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法-湛晓白：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阳历认知——兼论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近代转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历法-湛晓白：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阳历认知——兼论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近代转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湛晓白：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阳历认知——兼论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近代转变

【原文出处】《人文杂志》(西安)2013年5期第82～89页
【英文标题】Intellectuals' Cognition of the Solar Calendar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内容提要】历法既是规定民众社会生活的基本时间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步入近代之后，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旧历的合理性不断遭到质疑，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更使得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萌生了改用阳历的实际需求。从晚清至民国，知识分子对阳历的认知日趋客观和全面，附着于历法之上的政治正统观念不断剥落，科学和实用精神占据了思想的主导。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历法科普工作，有效地革除了人们观念中残存的不合时宜的迷信观念，强化了人们的科学观念。
【关 键 词】阳历/正朔/天学/科学
晚清以降，在欧风东渐的历史大潮中，西洋历法也就是阳历，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渐渐渗入日常生活中。由于历法在中国所具有的特别政治和文化意义，使得国人在接触阳历之初，很自然地以一种“正统”眼光视之。但是，当中西接触日深以及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亲身体会到阳历的优点和长处后，人们逐渐抛弃了一开始的政治性眼光，而从工具性角度更客观地看待阳历。他们也就成为了国内最早倡导改用阳历的那一部分先觉者。民国建立后，改用阳历从倡议化为历史实践。此时，知识分子既对政府改历总体表示认可，认为是“利浮于弊”之举，又以一种理想主义姿态对阳历之缺陷加以批评。改历后，为了更好地推广新历，不但政府展开了相关宣传工作，民间出版的各类书刊杂志也予以积极响应，以各种形式向大众推介现代历法知识，掀起了一股历法科普的知识风潮。在这一知识传播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新的“概念工具”——现代天文学、地理学学科术语，传播了最“基础性、普遍性和社会有效性的知识和思想”，历法也因而经历了由古代“天学”向近代“科学”的巨大转变。①
以往学界关于民国改历的研究，成果堪称丰富，尤其是对历法的制度变革以及官方与民间社会两者互动的历史考察，更是着力甚多。②但是，从知识分子视角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阳历认知的变化过程予以历时性梳理，对这一过程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加以揭示，此一方向的研究则显得相对不足。因此，本文尝试着对上述问题加以整理回答，并以个案形式揭示科学知识的具体社会化过程，以期从一个新的侧面丰富充实对近代改历的认识。
一、晚清：从“历不必改”到“阴历不足以周今日之用”
自中西海通以来，西洋历法逐渐以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人视野和日常生活之中，对阳历的认知也由此开启。魏源在1850年代初增补成书的百卷本《海国图志》中，即已制作《中西洋历法异同表》，对西洋历法的原理和特点最早做出科学的解释。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较早地接受了西方传过来的“地球”和“经纬度”等概念，但此时的他对西洋历法仍有一定的误解和盲点。魏源之后的诗人黄遵宪就在《日本国志》卷九《天文志》中指出：“昔魏默深作中西历法异同表，叙谓西法再积三千年，当以春分为元旦；万年以后，元旦当在炎夏。盖仅据太阳行分六十七年差一日之说而推，而未考其置闰、停闰、补闰之法也。”③而且，对于西洋历法何故不似中国“恒夏恒暑”，“不以寒暑为岁时”来“节耕敛、颁政事”，魏源也只能将之模糊地解释为其“与民事无涉”。但是，在《海国图书》第100卷增辑了美国人培端所着的《天安通书》内容后，魏源对上述盲点即重新形成了正确的认知。《平安通书论天地》之《西洋历法缘起》介绍了西历在西方广为行用的事实，称：“所遵天主教诸国一时皆依此法，即不遵天主教西方诸国，亦知此法无讹，悉用其历。”魏源也发现，相比中历，西洋历法实有着节气固定、误差小的优点，即“照外洋历数定年，其每年二十四节气，分属每月每日，俱有一定之日，与中国之立春或在十月，或在正月者不同。……盖至三千八百六十年后，始差足一日。此以日度定年，胜于以月度定年，有如是也。”④
