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晚清社会文化与民间史观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晚清社会文化与民间史观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晚清社会文化与民间史观

在中国古代，普通民众几乎被完全剥夺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权力，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也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如此，普通民众对历史依然十分爱好，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非常崇敬，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汲取也比较深刻，并以特有的方式表明他们对历史的总的看法，回答了历史发展演变、社会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问题。关注历史，探索晚清社会的各种变化以至更加久远的历史足迹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
中国民间有这样的传统，民众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古书的影响，而且“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自己的思想”（注：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因此其历史观念自然也不例外。诸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综合性的通俗读物，因为文字简约，易于上口，间接地给予民众以大量的历史知识。而专门性的历史启蒙教材，以歌诀体、蒙求体、千字文体等不同形式，叙述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等重大史事，在民间依然十分流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启蒙读物越来越多地介绍了外国史地，像刘曾騄的《梦园蒙训》等就包括对五大洲、五大洋（将南极称为南冰洋）和世界风物的内容介绍，以及对列强侵害中华、日本侵占我国宝岛台湾的历史记录。并申言：“国势弱，实可耻。教子孙，莫忘记。”这些启蒙读物除传播历史知识外，也向民间转达了许多历史观念，诸如华夷之辨、善恶为治乱之源等思想。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听书、看戏、观画等获得的，讲唱说书在晚清仍然是民间最普遍的一种娱乐形式。说书人在集市、庙会上都可以见到，几乎各地城镇乡村皆是如此。每年农历七月鬼节和春节更是为这些艺人提供良机，使他们在社会的底层大显身手。他们还经常出现在婚丧嫁娶与生日庆典等场合。说书的方法虽有所不同，有的仅仅是说，而有的是连唱带说，不过都有十分生动的表演。正是通过表演变文、宝卷、弹词、话本等不同体裁所记述的历史故事，宣传了历史上英雄人物嘉行懿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间艺人在宣讲宝卷故事时，总要先交代清楚故事发生的历史时间、地点和主人公的籍贯，借以表明这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让听众深信不疑，从而满足了人们渴望了解历史的愿望。虽然故事中的某朝某代有些并不十分真实和准确，但是专门讲述历史故事的评书表演却常常为文化水平较低的贫民百姓所喜爱。在中国从南到北，自西徂东，如此辽阔的地域内，说书人的腔调千差万别，表演风格也不尽相同，然而坐在茶馆、书场，挤在集市、庙会上听说书人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故事，却是人们的一种共同嗜好。因此说，说书拥有众多听众，它早已慢慢地植根于民间，影响着广大的中国民众。历史人物的诱人风采，历史故事的曲折生动，使《三国演义》等文学佳作走进民间，步入民众的心灵世界，同时将一种历史的概念植入民众生活，更使民众不仅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还间接地接受了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
说起民间文学作品，大概还是那些与历史有关的题材最受人们的欢迎了，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有趣的是，民间流传的故事与正史的关系极为密切，并且大部分内容基本上符合历史真实或文献记述。历史走出正史，为人们所熟知的典范该是《三国演义》的故事了。从11世纪上半叶开始，在一些公共场所就出现了讲三国故事的人，其中的英雄故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并不陌生，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刘备的谦恭重贤，关羽的忠贞不二，张飞的豪爽仗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成为人们的典范，对民众的心理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三国故事在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众的思想观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注：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回，齐鲁书社1991年版。）