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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清后期金丹道教与帮会组织的融合

赵志
民间秘密结社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作为社会下层民众的自发集合体而存在着。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秘密结社出现最多的一个朝代,其数量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前代。清代的秘密结社经历了一个由萧条逐渐复苏以致充分发展的过程。进入近代以后,民间秘密结社已遍布全国各地,拥有三四百种名目,数千万徒众,构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它们从单纯的互济互助、自卫抗暴和祈福消灾,逐渐走向政治斗争,并且从秘密活动发展为公开的武装暴动。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主要由城乡破产劳动者构成的游民队伍日益庞大,大批游民纷纷加入各种门类的民间秘密结社,使得各种结社组织更加发展蔓延。一般认为,民间秘密结社由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两大系统构成。这两大系统先是各自独立发展,而后逐渐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以致相互融合,出现了许多非教非会、亦教亦会、教会混合的秘密结社组织。此类结社组织名目繁多,面目难辨。秘密教门与会党组织的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我仅仅选取清代众多秘密教门中的一支———金丹道教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同会党组织融合的几个主要典型事例分别进行分析,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清代金丹道教是众多秘密教门中的一支,其前身是清代的青莲教,后逐渐从青莲教中分裂出去,形成独立的教派。透过金丹道教半个多世纪的活动,我们可从中看出它同南方一些会党组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轨迹。早在明代弘治年间,曾经出现过名为“金丹道”的秘密教门,教主姓名不详,该教流传下来一部重要的经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其中曾多次提到“金丹大道”,如“金丹大道最为奇,元始临凡坠玉梯”,“金丹大道至极玄,万法流通在世间”等等。清代的金丹道教是否与该教有某种联系,已难以考证。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清代金丹道教源于清代青莲教,青莲教的渊源则与明末以来的无为教、姚门教和大乘教有关[1]。
道光廿四年(1844),青莲教案发,青莲教的总部———湖北汉阳总坛被破获,除郭建文、彭超凡、林祝官等极少数人外,青莲教绝大部分骨干被捕杀。从此,青莲教的活动逐渐趋于沉寂。而从其教派中分裂出去的周位抡、郭建文则继续传教,以金丹道的名称和体系继续从事活动。与青莲教相比,金丹道教更侧重于坐功运气和炼丹之术,而且金丹道教中明显地多了一些会党组织的因素。道光廿五年,改名张利贞的周位抡于陕西被清政府捕获,不久便被处死。其余的金丹道支派则向湖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地区发展,部分金丹道势力逐渐走上同南方会党组织合流的发展轨迹。
一、 金丹道教与棒棒会、把子会的融合
据史料记载,早在道光十五年(1835),曾有一名四川成都人王又铭将青莲教传入湖南,使青莲教在该地区很快蔓延开来。王又铭这支青莲教自称是“金丹大道”[2],从其名称、教义及传承脉络等方面来看,这一支“金丹大道”属于正在分化中的青莲———金丹道教系统。这支教派的传入,先后引发了蓝正樽暴动、雷在浩的棒棒会暴动和李沅发的把子会暴动。道光十五年王又铭传教给程孔固,程孔固随即自立门户,传徒敛钱。程孔固曾传雷倡和等数十人,雷倡和又传给蓝正樽(蓝沅旷)等人。结果,道光十六年即发生了拥戴蓝正樽为教主,攻打武冈州的事件。湖南新宁县瑶族生员蓝正樽“素行狂悖,妄思倡乱,假托出生时伊母梦见玉玺悬天,伊妻梦见双龙将来,富贵无比,哄骗众人从逆。”[2]道光十五年六月间,他与人结拜兄弟,共同谋划,“因知武冈州人程孔固传习青莲教分“和”、“善”两字号,“善”字号吃斋,“和”字号吃荤,很显然这是模仿了李凌魁的“阴盘”、“阳盘”的结会方式。
