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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东杰：解放汉语：白话文引发的语文论争与汉字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成都)2013年4期第50～66页
【作者简介】王东杰(1971-)，男，河南濮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985”工程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语文革新运动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同时包括了文体层面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层面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二者既相互支援，又彼此竞争。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的迅速推广引发了一系列围绕汉语发展水平的论争。经过讨论，新文化人达成了共识：汉语可以适应现代生活，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在此情势下，拼音化论者提出：汉语的不足应由汉字负责，要解放汉语，推动真正的白话文，必须废汉字。这就突破了拼音化运动自清末以来从汉字论汉字的思路，为拼音化思想增添了一个新的论证视角。这一事例提示了一个动态的“思想生态圈”的存在。注意“思想生态圈”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一个时代某一论域中各种主张的互动对某一特定主张的影响。
【关 键 词】语文革新/白话文运动/汉字拼音化/论证策略/思想生态圈
中国近代语文革新运动滥觞于清末，新文化运动后进入高潮，直到20世纪晚期逐渐式微，持续了百年之久。改革者批评中国传统过于重视文字而轻视语言，以至于言文不一；繁杂的象形文字和过于典雅的文言，都耗费了学习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成为难以逾越的认知障碍，不利于知识的普及和人民素质的提升。为此，他们提出了“言文一致”、“言文合一”的口号，要求在“文体”和“文字”两个层面进行变革：在前一方面，提倡“俗语入文”，也就是一般所谓白话文运动；在后一方面，要求废除方块汉字，改用直接记录口语的拼音文字，通常称为汉字拼音化(下文或简称“拼音化”)运动。
白话文和汉字拼音化是一对“孪生”运动，它们的学理基础相同，目标相近，参与人员多有交集；但拼音化的目标显然比白话文来得激烈，而这也造成它们实际影响力的差异：白话文很快就被广泛采用，拼音化虽也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盛一时，遇到的社会阻力却比白话文大得多。①早在1911年，就有人提出，汉字确实不利于教育普及，但决不可因此废汉字，只需多作“通俗文”即可。②五四时期，即使那些赞同拼音化的人士，也多把它视为一个较长远的目标，在落实阶段上，放在白话文之后。
但白话文的迅速成功，也为拼音化的开展提供了若干方便，这特别地可以从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中看出。自清末起，拼音化论者对汉字的批判主要围绕着汉字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展开。白话文运动铺开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汉语在表达新事物和新思想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引发了思想界对汉语发展水平问题的讨论。经过讨论，新文化人认为，汉语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为此，主张拼音化的人士提出，汉语的不足并非其自身原因造成的，而是受到汉字牵累所致；要解放汉语，推行真正的白话文，就必须废除汉字。这个论点从汉语发展水平入手，突破了拼音化论者长期就汉字论汉字的思路，且巧妙借助已基本稳定下来的白话文权威，使二者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在拼音化运动的历史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论证角度。
白话文历来都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汉字拼音化近年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不过，这两个孪生运动存在什么关联，既存成果仍很有限，已有的研究也更侧重于对它们的思想结构进行分析。③与此取径不同，本文考察的是，白话文的广泛推行怎样引发了思想界的语文论争，又怎样进一步促成了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换言之，本文关注的是白话文和拼音化运动的动态思想关联，而不仅是它们在思想结构上的静态联系。