。这样昭示否泰循环的开场白竟也成为那些贩夫卒子、市井草民、妇孺老幼所拥有的看待历史发展变化、社会演进的重要观念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诸多历史文化铸造着中国民间的历史精神，而中国人深厚凝重的历史精神又使历史故事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那样的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在民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晚清民众不仅熟知这些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喜爱其中的各种历史人物形象，而且接受不说所宣扬的思想主张。识字者则十分喜欢阅读小说，“今试游乎通都大邑之书肆，则所陈列者十之六七，皆小说也，有试入穷乡僻壤，则除小说外，他项书籍，殆不可得见焉”（注：陈平原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10页。），而要想使各种新观念新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的民众，收效最快者，当属小说。人们遂以为历史所昭示的真谛“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注：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于是，晚清历史小说十分流行。因为有些作者坚持“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剌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羼入，贻误阅者”（注：吴趼人：《两晋演义》序。），所以读者获取了比较多的真实的历史知识。然而有些历史小说专以附会为能，使历史真相隐而不张，乱人耳目，让读者以为古人果然有书中所描述的种种怪谬之事。
无论是忠于史实，还是臆造历史，历史小说对中国民众的历史观念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正如胡适所云：“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注：胡适：《三国演义》序。）这本书所传扬的正统思想、忠义之节也随之被民众广泛接受。而《三侠五义》的流传，不仅在晚清开启了整整一个时代民间文化的嗜侠风习，而且表达了“人不敢为而为，人不能作而作”的侠义观念，“烈父烈女，义仆义环”的忠烈观念；“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昭彰不爽，报应分明”的善恶报应观念。至于《孽海花》则将历史的发展描述成仅仅是因为一些极其偶然的事件造成的，甚至于是因为男女的性爱提供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机缘。从而再现了一切历史的兴亡之源“大都女子败之，英雄成之；英雄败之，女子成之；英雄副之，女子主之；英雄主之，女子副之”以及历史发展变化之机，“常在于衽席之间，燕闲之地”（注：严复等：《国闻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史观。历史小说以其独特的魅力，感染着人们，并借人物与故事的交错作用，提供各种人物不同的历史观念，影响着民间史观。
“民不知书，独好观剧”。在民间，哪个人不爱看戏听曲呢？在晚清各地乡村和市镇，“春秋报赛，演剧媚神，此本不可以为良善之风俗，然而父老杂坐，乡里剧谈，某也贤，某也不贤，一一如数家珍。秋风五丈，悲蜀相之陨星；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优伶社会哉？”（注：柳亚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终日胼胝手足从事各种营生的人们，从偶尔观赏到的戏剧之中捡拾乐趣，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历史知识，并且依靠戏剧中提供的道德尺度去认识历史社会与人生。在中国的戏剧中，一个主要题材就是历史剧。这些历史戏剧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一些唱古表古的剧目，唱述了历史上的文臣武将英雄豪杰的故事。如《绣花灯》中就有“灯上绣古人，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徐茂公。吕奉先月下戏貂蝉，汉刘秀南阳十八春。武松打虎景阳岗，长坂坡前赵子龙”等内容，从而扩大了民众对历史的了解。戏剧是民众喜爱的民间文化形式，是民众的精神食粮，比其他的文学艺术形式都更接近民众的欣赏习惯。《霸王别姬》、《空城计》等历史题材的戏剧既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精神上的需要，又是塑造民众历史观念的重要构件，几乎“没有一个人看戏不大大的被感动的。譬如看了长坂坡、恶虎村，便生些英雄气概。看了烧骨计、红梅阁，便要动哀怨的心肠。看了文昭关、武十回，便起了报仇的念头。”“此外像那神仙鬼怪、富贵荣华……那一样不是受了戏曲的教训，深信不疑呢？”完全可以说，“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注：陈独秀：《论戏曲》，《安徽俗话报》第11期。）在人们的眼里，戏剧恰恰可以“作二十四史观，镜中人呼之欲出；当三百篇读，弦外意悠然可思。”
