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香-谈东北汉军旗人及其“烧香”与云南流人之关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烧香-谈东北汉军旗人及其“烧香”与云南流人之关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谈东北汉军旗人及其“烧香”与云南流人之关系

远在孩提时代就常听人讲他们的先祖来自于云南或小云南，不只民人（指东北末入旗的汉人）这样讲，旗人也这样讲。人们还不时把鞋子脱掉看小脚趾的指甲是否两瓣，凡两瓣者，就认定其祖籍为云南或小云南。记得有一次我们七个同学看脚趾，竟有四人的小脚趾指甲是两瓣的。稍大一些学了中国地理，知道云南在祖国西南的最南端，与东北相隔几个省分。作为贫民百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走这么远的路途来到东北安家落户呢？
五十年代后，笔者从事民间艺术研究工作，在调查二人转的源流时，发现有二人转是由云南发配到辽东两位打花鼓艺人传流下来的一种说法。基于以上观点，只作为存疑写入拙着《东北二人转研究》一书中。
一九五二年，笔者曾去过一次昆明，看了几场花灯演出，深感到二人转的走场、耍扇、甚至挽手帕均与花灯表演相近似。事隔不久，正赶上云南一位滇戏的艺术家来沈探亲，邀他看了两场二人转，他也大有同感，并向我提供，他青年时代，在老家玉溪看过一些人的家谱，在清初有一支、两支断宗，问起老人来往往说是在奉天。这样就勾起了我的研究兴趣。开始注意起宗谱来，通过对辽宁宗谱的访查，发现祖籍云南或小云南者，民人中的比例较少。而在汉军旗人中高达二分之一左右。
他们的族谱均有一共同特点，即对云南一段往往语焉不详，仅举沈阳西顺城街冉氏族谱为例，该族至1939年，来东北已下传十一代，对其族源，仅在序言中有如下记述：“我冉氏始祖本系云南人，大清康熙二十四年，拨来铁岭，标入正白旗汉军包衣……”，但从二世祖以后皆有名有姓，甚至外姓女婿亦一一注明，这种记法还比较明确的，其余大部份只记述“先祖由云南迁来”或“先祖祖居小云南”，一语代过，至于云南的某县、某乡更在省略之列。后来我又发现祖籍小云南的氏族，并不都直接来自云南。比如原居于铁岭大泛河屈氏族谱就是这样记载的：“先祖山东栖霞小云南人，康熙二十八年迁大泛河落户，入盛京镶蓝旗，随礼老爷当差”，虽然大多小云南旗人在宗谱中并没有像上例那样注明“山东栖霞”，但有些人也申明他们曾听老人讲述他们祖籍云南，后到山东栖霞，号称小云南，然后由那里拨民来东北的，至于他们在山东住了几代无考。但一般提供由山东小云南来东北的年代少数为顺治八年至十年，大多数为康熙二十六年或三十年。当年我访查了五十个族姓，包括四市五县，后因故调查中断。
八十年代后，在考察东北民间祭祀：汉军旗烧香（简称汉军旗香）与民人烧香（简称民香）时，这一问题又突现出来，尤其是前者在考源上无法回避。近三年来，又访问了一些烧香艺人师傅，还重点调查几个汉军旗人的聚居区，终算有了点眉目，因为篇幅的限制，本文仅围绕汉军旗人族源及汉军旗香，作一些初步地辨析与论述。但应声明的是，笔者对云南的历史与烧香祭祀形式知之甚少，这里只想抛砖以引玉，力争与云南同行达到一些共识，这对今后进一步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间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之交流与融汇并掌握其规律具有一定的重要价值。
（一）
汉军旗人烧香的目的在于祭祀，多在每年腊月至次年二月举行，祭礼对象是祖先神灵、次为保护神（包括火神、山神——虎神、眼光娘娘、五道、大刀王君可、关帝不等），再次天地仙神等，主要在于“喜乐家堂”祭祀祖先。关于烧香的全过程，笔者已在1991年于吉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东北民香、汉军旗香考辨》一文中有所介绍，为节约篇幅仅引民国三年铅印出版《凤城县志》及光绪十一年版《开原县志》有关汉军旗香某些章节以兹介绍：
