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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荣芳：陈垣的“史源学”与“新史学”——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而作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1年1期第110～118页
作者简介：张荣芳(1940-)，男，广东廉江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陈垣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近代史学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新史学”培养人才，首创“史源学”和“史源学实习”课以及讲授、实习方法。“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不吝金针度与人”品质的体现，教学效果甚好，培养了不少史学名家。
关 键 词：陈垣/“新史学”/“史源学”/“史源学实习”/《日知录》/《廿二史劄记》/《鲒埼亭集》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着名爱国史学家、教育家，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1908年陈垣与友人在广州共同创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并留校教授细菌学、解剖学等。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即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因此，陈垣是中山大学校友。1913年以后，陈垣定居北京，长期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其主要学术成就在历史学领域。2010年是陈垣诞辰130周年，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一、陈垣是“新史学”①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新史学》。他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②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③梁启超关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在当时学术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随后梁启超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史学专着，建构了中国新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主要论述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史家的修养，专史的做法等五项内容。所以，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胡适在“新史学”创建中也起了重大作用。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着作，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他在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和“评判”。并提出整理史料之方法有三端：校勘、训诂、贯通。他认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④。
1919年1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首次提出“整理国故”问题。同月《北京大学月刊》开始连载胡适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收入《胡适文存》时，改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长文，指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并以清人在音韵、训诂、校勘学上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一论点。为响应胡适“整理国故”的号召，192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3年创立《国学季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由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这是一篇被视为现代学术史上极重要的文章，林语堂说：“我们可以说是开新学界的一个新纪元。”⑤此文的内容规定了“整理国故”的方向。
《发刊宣言》对清人治学的成就加以肯定，称清代为“古学昌明”时期，并将其成绩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包括对古书的校勘、训诂及考订其真伪；二是发现古书，并加以刊刻；三是发现古物。同时，指出清代古学研究，也存在三层缺点：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主要是对几部儒家的经书下工夫，且又立有门户界限；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故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以致在社会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
针对清代学者治学的缺欠，《发刊宣言》指出：第一，“整理国故”要“扩大研究的范围”，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一切的文化历史，打破各种门户之见，还古人以本来面目。“过去种种，上自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应该对国故从事“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分三种：(1)“索引式的整理”；(2)“结账式的整理”；(3)“专史式的整理”。第三，研究国学应当要“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西洋学者在制度史、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有参考价值，因此，要打破关闭的态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从事国学研究。最后，《发刊宣言》用三句话来归结国学研究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⑥。这份宣言虽然由胡适执笔，但它是一份代表了北大国学门全体人共同意见的学术宣言。
