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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革新：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二）

2、 崇程朱理学，辟异端邪说，加强意识形态控制
在理学士人看来，程朱理学是孔孟儒学的嫡传，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唯一正学。
晚清理学家何桂珍说：“我朝二百年来纪纲法度所以维士习民风于不弊者，皆程朱之力，而表彰程朱之效也”。[1][39]程朱理学所起的作用是否如此之大，自当别论，但是，清王朝始终把程朱理学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则是不争的事实。正由于此，理学士人极力推崇程朱之学，借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李棠阶在《军机说帖》中认为：天下败坏由于士习不端，士习不端由于学术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所谓“正学术”就是指提倡程朱理学，“即《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正轨也。以此为本，治经、治吏、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次第参求，皆归于反己。”[1][40]这是他提倡“正学”的基本主张。吴廷栋在咸丰召见时直言不讳地肯定程朱理学：“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1][41]后来他同样不遗余力地提倡理学。李鸿章为吴廷栋写的《墓志铭》称：“公学务实践，不为空言，笃守孔子下学上达之序，程朱居敬穷理之训，生平进退取与必严义利之界。尝镌朱子‘论是非，不计利害’二语为印章，以自检于身心事物之间”。[1][42]吴大廷也说：吴廷栋“自壮至老，服膺朱子，一念一动守其言不逾尺寸，而其用功则自下学始，尤兢兢辨明心性理气，使程朱陆王儒释之界，判若冰炭，而不少杂糅”。[1][43]倭仁亦以提倡程朱理学为能，声称：“程朱论格致之义，至精且备，学者不患无蹊径可寻，何必另立新说滋后人之惑耶！”[1][44]当了大学士、掌管了翰林院后，倭仁立即着手制定新的《翰林院学规》，把《四书》、《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理学读本，定为翰林院学士的必修读物，以培养士人讲求性理之学的风气。
在理学士人的鼓动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以充分发挥理学的政治作用。1860年，清廷颁发上谕，规定：嗣后从祀文庙，“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对入祀文庙的入选标准做了有利于程朱理学的修改。此后，清廷根据这道上谕表彰了一大批故去的和健在的理学士人。当年，以明儒曹端从祀文庙，位列东庑胡居仁之上。1863年，以明儒方孝孺从祀，“圣庙位列西庑陈澔之次。”[1][45]1868年予宋臣袁燮从祀。1870年“恩准”将清初理学名士张履祥从祀文庙，并重刊张氏的《杨园先生全集》。1875年予清初理学家陆世仪从祀文庙。1876年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理学士人王建常被奏准从祀文庙；又允准把已故理学名儒李元春事实交付史馆，列入《儒林传》。对健在的理学家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表彰。1868年清廷褒奖安徽理学名士夏炘“年届耄耋，笃学不倦”，并把他编着的《恭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交由武英殿刊印，颁行全国。夏氏的另外两部理学着作《檀弓辩诬》和《述朱质疑》，“亦均能有所发明”“均着留览”。[1][46]1874年，陕西、山西两省学政分别以理学名儒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请授京衔。清政府以他们传授“正学”有绩，皆赐予国子监正衔。
在提倡“正学”的同时，理学士人还竭力反对“俗学”，抨击“异端邪说”。理学士人把汉学考据、八股制艺视为“俗学”，而把王阳明“良知”之学、释老二教及一切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学说都是“异端”，全在反对之列。
自道光以来，一些理学士人很重视对王阳明的“良知”学进行批驳。方宗诚在谈到程朱陆王之辨时说：“朱子、胡敬斋、罗整庵，各致争于生前。其后，陈清澜《学蔀通辨》、张武承《王学质疑》、顾亭林《日知录》、陈定斋《王学辨》、罗忠节公《阳明学辨》（案：即《姚江学辨》），以及张杨园、陆清献、张清恪、倭文端、吴竹如先生诸儒集中，皆已辨之极其明矣”。[1][47]他开列的名单中，有三人是清咸同年间的理学家，即罗泽南、倭仁、吴廷栋。罗泽南的《姚江学辨》是一部用程朱理学观点全面抨击阳明“良知”说的理学着作，备受理学士人的称赞。陕西理学家贺瑞麟说：“予向见其（案：罗泽南）着述恪守程朱，《姚江学辨》一编，真足为吾道干城。”[1][48]为了辨明道统，辟王学，倭仁和吴廷栋整理校刊了河南儒生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刘氏之书是为纠正清初理学家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而作。