蓝正樽暴动时,虽已出现教、会融合的迹象,但并不典型。道光廿五年,金丹道教自立门户。道光廿七年,就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雷再浩的棒棒会暴动。棒棒会又称“三合会”,而“三合会”乃是天地会的分支和别名,这说明棒棒会与天地会有着密切关系。蓝正樽暴动一事曾使雷再浩受到牵连,但雷再浩仅仅受到轻微的处罚。在这次棒棒会暴动中,“雷再浩勾结李世得在新宁之黄陂峒聚众拜会,分立青红两教,青系茹斋,红系荤食,均系湖南粤西交界山中匪徒。名分青红两教,实系一教,统名棒棒会,皆由雷再浩、李世得统领”[3]。暴动不久便被镇压。从蓝正樽暴动至雷再浩暴动,时隔11年,组织暴动的教门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同一教派分出“青”、“红”两教,这显然是受了阴盘、阳盘的影响。而且棒棒会中的红教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天地会的组织方式的;而青教则仍然保持着金丹道教教门的特色,坐功运气,茹素吃斋,供奉无生老母。棒棒会暴动失败后,余众非死即逃,两年后,仍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李沅发的把子会暴动。
道光廿九年,湖南新宁县人李沅发倡立把子会。十月中旬率众暴动,攻占县城,杀死县官,设立五营十行建制,委派军师、先锋、铁板等分管各事。道光三十年四月,这次暴动失败。从把子会暴动来看,应为金丹道教与天地会融合的典型。道光三十年四月廿六日裕泰奏报生擒李沅发的奏折中称:“臣等伏查该逆李沅发等本系山野莠民,乌合小众,乃于上年冬间始则结会树党,戕官据城,经官兵围困,辄乘间兔脱,在于楚粤一带沿边游窜,焚掠村庄,拒杀官弁。……迄今两月有余,势尚披猖,并蓄发变服,制有各色令旗,擅立伪大王,伪军师及五营、十行名目,……”[4]这支义军按“五营十行”建制,显然是青莲———金丹道教“五行十地”传教网络的翻版。而且,“并据(金丹道),劝人吃斋,人多信服,冀籍习教为名,多得伙党助逆。蓝沅旷、陈仲潮遂拜程孔固之徒新宁县人雷倡和为师,……八月间,蓝沅旷令陈仲潮等制就黄布令旗多面,分给逆党等收执,转相招引,每旗一面议招一百壮丁,每招一丁给钱一千文,俟多集党徒,制齐枪炮器械,再行暴动。”[2]从道光十五年末至道光十六年初,蓝沅旷编造“逆书”,攻击清朝政府,并备集粮草,准备军械,至是年二月召集约千余人,书写诏令,自称“刚健年号”[2],作战之前设坛祭旗,封授大军师、大元帅、敬贤司、敬良司、督工司、带兵头目等高低不等的官职。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于道光十六年二月,“初六卯时暴动,分为三路行走,沿途裹胁约增数百人,于是日酉刻至武冈州扑城……”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攻城之时,“即经官兵放炮轰击,追杀溃散”[2]。暴动很快失败。
从这次教门暴动中,已经能够看到许多天地会暴动的特点,暴动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如官封大军师、大元帅,书写黄布令旗等特点,显然已不再是单纯的教门行为了。这也正好说明了青莲———金丹道教中,金丹道的势力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呈现出与会门组织融合的趋势。
道光廿四年,鼓噪一时的青莲教复兴计划瓦解之后,金丹道与青莲教彻底决裂。这一方面是两派争权夺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二者在教义教规、修炼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上分歧很大。位居金丹道“顶航”职位,自号“摘光祖”的周位抡,居然“奉的添弟会”,并执有“敕令万云龙”的杏黄旗,可见金丹道教和天地会的合流至少在周位抡任教主时就开始了。而这种教门与会门的合流形式早在吴子祥的大乘教时就已出现,李凌魁的阴盘、阳盘教便是典型的例子。据《天地会》资料记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吴子祥收福建宁县人李凌魁为徒。但是,嘉庆六年(1801),已入大乘教的李凌魁却又在江西加入天地会组织,因为当时清政府缉拿天地会特别严密,所以另立阴盘、阳盘教,阴盘传教,阳盘传会。应该说,这是将教与会两种组织融合为一体的重大创造。在这以后又有李凌魁的一个结拜弟兄杜世明,他在江西又搞了一个组织,武冈州知州刘湄禀称,“该匪头目不止一人,并有李尚甲竖有先锋旗帜,上写‘万云龙’字样,口称为雷再浩报仇。”[4]这与先前金丹道教首周位抡执有“万云龙”字样杏黄旗的做法如出一辙。而万云龙并非教门中人,实为天地会所供奉的精神领袖。另外,李沅发于暴动之前,也是采用结盟拜会的方式发展组织的,结会时“各出钱百文,买备香烛鸡酒,朝天同盟拜会,如有翻悔,死在刀下。”[5]并且在城内设立五营,“俱称大哥,我(李沅发)为总大哥,总管五营,在后营居住。此外还派有铁板大小头目多人,分管各事。”[4]不难看出,此时的把子会里,天地会的色彩已非常浓厚:各营头目俱称“大哥”,李沅发为“总大哥”,还配有“三军司令”大旗[4],且不再以吃斋、吃荤分别组织,说明把子会的教门色彩已大为淡化。这显然是金丹道教长期向南发展,与会门组织相互融合的结果。
二、金丹道教同关爷会的融合
除了湖南地区,金丹道教在江西、广东等地的传教活动也广泛地受到会党组织的影响。不过,从现已发现并整理的档案、文书资料来看,金丹道教仍旧保留并完善了原有的教义、教规及一套道阶制度,根据这些特点可以大体判断出某些教门是否为金丹道教,而不论其名称作何更改。