陈垣是北大国学门委员会的委员和导师，担任明清史料整理会主席和考古学常务干事，是国学门的骨干力量。陈垣是研究史学的，在史学领域积极响应《发刊宣言》所规定的研究宗旨、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取得重大成果。有学者认为，从北大《国学季刊》创刊算起，是“中国新史学的基础”⑦。我们考察一下陈垣的史学研究成果，就可以看出陈垣在构建“新史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史学”新在哪里？就新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说：“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陈寅恪在为陈垣着《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区分新旧学术的界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⑧陈垣的研究成果，大多是致力于网罗新材料，研究新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四大新材料，就是殷商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由于陈垣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隋唐以后，所以对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的材料，未见发表过研究成果。但是他对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前者的标志性成果是名着《敦煌劫余录》，后者的标志性成果，是由陈垣与陈寅恪、傅斯年等总其事，编选了《明清史料》多集。陈垣还利用这些档案材料，撰写了一批考证分析论文，“堪称在史学研究中最早卓有成效地利用明清档案的第一人”⑨。
陈垣对宗教史的研究，也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陈寅恪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美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着述始。”⑩陈垣是近代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学术成就中，宗教史的研究成果比重最大，撰写专着7部、论文39篇、序跋50多篇。其特色之一，是对材料的新解释和新材料的发现。《明季滇黔佛教考》是一范例。他在致长子陈乐素的信中说：“顾亭林言着书如铸钱，此书尚是采铜于山，非用旧钱充铸者也。”(11)此书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嘉兴藏》的僧人语录。他在1957年“重印后记”中说：“本书特出者系资料方面多采自僧家语录，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这都是史学之“新”之所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陈垣《火袄教入中国考》，第二号发表了他的《摩尼教入中国考》，第三号发表了他校录的摩尼教残经，第四号发表了他前半生的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上半部。这几部论着，可以说是《发刊宣言》的最有力体现。
“新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在继承传统学问的基础上，总结创新，也就是《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陈垣学习、继承、总结清代乾嘉考证学的方法，而有所创新。陈垣在一封家信中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清儒考证方法而已。”(12)陈垣对清代朴学家赵翼、钱大昕等十分推崇，23岁在广州时，就熟读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并把该书的材料分为“史法”和“史事”两大类，“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13)。还自撰有“百年史学推瓯北”的联语，瓯北即赵翼。对于钱大昕，更是推崇备至，说自己“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14)，并在《史讳举例·序》写作日期后署上“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以志仰慕之情。赵翼、钱大昕等都是乾嘉考据史学的杰出代表。治学讲究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之学，是清代朴学的最大特点。陈垣的治学，不仅严守清儒这些方法，而且作了系统的总结，并推向新的高度，邵循正悼念陈垣的挽联说：“不为乾嘉作殿军”，是深中肯綮的。陈垣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及其影响，学者多有论述，在此不赘，我只是强调这些成就，是在总结清学的基础上完成的。
对于目录学，陈垣说：“懂得目录学，则对中国历史书籍，大体上能心中有数。”“目录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着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从目录学入手”，是研究学问的门径(15)。1929年陈垣发表《中国史料的整理》一文，在“中国史料整理的方法”一节，分“史籍的整理”和“档案的整理”二大类。其中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要给各种史料和档案编目录和索引，“把我们的史料整理起来，多做机械的工夫，笨的工夫，那就可以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了”(16)。陈垣对目录学的重视，完全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整理的角度出发，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一部专门的目录学着作，其超迈前人之处在于，不是空言大话的理论，亦非账本式的书目罗列和简单的内容提要，而是选取了与历史研究有关的主要佛教典籍35种，就作者、卷次、版本、内容、编纂方法、史料价值和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利用等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在编纂方法上，集前此所有目录学着作之优点，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对传统目录学的编纂方法和思想作了完美的总结，堪称中国近代目录学着作的典范。
