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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妖术”恐慌中的民教冲突——关于光绪二年(1876)皖南教案和苏南闹教

吴善中 周志初
光绪二年(1876)，一次大规模的“妖术”恐慌降临大江南北，北京、天津、直隶地区也被波及。妖术的类型有“纸人剪辫”、“叫摄生魂”、“遍剪鸡毛”、“梦魇惊人”（或“妖物厌人”）等。这场“妖术”恐慌是由秘密社会中的斋教徒、哥老会联手发动的，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事件，对此，我们已在《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的《清光绪二年的“妖术”述论》中加以论述。本文主要从“妖术”恐慌的角度来解读该年发生的皖南教案和苏南“闹教”。
一
皖南教案的导火线就是“纸人剪辫”，皖南教案始发于建平县，故又称“建平教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皖南“遗黎十不存一，垦荒者多外籍，客与土不和，客与客又不和，因不和而树党，故人稀土旷，而教堂独多”（沈葆桢《为研讯皖南教堂滋事确情》，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迁入的移民当中，以河南人与湖北人为最多，“他们刚来到这地方时，在占领无主土地问题上，官方没有什么明确布置，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无主产业，谁先占就属于谁，于是人们互相争夺土地，地方上大不安宁”，在频繁地为土地多寡、土质肥瘠而大打出手的争夺战中，土客之间、客客之间，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不少移民便转而求庇于外国教会的保护，直至整个家庭入教。[1](p.176)“人们不难理解，面对有钱即有理的衙门，移民们要抵抗又没有靠山，外国神父如能予以帮助，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这也是许多移民自称为望教者的原因”[1](p.216)。在外来移民大军中，皖北和河南移民移入皖南较早，根柢较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信奉孔教者最多，佛教、道教均衰微。至天主教、耶稣教，则信仰者绝少”（民国《建平县志》卷36《故实•风俗》），他们往往和土着居民联合起来，对抗后来的湖北移民。而湖北移民，则“强半信奉天主教”，依援外国教会作后盾来与河南人或土着居民对抗。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绝大多数“入教”的湖北移民并不是真的信仰了什么“天主”。而所谓的“望教”，不过是为对付河南移民或土着的一种存身保全的权宜之计。正因为如此，一些湖北籍的秘密社会分子也入了教，摇身一变成为天主教“教民”。光绪二年五月，湖北籍的秘密社会分子同时也是“教民”的白会清等人，在建平县剪人辫发。该处被剪者甚众，皆未从教之民，大多是河南籍未入教的移民。据称，白会清剪辫之术学于另一天主教教徒杨琴锡。（沈葆桢《为研讯皖南教堂滋事确情》，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看来，杨琴锡也是秘密社会分子。五月十六日，河南籍客民阮光福的辫子被人剪掉，村民易景怀等追拿剪辫之人，而白会清加以劝阻。易景怀等将白会清送县，黄之绅持名片索回，由此揭开了皖南教案的序幕。
四天之后，即闰五月二十一日，事态进一步扩大。该日阮光福等9人在田间薅草，谈起剪辫之事，谓是欧村教堂所为，恰巧杨琴锡路过，双方争执并相互詈骂。傍晚，黄之绅骑着骡子，同杨琴锡率20余人又来兴师问罪，“众人奔逃，而阮光福、安定山被捉”。翌日，阮、安二人的雇主向教堂求情，请求放人，情甘赔礼，教堂不允，乃退而去求诸当地的士绅余应龙。余应龙又去求河南客绅何渚。何渚是一个十足的封建卫道士，“对来自湖北的移民十分憎恨，特别是其中的教友。他在征募移民时，凡是教友他几乎一律不收”，他刊印天、地、君、亲、师牌位，无偿散给，并经常宣讲有关禁教的圣谕广训来“彰公道、靖人心”，无形中成为当地河南客民之翘楚。在他的指使下，闰五月二十二日，数百名村民手持刀枪棒棍，包围欧村教堂，殴毙了黄之绅、杨琴锡。并焚尸剉骨。欧村教堂也被付之一炬。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事件在皖南引起连锁反应，在其后的十余天内，“40多处的教堂学校或神父住院被拆掉或烧毁，8名教友被处死”[1](p.233)。皖南地区涌荡着一股接一股的反教、闹教怒潮。由此可以认为，“皖南教案”是在鄂、豫移民有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背景下，已经托身天主教会的移民中的秘密社会分子抓住光绪二年“妖术”大恐慌这一难得的时机，用剪辫妖术打压对手，欲从中渔利并制造混乱。这些挑起事端的秘密社会分子，其本身就是教民或“望教”者，因而不可能也不会反对外国教会。但他们制造的剪辫妖术，客观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
