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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学典：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
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
王学典
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知识结构是怎样产生、形成和改变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来自知识社会学的解释说：知识状况的改变一般说来取决于外在于知识本身的某些社会要素的更动。历史知识的结构性转换当然也是这样。但也不能否认，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有时也来源于某些极其特殊的机缘。例如，本世纪初叶那些并不“必然”的史料大发现，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和想象。甲骨文的出土、敦煌石窟的暴露、青铜彝器的面世、“流沙坠简”的重见天日和内阁大库档案资料的救出，这些一个跟着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发现，迫使史学家们重写了许多历史。21世纪初叶的史学界还会有这样的幸运吗？回答恐怕是否定的。这样的集中发现大概是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的。假如是这样，那么，新世纪史学界的知识生长点在哪里？这当然是个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在下个世纪初叶，有一个发现可能与本世纪初叶的史料大发现相提并论，那就是乡村的“发现”。
人们最容易忽视的往往是那些他们最为熟悉的事物。虽然我们一直生活在“乡土中国”之中、农耕文明的笼罩之下，但半个世纪以来，乡村研究却一直缺席，原因就在于，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都对生存于其中的“乡村”（我们的所谓“城市”长期以来也是“乡土化”的城市）“耳熟能详”，并未视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其一。其二，乡村在学术上的“湮灭”与“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重要变迁。对乡村的研究与乡村自身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在去年发表的一篇相关书评中（注：《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我曾表达了我对这一点的感慨：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目前正在疯狂地、一日千里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风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整齐划一地现代建筑所取代，田园牧歌似的乡村生活即将成为昨日的记忆。只有那些已经或即将消失的东西才值得珍视。欧美史学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中世纪的研究开始于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正是因为乡村的消失刺激了对乡村的研究。中国的经验事实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前半期，乡村的解体与对“乡土中国”的观察同步展开：1949年后，当我们在巩固或重建农业文明时，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就中断了；而当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的解体过程重新启动并加速展开时，这正是包括“乡村社会史”在内的乡村研究再续前缘、愈加繁荣的时期。这种反向关系究竟蕴蓄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信息？无法确知。一种可能的猜测是：这或许是对一种已经或即将终结的文明形态、生存状态的凭吊。现代化、工业化本身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给人类增加福祉的每一个行动，总是要以毁灭那些最有人间温情的东西为代价，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淳朴乡村的毁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同时亦在新引进的所谓“后现代”视域内，乡村和乡村的价值，再次被“发现”。
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秘密、密码、内核和本质，深藏在即将成为废墟的乡村之中。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确可以归结为一部乡村史，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村制导的社会。历史上那些最重要的暴动、动乱、起义和革命均发源于乡村，直到今天，乡村仍然是参与塑造中国现实与未来的最重要力量。“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70年代末期开始的持续至今的“二次革命”也依旧是从乡村引燃，成为中国未来最大变数的“民主直选”还是选择最乏民主意识的村落作为起点和“试验田”，……。灾难与希望并存、毁灭与新生同在、过去与未来交织，这就是中国的乡村！这就是中国的乡村对学界的魅力所在！从眼下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乡村的现代化问题，最深刻的社会变迁是乡村的变迁，最剧烈的转型是乡村的转型。这种变迁和转型，将为整个世界提供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从而把中国的乡村推到世界的焦点位置。西方国家的大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纷纷涌入中国的乡村做“田野工作”，说明中国经验对检视既有现代化模式的价值。除上述诸点外，乡村对历史学家的特殊重要性还在于，作为“社会化石”，乡村至今仍储存着大量往古社会的信息，在这里可以对历史发出最幽深的叩问和唤醒对遥远历史的记忆。尽管今天的乡村也早已受到商业社会的侵蚀，但它仍然不失纯朴，去古未远，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重建已经失去的世界，重温持续了几千年的那种中国人特有的存在方式。
学界的“中国研究”已经经历了从整体社会研究向区域社会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来，特别是当前，“中国研究”似乎又在发生从区域社会研究向社区社会或微型社会研究的移动，这就是村落社会研究的出现。应该承认，对村落社会、“乡土中国”的研究和田野调查，正在成为当前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诸领域所共享的一个话语中心。《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和《二十一世纪》（香港）都曾编发过相关论文或开辟过相关专栏，特别是一批乡村研究的专着的出版，更能表征学界对乡村的兴趣。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权力与文化》和《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美国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陈支平的《近500 年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钱杭谢维扬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东农村调查》、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等着作，让笔者深感一个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来立体透视乡村或村落社会的学术趋势已经出现，其势头看来将继续得到加强。
