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论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即对彼此意图和动向、对俄英为主的他国动向的认识和判断，一误一准，从而导致中方迟迟不立足于战守而忙于交涉，陷入全面被动，日方全力推行挑战方针，军事外交均占主动。双方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差异巨大，除了受制于各自立场动机外，也是由于了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对国际事务的不同观念和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所致。笔者认为，比较和研究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助于对中国失败的原因得出新的认识。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日本蓄意向中朝挑起战争，接着是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介入中日争端，局面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这个问题学术界似未专门研究，本文试以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以求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
一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中日对彼此意图、动向的判断。众所周知，日本借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的形势出兵，其始意在于挑起侵略朝鲜与中国的战争。就在日本政府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名决定对朝出兵的6月2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与外相陆奥宗光等，已商定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但中国统治者却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负责对朝事务的李鸿章、袁世凯在1894年5月底接到朝鲜政府请援要求时，虽然对日本援引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对朝出兵的可能性不无担心，但却被日方宣称“必无他意”所迷惑，轻易地放松警惕，很快派兵赴朝。当日本6月2日决定对朝出兵、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并实行军事动员之后，李鸿章等认为日本是要“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欲速退倭兵，惟有速图剿匪”（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甚至在6月16日和18日接到驻日公使汪凤澡关于日本增兵至5000余、“其布置若备大敌”的报告后，李鸿章还说“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似乎日本是否寻衅挑战，全视中方派兵多少而定。应该指出，李鸿章的上述认识与判断，至少在6月16日日本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六条之前，基本上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共识。即使李鸿章的对立面翁同龢，在6月14日还说“我兵将归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478页）；至6月22日，总理衙门还认为“但能将贼事办有切实头绪，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6月25日以后，一部分人改变乐观调子，说“口舌之争，已属无济于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即便如此，晚至7月18日，他们还是希望日本“悔祸”、“情愿就商”，幻想“不战而屈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
与中国统治者相反，日本当局自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后，对清政府会作何反应，挑战后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与其较量，早有明确估计。他们深知清政府高度重视朝鲜与中国东北唇齿相依的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料定东学党起义不断扩大，清政府必会应朝鲜政府之邀出兵，认定这是造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的大好机会。中、日在朝对峙局面出现后，日本政府又认准清政府最担心宗藩关系削弱，认为抓住这一点做文章，清政府“十有八九”不会轻易让步，这样就能激化矛盾，恶化中日关系。对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对付日本挑战这一点，日本政府认为：清朝“依然墨守古习”，派系林立并且互相倾轧，“不确立自己立脚之地，单恃外力之援助”，李鸿章并非“豪胆逸才”，没有“非常之决断力”，只不过是“善视事机之利害得失之人”，清政府“缺乏中日两国间纷扰不解时不得不诉诸干戈之决断”（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
其二，中、日对他国动向的判断。甲午战争前的朝鲜半岛，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中、日军事对峙的局面一出现，俄、英等国便打着“调停”的旗号，频繁插手。它们的真实立场与动机，事后虽然尽人皆知，但在当时，却是扑朔迷离，不易判断。在一段时间里，俄、英表现出希望中、日同时撤军、维持朝鲜原状的倾向。如俄驻华公使喀希尼向李鸿章表示：“极愿两国撤兵”，“断不容倭妄行干预”（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6月30日对日本政府发出措词严厉的照会，称：“若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自负重大责任。”（《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1册第284页。）英国则在6月中旬就对日本驻兵朝鲜表示不满，7月初又劝日对华妥协（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俄、英的表态，使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倍受鼓舞，断定俄国会阻止日本在朝挑衅，“必有收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英国也会与俄国形成“夹攻”之势，最终迫使日本就范（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当然，清政府内部对俄、英动向的判断并不一致，如6月25日上谕，便对俄究竟“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提出疑问，告诫李鸿章“勿堕其术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但也只是怀疑而已，并未完全推翻李的判断。帝国官员文廷式、志锐等言俄、英不会实心“调停”，不可能“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是在7月10日俄国出尔反尔、声称“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之后，可算是马后炮。