其次，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注意到文字、语言和文体三个层面。④但既存研究往往只注意到文字和文体，对语言层面重视不足。事实上，在新文化人那里，白话文和汉语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密不可分；同时，白话文在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汉字影响。因此，它最为集中地展示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自白话文运动兴起后，关于汉语的评估，以及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就不断引发争论。这些议题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汉语是否适用于现代社会？第二，汉语是不是一种进步的语言？在这两个议题的基础上，第三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汉语的发展史上，汉字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前述拼音化运动从汉语论汉字的思路，正是通过这些讨论，一步步形成的。
一、“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
1918年8月，《新青年》发表了朱经农给胡适的一封信。信中把当时国内各种“文字革命”(即本文所谓语文革新)的主张归纳为四种：一是“‘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二是“‘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三是“‘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汉字”；四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⑤朱氏所用“文字”一词是广义的，包含了文体、文字及语言在内。这四种主张均与白话文运动有关，而一种比一种更为激进：前两种都还集中在文体的层面，第三种已涉及汉字的存废，第四种更是把汉语、汉字、汉文一网打尽，全部推翻。
在这四种主张中，《新青年》同人最热心的主要是第二和第三种，但也有人支持第四种，其中最积极、影响最大的是钱玄同。⑥1918年4月，《新青年》发表了他给陈独秀的一封信，明确反对“改汉字为拼音”。钱氏认为，中国言文不一，且方言分岐，要靠几个人的力量“在十年八年之内”完成统一语言的事业是不可能的。然语言不一，“即断难改用拼音”，何况汉文乃“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更重要的是，汉文本来就缺乏“新理、新事、新物”，如用汉字造新词，“既改拼音，则字中不复含有古义，新名词如何造法？难道竟译Republic为Kung-huo，译Ethics为Lun-li-hsuh吗”？盖译义容易造成对原文的曲解，不利于新思想传播；若在文中直接夹杂西字，“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汉字’，不过几个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动、静、状之词而已”，又有何必要？⑦
但钱玄同这样说绝不是要退回朱经农所讲的前两种主张，相反，他实以为汉字已无可救药，必须废除，代以“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今通译‘世界语’——引者)”。用Esperanto写作，意味着汉语至少已不能作为书面语使用；而钱氏是要求言文合一的，则口头语也势必行用Esperanto方可。显然，他的“废汉文”实已不止废汉字，且是要废汉语了。自然，他也知道这很难一下办到，故建议“在过渡之短时期中”，采用“某一外国文字”如英文或法文“为国文之补助”，同时限制汉文字数，以“减杀”旧文字的“势力”；对于输入新学问，则应“直用西文原书”。
钱玄同这些观念是有所本的。他专门抄录了吴稚晖的一段话，以为张目：“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为“暂时改良”计，可“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这样，“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当之动作词等”，就都可以“屏诸古物陈列院”了。若“发挥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而汉字又难以表达的，“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经用万国新语之张本”。⑧这段话出自吴稚晖19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不过，吴文发表时，钱玄同还是一个虔诚的国粹主义者，追随章太炎研习国学，对吴说极是反感，曾在日记中痛骂之。⑨十年之后，随着他自己观点的改变，吴文也就从批判对象变成了思想资源，甚至是激进化的踏板。