《理学宗传》把陆九渊、王阳明等人也作为“圣学”的传人列入儒家道统之中，与孔孟程朱并列。这在正统理学家看来则是混淆圣学道统的谬说，非同小可，“恐其以异学乱正学，而宗失其宗，传失其传，裂道术而二之也，是安可以弗辨乎？”[1][49]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则把孔孟及宋五子列为“圣学”的代表和传人，而把陆王之学视为“异端”，从“圣学”系统中予以排除。作者说：“此其（案：指陆王之学）所学得儒耶释耶，近于儒耶归于释耶，在儒释之间耶，在不儒不释之间耶”[1][50]，在作者眼里，陆王之学并非儒学，而是非儒非释的“异学”。部分理学士人还把汉学也看成是淆乱“正学”的“异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激烈抨击汉学，曾经引起学界的震动，自不待言。方宗诚指责汉学家“每逞偏见一得，别立宗旨，或尊古本，或改朱注，或专重致知，或专主诚意，……皆务新奇而诋程朱，延及汉学之徒出，益肆猖獗。”他认为，对付的办法只有以“正学”反对“邪说”。针对当时的社会动乱，他主张以“正学”反“邪说”，指出：“夫正学明而后邪说不得而兴，正道尊而后邪教不得而入。吾儒中异说喧争，此异端中之邪说所以日炽也；吾儒中乱道蜂起，此奸民中之肆乱者所以日横也。邪教乱民相与哄于天地之间，而我不急明正学，尊正道，徒与日与之角，以收荡平廓清之效，吾见其难也。”他所说的“异端邪说”既包括儒学中异于程朱理学的派别，又包括民间的各种反清思想。在他看来，“辟邪说”与“明正学”虽为一事，但“明正学”却是“辟邪说”的根本，他说：“果自上至下，能确守《大学》之道，程朱之教，身体力行，期于明体而达用焉，仕则施诸士，舍则垂诸书。正学一明，邪说未有不渐弥者也；正道既尊，邪教未有不渐息者也。盖在我者先有拨乱反治之具，而后可成除暴救民之功，不然终肤末耳。”[1][51]
3、 访学士，举名流，延揽人才
理学派头面人物，包括朝中的倭仁、李棠阶等和在地方的曾国藩、胡林翼等，都十分重视延揽人才。曾国藩对人才问题夙有研究。早在典兵之前，他就向朝廷陈奏包括讲究“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在内的用人策略。典兵之后，他把起用人才作为直接关系到“剿逆”成败的头等大事。他说：“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1][52]他笼络的主要对象是中下层士大夫，即当时社会中的士绅集团。公开号召：“倘有抱道君子……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1][53]因此，他创办湘军“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1][54]竭力网罗乡间士人。江南各省士绅才子，“一时思自效者，无不投趋辕门”，出现了“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1][55]的局面。罗尔刚的《湘军兵志》列出湘军重要人物共182人，内有179人的出身可考，出身于生员以上者的达104人，占可考人数中的58%，其中仅进士、举人出身者就达19人。[1][56]这与太平天国排斥士人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李棠阶也强调“为治必先得人”，主张高级官员注重对人才的考察，翰林院掌院大臣要对属员“讲论正学，各抒所见，皆不得无故不到，可藉以知其人之所长，荐举备用。”[1][57]总之，延揽人才不是曾国藩、李棠阶等少数人的观点，而是咸同时期许多封疆大吏的共识。对此，方宗诚有过专门的说明：
自胡文忠抚鄂，奏举兴国万清轩学行于朝。其后阎丹初抚山东，奏单为鏓等。左宗棠抚浙，奏安徽夏炘。景剑泉督学河南，奏苏菊村、于絅斋、李又哲等。杨礼南督学四川，奏龙某等。沈幼丹抚江西，奏王其淦等。由是布衣诸生有学行者，皆得上闻，亦激扬之一道也。
方宗诚在书中对曾国藩延揽人才的举措尤其称赞：“曾公则不然，如其人不愿仕，则致敬礼以隆之；如愿仕者，则由军事荐而用之。盖使朝廷收得人之实，固不必宠以虚文也”；“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雅博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1][58]方氏所说的被大吏们荐举的人万清轩、夏炘、苏菊生、于絅斋、李又哲等，皆为理学士人。由此可以窥见理学士人在政治上被重视的程度，也是理学复兴与“同治中兴”相辅相成的一个例证。
4、 恢复科举书院，创办书局，重建封建文化事业
由于连年战争，江南各省的文化教育遭到很大破坏，科举废止，学宫尽毁，藏书散佚。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曾国藩等封疆大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振兴文教。1864年7月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立即着手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年底举行了停搁多年的江南乡试，取士273名。一时间，“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1][59]此外，他还整顿教育，重建官学。江宁府学、湘乡县学等学宫的修复、扩建，都得到他的支持。1874年出身于淮系的江苏巡抚张树声复修“因毁于兵燹”的南京紫阳、正谊两书院，受到清廷表彰，同治帝“亲书匾额各一方，交该抚祗领悬挂。”[1][60]在这些封疆大吏的刻意经营下，数年间，江南各省在战乱中被毁坏的书院大都得到恢复，同时还创办了一些新的书院，延聘饱学之士主持其间。创办于1865年的上海龙门书院，在上海道应宝时的支持下，先后聘请名儒顾广誉、万斛泉、刘熙载、方宗诚等主讲席，“专讲实学”。所订学规“与胡安定湖州学规相似，故江浙之士，多所造就”[1][61]，体现了宋儒“义理经济合一”的教育传统。
