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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法战争期间“战越牵敌”策的制订和实施

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可以分为援越抗法及抗法卫国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战事以清军在光绪十年二月“北宁之役”的战败结束。此役获胜后，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法国政府和军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法国总理茹费理为首，主张乘机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四月初二日，茹费理电告法国驻华临时代办谢满禄：即将到北京赴任的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将向中国索取赔款。而以侵越法军总司令米乐为首的一些军人，则认为数达三万余人的援越清军和黑旗军只是被击溃，有生力量仍保存，如果恢复过来，仍会给侵越法军造成很大的麻烦。因而法国的胃口一下不能太大，应该先消化侵越战果，以不索取赔款为条件来换取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吞并。这一种意见在福禄诺与李鸿章谈判时得到具体的体现，而法国政府后来也接受了这种意见，于是才有了四月间草签的《中法简明和约》。
但是，在闰五月初，援越清军和违约进兵的法军在观音桥发生冲突，以为已经解决吞并越南问题的法国政府，便欲以此为借口讹诈勒索中国的巨额赔款。为防中国不肯屈服，法国政府一面派巴德诺为代表赴华与清政府谈判索赔，一面派海军少将孤拔率舰队进入中国海面，实施“踞地为质，勒索赔款”的阴谋。
到了这年六月，中国沿海的形势已十分紧张。一方面，法方谈判代表巴德诺及其代理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气焰嚣张，咄咄迫人，威逼中国赔款；另方面，法国将战略重心放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孤拔于六月十五日派出军舰攻打台湾基隆失利，又进入马江，与力量远较其弱小的福建舰队对峙，扬言随时可以消灭福建舰队，攻占马尾船政局以为质押物，向中国索取赔款。
马江江面原来并不是军舰的驻地，当法舰于闰五月下旬进入后，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张佩纶自以为是地调集散驻各地的福建舰队各舰到马江，与法舰同驻，原欲慑服对方，结果反过来却成了强大的法舰的炮靶，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为了解救中国这支最大的现代化海军舰队，从中枢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提出了种种办法，如请求南北洋派遣军舰或命各地派出陆军增援马尾，或要求福建舰队及时撤退等。六月十五日，曾与张佩纶同为“清流派”主将而关系密切、时任会办南洋海防事宜的陈宝琛救闽情急，电奏清政府提出：“闽若开仗，即宜急电云、广两军进剿，以牵其势，否则，由闽而沪、而津，受胁愈逼矣。”（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5)，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67-468页。）这是因为侵占和并吞越南是法国的首要目标，在李福协议中就是以不索取赔款来换取中国对法国侵越现状的承认。现在，既然法国违约，则中国也就不承认其对越南的占领，命令实力并未大损、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云南、广西两省援越军队入越，与侵占越南北圻的法军作战，动摇其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攻其必救，就可以迫使法国将战略重心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从而减轻中国东南沿海的压力，解救台湾及马江的危机。由于这办法切实可行，清政府很快就考虑采纳陈宝琛的建议，在同月十八日给会办广东防务的彭玉麟等人的谕旨中指出：“法情叵测，万一决裂，必宜出奇制胜。潘鼎新、岑毓英务将现在关内各军切实训练，听候调遣，彼此联络声势，庶足迅赴事机，牵制敌势。广东能否别出奇兵，由钦廉小路前进，着彭玉麟等预为筹划，或别有制胜之策，均着电奏请旨，并着潘鼎新迅即知照岑毓英，一体遵办。”（注：《中法战争》(5)，第474页。）二十日，彭玉麟等复电，表示赞同清政府的这个决策：若中法决裂，“令云、粤三路出师助之，或足牵制彼族，不能尽起陆兵内犯。”但同时指出，还可以利用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对法作战，“用华兵不如用永福，饷省战力，服水土，熟地利，敌人所畏，若决战则此为最有实济，即议款亦可借为虚声。”