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刘晓琴:严复与晚清留学生归国考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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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晓琴:严复与晚清留学生归国考试研究


摘要:晚清学务处(学部)主持的留学毕业生考试(部试)共七届,严复作为襄校官,参加了第二届(1906年)、第三届(1907年)、第四届(1908年)学部考试,负责出题、阅卷事宜,并对归国留学生学位文凭等第作出评定。严复在第二届考试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留学欧美的考生脱颖而出创造了好的应试条件,并在考试结束后就考取者的国文学习提出条陈。在第三届学部考试中,严复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然而严复对于担任襄校官先是推辞,参加过程中又多有抱怨。第四届学部考试中,严复的作用减小。由并无科举身份的严复作为襄校官参与考试,而使应试者获得相应功名出身,严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尴尬。1910年严复经举荐获得文科进士之后,这一矛盾得以全然化解,但严复已退出了襄校官之列。
关键词:严复/襄校官/学部/留学生/归国考试
晚清时期,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学务处(学部)主持的留学毕业生考试(部试)共七届,此外还举办了四届廷试,“考试”是晚清最后几年中选拔、任用归国留学生最主要的途径。严复作为襄校官,参加了第二届(1906年)、第三届(1907年)、第四届(1908年)的学部考试,负责考试、阅卷事宜,并对归国留学生学位文凭等第作出评定。尽管已往的研究对这一史实有过叙述①,但是对严复在上述三届考试中的作用及贡献未有充分的研究。本文试图考证严复与晚清留学生归国考试之间的关系,从中探讨严复在这三次考试中的作用、对于考试本身的影响,以及严复在此期间及之后的人际往来和心态变化。
一、参与第二届学部留学生归国考试事宜
20世纪初年,晚清学部对非军事类的归国留学生的任用逐渐形成了以考试为主的录用办法。学部(1905年时为“学务处”)多次制订考试出洋毕业生章程,调整考试办法。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学务处考验归国留学生金邦平等14人,这次考验“系一时权宜之计”,应考者全部获得了科举身份并给予任用:金邦平、唐宝锷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张锳绪、曹汝霖、钱承、胡宗瀛、戢翼翚,给予进士出身,按所学学科,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给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林棨,给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②。此次学务处举行的留学毕业生考试,考试及第者即授予科名和官职,将奖励和任用合二为一,这是第一届留学生归国考试。第一届留学生归国考试中获得出身的全部是留日学生,是清末归国留学生考试的初次尝试,考试章程并不完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二届学部留学生考试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第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第二届以后的各届考试,一般分部试和廷试两个阶段:学部考试为学成考试,考试合格的留学生由学部颁发统一文凭,分别授予进士、举人等出身,而不给予官职,学部考试定期举行;经过学部考试合格的学生再通过廷试,即入官考试,授予官职,廷试不定期举行。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得到清廷的录用一般需要经过部试和廷试两次考试。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学部奏准考验游学毕业生,“现在科举即已停罢,又值朝廷综核名实,振兴百废之时,自应妥议章程,悉心考验”③。为筹备这次考试,学部首先选定主试官和襄校官,并通令各部、各省咨送留学生到京参加考试。学部规定:“主试官由学部遴选奏派,均无定员,视考试毕业人数多少,临时奏定。主试官命题阅卷,选定襄校官所拟试题,覆核襄校官所拟分数。襄校官分拟各科试题,分校各科试卷,监临官二员,由学部堂官内奏请钦派。”④这一内容虽然引自宣统元年六月十五日(1909年7月31日)学部《修订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但是在此之前,主试官、襄校官的遴选也按照相同的方法。第二届部试的主试官是联芳、唐绍仪、塔克什讷,襄校官负责出题及阅卷等具体考试事宜,“由于那里主事的大人们对于科学技术一无所知,故他们奏请皇上准予任命助手”⑤,学部最终选定的襄校官有:魏瀚、严复、詹天佑、屈永秋、吴仰曾、陈寿田、刘子贞七人⑥。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1906年10月2日),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对考试留学生程序作了初步的规定。严复作为襄校官参与了此次考试,章程的内容中有对考试内容、襄校官之责任的规定:
一、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
二、第一场,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一题、外国文一题,作一题为完卷。
三、考卷由襄校分阅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最优等、优等、中等。
四、毕业生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均由学部开单带领引见请旨。