不久，钱玄同再次强调，中国人要“生存于二十世纪”，必须全盘西化，“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这“就应该学外国文，读外国书。那固有的汉语，因事实上不能立刻消灭，只好暂时留住一部分勉强可用的”，然只能用于日常交流，不能用于“学术”。“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即退一步说，亦可采用一种外国语来代汉文汉语”。这要“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⑩据他的估计，中国全面改用世界语，只要“十年廿年”即可。(11)
钱文发表后，一位读者致函《新青年》，加以响应。他的理由也和钱玄同差不多：按进化公例，“世界合一”之势“终无可逃”，届时各国语言均将废弃；汉字是“单音单义的文字”，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极为“拙劣”，与其费力改革，不如“将改革的时间精力移到Esperanto上去”，其效或更速。(12)另一位读者则提出，用一门外语做“第二国语”，可能会“先入为主，阻碍世界语之进行”；建议“一方面鼓吹废弃汉文，一方面则提倡采用世界语，彼此乘除”，不须“第三者之侵入”。这却是钱玄同也觉得做不到的。(13)
应钱玄同之约，吴稚晖也写了文章参与讨论。他提出，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不出两种心态：一来，既是“向汉人改革”，用汉语自然比较“便当”；二来，“汉语用什么替代”，难以悬断，故惟有仍以汉语“承乏”。但这只是“应急”，未考虑长远需要。即使费心费力，制造成功，也将得不偿失：新理新事多由西方引入，未来汉语的大部分词汇势必采用外来语，只余下少数不重要的词汇与人“立异”，不过是“叫世界上添了一种七分相像、三分不像的‘拼音文字’”而已，何如主动“加进大同的计划”？至于“现在只好用汉语的时候，莫妙于把汉文留着，将一种‘拼音’帮他的忙”。但他特别声明，这里说的仅是粗糙的“拼音”，仅为“辅助文字”之用，绝不是精密的“拼音文字”。(14)
吴稚晖的看法与钱玄同大致相同，也以为改革汉字只是应急，凑合一下即可，不应投入太多精力。不过，在是否可用世界语直接替代汉语的问题上，二人就有了不同意见。吴稚晖说，这“倘使做得到，真是一种可以要得的东西”，但这“是不大容易做得到的”。故不如采用“和平”方式推行之，且应把这和“代替汉语”视为“两个问题”较“妥当”。在这方面，吴的态度要相对稳健，不过二人的终极目标仍是一致的。对于“采用一种欧洲文字作为第二国文”的主张，吴稚晖则一口赞成，并力推法语担当此任。
后来给人留下“保守”印象的李思纯，那时却很支持吴稚晖。他1920年写于巴黎的一篇文章说，汉字有功又有过，“功罪相当”；但人类将来总归大同，故“世界用共同语言文字，至多不过数世纪后，便要实现”，而这种共通文字，“必以衍音文字为粉底”，汉字“必不能与世界公共文字相衔接”。因此，“费大力”制造中国拼音文字，只为“过渡”之用，实无必要；不如一边“保存汉字，救以注音”，一边“竭力推行各种的外国语”——英、德、法乃至Esperanto均可，以“使中国人的脑筋，渐渐的与拼音文字接近，造成了普遍化，自有一种彻底的解决在后”。(15)
其时，世界语在中国的新派人士中甚为风行，新文化诸子多少都受其影响。他们大多认可，在“大同”时代，会有一门世界通行的语言，很可能就是Esperanto；但一二十年内就用世界语替代汉语，即使在激进的《新青年》同人中，也难以找到知音。
陈独秀在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表示完全支持废汉字，因汉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但他也提醒，要搞清楚，“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这是两个“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的问题，必须区分开来。废汉字只是换一种书写形式，其语言基础还是汉语；如汉语亦废，就是根本的颠覆，戛戛其难。陈独秀指出：“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词虽“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然“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故“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此“虽稍费气力”，已较汉字“便于进化”多多。(16)显然，陈氏所谓“废汉文”，仅只是废汉字，而不包括废汉语，与钱玄同所云不同。
然而，陈独秀的话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汉字是“腐毒思想之巢窟”，所以当“废”；汉语也有许多“野蛮时代”的遗存物，何以就当“存”(即使是暂时的)？任鸿隽就表示，废汉语和废汉字乃是一丘之貉，本无差别：“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任氏讥讽道：“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17)