对于校勘学，校勘的实践，虽然出现较早，亦受历代学者所重视，特别是清代，校勘之风甚盛，但没有形成校勘学专门的学问。陈垣十分重视校勘，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17)。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原名为《元典章校补释例》）第一次用科学的精神、缜密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把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的校勘实践总结为近代科学的校勘学。确定了校勘学的准确含义、对象和范畴，明确了校勘学与目录、版本诸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他提出的“校法四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至今仍为校勘的圭臬。胡适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18)。
对于年代学，陈垣长期的研究实践，使他深感“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19)。于是殚精竭虑，历时4年，五易其稿，编成《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这两部历表。这两部书是中国近代历表编制的创举，不仅为两千年来中、西、回三种历法提供了可靠的换算工具，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由传统走向科学。1925年《二十史朔闰表》出版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胡适评论说：“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了，无须我们一一指出。”“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工夫，作出这样精密的工具供治史者之用。”“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并且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20)
对于避讳学，陈垣有《史讳举例》一书问世。在该书序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陈垣有感于历代学者关于避讳的着述，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发愤于1928年撰写《史讳举例》，用以纪念钱大昕诞辰二百周年，“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21)。学术界给此书以很高的评价。傅斯年在致陈垣的信中说：“《史讳举例》一书，再读一过，愈佩其文简理富，谨严精绝，决非周书（此稿现存弟处）所可及也。”(22)此处所说的“周书”是指周广业曾费30年之功汇编的《经史避名汇考》手稿，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中，赞此手稿“集避讳史料之大成”，“周书”分门别类将避讳史料按年代加以排比，条目清晰，征引宏富，其材料量超出《史讳举例》数倍，却没有对避讳史进行总结性的研究，也没有运用避讳知识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故傅斯年有如此之评价。胡适《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后记》说：“陈先生此书，一面是结避讳制度的总帐，一面又是把避讳学做成史学的新工具。它的重要贡献，是我十分了解的，十分佩服的。”(23)
我们从以上陈垣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的成就来看，都是对各个研究领域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以往的传统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整理总结，并开创新的未来，正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的典范。
陈垣在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实践者。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把“新史学”分成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史建学派等，并把王国维和陈垣列为考证学派(24)。姑不论这种分派是否科学，但认为王国维和陈垣是考证学派，则是历史事实。而且认为陈垣是以“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考证派，是中的之语。
二、为“新史学”培养人才，首创“史源学”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和新式教育的普及，旧式的国学训练传统也基本上随之中断。“新史学”面临一个接班人的问题。陈垣从事高等教育数十年，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为了使“新史学”后继有人，并推动其发展，首创了“史源学”。
历史科学要发展，与研究历史的方法有密切关系。“新史学”要发展，必须培养掌握“新史学”研究方法的人才。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或杰出的史学家(25)。陈垣是考证学家，通过长期的考证实践，指出考证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小序中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26)在《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中说：“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27)可见考证是历史研究方法之一种，必须由此入史学研究之门。但是，陈垣的考证，区别于乾嘉的考证。乾嘉的考证，为考证而考证，“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8)，视考证为史学的本身和目的；陈垣视“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认为“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矣”。不专为破碎之考证(29)。陈垣次婿张遵俭1947年在一封信中说，陈垣《吴梅村集通玄老人龙腹竹解题》一文，“此诚考证学问示范之作。初学者得读此文，于入门方法上可获不少启示。剥茧抽丝，语语引人入胜，考据到此，乃有绳墨可循，可谓精绝”。“其重要在于确定考证在文史学研究上之地位，其为术也绝精绝细，以极科学之方法，统驭博富之学问，其貌为旧，其质实新。西谚云以旧瓶盛新酒，意差近之。”(30)