五、毕业生准给出身者,并加某学科字样,习文科者,准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习法科者,准称法科进士、法科举人;医科、理科、工科、商科、农科仿此。⑦
上述章程将考试分两场,一场考留学所学科目,一场考国文或外文(可任选),试卷由主考官分最优等、优等和中等三级,按照所学科目分别赐予进士(最优等)、举人(优等和中等)出身。
第二届学部考试的襄校官人选,学部侍郎严修(范孙)在日记中有多次提及: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06年10月8日):“午詹春臣(天佑)、屈桂亭(永秋)、吴述之(仰曾)回到学部,商□题事,并验文凭。”⑧八月二十四日(10月11日),“十一钟到署,午拜魏(瀚)、严(复)、刘(子贞)三襄校官”⑨。可知八月二十四日,严复已经入学部参与考事。八月二十五日(10月12日),“九钟到署,布置襄校官座位,刘子贞、严幼陵、屈桂亭、吴仰之、詹春臣、陈星庚(寿田)、魏继绪先后到,唐、联、塔三大臣十一钟到,陪该公验文凭并商考验事宜。十二钟饭之后复议拟题事,四钟散”⑩。
本次选定的襄校官如上所述七人,此外程经世于八月二十二日(10月9日)在荣庆和严修商议后“仍请启印招程经世来襄校”(11),但是程非正式任职。《荣庆日记》记载在考试事毕后宴请考试诸官时,也没有程经世(12)。八月二十六日(10月13日),“十一钟到署,午荣相到署,终日会饬预备考试事宜”(13)。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计英二名,德一名,美十六名,日本二十三名”(14),共计42人(15)。“此项考试,在中国实属创举,不特对于应试考生为前所未有之经验,对于政府所派考试各官,亦系最新阅历”(16)。在《严复集》所收录的严复日记、书信中,均没有提到严复参加光绪三十二年学部考试的资料,而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严复在这次考试当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此次考试总裁,虽由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充任,但实际工作,则系同考官知名学者严复一手办理”(17)。严复在第二届学部考试当中起着关键作用。
严复在第二届归国留学生考试中所负职责、实际工作可以从这次考试过程中制订的各类章程中看到。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06年10月10日)奏定的《考验游学毕业生计算分数简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头场出三题,以二篇为完卷,二场出二题,以一篇为完卷。如首场仅作二篇,二场仅作一篇者,则三篇各定分数,每篇以一百分为极多限,将三篇分数相加,三除之,作为考试平均分数。如头场作三篇,二场作二篇者,则五篇各定分数,亦每篇以一百分为极多限,乃将头场分数较多之二篇与二场分数较多之一篇相加,三除之,更将其余头二场各一篇之分数相加,二十除之,并入前项分数中作为考试平均分。如头场作三篇,二场作一篇,或头二场各作二,均以所余分数较少之一篇,二十除之,并入前项分数中,作为考试平均分。(18)
一、凡报考者,将文凭呈验后,应将各项合格文凭分为五等,第一等作为一百分,第二等作为九十分,第三等作为八十分,第四等作为七十分,第五等作为六十分,以与考试分数相加,二十除之,作为毕业考试总平均分数。(19)
上述计分办法甚是公允,但是对于阅卷人员来说,则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和技术难度,好在本届考生总人数不多。
学部还制订了《学部试验游学毕业生场规》(20),对于是否作答中文试卷,非常通融,可以不作:
一、第一场,各给中国文卷二本,外国文卷二本,用中国文对答者,用中国文卷誊写;用外国文对答者,用外国文誊写。惟一题各用一卷,不可两题连写,如一卷不敷,准请补给。
一、第二场,各给中国文卷一本,外国文卷一本,作中国文者,用中国文卷誊写;作外国文者,用外国文卷誊写,如一卷不敷,准请补给。
也就是说,无论第一场还是第二场考试,都可以不考国文,这在历届考试当中是唯一的一次。
第二届留学生归国考试,分两场,第一场中,“订应试各人,得自由选其擅长之文字,书为考卷”。在下列三个题目中选作一篇普通论说:
1.中国目下施行强迫教育之实际效用;
2.中国农业应如何改良;
3.中美新约之订定应以修正华工之移民法为基础。(21)
第一场考试的题目,由严复拟定,所选试题均为晚清社会讨论的热点。以第一题为例,从严复给伍光建的信中看,第一题英文原题为Whether it is advisable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22),即关于施行义务教育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此时晚清新政教育改革已经拉开,癸卯学制已经制订,学部的设立更是体现了清政府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分级(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发展各级教育成为学部关注的内容。
在第二场专业课考试中,出题的考试官如下:严复负责哲学、法政、公法、商学四科;詹天佑负责工程科;魏瀚负责机械科;陈寿田负责理化科;程经世负责德文科;屈永秋负责理化、医学两科;吴仰曾负责医学、牙医两科;刘庆汾(子贞)负责日文科(23)。
由严复所出政治宪法、哲学、法学、商业类题目详见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06年11月7日)的《盛京日报》(24)。严复所拟各类试题体现了严氏的思想和识见,哲学、法学、商业题目涉及专业知识,本文不详细讨论,仅从严复所拟政治宪法类试题来看严复的思想及清政府对这类问题的基本态度。试题有三:
一、政治学有最大之观念名词,曰法典、曰权利、曰义务,试各为至精当之界说;义务有法律上与道德上之分别,其异同安在?
二、国家见于历史者,共有几式?试为举似发凡并论其形式、性情之异。
三、立宪何以为优胜,其所以孜孜求达之目的为何?假中国而欲求宪法之精善、治安之永久,其此时所先事宜治者为何?
