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郑振铎-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
中国宝卷是在宗教（佛教和明清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演唱的一种说唱形式，演唱宝卷称“宣卷”。宝卷产生于宋元时期，至今仍在个别地区的农村及某些民间教团中流传。由于宝卷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文学作品的宗教宣传品，唱述宗教教义、仪轨和劝善说教，这一类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教派的宝卷；一类是演唱文学故事的宝卷，和少量在民间宣卷时演唱的具有文学性的仪式歌、俗曲，这一类主要是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对宝卷的研究，基本上也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切入。本文介绍上个世纪中国宝卷研究的情况。除了宝卷的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过程的一般研究外，主要是作为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文艺的宝卷研究。
一 现代开拓者的宝卷研究
现代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宝卷的文学价值，并将其推荐给学术界的是顾颉刚先生。1924～1925年他在《歌谣周刊》发起和主持孟姜女故事讨论时，全文刊载了民国乙卯(1915)岭南永裕谦刊本《孟姜仙女宝卷》（1924.11.23第69期，至1925.6.21第96期“孟姜女故事研究专号”，分六次刊载），并指出：“宝卷的起源甚古”，罗振玉《敦煌零拾》（上虞罗氏铅印本，1924）所收《佛曲》三种是“唐代的宝卷”；《金瓶梅》中“吴月娘是最喜听宣卷的，宣卷的人是尼姑”；“《孟姜仙女宝卷》的着作时代，我虽未敢断定，但总以为非近代作品”（1925.6.21，第90期，钱肇基信的“按语”）。后来顾颉刚在《苏州近代乐歌》（《歌谣周刊》，3:1,1934.4.3）一文中对苏州宣卷作了介绍，指出“宣卷是宣扬佛法的歌曲，里边的故事总是劝人积德修寿”，宣卷的听众主要是妇女，请到家中来唱，“做寿时更是少不了的”；滩簧盛行之后，宣卷人“改革旧章”，曹少堂始倡为“文明宣卷”。这是对近现代苏州民间宣卷最早的综合介绍。
与此同时，郑振铎先生也开始搜集和研究宝卷，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专号上发表论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该文第七节“巨着的发现”所论为开拓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所指即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间戏曲等从未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研究体系的俗文学作品。这时他尚把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同宝卷一道称之为“佛曲”，认为“佛曲是一种并非不流行的文艺着作，自唐五代以来，时时有作者，其中颇有不少好的东西，如《梁山伯祝英台》，如《香山宝卷》，其描写都很不坏。其与民间的影响却更不小”。该文第八节“中国文学的整理”中称佛曲（变文和宝卷）、弹词、鼓词“不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希腊的《伊里亚特》《奥特赛》诸大史诗”。在这个专号中同时刊出郑的《佛曲叙录》，介绍了36种宝卷，“小引”中称宝卷“为流行于南方的最古的民间叙事诗”。1934年郑振铎发表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文学》，2:6，上海：生活书店，1934.6），其第四节专论宝卷，指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变文之名易为宝卷的年代”在宋初，“惟宋初尝严禁诸宗教，并禁及和尚们讲唱变文，则易名改辙，当在其时”；指出在宁夏发现的《销释真空宝卷》“颇有元人抄本的可能”，明初金碧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则“已渐渐离开变文而自成一种新的体裁”。对宝卷文学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宝卷里有许多是体制弘威、情绪深挚的，虽然文辞不免粗率，其气魄却是雄健的，特别像《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一类的充满了百折不回的坚贞的信仰与殉教的热情的，在我们文学里刍罕其匹。”“而像《土地宝卷》描写大地和天空的争斗的，也是具有极大的弘伟声气；恐怕要算是中国第一部叙述天和地之间的冲突的事的。”
