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乾隆后期清水教研究（之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乾隆-乾隆后期清水教研究（之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乾隆后期清水教研究（之一）
前 言
本论文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乾隆后期的八卦教（主要探讨其异名同教清水教）。乾隆朝是“康乾盛世”的最后一个时期，在整个清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乾隆皇帝大力加强了对于秘密教门的治理，八卦教属于秘密教门，对于八卦教的研究，我们首先要分清的是秘密教门和宗教在本质和功能上的不同，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宗教是人们在对自然界感到无能为力时，幻想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的存在，对其加以顶礼膜拜，以祈求能够得到保护和庇佑。而秘密教门虽然大多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但它在本质是少数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组成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他们的创立者和参加者多希望通过秘密教门这种组织，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是经济方面的某些要求，秘密教门多起源于异端教派，一般它们具有反现实社会和反对时政的特点。秘密教门不是宗教团体，而是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秘密结社。八卦教是清代秘密教门中影响非常大的一支，也是在华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支，从康熙初年建立一直到嘉庆中期，时间跨度非常广，康、雍、乾和嘉庆时期，清政府对八卦教的打击始终都没有间断过，八卦教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恰好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清政府的严重的统治危机，反抗斗争是深重社会矛盾的直接的表现方式，从秘密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八卦教，借此了解当时的社会，是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八卦教作为一个秘密教门，在整个清代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作为其异名同教的清水教，在乾隆后期才出现，到乾隆末年基本上被镇压殆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发展过程。但在乾隆后期的整个华北地区，清水教作为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是最有影响的一个秘密教门。
关于八卦教的研究，目前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如秦宝琦老师的《中国地下社会》和《中国秘密社会》等着作，马西沙老师的专着《清代八卦教》，此外山东大学的路遥先生也在其着作《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中做过研究。而对于清水教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着作出现，对于清水教的归属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一些日本学者把清水教说成是八卦教中震卦教的一个别名；马西沙老师把清水教看作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这里笔者采用马西沙老师的观点，将清水教看作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清水教是八卦教的异名同教，这里有必要作一下解释：首先，清水教的入教仪式用三盅清水磕头；另外，从乾隆朝《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所载史料看，也可以证明清水教是八卦教的异名同教：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徐绩的奏折中写道：“清水教本由东省传播蔓延，前经缉获之逆犯王中，虽已正法，今豫省审处教首刘姓其人，与逆书所云‘周刘户’字样相合。”[2]又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日明兴的奏折中写道：“吴克己籍隶河南确山县，寄居山东曹县，于乾隆三十六年间投已故菏泽县人布伟为师，入已正法单县人刘省过等清水教。”[3]从以上两个史料可以看出，乾隆中后期的清水教是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别教。
一： 乾隆后期山东的社会矛盾