政治宪法类题目体现了严复作为出题者的思想。事实上,严复所设试题及参试留学归国学生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25),严复所拟试题,反映了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政体改革中所恪守的“立宪”话语体系。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1906年10月14日),以正式章程举行的第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正式开始。学部尚书荣庆“辰初到署,与范孙、同联、唐、塔三试官点名,监考欧美日本游学生”(26)。“考试游学生第一场。三钟半验题,四钟到署,照料缮题,至七钟半乃毕。七钟半点名,八钟发题,晚六钟前散场,照料分卷,七钟毕”(27)。考试持续一整天的时间,考生相当辛苦。八月二十八日(10月15日)停考一天,严修“晚遇绍川、桂亭、幼陵各室,宿学部”(28)。在《荣庆日记》内,没有有关严复在这次考试当中所起作用的记录,仅提到对唐绍仪的赞赏:“(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906年10月16日)卯正起,到署点名查号,并与少川诸君谈学务考法,少川实有阅历,实有魄力。”(29)八月二十九日(10月16日),“考试游学生第二场……五钟起,照料缮题,七钟半点名,照料绍川、春卿、木菴三大臣阅卷”(30)。八月三十日(10月17日)、九月一日(10月18日)阅卷两天。九月初二日(1906年10月19日)考试结束,荣庆“到学部钤榜,并与各试官合照一相”(31),严复自然之列,“(严修)与魏、严二公闲谈”(32)。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入城至庆和旧址,现名招贤馆……少顷范孙同作主,客为联、唐、塔三考官,魏、严、詹、屈、吴、陈六襄校,刘子贞以病辞,三丞参来陪”(33)。九月初八日(10月25日),“巳正至学部,本日会同联、唐、塔具奏试毕情形,并改定分数”(34)。
参加这次考试的颜惠庆对考试过程有详细的记载:“这次会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截然不同,堪称史无前例。会试主考官是唐绍仪,当年容闳所率赴美留学幼童之一,此时,他已是京师显宦。副考官包括有严复和詹天佑。后者系着名的铁路工程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谢菲尔德工学院。此外,还有太医院的御医、法部、大理院的官员数人参加。实际上是由副考官负责出试题和阅卷。应试者包括许多不同专业和学校的留学生,其中还有两位牙医。我报考的专业是哲学,严复为主考官(35)。试题与答卷均用英文,这在会试中实属奇事。”(36)李方回忆了当时参加考试的情形:“考试由学部主持,名目为考验游学各国毕业生。与考的人都会齐了,试题却是分别发给,人各不同。因为留学生所去的国度不同,所学的也不同,试题没法不是这样发给的呢。我是学法律的,第一天的试题就是关于法律的试题。第二天的考题,却是一篇普通论文。在这一回考试里,汉文的文章不一定要做,很通融。”(37)在李方的记载中,学部考试除了专业试题外,第二场的考试为中文、外文普通论文各一,而且可以不选做汉文,反映着清政府对留学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从二人的回忆看,严复在这次考试当中的实际作用突出,颜惠庆和李方都谈到此次考试题目和答题均可以使用英文,这给留学欧美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对于这次考试,同为襄校官的詹天佑也有记录:“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共有四十二名应考,录取三十二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一九○六年在耶鲁得的博士。我很抱歉欧阳庚的兄弟欧阳启(祺)没有考取。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是废除了。此次考取者,一律均授予中国学位。按照各生所学,考外国语文和学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各生依其留学国语文作答,例如德文、英文及日文等。使各生都有公平机会展示所学,这次我担作‘副试官’(38),也深感荣幸!”(39)詹天佑对于参加这次考试的评价很高,并以参加这次考试担任襄校官为荣,这并非客套,事实上,参与考试的襄校官均为“中学优长、谙习各国语言文字及通晓专门科学”(40)之人。严复为学部所遴选,的确是最优秀的考题命题者,清政府对此次考试之重视可见一斑。
第二届学部考试中考取的32名留学生所学专业如下:
最优等:政治1人、文学1人、医学2人、工学2人、法律2人、政法1人;
优等:法律1人、工学3人、医学1人;
中等:医学2人、法律2人、政治3人、政法2人、财政2人、农学3人、商学2人、蚕业1人、医学1人。(41)
上述32人第一场试题均为严复所拟,第二场除理工农医科15人之外,试题也由严复拟定,严复作为出题人影响范围最大,作为阅卷人所负责任最重。
此次录取32人,最优等陈锦涛、颜惠庆等9人,优等田书年等5名,中等曹志沂等18名,最优等9人全部是留学英美学生,其中留美生8人,留英生1人;优等5人中,留美生3人,留日2人;中等18名中,留美生3人,留英生1人,留德生1人,留日生9人(42)。留日学生竟无一人入闱最优等,留日生的录取率仅为47.5%(43),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评论者多从留日教育当中的速成教育、在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以营利为目的以及清政府的考试方法三方面讨论。对于考试方法,“大阪《每日新闻》则提到,以唐绍仪为主考总裁,而唐为第三批幼童赴美之留学生,难免有偏袒欧美留学生之处”(44)。事实上,除了应考的留日学生程度不高的原因之外,考试方法的确成为留学欧美生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由于试题设计时,“为免使游学日本毕业生,在中国文字应用上,占领优势起见,因订应试各人,得自由选其擅长之文字,书为考卷”(45)。留学欧美生不擅国文的事实被掩盖,“获得进士出身各人,竟有人不能解读政府所颁文凭上中文字句”(46)。这一问题也得到了严复的重视,严复对于应试考生的英文程度表示赞赏,但是对于他们的国文程度则很担忧。为此,严复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1906年11月9日)上条陈(由学部代奏)(47),请求清政府设立国文馆以使欧美留学毕业生得以入学国文:“近因考试留学生,见其欧美文学、科学颇为完美,独国文未能造就精奥,是以特上条陈于学部各堂,请代奏设立专馆延聘中学优长之人,充当教习,将考取各生,派人专门肄业国文,假以三年,毕业后定属有用之才,然后廷试,再给予出身,候旨录用。如是,则中西完美、真才辈出。”(48)严复所上条陈以理想化的笔调,期待以“国文馆”的形式促使考取各生学习国文三年,之后再给予出身和录用,以期其中西学完美。这一建议在考试结束后没有实施,严复的愿望落空。但是,有鉴于第二届应考者国文差的问题,此后历届考试中,清政府规定“考试必须作中文论说一篇,庶应试者平时对于本国文字知加重视”(49)。