道光廿四年之后,南方各省的金丹道教特别活跃,为了躲避官府的搜捕,金丹道教不断变化自己的名称。史料记载:“金丹教又名三乘教,吃食长斋,可以获福延年。”[6]湘、赣边界一带,三乘教的活动十分活跃。关于三乘教的一些基本情况,两江总督吴文的奏折里也有详细记载:“习学三乘教可以获福延年,又可敛钱使用,教内有引恩、证恩、添恩、子恩、众生等名目。引恩戴用道冠道袍,传授经卷;证恩可以传徒;其余天(添)恩、子恩、众生,不过如数念经。又有上中下三太皿经牌,领得上太皿中太皿者亦可传徒。”[7](卷十四)从上述教规教义来看,江西、湖南交界的这支三乘教确属青莲———金丹道教系统,从现有史料推断,应传自复兴青莲教案中的幸存者范依果(范臻),[7](卷十五)而曾在江西宜春县等地被清政府拿获的古魁连等三乘教教徒,则是得传于金丹道教首郭建文。[7](卷十一)
周位抡一支应为金丹道教的主脉,他曾在湖南收清泉县人刘振林为徒。湖南清泉县人刘振林,“向在原籍拜周位抡为师,……仍以青莲教原编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各名次,以顶航为上等,凡入教之人由添恩递进。……假称所习是金丹大道,金者坚之称,丹者圆之谓,讲究坐功运气,要人学习心坚,始能修道圆满之意。”[7](卷十二)从这段史料可知,刘振林这一支金丹道教当系周位抡的嫡系支派。道光廿六年,刘振林在衡阳县曾收广东人蒋万成、董言台为徒,传习金丹道教。[8]道光廿七年,董言台至江西,与崇义县、长宁县一支会党组织关爷会发生了接触,而这支关爷会的成员中,有些原本就是当地三乘教的教徒。与湖南交界的江西同为金丹道教的主要传播之地。金丹道教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遭到两江总督吴文的残酷镇压。清政府先后捕获崇义县与湖南桂阳县交界的吃斋习教者楚潮泗等二十余名,“讯据楚潮泗供认,(曾)拜湖南人王金成为师,习三乘教,传徒敛钱,……伊等向结有关爷会,不拘人数,随时结拜,亦有年少居首者。五月间,闻有外来斋公董言台、罗普章到在逃之谢词封家往来,……臣查斋匪会匪名目虽异,均足为人心风俗之害,……”[9]董言台本欲与关爷会这支会党组织合谋暴动,却被清政府破获,董言台逃回广东后,不久被捕处死。
从江西这支三乘教来看,它同关爷会接触较多,但其内在的会门因素并不突出。从它的基本教义、教规和活动方式等方面来看,仍属较单一的教门组织。而在广东地区,有些会党分子本身就是金丹道教徒,故其秘结之社,教与会的特点兼而有之。董言台未入江西之前曾到过广东,他“结拜添弟会,惩勇抢劫,并入金丹教,自称教首,传徒敛钱,复于民夷互斗时,起意妄造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10]从这条材料可以得知,董言台是先入会门,后入金丹道教,得传于周位抡的徒弟刘振林。董言台的这支金丹道教直接影响了以后朱九涛的尚弟会。
三、金丹道教与尚弟会的融合
道光末年广东出现的朱九涛的尚弟会,体现了金丹道教与会党组织结合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朱九涛的尚弟会由原来的天地会演变而来,其“尚弟会”与洪秀全的“上帝会”谐音,因而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大量的尚弟会众把太平军视为自己的同伙,或加入太平军,或在各地暴动响应。其实,尚弟会也不是纯粹的会党组织,它明显地带有许多金丹道教的特点。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有咸丰元年十月初七日湖广总督程采的一条折子,其中记有尚弟会成员左家发被捕后的口供:“缘左家发即刘开山,又名刘沅泷,……道光三十年七月间,左家发由衡山县搭船出外行医,会遇同船之广东人李丹及湖北人张添左,……李丹因述及广东旧有添弟会,现改为尚弟会,凡入会者互相帮助,兼可恃众抢劫,按股分赃,劝令左家发入会,张天左亦在旁怂恿,左家发应允,即拜李丹为师。李丹随即三圈印票数十纸,称为‘门牌’。告以内有上盖、中盖、下盖之分:上盖为天盘,中盖为地盘,下盖为人盘。粘贴门首,即知为同会之人,能免劫数,……又称其会中另分黄、红、白三家,广东老万山之朱九涛为黄家,住处设有忠义堂,……红、白二家仍听黄家统属,牌内印信即系黄家之印。又传授口诀八句,歌云:‘金丹始祖洪启胜,洪英传授与丹隆;大明国玺高溪义,五祖流记教万宗;太极天图高悬挂,天书宝剑插斗中;要知原来真正义,朱八下世坐山宗。’”
从这份材料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金丹道教在尚弟会中的渗透。歌诀中有很浓厚的金丹道教色彩,如:“金丹始祖”、“天书宝剑”等。这里把会党组织中的传说人物洪启胜与金丹始祖联系在一起,这是金丹道教首周位抡的主张;天地会的仪式是“三军司令”插于斗中,而让“天书宝剑”插在斗中,则是周位抡的独创:“天书宝剑”是周位抡受命于天的象征,他自称曾得“天书”三卷,并有七星宝剑在手。此外,尚弟会以黄、红、白三家建制,这恰恰是金丹道教另一教主郭建文所发动的贵州号军暴动的建制方式。而且早在嘉庆年间五省混元教、收元教大暴动中,就有白号、青号、黄号等各军分开的情况。所以,虽然朱九涛的尚弟会以“会”而不是以“教”作为自己的名称,但并非是单纯的会门组织,尚弟会更象是一个渗入多种会党组织因素的金丹道教的变种。该组织的出现,很可能是身兼金丹道教、天地会两种身份的董言台、蒋万成等人在广东一带进行活动的结果。