“汉军旗供祖用木龛，长可六、七尺，宽二尺许，高三尺有余，后为平板，前辟多门，刻以龙凤，油饰华美。龛置堂屋中间，高与梁齐，入户则见之，朔望送香，有专梯、名曰“家堂”，然所祀祖先之外，复有眼光，关帝，玄坛，五道诸神。以纸画像糊木框上，名曰“案”。其祭名曰“烧香”，亦曰“跳堂神”，以两夕为节。每因有病许愿始举行，或婚娶事先一日亦行之。晨起火焚旧像，易以新者，置之净室。洁扫木龛，内置二锡壶，中贮妇女耳坠，名曰“宝瓶”，下设供桌，陈列供品，猪头尤要，午后有名神将者数人来（俗称“单鼓子”），取梁秸二本，长五、六尺，剪彩纸为网罾之属，层树供桌后，名“花红竿”。既夕，院铺净席，折半附使，排列新案，案前设几，陈酒三杯，家人老幼皆跪，亲友随之。神将击单面鼓，并摇腰铃，且击且唱、余众和之，意谓迎神也，唱毕，令主人拜案就龛，跪听神将祝辞、烧纸奠酒，悉如所命，移时乃毕，名曰“安座”（是日来宾贺者，各备香烛，果供，猪羊等物）。既书先人名氏于纸袋，内贮冥镪，名曰“包袱诣街焚之，家人亲友皆跪拜，神将亦歌亦祝。焚毕，旋就堂前群歌击鼓以侑神、鸡鸣始已。次晨复击鼓歌唱，为主人祈福，并升梯就龛，以新梳新篦、绒绠、彩花猗张作势，余众下立，击鼓歌舞，随势和之，名曰“开光”。及夕又有放虎放鬼。排张郎、放钱粮诸剧（词态鄙珧不及备述）。神将复取案上猪头、腭骨进酒，邀戚友饮，意谓肉为神啖，飨客惟余零骨也。戏复斟酒半盅，劝主人饮、意谓骨且飨客，惟余滴酒，聊自饮也。又取龛上宝瓶，脱其银坠、令主人张襟跪接，意谓受祭神喜、赐以财也。复解衣裸臂，作神附体状，取粱秸横臂上，以刀就臂断之，粱秸断而臂不伤，名曰“打刀”，稍息，群相击鼓收场“唱送神歌，取花红竿抛置院中，神将息鼓，家人老幼悉面门跪拜，焚纸帛，燃爆竹，而祭礼毕。
（上引《凤城县志·风俗》）
汉军旗人之祭祀，尤与他族异，其神入高堂神，将祭之始，先迎神于祠，有端公数人击手鼓，唱神歌，以为赞助，主祭者焚香迎神而返，至之，先放虎神后放鬼，种种设备令人难以索解，即质之主祭者，亦所不知，或曰伊等系唐室旧人，所行者唐室之礼，及观所供之神画像中，有唐王君廊（今多作王君可——引者）理或然欤”。
（上引《开原县志·风俗》）
汉军旗人烧香仪式是由专职的烧香班子来主持的，一般三至四人，主祭一人称神匠（或神将）余二、三人称帮军、演出均按烧香班子的神本（最多者一千五、六百句）程序进行，全部仪式最少为两天，最多五至七天。仪节以“铺”为单位，演出的长短，视香主的财力而定，少则七个仪节，多则要请上、中、下三坛神（上为天神，中为庙神，下为祖宗神灵），全部演出为十二个仪节二十四铺。需四至五日。具体有：铺坛、请宗谱、接宗谱、开光、请庙神、下山东、请天神（含过河、闯天门、过玉主大街、天神披挂、玉主起程、接天神、降神诸铺），请亡魂（含盘茔）、探宅、亡魂梳洗，亡魂起程诸铺，接亡魂、安座、请五道、打刀、跳虎神、倒宝瓶、送神等等。
关于汉军旗香的历史，正如《开原县志》所记述那样，被说成是唐王李世民东征伤亡惨重，唐王归朝后为超渡死难的关中将士而留下了烧香这一祭祀形式，汉军旗人神龛中所供奉的王君可就是东征阵亡将士的代表人物。这一说法似不无因由，比如有史可查，李世民东征后确实在东征沿线盖了许多悯忠寺就是证明。不过只能说明对东征将士的祭祀源于唐代，并不等于今日之烧香形式即始于唐代，根据笔者的考辨把汉军旗香之形成定为明末清初还是比较科学的，所以民间又有“唐祭，宋供，明清烧香”的说法。
（二）
归纳起来，在汉军旗中明显涉及到云南的有以下几点：
(1)如前述汉军旗香以祭祀为主要目的，因而在接宗谱或接亡魂仪节中，都有自报家门一段唱词，在笔者现存和见到的神本中，对祖籍的提法大体是一致的，如：
老家祖早就在云南住，
云南拨民来到关东。
并东山住的年久，
关东山立下祖坟茔。
你要请客去云南路途远，
不如到关东山搬请亡魂。
（本溪碱厂堡于氏本）
又如：
香主家早在云南住，
康熙爷调兵到关东山。
拨来关东关东住，
关东黄土老坟安。
（新宾县木奇乡冷氏本）
以上唱词大体上是固定的，只要香主祖籍云南，神匠师傅就把固定唱词套入神本中，但一般汉军旗人烧香自报的祖籍绝大多数都是报云南，只有极少数报山东栖霞小云南。从这里似应反映出一个问题，即东北汉军旗人的祖先大多来自于云南。