九月十二日(10月29日),学部尚书荣庆带领除丁忧的胡栋朝外的31人进见(50),“入值,带毕业生引见,赏进士举人有差,惟文科改译科,医科均赏医士……巳正二刻毕业生分四班谒见”(51)。同一天上谕,准学部所请,将陈锦涛分发户部行走,颜惠庆等5人归学部差遣(52)。
严复对这次留学生归国考试一事非常重视,曾在致伍光建的英文信函中详细介绍了考试事宜(53),对清政府未征招伍光建、辜鸿铭参与游学毕业生考试感到不解,并对留学欧美学生的成绩表示满意。从1906年前后他与友人的通信中看,严复对于留学英美的学生一直较为赞赏:1905年身处伦敦的严复在与张元济的通信中,称“近来英法所最可喜者,东来学子日多,拔十得五,不乏有志之士,游欧所以胜于游日也。学子皆知学问无穷,尚肯沉潜致力,无东洋留学生叫嚣燥进之风耳”(54)。留英生出身的严复,对于留学英美的学生更加认可,对留日教育当中追求速成、留日生程度浅显也有批评。对于游学生考试通过即获得相应出身的做法,未见严复有评论。上述严复所上条陈中,严复提到设立国文馆以教欧美留学毕业生,三年后再给予他们出身,可知严复对于留欧美学生经学部考试就获得出身的方式持有异议。严复一生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后决计不参加科举,但是对科举的怨恨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仍不能纾解,该年与郑孝胥诗和关于科举之事(55)时,“将科举失败比喻悬梁自尽,可见此事对严复的打击”(56)。不过,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为颜惠庆所编《英华大辞典》作序时,称《英华大词典》由“译科颜进士惠庆实总其成”(57),对由自己选拔的颜惠庆给予褒奖,表明严复对于“进士”这个头衔相当重视。严复对颜惠庆也很友善,宣统元年(1909年),颜惠庆任职外务部时,由于其俸银不敷支出,“严复先生在学部任审定名辞词馆总纂,我在他那里谋得一个职位”(58),兼差以补俸饷之不足,严复对于新晋进士们并不排斥。
第二届留学生归国考试是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一次正式的学成考试,考试通过者获得科举功名,还可以任官。在传统科举体系向以留学生归国考试为代表的选官制度转移过程中,襄校官所出试题反映了选官从重八股到重科学的转变,“启动了中国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59)。作为科举废除之后第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试题的制订者,严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二、参与第三届、第四届学部归国留学生考试事宜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再次会考归国留学生,办法均按照上年章程办理。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上谕批准学部所遴选的联芳(外务部左侍郎)、唐景崇(吏部左侍郎)、塔克什讷(副都统)、高而谦四人(60)作为此考试的主考官。襄校官人选由学部定夺。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9月18日)(61),学部致电上海道,请其代为转交聘请严复担任襄校官的电文称:“本月考验东西洋游学毕业生,拟调严君复来京襄校试卷。闻严君现寓沪上,请即劝驾,务望于二十日前到京,来往川资用费均开支公款。严君见允后,乞先电复学部。”(62)严复婉辞:“惟近抱肺疾,且赴京襄校极早,九月杪方能南旋,时涉寒冬,身体不任。方今诸彦盈廷,尚非难得其选。”(63)严复所陈“肺气不舒”(64)当是事实,不愿参加襄校也是事实。然而学部仍催促严复成行,严复不想开罪于学部,不得不勉力为之。此次学部“遴访京外深通科学人员派为襄校”,“先期调取科学优长之外务部员外郎外务部员外郎辜鸿铭、主事曹汝霖,度支部主事王璟芳,陆军部同协参领陈榥,农工商部主事张奎、张锳绪,前光禄寺署正罗振玉,直隶候补道严复,候选道袁长坤、陈锦涛、吴仰曾,大理院行走法科进士李方,学部行走医科进士谢天保,学部行走留学日本工科大学毕业生何燏时等十四员会集学部公所,分充襄校”(65)。襄校官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一倍。从第三次学部归国留学生考试的襄校官名单来看,除了严复、辜鸿铭、吴仰曾三人外,其他襄校官中多人属于第一、第二届学部考试及第人员,与上一届襄校官重合的仅有严复、吴仰曾二人,陈锦涛、李方、谢天保三人均系第二届由最优等而获进士出身诸人,严复从心理上想必并不舒畅。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07年9月30日),严复到达北京,再一次担任游学毕业生考试襄校官。严复在家书中对此次考试事宜及自己的心态多有记录:二十四日(10月1日)拜访学部官员;二十五日(10月2日)起移入学部(66),等考事完毕后方能出来拜会客人(67);八月廿九日(10月6日)写信给夫人朱明丽谈考试事,严复在家书中表达了明显的不满:“我于廿八日被学部召来考出洋生,年年如此,无谓之极,而又不好意思不来,来实甚苦”(68);九月初三日(10月9日),“考事毕后,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69)。学部应酬,例如九月初七日(10月13日),学部尚书荣庆记载,“午后王耕水到,未,答严几道、张弼余诸君步”(70)。严复对于官场旧习,颇不适应。
严修在日记里有更详细的关于考试事宜的记录。八月二十六日(10月3日)记载:“是日设筵请四大臣及襄校官,凡三席。襄校拟题先后收到,请唐春卿前辈选定,晚与君九配定题目。”(71)考试之前,学部先检验与考学生文凭,最终确定42人合格,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10月4日)、二十九(10月6日)两日分两场考试,“试毕后臣等将两场试卷分给襄校各员各就所长悉心校阅,再由臣等详细覆核并将该生等所如学堂、所等文凭之高下详细比较,酌定等级,以文凭之等第与考试之分数折中计算,作为考验总平均分数。满八十分以上者为最优等,满七十分以上者为优等,满六十分以上者为中等。计考列最优等七名,优等十七名,中等十四名,分别榜示。此外,尚有不足六十分者四名,不在录取之列”(72)。八月二十八日(10月5日),“九钟襄校官来堂阅卷……(诸襄校官)俱午前至,严几道午后至”(73)。八月二十九日(10月6日),“四钟半起,七钟半点名散卷,照料四大臣阅卷。是日襄校官公评文凭等第……终日在署,夜与襄校诸君谈”(74)。九月初一日(10月7日),“照料阅卷终日。是日襄校二场试卷者四人:辜、严、何、罗”(75)。九月初二日(10月8日),“仍在署照料阅卷。午后请辜、严谈文凭等第”。严复参加第一场、第二场以及文凭等第评定各项事宜,在第三届游学生考试当中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
