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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嘉学术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

“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
这是近代着名史家陈垣的诗句，他将赵翼的史学造诣与陆游的爱国诗歌成就相并提，推崇备至。清朝乾嘉时期朴学盛行约有百年，学者辈出，其中被推为考史大家者即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人。为何赵翼在近代史学家陈垣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根本的原因，是赵翼史学在朴学时代显示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了近代，更具多方面的启迪意义。赵翼以数十年的精力，着成《廿二史札记》一书，涉及自《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正史”，考证史籍着述体例的演变和历史事实的真相，还着有《陔馀丛考》，充分表现出精深的功力；而在治史旨趣和学风上，赵翼尤为出类拔萃。《廿二史札记》一书，堪称是乾嘉朴学时代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书中的多方面成就还需要我们运用现代眼光深入地发掘和诠释。
一、进化史观和治史旨趣
赵翼在史识上比同时代人明显高出一筹，成功地运用联系和变易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此乃得力于他有朴素进化的哲学观作指导。处在当时崇尚考据、不喜议论的时代，赵翼的朴素进化观点不是在史着中直接论述，而是在诗句中以形象的手法表达。他写有两首有名的诗作：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
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本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复古倾向而发，但它们却以清新生动、浅显易懂的诗句揭示出变革的历史观点：新陈代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类总是后代胜前代，不断地追求变革、创新，古人的东西再好，如果泥古不变，也必然要陷于陈腐，被前进的时代所淘汰。赵翼生在考据盛行、“唯古为贵”的乾嘉时代，这些诗作所表达的提倡变革创新的观点，无疑是理论思维一次激动人心的闪光！
赵翼充满着探求新知的热情，善于从所接触的事物获得哲理的启示，因而他的认识领域保持着源头活水。他有诗句记述每游一次西湖都能获得新的观察之体验：“独兹西子湖，我来亦已屡，一到一回新，不厌三四五，始识无尽藏，今览非昔比。”〔2 〕总结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不断推向新境的深刻哲理。他由于见到西洋自鸣钟、时辰表，认识到西洋人制造之机巧、技术之先进，进而领悟到天地之大，到处都有开辟之圣人的道理，这在当时更堪称是冲破千百年封建时代闭塞眼界之伟论。见于《檐曝杂记》中一条札记：“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璇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密。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3〕他听了西洋音乐，更意识到西洋文化确有先进之处， 引申出中国士人应该克服保守和自大的成见，努力探索域外新事物的深刻道理，有诗云：“始知天地大，到处有开辟。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4 〕赵翼自觉地认识到迫切需要破除士人根深蒂固的狭隘意识，阐述儒学以外有先进文物，中国之外有圣人的道理，代表乾隆末年认识的最高水平。这种开阔的视野和不断探求新知的态度，诚与其朴素进化历史观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同样是赵翼治学创造性思维的源泉。唯其赵翼在理论思维上达到这样的高度，才使《廿二史札记》一书在乾嘉时期众多考史着作中脱颖而出，显示出特有的经世意识和对大量历史问题的深刻见解。
赵翼的治史旨趣，在其《廿二史札记·小引》中有含蓄而深沉的表述，并且，饶有兴趣的是，他的旨趣得到同时代考证学大家钱大昕的由衷嘉许。赵翼本人概括的着述宗旨是：
至古今风会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着之……或比以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5〕
赵翼揭示出他研史的重要目的，是探讨历史时势的变化，并且要究明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这种治学志识，在乾嘉朴学时代实为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尤应注意者，赵翼自认他是顾炎武经世学风的继承者。在乾嘉时代，考证学“如日中天”。专重经籍及史实的考证、忽视“经世”成为流行的价值取向。在此情形下，赵翼却以继承“经世致用”学风自任，在书的卷首公开亮出探求盛衰和求实致用的旗帜。这深刻地说明，赵翼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史学家应该以探究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演变原故，作为治学的根本目的。在当时认为考据即学问的全部的众多的史学家中，赵翼诚不愧是具有特识的人物。