在魏源之后，黄遵宪等一批出洋的知识分子，因其游历客居外国的经历，对阳历在国计民生领域所展现的工具便利性有了切身的体会，并进而对阳历本身产生兴趣，形成了更为全面的认识。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使日期间，他对太阳历本身之优劣有过科学的思考辨析，同时还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对日本改历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评判。他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在其所着《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里有集中反映。⑤赴日之初的青年黄遵宪对太阳历的历史沿革及背后的天文学理已相当了解，并坦承其计时“精密至极”。⑥但他基于一种历法为民族文化结晶和国粹，不应轻易变动的文化心理，对日本放弃沿用千年之夏历遽然改用阳历的做法颇不认同，且视之为“数典忘祖”的西化自轻之举；十几年之后，遍历亚欧美三大洲的中年黄遵宪，对历法的看法也更为成熟。在一次与友人关于改历的争论中，对友人所言的“太阳历岁有定日，于制国用、颁官禄、定刑律均精核画一，绝无参差，比之旧历便益实多”，⑦他回答曰：“中东两国，沿用夏正已二千余年，未见其不便；且二国均为农国，而夏时实便于农。夺其所习而易之，无怪民间嚣然异论也”。⑧也就是说，在此时的黄遵宪看来中历足以满足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需要，因而“余意改历似可不必”。既认同阳历优于中历但又以为历不必改，主宰黄遵宪这种稍显矛盾的心态的，除了阳历“不便于农”的客观认知，还有着一股浓浓的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国粹情结。但是，相比同时代出使国外的李圭发出的“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⑨的感叹，黄遵宪显然要开明得多。在距离民国政府改历尚有20多年历史的19世纪80年代，当“改正朔”在本土依然是不容置喙的敏感问题时，游历异邦的黄遵宪能够理性地发现阳历的长处，从实用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双重立场对改历做出否定的回答，这种态度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平实开通的。
清末随同丈夫出使日本、写下国内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的钱单士厘，以及留学日本后来成为史学名家的孟森，都因客居日本而发现了阳历有中历不可替代之优点。《癸卯旅行记》记录了作者1903年随同丈夫钱恂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八十天旅途见闻。旅行记中的每一篇日记，都同时用阴阳历记日。在游记中，钱单士厘写出了自己对阳历的观感：“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一岁之月有定数，岁整而月齐，于政治上充分便利，并会计出入无论矣，凡学校、兵役、罪惩，均得齐一。……自履日本，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⑩1907年，在日本修习过经济学的孟森在东京出版的《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第一号连续发表《银行簿记学叙》和《历法议》两篇文章，不但从统计学的角度论证阳历之便利，还明确提出了改用阳历的主张。在文章中，孟森以专业眼光指出：“账簿年月日概用阳历……盖整齐划一之效，非用阳历决不能获计算之进步，于经济学大有影响”。(11)日本改用阳历的示范效应，融入近代国家而获得的世界眼光，还使得这些旅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狃于陈旧的“正朔”观。钱单士厘虽然未明确提出中国应当改用阳历，但在《癸卯旅行记》中，她曾特意援引张之洞的一段话道出了她对改历的看法。大意是张认为“改正朔”并非易代的代名词，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有改正朔而不易代者，也有易代而不改正朔者，而且修明历法乃承平日久之盛世所为，故“改正朔与易代不相干，何讳之有?”(12)在传统中国，历法之更张常与王朝更迭等政治变革相联系，因而在清朝这个帝制时代，要宣扬改历，就得先做一番改历其实无关政治的说明撇清。孟森就指出：“吾国旧说，以改正朔为一代之形式权，改之即无异易代之戚。夫吾国不以正朔为芥蒂者已二千年矣。今乃犹持此论，是未知正朔二字之作何解也。”(13)实则统观中国王朝历史，改正朔所实质改动者不过是皇帝的年号而已，由此观之，则陷入“正朔说”窠臼而反对改历的一般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预见“吾不改历则民间暗奉西历以应社会之蕃变”，因而建议主动地将“年号行于阳历”。(14)
