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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雍正初年查禁“邪教”的决策及实施

清代下层民间盛行以宗教为纽带结成的秘密教门，瓜瓞绵延，不绝如缕。教门组织渊源甚早，可溯及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异端教派弥勒教及两宋时期的白云宗、白莲宗，至元朝中后期逐步融合成白莲教。此后，民众多效而仿之，组织秘密宗教结社，白莲教成为明清以后民间秘密教门的滥觞。教门摭拾民间流传的佛道之术，或又掺以儒家学说，夜聚晓散，烧香惑众，被统治者视为“邪教’，“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申禁令。本文探讨清雍正初年查禁“邪教”决策及其成败得失，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
清朝顺治至康熙前期，因明清之际王朝鼎革之战不息，动乱频仍，教门问题暂时隐而不显，矛盾尚不十分突出。因此，虽然“大清律”中仍然沿袭明律针对教门的“禁止师巫邪术”条例，但查处的“邪教”案件并不多。迨至三藩之乱定后，国内统一初步完成，新王朝得以建立和发展，教门问题日益凸现，案件逐渐增多，“邪教”再度成为统治者关注的严重问题。
康熙五十六年间，河南兰阳县查获白莲教李雪臣等“聚众谋为不轨”，结案后清廷行文地方，要求禁止“邪教”，“其各处白莲等邪教之人，行令地方官严查治罪。”（注1）然而，康熙朝标榜以“仁”治世，到末年更是吏治松驰，未能认真执行，许多地方视禁令为具文，敷衍了事。至雍正继位之后，整饬吏治，清除积弊。主张查禁“邪教”的官员大臣乘机进言，屡述教门敛钱惑众、煽诱人心之害，要求重新严禁，以杜微防渐，清朝才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主动查禁“邪教”的活动。
从现今发现的档案史料来看，雍正朝最早提出教门问题的是翰林院庶吉士董思恭。他于雍正元年四月上折祈求禁止山东等处的一炷香、空字等教，谓“山东之内，邪教有二，一曰一炷香，一曰空字教。名虽不同，而其所以为人心之害则一。”（注2）一炷香教相传始自明末清初山东人董四海(即董吉升)，教徒默祷时面对一炷香祈福，至香灭而止。空字教疑是孔子教之音讹，因辗转相传或上奏官员为避讳而称作“空字教”，为八卦教有名的异名同教支派。（注3）当时这两种教门在山东较为活跃，屡为访闻。董思恭认为，教门流传，惑人迷众，危害甚大。一炷香“其人专以烧香惑众，谓领香一炷，诸福立至，百病皆除。无知愚民，因相崇奉为师，或五日或十日轮流作会，效尤成风。以致荒弃农业，不事生理”，“至所谓空字教者，则较此更为甚矣。其人惟以邪术哄诱人心，一家之内有一人其教者，势必举家从之。从之之后遂如痴如迷，卖田宅、弃物利，以恣其掌教者之欲。甚至妇女杂处，恬不知耻，昼则散居各村，夜则相聚一室。”并说康熙五十九年在山东滋事的盐徒内，即有许多是教门中人，虽经惩处，稍知收戢，然“邪教”末除，恐渐为滋蔓。为防患于未然，董思恭请求旨令山东地方官员就地查禁，“敕谕山东巡抚，令其申饬地方官员，每村之中牌甲相为互结，里长时加稽察。倘有其人，许即告首，如或隐匿不报，事觉之日，一并重究”。当时查禁“邪教”条款中有奖赏出首的规定，“凡旁人出首邪教者，不论犯人男妇多寡，共追银二十两给赏。如系专拿之人拿获者，追给赏银十两。”（注4）为防止邀赏滥告，激起事端，董思恭又提出“至于挟嫌妄控者，亦勿许滥入无辜”。这样宽而有制，实力奉行，则必能达到“息邪说、正人心”的目的。
其实在此之前，雍正巳秘令石文焯在河南访查白莲教的活动。雍正元年春，石文焯升任河南巡抚，陛见皇帝时，雍正向其指划抚豫之策。鉴于数年前河南有白莲教聚众之事，雍正特意指示石文焯到任后悉心密访。当时正值白莲教以“谋反大逆”经过残酷镇压不久，人们心有余悸，不敢轻露口风，石文焯查无端倪，只得以“此教甚密”上报。（注5）雍正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对董思恭的上折也未能引起特别的关注。