无怪乎当嘉庆五年（1800）《廿二史札记》书稿完成之时，七十四岁的赵翼带着它专程从家乡常州到嘉定，送给小他两岁、但名气很大的钱大昕征求意见，钱氏为他作序，作了极高评价，推许此书“有体有用”，即发扬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之用。又盛赞赵翼探究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变化，显示出宏远的见识，因而使年老衰病的他，读后精神为之振作〔6〕。这些话，完全符合赵翼着史的宗旨和书的内容， 绝非虚夸客套，而且，可以视为是钱大昕这位在考证学领域具有通识的学者对于赵翼过人的史识，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对于考证学者在整理文献上取得的成就，我们是充分肯定的。然则从学术的层次说，一般的治名物训诂的考据家只求知其然，志在探讨有关治乱兴衰之故的学者才是求知其所以然。因此，后者当然比前者居于更高的层次。经世目标和探求治乱盛衰变化的治史旨趣，正是赵翼取得卓着成就的根本原因。
由于赵翼有朴素进化观和经世主张为指导，史识上居于更高层次，因而决定《廿二史札记》最有光彩的地方在于下述两个方面：探求古今时代风会的变化，表达对于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切，因而超出一般考据着作的格局，抒发出对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具有史论的色彩；赵翼尤其重视总结明代治乱兴衰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显示出鲜明的经世意识，这与同时代文人的粉饰太平之作更大异其趣。以下即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二、史论的特色
乾嘉朴学在训诂、考据、校勘等文献学范围成就显着，也可以说是微观研究发达的时代。但在宏观研究方面却大为逊色，就学术界整体而言，理论思维相当薄弱。梁启超对于朴学家治学路数非常熟悉，他在广州学海堂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对于朴学家的成就作过高度评价。又由于梁氏有近代眼光，因而洞悉朴学家沉醉于细小问题的考据、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弱点，曾一再有过切中要害的批评。他称考据学“支离破碎，汩没性灵”〔7〕。“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 乃不得已专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本朝之治经术者亦然，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近汉学之昌明，禀兹例也。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眇相竞，忘其故也。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8〕梁氏又总括说：“乾嘉以后， 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前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渐渐成为化石了。”〔9〕
在此“思想界渐渐成为化石”的时代，却有赵翼的议论放射异彩！他以独具的识力，另辟蹊径，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每能把大量分散材料加以综合，从而揭示出一个时代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此类条目从形式上看是札记，实际内容却有如今日一篇篇极有分量的论文。其中所蕴含的高明史识和精彩议论，二百年后读来仍然感到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札记的史论特色，首先表现在赵翼注重探究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教训。他总结了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10〕从西汉初政治局面的特点，东汉的党锢，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一直到明代政治腐败和民众沉重负担等多方面重要问题，都在他探讨和分析的范围之内。他论述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变化，就是“善于捉住一时代有特别意义之问题”的典型。他不仅由大量史实归纳概括出，汉初政治局面出现了由世侯世卿贵族到“布衣将相”的重大变化，而且层层深入地分析这个变化经历了渐变，始于战国，定于汉初，遂使汉初成为“天地一大变局”。而在布衣将相定局之后，旧的残余依然存在，故有分封异姓王，以后又分封同姓王之举。至平安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内任命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至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征辟、选举之势成〔11〕。赵翼史识高明之处，是认识到这是客观条件规定的必然趋势，即使“人情犹狃于故见”，也改变不了客观趋势，最后将旧法扫荡净尽。他又讲“天意已换新局”，“岂非天哉”，在这里，“天”是与人情对举的，实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代名词。他的视野上起战国，下至两汉以后，爬梳了大量分散的材料，加以概括、分析，挖掘出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因此被后来的通史和断代史着作普遍地采用。
