俄随时借泊屯煤，勿存租界（借）之名，而有屯煤之实，日本及他国自不能援为口实。”（《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51卷，18页）俄国对此毫不理睬，硬逼清政府答应其全部要求。沙俄强订《旅大租地条约》后不到一月，日本要求清政府宣布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清政府立即表示同意，福建省自此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沙俄露骨的强盗行径为日本拉拢中国提供了机会。甲午战后几年里，人们记忆犹新，日本要消除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它抓住了俄舰借口助华开进旅顺，然后又赖着不走强迫清政府租借的事实，对某些地方督抚、刚露头角的维新派人士和其他知识分子积极开展联日亲日的宣传活动。直接出面进行这项工作的，有日本参谋本部和政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1898年1月，参谋本部派少将神尾光臣、□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携带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的礼品，到湖北游说。张之洞起初回避不见，前往京山县查勘堤工，神尾只跟洋务委员钱恂“深谈”。他鼓起如簧之舌，说什么前几年两国发生的战争，中日双方都是错误的。“今日西洋白人日强，中东（东指日本）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表示日本“深愿与中国联络”，抵御侵略。神尾还秀露出是川上的意思。（《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51卷，8—9页，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6卷。）这番花言巧话竟然打动了张之洞，他回到武昌后，立即电邀已经离去的神尾重新返回。神尾派宇都宫见张之洞，说他们这次奉“内旨”来湖北，“密商联交之事”，并劝中国“联英”，“力陈联英之利，不联英之害”。他还建议中国派人到日本学习军事，不仅“地近省费”，而且保证日本一定认真讲授，优待中国学生。宇都宫的游说再一次打动了张之洞，他电告清政府说：宇都宫“语尤切实”，请求加以郑重考虑。军机处害怕得罪俄国，惹事招祸，回电说：“中日修好之后，本无不洽，若遂连衡，恐北方之患必起，倭将所请，断勿轻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51卷，8—9页。）神尾等人的活动虽对张之洞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对清政府还没有直接效果。
神尾等人在湖北期间，还同维新派人士进行接触。他们会见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着名的改良派谭嗣同，密商中日联盟，并邀请他访日。神尾表示：振兴中国要以湖南为起点，如果中日联盟成功，日本愿为中介，请英国对华投资，帮助中国修铁路、开煤矿、举办其他事业。神尾还说：“彼我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不意朝鲜一役，遂成仇衅，又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挫创不可收拾。……每一回首，悔恨何及！”（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见《唐才常集》，151—152页。）神尾等人的甜言蜜语居然使得维新派人士飘飘然起来。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的文章；兴高采烈地说：“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他认为由联日而联英，“强俄虽狡，必不敢遽肆其东封之志。”（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见《唐才常集》，151—152页。）维新派人士怀有爱国赤诚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们的轻信和善忘实在令人吃惊。几年前他们曾因中国被日本击败而痛哭流涕，把它看成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时却被神尾等人的鬼话所迷惑，对之深信不疑。日本参谋本部为缓和中国军队对日本的敌意，邀请湖北、直隶等省派员去日本观操。清政府派往的人员军阶不高，而川上操六纡尊降贵，却亲自接待，礼遇十分周到，使这些人受宠若惊，局促不安。他们回国后，散布对日本的好感，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日本的宣传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52卷21—23页。）