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这是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奠基着作，书中将“宝卷”列为专章（第十一章）。其内容总结了作者此前发表的论文中的论点，并有修订补充，如：指出“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受神之感示）所作”，“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指出变文到宝卷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宋代的“谈经”（或“说经”），“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将宝卷重新分类为：（一）佛教的宝卷——①劝世经文，②佛教的故事；（二）非佛教的宝卷——①神道故事，②民间故事，③杂卷。书中引用了大量作者珍藏的宝卷原文，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先天原始土地宝卷》等，这些珍本宝卷至今一般研究者难得一见。
受郑振铎影响，30年代许多学者注意到宝卷的研究。向觉明（达）《明清之际的宝卷文学与白莲教》（《文学》2:6,1934.6）指出“这种宝卷大部分仿照佛经的形式”，“这类作品总自有其宗教上的目的，并不能视为文学的作品”，“倒是研究明清之际白莲教一类秘密教门的一宗好材料”。李嘉瑞《宣卷》（《剧学月刊》，4:10,1935.10）文，从《海陬冶游录》《盛湖竹枝词》等文献中，钩稽出有关清末上海和苏南农村民间宣卷的记述，有助于了解江浙地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的发展情况。孙楷第《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之体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北京，6:3,1937）之一《讲唱经文》，在论及唐代讲经体例时，以《金瓶梅词话》中讲唱《五祖黄梅宝卷》《黄氏女卷》的情形作印证，说明了后世宝卷与唐代俗讲的渊源关系。
1937年，在复刊后的《歌谣周刊》上，就宝卷与影戏的关系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由佟晶心《探讨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2:37,1937.3.6)一文引起。佟文提出：“唐代的俗讲与后来的一切平民歌曲（按，指各种说唱文学和戏曲）都有关系”，“宝卷的前身是变文”，宝卷与影戏有“父子关系”，“中国现代的乡土俗戏将要因研究宝卷而得到它们的父子的关系”。吴晓铃《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2:40,1937.3.27)主要就影戏与宝卷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后来叶德钧也参加讨论（《关于影戏》，3:3,1937.4.17）。这一讨论因《歌谣周刊》停刊而终止。
由于郑振铎的倡导，三、四十年代国内许多学者注意搜集宝卷，如傅惜华、杜颖陶、马愚卿（廉）、赵景深等，使一大批珍本宝卷保存在国内。40年代末，傅惜华编出第一部宝卷综合目录《宝卷总录》（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共收宝卷246种，对已发现的宝卷及时做了总结。
从上个世界20年代顾颉刚首先将宝卷推荐给学术界，郑振铎将宝卷纳入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体系，到1950年以前，中国学者对宝卷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其中，郑振铎的研究起点既高，又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他对宝卷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为一些研究者承袭。由于宝卷发展的历史悠久，涉及的社会问题多，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很少，所以，以郑振铎为首的开拓者的宝卷研究，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但他们的开拓和探讨精神、他们对宝卷的搜集和整理编目，为以后的宝卷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五、六十年代的宝卷研究
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界受前苏联民间文艺学的影响，将宝卷文学排斥在民间文学之外，但是有些学者仍对宝卷做了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1.宝卷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的研究
50年代李世瑜先后发表《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江浙诸省的宣卷》（《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59）两文，是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宝卷研究的主要成果。