戏剧通过各种惊心动魄、曲折婉转、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有时高亢激昂，有时低回婉转，艺术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所经历的兴衰荣辱、苦辣酸甜，从而深深地吸引着普通民众。而那些忠臣孝子、义仆勇将、节烈妇女以及活泼诡黠的婢女，纯洁痴情的小姐，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集中展示于舞台之上。曹操的奸诈、闵子骞的孝顺、严嵩的贪暴、目莲的圣洁及其对母亲的孝情，等等，这一切民众都看熟了，脸谱化的艺术形象强化了他们的历史观念，从而构成某种判别历史人物善恶好坏、历史事件是非曲直的具体标准。因为历史戏剧本身就是根据历史上政治之利弊以及个人行为之善恶，而编之演之。
晚清民众比较喜爱的历史戏剧还是包公戏，不论是《铡美案》、《铡包勉》等剧目中的哪一种都使他们百看不厌。这类历史剧有他们个人愿望和信念的投射，即是出于对自己和弱者悲惨命运的关切与同情，也包含了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愤慨而又无力回天的矛盾心理。同时，包公戏的另一历史意义在于为民众们提供了清正廉明的清官形象，迎合并强化了民间对清官的渴求，又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公正与他们自己的理想。此外，历史戏剧还向人们传播了正统思想、忠君观念、清官意识、义仆精神、大一统观念等。众所周知，晚清公案戏的比重较大，这说明民族危机与社会动荡的加剧，使得生活于不安定的现实人生中之普通民众，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希望能有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为中华民族带来福气，也为他们自己锄暴安良，惩恶助善，主持正义。
民间绘画特别是年画作品，不仅记录和包含着许多历史事实，并且对民间史观的形成与发展也不无裨益，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的历史精神。每逢新春佳节，晚清中国民众沿袭传统习俗，“扫舍之后，便贴年画”（注：李光庭：《乡言解颐》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而在各地民间极为盛行的年画中，有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马鞍山俞伯牙抚琴》、《文姬归汉》、《完璧归赵》、《六国封相》、《竹林七贤》、《赵州桥》、《牛头山》、《赵云截江夺阿斗》、《八门金锁阵》、《东吴招亲》、《长坂坡》、《程咬金搬兵》、《金玉奴》、《宇宙锋》、《忠义堂》、《曹操大战铜雀台》、《穆家寨》、《三岔口》、《镇潭州》、《李逵劫法场》、《刀铡陈世美》、《秦桧害岳飞》等，反映出普通民众对中华民族的古老而从未间断过的数千年历史文化极为珍视。毋庸置疑，一些年画的题材来自于历史小说和戏剧。这既满足了他们对历史小说和戏剧的爱好，又促进了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也使得历史题材的年画作品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尽管同一题材的年画作品往往有五六种之多，而且年年重印，人们还是乐于购买。因为张张都自有独到之处，幅幅皆能打动观画者之心。
许多历史故事都带有明显的教化性，特别是某些具有惩恶劝善和彰显是非的道德性的历史故事，透过年画的艺术再现，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产生更大的影响。于是，民众们对于廉颇、蔺相如、苏秦等人物都并不陌生，对于他们的历史故事更是熟悉得很；大禹虽然生活在上古时代，却因为传说这位英雄率领着人们锁住了危害华夏神州的滔滔洪水，创造了历史功绩，所以他的名字和着那带有几分神奇色彩的历史传说，在晚清社会中不断地流传。一幅《大禹治水图》尽管展示的是风平浪静、治水大功告成的历史画面，却使人们不禁感叹其光照千秋的雄奇伟力，彪炳史册的创造之功。
年画作品还形象生动地记录和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历史进化，展示出许多历史事实。《欢迎太平军》、《太平天国北伐图》、《火烧望海楼》、《佛收五鬼》、《北京城百姓抢当铺》等为我们留下中华民族，尤其是广大民众反抗封建压迫，反对外来侵略的宝贵历史记录。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轰轰烈烈兴起的时候，年画中又出现了一些宣传“扶清灭洋”的作品。《义和团大破西兵》、《杨村大捷》、《恢复天津》等作品则讴歌了民众同八国联军英勇厮杀的悲壮之举。《回銮图》艺术地讥弹清廷腐败，慈禧太后专权误国，被外国侵略者吓得弃都“西狩”。《剃头做五官》、《成衣做知县》图文并茂，辛辣地讽刺了清廷。《小儿怒》、《女子自强》、《女子求学》、《一心情愿》、《不知自量》、《莫说谎话》、《戒吃鸦片》、《礼尚往来》、《女子爱国》、《国民捐》、《爱国大扑满》等作品分别表现了社会改良，革除旧习，历史进步，文明进化等主题。这样一些作品上的题识，较多采用浅近的白话文，顺应了文言到白话文的发展大趋势，也有助于人们以进化观点看发展变化着的晚清历史。
除此之外，在民间流传极广的谚语、俗语、歌谣、对联、神话、传说等不仅是留在中华民族历史年轮上的宝贵记忆，而且集中表达了民众对于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十口相传为古，是人们对于历史的一种共同认识，历史最早就是通过口头传说流传下来。“盘古开天辟地”、“黄帝大战蚩尤”、“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等无不以其神奇伟力赢得民众的认同，被当成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流传数千年。至于像“富家一席酒，穷人半年粮”；“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则是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等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凝聚着民众们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大无畏精神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登上政治大舞台的冲天豪气，使人们看到了民众之中聚集着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巨大力量。