在日本方面，它借朝鲜局势挑战，原本隐含与俄国争夺之意，又一心倚英国为靠山，因此对俄、英动向决不敢掉以轻心。当俄、英施加压力，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日本当局十分紧张，“悚然栗肤”（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不得不稍为放慢对朝军事进逼。但他们没有轻易作出俄、英将阻止日本战争行动的判断。对俄国，日本当局虽一直担心它的干涉，但同时认为，俄之企图并非袒护中国，而是要防止日本占据朝鲜，而且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贯通远东，英国又牵制着俄国的行动，因此，“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还不可能进行武力干涉”（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对英国，日本当局认定它要借助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不会轻易开罪自己，英国“调停”中日争端，主要是担心“本国政略及通商之利害”受到中日争端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俄国利用“调停”加强其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因此，“若自己之主张不成立时，似无以兵力干涉之决意”（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日本当局还认定：只要尽量做到无损英国利益，强调其牵制俄国的作用，英、日不仅不会处于敌对状态，还可能得到它某种程度的支持。日本当局的上述判断，都在战争前夕得到证实，俄国于7月13日照会日本政府，对其保证“并无侵略意图”，表示“甚为满意”，不再严词促其撤军（《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301页。）；英国于7月16日与日本签订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对日本的外交支持，7月23日又发出照会，要求日本对华开战后不要进攻上海及其附近，这无异于为日本发动战争大开绿灯。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判断的一误一准，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决策与行动。清政府由于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志在必战，又对俄、英动向作出误断，因而在日本准备挑起战端的危急关头，仍立足于和平解决争端，将主要精力投入外交，“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重五十日，迄无要领”（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战备、动员均迟迟不用力进行，致使战未开便陷入全面被动的地位。而日本却窥透清政府动向及其弱点，又准确地判明俄、英实际动向，因而一以贯之地推行挑动战争的方针，军事上先发制人、早早动员、从容布置，外交上设法拢英绥俄，同时千方百计恶化中、日关系，使清政府穷于应付，从而以完全主动的地位挑起了战争。
二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相差如此之大，发人深思。清政府避战求安和日本当局蓄意挑战，从根本上制约着各自的判断，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史学家向来着重指出的。但笔者认为，还应注意当时中、日了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在国际事务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也是影响双方判断准确度的重要原因。
关于对外关系的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必须以了解外情为基础。上述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准确度的差异，究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双方对彼此和欧美列强的了解水平不同。
中国方面，李鸿章等当权者自70年代以来，虽一直认为有必要了解日本情况，但所下功夫实在有限。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等重臣无一人到过日本，不曾直接观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关于日本的知识，都是来自二手材料，其中主要的是1876年后派驻日本的清朝外交官的报告。这些外交官都未受过专业训练，思想观念一般比较陈旧，除黄遵宪这样个别的例外，对日本状况都缺乏深刻的判断力。他们对日本扩张的野心、准备虽有所察觉和报告，但强调得更多的还是日本内部的困难与危机。就拿甲午战争前夕的驻日公使汪凤藻（1892年赴任）来说，日本对朝出兵前，他只凭日本“官民之争逐日激烈”的表面现象，“妄断日本决无对他国生事之余力”（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日本出兵后，他也只是向国内报告日本外交、军事决定和派兵情况，而不曾综合日本各种动态、深刻分析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与动机，以供国内当权者参考；甚至在中日决裂、他离日回国后见到翁同龢，还说“倭人佥兵多半脆弱”，“彼船实无铁甲，只钢甲数只，吉野一船最新，有快船行廿三迈者二只而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492页。）。这就是他对日本扩军备战状况的了解！由于得不到足够和准确的信息，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光绪帝、翁同龢、文廷式等，都不能依据日本现实情况判断其意图与动向，都只能随着事态的变化被动作出判断。李鸿章固然一误再误，其他人也并没有先见之明。至于对欧美列强的了解，则更是糟糕。李鸿章、奕劻等外交决策人物，甲午战争前不曾亲履欧美国家，主要依据欧美各国驻华使领人员的言谈、外国在华所办报刊和清朝驻欧美使臣的报告，来了解欧美国家情况、特别是其对外政策。而在甲午战争前夕，曾任驻英国等国公使、了解欧美情况较多的郭嵩焘、曾纪泽，都已谢世，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毫无外交素养、不通英法语言、又是1893年刚刚赴任，在英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驻俄公使许景澄虽长年出使欧洲国家，但1892年后主要致力于中俄边界问题谈判交涉，未能深入研究俄国对东亚的政策。因此，当俄、英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许景澄与龚照瑗均未对俄、英真实动向作出有根据、有预见性的分析和推断。龚照瑗7月11日前一直逗留法国，只凭马格里的探报，接连向国内发回“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结”（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一类信息。李鸿章等判断俄国动向，几乎完全依据俄使喀希尼的词令，判断英国动向，又受龚照瑗提供的上述信息误导，岂有不作误断之理？光绪帝一派人即使对俄、英等国有所怀疑，也讲不出充足理由，自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对外扩张的需要，一贯致力于多方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情况。