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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革新:晚清陆王心学复苏的若干考察

晚清陆王心学复苏的若干考察史革新
陆王心学是流行于宋元明清时期、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个学术派别。陆王心学，尤其是王学（王阳明学术的简称），在清代曾经长期受到压抑，直到晚清时期方始复兴。其中的曲折变化，复杂原因，固然见仁见智，然而，就王学在晚清的复兴而言，以往论者多着眼于中日甲午战后新派知识分子的鼓荡提倡，而于中日甲午战前士大夫对王学的各种不同态度的考察，则语焉不详。笔者认为，清代王学在20世纪初的复兴绝不是偶然现象，在它从沉寂到复兴、从被贬抑到彰显于世的变化中，经历过一段潜移默化的复苏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从嘉道年间延续到中日甲午战前的同光时期。如果对王学在这一阶段复苏的问题不甚明了，就很难准确地理解、把握王学在晚清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走向。笔者不揣简陋，试就这一问题谈些浅见，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 王学在晚清的复苏
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陆王心学，特别是王学，在明朝中后期一度兴盛于朝野，大有取代程朱理学的势头。然而，王学末流的泛滥也给学界带来种种弊端，受到士人们的责难。因此，在明末清初，学界出现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对于明学之反动”的情况。王学此时不仅受到众多学者反对，而且还遭统治阶级的阻抑，迅速走上衰落的道路。伴随王学的衰落，受到官方表彰的程朱理学与后起的汉学之间也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兴衰交替，结果在乾嘉年间汉学凌驾于程朱理学之上，成为显学。然而，这些学术更迭都没有给陆王心学的存在留下多少活动的空间。
嘉道年间，清朝所谓“盛世”成为过眼烟云，汉学也已盛极而衰，原来受到排斥和压抑的学术学派，诸如程朱理学、今文经学、经世之学等相继兴起，为陆王心学的复苏提供了大好时机。此期间，一些士人开始刊刻出版王学着作，为王学复苏开了先河。王学复苏的地区主要在南方一些具有王学学术传统的省份，如浙江、江西、湖南等。讲习者主要是中下层士大夫。王学复苏的迹象可从此期王学着述的刊刻流行中以窥一般。
嘉庆三年（1798年），学人刘永宦曾经刊行过八卷本的《王文成公集要》。这是一部王阳明着述的选读本。道光五年（1825年），洪洞张恢等人修补刻印了清初学者范镐鼎编辑的《广理学备考》，内中收有《王阳明集》、《王心斋集》、《罗近溪集》、《王龙溪集》、《罗念庵集》等，是为辑录王学派作者着述较多的一部书籍。
道光六年（1826年），湖南学人萧名哲等将其师陶浔霍、柳廷方经过多年整理而成的《王阳明先生全集》刊刻出版。王阳明遗着经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多有损失。康熙朝学者马士琼曾经刊刻过一部16卷本的王氏文集，后被陶浔霍在北京琉璃厂书肆购置。他在此书基础上再作整理，又经柳廷方、萧名哲等人进一步整编，遂成这部全集。该书共八卷，卷一录王阳明年谱，卷二为王氏《传习录》，卷三至五为《论学书》，卷六至八为《南赣书》。这是在王学萧条多年后出现的辑录王阳明遗着较好的一个版本。
道光十一年（1831年），曹溶等人编辑出版的《学海类编》收录了王阳明的《传习则言》一卷、《阳明先生乡约法》一卷、《阳明先生保甲法》一卷，以及王阳明弟子王艮《心斋约言》一卷。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上高李祖陶辑刊《王阳明文选》，凡七卷68篇，重复收录在他所辑的《金元明八大家文选》和《明文选》两书中。此外，在道光年间还有人重刻了清前期学者朱泽沄辑《阳明辑朱子晚年定论辨》。咸丰八年（1858年），高邮胡泉刊印两种王学着作，一种是《王阳明先生书疏证》，另一种是《王阳明先生经说弟子记》。
相比较而言，刊刻的陆九渊着作数量不多，流行亦不广，主要有：道光初年重修的《陆象山先生文集》，于同治十年（1871年）重刻出版。方宗诚辑《陆象山集节要》六卷(另有首一卷)，同治七年（1868年）新建吴氏皖城刻本，收入吴坤修的《半亩园丛书》。彭定求的《儒门法语》、《姚江释毁录》等鼓吹王学思想的着述在嘉道以后也悄然流行，再版重刊，并有疆吏为之张扬。嘉庆十九年（1814年），湖南巡抚广厚与京官汤金钊重订刊刻《儒门法语》，认为此书是“学者修身之切要入道之津梁也”，不仅读书人应阅读，“即居官者亦应时时省览。”[1]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东巡抚徐泽醇也重刊了《儒门法语》。彭定求的《姚江释毁录》、彭绍升的《二林居集》等王学色彩浓厚的着述在其时也都有重刊本。