陈垣首创“史源学”，认为研究历史，必须追寻史源。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中说“读史当观其语之自出”(31)，又说：“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也。”(32)在许多着作中，都强调寻找史源的重要性，在《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已。”(33)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说：“《宋高僧传》《四库》着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34)所谓“史源”，是指历史资料的最早来源。而“史源学”的任务，是找出后人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本来属于考证的方法，但陈垣将其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作为训练初学者提高其考证工作能力和素养的重要手段(35)。“史源学”作为一门学问，不以理论阐述为主，而是重实习，重操作，通过实例分析，总结出条例。这体现了陈垣的治学风格。
陈垣的史学研究，重视追寻史源。陈垣追寻史源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07年在广州《时事画报》发表的《释奴才》一文。“奴才”二字出自何处？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陈垣经过寻找史源，认为此说不对，最早见于《晋书·刘渊载记》(36)。但是，他自觉地注视史料间的祖孙父子渊源和兄弟关系，即史源问题，是在中国形成“新史学”，他出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前后。1923年发表的《火袄教入中国考》，通过追溯史源，纠正了许多记载之错误：“袄祠三百，《西溪丛语》引作三千，《太平广记》四八二引作三百；《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引此文，不检原书，亦循《西溪丛语》之误。”(37)批评《四库提要·杂家类》存目二，“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大半袭《西溪丛语》，不加纠正”，“贻误后学，不为浅矣”(38)。1924年发表《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通过追寻史源，搜集大量证据，层层深入，分析考证出唐玄奘法师赴印度求佛法的出发之年为贞观三年(39)。此说辩驳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殆成铁案”的贞观元年说。1927年发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郑重强调史源之重要：“凡考证家引书通例，必该书原本已佚，无可寻检，始据他书所引以为证。同时并须声明系据何书所引，不能直称引用原书。”“凡考证家引用古书，为行文方便，删节字句，原无不可。然不能任意改窜，仍称出自原书，眩人耳目。”“后人翻刻古书，应仍原译，或附注说明亦可。然不能任意改窜原文，致失原来面目。”(40)陈垣的《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及《关于四十二章经考》等名着，都是厘清史源考辨正误方面的范例。因为史源有错误，而造成后人记载有错的典型例子，如《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下编《简亲王德沛》附《诸家载德沛事勘误表》所揭示的内容。表中列的前九条错误，皆源于史源。陈垣说：“《小仓山房文集》卷二有《和硕简亲王碑》，为德沛碑传之最先刊布者，然叙讹，不尽足据。”(41)
陈垣的“史源学”，许冠三说“乃是熔铸目录、版本、校勘与年代四学而成”(42)，还应说熔铸避讳学在内。《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书选短文38篇，有的以目录版本知识，提示古籍的错误，如《北宋校刊南北八史诸臣考》、《〈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琡考》、《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书〈通鉴外纪〉温公序后》等(43)。前人文章中一些极难找到出处的人名和事实，陈垣利用丰富的目录版本知识一一把史源寻找出来。有的运用年代学的原理和知识，直接证明了史源的错误，如《〈廿二史劄记〉四光武及汉文帝年岁考证》、《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晋长沙王乆卒年考》、《杨贵妃入道之年》、《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等(44)。有的运用校勘学知识考证史料，如《〈廿二史劄记〉汉王父母妻子条书后》、《〈廿二史劄记〉六〈三国志〉注条载袁暐〈献帝春秋〉及载孙思光〈献帝春秋〉，载殷基〈通语〉又载顾礼〈通语〉，其误何在》、《书〈十七史商榷〉齐高帝纪增添皆非条后》、《〈隋书·百官志〉后周禄秩解》、《却克跛考》、《〈汉书·苏武传〉校记》等(45)。有的利用避讳学作为考史的工具，如《〈廿二史劄记〉二〈汉书〉书恒山王条书后》、《〈廿二史劄记〉九〈陈书〉刘师知传条正误》等(46)。由此可见，《陈垣史源学杂文》可以说是一本史学考证的教科书。而陈垣“史源学”的精髓，有学者概括为八义：(1)穷根源，即追寻一事一案的史料来源，直到穷尽为止；(2)别异同，即考定各史源间的“父子”、“兄弟”关系；(3)辨正误，判优劣；(4)知其人，察其世；(5)采用文献材料，务须检核原本原文；(6)非不得已，不可转引他件，如有必要，亦当注明亲见出处；(7)征引旧文，虽可删节，但不可改窜；(8)引述素材，当以制作、完成和印行先后为序(47)。
陈垣为了把史学考证的方法教给学生，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首创了一门新课程，最先名“史源学研究”，后改名“史源学实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由“研究”改为“实习”？他在课程说明中作了说明：
择近代史学名着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着论之轻心。
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有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
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48)
在另一次课程说明中，又说：