日本政界、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政府支持下，与参谋本部的活动相呼应，发起“日中亲善运动”，成为当时强大的宣传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专科学校部分青年学生，组织“时事研究会”，田村怡与造（后来任参谋次长）、福岛正安、宇都宫太郎等高级军官到会介绍中国情况，有目的地诱发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1897年，犬养毅、平冈浩太郎、江藤新平等成立文化团体《东亚会》，邀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参加。同年，井手三郎、宗方小太郎等又组织《同文会》，打出“保全中国”的旗号。第二年，这两个团体合并为《东亚同文会》，推举近卫笃□公爵为会长，长冈护美子爵为副会长，该会揭示“宗旨”说：日中朝三国“情同唇齿”，跟西方列强“早婚夕寇”不同。又说甲午战争是“兄弟阋墙”，要人们忘记过去的“嫌隙”、“愆咎”，“共防外侮”，（《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中译本，471页。）《东亚同文会》成立后，犬养毅、内田康哉、平冈浩太郎等充当评议员，积极开展活动，在南京设立同文书院（不久并人上海同文书院），在上海创办《同文沪报》，上海、汉口、南京、福州、广州等地成立支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还拉拢帝党和维新派人士文廷式，郑孝胥等成立《亚细亚协会》，标榜“中国亟宜仿日本变法自强，勿念宿嫌。”（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2卷。）日本政府为了吸引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主动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52卷，5页。）由于沙俄的蛮横侵略和日本大力开展“亲善”活动，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联俄亲俄的空气迅速淡薄下去，而联日亲日的气氛骤然浓厚起来。（下面的一段记载，对于中国对俄态度的变化很说明问题。据说，沙俄强索旅大的要求提出后，光绪帝非常生气，质问李鸿章等人说：“汝等言俄可倚，与订约，许以大利。今不特不能阻德，乃渝盟索地，亲善之谓何？”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24页。）
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中国的又打又拉
正当日本积极笼络中国，高唱日中亲善调子的时候，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北中国的农民大众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进行烧教堂、逐教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日本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曾利用宗教从事侵略活动，在运动开始阶段，斗争锋芒没有触及日本，日本也没有参与1900年1月到5月的英法德美意等五国公使要挟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联合行动。但当反帝斗争的熊熊烈火烧到北京附近时，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于5月25日电令驻北京公使西德二郎，要他不失时机地同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以保持同西方国家的一致。6月，日本决定派遣军队参加对义和团的“讨伐”。前一时期高唱的“日中联交”、“日中兄弟之国”的调子，也就听不到了。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力图从这次事件中捞到好处，同时避免同甲午战争一样地招惹中国人民的憎恨。日本在军事进攻中“大显身手”，以战斗力强和士兵绝对服从着称，提高了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威”和“声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故作“助华”姿态，主张“保全中国”，劝阻清政府不单独同沙俄订立有损主权，不利日本扩张的条约。在炮制《辛丑和约》的过程中，它不提出过于严苛的要求，适当顾全清政府的“面子”。采取这个策略对日本有利。虽然它参加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和掠劫，但群众的仇恨并没有集注到日本身上，又因为在某些场合替清政府说了话，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它更是铭记在胸，心感不已。
日本积极参加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军事镇压，从进攻大沽炮台开始直到攻占天津、北京，它出兵最多，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战功”显着。下面的几件事是帝国主义交口称道的：