到了晚清最后十年也就是20世纪初，国内的社会环境和开明士大夫的文化认同也正在发生同步变化。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在财经、法律、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使用阳历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对阳历之优越性加以大方承认的基础上，国内也出现了改用阳历的呼声。(15)1896年，开明的知识分子、近代出版家高梦旦在《万国公报》上着文，从世界大同的国际化视角倡导改历，声称：“曰凡人之情，党同伐异，正朔服色，既为列国所同，而一国必欲立异，则交际往来，不免存歧异之心，语言文字，又或多注解之繁，然则改朔易服，不徒可以定民志，并可以联邦交亦。”(16)回国后出任《东方杂志》主编的孟森，在该杂志1909年第6卷第1期上再次提起改历问题，这一次他更加坚决地表明改用阳历已是不得不然之势，因为“吾国用阴历，凡事从历法而有畸零之便。议者以日本维新，首改阴历为阳历，颇指陈其得失矣。当事者狃于正朔之说若谓此亦国粹毋或更张。今试观本月大事，若禁止莫啡(吗啡)也，收回京汉也，凡与西人交涉之事，无不从阳历为起迄。……法律施行之期，动以西历为起迄，则我之正朔固已不可恃矣。改之，则以我之年号冠于阳历之上，即我之正朔行于阳历，何嫌而不为?”时隔一年，在思想界引领风骚的梁启超也着文《改用太阳历法议》，大力鼓吹改历。其实，与黄遵宪一样，梁启超早年也曾对日本改历“姗笑之”，以为“举一国人数千年所安习者，一旦舍弃，而贸然以从人，毋乃太自轻而失为治之体乎?”(17)只是，时移世易，1910年他的观念已大为转变，摈除了文化上的“虚骄”之心后，转而相信“凡论一事，议一制，不可先横一彼贵此贱之成见于胸中，惟求其是而已”。(18)有了这一“惟求其是”的看待新事物的理性眼光，梁启超不但明言“闰月闰年无定之阴历”已“不足以周今日之用”，还从学理和实际需求两个层面综合地论列了改历之必要。
二、民国：建立科学历法观
民国肇建后历行改历，为部分先觉者所鼓吹的阳历最终成为了全国一体遵行的官方历法。此时，对阳历比旧历在体例上更加规范整齐，具有历年长度平均、月数固定和节气稳定等优点，多数知识分子都已有客观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又自然地延展出对民国改历的肯定态度。但是，知识分子以外的更广大的普通民众，因不了解旧历和阳历在历法原理上的区别，不少人无法正确地评价新旧历的价值，仍固守着一些由来已久的偏见。这些基于无知而产生的误解，容易激起民众对阳历的反感，给推行新历造成不小的阻力。因而民国改历后，科学地阐明阳历取代旧历的必然性以及系统介绍历法原理，并向大众广而告之，就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需要。1912年8月，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教育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家宜较正历法之习惯》的文章。该文除了从“世界大同”角度一般性地阐述改用阳历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性外，还郑重呼吁教育界应承担起引导民众改变旧思想、旧习惯以适应新历法的责任。文章建议，教育界可从如下四方面入手向民众展开宣传：一是“说明历法之起源”；二是“订正朔望之名义”；三是“指示节候之标准”；四是“变通习惯之节日”。(19)这篇文章说明，对于配合政府宣传、推广阳历，民初知识分子一开始就颇为自觉。事实上，直到1947年气象学家竺可桢依然在面向公众做《阳历与阴历》这一他认为“老生常谈”的演讲，以消除一般人对于阴阳历的误解。(20)这也可见，终民国一代，有关历法的知识普及都是很有必要的。
为了涤除附会于旧历之上的迷信观念和偏见，树立对阳历的正确认知，当时各类书刊杂志发表的历法文章和专着对此做了诸多有的放矢的纠偏澄清。
其一，特别注重凸显历法的科学性及其“计时”的本质。传统旧历附设的大量“吉凶宜忌”等非科学内容，很容易使人忽视其“记时载日”的本职，而本末倒置地更关注它“择时择日”的附加功能，以至民国时还有不少人习惯性地将干支五行与旧历等同。因故，这一时期的历法着作里，作者大都有意识地对历法的缘起做出历史分析，强调历法的自然科学性质。他们解释说，古人制订历法，“借天象以授时”，选择年月日作为基本的时间单位并予以搭配调和，都源于生活生产中对于时间计算的自然需求。因此，“判别节侯，纪载时日，定计算时间的标准”，(21)才是历法的根本社会职能。在强调历法“计时”本质的同时，对于人们择日择时的迷信行为，对将旧历与阴阳五行等同视之的流行错误观念等，作者也不忘从科学角度加以揭示和批评。
其二，因为历史原因，社会上对节气仍普遍抱持着误解，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了阳历在民众生活中的推广和接纳。为此，高梦旦等人从现代天文学角度对这些有争议的概念反复地予以解释说明，力图帮助读者重新建立科学的历法观。