《宝卷新研》一文主要就宝卷的渊源、分类、发展诸问题，对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的结论提出商榷。文中将宝卷分为“演述秘密宗教道理的”、“袭取佛道经文或故事以宣传秘密宗教的”、“杂取民间故事传说或戏文的”三大类，指出明清秘密宗教的宝卷主要是前两类。文中列出72种明清各秘密宗教宝卷，连同郑着中介绍的23种，根据它们内容和体制的特点，指出“宝卷是一种独立的民间作品，是变文、说经的子孙，不是他们的‘别称’”；“变文是为佛经服务的，而宝卷则是为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秘密宗教服务的”。文中又从明清秘密宗教活动及其信仰的特征和发展出发论证，指出“宝卷是起于明正德年间的”，从明正德到清初是“宝卷的极盛时代”；宝卷通过秘密宗教在明末社会中既“帮助统治者愚化了人民”，同时，“在农民起义中起了号召和组织的作用”。
《江浙诸省的宣卷》是上文的续篇。作者将明清秘密宗教宝卷称做“前期宝卷”，清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以上海、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等城市为中心出现的宝卷是“后期宝卷”：“它是前期宝卷的变体，……即宝卷已由布道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的一种，名字就叫‘宣卷’，宝卷也就成为宣卷艺人的脚本。”后期宝卷分为：(1)经咒式的；(2)佛道故事的；(3)劝惩故事和劝化文字的；(4)戏曲和民间故事的，包括：①改编传统剧目或其他曲种；②改编传统民间故事；③时事故事；④小卷或文字游戏。文中介绍了后期宝卷的体制、刊印流通、演唱和江浙宣卷艺人的家数等情况，并详细论证了后期宝卷畅行和衰微的原因。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的《宝卷研究》（日文，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63初版；增补本，1975）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宝卷的专着。增补本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宝卷序说”，除“前言”“结语”外，分为11章：第一章“宝卷的名称”，介绍宝卷的各种异称；第二章“宝卷的系统”，不同意郑振铎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谈经等的别名”的结论，根据“古宝卷”的特点，认为它们是“直接继承、模拟了”唐宋以来佛教的“科仪和忏法的体裁及其演出法，而为了进一步面向大众和把某一宗门的教义加进去，而插入了南北曲以增加其曲艺性，这就是宝卷及演唱宝卷的宣卷”，“变文也是作为俗讲用于法事的科仪书，而宝卷是第二次的变文”；第三章“宝卷的变迁”，将宝卷的发展分为“古宝卷”——“原初宝卷时代”（指明正德以前的宝卷）、“教派宝卷盛行的时代”（明正德到清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宝卷衰落时代”（到清嘉庆十年），“新宝卷”——嘉庆到清末是“宣卷用、劝善用宝卷时期”，民国以后是“新创作读物化宝卷时期”；第四章“宝卷的分类”，分宝卷为“科仪卷”、“说理卷”、“叙事卷”、“唱曲卷”、“杂卷”五类；第五章“宝卷的构造和词章——古宝卷”、第六章“宝卷的构造和词章——新宝卷”分别介绍古宝卷和新宝卷的文本及演唱形式；第七章“宝卷与宗教”，述宝卷与佛、道、儒、民间教派的关系；第八章“宝卷题材的文学性”；第九章“宝卷的普及——刊施”，述宝卷刊印和流通的特点；第十章“宝卷的普及——宣卷”，述明清宣卷的演唱者、活动背景、演唱曲调等。本书第二部分“宝卷提要”，介绍作者及日本公私收藏宝卷209种。本书第三部分：“宝卷丛考”，收《宝卷与佛教说话》《“金瓶梅词话”中所引的宝卷》及研究无为教、黄天道、弘阳教、八卦教、白阳教的论文5篇。
李世瑜和泽田瑞穗都同时研究中国民间宗教，他们都是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宝卷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更正和补充了前人研究的错误和疏漏。尽管他们所作的某些论断尚可讨论，但从总体上将中国宝卷研究的水平提高了一步。
2.宝卷文献的编目和宝卷作品的整理、研究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宝卷目录有胡士莹《弹词宝卷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李世瑜《宝卷总录》（上海：中华书局，1960）。胡目仅收宝卷200余种，大多是作者曾收藏过的宝卷。李目是在前人编目的基础上采编的综合目录，共收国内公私收藏宝卷618种、版本1487种，用表格的形式分别着录每种宝卷的“卷名”“册数（卷数）”“年代”“版本”“收藏者”“曾着录篇籍”“备考”等项内容，对“同卷异名”的宝卷也做了整理归纳；书前有长篇“序例”，介绍了宝卷的发展、前人整理研究宝卷的文献、宝卷的流通及本书的编例等。由于条件的限制，本书未收海外收藏的宝卷，国内收藏宝卷也有许多未收入，但它着录的宝卷远远超过前人所编的宝卷目录，成为此后涉及宝卷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将宝卷等排斥在民间文学之外，但许多着名的民间传说故事的历史传承资料多是以宝卷等俗文学作品为载体，离开了这类作品便难以研究这些传说故事的发展。于是，一些研究者便整理、编辑了这类俗文学作品的专题集，其中多收入相应的宝卷作品，如《孟姜仙女宝卷》《长城宝卷》（收入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小董永卖身宝卷》《沉香宝卷》（收入杜颖陶编《董永沉香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雷峰宝卷》（收入傅惜华编《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等。这些作品集都被一再重印，流传极广。