（注：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法战争》(2)，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5页。）二十一日，翰林院侍读龙湛霖上奏《请一力备战以振国威折》，亦请清政府“饬下滇、粤防军直取河内，以攻其必救，多方以谋之，持久以困之。”（注：《中法战争》(5)，第494页。）二十三日，清政府复电彭玉麟等人，同意采纳他们的建议：“募兵图越，牵制法人内犯，亦制敌之策。刘永福可用，另有调遣。”（注：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法战争》(2)，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4页。）同日，前任福建船政大臣、现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电称：“法人罪恶滔天，评断无益。今日之事，惟有明告各邦，急发滇、粤之师进攻河内，宁可兵连祸结，不可忍辱调停。”（注：《中法战争》(5)，第496页。）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参与巴德诺谈判的四川候补道刘麒祥亦有电称：“滇、粤宜进兵以分其势”（注：《中法战争》(5)，第501页。）。由于得到朝臣的支持，清政府便定策，以粤、滇、桂三省援越各军和黑旗军进兵越南北圻作战的办法，来牵制法军不能全力侵华。于二十七日有旨给滇、桂两省督抚：“法人狡横，无理已甚，现惟一意主战！着岑毓英饬令刘永福先行进兵，迅图规复北圻。岑毓英、潘鼎新关内各军，陆续进发，不日即有明发谕旨宣示，并将刘永福加恩录用。”（注：《中法战争》(5)，第503页。）七月初三日，军机处寄给广东督抚的电旨称：中法如重新开战，“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注：《中法战争》(5)，第511页。）这天，法国侵华舰队在马尾发起攻击，福建舰队全军覆灭，初六日，清政府对法宣战，除令国内沿江沿海各省迎战法军外，还命援越各军入越作战：“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注：《中法战争》(5)，第518页。）最终确定实施“战越牵敌”的战略决策。
按照清政府的“战越牵敌”策，是派滇、粤、桂三省官军和黑旗军入越攻击北圻法军，以“牵制敌势”，“出奇制胜”。但是，由于粤军无力进扰越南广安，援越滇军和黑旗军又被数百法军吸引在宣光一隅，于是，牵制法军的任务便主要落在援越桂军头上。在对法宣战的同时，清政府指示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务即督率所部，星驰前进，相机筹办。”（注：《中法战争》(5)，第521页。）接旨后，尽管援越桂军仍存在许多困难，潘鼎新本人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但为了抗法大局，他仍振作精神，将前敌各军作了统一的调整和部署，准备入越对法作战：派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统十营约5000人，由谷松、坚老向船头一路进发；贵州安义镇总兵周寿昌、副将蒋宗汉、记名提督方友升统十营四千余人，由屯梅、观音桥一路前进，与苏元春军分为东西两路，互为犄角，自为战守；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副将马盛治、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共统二十营约10000人，由牧马、高平一路规取太原，藉分敌势；潘鼎新自率六营约3000人，在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并防那阳分窜之路。在法军方面，七月十九日，法国政府任命波里也代替米乐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并给他派去3000援兵。但是，由于援越桂军的急速进军，迫使波里也不待援军到达即匆促应战，命令第二旅旅长尼格里率全旅约4000人分两路迎战援越桂军。
八月十四日，苏元春所部在陆岸与法军侦察部队遭遇，双方发生了小战斗，各伤亡三、四十人。二十日，郎甲清军与尼格里所率法军第二旅主力相遇开战，清军战败，营哨官弁勇丁同时阵亡者300余名（注：《中法战争》(5)，第624页。），战后，周寿昌引疚自尽。法军阵亡21人，伤58人，尼格里也负轻伤。十八日，苏元春所部与法军端尼埃部遭遇开战，法军伤亡百余人。二十二日，船头法军得到郎甲法军的支援，实力增强，桂军最后败绩。苏元春所部“营官阵亡者三，受伤者五，兵勇死者千计。”（注：《中法战争》(6)，第485页。）