四、结语
以上几个事例简要阐述了金丹道教在南方与天地会及从天地会中衍生出的其他会党组织的融合状况,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类似于金丹道教的各类秘密教门与会党组织合流的一般过程。在这种“教——会”的结社组织中,有的组织中教门的成份明显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而有的组织中会党的因素多一些。究竟这些组织是教门还是会党,历来面目难辨,莫衷一是。或二者兼具,或二者皆非。是教还是会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中国的民间秘密教门同自然经济下个体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农经济是民间秘密教门孳生和蔓延的土壤。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农民固有的消灾祈福、苟全自保心态。在广大乡村,出于对“劫变”的恐慌和对未来“太平盛世”的憧憬与向往,使得大批小户农民纷纷加入秘密教门,以图消灾免厄。这样,民间秘密教门便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然而,这仅仅是一个阶段的状况,清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殖民势力的入侵,中国个体农民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小农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而不断瓦解,许多农民由于天灾人祸、经营不善等诸多原因,被排斥于耕地之外。秘密教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动摇了,因而出现了潜在的危机。这些从农村出来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入城镇市圩,他们举目无亲,势单力薄,很容易被欺侮蹂躏,因而亟需互相帮助,以求得生存。而秘密会党所宣扬的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等内容恰好是游民破产者的福音,于是,众多的游民、小手工业者又纷纷加入秘密会党。
无论是农民破产者还是城市游民,无论其入秘密教门还是入秘密会党,都要视其切身需求而定。中国民众的多神崇拜和信仰的功利性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实、会党与教门在某些方面的相同之处,共同造就了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互相交织融合的社会现象。青帮的出现和近代金丹道教向棒棒会、把子会、尚弟会等会党组织的转化,都深刻说明了这一趋势。
参考文献：
[1]秦宝琦 清代青莲教源流考[Ｊ] 清史研究,1999,(3)
[2]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青莲教案(下)[Ｊ] 历史档案,1992,(4)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 朱批奏折·道光廿七年广西巡抚郑祖琛等奏[Ｚ]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李沅发起义[Ａ]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Ｃ] 北京:中华书局,1978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 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湖南巡抚冯德馨折[Ｚ]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 朱批奏折·道光廿八年八月十七日湖广裕泰折[Ｚ]
[7]吴文 吴文节公遗集[Ｍ] 中国人民大学线装书库藏书,咸丰七年版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廿八年十二月廿二日湖广总督裕泰折[Ｚ]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朱批奏折·道光廿八年十月初十日湖广总督裕泰等奏[Ｚ]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 录副奏折·道光廿九年七月初二日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Ｚ]
资料来源：《阴山学刊》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