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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贺灵：清代满文文献概论

资料来源：《锡伯文化》总第38期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其统治民族为满族(清代称满洲)。满族是女真(亦为女直)的后裔，而女真的前身为肃慎、挹娄、勿吉、鞣鞫等。满族在清代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称满语满文。满语由女真语演变而来，系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文属拼音文字，已有400年历史，初创于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时称老满文(亦称“无圈点满文”)。老满文有许多缺点，其中多音字母为其最大缺点，拼写人名地名甚为不便，故使用30年后，皇太极命学人改革老满文，于1631年(明崇祯四年)形成新满文(亦称“有圈点满文”)。满族入关后将满语满文定为“国语”、“清文”。有清一代，形成了诸多满文古籍文献，不仅资料价值高，而且内容广泛，涉及政治、法律、军事、财经、哲学、民族、民俗、宗教、外交、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历史、考古、医学、数学、水利等，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多年来，对清代满文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是个文化空白，对满文文献的资料价值和文化意义，没有足够认识，使这一传统文化资源严重流失，造成了不少无可挽回的损失。本人出于对满文文献的爱好，对现存世界范围的这类文献及其价值、意义作一概论。
一
在清代，满文文献的大量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自创制“老满文”始，至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先后已有300年的历史。在这300年间，满文文献的形成随着满语满文的兴盛而兴盛，也随着满语满文的衰微而衰微。根据资料分析，老满文改造成新满文之后，康熙年间推广较快，东北各少数民族基本掌握了该文字。在中央政府，有关奏折、谕旨都要求用满文书写。尤其是很多汉、蒙古、维吾尔等官员也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满语满文，使“国语”、“清文”的使用范围大大拓展。满族入关之后，由于其社会形态造化的文化形态(对满族入关前的文化形态有争论，或日氏族文化，或日奴隶制文化，或日封建社会前期文化)已不适应其统治需要，因而大量吸收汉文化。一批汉文化古典作品自顺治年间起便被译成满文刊刻印行，如：《三国志演义》、《三国志》、《唐代演义》、《诗经》、《西汉演义》、《东汉演义》、《南宋演义》、《前七国》、《列国演义》、《封神演义》、《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好逑传》、《南宋传》以及诗歌、古文等。这些古典作品的翻译印行，为汉满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对满族的汉化起了文化上的推波助澜作用。
清朝建立，满族入关数十年期问，满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便发生了很大变化，满族各阶层已全面接受汉族封建文化。尤其令清廷担忧的是，在如此短暂的期间内满语满文已开始为汉语汉文所取代，严重威胁着“国语”、“清文”的命运。故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三令五申广大满族官兵加强“国语骑射”的学习。但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同化的客观规律是无可改变和抗拒的。到乾隆中期，满语满文已接近被汉语汉文所取代，连满族官员不会讲满语、不识满文的情况都很普遍。到乾隆朝，满洲官员不会讲满语、不识满文的情况更为突出。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一件上谕中指出：“今日理藩院侍班官内有四员，不惟清话生疏，甚至竟不能习者伊等俱系满洲人员，所司又系清字事件，若全然不晓，何以办事?由此而推，则衙门各员内不能清话者，当复不少。清话原满洲根本，旗人首当以此为务。倘不专心习学，以至日久生疏，则成何体制?”于是要求“京察之年，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又宣布：“伊等不循照此保举引见时，留心试问有不能清语者，唯该堂官是问。”①根据这一条谕旨，盛京将军衙门作出规定：“嗣后所属各地应报事件，只准写清字；其他部院咨报之汉文事件中，如有应报盛京将军者，须译成清字。”清廷将清语视作保持满洲传统之根本。为保存满文，在任用官员、官员保列、引见等方面把熟悉清语作为首要条件。而且在上呈下达的文件中也把应用清文做出明确的规定。尽管清廷为了保持满文采取了以上措施，但奏效甚微，未能挽救满语满文走向衰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盛京将军恒禄查盛京八旗官兵清语骑射情况后上奏道：“奴才窃查盛京之八旗满洲、蒙古官兵之骑射，官员之技艺虽有差异，但尚属谙练，其兵丁内不娴熟者十之一，火枪技艺尚属整齐。考清语，新满洲、锡伯、蒙古内能够说者、勉强能够应付眼前者、不能者各有别；旧满洲、边军官兵内有会说且能听懂者，索性不能说且不懂者甚众。”②由此可见，归服清朝较晚的新满洲、锡伯、蒙古等，因地域关系，接触汉文化较晚，因而满语水平与满洲相比略高一筹。盛京将军恒禄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的一件奏折中称：“奴才，今年七月十五日前往盖州、熊岳、复州、锦州、旅顺水兵等营检阅，验官兵清语，锡伯等均能说清语，余员虽与前有所好转，但不能说、且不能懂者仍属甚众。”