郎甲、船头之战，是中国对法正式宣战后援越桂军与法军的首次作战，虽然战事最终以清军的败撤而结束，但援越桂军的英勇作战却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打破了“法军四千人即可扰中国七省”的神话，回击了法国侵略者以战争讹诈和勒索中国的阴谋。二、阻滞了孤拔舰队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行动。在郎甲、船头战斗进行的同时，八月二十日，孤拔舰队发起了进攻沪尾的战斗，但被守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回。二十三日，巴德诺要求茹费理给孤拔派来援军，以便占据台湾，再北上骚扰直隶等地。但是，兵力拮据的法国政府只能全力增援波里也，却无法顾及孤拔了。巴德诺闻悉此讯后，曾惊呼：“我闻孤拔提督要求的三千名援军已被拒绝，并闻政府已抛弃其占据淡水的意思。”（注：《中法战争》(7)，第284页。）“孤拔海军提督甚至连他在九月间计算可用的上陆军队也没有了，他向北直隶行动原来可用的舰队也减少很多。”（注：《中法战争》(7)，第291页。）三、援越桂军的进击，加上台湾守军的沪尾获胜，滇军和黑旗军的进围宣光，迫使法国侵略者打消了向中国勒索赔款的念头。据法人日意格后来向中国驻法公使许景澄报告：茹费理曾向他表示：“似法廷知中国必不允偿，已于巴使说帖中，将偿款作罢论。”（注：张振鹍主编：《中法战争》(2)，第135页。）从这三点来看，援越桂军主动挑战侵越法军的行动对于中法战争是有贡献的。
虽然初战失败，但援越桂军并未气馁，潘鼎新很快就调整了前敌各路兵力以迎接未来的战事。其中，苏元春所部增至十八营约9000人，仍当船头一路；前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率十二营约6000人驻扎观音桥一路；王德榜率十营5000人，防守那阳一路，警戒郎甲、船头之敌绕路犯谅山；马盛治仍率六营3000人，驻扎太原之新街，俟宣光得手，即与滇军会攻太原；潘鼎新自率淮军六营3000人驻守谅山，以备策应各路。这时，陆续得到援军的波里也也急于进军谅山，与清军决战。
十月底，潘鼎新从探报中得知法军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准备来犯，遂与苏元春熟商：要趁法军援兵初到，先发制人，挫其锋锐，较易得手。苏军遵令进军，二十九日，在纸作社与法军一支小部队遭遇，将法军击退，双方各伤亡三、四十人。这时，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军于十一月初进扎板峒，欲助苏军收复船头，他与苏元春约定分道并进，攻取船头的日期。但当王德榜留两营仍驻板峒，自率八营于十一、十七等日先后进扎离船头三十里的丰谷、梅苏一带后，苏元春却通知他：新募三营粮械不齐，须暂缓十日方能拔进，不能按时合攻法军。未待王德榜采取措施应付这种突然的变化，正在整装待发进军谅山锐气正盛的法军已侦知王军孤军深入，于十八日由尼格里率第二旅的主力前来攻打。战斗进行了两天，王德榜部下记名总兵黄喜光等33员将官阵亡，清军抵敌不住，王德榜率军退回板峒，后又退至距那阳80里的车里。所部“将士伤亡近千”（注：张振鹍主编：《中法战争》(2)，第578页。），而法军仅伤亡85人。
丰谷之战暴露了援越桂军部署的弱点，使法军得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即以少数兵力牵制车里及观音桥两军，而集中主力进攻谷松清军，然后直驱谅山。十二月十四日，法军组织了由两个旅组成进攻谅山的远征军，总兵力约8000人左右。十九日，法军主力由船头、陆岸一路向谅山进发，二十日，先头部队与苏元春的前锋陈嘉所部六营遭遇。在激战中，陈嘉受创昏倒，左右掖之去，率部退至谷松，在距谅山120里处与苏元春所率大队会合，法军也伤亡90人。潘鼎新闻报，知道谷松危急，忙派驻守屯梅的记名提督董履高率淮军龙字营前往救援。二十一日。法军集中兵力向苏元春部发起攻击，先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清军营垒，然后再以步兵包抄前进。激战中，淮将刘思河头部被飞炮炸伤，顿时阵亡；董履高左腿亦被枪弹击断，伤势甚重。苏元春看到营墙均被轰毁，士卒伤亡过多，只得于二十二日率军退扎谅山附近的威坡。法军以伤亡182人的代价，占领了谷松。苏军退至威坡后，潘鼎新亲率亲兵及总兵叶家祥所部淮勇五营前去救援，并飞调杨玉科、王德榜两军分路抄击，又催冯子材部出关会剿。但因法兵曾派少数兵力佯攻车里、观音桥，以牵制王、杨两军。至于冯子材、王孝祺两军，因电报密码出了纰漏，不知电令意思，所以不能遵令而行。四路援军都因故耽搁，潘鼎新电告清政府伤亡情况：“是日，统将陈嘉、苏元瑞、淮将董履高、叶家祥同时受伤，营员弁勇伤亡千余。”（注：《中法战争》(4)，第233页。）波里也则向法国政府报告：此战法军伤亡386人。
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杨玉科率所部十二营，由观音桥至文渊与潘鼎新等会合。杨玉科目击时事艰危，毅然以守关自任。初六日，潘鼎新檄杨玉科守文渊以卫镇南关，陈嘉率曾经伤亡而未及补充整顿的六营助守，苏元春率余部驻守关右以为犄角，潘鼎新自率淮部各营以为援应。这时，虽然波里也已率法军第一旅西援宣光，但尼格里在休整几天后，仍率第二旅3000余人于初九日乘胜直扑镇南关。杨玉科闻报，一面函请潘鼎新发兵援应，一面率军亲临前敌。激战中，分统广武军三营的记名提督徐联魁被炮重伤，统带广武中营的游击衔补用都司刘映丰被炮重伤阵亡，杨玉科的左右亦大半带伤，但他仍奋不顾身地策马往来，亲督将士向前力战，誓必灭敌以申天讨。不意正酣战间，忽被炮弹贯穿左耳底，立即昏晕坠马。移时稍苏，谓左右曰：“我一死不足以报国。汝等须努力同心，痛歼逆夷，早为国家除患，我虽死目亦瞑矣！”言讫而没（注：《中法战争》(3)，第85页。）。同时阵亡者有21员官弁。诸军看到主将阵亡，遂无斗志而溃。这时，苏元春部将提督衔记名总兵孙得胜正率所部在文渊附近与法军鏖战，被敌枪子伤左臂，部下弁勇拥之暂退。因见广武军失利，又复怒马陷阵，奋勇杀敌，中炮身亡；相随死者有部将沈桂开等三员及勇丁数十人。就这样，援越桂军的抵抗终因法军炮火猛烈而崩溃了。法军以死9人，伤46人的代价占领了镇南关，停留两天后撤离。临走时，法军用炸药轰毁镇南关关门及周围的建筑，并在残垣废墟上用中国文字写着：“尊重条约较以边境门关保护国家更为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清军返回关门后，拆掉法军留下的柱子，另竖一个柱子答复法军：“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注：《中法战争》(3)，第530页。）表达了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和报仇雪耻的决心。