在阶级社会中，战争常常被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反对和唾弃战争，主张和平，仍然成为晚清民众的一种重要抉择。“不朽的持久的中国文明的长久守恒性给中国人以内在的力量和信心，使他们即使在那些为进攻中国而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国家的侵略性几乎使他们濒临绝望境地的时候，也能坚持不屈。”（注：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这恰似巍峨雄伟的万里长城所昭示出来的那种文化内涵：捍卫和平的屏障。然而每当灾难降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急关头，民众们也会抱定一个信念：“宁死在阵前，不死在阵后”，绝不甘心忍受外国侵略者的肆意侮辱，“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明的延续发展，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
二
虽然正统是一个重要的古代历史观念，但是仍然存在于晚清民间社会。对于政权有无正统资格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对该政权历史地位的评价，对该政权历史的认同。（注：参见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第8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因为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所以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由于晚清社会动荡，列强的入侵而成为民众反抗满族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利器。
首先，民众们奋起反抗清朝统治。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布告天下：接受满族统治本身就是奇耻大辱。洪秀全明确指出：“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兆之花人（即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注：《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第2册第570页。）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等檄文中指斥满族统治者雉发胡服，奸淫妇女，压迫华人，“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华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注：《太平天国文选》第78页。）
民间秘密社会的成员们也认定：“清朝至今二百余年，贪官污吏，酷害生民，是真［其］气运将绝之候。”（注：佐佐木正哉：《咸丰三年厦门小刀会叛乱》，《清代西人见闻录》第208页。）因此继承并发扬了恢复正统，反清复明的传统。在民间宗教世界中流传着“十字合同”的谶言，即十字合同的周字出现，世界将发生巨变。周指周朝，特指华夏民族。而清代八卦教宣传的“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钩周朝八百秋”等，更把平胡的历史重任赋予周姓和刘姓。刘姓乃西汉东汉王朝统治者，似乎就代表了汉民族。而八卦教首刘氏又自诩为汉王室刘姓后裔，遂制造舆论得以在信徒中取得平胡、推翻清王朝统治者的正统地位。另外一些教门则纷立所谓的明王朝后裔为教首。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湖北青莲教就推举了湖南人朱中立为领袖，“应成大道，普度众人”，产取八牛为暗号。此举无非是为了迎合民众的正统观念，增加号召力。会党更是经常标榜“反清复明”。他们忿恨神州陆沉，更清楚清朝入关的时候，杀死汉人的事。所以要团结一致来做灭清复明的事（注：参见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册第24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在民间，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始终存在。尽管统治者采取屠杀和欺骗等多种方法消除民众的反抗情绪以及斗争意志，篡改和焚毁有关民族矛盾斗争的许多书籍，但是却仍未得到普遍认同。“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广泛流传，散播并强化着人们反抗清王朝统治，重建汉民族政权的心愿。于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民间流行着“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的谣谚。也就是说义和团民们根本不承认满族皇帝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是说“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慈禧太后也不过是胡儿，要被逐出幽州（今北京）：“可笑胡儿不害羞，何人保你万万秋。