乾隆中期以后，不仅满文在各级官员中的使用情况令人严重担忧，而且其语言文字本身的规范问题也受到了严重挑战，满语词汇多数被汉语词汇所取代，满文使用规范遭到破坏。鉴于这种情况，清政府投入人力、物力，编写满语满文教材、读本、词典(多为满汉或汉满合璧)等，以挽救“国语”、“清文”的衰败命运。如先后组织学人编写印行了《钦定清汉对音字式》、《钦定同文韵统》、《十二字头》、《字汇》、《增补满汉篆书字汇》、《清文虚字》、《满汉字训旨十则》、《单话》、《清语易言》、《清文启蒙》、《兼满汉字满洲套语清文启蒙》、《满语指要》、《兼汉清文指要》、《清汉对学千话谱》、《清话问答四十条》、《壹百条》、《满语会话》、《翻译类编》、《满汉经文成语》、《清文典要》、《清文典要大全》、《清文汇书》、《清文补汇》、《音汉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五体字书》、《初学指南》、《三合便览》等。清政府对“国语”、“清文”的上述种种挽救性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然而已无法改变其即将衰亡的历史趋势。
满语满文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清代其使用的辉煌年代是顺治至乾隆年初，乾隆年间之后便迅速走向衰亡。面对“国语”、“清文”的日益衰微，清政府只能采取一些行政命令和手段，以图挽救其命运。乾隆之后的几个皇帝仍然投入人力物力，重版或修订前朝的满文文化典籍，继续编写辅助书等，继续翻译汉文典籍并广泛印行。并且，一直坚持要求凡各地上报中央各部门的重要奏折等文件，以及皇帝谕旨等均有满文件，使有清一代中央各部保存的各类满文档案达到200多万件之多，其涉及的各部有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以及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内阁、军机处、宫中各处、责任内阁、资政院等)、文教卫生机构(国子监、学部、钦天监、翰林院、国史馆、方略馆)、民族外交机构(理藩院、外务部)、皇族宫廷事务机构(宗人府、内务府、銮仪卫、侍卫处等)、地方机构等。档案形式类别又多种多样，主要如旨谕、诰命、题行稿、题本、奏本、奏疏、揭贴、奏表、呈、禀、启本、手本、塘报、咨文、札付、舆图、契约、税票、户口单、状纸、实录、圣训、各种簿册、笺、移、片、行、金榜、册文、来文、录副奏折(月折)、函札、照会、电报、章程、条例、办法、履历册等不下数十种。这些档案是清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族、文化、法律、地理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受语言方面的限制，基本未能译成汉文。
清代满文文献数量浩繁，收藏较分散。在历史上，因种种原因，损失较多，尤其是私人收藏的部分，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严重摧残，多数已损失无回。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清末国势衰弱，列强纷纷打出各种旗号觊觎中国，掠夺中国的文化遗产，满文文献与其他文化遗产一起，不同程度地遭到厄运，使其许多精华部分流落海外；还有不少通过其他渠道流落于海外私人手中，目前，在中国民间也有部分收藏，但其实际情况很难估计和掌握。据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掌握的情况，目前收藏满文文献并对此编目建档的单位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首都图书馆、雍和宫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以及日本、俄罗斯、韩国、英国、美国、德国等有关研究机构或图书馆。
从现存满文文献刊印形式看，主要有刻本、抄本、精写本、彩绘本、稿本、清抄本、石印本、影印本、油印本、铅印本以及石刻本、木刻本、绫纱彩绘本等。
二