随着王学着述的刊行，王学思想开始受到士人们的重视，在潜移默化中复苏。只是由于受到理学正统派的抵制，一时无人敢于公开打出王学的旗号，标立门户。提倡王学的言论主要反映在程朱派、汉学派、今文经学派学者的有关着述中。总体而言，此期王学仅是学术界刚刚显现出的一股处于萌发状态的思想暗流，离它的复兴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距离。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应该对嘉道年间的一些士人关注和研究陆王心学，引用王学观点阐发思想主张的现象予以注意。在这方面，着名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都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论述。
嘉道年间，由于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不断加深，引起一些士人的忧虑和反思。他们把“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的原因归结于理学遭受汉学压抑所致，认为出路在于提倡程朱理学。于是，提倡理学成为当时一部分士人的思想共识，理学在湖南、安徽、陕西、河南等地开始活跃起来。诸如倭仁、吴廷栋、何桂珍、曾国藩、窦垿、唐鉴、罗泽南、方东树等，都是当时提倡程朱理学的显宦名流。他们大都对于陆王心学发表过重要的意见，或者强调程朱陆王之辨，对陆王之学予以严拒；或者主张二者调和，对不同学派持宽容态度。总之，无论是批评也好，反对也罢，陆王之学在此时已成学者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引人瞩目了。
二 程朱陆王之辨的开展
陆王之学复萌以后，首先遭到一部分士人，特别是程朱派学者的激烈反对，一度出现程朱陆王之辨的激烈讨论。
道光年间，一些程朱理学派士人编写的痛诋陆王心学的着述就已不断问世。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湖南士人罗泽南写成《姚江学辨》，用程朱理学的观点系统地批判了王学，为时人声讨王学的一部力作。次年，被曾国藩誉为“笃信程朱”[2](p318)的理学家唐鉴编着的《国朝学案小识》告世。该书以程朱理学派的观点对清代学术进行了梳理，将王学派学者及倾向于王学的学者“皆厘而剔之”[2]（p166）。河南儒生刘廷诏于同治九年（1870年）刊行《理学宗传辨证》，批驳了清初学者孙奇逢《理学宗传》调和程朱陆王的观点，在论辨理学道统、尊崇程朱的同时，把陆王心学排斥于正宗儒学之外。吴廷栋对其要点的概括是“恪遵濂洛渊源，力辨陆王蹊径”。[3]（卷首）此外，程朱派名儒吴廷栋、方东树、方宗诚等人的着作中都包含了大量抨击陆王心学的内容。光绪年间，“于阳儒阴释之辨尤严”[4]（p836）的陕西士人贺瑞麟陆续刊刻了七部明清以来专言学术论辨的着作，即《闲辟录》(程曈着)、《学蔀通辨》(陈建着)、《王学质疑》(张烈着)、《朱子为学考》(童能灵着)、《明辨录》(陈法着)、《汉学商兑》(方东树着)、《姚江学辨》(罗泽南着)等。在这七部着作中，除了《汉学商兑》外，其余各书都谈的是关于程朱陆王学术论辨的内容。程曈、陈建是明代的学者；张烈、童能灵、陈法均为清初学人；方东树、罗泽南为晚清儒生。他们皆为程朱派理学家。这些着作的重新出版，反映了晚清一部分理学派士大夫担心王学复燃、侵扰“圣道”的恐惧心理。沈维鐈在为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所作序文中所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这类人的一般看法，他说：
姚江提倡心学，专主良知，非圣无法，簧鼓一世，末派直指心宗，猖狂
恣肆。……而其余焰，至国初未熄。太冲黄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献之宗，手
辑《明儒学案》，宜如何廓清阴曀，力障狂澜。而乃袒护师说，主张姚江门
户，揽金银铜铁为一器。……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学，着述皆有关
系，兢兢于学术真伪之辨，谓统纪必一，则法度可明，涂辙可端。……析之
也精，疑似不能乱；辨之也确，异说不得摇。本其躬行心得之余，着为醇正
谨严之论，盖纯从卫道辨学起见，而不参以爱憎党伐之私者也。”[5]（p1——2）在唐鉴、刘廷诏、罗泽南、吴廷栋、贺瑞麟等人编辑撰写的论辨程朱陆王的
文章着作中，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很有代表性。