雍正元年八月，刑部侍郎阿锡鼐上折再言防止白莲教蔓延之策。他说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有白莲教，“奉女人为首，财物共有，其内法纪极严，人心甚齐”。康熙五十六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亢珽聚众抗粮滋事案内，即有许多自莲教徒，“若不预先严禁，人聚渐众，—旦遇雨水不调之年，庶至抢劫之案四起，亦未可料。况直隶乃京师所在，尤甚紧要”。（注6）随之不久，新任刑部尚书励廷仪又上了“请严禁白莲等教以杜奸萌折”。奏折中说：“窃闻国家整齐亿兆，在乎诂奸止邪，表正民风，尤必防微杜渐。历代以来，以邪说惑民驯至难制者不一而足……(虽吾皇)如日中天，阴翳潜消，奸回屏息……然从来盛世不乏莠民，图患先于未兆，似当早为之计，而预剪其萌也。”（注7）接着列举了两起因为“邪教”而滋事的案件，即数年前河南亢珽及李雪臣以白莲教为名，袁进自号七字佛，聚徒惑众，谋为不轨；又三十年前直隶新河县有“邪教”聚众据城。这些事件当时虽然都经处治，但“邪教”却仍在私传，“变名易实以诳误愚民者，尚所在有之”。直隶南部接连山东、河南、山西的四府地方即多邪教，有神传、尽礼、混元、八狗等名号，“又访闻江南、浙江、以及湖广、江西则有无为、大乘、糍团等教”。他指出，这些“邪教”危害甚大，虽南北各教名目不同，然均向愚民讲说“邪法”。又多在夜间聚会，男女混杂，伤风败化。百姓一旦受其愚惑，往往身不由己，欲退不能。而且，这些“邪教”，开始时也不过蛊惑愚夫愚妇，借以图利营奸，“迨党与日多，则其心叵测”。励廷仪以为，近年来邪教案件时有发觉，只是地方官觉得其恶迹并不如何彰着，不敢遽行上报皇上，往往酌量加以惩治，自行结案了事。这样做虽不致激起事端，但不能根除“邪教”，容易留下后患，故亟宜整顿，“伏请皇上敕谕该督抚严饬各州县密访为首之人，严拿治罪，晓谕愚民，令其去邪归正，即从宽免罪，有能出首为首之人者，量加奖赏。则其党与日散，奸萌易消，不但地方宁谧，而于风俗人心似亦大有裨益。”
这份奏折与雍正元年末二年初下诏各地查禁教门的谕旨关系甚大。原件无日朝，之所以将时间断在雍正元年下半年，（注8）是由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励廷仪上了“禁罗教水手折”，似乎是前折遗漏罗教内容的补充，而且雍正二年禁教的上谕内容明显受了励折的影响(详后)，可以初步认定“请严禁白莲等教以杜奸萌折”在“禁教水手折”及雍正禁教的上谕之前。
励廷仪的奏折揭示了下面的事实，即经过顺康六七十年的平静之后，一度匿迹的教门问题又开始浮上水面；直隶、江南、浙江、湖广、江西、河南、山东等地区都有了教门的活动。而且在关系国家甚重的漕运中，罗教尤为活跃，必须引起注意。这份奏折许多内容得自访闻，因而不尽准确，如“八狗”疑为“八卦”之误，对无为教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小耕不织，但播谷于田间，听具自生，耕耘灌溉之事一切尽废，石田丰草，失业良多。”然而励廷仪指出“邪教”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且人数不少，“众者万计，少者亦不下数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此后各地陆续查出的教门案件可以看出。为了打动雍正，励廷仪仍举不久前发生的李雪臣白莲教“聚众谋为不轨”一案加以说明，若不早为之计而预翦其萌，到党羽日多时则会居心叵测，甚至出现“谋反大逆”!这份奏折引起了雍正的高度警觉，促使他作出决策，决定采取行动，下谕各省督抚在辖区内密访查拿“邪教”。
二