一、五六月之交，停泊在大沽口的各国舰只，应驻京使馆的请求，选派海军陆战队，以保护使馆名义进驻北京。这次日本派出的人数不多，但后来在对抗义和团围攻使馆中出了大力，其指挥官炮兵中佐柴五郎在侵略者心目中更成了“英雄”，被日军任命为北京日本占领区的“民政长官”。
二、6月16日，大沽各国高级将领在沙俄希尔德布蓝德中将主持下，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中国军队在海河口布雷为借口，要求大沽守军交出炮台。这个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当晚，潜入口内的日俄英法等国士兵一千二百名，向炮台发起袭击。日本服部雄吉海军少佐率日兵三百六十名带头进攻，夺占大沽西炮台。服部虽由此丧生，但为帝国主义打开了通往天津、北京的门户。
三、6月25日，日本下动员令，任命第五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为司令官，统率所部一万五千人及第十一师团部分官兵、福岛安正所部共二万二千人来华作战。福岛所属日军四千名于7月13日到达天津，立即加入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战斗。当时俄德军为一路，攻天津重要据点东北角水师营炮台，另一路由英美法奥日军组成，共五千人，攻天津南门，由福岛担任指挥。13、14日的战斗是开战以来天津最激烈的，武卫左军马玉昆部和直隶练军何永盛部凭城固守，多次击退敌军进攻，击毙美军最高指挥官第九步兵团上校团长李斯坎，毙伤敌军八百余人。日本工兵三番五次冒死窜到城根放置和点燃炸药。最后南门被轰塌，联军从缺口攻入天津城，天津由此陷落。日本工兵为联军夺取天津立下“功勋”。
四、8月4日，联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日军人数最多，共八千人，携炮五十五门，是联军的主力。5日攻占北仓，日军出了大力。此后联军以日军为先导，长驱直入，直到北京近郊。14日，旅团长真锅少将率部攻朝阳门，□本少将所部攻东直门，两处的战斗十分激烈。当晚朝阳门被轰塌，日军冲入城内。由于朝阳门、东直门战斗吃紧时，附近清军赶往增援，英军乘隙攻入广渠门，最先进入内城。日军对英军的进攻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要不是它猛攻朝阳门，吸引和牵制较多清军，英军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攻入内城的。
经过甲午战争，日本是新兴的远东强国已为多数国家所承认，镇压义和团又使它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日军与其他国家联合作战，它的“突出表现”一方面也是做给它们看的。它有意地灌输这样一个印象：日本的军事力量是不容低估的。日本不只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的一个强国。
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日本为了向清政府表示“宽大”，笼络中国人民，山县内阁宣布出兵援助使馆的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把大部分军队于九、十月间撤回广岛基地。1900年10月到1901年4月，联军四出攻城掠地，英德法意军队占领保定，杀死布政使、署理直督廷雍等，清政府大为震动。法德军队一度攻到直晋交界要隘紫荆关、娘子关等地，德军进至与山东毗连的沧州、盐山、东光等州县，俄军沿铁路线东犯一直攻到山海关，日本一律不参加这些军事活动。在议订《辛丑和约》时惩凶和赔款是列强之间吵得最凶的两个问题，日本也与西方列强稍有不同。德英曾主张把端王载漪等“祸首”交出处死，日本以为载漪是“懿亲”，坚持从轻议处，后来终于定为“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列强把赔款看做是压榨中国的好机会，恣意敲逼勒索。俄国索取了一亿三千多万两白银的赔款，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沙俄陆军大臣坦率招认，这是一次最够本的战争。（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262页。）德皇威廉曾表示索取中国赔款，务达最高限度，（《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3册，7页。）它分得赔款九千多万两白银，居第二位。日本出兵最多，“战功”最大，其赔款数目不仅远不及俄德，而且也比不上法国。法国进攻北京，只四百名海军，炮八门，分别占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和六七分之一，但索取赔款数目高出日本两倍以上。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赤木英道，对日法两国进行了比较，说日本得到的赔款份额同它对联军所作的“贡献”相比，太不相称，“少得令人失望。”（《1542—1936年日本对外关系史》189页。）其实日本对中国的野蛮掠劫，比其它国家也并不逊色。据说，单天津一处抢劫所得，即达二百万两之多。北京户部存银三百万两，全被日军劫走，几百万石之漕米，也落入日军之手。但日本在大肆劫掠之后，却善于做作，多方粉饰。一个叫做仲芳氏的中国人，联军占领北京以后，他逐日写日记。在日记中曾将日本占领区和俄德英占领区的情况作了对比。东四牌楼到北新桥是日军占领地段，那里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而东四以南的俄德意占领区，却“冷落凄凉，不堪入目。”（《庚子记事》，68页。）日本在撤军、惩凶、赔款等问题上的态度以及日本占领区的“良好秩序”，主要是做给中国人看的，以便在清统治者和部分群众当中产生错觉，造成假象，以为日本毕竟是同文同种同洲之国，对中国有一种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情谊”。而这种假象和错觉的出现，正是日本最乐意看到的。