九月初六日(10月12日),“(荣庆)辰到学部,唐、严、塔三君已到。再核名册分数,巳正后写榜,申正榜出。章宗元、王建祖、邝富灼、熊崇志、程明超、陆梦熊、稽苓孙七人最优。余优等十七人,中等十四人,予文凭三人,不及格一人(欧阳祺)”(76)。
参加第三届学部考试的归国留学生共计42人,与第二届人数相同,最终获得身份的38人所学专业如下:
最优等:商科4人,文科2人,法政科1人,共计7人;
优等:法政科7人,工5人,农科3人,医科1人,商科1人,共计17人;
中等:工科4人,农科4人,医科3人,法政科2人,格致科1人,共计14人。(77)
不知严复是否负责法政科试卷的阅卷工作。无论实际负责哪一科,由于襄校官数量的增加,工作量均比上一年度减轻。第三届学部考试获得身份的38人中,留美生13人,留日生25人,留日生最多,但是获得最优等的仍以留美生居多(留美生5人,留日生2人)。
第四届学部考试主考官为:唐景崇、梁敦彦、荫昌、达寿(78)。襄校官有:翰林院编修程明超、外务部署左参议吴宗濂、候补参议曹汝霖、翻译官程经世、度支部主事王璟芳,陆军部同正参领陈榥、七品小京官李应泌、农工商部主事张奎、张锳绪、直隶候补道严复、学部参事官林棨、署参事官罗振玉、主事路孝植、医科举人傅汝勤共十四员(79),有一半的襄校官为第三届原任。严复则是留学生归国考试正式开办以来唯一一个参加了全部三届考试的襄校官,严复对这一实情,未必觉得荣耀,只以这一差事为苦。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908年9月23日),严复到京。这次阅卷,程序与上一届相同,九月初一日(9月25日)“襄校阅卷……晚(严修)访又陵、挹清及其他襄校,诸公久谈”(80)。九月初二日(9月26日)襄校官就第二场考试阅卷。九月初四日(9月28日),“照料唐、达二公阅头场法政科卷,襄校严、罗两公阅二场国文卷”(81),对于考试阅卷工作没有明确的分工,严复既参与了第一场、第二场国文的阅卷,文凭等级定夺严复也参与其中,九月初九日(10月3日)始返回天津(82)。在京期间,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严复认为“学部系是苦部,薪水恐难从丰”(83),仍姑且从之,历三年。
第四次学部考试各部及地方共咨送考生178名。经过甄试,合格人数为127名,是为参加考试人数。参加这次考试的江庸回忆:“汉文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因题义少可发挥,遂引房琯陈涛之役,用车战事以点缀之,乃大为严几道丈所赏。”“此次国文卷总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84)。有研究者以《严复日记》内有“九月初一日(9月25日)在学部看教育卷两本,平平耳。一,七十分;一,八十五分”(85),认为江庸所作之文并没有得到严复赞赏(86),但是此次参加考试习法政科的人数极多(仅录取的人数就达到73人),很难判断严复所记这两份试卷内一定有一份为江庸所作。
第四次学部考试考列最优等有陈振先等15名,优等有赵连壁、江庸等45名,中等有王恩博等47名(87)。10月15日,上谕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功名(88)。因人数众多,难以判断严复在其中所起作用,大约属于“奉职而已”。
三、余论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严复接受了学部的聘请,自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起担任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部务方殷”(89),自此严复不再担任学部归国留学生考试的襄校官。1909年参加第五届学部考试的人数激增,应试学生多达285名,“该生等所习专门科学之门类至为繁赜……共计专门科学分有二十余门之多,自非分门选派襄校官不足以精衡鉴而得真才”(90),特选22员担任襄校官。此次遴选的襄校官大多数人都是前四届参加留学毕业生考试而获得身份者,严复势必退出学部襄校官行列。在晚清最后几年,严复参加留学生考试并不止于学务处(学部)的范围,地方考试如江苏生派遣留学生考试也仰赖严复出题、阅卷,甚至代拟出洋考试布告,严复在考试当中权威性得到广泛的认可(91)。
无论严复在学部考试归国留学生的过程中有何种心态,他当此之时并没有科举身份则是事实,这难免让严复视为缺憾(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科举考试已然停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免试授予回国十年以上、政绩突出的留学生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四人进士出身,得到朝廷允准,并将这一办法推广。学部奏请令各省督抚广加延访,“凡专门学成回国在十年以上,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胪举实绩,或征其着述。经核定择其着述卓然成家,成绩确然共见者,赐予出身,以奖励后进”(92)。得到清廷同意之后,学部制订了《考核各省采访游学专门各员章程》五条(93)。该章程要求对奖励的留学人员必须游学专门在十年以外,并已有相当之成绩。考核后分两等,按照所学科目,分别赐予某科进士、某科举人出身。各省督抚最终考察推荐了23名预选者。最早举荐严复的地方官是江宁提学使陈伯陶: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1908年4月2日),陈伯陶陈请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朝廷给予严复进士出身(94),特别指陈严复“学贯中西,督各处学校均能殷殷化导、造就人材”;两江总督端方于同年三月二十八日(1908年4月28日)上奏“请给严复进士出身”(95),着重强调严复之译才。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清廷委派钦差大臣梁敦彦、于成枚、绍昌三人会同学部,对预选者进行了反复审查,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七日(1910年1月17日)最后确定了严复等19名回国留学生免试获得出身奖励。此次授予出身的19名留学生全部是留学欧美的学生,其中留美者7人,留法者5人,留英者8人(其中吴仰曾留学英美两国)。严复授奖的理由如下:
候选道(96)严复,福建人,船政学堂出身,官派往英国国家海军学校学海军专门,又兼习文学,博综经史,译着政学书最多,风行海内,学部奏派充两次考试游学毕业襄校官、编订名词馆总办(纂)、学部丞参上行走,以上一员拟请赏给文科进士。(97)