元年年底，雍正首先在漕运中进行整顿。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励廷仪上折说：“凡有漕七省之水手，多崇尚罗门邪教，而浙江、湖广、江西三省、其党更炽”，建议令各督抚以本军充当水手，将原来奉教的外籍(外地)水手撤换，解回原籍，则不仅有利于漕运，而且“即罗门邪教之徒，不致结聚，而自销散矣”。雍正帝对此折甚为欣赏，朱批曰：“此奏甚是，甚好。就将此意拟上谕，用朱笔写好，封固密奏（发）。”（注9）大学士遵旨拟上谕发给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各省总督巡抚，称漕粮关系紧要，其头舵水手应择用本军，使各知守法，不致胡作非为，“近闻多雇募无籍之徒，朋比为奸……闻尤有不法之事，凡各省漕船水手，多崇尚邪教，聚众行凶，一呼百应”，亟宜惩治。雍正命各督抚严饬所属卫所，应以本军掌驾漕船，不许雇用无籍水手，“更严禁邪教”，由该地方官不时察拿，从重治罪。”（注10）显然，这份命令几乎是一刀切的作法，实行起来有很大难度。雍正二年三月，漕运总督张大有复查后上奏指出：“粮船涉江渡黄，提溜打闸，关系重大，非熟谙之人不能胜任”，因而不能将老水手全部替换，不得不先留用数人，“俟本军学习谙练，然后尽得更换。”雍正意识到自己急于求成，同意了这种办法，批道：“一时全换，原难些，逐年用力学习，渐次换添，数年后全是本船人就好了。”同时要求他时刻留意，不可轻忽，“若仍因循，两三年后尚不肯习学，就使不得了。”（注11）替换粮船水手，雍正主要是从保证漕运的角度来考虑的，但也有一石二鸟的目的：寓解散罗教于整顿漕运之中，既保证漕运的安全畅通，又希望藉以解决漕运水手信奉罗教啸聚成风的痼疾。因此，尽管没有再明确提出要查禁罗教，但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雍正三年规定，粮船雇募头舵水手，须得开明姓名籍贯，各给腰牌，严行互保之法，“令前后十船互相稽查，并取正丁甘结，十船连环保结。”（注12）雍正五年，由于水手割耳滋事案再次涉及罗教，终于导致了在运河沿线大规模地查抄罗教庵堂，并进而制订了禁止罗教专条，（注13）将查禁罗教活动扩大到了其他地区。
除了整顿漕运水手中的罗教之外，雍正还决定在有“邪教”的地方密查暗访，查拿教首。石文焯讲到他在河南，“去春躬承召对，仰蒙圣谕，铭刻于怀，不敢少懈。到任之后，时时留心访察，惟俟少有泄露，即可从此根求，歼厥魁奸，以除此习。”雍正帝告诫他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实在方好”，（注14）还特颁谕旨：“谕河南巡抚：国家整齐风俗，必先诘奸止邪，绥靖人心，尤在防微杜渐。朕闻豫省向有奸民，以白莲教等名色诳惑愚民，潜结党类。今或变名易实，阴相煽诱，乡愚无知，受其诳误者，尚所在有之。此等之人，心术奸回，踪迹诡秘。唯其诡秘，故其奸回愈不可测。地方大僚有澄清风俗之责，岂可苟且姑容，养奸不发，以致滋蔓难图。尔当严饬司道府州县各官，不时密访。其有妄立教名，夜聚晓散，巧作幻端，诬民惑众者，即将为首之人严拿治罪。愚民有先受笼络、能去邪归正者，概与宽免；有能出首为首之人者即量加奖赏。庶于风俗人心均有裨益。如或姑息苟容，后经发觉，该管各官一并从重议处。特谕。”
就着这件抄发的上谕，还附有雍正亲书的嘱咐，要求石文焯、田文镜加意查访，“不因其密而忽之，置之不问，令其滋蔓也。尔等可密密访察，时时留心，勿乱嘱属员，令扰民惊众，反令魁奸深藏防范，与事无益。须着实严密。若少有风声，则设法立大赏，权巧缉获其首，除其教长，方可除此习弊。不然反恐激成事端，有害无益。特，朕谕止可汝二人知之，密之慎之，竭力访察，留心料理。”（注15）在雍正看来，查拿邪教，在于澄清风俗，防微杜渐。他一面密谕地方人员留心查察，设法缉获其首；一面又不颁明旨，并不许乱嘱属员，以免扰民骇众，甚或酿成事端，酿成巨案。因此，他要求石、田二人机密从事，勿令他人知晓多事，以致有害无益。
上述谕旨的内容明显受了励廷仪前述奏折的影响，其中“有能出首为首之人者即量加奖赏”一句，大概就是直接来自励折中。正如励廷仪在奏折中所指出的，许多地方都有了各种名色的教门组织，雍正要求查禁“邪教”的谕旨也就并不限于发往河南—省，而是分别密谕凡有“邪教”传闻的省份。雍正二年间，此类谕旨遍发江宁巡抚、直隶总督、湖广巡抚、山东巡抚、江西巡抚、浙江按察使、闽浙总督、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诸人。其文字或稍有出入，其内容实质则一。如雍正命江西巡抚裴亻率度查禁教门的密谕云：“谕江西巡抚：朕惟除莠所以安良，黜邪乃以崇正。自古为国家者，绥戢人心，整齐风俗，未有不以诘奸为首务者也。闻江西地方颇有邪教，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端，或不事耕织，夜聚晓散，党类繁多。此等之人，踪迹多属诡秘，而奸回则更不可测。苟不绝其根株，必至蔓延日甚。地方诸大僚倘务姑息，不为访拿，是养奸也，澄清风俗之谓何？尔督抚当严饬所属司道府州县等官，密访为首之人，严拿治罪。愚民能去邪归正者，概与从宽；有能出首为首之人者，即量加奖赏。务令奸萌尽去，阴翳全消，风俗人心咸归醇正。其或因循苟容，不行查禁，事发之后，该管各官一并从重议处。特谕。”（注16）