在不到十年的短暂时间里，日本两次出兵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引起的反应却大不相同。甲午战争激起了全国上下对日本的强烈仇恨，而参加八国联军战争，却没有受到应有的严峻谴责。由于它玩弄的狡猾策略，日本这次作为侵略者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不是突出显眼的。
劝阻订立俄约，扩大对清政府的影响
1901年到1903年间，日本竭力劝阻清政府签订允许沙俄独占东北的条约，扩大了它对清政府的影响，使其偏向日本。
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以外，又单独出兵侵占东三省，实行军事占领。它一面企图“使满洲成为第二个布哈拉”（《维持伯爵回忆录》，中译本，83页。布哈拉为中亚的一个汗国，1868年沦为沙俄属国。），一面又虚伪地宣称并无领土野心，一俟局势平定，其他列强亦无阻碍，俄军就立即撤退。
沙俄侵占东北后，多次胁迫清政府订约，企图搞到一张文字凭据，使其占领东北合法化。1900年11月，它强迫盛京将军订立了名为交地、实则剥夺中国主权的《暂且章程》。接着又打算同清政府签署正式条约取代这个《暂且章程》，于是引诱它任命杨儒为代表，在俄国谈判交还东三省的问题。1901年3月12日，沙俄抛出最后约稿，声明不准更动一字，限两周内签字，逾期则中俄关系破裂，东三省永不交还。清政府顶住了巨大压力，拒不签字。同年8月，中俄重开谈判，沙俄要求先订所谓私人性质的银行合同，将东三省路矿等特权让与道胜银行，也就是归俄国独占，然后订立撤军协定。由于李鸿章病死，后来英日同盟成立，沙俄看到形势不利，于1902年4月不得已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从东北撤走，每期六个月，其中没有允许沙俄独占路矿等条款。到第二期撤军届满时，它公然撕毁条约，于1903年4月和9月，另提“七条”和五条，作为撤军条件，都被清政府拒绝。中俄谈判中止，10月，俄军又一次占领沈阳。
日本对沙俄出兵东北怀有极大戒心，一开始就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暂且章程》被揭露后，引起日本强烈反响。此后三年内，日本极力劝阻清政府订约，逐步操纵对俄谈判。
日本千方百计地阻止清政府订立允许沙俄独占东北的条约。首先，它警告清政府，如果答应俄国要求，中国必遭瓜分；其次它积极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对抗李鸿章，抵消他在清政府中的影响和作用；第三利用清政府照会中不确切的字句和英日同盟订立后的形势，使清政府在对俄交涉中听从日本的摆布。
1901年1月，英国《泰晤士》报登出订立《暂且章程》的消息以后，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带头警告清政府说：“各国咸注意俄国举动”，“如照周冕旅顺所议，东省虽曰交还，实同占据。若东省阴为俄有，英必占长江，德必踞山东，日本亦不得不起而争利。”（《李文忠公全集·电稿》，30卷，35页。）清政府也感到《暂且章程》的危险，终于经杨儒力争将它作废。杨儒与沙俄开始商议交收东三省，外相加藤高明约见驻日公使李盛铎，提出警告说“此次议约，中国万不可割地。如允割地予一国，或虽未明割，允其设官置兵，亦是暗让。一经允定，他国必群起效尤，大局当不可问。财政及其他利权亦然。设有一国要挟太重，中国似可答以此次事变，关系各国，宜归入各国公约并议”。（《李文忠公全集·电稿》，31卷，46页。）1901年10月外相小村警告清政府，约中（指银行协定）俄得东三省开矿专权一款，“中国万一照允，则各国效尤，于东三省之外当为此等要索，亦不能保其全无”，要求清政府“坚执勿允”（《日本外交文书》，34卷，423—424页。）。1903年4月，俄国提出“七条”，日本公使内田康哉随即警告奕□：“日本政府曾因东省之事，极力襄助，以昭敦睦之谊。深望中国政府务将此间各项情事，俾日本政府熟知一切，其与日本政府所见不相符者，切勿允让。”（《日本外交文书》，36卷，第1册，73页。）奕□在沙俄胁迫下，一度向日本暗示，中国准备接受“七条”中关于牛庄海关税务司和防疫处任用俄国人的要求，以促进沙俄撤军。内田警告说，倘这些要求得到允准，其他各国也将援例，“瓜分中国将不是从分割领土开始，而将从分别夺取各口海关开始”。（《日本外交文书》，36卷，45页。）日本每当紧要关头，总是掌握时机，单独或者带动其他列强提出警告：俄国要求独占东北违背条约规定，破坏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允准，日本和其他国家也要援例、效尤，一起瓜分中国。冥顽不灵的清政府，虽不惜出卖主权，但对瓜分一事却非常害怕。因为中国真被瓜分了，清朝的统治也就完结。日本和列强用这一着警告清政府十分灵验，使它不敢同意沙俄的要求。