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借各种机会来华窥探，如甲午战争的政治策划人伊藤博文，1885年就借朝鲜甲申事件善后谈判问题来华，在京、津直接观察清朝高层情况，还“带来水陆各弁，到处察探虚实，形踪殊为诡谲”（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回日后，伊藤述其窥探结果，说清朝“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再如甲午战争的重要军事策划者之一川上操六，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亲赴朝鲜、中国，刺探军情，观察地形，也是周知之事。至于日本驻华外交官，更是以窥探中国内情为重要任务，如1882年至1885年任驻华的公使榎本武扬，便曾“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着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此外，日本军方和民间对外扩张团体，从1873年以后便有组织地向中国内地不断派遣谍报人员，这些间谍系统地搜集了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社会的情报（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527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与谍报人员竭尽全力刺探各种情况，仅“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便“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3册，第11页。）；日海陆军的间谍泷川具和、神尾光臣搜集的大量情报，使日本当权者相当及时、具体地了解到中方动向（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日本了解、刺探中国情况完全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这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何以能做到准确判断中方动向。在了解欧美列强方面，日本也下了极大功夫。且不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就有大批日本政府官员前往欧美，就说甲午战争中日本军政要员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川上操六等辈，无一不曾长期逗留欧美，悉心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实际状况、对外政策的认识水平，与李鸿章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在80年代，尤其是1887年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日本当权者便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特别是朝鲜）的形势将会出现，加紧策划在未来争夺中的方略。为此，他们加强了对俄、英等国状况的了解。对俄国，早在1888年，伊藤博文与西乡从道便“亲赴海参崴联络俄官”（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实则刺探俄在远东力量的虚实；1892年，日军有名的间谍福岛安正，又从德国柏林出发，入俄国后单骑横穿西伯利亚，全面观察俄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情况，1893年6月他回国后向当权者报告：“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是弱小的，不具备军事介入朝鲜的能力”（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对英国，日本通过英国在俄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对日态度的变化（如在日英修改条约谈判中作出让步），看出了其利用日本阻遏俄国的意图，山县有朋在1890年便认定日本与英德有所谓“东洋共同利益”（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85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又凭其20多年的外交经验和熟谙列强对外政策的素养，向本国政府强调指出英国重视日本阻遏俄国势力南下的作用，并在形势微妙的情况下，设法促使英国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接着非常迅速地向国内当权者转达英国外相金伯利的言论：“对日本来说，此条约之性质，远胜于打败中国大军”（《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上册，原书房1978年版，文书部分第152页。），从而有力地影响了日本当局对英国动向的判断。总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之所以能在扑朔迷离的状态下准确地判断俄、英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长期以来对欧美列强的深入了解。
人们认识和判断对外关系的形势，既依赖于对外情的了解，又受关于国际事务的观念影响。中日统治者对国际公法、国际均势的不同观念，影响了双方对战争前夕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所谓国际公法，在近代本是西方列强以实力为后盾处理相互关系的一套规范，当它们的力量对比改变时，相互争夺与扩张毫不受国际公法约束。西方列强还借国际公法欺骗、压迫半殖民地国家与民族，巩固以“条约体制”为形式的半殖民地秩序。19世纪6、70年代以后，国际公法相继传入中国和日本，然而两国当权者在国际法上观念却截然不同。中国当权者奉行“外须和戎”的方针，迷信国际公法，以为“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只要遵守国际公法，恪守条约，就能维持和平局面。日本当权者通过对西方列强的深入了解，并基于自身对外扩张的需要，认为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弱肉强食关系，“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它“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67页。）。中日当权者观念的不同，在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中，就充分显示出来：李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却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4页。）。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依然本着上述观念看问题，认为中国在朝鲜的举措“均照公法条约办事，无一错处”（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4页。），“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1页。），日本恃强横行，“各国当动公愤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5页。）。他把国际公法当做制止日本挑战的法宝，算定俄、英等国会因清政府严守国际公法而表示同情、支持。这无异于给自己的眼睛蒙上黑布，导致不可救药的误断。而日本当局判断形势，只围绕其挑战意图，紧盯住中方军事、外交动向与国内状况，对俄、英也只根据其利害与现实条件来推断其实际动向，而所谓国际公法、条约，除了必要时当作工具利用之外，根本不作为判断形势时考虑的因素。