在皇帝的直接督促指导下，各地掀起了清代主动查访“邪教”的第一次高潮，查禁了许多教门名目，拿获教首并进行了惩处。直隶邢台县，查获刘言基顺天教（注17）；山东鱼台县，拿得空字教李万禄（注18）；浙江破获范子盛、陈立昭道心教（注19）。稍后，山西泽州破获靳广、张冉公“妖言惑众案”（注20）；运河沿线查出罗教庵堂（注21）；山东兖州又有牛三花拉空字教案（注22）。从此，教门案件层出不穷。雍正初年的查禁“邪教”成为后来不断查禁活动的肇端。
三
由于雍正采取了只拿首恶、不及胁从的办法，并利用密折制度的方便对查办之员不时指点方略，这种慎重而又认真的策略在实际施行中并未出现大的偏差，因而取得了—定的成效：各地不断破获“邪教”案件，但并未因此激起大的事端。总起来说，这与查禁时遵循下列原则密切相关。
首先是将“邪教”与正常僧道区别开来。当时的社会中，鬼神观念、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极其流行，佛教道教影响深远，加上喇嘛教、回教等其它宗教，信奉者数目十分庞大。佛、道等宗教历来被统治阶级视为“教化”的手段，可作为对百姓进行统治的辅助工具。若不加区分，一概加以严查取缔，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很可能查不胜查，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因此，雍正明确告诫臣下：”邪教非世俗寻常僧道之谓，不可借此多事。”（注23）当山东巡抚陈世倌认为“未有身为绅士、实遵异端、声援固结、济恶害民、公行大下，莫可指斥如回教之甚者”，要求雍正下旨严禁回教时，雍正批道：“此种原一无可取，但其来甚久。一者此教人皆鄙而笑之，即回回之中，十居六七皆不得已而为之者，况无平人入其教之理，亦不过止于此数耳，非无限量之可比。即礼拜寺、回回堂，亦彼类中敬奉而已，不能惑众也。代代数百千年来，亦未能为，无甚大过。”明确表示不同意查禁回教。（注24）雍正后来谈到，数年来大臣条奏请禁回教者甚多，然经详细斟酌，“小不法则有之”，终不能有什么大作为，只须平日训导，不必严禁。（注25）清代，朝廷对少数民族采取“修其教而不易其俗”的政策，借宗教而进行统治，对于汉人中盛行的佛、道两教，也持默认利用的态度。雍正本人”以擅长神道设教着称”（注26），好信鬼神之说，佞佛崇道，在藩邸时即有“好佛之名”，更不愿明令禁止，引起非议。更重要的是，雍正认为，回教虽不如佛、道便于利用，“一无可取”，但不能“惑众”，不似“邪教”那样会对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对僧道、回回、喇嘛等，“断不能一时改革也”，只能进行管理训导，“严其新奇骇人动众之事”，而不必查禁。（注27）这说明，在雍正帝看来，佛教、道教、回教等正宗宗教，与白莲教等“邪教”是有严格区别的，因此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这无疑垦正确的，成功的。
其次，坚持只查拿惩治为首者，对一般入教者从宽的原则。雍正在谕旨中指出：“愚民有先受笼络、能去邪归正者，概与宽免”（注28），要求只查拿为首之人，不得“骇众滋累”。这样就大大缩小了打击面，不仅有利于查拿首犯，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雍正对江西巡抚裴亻率度表示，对于邪教，须“设法缉获其为首者治罪，其愚民被其惑诱者，尽行不究方好。不然恐不肖有司，借此恐吓平民，累及无辜，则反有害无益也。”（注29）他进—步说，地方官查禁邪教，当细心悉意，设法拿获为首者，量其轻重给予处分，“其余不过愚民被其煽惑耳，何罪之有?”（注30）秉承这一旨意，雍正初年破获的“邪教”案件基本上都采取了只惩治首犯，对一般信奉的人则劝谕解散结案的政策。