像这样显示出深刻历史观察力的论述，书中为数不少。再如，魏晋以降曾长期实行过“九品中正制”选举制度，这是人所共知的。赵翼却能对“九品中正”实行之前的酝酿，实行中的利与弊，以后当权者为何长期不予变法的原因，逐层深入地分析。他论证实行“九品中正”的缘起，是因为汉代察举孝廉的制度产生了明显的弊端，“夤缘势利，猥滥益甚”，因而需要有新的荐举方法代替。又从《晋书》分散的列传中撷取材料，论述从提出建议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进而指出九品中正制流弊所在，是中正官评高下“全以意为轻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即当道之昆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赵翼以激情的语调揭露说：“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那么，自魏晋迄南北朝三四百年，积弊至极而不予改革，是什么原因呢？赵翼回答说，原因即在“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12〕透过表象，指出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为其门户私利而顽固不变法，确是一针见血之论。他如“党禁之起”（卷五）、“六朝清谈之习”（卷八）、“六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八）、“江左世族无功臣”（卷十二）、“唐节度使之祸”（卷二十）、“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卷三十）、“明初吏治”（卷三十三），以及《陔馀丛考》中的“六朝重氏族”、“谱学”、“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也都是揭示一个时期历史特点的重要条目，这里不再一一论列。
揭露、抨击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弊政，是《札记》史论特色的又一重要体现。
赵翼怀有正直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同情民众疾苦的责任感，因此对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罪行深恶痛绝。同时代的朴学家孙星衍有见于此，他赞誉《札记》一书“于前代弊政，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13〕。稍后的张维屏也认为，赵氏“所撰着均能使人增益见闻，通知时事，较之龂龂考据于无用之地者，似为胜之”。〔14〕譬如，赵翼批评汉武帝时治狱案件繁多，治罪严酷，株连极广。又论述历代宦官为害朝政，日在人主耳目之前，以谗媚而售其奸，昏庸之主则妄加信用，于是阉人出入宫廷，口衔天宪，俨然权势在握。“迨势焰既盛，宫府内外悉受指挥，即亲臣重臣竭智力以谋去之，而反为所噬。当其始，人主视之，不过供使令效趋走而已，而岂知其祸及至于此极哉！”〔15〕再如卷十一“宋齐多荒主”条，论述南朝宋、齐独多荒淫凶残的君主，“统计八九十年中，暗昏狂暴，接踵继出”，“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覆灭”。赵翼以憎恶的笔调，列举了宋少帝、前废帝、后废帝、齐废帝、郁林王、东昏侯、陈后主等荒主的种种丑行和罪恶。陈后主陈叔宝即位后，荒于酒色，不问政事。大建宫室，奢靡无度，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如《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定各种苛税，榨取百姓，滥施酷刑，牢狱常满。隋兵攻至，后主藏匿井中，仓皇竟还不忘带着张、孔二妃下到井中逃命。隋大臣高颖进入宫中，见其臣下所启军事奏章犹在床下，尚未启封〔16〕。赵翼经过认真筛选后所揭示的这些典型材料充分说明，这种荒淫无道的君主，不亡国实天理难容！赵翼深切地同情民众的苦难。他还敢于正视封建阶级残酷压榨激起农民起义的某些史实，承认反抗是由官府欺压榨取而激起，这也是从愤恨封建弊政、同情民众疾苦出发而持有的客观态度。
《札记》史论特色第三个显着体现，是赵翼对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对武则天，既讲其残忍滥杀，“千古未有之忍人”，又讲她“纳谏知人，自有不可及者”。书中具列刘仁轨、姚畴、王方庆、杜景俭、王求礼、张庭珪、朱敬则、桓彦范等先后奏事，武后均采纳照办。历代封建文人认为武后女主称制，违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因而痛加詈骂，对于武后在历史上有贡献的一面完全抹杀。赵翼则能敢于超越封建伦理的局限，有充分根据地对武后的政治才能和积极作用作了很高评价：“其能别白人才，主持国是，有大过人者……然则区区帷簿不修，固其末节。而知人善任，权下不移，不可谓非女中英主也。”〔17〕冲破封建伦理的偏见，完全从政治家的作为作出评价，这不止在当时堪称是石破天惊的言论，而且至今读来也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再如王安石变法，在北宋以后招致了许多谤议，赵翼则认为王安石青苗法的施行“本以利民”，王安石本人“操履峻洁”，实行新法是为了有益于国计民生。新政推行失败的原因，在于任用官员不得人，卑污的官吏更借机侵害人民，“借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从而总结出封建时代本来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教训〔18〕。赵翼对冯道的评论也耐人寻味。冯道在五代历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而自称“长乐老”。