在这一考语当中,除了赞誉严复之译才外,值得注意的是将严复在学部的任职一一罗列:担任留学生归国考试襄校官、编订名词馆总办、学部丞参上行走,恰应了严复在光绪三十一年以后对自身的定位:“若自为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98)——投身教育是晚清最后几年中严复最重要的活动。该考语中称严复曾派充两次考试游学毕业生襄校官(这一成绩成为严复被授予出身的因素之一),但事实上则充任三次。同一奏折奖励詹天佑时,所列其学业成就中也有“学部派充考试游学毕业生襄校官”一语,可见对于各位授奖人员曾充任“襄校官”一职是很重视的,但是对于已经担任三届襄校官并且在考试中作用突出的严复,其考语中仅提及两次担任襄校官,这不能不说是梁敦彦等人的疏漏!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七日(1910年1月17日),严复收到宣统上谕,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名列授奖人员的第二位(第一是詹天佑)。他“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据说‘泊然无所动’”(99),但究竟自此对科举一事释然,亦不能免俗地使用新进士之帖去拜会学部官员:“拜严(修)、荣(庆)、端(方)、绍(昌)、梁(敦彦)、宝(熙)、于(式枚),用新进士帖。”(100)严复与参加归国考试而获得功名身份的留学生自此没有了身份之别,之后,严复对于学部留学生考试的关注中略显轻松:宣统二年八月十四日(1910年9月17日),严复得到朱公钊(朱明丽胞弟,字勉生)在学部考试获最优等的消息,发信给夫人朱明丽,“学部发榜……勉生中一等十一名,恭喜恭喜!”(101)朱公钊实际发榜时名列第四,授予法政科进士出身(102),这是第六届留学生归国考试,严复对这一考事仍旧关切。
严复是科举制度正式废止后、留学生归国考试正式开办以来唯一一个参加了全部头三届考试的襄校官,第二届(1906年)、第三届(1907年)、第四届(1908年)学部归国留学生考试出题、阅卷以及文凭等第评定各项事宜,严复均参与其中。特别是在第二届考试当中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留学欧美的考生脱颖而出创造了好的应试条件,并在考试结束后就考取各生的国文学习提出条陈,促使学部在以后的各届考试中,加强对国文的重视。第三届学部考试中,严复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但是严复对于参加阅卷工作多有抱怨。第四次学部考试中,严复的作用减小。严复作为襄校官参与考试时没有科举功名,而经由严复选拔的应试者则可以获得相应出身,对于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严复来说,着实尴尬;当严复经举荐而获得文科进士之后,这一局面得以全然化解,但严复自第五届起不再出任襄校官。严复在三届考试时所出试题,一方面是其学识、思想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内容必然囿于清政府的官方意志而不能逾越(103)。总的来说,学务处、学部留学归国考试无论是形式还是考试内容都是创举,显现出晚清知识结构经中西交流、融合后之新学的样态,体现了选官制度从重八股到重科学的变迁。
注释:
①主要研究成果有: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2-316页)与《严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34页)对严复参与三次考试、特别是第二届考试时的情形有较为详细介绍,但未对严复在这三次考试当中的作用进行细致研究;姜新:《评清末民初的留学生归国考试》(《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周君闲:《晚清留学毕业生奖励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王世文:《晚清归国留学生考试及其功名群体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等论文对历届留学生归国考试都有详细研究,但未对严复在其中所起作用给予充分重视。此外,徐百柯:《试答严复百年前“进士考题”》,《杂文选刊》2010年第3期(上),从严复所出“法政”试题的角度分析了严复的思想。
②刘真主编、王焕琛编着:《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第772页。
③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74页。
④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82页。
⑤《致广州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工程司邝景阳》,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⑥荣庆着、谢兴尧校:《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
⑦一档编选:《清末选送考取留学生办法章程》,《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
⑧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第1347页。
⑨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第1347页。
⑩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第1347页。
(11)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第1347页。
(12)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荣庆日记记载:“入城至庆和旧址,现名招贤馆……少顷范孙同作主,客为联、唐、塔三考官,魏、严、詹、屈、吴、陈六襄校,刘子贞以病辞,三丞参来陪。”(荣庆:《荣庆日记》,第107页)程经世负责德文命题及阅卷,此次应考的留德生仅一人。
(13)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第1347页。
(14)荣庆:《荣庆日记》,第106页。
(15)严复:《与伍光建书》(1906年10月18日,英文未刊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称参加这次考试的考生共计41人,其中留日生21人,留学欧美生20人,转引自皮后峰:《严复大传》,第313页。荣庆的记载更为可靠。
(16)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86页。