节气是中国旧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改历后人们对节气的存废一度有很大争议。在传统社会里，农民习惯于以节气为标准推算时间并以之为参考安排农事活动。费孝通在1930年代调查江村时，发现当地农民“用传统的节气来记忆、预计和安排他们的农活。但节气不能单独使用，因为没有推算日期的办法……人们必须学习每年各个节气的相应日期”。(22)正是由于节气在传统社会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节气为旧历所独有而为阳历所无，据此对阳历产生排斥心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就颇不平地指出节气等同于旧历“这种不合事实的谬论”，“不但是无识乡人信以为真，还有一部分号称读书明理的，也还是以耳代目，盲从附和。”甚至指责这种“最无理而最有力的反对”，(23)是致使阳历不能广泛为民间社会接受的最重要原因。着有历法专着《十三月新历法》的出版家高梦旦，也在书中严正反驳那种将节气视为旧历之特殊发明的流行说法，他说：“现代历家，亦甚注意节气，恒谓我国以农立国，与西洋工业国根本不同，故必须注意节气。且节气之功用，可以包含阳历，或者远胜于阳历。一若节气之为物，为吾圣先人所特别发明，非各国历家所能几及也。”(24)
因为节气与农业生活关系密切，一般人多认为“以农事言，二十四节气为农民所奉之圭臬”；(25)而“阳历不言节气，不便农家之用，以为商家可以用新历，农家除了旧历，下种耕作的时宜，便要盲无标准。”(26)实际上，正如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法》一书所解释的，从历学原理上来说，节气是反映太阳运动和气候变化的，是中国旧历这一阴阳合历中的阳历部分。节气源于阳历，本身就具有指示气候的作用，只是在形式上，它为中国旧历所独有而他历所无。(27)换句话说，阳历虽不言节气但实际已包含节气，因而改用阳历并不会给农民的农事生产带来实质不便。此外，对于那种夸大节气对农业生产活动指导作用的一般说法，高梦旦也不表赞同。他认为事实是——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气候和农事物产时节相差甚大，节气所表示气候只能对应很有限的局部地区，不可能对全国各地的农事活动都有参考价值；即使阳历舍弃节气，于民众生活也并无损害。因为时间一长，农民“习用既久，自然舍弃节气，而专记阳历之日期，避繁就简，人性所同，本无待于趋迫也”。(28)
其三，对于与传统正朔观相牵连绑定的岁首问题，高梦旦等人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新的合理阐发。岁首原本是一个纯粹历法问题，但在中国历史上它又与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观念——正朔观相关联。“正者，岁之始也，朔者，月之始也”，正朔的本义原指的是年和月的开始。战国秦汉时代，出于对政权的自我神化，谋求“正朔合宜”也就是使立春的岁首与月朔日重合，成为当时公卿、儒生、方士、历家们的共同理想。中古以后，正朔观因应历史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所谓的“正朔合宜”不再被强调。“改正朔”也就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象征行为，而多不涉及历法的实质更张。然而，从汉代至清末，中国历代王朝大抵均沿夏时，以建寅(每年冬至后的第一个月)为岁首，并以之标志政权居“正统”。除了指代年月之始这一狭义的“正朔”，“正朔”通常还用来指代历法。因而，改正朔者，有时指的是改变年月之始，有时则指代历法的全面更张。实则，清朝之前，所谓改正朔实际改动的就是岁首和月首，但清代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清初改正朔是依西洋新法而变，清末则是要改历和改元，是要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历法体系。民国建立后，虽然以改行阳历的实际行动否认了以建寅为岁首这一古老的“正统观”，但是在社会上，这一观念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人固执地认为清代改历虽用“西法”推测节气、日月食，但正朔仍沿夏制；民国弃建寅而以西方元旦为岁首，却是真正地改变了中国正朔。针对社会上的这种声音，高梦旦、高鲁等人纷纷从历法史的角度郑重做出辩解。高梦旦分析说，不但秦汉时代的所谓“易姓改朔、五德相胜、三正循环，种种曲说，渐渐消灭于无形”，而且“宋元明清四代，种族不同，而皆用夏正，不闻以异族正朔为诟病。即就理论言之，正朔为变动的，夏时为固定的，根本上不能相容，乃必欲并为一谈，实属不可通之论。”(29)因此，不应当以在历史上就已过时僵化的正统观来束缚当今历法的变革。竺可桢等科学家也发表文章，从天文学和民生经济的角度提倡改变旧历春节而代之以每年春分为岁首。(30)