但等莲花遍地开，五羊赶你出幽州”（注：《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10页，三联书店1952年版。）。至于“满朝文武，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以言状”，罪魁祸首乃当今皇帝。真龙天子将取代满族皇帝，“日月从头起，文武朝圣君”（注：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9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而真主奋行崛起，过河进逼北京，爱新东走，人心久乱思治，日月之旗飘展于北京，“天下人民始获庆生而享新主之福。”这位真龙天子或真主便是八牛，即朱姓。他举的日月之旗就是明朝复兴的旗帜。
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民族国家，也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们的重要任务，如邹容在影响深远的《革命军》一书中利用了民众排满复汉，反清复明的思想观念，明确提出革命主张。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更明确了奋斗目标：“一、驱逐鞑虏，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直接沿袭了朱元璋北伐中使用过的口号。有些革命党人把中国绵延不断的历史分成了以汉民族为统治者的正统统治和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异族统治两部分。把中国看作是汉民族的中国，以为夷狄当权，谓之国亡，而复兴中国，匹夫有责。在他们眼里，排满革命的任务是光复，“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注：《民报》第8期。）。为此，他们专门搜集并传播明末遗民的着作和揭露满族统治者残暴的记录，以唤醒下层民众忘却的历史记忆，助革命成功。
随着列强的不断入侵，“华夷之辨”的涵义也有所扩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民众们感到外国侵略者是他们眼中的夷狄，“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益张，其行强暴，由是煽惑我妇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小儿嗜如菜果，国债重如丘山；焚我清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注：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93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在他们看来，“当今时世，猪羊杂种欺辱我中国大清皇帝极矣！荼毒我中国大清百姓极矣！”遂勇敢地投身反侵略，反洋教的斗争。至于“洋人之教，非先王大道，乃夷狄之蛮风”，所供奉的天主，中国历代史书均无记载，五经三传诸子百家亦无所考，不过是肇造夷人的蛮子头。而中国自古推崇正道，道统关系重大，唐虞开之，孔孟承之，春秋战国时期，假若没有孔孟，则道统不存。晚清洋教蜂起，更当秉正除邪。维持正统成为许多绅民的共识，而尊崇正道，屏除异端，不为该奸愚惑则成为许多地方士民公檄的主要内容。义和团运动时期，“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注：《义和团》第1册第244页。），以及“扶清灭洋”等口号的提出，既是对“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延伸和近代诠解，又是反帝爱国意识的集中表达。透过轰轰烈烈的民众斗争，外国人也深刻地发觉了：“盖中国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注：梁启超：《灭国新法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文集之六第44页。）
显然，正统观念特别是“华夷之辨”等思想观念，曾有助于晚清民众投身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由于包含着皇权观念和狭隘的排外情绪，不同程度地模糊了民众对清王朝的认识。遂被封建统治者以正统观念和国家名义加以操纵与控制，使得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等陷入了仇杀洋人和教民，破坏洋物，进攻使馆的盲目排外之泥潭。
三
中国民众有关历史人物的知识和观念常常来源于讲唱说书，特别是戏剧小说和年画等民间文化。而在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中，许多故事和人物与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与实际生活过的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以比较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据的，反映着历史的基本面貌。民众透过这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可以增加或获得一些历史的了解。有趣的是，某些作品不仅在具体情节和人物形象上，进行艺术夸张和虚构，而且不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出入甚大，直至完全相反。历史上的忠良在作品里却被变成罪大恶极的奸臣，历史上子虚乌有的故事被堂而皇之附会于某个杰出人物的身上。