(17)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86页。
(18)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76页。
(19)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77页。
(20)《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10期,第11-12页。
(21)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86页。
(22)严复:《与伍光建书》(1906年10月18日),英文未刊稿,转引自皮后峰:《严复评传》,第174-175页。
(23)《补志考试留学生全题》,《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06年11月7日),第十三号。
(24)《补志考试留学生全题》,《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06年11月7日),第十三号。
(25)章清:《“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6)荣庆:《荣庆日记》,第106页。
(27)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第1347-1348页。
(28)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第1348页。
(29)荣庆:《荣庆日记》,第106页。
(30)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第1348页。
(31)荣庆:《荣庆日记》,第107页。
(32)严修:《严修日记》第2册,第1349页。
(33)荣庆:《荣庆日记》,第107页。
(34)荣庆:《荣庆日记》,第107页。
(35)实为襄校官。
(36)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2-53页。
(37)载于严南芳:《关于留学生的考试》,(香港)《大风半月刊》第67期,约为1941年出版。
(38)实为“襄校官”,翻译之误,英文为assistantexaminer。
(39)《詹天佑给诺索布夫人的信: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40)《学部奏请简大臣主试游学毕业生折》,《政治官报》折奏类,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第703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版,第444页。
(41)根据《本部考取游学毕业生名单》,《学部官报》1906年第4期“文牍”,第41-42页。
(42)《本部考取游学毕业生名单》,《学部官报》1906年第4期“文牍”,第41-42页。
(43)同时参与考试的留英生、留德生录取率为100%,留美生的录取率达到87.5%。
(44)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1975年,第72页。
(45)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86页。
(46)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86页。
(47)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严复条陈、学部代奏,‘请设立国文馆以教欧美留学毕业生’”(《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十四号(原第86期“记载”,第105页)。
(48)《选报:条陈设立国文馆教授欧美留学生(京师)》,《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二年第10期,第10页。
(49)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786页。
(50)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
(51)荣庆:《荣庆日记》,第107页。
(52)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76页。
(53)严复:《与伍光建书》(1906年10月18日),英文未刊稿,转引自皮后峰:《严复大传》,第312-313页。
(54)《与张元济书》十六,严复:《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3页。
(55)郑孝胥、严复:《郑苏盦严又陵酬和近作》,《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光绪三十四年)“文苑”,第1-2页。
(56)黄克武:《走向翻译之路:北洋水师学堂时期的严复》,李建平主编:《严复与中国近代社会》,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57)《〈英华大辞典〉序》,严复:《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
(58)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73页。
(59)樊洪业:《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1期。
(60)《交学部本日贵部奏请派员会考游学毕业生折》,《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第176页。
(61)《电六北京(八月十一日午后九点十分)》,《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第三版。
(62)《附学部原电》,《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第五版。
(63)《沪道复学部电(为代禀严复婉辞襄校试卷事)》,《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第五版。
(64)1906年至1908年间,严复在家书中多次谈到“肺气不舒”的状况,如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1908年10月3日)《与夫人朱明丽书》十七,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744页。
(65)《学部等奏会考游学毕业生情形折》,《政治官报》折奏类,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第26号,第214页。