关德栋《宝卷漫录》（载《曲艺论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介绍了《螳螂做亲宝卷》《菱花镜宝卷》《梨花宝卷》《双金花宝卷》四种江浙地区民间宝卷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并与弹词等民间演唱文艺做了比较研究。
3.田野调查
50年代初，苏南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对江苏南部地区（包括今属上海市的部分县区）的民间歌谣和民间音乐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其中民间戏曲、说唱音乐部分的成果，后以“江苏省音乐工作组”的名义编辑出版《江苏南部民间戏曲说唱音乐集》（北京：音乐出版社，1955）。这本书中《宣卷曲调》部分，收有采集自苏州、吴江、昆山、常熟、无锡、江阴、宜兴、常州、金坛、丹阳、青浦（今属上海市）等地的各类宣卷曲调45种；戈唐《宣卷曲调介绍》一文，就苏州宣卷的基本曲调及其特点、同戏曲音乐和民歌小调的关系做了介绍。
张颔《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火花》，太原，1957:3）介绍作者1946年在介休县调查时发现的民间抄本宝卷31种和当地民间念卷活动的特点。这是对山西念卷和宝卷的首次调查报告。
三 80年代后的宝卷研究
80年代的“文化热”中，宝卷的研究一时成为热门的话题，大陆的研究者对各地现存宝卷演唱活动也做了较多的调查。进入90年代，研究者开始对宝卷发展中的诸问题进行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出现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宝卷渊源、产生、分类和发展的研究
对宝卷的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的研究仍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关于宝卷的渊源，研究者多重复郑振铎“宝卷是变文嫡系子孙”的说法，王正婷《变文与宝卷关系之研究》（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8年硕士论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证，该文“以郑振铎所揭橥变文与宝卷关系为主要的立论基点，进一步从文学形式、讲唱模式、讲唱者、讲唱地点、题材等各方面，全盘的对变文与宝卷之间的密和程度，做一详细的论述比较，以期能确实显现出变文与宝卷之间一脉相承的文学关系”。笔者在《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中文系，1996；又，收入笔者《中国宝卷研究论文集》，改题《中国宝卷概论》，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一文中不同意郑振铎的结论，而提出“宝卷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佛教的俗讲。”后来在《中国宝卷的渊源》（《扬州大学学报》，扬州，4:5,2000.9）一文中据当代敦煌学者对“变文”的分类，指出宝卷“同俗讲一样是佛教僧侣悟俗化众的说唱形式，且在民间的法会道场按照一定的宗教仪轨演唱”，“在内容上也分为讲经和说唱因缘两大类”；进而指出宝卷与南宋时期瓦子中的“说经”无关，“宋代佛教悟俗化众的活动孕育和产生了宝卷”，最初的宝卷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佛教俗讲有继承关系。
关于宝卷的形成，刘祯《宋元时期非戏剧形态目连救母故事与宝卷的形成》（《民间文学论坛》，北京，1994:1）通过《佛说目连救母经》（刘文考为元至大四年，即1311年刊，说经话本）和《慈悲道场目连报本忏法》（产生于元代或更早）与《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的差异，指出它们之间的过渡、发展是“忏礼法事科仪的消解和韵文的加盟”，“宝卷是宗教忏法、科仪与文学（韵文）结合、俗化而直接产生的”。从而具体论证了泽田瑞穗宝卷是“继承、模拟”忏法科仪的结论。笔者《佛教与中国宝卷（上）》（《圆光佛学学报》，台湾中坜，第四期，1999.12）根据《销释金刚科仪（宝卷）》（宗镜禅师作于南宋淳佑二年，1242）、《佛门西游慈悲道场宝卷》（新发现，产生于元代）和元末明初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的内容和演唱形态的分析指出，宝卷的形成，既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又受佛教忏法演唱仪式化的影响，一方面分段讲释佛经或说唱故事，同时整个演唱过程仪式化，说、唱、诵文辞格式化。