日本一面提警告，一面还帮助清政府消除疑惧。沙俄压迫杨儒签字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甚至用中俄关系破裂来恐吓清政府。它还散布谣言说，各国所以劝阻中国订约，是因为中国不与俄国订约，东三省永不交回，其他各国也可以效尤，乘机占地。又说不订俄约，公约（指《辛丑条约》）也就搞不成，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不能返回北京等等。这些恐吓和谣言，再加上拒见杨儒、拒收国书的决绝做法，使清朝统治者神经紧张，惶惶不可终日。它请日本和其他国家恳求俄国推迟签字日期。日本反复向清政府解释，沙俄的声明不过是虚声恫吓。加藤保证“俄断不敢与中国开衅”，理由是俄国曾多次宣告并无领土野心，为“各国共见共闻”，如果它开衅占地，第一同它历次宣言不符，第二各国将目俄为“妄行侵占”的“不法之国”，而这正是它力图避免的。加藤告诉李盛锋，俄国已占领东三省，本来无须立约，其所以急于订约，“因恐各国责令退兵还地，故思得约以杜各国之口。”至于所谓不订俄约，各国将乘机占地，加藤保证决无其事。他说，中国既然接受各国的劝告，它们当然不与中国为难，怎么反而会侵占中国土地呢？加藤还说，不订俄约对于订立公约，“决无窒碍”，“公约自当照常在京商定。”如果俄国企图阻挠订议公约，各国必当诘责”。他还指出，推迟订约日期不是好办法。因为“展限俄必纠缠”，最后还得签字，中国必然吃亏。他告诉李盛锋，同沙俄打交道的诀窍是“词宜决绝，语却和平”，千万不要用“好言慰彼”，免得被抓住漏洞，“乘隙而入，又坠术中”（《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61卷，1，25—27，30—32页；62卷，12页。）。这些保证和解译，对清政府解除顾虑，起了不小作用。
日本还劝说刘坤一、张之洞一起反对订约，以加强劝阻的力量，李鸿章是着名的亲俄派，杨儒又同他关系密切，有师生之谊，他们两人负责对俄交涉，日本很不放心，1901年1月，小村建议日本政府应该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并同他们建立联系，以牵制李鸿章。（《日本外交文书》，116—117页。）外相加藤高明立即派上海总领事小田切赶往南京同刘坤一接洽。刘坤一（也代表张之洞）同意与日本保持经常联系，彼此交换意见，他们后来反复向清政府陈说，必须拒绝沙俄的要求，不然，“各国群起争效，中国断难自全”。“一国要挟与各国争效，轻重悬殊”。只要中国坚持到底，”“俄亦有所顾忌。”（《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60卷，28—29页。）刘坤一、张之洞联名警告杨儒，不要在约稿上签字。他们说：“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行在亦无定见，如此约果定，各国另生枝节，中外矢集，窃为公危。”（《杨儒庚辛存稿》，95页。）李鸿章因刘坤一、张之洞反对订约，大为恼怒，指名攻击他们。他给清政府的报告说，列强劝阻订约，“全系日本领事串通各国之言。刘张素昵日英，易为所动。”他又对杨儒说：“各国私议，全系日本从中唆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60卷30页；《杨儒庚辛存稿》，77页。）清政府拒绝在约稿上签字，李鸿章对此极为不满，耿耿于怀。军机处告诉奕□，要他说服李鸿章，“勉从”清政府的决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62卷，4页。据陈夔龙《萝蕉亭杂记》卷上42—43页记载：奕□对李鸿章办理东三省交涉时作出的决定，往往预先不同他商量，就用两人名义，报告清政府，意见很大。奕□告诉陈夔龙，李鸿章“任意坚持（己见），竟徇俄人之请，我可担不起此项罪名”，要陈夔龙起草折稿，“奏劾”李鸿章。陈夔龙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同意奕□的意见，不如“将此案详细曲折情形，缮函密寄西安枢府备查。”另一场奕□与李鸿章的激烈冲突，终于被掩盖起来。）李鸿章对刘、张劝阻订约，怀恨在心。7月间，各国炮制《辛丑和约》的工作大体完成，刘张建议渭政府转告李鸿章通过外交团主席西班牙公使，乘机催促俄国撤军，李鸿章非常生气，斥之为“谬论”，说什么“江鄂为日本所愚，力阻画押”。刘坤一、张之洞反驳说，不是他们为日本所愚，倒是李鸿章“始终为俄所愚”，“偏执己见，必欲成之而后快”。（《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64卷，12，13，14—15页。）双方互相攻击，闹得不可开交。清政府发出谕旨进行调解，说他们“负气争论”，“自相水火，贻忧君父，见笑外人”，要他们“和衷经画”，“共济艰难”，（《光绪朝东华录》，总4686—4687页。）把这场争吵表面上压了下去。李鸿章因坚持订约，遭到各方面的斥责，甚至他的亲信盛宣怀也对他不满，向他表示：“列邦以恶名加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之论者，谁能曲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61卷，8页。）。李鸿章承认自己“孤掌难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34卷，18页。），处境困难。日本利用刘坤一、张之洞牵制李鸿章的策略收到了实效。这次清政府的内部斗争，对俄国订约图谋的失败，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拒签俄约，沙俄并没有因此同中国决裂。