山东地区自清军入关以来就处于长期的战乱状态之中。1644年3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景山，明朝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南明政权在清军入关后被很快镇压）。然而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夹击下，李自成很快失败，逃离紫禁城。5月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军北京。当时的中国处在严重的战乱状态之中，人们流离失所，国家景象残破不堪，一片萧条。山东地区的明朝官僚大多在清政府的招抚政策下相继投降，但清政府所采取的劫掠和剃发政策，使得山东地区的底层群众“怨声载道”，造反事件此起彼伏，势如燎原。山东地区从清军入关以来就有反清的历史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清政府在入关之初所采取的残酷政策，使得山东人民具有了强烈的复仇心理，他们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清斗争。
到乾隆后期，清帝国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康乾盛世”已经结束。各种社会矛盾较以前更趋尖锐。乾隆皇帝所作的很多事情都是出于“邀誉”的目的。六下江南、十全武功等一系列事件，不断挥霍着康雍时期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当时天灾不断、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激增和物价飞速上涨。底层社会动荡不安。华北地区的情况更是如此，山东更是重中之重。据《山东通志》记载，乾隆中叶山东的情况：……往时东省农民称贷，富户加息四五分尚肯偿还，是以小民挪借有资，不至流离失所。今即取息二、三分，借出不还。……有余之家，恐为所负，不复出借，……。贫户仰叩无门，不得不求食他乡。[4]而乾隆中叶，华北地区的土地兼并严重，已到了无荒可垦的程度。土地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全国各地之间人口流动频繁，清政府从入关伊始就采取了鼓励开荒的政策，下表清政府历年垦荒的数字：顺治十八年（1661）5，493，376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6，078，430顷雍正二年（1724）6，837，914顷乾隆十八年（1753）7，081，142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7，414，495顷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乾隆朝，政府开发荒地是卓有成效的。但乾隆中叶的田亩数相对于当时的人口数来说，是相对不足的。乾隆时期人口的绝对增长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全国范围内，乾隆六年时，全国人口达一亿六千万，而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全国的人口数是三亿一千万；山东省的人口，到嘉庆十七年的时候达到了两千八百多万，较之乾隆十八年的一千二百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当时的土地兼并程度是相当严重的，据《皇朝经世文编》载：“今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5]“民以食为天”，广大下层民众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反抗斗争是在所难免的。
乾隆中叶人口的增长异常迅速。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土地的开垦数，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灾荒，乾隆皇帝虽然给予接济，下层官员层层克扣，接济物品到百姓手中时往往是杯水车薪；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加重对人民的盘剥，阶级矛盾尖锐，山东广大底层群众间存在着对清政府的极为不满的情绪。这从当时的工科给事中李漱芳给乾隆皇帝的折子中可见一斑。奏折写道：“查山东省寿张县奸民聚众滋扰一案，臣于三、四月间即闻进京人传说，各路上因雨泽稀少，麦收欠薄，行旅车马，动辄十数人围绕，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迩，可资接济。待五六月后，虽节次得雨，总未透足。岁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复粉饰相沿，收成分数，捏报七、八分不等。抚字无闻，催科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机起衅。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6]奏折中虽然说的是王伦清水教起义的一部分原因，但从这个奏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当时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急剧增长，在遥远的西北部，大小金川相继叛乱，清政府耗费了大量的财力，赋税较以前更加繁重，贪官污吏的勒索敲诈，王伦清水教起义首领孟灿在受审时提到了他们起义的原因：“因年岁欠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以致激变。”[7]可见，当时山东地区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程度，农民起义的爆发在所难免。
乾隆后期，民间教派和秘密结社活动遍布全国，活动频繁，大量的新教派不断地涌现，“乾隆二十年以后民间宗教和结社多达199种之多”[8]，在乾隆时期，尤其是后期，出现了民间教派与武术团体的结合。教门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共同的信仰，武术团体则具备了进行武装反抗斗争的技艺，这种结合，在王伦清水教起义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民间宗教和武术团体的结合，也是清水教农民起义的一个特点。