在近代国际事务中，利用或打破国际均势以使本国趋利避害，是常见的现象。自19世纪76年代以后，由于俄、英、日等国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均势。中、日两国当权者都认识到这种国际均势，甚至还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朝鲜比作欧洲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但双方关于国际均势的观念完全不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当权者是以僵化、死板的观念看待国际均势，认为绝对可以依靠，“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俄国与日本争夺朝鲜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李鸿章等因俄使拉德仁、喀希尼等“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踞朝鲜土地”（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46页。），更加确信朝鲜国际均势牢靠，只要“壹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他们完全不懂得：随着列强相互不平衡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再加上各国的许多复杂情况，所谓国际均势定会发生变化，决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均势。日本当权者对此倒是看得清楚，他们既看到了所谓国际均势对其侵朝步伐的牵制，又决不因此而打消侵朝的野心，认为“外交之事，端赖实力如何”，“我国利益线实在于朝鲜”，“防护利益线之道谓何？在于各国所为苟有对我不利之事时，我将负责排除之，不得已时甚至以强力达到我之意志”（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82页。）。对日本当权者来说，朝鲜的国际均势不是牢固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打破的问题。为此，他们大肆扩军备战，同时密切注视列强（尤其是俄国）动向，窥伺有利时机。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等丝毫没有改变对朝鲜国际均势的定见。因此，俄、英等国一接受他们的“调停”要求、作出劝告日本撤兵的姿态，他们便以为自己的定见应验，大为放心，判断俄、英必会压服日本，而日本也必然不敢挑战。因此，他们并不立足于战守，而专注于联络俄、英等国的外交。与之相反，日本当权者是在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朝鲜、欧美列强情况，多方搜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认定“此际乃欧洲各大国不及容喙之时期”（《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5页。），清军内部腐败、没有在军制上实现近代化、已落后于日军，因此是打破朝鲜的国际均势、挑起战争的有利时机。于是，日本从出兵朝鲜之始，便将挑起战争作为“最后目的”，一切伎俩均服务于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
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对日本反复强调中朝宗藩关系，最终还是在1885年订立中日《天津条约》，承认双方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每次争端的结局，都是损害中国而使日本得利，但两国关系终未决裂，正式战争没有打起来。通过处理上述争端，李鸿章虽然感到日本“最贪小利”、“寻衅而来”、“其愿望未尝不奢”，但似乎认为总有办法避免“事机决裂”，“无伤中、日和好之谊”（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55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挑起争端后，李鸿章凭这种经验，加以认为国际公法有效，俄、英的“调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当无战事”的误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总理衙门也希望象解决1884年甲申事变那样，平息中日争端（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而在日本方面，它从以往历次挑起和了结争端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对手李鸿章的底蕴，认为“不足惧”（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此外，欧美列强“调停”中日争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难以为继之时，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行径为“义举”、付给50万两白银；又如1884年甲申事变后，日本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对朝鲜的同等出兵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5页。）。如此这些，也让日本当权者深深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实际倾向。本着这些经验，日本当局在完成陆、海军扩充计划、作好充分准备而利用甲午朝鲜局势兴师挑战时，就料定不会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调停”，也认准它们不会真正帮助中国而与日本采取敌对立场，因而毫不动摇，坚定其发动战争的决心。
以上探讨的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只是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从对比中不难看出：尽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已办了30多年洋务，但无论是对外情的了解，还是对国际事务所持的观念，都根本不能适应与处心积虑的侵略者作斗争的需要，在其错误观念、妥协经验的思想指引下，将国家和民族引入深渊。在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的今天，总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对此问题的研究是不应忽视的。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5期）window.variablesForComment={"IsNeedLogin":false,"isDisplayCommentButton":true,"Prefix":"/","FrontAppContext":"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ntentID":356240,"CatalogID":15791,"Commi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commit","CommentLis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list?ContentID=356240&SiteID=21&CatalogID=15791","PersonTotal":0,"CommentTotal":0,"CommentStartTime":"","CommentEndTime":"","Catalog_ContentType":"Article","CheckDisplay":"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