胡适则说：“独秀先生所问‘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实是根本的问题。”对于“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他也“极赞成”。他也认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惟“凡事有个进行次序”，不能操之过急：“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18)这段话提出的语文革新的两步走方案，代表了《新青年》同人的共识。至于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以后，是否还要废汉语，胡适未提。大约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过于遥远而不切实际的问题吧。
另一方面，胡适本来也认为学习外国语和世界语并不易。朱经农说：“罗马文字并不比汉文简易，并不比汉文好。……就是英文，我也算读了几年，动起笔来仍是不大自然，并不是我一人如此。虽说各人天分有高低，恐怕真正写得好的也不甚多。试问今日如果把汉文废了，要通国的人民都把娘肚子里带来的声调腔口全然抛却，去学那ABCD，可以做得到吗？”况且，欧洲诸国也各有方言与文字，“彼此不能强同，至今无法统一。……何以中国人却要废了汉文，去学罗马文字呢”？胡适立刻肯定此论“极有道理”。(19)
陈独秀和胡适都从办到办不到的角度考虑问题，傅斯年则想到，假如废汉语的主张真的实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在1919年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激烈表示：“中国可以不要，中国的语言不可不存。”因“外国语是极难学的，更不是中国人都能学得的，万一改用外国语当做国语，大多数的中国人登时变成哑子，意见不能发泄，岂不要闷死人呢”？(20)文字改革的目的之一本是普及教育，打破上流人士和“引车卖浆者流”间的社会隔阂；废汉语却势必使少数会说外语的上层人士和只会讲汉语的普通民众之间进一步拉开距离，这是傅斯年完全无法接受的。
实际上，钱文发表不久，一位叫张月镰的读者就表示：Esperanto固然可能是“最善文字”，却是“理想中之大同世界”用的，“非二十世纪东方人之责任；而且万万非我辈之责任”。中国的文字改革，“并非完全抱大同观念，不过为产于亚东大陆之四五亿同胞争存保种起见”。他提出，中国缺的不是学者，而是“技术家”。要迅速造就“多数之技术家”，应多多灌输科学知识，并不须掌握高深学理，故并无人人研习外语之必要。因此，他坚决拥护白话文，对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便“未能十分赞同”；至于废汉文，更是“绝对的反对”。(21)张氏自称工科学生，关心实业的发展，和傅斯年立意不同，但注意到废汉语会给大多数普通民众带来严重困难，不利于普及教育，则是一样的。
张月镰对汉语拼音文字也不大赞同(虽亦不全反对)，傅斯年则因“一边觉得汉文用起来不方便，一边又觉得外国语用起来不方便”，故把“全力”都用在了“替汉语造一个拼音文字”上。不过，废汉语的议论对他刺激不小，因此，隔了几页，他又一次回到这个主题：“制造拼音文字只是制造拼音文字，并不是改造汉语。我们主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不过把这四四方方的单音字去了，换上以字母集合、横行的拼音文字，丝毫不碍汉语相干。”(22)
其实，钱玄同在1918年8月就承认：“文字易废，语言不易废。”故建议一方面采用外语做“第二国语”，“以求学问”；一方面采用汉语拼音文字，“以适于普通说话，粗浅记载之用”。(23)不久，他又说，汉字也“一时不能废去”，故不妨用注音字母“补偏救弊”。(24)但废汉语的念头一直盘踞在他心中。1919年10月，他说，虽然“明明知道”废汉文“不是旦暮间就做得到的事，但我总觉得‘人定可以胜天’”，故废汉文能否做到，“全在人为”。(25)四年之后，他又对周作人表示：“我近来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明知废汉文容或有希望，而废汉语则不可能的。但我总想去做。”惟此时他已不再反对制造汉语拼音文字，只是希望以此为过渡，达到“全用外国语”的地步。(26)
钱玄同为何明知废汉语不可能而欲为之？这当然是因为他那时是主张激烈西化的。具体来说，则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正如任鸿隽观察到的，他因不满汉字汉语所表达的思想而迁怒于汉语文本身。其次，他相信世界大同很快就能实现，届时汉字汉语必将消失。第三，他也认为汉语本身就有很大缺陷：一方面，汉语是“单音”，其“代名词、前置词之不完备，动词、形容词之无语尾变化”，使其“意义极为含糊”；另一方面，“各省土语不同，互相非笑，绝不肯彼此都牺牲一点，使他慢慢接近，因之全国不同的语言，少说些，也必有一千种左右”——这都使它无法“适用”于现代生活。(27)