鉴于古籍图书在战乱中大量损失散佚，以及《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毁坏，胡林翼、曾国藩等大吏在各地创办官书局，刊印各种古籍文献，并图谋《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重建。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在首建武昌书局。继之，曾国藩亦设局安庆，以后移局南京，是为金陵书局。此后，各地大吏纷纷效尤，先后在浙江、福建、江西、山西、山东、广东、湖南、四川等地成立了同样性质的书局，整理出版经史古籍。其中，以各代理学家的着作为编刊的首选。一时间，《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大学衍义》、《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着作大量出版，广为流传。方宗诚于此有详细的说明：
东南文字，尽毁于贼。胡文忠在湖北首开书局，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曾公在安庆开局刻《王船山先生遗书》，在金陵刻《四书》、《十三经》、《史记》、《汉书》。吴仲宣漕督在淮上刻《小学近思录》诸书；丁雨生中丞在苏州刻《通鉴》、《牧令》诸书；马谷山中丞在浙江刻钦定《七经》等书；左季高宫保在福建刻张仪封所编诸大儒名臣书；何小宋中丞在湖北刻《十三经》经典释文、《胡文忠公遗集》等书；吴竹庄方伯在安庆刻《乾坤正气集》及各忠节书；李少荃节相在金陵刻《名臣言行录》并朱批谕旨等书；丁稚黄中丞在山东亦开局刻《十三经》，皆有益世教也。[1][62]
除官方组织刻印外，一些地方宿儒名士也出资刊印理学书籍。陕西理学家贺瑞麟从1854年起，在讲学之余编印各朝理学书籍，成绩显着。到他去世的1893年为止，已经出版者达百种以上。他的门生后人把这些出版物汇编成一套大型丛书，定名为《清麓丛书》。内收各种理学着作153种，集中了宋、元、明、清各代理学家的着述精华，成为咸同时期理学“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
庋藏《四库全书》的江浙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均毁于太平天国战争。1865年，即清军攻陷天京后的一年，曾国藩派幕僚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一带，探访文汇、文宗二阁散失的书籍，图谋恢复。但经莫氏勘察，两阁已成一片废墟，存书散失殆尽，无法恢复。莫友芝无奈，只好悻悻而归。而杭州文澜阁尽管在火争中坍塌，损毁严重，但在当地士绅丁丙兄弟的努力下，历尽艰辛，百般搜罗，使大批佚书失而复得，为文澜阁在日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同治年间，以曾国藩、倭仁、李棠阶等为代表的理学士人大都被清朝所起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要职。他们本着孔孟程朱“内圣外王”的基本宗旨，积极从军参政，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维护清朝的统治，在政治、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方针策略，如端正朝纲、昌明正学、笼络士人、恢复文教等。理学士人的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而且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增强了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上的力量，成为清政府最后战胜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因素。程朱理学与“同治中兴”息息相关；程朱理学的“复兴”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同治中兴”也为程朱理学的重整旗鼓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二者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四 历史的透视
从历史发展来看，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阶级支持的官方哲学，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它的兴衰长消决不是单纯的学术现象，不是仅由思想学术一方面的因素所决定，而是一个由思想学术、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于清朝咸同年间出现的程朱理学的“复兴”也应作如是观。程朱理学“复兴”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发展、政治变化、政治力量的消长，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程朱理学的复兴对同光时期的思想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清政府的扶持和理学士人的鼓荡，讲求理学的风气一度得到强化。