二
光绪二年(1876)苏南无锡等地的“闹教”、“民教不和”也与“妖术”恐慌事件有关。
无锡太湖一带的渔民，在“庚申(1860)以前，网船户已有归天主教者，隐其名曰‘吃海粮’；至大会日，则曰‘点蜡’；神甫好夜游，因呼之曰‘西洋老鼠’。平民见入教者流，不屑与为亲友。及克复（按：指太平天国失败）后，公然大造教堂，竖十字于门顶，广劝愚民入教，人更衔之。”（光绪二年七月初七日《申报》“详述无锡民教不和事”）光绪二年夏天“妖术”在苏南兴盛时，“获到作法之人送县，经神甫讨出，于是民心愈不能平”。“心不能平”的原因是抓到送县的妖术“作法”者往往就是入了教的渔民，神甫常常仗势欺人，无端地将他们保释出来。六月二十六日，“教堂作大会，神甫恐生事端，先于二十五日亲至锡（无锡）、金（金匮）两县，请官出示谕，以谣言惑众，例干严禁，剪辫厌人并无其事等语。并令两县派拨官亲随带壮丁及守备、千总、外委、营兵齐赴天主堂门前看守，酬劳犒赏。是日，教中集有三四千人，颇形热闹，然百姓见之，更忿形于色。”据说，恰在此时，从江阴县传来一则破除“妖术”的方法，即以白石灰画“十”字于街道地上，妖术立破。“人遂仿而行之”。很显然，在街路上画“十”字，明显是要遭到“千人踩，万人踏”的，以这个新招对付天主教，天主教神甫当然不依不饶，又到锡、金两县衙门咆哮，两县随即传谕各保，勒令将已画的“十”字务期洗刷净尽，并威胁“尚敢再违，定干究办”。结果，仇教反教人等认为于地上画“十”字，律无禁止，“始怨神甫者，未免继及于县令矣”。他们抱怨道：自“妖术”恐慌以来，成千上万的百姓彻夜不寐，晨昏颠倒，“耕种之力已乏，朝廷之赋何来？织纴之事尽毁，饔餮之计何出？为民上者，不思保全之，而惟神甫之言是听，可乎哉？”已经朦胧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屈从于教会势力的压力，共同镇压广大人民进行反洋教斗争的本质，把反对封建统治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结合起来。其后，无锡居民时常拿获施行“法术”的渔民，但传教士也无一例外地予以干涉，要求放人。如六月二十七日夜间，东乡居民于草丛中获得“术人”两名，发现附近有渔舟两只，“捕而系之，余党逃入天主堂”。次日早晨，“神甫即往金邑，官即将渔人差提到县，神甫亦坐于堂，堂皇监审”，最终将两名“术人”释放。同日，北门外有民人于地上画“十”字，有一路过者低声詈骂一声，但随即步入附近的荒基草丛中，画“十”字民人随即带人围而捕之，搜至其裤带后有连袋一只，内藏辫梢两条，纸人两只，也解往金匮县衙。二十九日，县衙尚未复审，下午神甫便遣派本地一教士，乘舟又来，欲向金匮县令讨要被抓的疑犯。其时乡民聚于衙前观审，人数众多，“环聚而望之，教士不得登岸，在后教士执鞭乱扑，于是众怒顿足，群皆挥拳”，“教士趋步入署，众民聚于公堂，咸请惩办”。教会的横加干涉，为万夫所指，至群情激愤。至“七月初一日，县令出示安民，人心稍定”。（光绪二年七月初七日《申报》“详述无锡民教不和事”）无锡闹教后，苏州也驱逐渔船，“各网船均着一概迁徙，不得在网船浜一带停泊，亦不得在近城内河逗留，免致生事”（光绪二年七月初十日《申报》“驱禁网船”），上海徐家汇亦然。（光绪二年八月初十日《申报》“查察网船”）长洲等处也不断抓获渔民“妖术”者。
三
近代中国教案，从总体上说，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运动。在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以前，它的领导者往往是封建士绅及基层官僚，起因大多是传教士依仗权势胡作非为，或教民狐假虎威逞强霸道，造成“教案”或“民教不和”。在教案处理过程中，教会又往往威逼地方官府，插手审判，包揽词讼，导致民怨沸腾，民冤难伸。光绪二年“妖术”恐慌中的皖南教案与苏南闹教，根本起因也是传教士或教民仗势作恶、打压欺凌非教民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一些秘密社会分子也托身教会，寻求庇护，在长江中下游“妖术”恐慌事件中，他们跃跃欲试，抓住时机，作法施术，以求一逞，客观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皖南教案中，由于被剪掉辫子的人，都是非教民，“于是白莲教党类混入天主教之说，啧啧兴焉”[2](p.201)。湖南巡抚王文韶也说：“近来匪徒肆行邪术，蔓延甚广，以致人情汹汹，到处惊疑，至有指天主教堂为匪党渊薮者，东南教省情形大略相同。……此次剪辫之风本以衡州为最甚，而该处又适有教堂，士民积愤生疑，屡次哄聚多人，将与教堂为难，情形岌岌可危。”（王文韶《奏陈衡州因剪辫案致起反教事已经潜消片》，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从皖南教案和苏南闹教事件，可以看出，秘密社会分子混迹教会，以天主教堂为渊薮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可征。