在清代近300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满文文献，以其独有的历史、语言、文化价值，世界满学界和清代历史学界所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外满学工作者的努力，世界范围满文文献的编目建档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已初步摸清了国内外着名图书馆及科研单位收藏的满文文献情况，并编印了《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③，这是对满学研究工作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该目录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搜集到的文献日录，很显然，它不是很完整的。其中占90％以上的各类档案资料未能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又陆续公布了新发现或收藏的满文文献，使满文文献内容越来越丰富。总而言之，目前已搜集到的满文文献目录，所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如本文开头所述，涵盖二十余个门类。现以该门类为序作一概述。
（一）政治、法律、军事和财经方面。清朝建立之后，为其统治需要，在政治、法律、军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政治方面主要如：《礼部则例》、《太常寺则例》、《钦定园子监则例》、《钦定吏部处分则例》、《钦定宗人府则例》、《宗室考试授职则例》、《钦定吏部铨选官员则例》、《钦差库伦办事大臣则例》等。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政治类文献：《上谕》、《顺治、康熙敕谕》、《谕稿》、《谕折档》、《奏折汇抄》、《谕旨汇奏》、《上谕集要》、《康熙上谕》、《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乾隆上谕》、《乾隆皇帝归政上谕》、《吏治辑要》、《吏治要语》、《资治要览》、《皇清开国方略》、《治国方略策论》、《大清通礼》、《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典要大全》、《衙署名目》、《钦定阁议全录书》、《清汉行文类语汇钞》、《满文奏片说帖形式》等。法律方面有：《崇德改元大赦诏书》、《大清律例书稿》、《大清律例》、《大清律纂修条例》、《大清律续纂条例总类》、《钦定处分则例》、《奖戒律令》、《大清律集解附例》、《刑部新定现行例》、《军民治罪条例》、《律例馆校正洗冤录》等。军事方面的文献数目较多，主要有：《平定三逆方略》、《亲征平定逆漠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海寇方
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军器则例》、《钦定兵部则例》、《钦定兵部事务则例》、《钦定兵部处分则例》、《兵部督捕则例》、《兵部绿营则例》、《钦定中枢政考》、《练兵示谕》、《行
军纪律》、《军令军律》、《上谕》、《随军纪行》、《清世宗谕兵部稿》、《军事文书》、《黑龙江将军管辖各区建置录》、《镶黄蒙古旗履历册》等。财经方面包括清册之类的档案及统计册等。
(二)哲学等经典方面。满族入关后，为适应其统治需要，大量吸收汉封建文化，组织文人儒士翻译这方面的经典作品，产生了诸多或满文或满汉合璧哲学文献。如：《四书》、《钦定满文四书》、《御制翻译四书》、《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四书人物衍义》、《四书讲章》、《孑L予家语》、《孟子》、《论语》、《满汉道德经》、《道德书》、《老子道德经集注》、《易经》、《周易》、《易经讲章》、《易经成语》、《翻译朱文公家训》、《朱子节要》、《西铭衍义》、《女论语》、《三字经》、《菜根谭》、《吕语集粹》、《天事箴言》、《醒世要言》、《四本简要》、《千字文》、《小学》、《幼学》、《忠孝经》、《孝经》、《三字经注解》等。另外，先后推出了统治需要的“圣训”之类的书。如：《大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大清太宗文皇帝圣训》、《大清世祖章皇帝圣训》、《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圣谕广训》、其他皇帝《圣训》、《御制性理精义》、《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八旗箴》、《内政辑要》、《劝善文》、《劝善要言》、《劝学文》、《人臣做心录》、《太平典训》、《圣孝鉴》等。
(三)民族、民俗、宗教方面。民族、民俗方面的文献多反映了满、蒙古、回等民族的情况。而宗教则反映佛教、道教、基督教和萨满教的情况。民族方面有：《钦定理藩院则例》、《八旗通志》、《钦定旗务则例》、《钦定八旗则例》、《上
谕八旗》、《八旗文经》、《大清历代帝后宝谱》、《爱新觉罗宗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实录》、《钦定满洲源流考》、《满汉回疆传》、《钦定回疆则例》、《奉天诰命》、《册命》、《钦定蒙古源流》、《额敏和卓列传》、《蒙古王公谱》、《西招图略》等。民俗方面有：《西域闻见录》、《异域录》、《西域各国情况录》、《西域回族风俗志》、《钦定祭礼条例》、《视版汇抄》、《清字祭祀书》、《满洲祭祀全书》、《满洲祭祀图说》、《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五行志》、《钦定星历考原》、《星命须知》、《诸圣帝君训戒世人经文》等。宗教方面有：《大藏经》、《大藏全咒》、《御制首楞严经》、《金刚般若罗密多经》、《金刚经》、《大乘妙法莲花经》、《长寿佛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心经》、《诸佛事略图说》、《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图说》、《指迷金箴》、《萨满仪式》、《萨满咒语》、《萨满念杆清汉表文》、《叶赫伊拉里氏跳神典礼》、《天主教要》、《天主实义》、《耶稣新约圣书》等。