如潘美是宋代的历史人物，他还曾经为宋王朝立下了一些战功，也不曾与辽国有过勾结，只是对杨业之死负有一定的责任，就被艺术地塑造成大奸臣了。这完全是为了迎合并不断强化普遍流行于民间的那种对忠良无比爱戴，而对奸臣充满着仇恨的心理所进行的艺术处理。作为艺术形象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不能把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和人物当成历史，但是也无法因此而苛责民间接受历史的方式。至于在诸葛亮身上所表演出来的许多故事，也同样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有意安排或移植塑造的。可是即便到了晚清，对历史情有独钟，而对具体史实又不熟悉的普通民众依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去接受历史，并且以这样一些远非真实的历史故事情节来丰富和增加自己的历史知识，去确立自己的历史观。在不断神化的杰出历史人物面前，民众们更加感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于是更加深了对历史上英雄豪杰的崇拜。
在民间普遍接受崇拜的历史人物，有的为官清正廉明，有的个人品德高尚，有的为民除害，有的杀敌却贼，他们多为先圣先贤，忠义之士，清官名将，贤达烈女等。其中既有比较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其生前的大智大仁、大勇大德，或对某一地方作出过突出贡献，如兴修水利，防御水旱灾害，组织民防，消除盗匪窃贼，体恤民情，关心民众疾苦而赢得人们的崇敬；也有些历史人物，虽然确有其人，但是其在传说中的大恩大德和丰功伟绩则往往被人们所夸大或演义，又有不同程度的人为塑造。诚如刘志琴女士在《中华智慧集萃丛书·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与伦理道德水乳交融，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理想，史书尤以立德为先，德高才能望重，身为平民的爱国志士、高风亮节的楷模都能在青史留名。乐观进取的人生追求，务实求真的理性态度，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以及种种宽容仁厚、公正廉明、急公好义、刚正不阿的美德嘉行，古今推崇，有口皆碑。凡是具有这些盛德嘉誉的清官、良相、巧匠、农夫，又多是德才兼备的历史人物。人们也是按照智者又是贤人来神化自己的崇拜者，诸葛亮、包拯们料事如神的智慧，洞察秋毫的眼力，公正无私的品格，典型地表现了历史智慧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统一。
晚清民众崇拜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不仅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的热爱，而且是因为身处动荡年代，对列强的侵略干涉，清政府的割地赔款有着切身感受。因此他们比较崇拜岳飞、韩世忠、梁红玉、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正气凛然、忠于祖国、视死如归、绝不降敌的英雄人物。同样，他们对林则徐、刘永福、冯子材等近代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英雄人物也充满崇敬之情。黄巢、方腊、李自成等民众起义的领袖，以其各自的勇敢与机智，受到了民众的热爱和尊重。而余栋臣、张德成、曹福田、景廷宾等许多普普通通的民众领袖因为在晚清社会舞台上领导并进行了反抗列强侵略，反抗封建压迫的英勇斗争，所以作为民间英雄形象同样赢得了平民百姓的尊重。
民众的英雄崇拜是建立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上的，历史上的偶像一般都具有长期延续的趋向。由于社会结构相当稳定，民间的信仰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一脉相承，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民众会崇拜相同的历史英雄。尽管民众与英雄之间有着社会地位的差异，时代的阻隔，但并不妨碍英雄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而历史上英雄的不幸经历则更使崇拜者真正感到这些英雄人物的人格伟大。
民众对历史上英雄豪杰的崇敬，常常是因为这些人曾树立了崇高的道德榜样，或者是拥有为普通百姓除恶济贫的能力，这些人物往往在某个历史时期建立了骄人的成就，虽然他们对后代崇拜者仅仅给以虚幻的满足，但其魅力却丝毫不减。所以说，英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民众对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的敬畏与崇奉，虽然很少有人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达到历史上这些英雄豪杰所能达到境界，但他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在努力使自己的精神与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们的精神相契合，以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从而获得鼓舞与力量。不可否认，崇拜英雄豪杰是一种普遍而自然的民众心理，也是民众历史观念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晚清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危机深重的时期，外来侵略者肆行无忌，民不聊生，惨遭欺凌的广大民众饱受奴役之苦。