二： 山东八卦教的由来与发展
康熙初年，刘佐臣在山东单县创立五荤道收元教，也叫五荤道或者收元教。也就是后来的八卦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空子教”、“儒理教”、 “清水教”等别名。关于八卦教的渊源，目前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八卦教来源于闻香教；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来源于红阳教；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八卦教来源于一炷香教。实际上，八卦教的创立都受到了上述这三个教派的影响。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代的档案中，有关于八卦教最重要发展历程的记载：“山东单县人刘佐臣于康熙初年倡立五荤道收元教，编造《五女传道》等邪书，分八卦收徒敛钱。刘佐臣物故后，伊子刘如汉、伊孙刘恪踵行此教。刘省过系刘恪之子，接充教首。”[9]在这个记载中，明确记载了八卦教的教名、创教人、创教时间和传承情况，刘佐臣在创立八卦教初期，并没有明显的“弥勒救世”的信仰，而是注重儒家思想，同时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修炼内丹。初期八卦教念诵的主要的经卷是《五女传道》，其主要内容是观音、普贤、白衣、鱼兰和文殊五位菩萨化身为五个村女，用不同的劳作方式来比喻人体内部修炼内丹的情况。在整个康熙年间，八卦教在河南、山东、直隶一带广为流传，除了刘姓子孙所传的八卦教本支之外，离卦教、震卦教和坎卦教（刘佐臣创教之初只有这三个支派卦教，其他的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创立）也得到了大的发展。后来八卦教的领导核心除了山东单县的刘姓家族外，又出现了山东菏泽的王姓家族、河南商丘郜姓家族。八卦教在刘恪、刘省过执掌教门时，形成了“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健全的组织形式以及完整的等级制度，教内尊卑有序、职责分明。到乾隆中叶，八卦教发展成为一个由世袭的传教家族把持的教门，主要的有教首刘家、离卦郜家、震卦王家、侯家、布家、坎卦张家等。教内设有先天、中天、后天的牌位，象征着八卦教的创立、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刘佐臣创教之初，尚未建立起八卦组织，仅有坎、离、震三卦。执掌离卦教的是河南商丘人郜云龙，他的五世孙郜添佑有供词：“高祖郜云龙从前原是山东单县人刘老爷的门下，那老刘爷原是弥勒佛转世，高祖从他得道，叫透天真人。刘老爷派高祖主掌离卦教。”[10]执掌震卦教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说法，一个是刘佐臣将震、卦坎教的执掌权给了侯堂，另外一种说法是将震卦教权传给了王容清，王容清故后，由其长子王中接传，这里笔者采用第二种说法，乾隆三十七年的王中教案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到刘儒汉时，“所收之徒分为八卦，每卦以一人为卦长，二人为左乾、右支，以下具为散徒。每卦各自收徒，所收之徒，各出银钱送与卦长，卦长汇送与教主，多寡随便。”[11]可见，八卦教在刘儒汉时就开始聚敛钱财。此后，从康熙初年八卦教的创立到嘉庆二十二年，刘姓家族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在一个半的世纪中传承六代，到乾隆后期，山东地区的八卦教主要有以下几支：山东金乡的艮卦教和震卦教，教首为张静安（后艮卦教为张玉成、张静安父子；震卦教为王中）；山东单县的巽卦教，教首为张炎。年月乾卦首坎卦首艮卦首震卦首巽卦首离卦首坤卦首兑卦首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张姓
（河南虞城）张柏
（直隶容城）张静安
（山东金乡）张静安（山东金乡）张炎（山东单县）郜大（郜永福）（河南商丘陈善山（直隶东明）陈善山乾隆五十六年八月
张柏张玉成、张静安父子王中
（山东菏泽）
孔万林（山东曲阜）从上表可以看出，到乾隆中后期，八卦教的发展以山东为中心，大体分布在山东、直隶、河南等三个地方。在乾隆后期，八卦教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尤其是组织上已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且这时候八卦教从其传教活动来看，叛逆的迹象已经显露。王中、刘省过案中的悖逆词句、王伦起义中所提的政治口号，都说明他们已有了明显的政治目的，推翻当局统治，来实现自己称王称帝的政治野心。八卦教的信仰：八卦教的十六字真言：“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八卦教从“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信念中产生出对太阳的崇拜，同时对孔子极为宣扬，八卦教对儒学的崇拜可以从他们的《上大人歌诀》中看到：“上大人，生中国，人不知，山东曲阜来下世。领定三千众弟子，内有七十二贤士，燕南越北埋名字。落贫家人人不晓，到后来认祖归根。邱已巳，是孔圣，燕南走，度众生，临凡下世转三性，三星地上来出现，早见无生拜世尊，婴儿见母心旋动。……”[12]刘佐臣创教之初并未将孔子的地位上升到佛，经过后来的发展，孔子的地位才慢慢地提高，刘恪、刘省过时，教内宣扬“五圣”，孔子临凡下世教化了颜回、曾参、子思和孟子。这四个人加上孔子，称为“五圣”，他们崇拜的圣帝老爷实际上指的就是太阳，八卦教要求教徒每天都要礼拜太阳：太阳初升向东磕，中午向南磕，日落向西磕。每年上供五次。