倭仁制订的《翰林院学规》，加强了翰林院研习程朱理学的内容，官方控制的文教机构竞相效尤，甚至波及洋务学堂。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十条》明确规定：“于课文之前一日讲解《养正遗规》、《朱子小学》诸书。若有进境，则授以《近思录》及《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各篇。诸生听讲时，一态凝神，退而精心体认，笃实践履，庶于言行之际，敬肆之分，皆有所持循焉。”[1][63]程朱理学在文教领域的正宗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帜，把大批“抱道君子”和“有血性”的书生吸引到自己门下，几使其幕府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人才库。尤其是曾国藩提出的“孔门四学”、“义理经济合一”的主张，突出了经世之学的重要性，对于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扬和洋务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倭仁、吴廷栋等理学头面人物在士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河南林县布衣学者徐淮阳，倾慕倭仁的学养，“年几六十，徒步不远千里，谒艮峰访学。”[1][64]这在士林中一时传为美谈。吴廷栋在山东为官时，曾与安徽书生方潜论学。方潜时好陆王心学，尝着《心述》沾沾自喜，而吴廷栋则认为他误入歧途。为使方潜“迷途知返”，吴廷栋与他“反复辩论二十余书，大约先辩其心即理也之谬，后辩其心无生死之说”，[1][65]终使方潜翻然悔悟，归依程朱。为此，吴廷栋写信喜告倭仁：“学子中挽回此一人，亦大幸也。”[1][66]在这些理学显宦周围大都形成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士大夫群体。他们以程朱相标榜，呼应提携，呼朋引类，使所谓“正学”的声势一时大振，对正在兴起的今文经学、处于衰落中的汉学造成一定的冲击。
兴起于乾嘉年间的今文经学本来在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呈现向上发展的势头，但程朱理学的兴起几乎淹没了它的声音。在理学颇为盛行的咸同年间，讲求今文经学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他们或者依附于理学显宦，或者做一些考据性的研究，大都保持低调姿态，失去了龚自珍、魏源当年愤世疾俗的虎虎生气。学宗公羊学的王闿运做了曾国藩的幕僚。邵懿辰讲公羊学而不悖程朱，尝着《仪宋堂后记》为理学张目：“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与饮食衣服长留而不弊，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灭绝耶！”[1][67]他与曾国藩交谊深厚，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骂贼被害”。[1][68]戴望是以公羊家法撰《论语注》的今文经学家，也被曾国藩罗致于金陵书局，校勘古籍。大致从咸同至光绪中叶，喧嚣一时的今文经学基本无大的作为，直到19世纪80、90年代，经廖平、康有为等人的鼓吹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乾嘉汉学本来在嘉道年间已呈衰象，后经方东树等理学士人的抨击更呈凋零之势。陈澧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哀叹汉学的衰落：
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吾粤讲汉学者，老辈惟勉翁在，而近年为俗事所扰。同辈中最笃学者李子迪太史，每日读注疏、《通鉴》为正功课，《皇清经解》、《五礼通考》为余功课，惜乎咯血死矣。后生辈好学者，则不过二三人耳。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1][69]
只是在调和汉宋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不再热衷于汉宋学论辨，转而主张汉宋学合流，才缓和了宋学对汉学的攻击。光绪年间，汉宋合流成为晚清儒学发展的主流，汉宋关系出现了新的整合。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支持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始终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同治中兴”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突出。程朱理学“复兴”带来的不止是学术方面的变化，而且还有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动。因为随着理学的抬头，一批讲究理学的士人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占据朝内外要津，理学的影响和作用也自然从意识形态方面转到政治上来，势必引起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之间力的盈缩长消。