现实社会生活的辛酸与苦难使他们更感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盖闻天地气运，治极必乱，乱极思治”（注：佐佐木正哉：《咸丰三年厦门小刀会叛乱》，《清代西人见闻录》第208页。）。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曲折的历史发展演变简单地概括为一治一乱，似乎历史就是从乱到治，再从治到乱，不断地循环往复，所有的治乱兴亡都是周期性变化的。显然，民间对历史的这种认识既缺乏历史发展方向的明确指示，又没有给予历史不断进化、螺旋式上升的本质揭示。所以民众常常以为，沧海变桑田，桑田还会变成沧海。他们十分习惯于使用循环性的时间概念，不论是12年一个周期的生肖，还是60年一个周期的周甲，都是如此。他们常讲某个历史人物出生于牛年，某个历史事件发生在甲子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农耕生活使民众总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因而也不断地强化着人们的循环观念。
中国的朝代更替，政治纷争，不过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加之受到佛教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循环人生观的深刻影响，在民众的眼里人死之后，还可以轮回，重新投胎，这虽然是偏重于人的本体，但是却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特别是历史的循环认知。在这种历史意识支配下，人们对现实的事物大都采取守成不变的态度，因循刚好配合这种历史动力原则。（注：参见陈其南：《文化的轨迹》第15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在晚清，“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观念依然存在于中国普通民众之中。在人们的眼里，中国的历史光辉灿烂，绵延不断，“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注：黎东方：《细说三国》第9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有时稳定繁荣，国泰民安，出现天下太平，全国统一的景象，有时又是动荡不安，争斗不休，呈现出诸侯逐鹿中原，豪杰割据一方，天下大乱的局面。每逢天下大乱之后，又必然会有一些英雄豪杰挺身而出，为统一天下，匡复社稷而英勇奋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也一定能够重新开创天下太平、四海同风的新纪元。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合”的局面维持了一个时期之后，并不仅仅是会“分”的问题，而且确实“分”了；“分”治的时间一长，“合”便不仅仅是一种人们的普遍愿望，而且是要真正地成为现实。其中，人的关系与作用极大。当然，英雄人物或关键人物在这种历史活剧中扮演着十分重要、非常突出的角色。而民众在历史的舞台上也常常能够发挥出力量，成为创造历史的巨大动力。比如东汉末年，由于王朝统治大不如前，广大民众遂对统治者极端失望，感到世道要变，同时又遇到水旱蝗虫地震等灾害，便相信老天已经生病将死，盼望改天换地，“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说”的心理流行于民间，且越来越强烈。所以，一些人接受了张角等人的宣传，认定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奋勇投身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当时约有36万民众参加了黄巾农民起义。大一统的局面逐渐土崩瓦解，在乱世中造就出来的群雄，经过激烈的厮杀，楚河汉界，达到了地域大小不等与时间长短不同的“分”。然而，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中，“天下定于一”和“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的观念根深蒂固，几乎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天下同时有一个以上的皇帝就不会太平安定，就会有战争杀戮；更何况那也是违反天道的，不仅不可以接受，而且也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因此，分治一久，人们就十分盼望着“合”。所以，在人们看来，中国能够统一于晋朝的司马氏之下，也许是比三分天下要好。人同此心，普遍的民众当然也不能例外。大一统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断重复出现可以说是与中国民众的历史观念有很大的关系的。
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时运是循环，即所谓无往不复，三统之变，治乱循环的。尽管明末清初的着名思想家王夫之提出过进化史观，但直到晚清时期由于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特别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引进和萌生，人们才开始相信时运和历史一样是依直线来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是停止不前。民间对历史的看法开始渐渐地由过去简单循环的历史观念转向进化史观。这个改变对于中国民众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等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