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分为上下两卷，共五万余言，主要内容是用程朱的“性”、“理”至上论反对陆王的“心即理”说，用程朱的“格物至知”论否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用程朱的“涵养”、“渐进”的入圣门径反对陆王的“悟顿”、“悟性”的至圣之道。从宇宙观到方法论、从哲学思想到道德观念，都对王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算。罗泽南认为，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学术体系，“其本体异也，其大用异也”，声称：“两家意旨如冰炭之不相入，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势有不可两立者。”[6]（p49——50）他称王学为“阳儒阴释”之学，以此否定陆王之学的儒学属性，彻底把它推翻。他说：“阳明欲以吾儒之道掩佛氏之失，而又仍以佛氏之心行吾儒之道。......其有父子、君臣、夫妇虽与佛氏异，而其所以视夫父子、君臣、夫妇者，实与佛氏同亦。弥近似弥乱真，不诚然哉！”[6]（p28）在他看来，王学与佛学之“异”为表象，而它们之“同”则是实质；王阳明讲人伦只见诸于表象，而不见诸于本体，完全是在重复佛门说教，王学不过是佛教的变种而已。
罗泽南的《姚江学辨》从学理上全面批判了王学，涉及到广泛的理学基本范畴，如“本体”与“工夫”、心与性、性与气、性的本质、“良知”说、“致良知”、“知行合一”、“格物至知”，以及儒学和佛老之关系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辨，该书重申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揭露了王学的所谓“谬误”，起到“卫道”作用，对晚清程朱理学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正由于此，这部着作受到当时理学家们的高度评价。贺瑞麟说：“向见其(案：指罗泽南)着述恪守程朱，《姚江学辨》一编，真足为吾道干城。”[7](p4)方宗诚把罗泽南尊朱黜王的作用，与罗钦顺、张履祥、陆陇其、张伯行、张烈等明清理学大儒相提并论，说：“惟罗整庵、张杨园、陆献清、陈清澜、张清恪、张武承、陈定斋以及近世之罗忠节，则专宗守程朱之言，而严辨陆王似是之非，不遗余力。”[8]（p16）《姚江学辨》是晚清理学正统派排斥陆王之学的一部典型着作。
当然，晚清学界关于程朱陆王之辨的讨论并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其原因在于：一是由于陆王之学的复兴仅处于萌动状态，尚未形成独立的派别，也无代表人物，在思想学术界未成气候，并不具备还击责难者的条件。因此，在讨论中只有程朱派的侃侃而谈，而无对方的回应。没有对手的讨论是不能形成论争的。二是当时学界主张各种不同学派并存并立、兼收并蓄的思想盛行起来，使不少理学家对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日趋淡漠，转而主张不同学派的调和。这就使得程朱陆王两派思想由“分”而趋于“合”。这些主张程朱陆王调和的理学士大夫对陆王之学的复兴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 程朱陆王调和论的阐扬
主张调和程朱陆王的理学士人情况比较复杂，概而言之，可分为两类学者：第一类是陆王之学倾向比较明显的学人，如莫晋、胡泉、佟景文、宗稷辰、吴嘉宾、刘光蕡等；第二类是主张接纳陆王的正统理学家，如曾国藩、徐桐、李棠阶、朱次琦、朱一新等。
1、 具有王学倾向的理学士人对程朱陆王的阐述
莫晋、宗稷辰、吴嘉宾、刘光蕡等第一类学者尽管所处政治背景不同，讲学特点各异，但共同之处就是尊崇、提倡王学，具有比较明显的王学倾向。
在学术思想上，他们接受了陆王之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对陆王的学说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们赞成王阳明的“心本体”、“致良知”的观点。“心”与“本心”是陆王之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程朱之学所讲的“理”、“性”属于同等层次，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吴嘉宾《释学》一文说：“夫道尝出于吾心之自然，而为吾道者尝出于学。”[9]（p1）意思是说“道”出于“心”的自然表露，“心”不仅与“道”具有同样的地位，而且先于“道”而存在。他用孟子的话来强调“心”的本体意义，指出：“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所谓大体者，非心之谓乎。”[9]（p16）基于同样的认识，宗稷辰对王学作了这样的概括：“阳明之学从天道入者也。惟其得天之圆，是以有觉于一心，即可觉人人之心；有格于一物，即可格物物之事。