(66)严修本日日记中也有“严几道正自沪……到署”的记载,严修:《严修日记》第3册,第1420页。
(67)《与夫人朱明丽书》八,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738页。
(68)《与夫人朱明丽书》九,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739页。
(69)《与夫人朱明丽书》十,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739页。
(70)荣庆:《荣庆日记》,第121页。
(71)严修:《严修日记》第3册,第1420页。
(72)《学部等奏会考游学毕业生情形折》,《政治官报》折奏类,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第26号,第214页。
(73)严修:《严修日记》第3册,第1420页。
(74)严修:《严修日记》第3册,第1420页。
(75)严修:《严修日记》第3册,第1421页。
(76)荣庆:《荣庆日记》,第120页。
(77)根据《考试游学毕业生名单》计算。
(78)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185页。
(79)《学部奏会考游学毕业生事竣折(并单)》,《政治官报》事由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第342号,第265页。
(80)严修:《严修日记》第3册,第1480-1481页。
(81)严修:《严修日记》第3册,第1481页。
(82)《与夫人朱明丽书》十七,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744页。
(83)《与夫人朱明丽书》十六,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744页。
(84)江庸:《趋庭随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4页。
(85)《严复日记》,严复:《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1页。
(86)皮后锋:《严复大传》,第316页。
(87)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2册,第807-809页。
(88)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211-212页。
(89)《与夫人朱明丽书》二十六,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751页。
(90)《学部奏派考试游学毕业生各科襄校官折》,《政治官报》折奏类,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第703号,第445页。
(91)如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严复在南京参加出洋赴美留学生考试阅卷事宜,见《与甥女何纫兰书》十四,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836页;再如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严复代江苏提学使陈伯陶拟出洋考试布告,见严复:《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250页。
(92)《本部章奏:议复北洋大臣奏请予詹天佑等四员出身折》,《学部官报》第24期,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第196-198页。
(93)《本部章奏:奏请钦派大臣会同核定游学专门各员折(并单)》,《学部官报》第70期,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第1-2页。
(94)《请奏赏给严复进士出身(南京)》,《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第一张第四版。
(95)《江督端(方)奏选用道严复请赏给进士出身折》,《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四年第6期(总第70号)“奏章”,第6-7页;《江督请给严复进士出身原奏(北京)》,《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第一张第五版。
(96)据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光绪十八年(1892年)“海军保案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严复:《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这一“侯选道”的身份,在学部历届奏请严复担任学部襄校官的奏折内均有提及,而且一直伴随严复,此时获奖进士出身。
(97)《尚书梁敦彦等会学部奏会同核定游学专门人才折(并单)》,《政治官报》折奏类,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十日,第804号,第187页。
(98)《与张元济书》十八,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六日,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555页。
(99)黄克武:《走向翻译之路:北洋水师学堂时期的严复》,李建平主编:《严复与中国近代社会》,第204页。
(100)《严复日记》,严复:《严复集》第5册,第1504页。
(101)《与夫人朱明丽书》四十九,严复:《严复集》第3册,第768页。
(102)王澈:《宣统二年归国留学生史料》,《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
(103)归国留学生参加还是不参加学部考试也能体现他们对清政府的态度。参加过第六届学部考试的朱葆勤(子勉)谈到,晚清参加学部考试的归国留学生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存心做官的,以学法政者为最多,约占全都百分之五十;第二类是想得一相当地位以便于谋事的,以学实科者为最多,约占全部百分之四十几;第三类是已经参加中国同盟会,为避免反动派的注意以便从事革命活动的,约占全部百分之几”(朱子勉:《参加清末留学生考试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10辑,该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