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湘淮系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崛起，是咸同年间在提倡理学的背景下地主阶级政治结构发生的最为明显的变化。在出身于湘淮系新贵中的许多人，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曾国荃、刘长佑、刘坤一等到后来大都转化为洋务派，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或者是学宗程朱的理学家，或者有理学的学术背景和渊源，既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信条，而又遵循曾国藩倡导的“义理经济合一”原则，具有务实精神和较强的实际才干，不属于只会夸夸其谈道学家流，可称为理学经世派。当然，不能说洋务派都是理学经世派，但是，讲理学经世派在洋务派中乃至整个洋务运动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却不为过。
其二、在朝中位居要津的倭仁、李棠阶等理学重臣感染了一批翰詹御史，逐渐形成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对同光时期的朝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倭仁、李棠阶、吴廷栋被时人誉为提倡“正学”的“海内三大贤”，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倭仁，俨然一代儒宗，又掌翰林院，为一般御史翰詹所倾慕，多以以弟子事之为荣。同光时期的名御史游百川、翰林院编修于荫霖等均为其门生。李鸿藻、翁同龢都深受倭仁的影响，与他有类似师生般的交谊。而李、翁都是清流派的掌门人物，前者为北清流领袖，后者是南清流魁首。翁同龢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对倭仁的钦佩之情：“听艮峰先生讲，巧言令色足恭章，自知有此病痛，此后当切戒，诚字一刻不可离舍”；[1][70]“艮老欲建言大婚礼仪宜从节俭，又弹中官之无状者，风节可钦，余等不及”。[1][71]倭仁死后，他如丧考妣，哀叹：“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士失所仰哉！”[1][72]
无论是程朱理学复兴也好，还是“同治中兴”出现也罢，都不是单纯的统治阶级少数人竭力运作、施加影响造成的结局，而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简言之，是这个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导致的政治力量变动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清王朝赖以支持的除了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正规军——八旗绿营之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社会联系广泛的基础阶层，即士绅阶层。程朱理学复兴及“同治中兴”的出现就受到这个阶层的有力支持。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分层构成，士绅集团的形成由来以久，尤其在明清时期，它所起的社会作用日益突出，正如曾国藩所说：“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1][73]一语道出士绅集团在下层民众中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士绅既拥有“官”的某些特权，又生活在“民”之中，对于“民”有一定的号召力，具有亦官亦民的特殊属性，自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所依重。清政府在维持地方风化、主持地方公共事业以及协助官府镇压民变等方面的职能，主要通过士绅来实现。曾国藩把士绅的社会作用概括为“保愚懦以庇乡”[1][74]。同时，士绅阶层又是一个在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社会群体，他们获取功名必须要熟读理学的范本———朱熹的《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程朱理学的精神已经深深渗透于这个阶层的主观精神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自己信奉纲常名教，而且还以此理教化乡民，把程朱理学的信条和精神传感到更多的人群之中，包括相当多的一部分下层民众。方宗诚在其着述中曾提到一位普通农家子弟“一意以求道为事”的事迹，颇为发人深省。河南西华县的茂才于锦堂向好圣人之学，最初攻读阳明之学，“犹以为未足也”。后来听说倭仁“为程朱之正脉”，便不顾路途遥远，“只身远行，衣衾单薄，而毫无困苦之色”，决意要求学于倭仁。方宗诚曾与此人之倾谈，得知于锦堂钟情于圣学是受到身为农夫的老父鼓励。于自谓：“此（案：指离家远行求学事）吾父志也。吾父力农，而三子皆读书，为学官弟子。吾尝以求正学之意告父，父大喜曰：‘汝能虽奔走万里，困苦劳瘁，皆毋以家为念。科第有无，不足计。家世力田，固亦奚慕邪！’今父康健，一弟侍侧，故遂得出门远行，且将往见艮峰先生也。”[1][75]在一位普通农家之主的心目中，对“正学”的追求甚至超过博取科举功名，竟然鼓励自己的儿子不惜离家远行，去学圣人之道。可见，理学不仅对当时的士大夫有吸引力，而且在下层民众中也有相当深入的影响。