战后，被任为帮办军务的老将冯子材率部来到前敌，他勉励败军恢复士气，又不畏艰难险阻，以身作则，率队到关前隘布阵。并于二月初五日率军夜袭文渊法军，激怒尼格里，诱使其在不利的条件下二次进攻镇南关。初七、八日，数约四万，早已严阵以待的援越桂军以众凌寡，将来犯的3000余法军打得大败，伤亡200余人后狼狈撤退，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初十日，冯子材等挥师出关追击法军，先后收复文渊、谅山等地。在驱骡一战，还将尼格里打得重伤，失去指挥能力。消息传回法国首都巴黎，好战的茹费理内阁因而垮台，新的法国政府被迫在《中法和约》上签字，结束了战争。
当援越桂军在东线与侵越法军浴血奋战时，黑旗军和援越滇军也在西线与宣光法军进行激战。宣光城建在一座陡峭的山丘上，宣光城堡是一个每面300米长的正方形，山脚下便是明江，在明江上停泊着法军的舰艇，有战壕沟通江岸和城堡的联系。显然，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阵地，驻守宣光的法军约600余人。黑旗军没有大炮，枪械也不好，而协同作战的滇军的武器装备也好不到那里去，所以，这两部分军队都不利于攻城。守城的法军军事素质较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要是坚守待援，只在条件有利时才偶尔出击。清军无奈，只得在宣光城外添扎营垒，四面围困，主要的是围点打援。但这样一来，黑旗军和援越滇军的主力就被几百法军牵制在宣光，无法与援桂军会合与法军主力作战，这是一个严重的失策。
宣光之战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八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援越滇军和黑旗军围攻宣光，在宣光城外与来援法军打了八次小仗，双方各伤亡数十人。但在十月初二日和十一月初五日，宣光法军出城反扑，围城的黑旗军和援越滇军损失颇大。
从十一月下旬起，清军分兵两种，援越滇军和景军攻打宣光城，黑旗军在左育布阵打援。担负攻城任务的援越滇军和景军，在缺乏攻城利器大炮的不利情况下，仍积极设法攻城。从十二月中旬起，用“挖坑道”、“滚草龙”等原始办法，付出重大的牺牲，扫清了城外敌垒。从十二月二十八日至翌年正月十二日，清军多次进攻宣光城，终未成功。
与此同时，担负截击法军援兵的刘永福，在正月十六、十七两日率黑旗军在左育与来援法军展开激战。据法军所报，驰赴救援之军，死者467人，内有员弁15名，所募之越军，其死伤不在数内。查法人自东京开战以来，其死伤兵数以宣光之役为最。刘永福是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组织左育之战的：当时来攻的法军约有4000人，装备着新式洋枪洋炮；而刘永福直接指挥下的黑旗军仅只2000余人，枪炮弹药都严重不足。在这种明显的劣势之下，仍使来犯的法军遭到近500人的重大伤亡，从而创下了黑旗军抗法业绩中最辉煌的一页，打出了黑旗军的军威，打得法国侵略者丧魂失魄。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向清政府上奏此战称：“该提督近年部众稍离，由于越乱商阻，税失饷缺。今正左育之挫，由于我之重兵俱在宣光，不能分兵往援，该军血战两日，遂不能支。然其勇猛威名，久播四裔。本年三月委员到越，与法酋勃里也及大小兵官言及，畏忌之情，形诸词色。亲见法兵船上所悬画图，皆绘刘永福历次击败法兵战状，粤省及外埠各国洋人，谈及该提督，无不敬服称赞。”（注：《中法战争》(5)，第524页。）清军虽然在宣光一役中没有取胜，但毕竟和法军作了决死战斗。因而，构成了抗法战争惨烈的一幕，是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可见，为了实施“战越牵敌”策，滇、桂援越清军及黑旗军与侵越法军浴血奋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终于牵制侵越法军不能大规模增援侵华法军，为粉碎法国“踞地为质，勒索赔款”的阴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中国近代史上以不割地不赔款结束对外战争的奇迹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的五次反抗外侵的战争中。象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制订和有效实施“战越牵敌”策的类似情况还是十分少见的，值得我们作深入的研究。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