如山东、河南等地破获空字教，其从教者最重枷号三个月满日重责四十板，轻者免议，“发落后交给乡地邻族保领严加收管，各务本业，不许再与外人来往。”（注31）直隶邢台刘言基顺天教，因查获后“各知悔悟，情愿开斋散教，改邪归正”，李维钧对为首者亦从宽分别枷责了结，以“开其自新之路”。对此雍正批道：“原非大事，应当如是完结”，只是嘱咐过后要加强监察，防止再犯。（注32）山西奏报拿获泽州案犯，雍正对此事感兴趣，多批了几句，怕引起误会，让地方头脑发热，大肆株连，又在后特意注明：“但拿获首恶头目，其协（胁）从原不必株连者，朕不过欲闲知其局面耳。”（注33）甚至对深触封建统治者忌讳的“大逆”之物，也能理性置之。浙江汇报查获道心教范子盛等，称有信徒五千人，并搜出绘有五爪金龙的金银牌等“悖逆”之物。雍正并未因此而让查禁活动脱离预设的轨道，指示按察使甘国奎等不必过于张扬，“不可生事，诬(良)图功。”（注34）正是雍正始终坚持了这一点，不致头脑发热，使查禁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终雍正一朝，也未激起事端。
第三，雍正要求查办人员采用密访的办法，由各省督抚等大员“密密访之”，“相机而行”。这是与教门处于秘密状况的特点分不开的。雍正认为，“邪教”都极其秘密，尤其是教首，更深藏不露。如果大张旗鼓地追查，不仅找不到真正的要犯，反而会愈严愈密，令“魁奸深藏防范”。四此，一方面，雍正要求属下“密密访察，徐徐行之，不可严急，令百姓惊该（骇)不安，无知州县借端生事”；（注35）反复告诫“勿乱嘱属员”，致令声张生事，扰民骇众，全在实心徐徐细访为之，急不得，露不得。一面又指示各地设计巧法访察，“求其实在证据，方可拘拿”。（注36）雍正还提到，因教门甚为机密，耳目众多，“便州县左右亦皆有其人时常伺探动静”，更应小心翼翼，全在平常时刻留心。（注37）地方官即各想方设法，如山东巡抚陈世倌选遣干练之员，以投教为名，辗转相托，贿以财物，访得确切地址姓名后，“不经州县，不扰居民”，即拿到了教首。当然更多的是采取秘密访拿的方法。雍正这样做，一面是希望拿获真正的罪魁祸首，以免打草惊蛇；另一面是从稳定社会的方面来考虑的。他知道，其胁从之人不少，若加上他们的亲属，以及那些与之有过接触往来的人，则更不可胜计，若一概严拿，恐怕会“扰民滋事”，引起社会的动荡。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稳定是首选日标，“授民以时”，使广大农民安心于耕作，是统治“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雍正比后来的乾隆等处理得稳妥。
由于采取了以上的办法，应该说，雍正初年查禁“邪教”是比较成功的。随着查出教门案件的增多，雍正对“邪救”的了解有所增加，态度也有些变化。然而，终雍正一朝，查禁的基本方针则没有大的改变。此后全国多次大规模地查禁罗教与其它教门，其处理基本上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的。一般的教徒，经训斥后大都具结作保即放归乡里，甚至一些教首也得以从轻发落。这是雍正年间查禁教门慎重、从轻政策的体理，探受康熙“与民休息”的宽仁统治思想的影响。这种对策对缓和对抗、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是有一定作用的。然而，客观地分析，这—对策也留下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较轻的刑罚在当时不能起到震慑同样罪犯的效果，结案后未能做好善后工作，疏于继续监督改造，未能有效阻止教首及教徒继续秘密从事教门活动。一旦查禁稍松，往往故态复萌，重新泛滥，远不能达到“尽绝根株”的目的。从日后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雍正一朝宽松的惩治政策对乾隆、嘉庆时期教门的泛滥有着持久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造成了养痈成患的后果。
