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朝-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郭成康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明代的中国，主要依托中原农耕地区的明朝，隔九边与蒙古族所建立的北元及尔后的鞑靼、瓦剌以敌国长期对峙。迨明朝末造，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大约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大清国”[1][1]。
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1][2]。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
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1][3]。万历三十五年三月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1][4]。“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对明朝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名取代[1][5]。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信中首揭后金国号[1][6]，直到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改国号为大清，金国作为国号近20年。
“女直国”（建州卫）、“建州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族认同，国名反映建州女真模糊的国家概念；“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这个共同国家名称之所以取名为“后金”和“大金”，则在于向外间彰显继承的是历史上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的统绪；皇太极改“金”为“清”，从国家认同来解释，是因为当时金国治下的臣民虽以满洲为主体，但同时已融入数量众多的蒙古人、汉人以至朝鲜人等，金国的国名既涵盖不了满洲以外的民族，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难于接受这一包含历史宿怨的国号。
满洲兴起时，对女真相邻各部以及与满洲或战或和的蒙古各部动辄也以国相称，如称所谓“九部联军”为“九国兵马”[1][7]，称海西四部为“哈达国”、“夜黑国”、“兀喇国”、“辉发国”[1][8]，蒙古各部则称为“蒙古诸国”，蒙古察哈尔部则称为“察哈尔国”[1][9]，等等。可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并没有也不可能将“部落”与“国家”做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区别，他们不过随着自身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认为自己有权利与汉人一样创建或更改国号。对满洲如此，对同样被明朝视为“夷虏”的其他女真各部和蒙古各部也是如此。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在他们“建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明朝，他们心目中“中国”和“天下”的概念是什么？
在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称明朝为“大明”、“朝廷”、“天朝”[1][10]，既公开称王称帝，立国建元，则称明朝为“明国”或干脆与明朝尔我相称，甚至称明朝为“南朝”[1][11]，俨然以“北朝”自居。他们虽然仍奉明朝为“中国”[1][12]，但认定“中国”并不是明朝皇帝，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建元“天命”并改国号“后金”时，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岂止于此，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远景。[1][13]皇太极直接继承发扬了努尔哈赤的志向，他向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宣称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等：
朕欲平定区宇，理应加兵于尔，尔亦当以加兵是惧。顾不自审量，欲侵犯于我，岂不大可耻乎？想尔之心，以既与我为仇，必奔往征讨所不至之处，偷安旦夕。但尔所能至，我师岂有不能至者乎？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14]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女真人支脉，有“本大金之裔”[1][15]的强烈意识，又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他们继承的是北方民族大胡和东胡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他们的实力足以自立甚至与明朝治下的“中国”抗衡时，以“辽金元三国之主”的后继者自居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承袭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国观和天下观的明朝和朝鲜看来，则是骇世惊俗大逆不道的举动。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起兵未久，朝鲜政府就得到情报称“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将为报复中原之计”[1][16]。至建国后金，明朝方面更惊呼“（奴酋）黄衣称朕”[1][17]。但必须指出，无论崛起中的边外枭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上面已经提及，努尔哈赤在与大明决裂前，自称“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所谓“边疆”，明白无误地指“朝廷”的边疆，这里透漏出来的是奉明朝皇帝为主的大中国的国家意识。另一方面，明朝也没有把建州女真视为“属国”、“外国”。据《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壬子条：“廷议以朝鲜为藩篱属国，海建乃款市贡夷，均受国恩，各宜自守。”[1][18]所谓“海建”，即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明廷认为海、建的地位不能等同于“藩篱属国”朝鲜，他们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是“款市贡夷”。可见明朝皇帝尽管鄙视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为“东夷”，但并没有将他们摒弃于大中国之外。即使在后金起兵揭开了长达25年之久的对明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从来没有萌生过在国家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念头，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入关占据燕京（或南京或汴京），取代明国，以为天下中国之主的宏图伟业。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他们奉明朝为“中国”，但环“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他们和“中国”一起构成了“天下”。努尔哈赤讨明檄文《七大恨》中第七恨指责明朝偏袒哈达、叶赫，与建州为敌，他说：“天降大
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使用“中国”和“天下”这一概念时，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儒家的“中国”观。
众所周知，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就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而论，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嗣后，华夏族建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中国”，而周边“蛮夷戎狄”则谓之“四夷”；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这些主要汉族活动的地区，都在“中国”一词的涵盖之下，[1][22]而周边各族生息繁衍的广袤地域，却被浸透着“夷夏之防”观念的汉族史家及学者文人视为“中国”之外的“化外”蛮荒。显而易见，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在批评“华夷之辩”大汉族主义倾向时，要准确阐释在所谓“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1][23]春秋大义中“中国”与“四夷”共处于“天下”的同一的一面。明太祖朱元璋讨元檄文所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1][24]，《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谓“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1][25]，与上文所举《明神宗实录》将海西、建州女真与属国朝鲜加以区别，都雄辩地证明，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