(2)从大多数汉军旗香的神本中，可以看出，烧香所请之神，不少与云南有关，如在请天神一铺中，接来的第一位神就是：“一接上方花关索（或作为“锁”），花关索又被称谓：“云南大将军”或“关王”、“关大王”。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东北远在明朝就崇信关羽，清代尤甚，尊封大帝与孔子齐名，为武圣人。满族宗室，觉罗家中均必须供奉关帝，而在烧香中其地位远不如其子云南大将军花关索，显然是有其来由的，据笔者所知，全国范围内唯一关索庙与关帝庙数量接近，关索的威望能与关羽齐名的只有云南省。其次，在神中还有几位神灵，如五道，犄角、开山、原本不经，从无籍贯可考，但在汉军旗香中却把他们的出生地定为云南，如在神本中犄角和开山均为：“云南生来贵州长”，五道的唱词更具体，不只有籍贯还有姓名，如“云南生，贵州长，离城十里董家店，董家门中名宏亮”（见本溪碱厂堡于氏本），以上说法究其来路，似与云贵有关。
(3)与满族萨满跳神，民人烧香相比较，“请宗谱”一铺是汉军旗香所独有，而且别具特色，这一铺的具体演出内容是神匠与春夏秋冬军边击神鼓边唱神歌，至大门口迎接烧香家香主，这时香主要身备马鞍，马鞍上驮着卷好的新绘宗谱，两手各拄一长一尺或一尺二寸的擀面杖，正弓腰立于大门口，接着神匠口唱神歌在前面导引，香主则在妻子及长子的搀扶下，手拄擀面杖穿过整个院子，把宗谱驮进正房门，然后把宗谱高举过头由长子长孙接过供奉于神案上的祖宗龛内”。这种祭祀形式，在满族或东北的民人中是没有的，只有汉军旗人必须通过这种形式换谱，这显然来自于南方，当然南方近些年来用这种方式祭祀也不多见，但在西南诸省演出的目连戏中，还可见到这种场面。
(4)跳虎神又称虎闹家堂，这是汉军旗香所独有并最受欢迎的一个仪节，具体演出情况是：先由一人扮大虎，另二人扮小虎，三人均着绘有虎纹的虎帽和虎披。跳虎开始，大虎手持点燃的黄香与二小虎在立于大门前的两杆大蠹间翻滚腾挪，但香不着地，不灭，俗称拜旗闹门，然后由神匠唱恭迎歌词，好言好语把三虎迎进院内，于是神匠边敲神鼓边唱点五方，走五门神歌，虎神也随唱词起舞，歌毕、舞毕，神匠引虎神至堂屋门前，这段俗称闹宅，在屋门前虎神通过神匠唱词得知门神不让进宅而咆哮起来，两小虎则纵身由窗户跃进屋内，大虎亦夺门而入。三虎入室后，小虎则大闹起来，忽而窜上柜盖，忽而纵上房梁，大虎入室后也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跨门槛三进三出，最后在神匠百般安慰与恭迎下，走至神案前赴宴，三只虎则抓起神案上事先煮好的大肉啃嚼起来，小虎则要抓着大肉边吃边在炕上，地下乱纵、乱窜、要闹遍至内的所有地方，并把啃剩的骨头乱掷在炕上、地下，这一节称谓虎闹家堂；最后香主在神匠的感谢神歌声中把三位虎神送出大门，结束。因为传说中虎是山神，虎不只能“一虎压百兽”亦可“一虎压百邪”，因而跳能达到镇宅驱邪、虎闹家安的目的，按满族萨满跳神中也有请虎神，虎神亦为大虎及一或二小虎崽，但祭祀形式大有出入，萨满跳神大小虎均不化装，大虎由萨满充当，以虎神附体的下神形式演出，而汉军旗香则不下神，由人扮成虎形表演，当然这并不排除萨满跳神对汉军旗香的影响，但有些烧香神匠则称他们的跳虎神纯粹是来自于云南老家。近年来得知云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彝族亦有跳虎的仪式，并且也是由人扮成虎形的集体表演，可见神匠们言之有因，二者是应有一定的因缘关系。
（三）
上述种种，通过汉军旗人的宗谱以及汉军旗人烧香祭祀可以看出，祖籍云南者在汉军旗人中占有很大比重，但这是否反映了历史的起初情况呢？仅作如下的比较与考辨。