面对教民牵涉“妖术”恐慌事件，清地方官员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明知教会中混进了秘密社会分子，且参与剪辫事件，却又不敢公开声张或承认，以免“妖术”恐慌激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运动。光绪二年八月十四日上谕：“沈葆桢奏安徽、江苏等处均有纸人剪辫等事，……并有牵涉教堂”，要求各地方疆吏查明上奏。江西巡抚刘秉璋奏复：“据广饶九南道沈葆靖禀，据法国教士声称，民间传言邪术出自天主教堂，恐滋事端，臣当通饬各属明晰示谕地方绅民，此次拿办邪术匪徒，均供系内地斋教会匪，与天主教毫无干涉，群疑始释。”在法国教士声称“民间传言邪术出自天主教堂、恐滋事端”之后，刘隶璋才“通饬各属”宣传“妖术”事件与天主教“毫无干涉”，此间用词遣句，令人玩味。两江总督沈葆桢在对皖南教案“判案”时，只字不敢提及教民白会清等实行剪辫“妖术”是教案的导火线，不仅如此，对百姓在教堂中搜出“纸人纸马”，沈葆桢却说是“系天主教应有之物，并非剪辫所用”。（沈葆桢《为研讯皖南教堂滋事确情》，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主要是为了竭力避免提及教民参与“妖术”剪辫之事。事后，沈葆桢还自我解嘲，说“众怒难犯，变生不测，地方官自保不暇，如教士、教民何？”（同上）如果广大民众奋起反抗外国教会的欺压，沈葆桢等地方官自保不暇，又如何来保证教士、教民的利益与人身安全呢？该年江苏巡抚吴元炳还在苏州为天主教“洗雪辨诬”：“为剀切晓谕事：照得夏秋之交，忽有邪匪或以纸人剪辫，或幻黑物厌人，居民骤闻此异，一夕数惊，人人疑惧，辗转传述，不免讹以滋讹，几至三人成众，兼以莫测来由，遂有疑及天主教堂者，要知凡诸厌魅邪术，向属白莲、红阳等项邪教所为，与天主教无干。是以条约列明，许天主教租地建堂、传习。但入教者，类皆乡里愚氓，良莠不一，难保无不守教规、或先习彼教而旋为白莲等邪教所煽惑者，亦有阴以白莲教而阳附天主教为护符者，更恐白莲等教匪党煽惑愚民，传授邪法，托称传自天主教堂，施嫁祸之诡计，使之民教失和，群相争斗，该邪匪乘机思逞，为害地方民生，实非浅显，必宜严拿重惩。迭经本部院与两司密饬各属，随地侦缉，现在江阴、泰州等处先后拿获邪匪奚保观、朱大等，均已就地惩办。长洲县昨也拿获冯阿兔、朱永兴、赵瑞胜，业据审明，禀经批饬，就地正法。察核各处获讯犯供，或认剪辫，或认厌人，诘其传授邪术之犯，实系红阳等项邪教匪党，远自贵州山洞，流布各省，与本年安徽省获办邪匪魏＠①谊等情，大同小异。即朱永兴与赵瑞胜虽曾习天主教，所供施放纸人，亦系贪利，而为红阳邪教所惑，均无牵涉天主教堂一语。其与天主教无涉，信而有征……。”（光绪二年八月十三日《申报》“江苏巡抚吴示”）告示中一方面强调“邪术”为秘密宗教白莲、红阳等所固有，与天主教无关；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天主教中可能有秘密社会分子混迹，并举例说明施“邪术”者朱永兴、赵瑞胜为天主教徒，真是欲盖弥彰。既要消弭广大民众对教会欺凌压逼所日积月累起来的愤怒情绪，又要不得罪咄咄逼人的教会黑恶势力，刘秉璋、沈葆桢、吴元炳这些巧舌如簧、长袖善舞的地方大吏也只能是黔驴技穷了。
以上是我们对以教民身份出现的秘密社会分子施用“纸人剪辫”等妖术手段挑起皖南教案和苏南闹教的描述与分析。一方面，可以认定，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依仗特权，趾高气扬，为非作歹，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手段，摧抑和打击非教民，他们是教案的真正始作俑者；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既然大家都认为1884年中法战争后秘密社会分子取代了封建官绅而一跃成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领导者和生力军，那么，在中法战争前的历次“教案”中，为什么却难觅那些无处不在的秘密社会分子的踪迹？不仅如此，在光绪二年的“妖术”恐慌中，秘密社会分子倒反而依附外国教会打压非教民，挑起教案，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参考文献】
[1]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　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近代中国教案研究[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仁
（资料来源：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4年第3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