而其人我事物之无不周偏者，实大圆之中藏大方焉，天道之中涵人道焉。”[10](p30)王学虽然讲“天道”，讲“格物”，但都以“心”为万物的大本。由于认同了陆王的“心”说，吴、宗等人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主观唯心论的特征。他们所写的文章，如宗稷辰的《深虑篇》、《沈几篇》、《远见篇》、《齐本篇》等，吴嘉宾的《释学》、《释道》、《释心》、《释性》、《释德》等，主要谈的是关于“心”、“意”、“几”、“虑”等主观意识范围的问题，强调主观意识、心理活动对人之行为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决定性影响。宗稷辰在《沈几篇》中把“沈几”视为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行的关键所在，指出：“将欲通天下之物，非见几不能照；将欲穷天下之理，非研几不能神；将欲陈天下之善，而闲天下之邪，非知几皆不能决。”[10]（p2） “几”为何物？吴嘉宾在《释几》一文中解释为：“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即由于“心”动而产生的最初的意念。在宗稷辰看来，无论“诚正格致”也好，还是“修齐治平”也好，都是建立在“沈几”这种心理活动的基础之上。“沈几”的成功与否就成为养“心”、治“心”的关键所在。他由此得出结论：“故儒者将练事先练心也，心能练成宏毅，乃可以任重远也。”[10]（p2）这都体现了陆王之学的基本精神。
在程朱陆王之辨的问题上，宗稷辰等人反对把陆王与程朱截然对立起来，提出“王学即朱学”的观点，试图调和程朱陆王，以抬高陆王。宗稷辰说：“自有明以来，讲学宗朱者辄与阳明为敌，众口一词，坚执不破。幸得深如高景逸、刘蕺山，笃信如孙夏峰、汤孔伯，乃克观其会通而定于一，嗟乎！亦知阳明子之学，即朱子之学乎哉！”[10](p4)他从治学宗旨、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方面论述了王阳明和朱熹的共同点，认为：朱熹“融本体功夫而一之”，“先开合一之说”，“由是而推之，阳明悟彻之本，无一非朱子所已径；阳明传习之文，无一非朱子所素辨。” [10](p4)他断言，王学与朱学一旦相互补充，相辅而进，便可使圣学、圣道发扬光大，指出：
诚原两先生(案：指王阳明和朱熹)救世之心以教人。学朱子者，当以阳
明之警悚牖之使明；学阳明者，尤当以朱子之精严约之使固。有兼资之益而
无偏胜之忧，化町畦之私而宏进修之域。圣学自此明，大道自此公，名世之
儒自此出。[10](p5)
宗稷辰强调王学与朱学互补，实际上借朱学肯定王学，为王学复兴提供合法的理论根据，同时也包含用王学弥补程朱理学之不足的意思在内。
嘉道以后，随着清代学术转换期的到来，在学界涌现出一批陆王之学的提倡者，沉寂了百年之久的陆王之学开始复苏。然而，在程朱理学的制约下，复苏中的陆王之学并未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没有成为学界的一个独立派别，恢复到明代中后期的规模。它的复苏需要借助程朱理学的帮助。尽管如此，宗稷辰、吴嘉宾等人的新异言论毕竟给陆王之学提供了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为它在20世纪初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2、理学正统派中的程朱陆王调和论
在理学正统派中，曾国藩、李棠阶、朱次琦等人不赞成排斥陆王，主张调和两派，表现出一种比较宽容的治学态度。
不可否认，曾国藩等人对陆王之学的总体评价要低于对程朱之学的评价，发表过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曾国藩曾对王学表示过怀疑，说：“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言吾心知之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11](p9)朱次琦也批评“阳明祖述其说（案：指孟子的良知说），并称佛氏之言亦不之讳，欲使儒释相附，害道甚矣。”[12]（p7）然而，他们从维护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看到陆王与程朱有异亦有同，可以吸收其可取成份光大儒学。他们在这方面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反对大张旗鼓地抨击陆王之学，把程朱陆王之辨视为“争闲气”。在唐鉴、罗泽南、贺瑞麟等人看来，抨击陆王之学，清除其影响，是捍卫“圣道”的头等重要的大事，程朱陆王之辨不可不严。理学调和派则把这种论辨看作门户之争、意气之争，不足为训。李棠阶说：“看《学蔀通辨》前编、续编。看完。主程朱以攻陆王，击无完肤。然吾有心性，吾自认真理会，那得如许闲力争此等闲气也。”[13]《学蔀通辨》是明代理学家陈建所着的辨学着作，主要内容是抨击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备受正统理学家的推崇。晚清时期的贺瑞麟也重刊了这部着作，以便在程朱陆王之辨中发挥作用。调和派学者则强调儒学的“力行”精神来冲淡辨学风气，以避免重蹈明末学界门户纷争、游谈无根的覆辙。徐桐则把晚清理学界辨学风气看作是误蹈陆陇其倡学的消极一面，说：“今之言学者，病王甚于病陆，皆蹈袭清献之绪言，未尝深体其用意之所在也。清献知明季讲学之辨，全在光景门头，卖弄精魂，故力辟王学以卫吾道。此而谓不善学王者承流之弊则可。若王氏良知之正非无据，未可尽情诋毁也。” [14]