八卦教的组织体系采取“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形式。在《八卦教理条》中，世界被分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卦，分别代表西北、西南、正东、东南、正北、正南、东北、正西八个方位。八卦就是八宫，加上中央就是九宫，而五行中水、木、金、火、土以土为尊，九宫以中央为中心。八卦教以刘姓教首为尊，刘姓家族从来不执掌八卦中的任何一卦，他们一直居于中央宫的地位，支配着其他八卦教派。刘姓家族的人一般充当教主，下设分卦卦长。卦长之下设六爻，掌爻的封号称为指路真人，指路真人下面是开路真人、挡来真人、总流水、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13]不同的教职有不同的地位和权限，“全仕可以传授徒弟，流水可以经营账目，真人可以动用银钱。”[14]真人被卦长赐予“瑶数铜刃赤剑”有很大的权力，可以裁处某一地区的全部事务，“可以执掌教内生杀之权”[15]。点火负责出钱人的名单，用火把名单烧了在阴司记账；传仕是专管送信的人员；而麦仕、秋仕是最低的教职。在教内的地位最低，只有来世才可以得到好处，“秋仕托生秀才，麦仕托生举人。”[16]教内按“功行”的大小来确定职位的大小，“功行”的大小主要依据招收徒弟的多少来确定。
八卦教的劫变观念。八卦教将道教、佛教和孔子的儒教三者合一，在这一过程中又将儒家思想宗教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教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八卦教在前代思想的影响下，崇尚“存天理，灭人欲”。但到后来，由于佛、道两家思想对于斋戒方面的限制不利于八卦教发展教徒。八卦教的教规由原来的戒五荤改为戒杀、戒盗、戒淫、戒毁、戒欺等五戒。同其他教门一样，八卦教教内也充斥流传着关于劫变的思想，他们认为个人的命运被一种外部神秘的力量所操纵，人们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恐怖的环境下，只有救世主的降临才可以拯救他们。八卦教推崇前代流传的三劫应世说，默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的咒语，他们崇信无生老母在青阳、白阳、红阳三个时期，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如来佛下世，让他们收渡九十二亿芸芸众生回到天宫，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真空家乡。劫变的思想一般被教首们用来作为发动起义的政治口号。王伦发动清水教起义也用了劫变思想，起义前就散布谣言说将有四十五天大劫，从他者可以免灾。劫变观念从侧面反映了底层社会的不安和人们的危机感，也是秘密教门教首们用来发动农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
八卦教的谶纬和丹道思想。谶是隐语和预言，纬是用晦涩的语言对经书所作的解释。谶纬思想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流行，西汉时谶、纬出现合流，在两汉三国时期成为了一种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由于它比较晦涩，是一种预言式的经文，到清代中叶时，清廷依然发现民间宗教的谶纬经书，如《唐朝袁天罡》、《李淳风石碑》，清当局于乾隆三十七年镇压王中、刘省过教案后，在教徒孔兴己家中所搜出的一本无名邪书，实际上就是一种谶纬思想。它用宗教预言的形式指明了清朝灭亡的时间。八卦教首们可以用谶纬思想来发动和蛊惑下层人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徐绩奏折，《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卷17，3894页。[3]《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日山东巡抚明兴折。[4] 光绪《山东通志》卷首，训典二。[5]《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6] 俞蛟：《钦定临清剿匪纪略》卷四。[7] 转引自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一卷，第203页，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8] 转自马西沙着《清代八卦教》，第181页，1989年9月版。[9]《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润七月二十四日永琅奏折，摘自马西沙：《清代八卦教》第5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10]《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九月三十日郜添佑供词。[11]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国泰奏折，刘省过供词。《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卷17，3896页。[12] 《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卷18， 第4311页。[13] 摘自马西沙：《中国民间宗教史》第9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4]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刘照魁供词。[15]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刘照魁供词。 [16] 《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三日山东巡抚惠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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