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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伟良：义和团运动研究对清代武术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启示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的一百周年。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势力日益加强。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作用下，当时华北地区的广大农民们沿承了前代民间结社那种“以拳棒为由”的组织方式，到处开设拳坛，进行着涂抹了浓厚神秘色彩的武术活动。面对着全副新式武器装备的侵略者，拳民们勇敢地拿起了原始、落后的武器，力不从心地站到了民族斗争的前沿，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正气之歌。义和团运动的这种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近年来已越来越成为义和团运动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视的理论课题，也同样应是有关清代武术史研究中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重要内容。
2000年10月，由中国史学会和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单位、团体联合举办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隆重召开。笔者是与会成员中惟独一位以武术史视角参与大会的代表。会议期间，学者们提交的丰硕成果及进行的理论研讨，无疑对我们清代武术史的有关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深深思考。
思考一：
向大会提交的多种学术专着中，由山东大学路遥教授主编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资料调查汇编》（上下册）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它是继1951年《义和团》资料丛刊、1959年《义和团档案史料》、1980年《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和《义和团源流史料》、1982年《义和团史料》及1990年《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等等众多史料汇编后的又一部力作。众所周知，史料和史料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及理论支撑。正因为这样，中国史学界才有了“史料学学会”这样的学术组织，正因为这样，史学界各学科也莫不将自身的史料建设作为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就体育史而言，早在50年代唐豪先生等人编着了《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80年代编有《体育史料》，90年代编有《中国近代体育文选》和《二十五史体育史料》等，从而为中国体育史学研究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学科基础。
相比较之下，目前的武术史研究总体上缺乏对于史料建设的应有重视，史料的匮乏，大大妨碍了一些同志的研究视线，再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于是转相抄袭者有之，以讹传讹者有之，向壁杜撰者有之，甚至在一些“权威性”的着作中也不免缪误层出，致使武术史研究失去了它应有的学术品位。“辩章学术，考竟源流”的史料建设，是武术史研究得以规范发展的关键所在。清代是中国武术史流程中的重要时期。对义和团（拳）的源流考察，事实上几乎贯穿了有清一代整个华北地区广大下层民众的武术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活动脉络应是清代武术史画面中的一根主线。为了使清代武术史的研究能尽快置位于一个较高的起点，因此，就必须尽可能借鉴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的整个清史研究学术成果，时常关注其学术动态，这样可以大大拓宽有关清代武术史的史料源渠道，从而把这方面研究不断推向一个新水平。对此，有一事例颇能说明问题。
梅花拳是传统武术中的一个着名拳种，同时也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织来源。80年代出版的一些体育（武术）词典中对它的源流记述并无具体内容。80年代后期，有的研究者根据史学界提供的清档材料开始对梅花拳的早辈传人进行梳理。90年代初期，史学界有关梅花拳的源流传承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史学家们根据梅花拳的组织内部材料和清档文献，基本上勾画出了一个较可信的梅花拳历代谱系传承，并还发现了早期传人所作的梅花拳拳谱。本人稍后进行的有关梅花拳研究包括这次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都是受益于史学界的学术资料信息。而有的同志大概对这些学术动态不甚了解，因此其认识就大受限制。如1998年出版的《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中对梅花拳传承谱系的记述仍依据80年代的说法,并且所言其资料是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而来，也使人大惑不解。因为明清档案部七十年代时确属故宫博物院领导，但1980年4月起则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足以说明撰文者并未去过清档馆查阅材料，所记均为转抄之文。需要指出的是，象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中还不止一处。因此，武术史研究要发展，必须保持与学术界的信息畅通。
思考二
这次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的研讨内容十分广泛，除了义和团与清政府、义和团与教会教案及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等外，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化背景、心理信仰和生活结构等，也是本次会议一个引人关注的题目。从提交的论着来看，许多学者除历史学外，还纷纷采用诸如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对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深入探讨。他们的许多观点、方法及视角，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民间武术的种种文化特征和活动特点，有着难得可贵的有益启示。
比如，山东大学路遥教授提交的另一本专着《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及《义和团仪式的文化象征与政治隐喻》、日本学者马场毅的《义和团的神与农民的日常生活》、英国学者狄德满（R.G.Tiedeman）的《大刀会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等等，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了义和团（拳）及其一些民间秘密结社武术活动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心理。张鸣教授的着作归纳并分析了义和团武术活动中的几个文化特点，即内中既有农村巫术的印痕，也有民间宗教的色彩，还有戏曲文化的因素。当然，在这之前已有相当多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论述过这类问题。这种有着高度心理认同的文化风习，一方面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纠聚起广大贫苦民众，同时也因为这种文化痼疾使清代多次农民运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今人所能认识到的历史局限，是难以苛求前人的，因为对于百年前的贫苦农民来说，已经利用了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只给了他们这种选择的可能。”这一观点，对于正确认识清代秘密结社武术活动，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记得前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武术要“跳出武术看武术”，此言极为睿智。但是，如何“跳”、如何“看”，应当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中。然而，目前的有关清代武术史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一般的单线描述或事象罗列，即使有些文化分析，也是钟情于雅致的“士文化”而淡漠于散发着泥土味的“俗文化”，故使有些讨论不免显得空泛。因此，有必要改变那种单一、机械的研究方法，应该把清代武术的衍传放到跌宕起伏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去分析它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功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一段既是古代武术的终结、又是近代武术开启的重要时期有一个真切的了解与把握，才能对那场充满了血与火洗礼的义和团反抗斗争感到深深的钦叹与悲怆！
思考三：
当史学界的学者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义和团的武术活动时，这已说明了对于义和团武术活动的研究，其本身就是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用在这里，不仅是说史学界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有关成果可以为清代武术史研究提供种种借鉴，另一方面，相关的武术史研究也同样能够为史学界的研究补充若干新的认识。为此，武术史研究就必须突破原有的圈子，加强与邻近学科的联系。这样可以不断汲取相关学科的学术信息，以发展自己的学科建设，还可以与学术界展开对话，在提高自身学术品位的同时，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向整个社会开放，以便向更大的社会价值转化。
笔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关于梅花拳武术活动的历史文化研究。本文从“梅花”一词的释义、传承谱系到拳理功法的文化源承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寻绎，由于研究视角及文献材料比较新颖，故得到了会议的较高学术评价。会议期间，本人还与一些学者如南京大学的茅家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学照教授等先生，就义和团武术活动中的有关问题如“神拳”、“金钟罩”及拳会与拳种的文化关系等进行了广泛讨论。交谈中，学者们广博的学识当然使我辈深受教益，但另外也让人深深感到，象义和团这类以习武为特征的民间结社的历史活动，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武术理论工作者作深入研究，并作出必要的理论阐释的。史学界的学者们也希望能和武术理论界的同仁通力合作，加强学术交流。近代以来的武术理论研究实践已向人们证明：什么时候善于吸取其它学科的成果，其理论建设发展就快；什么时候一旦囿于自身小圈，就会显得步履蹒跚。
义和团运动已过去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传统武术也经历了它的近代化过程，并正在进行着它的现代化转型。今天，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是为了总结历史，弘扬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样，研究清代武术史也是为了清晰把握武术的历史规律及文化脉搏，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武术。
（义和团运动100周年讨论会文章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