值得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知识界对阳历的认知和态度还表现出了一定的两面性。一方面，知识界普遍对阳历的国家法定地位表示认同；同时由于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改历思潮的刺激，一部分长期关注历法且具有一定相关专业知识的学者，对阳历作为民用历的不便和缺陷，又有过较为激烈的批评，并曾试图酝酿推广一种比阳历更为合理的历法。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阳历之所以难于推行，“固由于民众囿于积习，骤难改变。其最大原因，则在阳历之缺陷”。(31)《东方杂志》的一位作者言之凿凿地指出：“世界现行历法之不便，是毋需讨论的事实。凡事既成不便，则须改革。”(32)在《改良阳历的商榷》一文中，竺可桢则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客观地指出“改用阳历，利浮于弊，民国反正以来，毅然易朔，固不得称为失策。但阳历虽较优于阴历，而阳历自身亦不无可訾议之处”。(33)在他看来阳历作为西方历史、宗教等多重势力束缚妥协后的产物，“种种迷信，在所不免，虽至今日，尚有因循仍袭而沿用之者也”。(34)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历法专家高均(又名高平子)也批评阳历“苟合当时(指中世纪欧洲)政教流俗习惯，并无改革之澈底精神”，因而“年月日周之支配，支离疏漏，既乖论理，又不合用。”(35)综观当时对阳历的各种批评，比如每月日数不定、每季日数不等、每月每年之星期数目不能为整数等等，概而言之都指向阳历结构的不均衡和不整齐，并据此认为阳历并不是最适宜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想历法。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一度十分过激地要彻底废除旧历，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历运动”，但是知识界对于新旧历的讨论和评价却一直是较为客观理性的，脱离实际的偏颇批评较为少见。(36)就当时见诸报端的文章和专着来看，多数作者因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在推广阳历的同时亦能客观评价旧历的价值。他们一致认识到中国旧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改进、充实、完善而成的。作为一种典型的阴阳合历，它的优点在于历法原理复杂，内容丰富，能同时照顾到阴阳两历的周期，“使年能为气候之周期，月常与盈亏相符合。此法至难亦至巧矣”。(37)《东方杂志》1915年7月发表的《太阳历与太阴历》一文，对阴阳历利弊的总结颇能代表当时知识界的主流看法：
古勒苛历其年之长，为气候之周期，便于农业。平年与闰年仅有一日之差，于社会亦便，实为现今第一历，故遍行于世，仅称为阳历。我国历年为气候之周期，月以朔望为基础，既便于农业，复可由月形知日，故自古称东洋第一历。创始于四千年以前，尤为世界最古之历，独惜平年与闰年之长，相差一月，于社会之各种筹划，及国家之各种预算，不无不便耳。(38)
在新旧历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民国时代，知识界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对新旧历的异同和利弊展开分析，对历法原理进行科学普及，无疑有助于民众更理性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旧历和阳历，也能够更平和地接受改历事实。1935年某刊物一位年轻作者的来稿更证明了当时这种历法科普的必要性：“关于历法，自然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要知道的一种常识，尤其是在我国，什么阳历阴历的闹个不清这更值得我们来加以检讨。……正如最近，在新夜报上看到一篇中华自然科学社的播音稿，题目叫‘简便的历法’，其中除扼要说明阴阳历的区别外，并有十三月历法和世界历法的介绍。词简而明，实在是非常适合职业青年阅读的。”(39)
三、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转变
概括地说，民国知识界对以阳历为主的历法知识的宣传介绍，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知识推广运动，缺乏强有力的社团或政府组织主导，其发动主体是教育程度不一的各类知识分子，其传播载体则以教科书、报刊杂志和专着为主。
在现代社会，类似历法这样一种公共知识的传播，如果依托学校教育体系和教科书，理应能获得最广泛最直接的效果。但是笔者在翻检民国小学、初高中教科书的过程中发现，除了杨文洵编《新制地理概论》(中华书局，1915年)、王钟麒编《初中本国地理》(商务印书馆，1924年)、刘虎如编《本国地理参考》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等几部教科书中涉及了“历法”、“历日”等概念，在其他相当数量的地理教科书中，有关历法的内容多是缺失的。