(四)外交方面。在清代，外交是一个重要方面，满文文献中反映外交内容的比较多，尤其是档案文献中则更多。主要有：《安南使务纪要》、《出使交趾纪事》、《各国表文》、《平定罗刹方略》、《满文奏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俄清关系杂档》、《满文公函》、《咨文》、《满文信件》、《兵部奏折》、《咸丰三年俄罗斯书译稿本》、《满文公函集》、《信件》、《满文行文》、《日清关系文件》、
《贡物表》、《钦派大臣俄国使臣交涉尼布楚国境记录》、《中俄条约档》、《廷寄抄存》等。以上不含满文档案反映的内容。
(五)文学艺术和语言文字方面。清代满族文学艺未成果多表现为对汉文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上面已述，兹不赘)，但在诗词等其他一些文学门类有一定的成果。如：《寿诗》、《御制盛京赋》、《御制避暑山庄诗》、《御制全韵诗》、《满文诗歌史》、《龙腾歌》、《御制朋党论》、《满蒙消遣》、《满蒙丛谈》、《曰知荟说》、《清文论》、《忠恕堂集录》、《尺牍》、《御论》、《闲窗录梦》、《琴谱》、《琴谱合璧》、《平定西陲乐章清汉文合谱》等。
在语言文字方面。为了巩固满语满文的地位，以及挽救“国语”、“清文”的衰亡命运，清政府自始至终重视其语言文字工作，如上所述，先后组织学人编写语言教材、各类读本、词典等，使流传下来的这类文献较多一些。除上介绍者外，还有
如下文献可资介绍：《满洲语》、《对音辑字》、《元音正考》、《满汉元音字典》、《音韵逢源》、《满文字母》、《虚字韵》、《清文虚字歌》、《初学辨识清字须知》、《清文试册》、《清文备考》、《乾隆清文杂抄》、《满洲类书》、《清文类腋》、《满汉文四种》、《清语问答》、《话条》、《满洲翻论》、《翻译话条》、《翻译满语纂编》、《满汉成语》、《六部成语》、《总纲成语》、《成语汇编》、《正字通》、《清文类书》、《清文类汇》、《清语摘抄》、《初学必读》、《钦定清语》、《新IH清语汇书》、《清文总汇》、《大清全书》、
《清文全书》、《清汉文海》、《满汉袖珍字典》、《清文鉴择录》、《御制五体清文鉴》、《三蒙字解》、《满洲达呼尔合璧词典》、《一学三贯》、《满蒙回三体字书》等。
(六)历史、地理及其他方面。历史方面主要为明清史、地方史志等。如：《明史》、《明朝实录》、《无圈点满文档案》、《加圈点满文档案》、大清各朝《皇帝本纪》、大清各朝《皇帝实录》、《起居注档》、《起居注》、《内办事簿》、《记事档》、《全文恪奏稿》、《听竹堂散事录》、《奏折》多部、《六科史书》、《御制大清一统志》、《喀木地方一统志书》、《职方志》、《宋名臣言行录》、《功臣传》、《钦定国史大臣列传》、《御定国史忠义传》、《昭忠祠列传续编》、《古今烈女传》、《清文蒙古王公列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通鉴》、《历朝史传抄》、《御制翻译春秋》、《列国志》、《辽史》、《金史》、《元史》、《人镜阳秋》等。地理方面均表现为地图形式。如：《乌拉等处地图》、《北洋海岸图》、《盛京五路总图》、《口外各路图》、《内外蒙古地图》、《盛京城简图》、《宁古塔地图》、《哈密图》、《盛京舆图纪事》、《台湾图》、《盛京舆图标注》、《皇舆山河
地名考》、《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方舆全览》、《钦定西域同文志》等。
其他方面包括水利、天文、考古、数学、医学、综合等。值得一提的是，考古方面搜集到了近700件满文或满汉合璧墓碑、谕祭碑、诰封碑、寺庙祠堂殿阁碑、军功纪念碑、建筑物等项碑刻等，均具有资料价值。
在满文文献中，与清代近300年历史相始终而逐步形成的满文档案，不仅数量浩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加地方所存及国外所藏，远远超过世称之150万件)，而且内容涉及极为广泛，是待开发利用的清代第一手珍贵资料。
由于篇幅所限，以上介绍的满文文献，只是一部分，而且也未能介绍每部文献卷册数、成书年代及收藏单位等信息，其意亦不违“概论”之文题。
三
辛亥革命之后，清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满族也基本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改用汉语汉文。由于军阀和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间，很多满族同胞隐瞒族籍，改报其他民族。而清代遗留的诸多满文文献，亦不断遭到厄运，或人为破坏、消毁，或从集中存藏之处流失他处，等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这些文献资料才获得新生，基本得到保护。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满语满文已失去“国语”、“清文”的地位，基本成为历史上的语言文字，除新疆的锡伯族继续使用外，没有其他第二个民族会这种语言文字了。在这种情况下，二百多万件(部)满文(或部分满汉合璧)文献几乎变成难以开发利用的“死”资料。