由于文献中难以找到宝卷产生的直接记载，确定最早的宝卷便成了推断宝卷产生年代的主要依据。马西沙《最早一部宝卷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86:1）依据新发现的刊本《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中“至元庚寅新刻金陵聚宝门外圆觉庵比丘集仁捐众开雕”、“依旨修纂颁行天下崇庆元年岁次壬申长至日”等题识，而认定这本宝卷是编成于金崇庆元年（1212，南宋嘉定五年），再刊于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根据这部宝卷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对郑振铎关于宝卷渊源的论述作了修正和补充。笔者在《中国最早的宝卷》（《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6:3,1996.9）对此提出异议，指出“金陵聚宝门”是明初朱元璋所建“京城十三门”之一，这部宝卷“新刻”的年代系伪托；据其内容和形式特点，它是明代中叶后经过民间宗教家改编过的早期佛教宝卷。文中还逐一分析前人提出的几部早期宝卷，指出只有题识为“宣光三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的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的年代可靠。由此推论，中国宝卷产生于元代。笔者后来在《佛教与中国宝卷（上）》一文中提出，由于《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同产生于南宋的《销释金刚科仪》演唱形态相同，因此也可以说宝卷这种演唱形式形成于南宋时期。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最早在世俗佛教的法会道场中产生了这种说唱形式，因其解经近似佛家的科文，而演唱形式又仿照忏法的仪轨，故定名为‘科仪’。后来，在法会道场中用同样的形式说唱因缘故事，则被称之为‘宝卷’。”
李世瑜在《民间秘密宗教与宝卷》（《曲艺讲坛》，天津，第五期，1998.9）一文重申宝卷产生于明正德时期的结论，指出正德初年罗清《五部经》中“那些宝卷字样纯是作者称颂那些经卷的用语，与后来的宝卷完全是两种概念”。
这一时期的宝卷研究论文多涉及宝卷的分类，大都是斟酌前人的研究而作修订、补充。笔者《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结合宝卷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新的分类法。指出以清康熙年间为界，前期是“宗教宝卷”，后期主要是“民间宝卷”。前期宗教宝卷又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明正德以前是“佛教世俗化宝卷”，分为“演释佛经”和“讲唱因缘”两类；正德后是“民间宗教宝卷”，分为“宣讲教义”和“讲唱故事”两类。后期的民间宝卷分为“劝世文”“祝祷仪式”“讲唱故事”“小卷”四类；其中“讲唱故事”类宝卷又分为“神道故事”“妇女修行故事”“民间传说故事”“俗文学传统故事”“时事故事”五类。按照宝卷的内容和题材，又可将宝卷分为“文学宝卷”（包括各个时期讲唱故事的宝卷及民间宝卷中的“小卷”和部分“祝祷仪式”宝卷）、“非文学宝卷”（包括宗教宝卷中“演释佛经”“宣讲教义”的宝卷和民间宝卷中的“劝世文”及部分“祝祷仪式”宝卷）两大类。这种分类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宝卷发展的实际情况。
2.各地宝卷的调查和研究
80年代后，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各地宝卷的发掘和研究，是中国宝卷研究的一大发展。甘肃的研究者陆续发表一批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民间念卷和宝卷的调查研究成果，如段平《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本书收《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河西宝卷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对河西念卷活动的剖析》等论文12篇，所述多将河西宝卷与内地宝卷混在一起），方步和《河西宝卷的调查》（收入方着《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见下），谭禅雪《河西宝卷概述》（《曲艺讲坛》，天津，第四期，1998.4），谢生保《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比较》（《敦煌研究》，兰州，1987:4）等，并整理、出版了一批宝卷作品（见下）。上述论着介绍了河西走廊地区现当代民间念卷流传的地区、形式（仪式、演唱曲调）、演唱风俗；介绍了现存的民间宝卷（多为民间传抄本，据统计约130余种，最早是清光绪年间的抄本），并对某些宝卷作品作了评介。由于河西走廊的敦煌是发现唐五代说唱文学（变文）手抄卷子的地方，许多研究者将河西念卷和宝卷同敦煌变文作了比较；在探讨河西宝卷的来源时，认为河西宝卷同敦煌变文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如伏连俊《河西宝卷》称：“河西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嫡传子孙，是活着的变文。”（《文史知识》，北京，1997:6）。有的研究者不同意这一结论，笔者在《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敦煌研究》，兰州，1999:4）一文中指出：研究者并未发现联结两者跨越近千年的材料，而根据历史文献的考证和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编刊于甘肃张掖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现存编刊于甘肃的最早的宝卷），说明宝卷于明代后期随着民间宗教传入甘肃地区，清代前期在甘肃东部和河西地区都存在民间宗教的宣卷和宝卷，它们的传播方式和演唱形式同内地的宣卷和宝卷相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在从宗教宝卷到民间宝卷的发展过程中，河西宝卷形成了具有地区文化特征的民间念卷。