相比容量有限的教科书，其他各类出版物则为历法的介绍和讨论留足了空间。出版印刷业和公共传播媒介的发达，构成了民国民间历法科普的更大更广的知识传播平台。当时，积极参与历法科普的报刊杂志，除了《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发行量很大的大众读物以外，还包括《中国天文学学会会务年报》、南京科学普及会发行的《科学的中国》以及教育部观象台主编的《观象丛报》等知名自然科学期刊，以及《中国学报》、《现代评论》、《进步杂志》、《食货》、《河南教育》等水准较高的综合学术刊物。而受到各大报刊的影响，其他小型书刊杂志也竞相转引此类文章。一时间，“历法”竟跻身于报章核心词汇之列。(40)另外，在近代大众启蒙史上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历法科普方面同样没有缺席。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本小册子，包括林炯的《历法》(1923年)、王云五主编的《新历法》(1924年)、高梦旦的《十三月新历法》(1931年)等，具有内容完备、文字简明、专业性强等突出特点。相较教科书和报刊杂志的科普文章，这类历法专着可能受众较少，但却代表着当时科普工作的较高水准。就历法科普的参与主体而言，既有竺可桢这样着名的自然科学家，也有高梦旦等对历法素有钻研的知识分子，而更多的则是大量不知名的普通历法爱好者。
就内容言，民国历法科普主要侧重两方面，一是以阳历为主向民众宣扬历法的基本原理及其构成要素，二是对古今中外各种历法尤其是格里高历(阳历)和阴阳合历(中国传统阴历)之沿革、利弊的分析。
在古代中国，历法是附属于皇权的，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性。历书的颁布、发行都由皇家垄断。历法的内容除了自然科学以外，还包含有大量与人事变迁相关的内容。制历的天文官不但要考虑将年、月、日搭配协调，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合天”。也就是说，历法的制定还必须要合乎自然性的“天道”，才能确保人间的王道在正确的方向上运转，才能真正奉承其所相应的“天命”，所谓“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四月，佐于四时”是也。(41)王朝统治者作为沟通天道与人伦的中介，以秉承天意的方式为民众从事生活和生产提供历书参照，这就是所谓的“敬天授时”。王朝每届新年，即郑重颁布朔望(年历)，民众也依据官家所颁之《时宪通书》，安排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古代的天文历法作为一套深奥复杂的知识系统，其主要成分包括“对日、月、五大行星运动规律之研究，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提供预推七大天体任意时刻位置之方法及公式。”(42)换句话说，古代历法既包含有现代历法之编组安排年、月、日、周的内容，又多出了推算天体运行规律及由此衍生出的“合天”部分。对于这一套掺杂天象和人事、包蕴科学和非科学内容的庞杂知识系统，除了极少数的知识精英，一般人是难以了解其中堂奥的。民国时期，历学所涵盖的内容相比清代已经大为简化。由于历法与皇权的权力关系已经被切断，强调王权授之于天的“合天”内容则以其非科学性而在新时代被剔除。与此同时，对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被抽离出来重新纳入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学术范畴，而不再包含于实用性的历法之中。
民国时期，新的历法科普着作和文章注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专业概念、术语，为民众掌握新的科学知识提供便利；同时还善于化繁为简，围绕历法构成的基本原理、要素，配合国民政府的改历需要，择其要者展开宣传。新的历法着作引入传播了一套现代自然科学术语。当时的历法科普，首重对日、月、年这些构成历法的基本要素及相关天文学原理的介绍。以林炯所着《历法》一书为例。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言，其他六章分别为《历的缘起》、《日的观念》、《时的观念》、《时》、《太阳历》、《太阴历》。在这一现代科普着作里，对构成历法的基本单位——日、月、年等，有了更为细致、明确的天文学分类界定，除了年有“恒星年”、“回归年”、“近点年”之分，日有“恒星日”、“太阳日”、“平均太阳日”的区别，“时”也有了相对应的“视太阳时”与“平太阳时”、“地方时”与“标准时”等多组概念范畴。在解释这些专有名词时着者尽量深入浅出，以《历法》一书中有关太阳日的解释为例：“‘地球自转，而生昼夜’，国民学校教科书中，就有这句话，差不多是人人所习知。其实这不过是简单省略的说明，精密一点说，昼夜的说明，应当包含自转和公转。地球自转的周期(自转一回所要的时间)是一定的，假使地球只有自转，没有公转，从今天的日中到明天的日中，所经过的时间，自然是和地球自转的周期一致，也是一定不易。但是地球还有公转，由西而来，绕日进行，那么，由今天的日中，到明天的日中，所经过的时间，必定是长过地球自转的周期，就是中国古书所谓‘日躔天而少迟’”。(43)国立天文研究所制订、教育部颁发的《国民历》，不仅是为国民提供时序的日历，也别出心裁地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在日历表下附录了包括“地球绕日图说”、“世界标准时区图说”、“中国标准时区图说”等诸多新时代的时间常识。(44)