第二、陆王之学继承了孟子的学说，亦为“圣学”支派，不能视为“异端”。排斥陆王的理学家把程朱和陆王完全对立起来，斥陆王为“异端”，强调门户之别。贺瑞麟说：“今日为学，断当专趋程朱门户。是程朱门户自是孔孟门户，不是程朱门户必不是孔孟门户。大着眼光，牢着脚跟，决不可为似是而非之说所惑。”[7]（p66）李棠阶反对把王学诋为异端，说：“阳明之学，实能自得，诋为异端，固属过当。” [13] “实能自得”一语，肯定了王学对孔孟儒学的发挥有独到之处，是“圣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陆王之学与“圣学”的关系，曾国藩也有肯定性的论述：“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门户之见。……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徵践履？……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11](p39)徐桐比较了陆王之学和程朱之学的异同，认为二者在治学宗旨和目的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主要是方法上的差异。他说：“程朱陆王资禀不同，故所由之途亦不同，而及其所至则一。程子主一，朱子居敬，陆子先立其大，王子致良知，名目虽分，实则一贯。陆王之学，尊程朱者诋之，抑知陆子之学非主一居敬，何能致良知乎？方氏恪守程朱，痛诋陆王，亦是门户之见未化，正坐务博未能返约之病。”[14]文中提到的“方氏”是指方东树。徐桐对方东树在《汉学商兑》、《辨道论》等着述中诋毁陆王之学提出质疑，恢复了陆王之学作为儒学门派的名誉。
第三、具体阐述了陆王之学的可取之处。综合曾国藩等调和派学者关于陆王之学的论述，他们对陆王及其学术的肯定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在学理，二在事功，三在文学。
在肯定陆王之学学理方面，李棠阶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其论述主要集中反映在他写的《志节篇》、《四书约解》、《语录》及书信、日记等着述中。李认为，陆王之学和程朱之学都属于“圣人之学”，同源殊流，各有特点，成互补关系。对陆九渊的“先立其大”、王阳明的“致良知”、“治心”等观点都取赞成态度。因为从表面看人的思想言行受“心”的支配，只有把“心”“治”好，才算解决了“修齐治平”的“所以然”问题。他在向朝廷提出的施政建议中就把“治心”提到首要的地位：“臣窃谓刻苦奋励之实，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15](p1)所谓“克己”是指去掉“人心”中的“私欲”。其意义和王阳明的欲去“山中贼”先去“心中贼”的主张如出一辙。在“治心”方法上，李棠阶既赞同朱熹的渐进修德之方，又肯定陆王简捷易行的成圣之途。他说：“学者只须为己，无庸多辨。程朱陆王，皆可至道，要在真修真悟，实实用功。彼此掊击，于己何与焉，即陆王程朱，亦岂以此为加损哉！”[13]类似持李棠阶这种看法者在当时不乏其人。
关于王阳明的事功，晚清理学正统派一般都持以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王阳明在明正德年间成功地镇压南赣农民起义和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二事，尤其受他们的称道，甚至连王学的反对者也没有异议。如方宗诚一方面抨击陆王的学术，另一方面则肯定他们的德业和事功，指出：“陆、王、陈(案：指陈献章)三先生，行谊、气节、功烈、政绩、忠孝大端，固皆可为后世师表。”[16]（p31）王学的激烈反对者罗泽南说：“若陆子品谊，阳明勋业，固有不可磨灭处，但欲废讲学，以求顿悟，窃禅门之宗旨为吾儒之工夫，有害吾道非浅。”[17]（p3）可见，罗泽南反对的只是陆王的学术，而不是他们的道德、事功。特别在清咸同时期，清王朝面临的统治危机比明朝正德年间严重得多，迫切需要士大夫中涌现出更多的王阳明式的人物来为朝廷敉平变乱，重建纲纪。在这种情况下，陆、王的尽忠之德、经济之才自然受到晚清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倭仁虽然在学术上对陆王抱有成见，但主张把学术之辨“暂行撇开”，效法他们的经济之才。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陆王之学阁下已洞悉其弊，较然不感矣。若象山之知荆门，姚江之抚江西，政绩具在，不当效法乎？今且将学术之辨暂行撇开，不须再议，取两贤经济仿而行之，不尚虚词，惟求实用。”[18]（p16）王阳明的事功同样受到曾国藩的推崇。为了应付艰难复杂的政治环境，曾国藩不仅吸收了王学中的“诚”作为发挥主观进取精神的营养，而且在实际军事、政治活动中把王阳明当成效法的榜样。无怪有人把他与王阳明相比拟：“尽瘁武乡侯，千秋臣节；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19]（p62）