对此，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也认识到其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开始重视培养满语满文人才，一是弘扬满族传统文化，二是希望挖掘整理这部分满文文化遗产。至改革开放，党和国家的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各族满文人才不断被培养出炉，并陆续投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图书馆、科研机构满文文献的编目、整理、翻译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正日益取得可喜成果。不仅如此，由于受满语满文及满文文献文化价值所吸引，长期以来，俄罗斯、日本、英国、韩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波兰、瑞士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先后加入学习满语满文(或锡伯语锡伯文)的行列，并不断来中国考察满语满文(锡伯语锡伯文)的情况，查阅各类满文档案，到各地科研机构、院校及图书馆进行有关满语满文方面的学术交流，一方面带动了我国有关部门对满语满文及文化遗产的重视，另一方面向世界宣传了满语满文及满文文化遗产，使满文文化遗产的价值日益得到提升。
通过几十年来对满文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以及通过陆续出版发行的满文文献译着，国内外学术界及其他有关部门，已经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其文化价值，为继续深入挖掘、整理、翻译满文文献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满文文献从其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而论，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主要体现在其文化意义和重要的资料价值。
满文文献门类广，其中政治、法律、军事、语言、文字、历史等类内容涵盖比较丰富，尤其是语言文字及历史方面的资料价值尤为突出。
从上面介绍的满文文献得知，有关政治、法律、军事方面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对各种法规、条例、制度的制定上，从反映的内容上看，满文法规、条例、制度的内容与相应的汉文法规、条例、制度的内容均有区别，并且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对此，由于受满文翻译方面的限制，长期以来几乎无人清楚地了解。这部分资料对清代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演变史来讲，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和资料价值。过去学术界对清代政治、法律、军事的研究，资料来源基本为汉文资料，对这方面的满文文献资料几乎未能利用。何况这些资料均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没有任何后期加工、雕琢的痕迹，故在研究满族及清代前期政治、法律、军事制度方面，不能忽视它们的作用。
满语满文在清代近300年的历史过程中，始终表现为代表国家的语言文字，虽然它未能被全面普及，使国人普遍使用它，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其“代表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对此，我们也决不可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清政府为了使满语满文更加完善，曾数次进行规范化工作，倾各族满语言文字专门人才之力，不断创制和规范新词术语；并利用翻译介绍汉族古典文化这一渠道，以达到丰富和发展满语言的目的。综观满文或满汉合璧各种辞典、大全等工具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清代满语新词术语的创制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各族满语言文字工作者，在对翻译汉族(文)古典文化作品方面倾注了莫大的心血，其翻译质量所达到的水平，凡熟悉满语言文字的读者都会赞叹不绝。它们成为中华民族传统语言文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闪光点，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