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代以“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伦理为标准，都斥之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赵翼则以如何使民众在乱世中减轻苦难为价值标准，提出异于流俗的新看法：处在五代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局面下，百姓求生而不可得，冯道借助这种处世哲学，却能稍稍减轻百姓的灾难，所以他有“劳来安集之功”。“冯道在唐明宗时，以年岁频稔，劝帝居安思危。以春雨过多，劝帝广敷恩宥。对耶律德光则言，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论者谓一言而免中国之人夷灭。”“是道之为人，亦实能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非貌为忠厚者”〔19〕。赵翼所论含意颇为深刻，不仅深合知人论世、设身处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而且能超越封建伦理说教和抽象的气节观念，因而蕴涵着近代理性意识，读史者于此是不可轻轻放过的。
三、对明代历史的反思
明代历史是清朝的近代史，距离最近，也最有借鉴意义。当明朝灭亡、大厦倾塌之时，清初顾炎武等曾对明代朝政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涉及范围不广，也有待深入。此后因考证学风盛行，一般士人对政治兴坏已不再措意。然则，由于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在乾隆年间修成并刊行，明朝的历史事实已更清楚，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明朝盛衰教训的思考也有可能更深入。赵翼正是考证学派中关心国家治乱兴亡的学者，必然重视对明朝历史的反思，即从整个清朝一代二百五十年学林而论，他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之探讨也是最为深入的。《廿二史札记》中关于明史的占了六卷，分量最重。赵翼从多方面，对明代兴亡教训作了很有深度的总结。
一是明朝言路先后不同。明朝初年有颇好的政治风气，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政风气淳实，“建言多出于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至正德、嘉靖间，还有谏官敢于争朝政得失。万历中，张居正专权日久，斥逐异己，言路风气遂大变，谏官一味献媚取悦于张居正。此后又曾有变化，万历末，谏官与阁臣如水火。至魏忠贤专权时，谏官之操守志节丧失殆尽，堕落成为魏之鹰犬，最后各以门户相争，而至亡国〔20〕。明代谏官言路习气前后变化，又与官员是否尽责与清廉的政治风气相表里。赵翼指出，明太祖出身民间，深知百姓饱受贪官之苦，屡次对墨吏施以酷刑。同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导，奖罚分明，“故一时吏治多可纪”。沿及成祖以下至宪宗、孝宗，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也”。官吏清明，必然民心安定，使社会保持着凝聚力，这是赵翼从总结明代历史而得出的深刻道理，对于后人是有宝贵教益的。而明的灭亡，也正由于后期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基础动摇，“而国亦遂以亡矣”！〔21〕赵翼还批评清朝人对明朝政治的误解，举出明前期崇尚循良的大量史实，恰恰从一个侧面总结了封建皇朝周期性危机这一规律。
二是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赵翼指出，“统计自宪宗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下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22〕。他所揭露的封建社会衰老时期这种极端腐败荒唐的现象同样很有价值，证明君主制度已经无可救药，赵翼也已对它存在的合理性表示怀疑。
三是宦官专权，为害酷烈。《廿二史札记》集中了大量史实，使我们更加触目惊心地看清宦官这一封建政治机制上孳生的毒瘤的危害。至魏忠贤专权，卑劣奸邪之徒群起投靠依附，借以倾轧逼害正直人物，爪牙遍地，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官员敬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又在京城及各地遍立魏忠贤祠，文武将吏皆对之行五拜三稽首。“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浸浸乎可成篡弑之祸矣”〔23〕。
四是贪污猖獗和对民众残酷压榨。赵翼描绘出明代宦官和权奸骇人听闻地聚敛财富的情景。武宗时，文武大臣为贿赂宦官李广，称馈赠黄米、白米各千百石，实际上是因数额惊人地巨大，用黄白米隐指黄金、白银。刘瑾失败后没收其财产，黄金计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严嵩是明代大权奸，败后籍没之数，按《明史》所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不可数计。赵翼进而总结出“贿随权集”的规律：“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24〕后人记取这些历史教训，当能从中引申出“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定产生腐败”的结论。又论述明代官吏与乡绅恶霸残酷剥削压榨，使农民无法生存。“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25〕。“是时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诸税监有所奏，朝上夕可报，所劾无不曲护之，以故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对民众凶残压榨的结果，已导致全国瓦解的局面，故赵翼论断“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26〕。