上述经由各类出版物而进入大众视野的现代历法概念或术语，有的在古代也有大致对等的所指，但无特定的专有名词予以明确统括，如“视太阳时”；有的系古代所无而近代才开始引进新增的，如“地方时”和“标准时”。经由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的传播，这些系统的专业术语不再是科学专家们独享的知识，而渐渐转变为大众所熟知的科学常识。对于古已有之但不明晰的边缘知识如“地方时”用现代语言加以界定说明，对全新的“标准时”等名词和概念，亦能注意到其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加以揭显，这些科学名词和天文学常识的流播，从科学层面解释了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日常生活现象，大大地增进人们思维的严密性和科学观念，影响和改造着普通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历法问题频频进入大众视野跃升为一个较受关注的社会议题的同时，天文历算也完成了由皇家“天学”到“大众科学”的身份转变。
结语
自晚清至民国，知识分子对阳历的认知日趋客观和全面。对于是否改用阳历，从黄遵宪主张的“历不必改”到梁启超的“阴历不足以周今日之用”，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给出了不尽相同的回答。但是，近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最终促使他们站在了赞成改历的这一边。在这个过程中，附着于历法之上的正统观念不断剥落，科学和实用精神占据了思想的主导。民国时期因政府改历而引发的历法科普风潮，对滞留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些保守或者错误的历法观念进行澄清，在“民国初建，骤改阳历，国人奔走骇怪，以崇奉西洋正朔为耻”(45)的社会观念扰攘之际，这种对历法科学性的宣传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能切实地为阳历的推广减少阻力。此外，历法科普工作，还打破了历法为皇家垄断的格局，改变了历法知识的传播渠道。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将传统历法知识改编规范为现代科学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对传统知识的延续，也是对它所进行的一种改造、更新、丰富。
注释：
①“基础性、普遍性和社会有效性的知识和思想”一语出自黄兴涛先生，他将此类知识和思想界定为“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有关“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内涵乃至旨趣的相关探讨和界定，可参见黄兴涛：《近代新名词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的认识》，《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②左玉河先生对民国改历的历史过程有过非常详细的梳理和深入分析，撰写过系列论文，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见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论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运动》，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1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
③见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九《天文志》，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第99页。另外，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城市指南《沪游杂记》注释西历曰：“西历无闰，故以三十日为月小，三十一为月大，核之三百有六旬又六日，仍与中历无异。惟日辰不无参差，元旦较中国先一月耳。”可见，该书作者葛元煦也以为西洋历法无闰。参见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④《西洋历法缘起》，《魏源全集》第七册之《海国图志》卷一百，岳麓书社，1998年，第2251页。
⑤学者李玲曾经细致分析过黄遵宪青年和中年时期改历观的前后变化。参见李玲：《黄遵宪改历的思想历程》，《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
⑥⑦⑧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九《天文志》，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第99、99、100页。
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卷四《东行日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第323页。
⑩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卷中，《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710页。