然而，像于锦堂那样的一般读书人进身的途径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而这条路对绝大多数士人来说却非常狭窄，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荣登榜首的只是极少数人，多数应考者都要名落孙山。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不仅受到士绅集团的激烈抵抗，而且也给广大读书人开辟了新的进身途径，即投笔从戎，通过军功保举而飞黄腾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士绅集团对太平军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起到清朝正规军所不能起的作用。曾国藩在署理两江总督后曾在行营设立忠义局，对那些在抵抗太平军战斗中死亡的官绅士女之“节烈”事迹，“委员采访，详核事实，兼考世系”，予以上报表彰。这些材料很能说明士绅集团在当年那场阶级大搏斗中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意义。曾国藩在《行营设立忠义局采访忠义第一案片》提到的“节烈”之事就是，避居于安徽宁国的原贵州都江通判程枚“厉声骂贼”，“矢志不屈”，与其家人“同时焚殁”。他建议朝廷“从优议恤，并分别旌表，以褒忠节”[1][76]。仅从1860年8月至1862年12月，曾国藩上报的《行营采访忠义请恤折》就达17案，表彰了大批“殉节”的官绅，如第十二案提到官绅殉难者47人、第十三案14人，第十四案死难官绅士民192人，第十五案官绅死难者25人、第十六案8人、第十七案63人。从他给清廷所上的“请恤折”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绅对太平天国抵抗的激烈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士绅投笔从戎，积极组织团练，直接参与镇压人民起义的活动。湖南诸生罗泽南长期在乡村教读，授徒无数。1852年，罗泽南在籍倡办团练，后编入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负伤而死。他的学生王錱、李续宾、李续宜、钟近衡、蒋益澧、杨昌濬、易良干、罗信东、罗信南等均为理学之徒，追随他加入湘军。曾国藩称罗泽南“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大畅厥志。未几，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1][77]这批人熟读《四书》《五经》，善于用理学思想教化、影响士兵，给军队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王錱“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谕，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至潸然泪下。”[1][78]曾国藩亦十分看重士绅的作用，在创办湘军的过程中大量提拔这批人，委以重任，致使他收取最后平定太平天国之功。
总之，咸同年间的程朱理学复兴，不仅是涉及一个学派的兴衰问题，而且与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紧密结合在一起。理学的复兴强化了士绅阶层封建性的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王权的向心力；太平军屡挫八旗绿营，又迫使清王朝不得不寻求新的依靠力量，遂向士绅集团伸出求援之手，最终造成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崛起和以倭仁、李棠阶等理学官僚执掌朝纲的局面。所有这些都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力量得到新的调整和振兴，从而加强了清王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实现“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无怪有人把清朝“同治中兴”归功于“正学”即程朱理学的昌明：“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数年。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穹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1][79]
附带说明，光绪朝以后，尽管清统治者竭力维持喧嚣一时的王朝“中兴”局面，并采取了种种强化“尊孔读经”的措施，然而，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变革浪潮的迭起，使传统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而被削弱，理学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正如皮锡瑞所说：“今人一见人讲道学，即以假道学诋之。”[1][80]历史证明，程朱理学既不能永久性地维持封建王朝所谓“中兴”局面，也不能克服自身的痼疾而避免衰落的命运，靠其自身的力量是不能脱旧更新的。随着清朝的垮台，程朱理学最终失去官方哲学的地位，迅速分化、沦落，为方兴未艾的近代新学术、新思潮所压倒。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