取清儒史学考证之书如顾氏《日知录》等为课本，注重实习，因其所考证者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可得前人考证之方法，并可随时纠正其论据之偶误，增加本人读书之经验。(49)
由此可见，这门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寻找史源，使学生“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着论之轻心”，“得前人考证之方法”，并“考证其讹误”。“因人所读之书而读之，知其引书之法，考证之法，论断之法。知其不过如此，则可以增进自己上进之心；知其艰难如此，则可以鞭策自己浅尝之弊。”(50)这门课程，“贵乎实习”，因为“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51)。所以，这门课程，由“史源学研究”改为“史源学实习”。
这门课程的具体讲授和实习方法，1946年6月1日，陈垣在致长子陈乐素的信中，作了详细说明：
每期选出文四页，长者一篇，短者二篇，预先告学者端楷抄之，虽自有书亦须抄，亦一种练习。（略）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等。(52)
通过这样的实习，考察教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的确：计算，比例，推理。”(53)
至于选择教材，很费斟酌。陈垣在课程说明中说：“选书有四难：一、分量不大不小。二、时代不远不近。三、范围不广不狭。四、品格不精不粗。”(54)十多年中，陈垣用作“史源学实习”课教材的，主要是三部书：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对这三部书，陈垣作过比较，说：“错误以《劄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鲒埼》也。”(55)
陈垣是大教育家，在设计这门课时，知道这是一门枯燥无味的课，怎样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关键在选择教材。在致长子乐素的信中说，《鲒埼亭集》“在清人集中总算第一流，考据稍疏，此其所以能为‘史源学实习’课本也。若全篇无甚错处，则不能作课本用矣”。因为“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最宜使学生查对，查出时必大高兴”(56)。就可以大大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陈垣出《述月来检书之兴趣》题，要学生作文。李瑚的文章，记述“史源学实习”课的心得，有数段很耐人寻味，引录如下：
《日知录》，后学不易窥其涯涘。史源一得，简易者知其率尔而成，繁难者亦遂知其组织。溯流而探其源，入门而窥其室，于治学致用，两有得矣。
读书须细心揣度，否则走马观花，毫无所获。求《日知录》史源，亦是使学者如庖丁之解牛，化整为零，则其肉其骨砉然分明。何者为顾氏之文，何者为古人之文，何以引此文为证，古文何以适用于今日，所谓“打破砂锅问到底”者也。
顾氏距今三百年，其所见之书，今日尚多能见之……《日知录》之引书，多有未书明出处，寻求史源，自稍繁难。每遇一条，先闭目遐想（先生批云：先用思想，对。）此条究为何人之语，在何书中。及到翻阅其书，臆断有中，其喜亦恒情也。
时或苦思焦索，夜以继日，如豆灯光，对古书而三叹。忽然得之，如获琬琰，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先生批云：读书之乐乐何如！）。
邢邵云：“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北齐书》三六，本传）。《日知录》中，亦自不能无误。苟能思其误在何处，求史源而正之，举他书以正之，若只知其误而不知其所以误，则须以理证之矣。思误书而得之，其趣远过增识益知矣。又当翻阅载籍时，累岁高束之书，亦莫不浏览，探骊得珠，自是常事；而披沙见金，尤为可宝，更能助我《笔记》数则也。
率尔读书，匆匆过目，浮云逝波，亦复何益？亦复何趣？弗细瞩澄流，无以见荇藻；不亲饮勺水，无以知寒温。检《日知录》亦然。其趣其苦，自知之，亦自求之而已。
我们从当年李瑚《述月来检书之兴趣》文中，看见于选修“史源学实习”课的青年学子读书的苦与乐，从陈垣的批语中看见老师与学生共同浸沉在成功的欢乐之中。李瑚说：“考史源对于一般青年学子来说，是十分枯燥无味的。但变枯燥无味为兴趣盎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完全是先生循循善诱、教导有方的结果。”(57)
陈垣对这门课程，怎样进行考试？我们来看看他的试题。
在北京大学以《廿二史劄记》为教材时，考试题目为：
1.赵瓯北先生读史之本领。2.半年来讲论之要点。3.以史源学实习读一切史当有何结果？
另一次考试题目为：
读《廿二史劄记》所得教训，试就左列各点举例说明之：
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
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
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
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
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
六、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
我们再看另一些“史源学实习”课的试题：
试题之一：
今请将此次毕业论文题目及作法写出：1.体例略仿何书。2.引用书名。3.经何人指导讨论。4.稿曾几易，经若干时。5.心得之处。6.缺憾之处。7.拟如何修改补订。详细叙述。
试题之二：
以史源学论《南、北史》、《新唐书》之价值。
以史源学论《西魏书》有无着作之必要。
以史源学读《廿二史劄记》所得之教训。
试题之三：
《通鉴》汉武帝太初三年，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胡注：延广，史逸其姓。《日知录》曰，延即姓也，以后汉延岑、延笃为证。此可证延为姓，不能证延广必姓延也。《通鉴》此语何所本？胡注何所见？顾说果足据乎？抑尚有其他佳证乎？
试题之四：
《日知录》廿九《徙戎》条，薛谦光疏，出于何书？谦光疏所引郭钦策，及取巢、取驾、克棘、入卅来之事，出于何典？试详答之。(58)
我们从上述“史源学实习”课的目的、讲授及实习方法、考试的试题来看，此课完全是为了训练学生治史的方法，正如在辅仁大学接受过“史源学实习”课训练的来新夏说：“陈垣老师之创立史源学是对乾嘉以来治史经验的概括和发展”，“直到陈垣老师把史源学、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和避讳学等五种专学构筑成‘陈学’治史方法的基础，并以教授学生，使学生能得到研究历史的金针”(59)。