(11)(12)阳湖孟森：《银行簿记学叙》，《法政学交通社杂志》，东京，1907年第一号。
(13)(14)阳湖孟森：《历法议》，《法政学交通社杂志》，东京，1907年第一号。
(15)《记载一•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大事记》，《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1期。
(16)渤海姜叔子：《改正朔易服色说》，《万国公报》，1896年7月第90卷。高梦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纪年书后》一文中，曾提及自己于1896年6月的《万国公报》上撰写过有关改正朔的旧文，笔者翻检同期《万国公报》，只查得1896年7月第90卷上刊载的《改正朔易服色说》一文。据此推论，这应当是高梦旦以“渤海姜叔子”为笔名发表的文章。
(17)梁启超：《改用太阳历法议》，《梁启超全集》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321页。
(18)梁启超：《改用太阳历法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21页。
(19)黎际明：《教育家宜较正历法之习惯》，《教育杂志》1912年第4卷第5号。
(20)(21)1947年12月竺可桢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公开发表《阳历与阴历》的演讲。在演讲之初，竺可桢即申明之所以选择“阴历与阳历”这老生常谈的题目来开讲，缘于一般人对阴阳历仍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参见竺可桢：《阳历与阴历》，《科学画报》1948年2月第14卷第2期。
(22)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15页。
(23)(27)(28)林炯：《历法》，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3、33、111页。
(24)(29)高梦旦：《十三月新历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05、118页。
(25)《废除旧历宜顾实际》，《大公报》1929年12月31日。
(26)林炯：《历法》，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3页。另外，新旧历并行后，确实造成了民众在使用历法时的困惑。比如民国时一些农事实验场所制的表格中，播种时间注明是“清明前后”，但在备考一栏里填的却是“播种时间，以阴历为准”，可见填表的人也没有弄明白节气与历法之间的准确关系，而是将节气等同于阴历了。参见高梦旦：《十三月新历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5页。
(30)相关观点可参见竺可桢：《改良阳历之商榷》，《科学》1922年6月第7卷6期。
(31)文青：《写在新历法问题号的卷头》，《河南教育》1929年第1卷第20期。
(32)TP：《历法革命论》，《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1号，第137页。
(33)(34)竺可桢：《改良阳历之商榷》，《科学》1922年6月第7卷6期。
(35)高均：《改历平议》，《中国天文学会会刊》1928年第5期。
(36)竺可桢对历法问题较为关注，曾分别撰写《阴历阳历优劣异同论》(《科学》，1919年第5卷第1期)、《改良阳历的商榷》(《科学》1922年6月第7卷6期)与《阳历与阴历》(《科学画报》，1948年2月第14卷第2期)等文，平实地讨论阴阳历的差异和利弊。曾有学者撰文特别盛赞气象学家竺可桢讨论历法问题时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实际上，竺可桢的历法观点和思维方式，在民国时期的知识界并非个案，反而是较为普遍的。参见吕文浩：《民国年间竺可桢论历法改革》，《中华读书报》2005年5月11日。
(37)(38)蔡钟瀛：《太阳历与太阴历》，《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7号。
(39)亦敏：《历法问题》，《机联会刊》1935年第110期。
(40)有关各类小型报刊刊载的历法类文章随举几例。《历法讲话》，《世界杂志》1931年第2卷第5期；钟子岩：《年头与历法》，《中学生》1933年第43期；杨天惠：《中西历法之演进》，《科学的中国》1937年第9卷第12期；狄应权：《历法史话》，《新学生月刊》1942年第4卷第1期。
(41)关于古代历法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42)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43)林炯：《历法》，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2页。
(44)参见天文研究所制订，教育部内政部颁发：《国民历》，1944年。
(45)高梦旦：《十三月新历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