不过，整体看，废汉语论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引起大规模响应。事实上，就在钱氏宣布“又起了”废汉语之心的同时，他和黎锦熙共同主持的《国语月刊》推出了一期《汉字改革号》，乃是“汉字革命”史上最有名的文献之一。在这上面，黎锦熙就公开声明：“汉字革命，为的是要使汉语脱离汉字，得到一个‘真切的表现’。质言之，是改革本国的文字，不是废除本国的语言；并且是用改革文字的手段来保存语言，整饬语言，提高语言，修饰润色语言。”(28)这和傅斯年是一致的，都是要划清拼音化和废汉语的界限；而比傅斯年更进一步的是，他还指出这二者之间存在更为积极的关联，特别提出了“保存语言”四字，以消除读者有可能的反感。这意味着，废汉语的激进提法，已经对拼音化这样稍显“温和”的提议，制造了社会心理的障碍。要推动拼音化，必须与之撇清关系。而在那之后，钱氏也很少再在公开场合宣扬废汉语了。
不过，废汉语论虽未被接受，也带来一个问题：对现代生活来说，汉语是否是“适用”的？新文化诸子极力推动的白话文以及他们视为理想目标的拼音化，都建立在认可汉语的前提下；若钱玄同所言正确，汉语本身就存在重大缺陷的话，白话文和拼音化岂不也要随之垮台？反过来，如果白话文可以成功，就证明汉语完全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即使存在一些缺陷，也可以改造弥补，废汉语自然就是不必要的。任鸿隽就敏锐地抓住这一点，讽刺“《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乃是“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29)换言之，废汉语和白话文、拼音化的主张，在逻辑上是不兼容的。
这场讨论中，以废汉语为一方，白话文和拼音化为另一方，也确实存在一条分界线。钱玄同之所以思及废汉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白话文缺乏信心：“白话用字过少，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兼采言文，造就一种国文，亦大非易事。”(30)同样，他和吴稚晖又都反对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以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治丝益棼。这都源于他们对汉语适应现代社会能力的怀疑。(31)另一方面，那些反对废汉语又力主语文革新的人，则都把白话文视为一条出路。胡适与陈独秀不用说了，前边引用的傅斯年那句“中国语言不能不存”之前，就还有一句“老实说罢，我近来对于白话文学主义竟是信得狠坚”。(32)这两句话显然存在一种因果关联：正因相信白话文足以担当开启民智的使命，傅斯年才会满怀信心地捍卫汉语。张月镰一边坚决反对废汉语，一边明确赞同白话文，也可以从同一思路理解。虽然他们对拼音化的意见不同，但这只是对汉字认知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废汉语这一问题上的“联合战线”。
当然，这条分界线并不总是清晰而稳定的。在具体的个人那里，它更时时处在变动中。钱玄同就是最好的例证：废汉语的主张受挫后，他转而支持拼音化；再之后，他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推行注音字母(相当于吴稚晖所谓“拼音”)和编制简化字方案中，实际又从拼音化后退了半步。当然，钱玄同始终未曾放弃废汉语的理想，这些退让都可以看做是权宜性的。但他的徘徊也和这一时期的舆论形势分不开：废汉语的极端主张，即使新文化诸子，也难以接受；拼音化在新文化诸子中的知音倒不少，但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很大；至于白话文，虽也遇到不少阻力，然较之其他主张，同情者毕竟要多得多，更为切实。实际上，在钱玄同的废汉文论发表后，他的朋友郭惜龄就劝他，此论既遭人“非议”，也难以一下实行，徒说无益；不如集中精力于“言文合一”，待民智已开，“那就一切改革的事都容易下手了”。(33)郭并没有表示反对废汉文，但他显然对其时的舆论环境做了充分估计。
二、“打破不进步的字，讲天天进步的语言”
钱玄同虽对白话文的前途怀有疑虑，但他和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交锋，乃是同一阵营内部的激进与缓进之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站在维持或至少是同情文言文的立场上对白话文展开了批评(但并不意味他们必然反对白话文本身)，引起了胡适等人的反驳。在他们的争论中，怎样评估汉语的发展水平，又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1919年，孙中山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批驳了废汉字论。他承认，“中国文言殊非一致”，汉字仍是“古昔”之体，汉语却屡经更易。但在他看来，汉字虽不变，“其使用之技术实日见精研”；汉语却有“变迁”而“无进化”，乃世界语言中之“粗劣者”，以致“往往文字可达之意”，言语反“不得而传”。盖“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湮，故学者无所继承”，自然不能发展。