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的调查和研究有新的进展，发表了一批调查研究报告和论文：金天麟、唐碧（车锡伦）《浙江嘉善的宣卷和赞神歌》（《曲苑》，扬州，第二籍，1986.5），金天麟《调查嘉善县宣卷的报告》（《民间文学论坛》，北京，1986:3），车锡伦《江苏靖江的讲经（调查报告）》（《民间文艺季刊》，上海，1988:3），段宝林等《俗文学的活化石：靖江宝卷》（《汉声》，台北，第32期，1991），车锡伦、侯艳珠《江苏靖江农村做会讲靖的“醮殿”仪式》（《民俗研究》，济南，1999:2），桑毓喜《苏州宣卷考略》（《艺术百家》，南京，1992:3），乔凤歧《苏州宣卷和它的仪式歌》（《中国民间文化》，上海，1994:3）等，这些在不同地点、从各个角度所作的调查，比较深入具体地反映了各地民间宣卷和宝卷的情况。对江浙宣卷和宝卷的研究也有进展：方梅《江浙宝卷中的神鬼体系及其内涵浅探》（《东南文化》，南京，1993:3），介绍江浙民间宝卷的信仰特征和内涵；笔者《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民俗曲艺》，台北，第106期，1997.3）依据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介绍明代江浙地区的宣卷和宝卷、清代江浙的民间宗教宝卷、江浙地区民间宣卷的形成、近现代江浙地区民间宣卷的发展、江浙地区民间宣卷与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等问题；指出江浙民间宣卷在清康熙年间已经出现，道光年间已盛行，大盛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从而更正前人认为江浙民间宣卷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才发展起来的结论。
3.宝卷文学作品的研究
由于前期的佛教文学宝卷大都经过多次改编在清及近现代民间演唱，明清民间教派宝卷中又极少文学故事宝卷，所以，宝卷文学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清及近现代民间流传宝卷的研究。
薛宝琨、鲍振培《中国说唱艺术史论?明清宝卷通论》（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十二种故事宣卷的结构分析”部分，对民间宣卷的12种俗文学故事宝卷（多据弹词改编）的类型和母题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进行研究，指出：“宣卷作为一种农民文化，与封建正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大胆揭露和批判现实，又热衷于铸造使现实合理的补天之石；……”“总是摆脱不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理念的牵引”。
笔者《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认为民间宝卷具有信仰、教化、娱乐的社会文化功能：“宝卷引导人们追求的是道德、行为的修养和完善，‘去恶扬善’，以调适平民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安定。而由天界、人间、地狱中的各路鬼神，来执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判断和赏罚。”这种因果报应又可作宿命论的解释，“让平民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今生的善终或来生的善报，因而取得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信心”。因此，宝卷采取模式化的故事结构和演唱形式，并让听众参与“和佛”，后来又模仿其他民间演唱文艺的艺术方法，来增强其教化、娱乐作用。
曾有志《宝卷故事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9年硕士论文）将故事学中“情节单元”（Motif，或译作“母题”）的概念带入宝卷故事的研究。作者从266种宝卷中选出80余种故事宝卷，按故事内容分类；提出这些宝卷故事的情节单元（论文附录），将它们分类；然后分析情节单元在宝卷结构和主题意识上的运用，指出情节单元架构宝卷故事的高潮和转折，强化人物的形象，凸显宝卷教化的意念。从这一角度研究宝卷，可以迅速掌握宝卷故事的特征。