综前所述，从所见宗谱看，祖籍云南者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直书祖籍云南；一种则书祖籍为小云南，而在史料记载中则无小云南之说法，均直书云南。据笔者的了解宗谱的记载比较更符合实际，因为在生活中汉军旗人确实有云南和小云南之区分，那么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通过笔者所查阅的近八十份宗谱来看，大体有如下三个规律：其一，凡是直书祖籍云南者，绝大多数来自清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而自称小云南者，大多数来自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间，三十年以后就逐渐稀少，只有一种提到永乐扫北迁来关东山字样。第二，从宗谱上看，凡直书云南者，初来时大多落户于边远地区，而小云南者有较大一部分落户于辽南金、复、海、盖及辽东本溪、凤城、丹东一带；三，从小云南来者的宗谱中有两种写法，如：“祖籍云南，康熙二十××年由山东转迁至××”或“原籍云南，康熙××年迁至山东栖霞小云南，××年迁至××”。后种比较具体。
从以上三规律可以看出，凡自称小云南者，只是想说明他们立谱的先祖是从“小云南”来辽东，并不否认其祖籍地在云南，其次可以看出不管“云南”或“小云南”大多于康熙二十年以后直接由云南或转由山东迁入辽东。有一个时间的上限。这样问题就比较清晰了，即不管祖籍云南或小云南的汉军旗人，其先祖实际上大都是康熙二十年最后平定“三藩之乱”以吴三桂部属为主的“流徙罪犯”及“降卒”。
客观的看，尽管学术界一再强调，满族是一民族共同体，但清初的三藩之乱以及后来北方出现的一系列动乱，实际上是民族矛盾，这一点康熙皇帝是清楚的，所以对平乱以后的处理很少有官方记载，不过我们从散见的史料中还是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的。仅引几例：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逆藩家口充发关东者，络绎而来，数年始尽，皆发各庄头、站、道当差”又据《奉天通志·卷一六七》载：“清初三藩降卒，当初由云南拨来八百八十四户，分布边台守边排壕，驿站传递文书”，并谈到这些人虽“系康熙年间平定逆藩吴三桂俘虏”但仍“属汉军旗，不准考试”由云南拨来后“编管盛京兵部，拨往边台，驿站充当苦差”；另据魏声和《鸡林旧闻》一书记载“康熙时云南既平，凡附属吴三桂之滇人，悉配戍于上阳堡”。又云“即又为罗刹之乱（指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反击沙俄侵占雅克萨之役——引者），关外遍设军台、饬是等流人，分守各台，称为台丁其后拨予田地，令耕种自给；从上引可以看出《鸡林旧闻》所说之“悉配戍于上阳堡”者中虽然有许多人后来也编入站丁、台丁，但这与康熙二十一年由盛京编营的八百四十户降卒并不是一批拨来。至于《辽左见闻录》提到的除台丁站丁外还有发往各庄头当差者。作为“见闻”似应有据。只是因为官庄壮丁散处各地无档可查，故而缺少史料印证，我想其比例会远比站丁、台丁为大。
正因为史籍中对吴三桂余部善后处理的材料过少，特别是找不到有关小云南的史料，国内有些着作仅根据康熙十二年八月康熙帝：“应将王本身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的传谕，得出了吴三桂余部均配戍东北的结论，事实上康熙二十年九月三藩之乱彻底平息后，康熙帝对三藩余部的处理意见是“尽籍藩产入官，撤藩兵回京题”。（转引自《清鉴》（上）234页，这与八年前的传谕“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有出入。既然撤藩兵回京，就不排除向其他地区安排的可能。当时，“三藩之乱”刚平，西南，西北尚未最后安定，郑成功却雄踞台湾，东南沿海战事未宁，把部分三藩流人发往山东似有可能，其次凡民间立谱，从表面看是缅怀祖宗，而缅怀祖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联络同族，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既然要联络同族，则必须让后人有信史查，更何况“三藩之乱”在有清一代是极犯忌讳的事情，假如不是为了尊重信史的话，山东的移民又何必硬把自己的祖先与有“三藩之乱”之云南人或小云南人联系在一起呢？可见“三藩之乱”后有一批降卒拨往山东并非传说，而是历史事实。另外，凡自称“小云南”由山东拨往东北移民的，绝大多数在宗谱上均记有“由山东栖霞”或“由栖霞小云南”拨来东北字样，可见当年拨往山东的降卒是被安插于栖霞县或以栖霞为中心的一个固定区域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拨往山东的人数远比东北为少。