陈垣开这门课，每次布置学生做练习，写考释，自己事先也写一篇，事后或印发、或张贴，以为示范。陈垣生前曾把这些范文亲手编定，名为《陈垣杂文》。他的嫡孙陈智超说：“因为单称杂文，容易与一般理解的杂文相混，而它的内容是关于史源学的，所以我们改名为《陈垣史源学杂文》。”(60)这本集子是陈垣把教学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在抗日战争时期开的。抗战时期，陈垣的许多着作如《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都渗透着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史源学实习”课，也体现出强烈的思想性。他选择《日知录》、《鲒埼亭集》作教材，就是要“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61)。在致长子乐素的信中说：全祖望的文章“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证”。学者“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62)。这种“精神”，就是宣扬民族气节、痛斥卖国的爱国思想。在《书全谢山（与杭堇甫论金史第四帖子）后》一文中说：“然细观《齐乘》所载，其意并不在墓，而在斥遗山之党豫，故诋为文士害理。此与谢山《跋遗山集》，讥遗山为文章之士正同。”(63)此文以考刘豫与济南的关系，引申来泛斥卖国求荣者，刘豫乃“贪一时之富贵而为子孙百世所羞称”的金人傀儡。陈垣在文后附注：“北平沦陷时校课，特以补白。”于此可见陈垣借此文笔伐抗战时期的卖国投降者。在《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一文中说：“谢山之文，撰于乾隆八年癸亥，去崇祯之亡国正百年，而未尝一闰十一月。谢山以此为置闰之失，历学之疏，安得精于甲子者考而正之云云。是岂独乾隆以前，终有清之世，亦未尝闰十一月，此时宪历之法也。然明清所用历法不同，谢山岂不知，而复有云者，慨故国之久亡，特借闰以寄其意耳。”(64)此文阐发全祖望在字里行间隐藏着的爱国思想，借以表达作者在沦陷的北平时期的爱国情怀。
以上论述陈垣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垣首创“史源学”和“史源学实习”课，为“新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
注释：
①本文所用“新史学”概念，是指广义的“新史学”，即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史学，略同于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的“新史学”。
②③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20，1629-1631页。
④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⑤林语堂：《科学与经书》，见《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第21页。
⑥参考陈以爱着：《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6-168页。
⑦贺昌群：《贺昌群史学论着选·哀张荫麟先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39页。
⑧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⑨虞云国：《学史帚稿》，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39页。
⑩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0页。
(11)(12)《陈垣全集》第23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9，593-594页。
(13)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前言”第4页。
(14)(15)《陈垣全集》第22册，第453,743、741页。
(16)《陈垣全集》第7册，第464页。
(17)《陈垣全集》第21册，第37页。
(18)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第194、201页。
(19)《陈垣全集》第4册，《中西回史日历》“自序”第1页。
(20)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91期。
(21)《陈垣全集》第7册，《史讳举例·序》，第1页。
(2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56页。
(23)胡适：《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375页。
(2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25)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6)(29)(31)(32)《陈垣全集》第21册，第95,110,102,106页。
(27)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第74页。
(28)《陈垣全集》第22册，第454页。
(3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73页。
(33)《陈垣全集》第2册，第559页。
(34)《陈垣全集》第17册，第553页。
(35)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164页。
(36)《陈垣全集》第1册，第38页。
(37)(38)(39)(40)(41)《陈垣全集》第2册，第122,124,672-683,856-857,543、559、560页。
(42)(47)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111,126-127页。
(43)(44)(45)(46)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第33-36、41-42、79-83、87-90,16-19、51-53、91-93、94-97、98-100,6-9、22-24、84-86、104-105、106-107、108-109,13-15、28-30页。
(48)(49)(50)(51)(52)(53)(54)(55)《陈垣全集》第22册，第431-432,432,441,455,434,432,454,455页。
(56)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第117-119页。
(57)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58)(61)(62)《陈垣全集》第22册，第439-446,454,454页。
(59)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180页。
(60)(63)(64)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前言”第1页，第7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