以上是对宝卷文学作品的综合研究。对具体宝卷文学作品的研究，多为改编传说故事的宝卷的研究，如，研究白蛇传故事宝卷的论文，陈伯君《论宝卷雷峰塔的悲剧思想》（《民间文艺集刊》，上海，第六集，1984）、笔者《金山宝卷和白蛇传故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间文艺集刊》，上海，第九集，1986）等；研究孟姜女故事宝卷的论文，杨振良《孟姜仙女宝卷所反映的民间故事背景》（《汉学研究》，台北，8:1,1990）、范长华《浅谈明代中晚年至清末宝卷与宝卷中孟姜传说的递变》（《台中师范学院学报》，台中，第九期，1984）等。在论述一些传说故事的专着（含学位论文）和专题论文中，也常涉及到有关的宝卷的研究，如（英）杜德桥(Glen Dudbrige)《观音菩萨缘起考——妙善传说》（英文，李文彬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0），陈芳英《目连救母故事之演进及其有关文学之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77年硕士论文）、朱恒夫《目连戏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7），杨振良《孟姜女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5），车锡伦、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流变》（《中国民间文化》，上海，1992:1）等，在这些论着中，宝卷文学作品被纳入相关传说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既开拓了这些传说故事研究的内容，又推进了宝卷文学发展的研究。
关于宝卷文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刘荫柏《“西游记”与元明清宝卷》（《文献》，北京，1984:4）列举了各个时期十几种宝卷中出现的唐僧取经故事和人物，或与《西游记》有相似的情节，指出《西游记》成书与宝卷有关，同时它又对明清宝卷发生甚深的影响。陈毓罴《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释》（《中国文化》，北京，第十三期，1996.6）考证新发现的《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佛门取经道场?科书卷》是元代的作品，源于《西游记平话》，《销释真空宝卷》中的取经故事描写来自上述两种宝卷。
4.宝卷文献的编目、整理和研究
宝卷研究的开展，促进了宝卷文献的整理、编目和研究。80年代后，许多机构把收藏的宝卷整理编目，有的作了公开介绍，如谢忠岳《天津图书馆馆藏善本宝卷叙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0:3），李鼎霞、杨宝玉《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宝卷简目》（《文史资料》，南京，1992:2），程有庆、林萱《北京图书馆馆藏宝卷目录》（《文史资料》，南京，1992:3）王见川《世界宗教博物馆搜藏的善书、宝卷与民间宗教文献》（《民间宗教》，台北，第一辑，1995.12）等，国外如（日）相田洋《有关（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宝卷》（《东洋学报》，日本，63:3-4；中文译文，《世界宗教资料》，北京，1984:3）。
笔者《中国宝卷总目》（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图书文献专⑤”，1998；修订重编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花费近20年的时间，在前人宝卷编目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国内外收藏而编成的一部现存宝卷总目；其修订重编本，共着录国内外公私收藏宝卷1585种，版本5000余种，每种版本都注出收藏者。它同时体现了笔者对宝卷文献的研究成果：同卷异名的宝卷做了归纳，全书共出宝卷异名一千余个（包括文献所载异名），附录“异名索引”；据同一文学故事改编的宝卷互相注明“参见”。
随着河西宝卷的发现，甘肃的研究者陆续整理出版了几种宝卷版本，如郭仪、谭禅雪等编《酒泉宝卷（上编）》（收宝卷8种，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方步和编着《河西宝卷真本（校着研究）》（收宝卷10种，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段平整理《河西宝卷选》《河西宝卷选续编》（共收宝卷33种，台州：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1994）。前两种所收宝卷依据的底本均作了说明，校点整理力求保存民间抄本原貌；后两种底本来源多未说明，但可知其中多种宝卷是据清末民初江浙地区的刊本或石印宝卷“整理”的，它们不是“河西宝卷”。
笔者《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中国图书季刊》，台北，1997:3；又，《文献》，北京，1998:1）论述了“宝卷的名称和命名方式”、“宝卷版本、流通和作者”、“宝卷的收藏”、“宝卷的编目和整理”等问题，其中对宝卷作品出现众多异名的原因、教派宝卷的版本的“托古”现象、中外宝卷收藏的特点等作了说明；对宝卷的整理出版，笔者认为“鉴于宝卷的文献特征及其研究价值”，“应以精选善本、汇编影印为宜，因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不同，也可分别汇编”。
四 结语：宝卷研究的问题、展望和“宝卷学”