在研究中国的现代乡村社会时，我觉得历史学家务必借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作业方式”，特别是他们的“田野调查”方法。来自微观层面上的消息，完全可以刷新我们对整体社会和历史全局的认识。作为例子，这里想结合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书，（注：（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4年版。下边的引文、引述见该书“前言”与两篇“序”文及书末“跋”文。）谈谈田野调查的功能。黄氏为美籍华裔人类学家，1984年11月至次年6月在“林村”做田野工作。此书所说的林村（化名）是一个坐落在厦门市北端十公里处约一千人、二百户左右的闽南庄村，隔海与小金门相望。在此期间，他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经历进行了深度访谈。同时他又使用人类学的最主要工具：参与和观察，一一搜集有关该村的历史、风俗、内部摩擦、宗教信仰和当时现状等种种资料，以这些资料来印证及补充叶文德的历史，并隔合进作者的人类学诠释，写出了这部“民族志”体裁的专着。作为“一本有关1949年之后的林村和林村的人的民族志”，本书主要描述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叶书记个人的“生命史”和他眼中林村的变迁史。“叶书记是黄树民研究中最重要的报导人、林村社会变迁的灵魂人物，整本民族志……是通过他一生的经历为主轴而展现出来。”“此书的出版，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家对农村的影响做下了一个由地方干部和农民观点的记录，还由他们的观点提出了公正的评估。”这本书以叶书记个人经历来反映林村的变化，又以林村的变化来折射和侧视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曲折历史，进而导致人们重新思考下列较为重大的问题：政府介入农村生活，深入农村的基层组织并加以控制的本质；地方领导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农村生活中，家庭、血亲和非血亲的社会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等等。很多人都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灾难，真正的饥荒只是在大跃进时期才是普遍的，基层的中国“干部”只有“党性”而无“人性”，对外开放的意识产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宗教活动在此之前已完全绝迹。黄树民在这本民族志《林村的故事》中，告诉我们事情可能不全是那么一回事，很多已有的知识、认识都需要修正。
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都值得研究，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尤其值得探讨，因为它不但构成了当前乡村所有问题的直接背景，而且也为解读以往的乡村提供必不可缺的经验基础。在研究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时，我认为黄树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保存在历史文献上的“乡村”当然需要研究，但不研究它它也不会丧失，而实际生活中的乡村再不去调查和“参与观察”就有可能失之交臂。为了给一个世纪的苦难、变迁、革命、运动、战争留下真实的文本、留下草民百姓普通大众对历史变迁的切身感受和直接观感，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必须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结伴走向“田野”。应该说，就某些历史事件的田野发掘来说，即使现在下去也为时已晚。黄宗智曾指出：在研究中国革命时，要想获得关于中国革命的新知识，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革命运动、革命者最初接触到乡村社会时的真实状况的资料。在他看来，现在还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来获得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但他强调， 现在能够提供这种加快的人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黄氏这里所指，可能是“土改”、“翻身斗地主”时的情形，领导、运动“土改”的人现在至少是70岁，对这一乡村变动的田野调查，当然带有抢救历史的性质。对此后影响传统乡村解体的“合作化”、“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等运动和事件的发掘，看来也应抓紧进行。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离不开来自“田野”的信息，——无视这种信息的研究不能不提供虚假的内容。研究这段历史固然离不开已经准备好的“历史资料”和其他文献、报章、决议、报告和档案等。但这些官方资料只能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个编年框架，而这个编年框架的真实内容看来只能来自上述资料与微观层面上的信息之间的比较参证。谁如果研究“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仅仅依靠当时的报纸和文件而不顾那场灾难的主要承担者乡民的感受，由此产生的历史知识的可信度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应该看到，各类学者、包括文学家对乡土信息资源的争夺眼下正愈演愈烈，历史学家在这场争夺战中早就显得十分被动。在阐释20世纪的乡村方面，又是文学家们走在前面，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真实的现代乡村图景。许多为史学家所无法触及的基本史实都躲避在这些小说或其他“虚构”的故事里。“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真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那些企图将史学还原为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这种调侃，（注：〔美〕艾尔曼着，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参见该书“代中文版序”。 ）验之于当前中国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和纪实报告，不能说毫无根据。历史学家把大批读者让渡给文学家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未能及时地走向“田野”。在走向“田野”方面，历史学界应该说也正承受着来自人类学界、社会学界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在前面列举了一些近年所能见到的研究乡村的书目，应该承认，其中那些最精彩的着作可以说都是社会人类学家的作品或跨学科的作品，历史学家依然耕耘在“过去的田野”上。面对兄弟学科越来越深刻的挑战，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专攻近现代史的历史学家，难道还能心安理得地把自己锁闭在书房和资料室里，而白白放弃直接感受当代历史、亲身收藏残存在“田野”中的历史的机会么？
(资料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03，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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