卷帙浩巨的二十四史，记载着中国悠久历史中丰富复杂的内容和问题。与赵翼同时代的别的学者，对于古代典籍中的文字错讹和若干具体史实的记载歧异，加以考订，将它们爬梳清楚，这在文献学上固然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但又应承认，对于认识我们民族历史的由来和吸取历史的智慧来说，赵翼所做的论述治乱兴衰，探讨一代大事，无论如何，是更有深层思想价值、更有启发意义的创造性工作。他以三十余年精力孜孜不倦地探索，成就是异常卓着的。他曾写有这样的诗句：“搅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复将三寸毛锥尖，妄拟一柱中流砥。”把自己的史笔比作中流砥柱，自信他揭示出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廿二史札记》书成，他又作诗云：“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27〕更表明他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总结历史寻求救治社会弊病的药方。经过长久岁月的考验，证明赵翼完全有理由这样充满自信。赵翼在若干引文、引用书目和叙述某些史实上有不准确或粗疏之处〔28〕，指出其中疏漏之处自有必要，但这是大醇小疵，因为赵翼以一人之力而论述二千年范围的历史，总计达三千二百四十卷的史籍，因而存在若干不准确的地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王鸣盛、钱大昕相比较，赵翼的着作有显着的特点，如梁启超所说，三家“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论正误。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从着述规模、历史视野、观察的深度和学术价值等大的方面而言，赵书确是乾嘉时代创造性思维的结晶。
注释：
〔1〕《瓯北诗抄》绝句二《论诗》。
〔2〕《瓯北集》卷三十二《同乡陆庵观察招游天竺、龙井诸胜，午后泛舟游湖即事》。
〔3〕《檐曝杂记》卷二“钟表”条。
〔4〕《瓯北集》卷七《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
〔5〕《廿二史札记·小引》，据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 1984年中华书局版，北京。以下引《廿二史札记》本文者均据此。
〔6〕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见《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二。
〔7〕《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87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8〕《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2页。
〔9〕《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二“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176页。
〔10〕《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条。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只注明卷数和条目。
〔11〕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12〕卷八“九品中正”条。
〔13〕孙星衍：《赵瓯北先生墓志》。
〔14〕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八“赵翼”。
〔15〕见卷三“武帝时刑狱之滥”条，卷五“东汉宦官”条。
〔16〕卷十一“宋齐多荒主”条。
〔17〕卷十九“武后纳谏知人”条。
〔18〕卷二十六“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条。
〔19〕卷二十二“张全义冯道”条。
〔20〕卷三十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
〔21〕卷三十二“明初吏治”条，并参见本卷以下各条。
〔22〕《陔馀丛考》卷三十七“有明天子中叶不见群臣”条。
〔23〕卷三十五“明代宦官”条。
〔24〕卷三十五“明代宦官”条。
〔25〕卷二十四“明乡官虐民之害”条。
〔26〕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条。
〔27〕《瓯北集》卷二十一《再题〈廿二史札记〉》。
〔28〕参阅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一书，及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中“拾贰 赵翼之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
（资料来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