（资料来源：《公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郑永华，历史系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华文史网编辑部整理。）
注释：
（注1）《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四月戊戌。
（注2）董思恭折，雍正元年四月，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以下引自该书不再注明)。
（注3）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页949。
（注4）《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一百十六，刑部八，律例七，礼律·祭祀。
（注5）（注14）（注15）（注28）河南巡抚石文焯折，及附件上谕，雍正二年五月十八日。
（注6）刑部侍郎阿锡鼎折，雍正元年八月十三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页282。
（注7）刑部尚书励廷仪折，无日期。
（注8）马西沙先生断为“雍正初年”，见《清代八卦教》，页80。
（注9）刑部尚书励廷仪折，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注10）《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政书类，吏部三七九，册621，页358。
（注11）漕运总督张大有折，雍正二年三月一十六日。
（注12）《槽运则例》。
（注13）雍正十一年定例：“私习罗教，为首者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律拟绞监候。不行查报之邻佑、总甲人等，均照律各笞四十。其不行严查之地方各官，交部议处。”见吴坤：《大清律例通考》，禁止师巫邪术。
（注16）（注23）（注29）江西巡抚裴亻率度折，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注17）（注32）直隶巡抚李维钧折，雍正二年六月十二日。
（注18）（注24）（注27）山东巡抚陈世倌折（两件），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
（注19）闽浙总督满保折，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
（注20）刑部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雍正六年四月十三日。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页606——613。
（注21）苏州巡抚陈时夏折，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注22）（注31）河东总督田文镜折，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注25）岳钟琪折，雍正七年三月十七日。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二辑，页695。
（注26）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125。
（注30）（注35）雍正上谕，谕两江总督。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页2511。
（注33）山西按察使蒋泂折，无日期。
（注34）浙江按察使甘国奎折，雍正三年六月初一日。
（注36）河南巡抚田文镜折，雍正五年四月一十八日。
（注37）河南巡抚田文镜折，雍正五年七月初四日。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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