宝卷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已流传了七百多年，演唱宝卷一直是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的一种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宝卷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中国文化史上，任何一种特定的民间说唱体裁都不具有如此久远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宝卷才被学者留意和研究。由于历史文献记载极少、宝卷文本难以获见，加上一些社会因素，虽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宝卷的研究实际上仍处于起步阶段。
首先，作为一种延续了七八百年的民间说唱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诸问题，诸如宝卷的渊源，它同唐代“变文”和佛教俗讲的关系；宝卷的产生和它的演唱形态；宝卷发展的阶段性和各发展阶段的特征；宝卷演唱形式的发展，它与其他民间演唱文艺（戏曲、曲艺等）和俗文学（如小说）的关系；宝卷区域性的发展，及其与地区民俗文化的关系；当代宝卷演唱活动的存在空间和社会功能等等，研究者有的已经有所研究而尚无定论，有的则尚未涉及。以上这些问题，有待于研究者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有待于发现新的文献资料（包括各个时期的宝卷文本）来证明，也有待于对当代留存的宝卷演唱活动进行广泛的发掘和调查，以期有新的发现。
现存的宝卷演唱活动，由于其信仰特质而造成的保守性，使之保存有大量的历史积淀。80年代以来，各地宝卷田野调查的报告，为研究宝卷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这类调查存在的问题是：有的调查受某种既定观念的束缚或条件的限制，有意无意地回避或疏忽某些情况的报告；极个别的调查者，由于缺乏科学的素养，夸大或编造某些情况，给宝卷研究造成误导和混乱。时下这类演唱活动的存在空间虽逐渐缩小，但不可能迅速消失。科学的田野调查，将会进一步推动宝卷的研究。
对宝卷文本的发掘、整理、编目和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有较多的成绩。现存一千五百多种宝卷文本被收藏、着录，为宝卷研究提供了方便；同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也陆续有宝卷文本的新发现（陈俊峰《有关东大乘教的重要发现》，《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9:1；车锡伦《读宝卷札记》，《台湾宗教学会通讯》，台北，第五期，2000.5），说明在民间仍有丰富的宝卷蕴藏，有待发掘。宝卷文本的鉴别和使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宗教宝卷文本的托古作伪现象，学者已多有发现（李世瑜《民间秘密宗教与宝卷》；车锡伦《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50年代被收藏的民间抄本宝卷也有托古改制的情况（车锡伦《江浙民间抄本“古今宝卷汇编”》，《艺术百家》，南京，1995:3；又，《读宝卷札记》）。有的研究者正是因为对此缺少鉴别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对宝卷文献的特征的研究和宝卷文本鉴定研究，也是研究者应进一步注意的问题。
本文没有介绍民间宗教（或称“民间秘密宗教”）和佛教宝卷的研究。实际上，上个世纪明清民间宗教宝卷的研究，已有很大的进展。这些研究多是以教派宝卷为基本资料研究某个教派或民间宗教史中的问题。对这些研究，从宗教学的角度给以总结，会更得体一些。自然，要深入研究宝卷发展中的诸问题，必须把宝卷放到特定的宗教和民间信仰文化背景上去认识，必须研究宝卷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同佛教和民间宗教的关系。目前，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
据濮文起《宝卷学发凡》（《天津社会科学》，天津，1999:2）文称，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着名学者李世瑜提出了“宝卷学”一词，濮文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笔者也是研究民间宗教的学者，所以，立足点便多放在民间宗教宝卷方面，这从二位给“宝卷”下的定义也可看出。李世瑜《民间秘密宗教和宝卷》中称：“宝卷是开始于南宋，历经元、明、清等代的白莲教及其各种支派所编制所使用的经卷。”濮文称：“宝卷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专用经典，……宝卷又是流传在中国下层社会的一种通俗文学。”这样规定宝卷的范畴，容易引起异议。民间宗教的宝卷是宝卷的一个发展阶段的产物；现存1500多种宝卷中，属于民间宗教的宝卷不会超过200种，而这些为民间宗教的“专用经典”，又绝大部分（90%以上）不是民间的“通俗文学”；明清民间宗教各教派编制和使用的“经卷”，也并非都是宝卷，比如，明代正德以前民间秘密教团使用的经卷和清及近现代许多民间教团的“坛训”（其数量多于现存宝卷的总数，有的研究者称为“鸾书宝卷”）等。因此，展望21世纪的宝卷研究，首要的任务是深入研究宝卷这种特殊的民间说唱形式发展过程中的诸问题，在此基础上，各方面的研究始可自然整合，而逐步形成跨学科的“宝卷学”。
（资料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