满语满文在清代虽未能全面普及，但清政府毕竟以国家法律的力量，使朝廷及其他地方非满族重要官员中不少人都掌握了该语言文字，如汉、蒙古、维吾尔、藏、回、哈萨克等族官员。这从文化教育角度讲，是国家行为的双语教育，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有趣的文化现象，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史增添了辉煌的篇章。在认识其文化意义方面，我们不妨从文化趣味或趣味文化上加强考虑和分析，那么我们就会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趣味性、相融性而感到自豪。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或任何民族，在历史上曾存在多样性、趣味性、多元化的文化现象，并不是简单的相互文化“侵略”概念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中华各民族相互交往、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如果历史上没有这种交往和交流，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
满文文献的历史资料价值是其最重要的方面。清朝统治中国近300年，其中央政府及地方重要历史活动基本都有满文文献记录。尤其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清政府更倾注了心血，对这些地区的历史活动，记载更详备。反映历史的资料，在满文文献中，其数量绝对占多数。这些文献的表现形式主要为：奏折、谕旨、实录、本纪、记事档、书札、志书、统计册表、信函、传记、诰封、游记、典鉴、题本及其附件、清册、来文、碑刻、奏表、舆图、官员履历单、史书等。从收藏数量来讲，涉及历史方面的满文文献主要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次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辽宁省档案馆等。此外，吉林、黑龙江省档案馆、北京图书馆以及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德国等国的有关部门也有部分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之满文文献(档案)数量浩繁，内容广泛而全面。自20世纪60年代始，国家培养满文专门人才，投入财力物力，对馆藏的200万件满文档案进行整理、编目立卡、翻译和研究，经过30多年的努力，编目整理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不少资料先后翻译出版。据满文部主任吴元丰先生介绍，在诸多满文档案资料中，涉及边疆地区政治、军事、民族、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资料尤为丰富。就以满汉两种文字各朝《实录》作对照，两者不仅内容相异，而且史实方面满文往往详于汉文。如果这些资料都能够翻译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将会出现大的飞跃；写一部全面、完整的清史，如果满文档案资料得不到利用，那将不是全面、完整的历史。吴先生的上述议论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事实所得到的认识。吴先生的认识可以用锡伯族研究加以印证。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清代锡伯族研究是个薄弱环节。198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十几年从浩繁的满文档案中选择的60万字锡伯族档案史料④出版，使锡伯族清代史研究出现了飞跃，相继出版了《锡伯族简史》、《锡伯族史》等大量运用本档案史料的着作。该档案史料选译于军机处《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月折包》、宫中《朱批奏折》、《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等。其资料之详实、内容之丰富、吏实之清楚，非其他资料所能比。另外，有关新疆察哈尔蒙古的清代史也主要得益于满文档案史料⑤。以上说明，清代满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客观存在的，长期以来，由于受文字转换形式的限制，得不到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对清代史研究方面的莫大遗憾，必须引起充分重视。
综上所述，有清一代陆续形成的二百多万件满文(部分满汉合璧)文献，虽然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但它具有鲜明的文化意义和重要的资料价值。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编译出版满文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忽视这项工作，将对我们的文化事业带来沉重的遗憾。
参考文献：
①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卷329。
②《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只条。
③富丽．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M]．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