关于吴三桂的降卒究竟有多少？亦因缺乏史料无法找出准确的数字来，不过据《清太宗实录·卷十八》46页载：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平西王下……绿营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名”虽然顺治十七年清廷规定其兵员应为“十营”，“四镇”三万四千六百人，康熙四年吴三桂也曾报称裁兵五千四百人（见《清圣祖实录·卷十五》，但他在裁兵同时又大搞“按地征粮”，“按地增兵”，其兵额只能有增无减。那么在吴三桂一藩中，云南籍兵额究竟有多少，仅以保守的六万兵员计算，据《清史列传》记载，顺治元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卒辽东精锐二万”；据《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4期《三藩兵额浅析》一文统计，顺治十六年吴三桂进入滇中建藩时所辖军队仍然“一万以上，甚至近于二万”，而一年以后就有“绿营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这就说明在吴三桂的军员中起码有四万人召募于云南，云南籍的兵员占他总兵数的三分之二，故而在平叛以后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均把三桂降卒统称为“滇兵”或“云南降卒”虽然这六万人在与清军的八年征战中会有一定的减员，在降卒迁移过程中，会有相当数量的流失，就按三丁剩一来计算亦在二万以上，其数额已多于当时原驻扎于东北的八旗士兵。这就是今日汉军旗中有如此多云南后裔的原因。
（四）
汉军旗香，当为明代流行于东北的汉人祭祀之延续，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受到满族跳神的冲击与影响，逐步定型为既区别于萨满跳神又区别于民人烧香的一种特有的祭礼形式，这种形式的形成，也与流行于云南的某些祭祀习俗的参与、影响分不开的。这些，笔者已在前面有所论述，这里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这种参与和影响，不只有云南汉族的功绩，也有云南某些少数民族的功绩。如文中所论述的对关索的信仰，以及跳虎神，还有对火神，对五道，对开山的崇敬，都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从吴三桂兵源的组成来找寻答案。据《清史稿》介绍吴三桂藩属绿营固定建制为“十营”、“四镇”，十营以投诚兵丁（其中主要是征滇过程中的投诚兵丁）为主，四镇全称为“援剿四镇”，据《新撰云南通志·藩兵》记载：四镇兵“左镇驻武定，右镇驻曲靖，前镇驻楚雄，后镇驻耳海，俱隶藩下”，这些地方均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其兵源也自当来自于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成员不管在云南作为吴三桂的士兵或后来以降卒身份作为东北汉军旗人的先祖，都必然会把他们的祭祀习俗参与到汉军烧香中来。由此可见，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冲击与融汇的过程，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它具有区域和时代的特点，但并不完全受区域与时代的制约。应该说这对我们的民俗研究，确是一个较新的课题。
（资料来源：《民族艺术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