清朝统治者一再对日本表示感谢。1901年3月31日清政府致电说：“日廷谊切唇齿，笃念邦交，朝廷深为感谢。……中日同洲，邦交愈加亲密，何幸如之。”十天后，由李盛铎转交的另一份感谢电又说：“此次俄约暂置不议，深赖日廷休戚相关，实力协助。希贵大臣将朝廷感谢之意转达外部，以后俄倘有他议，自当彼此关照，互相维持，以保东方大局”。（《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62卷，6—7页；17页。）同年9月小村回国任外相，得知李鸿章与沙俄正秘密进行谈判，他抓住几个月前清政府照会中的“以后俄倘有他议，自当彼此关照”这句话，解释为清政府对日本主动作出的外交承诺，要求信守诺言，凡以后俄国对中国的任何要求，都必须通知日本。他还进一步把它引伸为中国将来提议与俄国谈判，也要事先同日本商量。（《日本外交文书》，34卷，403页。）这是日本政府控制中国对俄交涉的具体表现，显然，中日两国关系不再是早些年宣扬的处于“兄弟之国”的对等地位了。1901年10月3日，日本把这份包含上述内容的照会交给中国驻日使馆，清政府没有答复。日本代办日置益催问奕□，如果中国置之不复，没有同日本商量与沙俄订约，就是对友谊最厚之国失信。（《日本外交文书》，442页。）清政府没有反驳，事实上默许日本的要求。不久，李鸿章病死，沙俄失去了它在清政府中的代理人。随后，英日同盟宣告成立，俄国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李鸿章死后，奕□主持对俄交涉。他原先就不同意李鸿章的对俄态度，公开向小村表示他跟刘坤一、张之洞的意见相同（1901年3月19日，小村会见奕□，奕□表示，关于东北问题，他同刘坤一、张之洞的意见完全相同。小村认为这是奕□暗示他同李鸿章之间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见《日本外交文书》，34卷，242—243页。）。奕□甚至一度打算奏劾李鸿章，准备同他闹翻。英日同盟的成立使他大为高兴，认为对东三省撤军谈判极为有利。奕□、刘坤一、张之洞亲日态度越来越明显。在奕□主持下，俄国提出的银行合同，撤军协定，“七条”，五条的照会全文，清政府都秘密抄给日本，并征询它的意见。1903年7月15日和9月25日，奕□和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分别向日本公使内田作了保证，除了实行《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的各项规定，决不接受俄国的其它要求；不跟日本政府商量，决不同俄国签订任何协议（《日本外交文书》，36卷，1册，290—291页；392页。）。日本利用清政府照会中不确切的语句、特别利用英日同盟后的有利形势，把清统治者紧紧地拴住了，清政府落入了日本的罗网。
在清政府与俄国谈判“七条”时，日本外相于7月28日通知俄国，准备就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彼此交换意见。沙俄外交大臣于8月间同意双方讨论我国东北和朝鲜的问题。俄国8月12日宣布在旅大设立“远东总督府”，以海军中将阿莱克谢耶夫为总督，直属沙皇，俄国阿穆尔地区和旅大租借地的军事、外交、内政大权集中在总督手里，以加强沙俄在远东的侵略地位。日本也更加紧张地进行战备。历时半年的日俄谈判中，日本承认沙俄在我国东北有开矿和贸易等权力，要求沙俄承认朝鲜及其滨海地区不属于它的势力范围，它既要控制朝鲜，又反对沙俄独占我国东北；沙俄坚持东三省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外，并主张双方约定，不把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战略目的，也就是既要独占东北，又不放弃朝鲜。双方争执不下，战争一触即发。日本内阁于12月30日通过决定说：日俄谈判一旦决裂，引诱中国站在日本一边作战，并不困难，而且这样做使俄军腹背受敌，对日本军事有利。但考虑到中国参战会使战区扩大。可能引起国际干预，胜利后中国还会要求分享战果等等，不如劝告中国保持中立，对日本更有利。决定又说，劝告中国保守中立，维持国内统治秩序的同时，应该促使清政府作必要的防备，对俄军起牵制作用。决定还强调今后应与清政府结成更加亲密的关系，以便随时利用这种关系，以取得对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外交文书》，36卷，1册，42—45页。）1904年2月，战争爆发。战争发生前，日本根据内阁决定，要求中国在战争中保守中立，加强统治力量，防止人民起来反抗。清政府接受日本的“劝告”，战争爆发后，宣布中国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战场，当地人民再一次蒙受了巨大灾难。战争中日本击败俄国，双方订立条约，彼此划分势力范围，东北由此出现了由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踞的局面。战后，日本抛弃了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把东三省南部视为独占领地，历史从此进入了中国人民为驱逐侵略势力出东北、同日俄帝国主义进行艰苦斗争的阶段。
（资料来源：《东岳论丛》198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