总之，身为“夷狄”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甘被自视优越的汉族视为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下等族类，他们必欲争取华夷平等的政治理念以及建国称帝的举动，强烈地震撼了江河日下的明朝统治者，对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辩”理论体系也发出了空前有力的挑战。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在不脱离大中国的大前提下，努尔哈赤父子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体认与传统儒家的国家观并无二致。恪守祖宗家法的清太祖、清太宗的后世子孙们，将在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以天命所归的“天下中国之主”的角色，解释、演绎和推广开国时代的理念和经验。
二、“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
明清鼎革，顺治虽不改关外时期“大清国皇帝”名号，但清朝皇帝的角色实际上已发生本质变化。下面首先探讨他们对“中国”概念的理解。
清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1][27]，故明所辖的版图及版图上的子民全部归其所有，故明所代表的一切国家主权由其行使。尽管顺治以至康熙中期40年间清朝还在步步推进着对明朝治下“中国”的统一事业，但他们对整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坚定的原则立场。定鼎燕京前，南明诸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遂致书史可法，称“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1][28] “中华”大国为清朝所主，故明福王可以远仿关外孔、耿、尚三王，近效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甚至可望“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但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分割，“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再看康熙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谈判。顺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为抗清基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熙打算采取招抚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允许承继郑成功统治台湾的郑经接受“藩封，世守台湾”[1][29]。但在谈判中郑经坚持“比朝鲜，不削发”作为投诚条件，被康熙断然拒绝，理由如康熙所言：“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1][30]。因此，清朝与台湾郑氏集团的多次谈判皆无果而终。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业已平定，而台湾内部又呈乱象，康熙决策命将出兵，一举统一台湾。
与江南、台湾有所不同，明朝未能实施直接统治的厄鲁特、喀尔喀等边远地区，则暂时可以划界分治。顺治十三年清廷与厄鲁特因边境“番夷”归属发生纠纷，顺治传谕厄鲁特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说：“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1][31]“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清楚地诠释了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国”的概念。尽管边远地区还一时不能纳入中国版图，但与故明曾有封贡关系的汗王活佛只要承认清朝“中华大皇帝”的地位，仍然可以延续以往与“中国”的关系。顺治在赐西域阐化王王舒克等贡使琐诺木必拉式号妙胜慧智灌顶国师时说：“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1][32]原来明朝的属国，亦照此思路一体办理，如清初琉球通过改换敕诰印信很快恢复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33]
上述事例表明，清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时继承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沿袭了古代传统“中国”的概念，是指古代汉族王朝治下的以中原内地为主的地区。所谓“以绥中国”、“抚定中华”[1][34]含义就是，将次第削平中原各种反清势力，首先完成“中国”统一。然而，毕竟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清初“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一是漠南蒙古，一是满洲发祥地广袤的东北地区，都已在“中国”版图之内了。
漠南蒙古，清朝文献称“外藩四十九旗”、“四十九旗”[1][35]、“内蒙古”[1][36]、“内扎萨克”[1][37]、“旧藩蒙古”[1][38]等，共二十四部，是从明朝边外之鞑靼演化而来。其归附清朝原委，康熙《大清会典》作了这样叙述：鼎革前“率先归附”，土地人口“悉隶版图”[1][39]。其疆理“东至盛京、黑龙江，西至厄鲁特，南至长城，北至朔漠，袤延万有余里”[1][40]。有关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虽称“外藩”，实“视内八旗无异”[1][41]。正如乾隆《大清会典》所说：“国家肇基东土，威德远播，漠南蒙古诸部落，或谊属戚畹，或着有勋绩，或率先归附，咸奉其土地人民，比于内臣。” [1][42]从清朝文献，特别是清初文献考察，漠南蒙古不过借用了传统“外藩”说法，其实质却与内地各省不仅并无不同，而且与清廷关系的紧密程度还要超过内地各行省，“视内八旗无异”、“比于内臣”之类亲切提法就足资证明。满族统治者毕竟与怀有“华夷之辩”偏见的汉族统治者不同，而与蒙藏民族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历史上他们对汉族中原王朝统治者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因此清朝皇帝一旦为中国之主，很容易视蒙藏民族为盟友，而蒙藏民族因气类相近的满洲作了“中国”皇帝，因此常取不自外于“中华大皇帝”的态度。但对待蒙藏民族上层汗王活佛的规格，又取决于他们对清朝皇帝的政治态度，漠南蒙古在满洲创业时“率先归附”，所以格外珍视。关于漠南蒙古的地位，还要特别重视清初文献“悉隶版图”的提法，及体现“悉隶版图”诸标志，即有关漠南蒙古各部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的管理体制，这里应特别指出体现国家治权的编户、比丁、刑罚几个最重要方面，以及直接由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管辖的隶属关系。与传统汉族王朝对待所谓化外蛮荒“夷狄”地位的体认及由此决定的“羁縻”式粗放型管理体制比较，清初皇帝对漠南蒙古的态度、政策和管理体制具有突破汉族中原王朝固有框架的开创性历史意义，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的意义不可低估。在清朝皇帝看来，漠南蒙古是率先经过整合纳入“中国”版图的边外民族，这一从开国时期逐渐摸索积累的经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此后百年间，昔日边外其他蒙藏民族情况虽殊，但大都按照漠南蒙古模式陆续纳入大清国版图。
东北地区是满洲发祥地，八旗入关后，仍是陪都所在，白山黑水的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之间还生活着满族及其兄弟民族，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理所当然是在清朝皇帝治下的版图之内。康熙二十八年中国与俄国签订划定中俄边界东段的《尼布楚条约》并立碑于界，以记两国边界走向，《清圣祖实录》这样记该碑文的内容：“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1][43]条约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这足以证明广袤的东北地区早在清开国时期已纳入大清版图，随着清朝皇帝入关为“中国”之主，那里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为“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还有清初皇帝使用“天下”一词的含义。昔日努尔哈赤对明国万历皇帝讲“天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