王阳明的文学成就同样受到曾国藩等理学调和派的肯定。曾国藩是晚清文坛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姚鼐文论的基础上，用“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充实了桐城派的文论，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作为正统理学家，曾国藩并不赞同王阳明的思想观点，但却肯定王氏文章的风格。他选编的《鸣原堂论文》收录了从汉到清17位名臣文士的代表作品，包括贾谊的《陈政事疏》、诸葛亮的《出师表》、朱熹的《戊申封事》及王阳明的《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等名篇。王阳明此文不仅在内容上讲的是经国安邦之策，而且在文法上也一展他深厚的古文造诣，颇具阳刚雄健的气势，因而受到曾国藩的称赞。曾国藩论文一宗姚鼐阳刚、阴柔之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20]（p6——7）他虽然以阳刚、阴柔并举，但于文却重阳刚，自称“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他认为王阳明的文章就带有十足的阳刚之气，评价说：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
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
绝无龌龊狷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
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
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
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2](p554)
他不仅把王阳明的文章列入“气象光明俊伟”之文的行列，而且把它与孟子、韩愈、苏轼等文坛大师的文章相提并论，认为自己“不可几及”，反映出他对王阳明文学成就的肯定。
在晚清学术的发展变化中，陆王之学的复苏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动向。随着汉学的衰落，各种学术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为陆王心学的萌动创造了客观条件。大致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陆王之学尽管受到理学正统派的压抑，未能恢复到明代时的规模，发展成为独立的学派，但是，陆王学说的许多思想内容通过持调和论学者的阐发，保留下来，得到潜在性的传播，为在20世纪初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也要看到，这一时期赞成陆王之学的学者不少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奉者，他们对陆王之学的肯定、发挥，都用程朱理学的观点进行过滤，阐扬的内容只限于那些对封建统治无妨害的和与程朱理学不相悖的东西，而陆王之学中的精华成份、与程朱理学教条相矛盾的内容却被掩而不彰，受到禁锢。在中国社会已经步入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依靠旧式的理学派士大夫的努力，既不能把陆王心学恢复到它在明代盛时的规模，也不可能给它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使它得到更新和振作。在晚清，陆王心学尽管有所复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事过境迁，使这一沉寂多年的学派再也未能恢复到它在明代中后期时的兴盛局面。
（文章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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