故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这和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的性质有关：“欧洲文字基于音韵，音韵即表言语；言语有变，文字即可随之。中华制字以象形、会意为主，所以言语虽殊而文字不能与之俱变。”然“此不过为言语之不进步，而中国人民非有所阙于文字。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则公论所归也。盖中国文字成为一种美术，能文者直美术专门名家，既有天才，复以其终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诣自不易及”。因此，“中国文字决不当废”。(34)
孙中山此说显然不只针对汉字，实涉及白话文问题，故它一发表就引起了胡适的不满。在胡适藏书信集中，有一封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的来函：“尊函得读，即以呈之孙先生。所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孙先生谓此层不过随便拾来作衬，非潜深研究之结果，且于文学之途本未考求，拟请先生将关于此层意见详细开示。”显然，胡适曾写信给廖，表达对孙说的不满。廖仲恺认为，中国“文字有进化”一语“自非实在”，但“语言退化却系事实”。他问胡：“即以白话文论，近时之白话小说、白话文字，较之前代之小说、语录，已大不如。以此为退化之征，未悉有当否？外此未审有语言不退化之征象否？”廖氏强调，这不是要反对白话文，相反，“惟其如此，所以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惟其如此，而后语言有进化而无退化”。(35)最后一句是何意思？原文语意不详，据上下文推断，廖仲恺的大意当是，口语入文，必经推敲锤炼；书面语言又可反过来推动口语的进步，其思路实和孙中山的“文字进化”论相同。显然，对廖氏而言，白话文的意义实际更多落在“文字”，而非胡适宣称的“语言”上。这又绝非廖氏一人之见，吕芳上先生注意到，其时国民党人中的胡汉民、朱执信等也都同意“国人善文而拙于用语”一说。(36)显然，如果由钱玄同做裁判，他显然会反对前半句(“国人善文”)，而赞同后半句(“拙于用语”)；而胡适在这两方面皆与孙、廖不同。
虽然廖仲恺声明，这并不意味他们反对白话文，反而正是他们支持白话文运动的理由。但这一评价在逻辑上确会导向反对白话文的结论。梅光迪就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白话“多出于市井伧父之口，不合文字学之根源与法律”，语意“含糊、无精微之区别”，岂可用于文章？故提倡白话，实是欲“以缩小吾国文章之Vocabulary”。(37)胡先骕也说：“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故“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因此，“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杂不纯口语代之乎”？(38)直到30年代，还有人用同样的理由为文言背书：“就句法言之，中国人的口语实嫌呆笨，不及文言变化之多。无论写何种书籍，欲不用文言文句法之结构，殆为不可能。”(39)
然而，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的重点是使“文字”向“语言”看齐，而不是要用“文字”去提升“语言”，汉语较汉字进步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孙、廖、梅、胡的主张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早在1916年7月，他就已提出：“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40)对于梅光迪的批评，他强调，提倡白话，正是要“扩充”汉语的词汇，而不是要“缩小”之。(41)在1921年底发表的《国语文法概论》中，他对孙中山抛出了一连串质疑：“可曾研究言语的‘变迁’是朝什么方向变的？这种‘变迁’何以不能说是‘进化’？试问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定那一种‘变迁’为‘进化的’，那一种‘变迁’为‘无进化的’？”就语言文字的作用看，写在纸面上的文言无不退化，用在口头的语言无不进化。这进化具体表现为两个相反趋势：一是“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单音字变为复音字”、字数上的增加等)，一是“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废除了“文言里一切无用的区别”、简化了“繁杂不整齐的文法变化”、“许多不必有的句法变格，都变成容易的正格了”等)。(42)
不过，直到此时，胡适都还只说汉语是“进化”的；而在大约同一时期发表的《国语文学史》中，汉语文法已一跃成为“全世界最简单最有理的文法”。(43)此后，他不断在各种场合重复这一观点：“我们的语言，照今日的文法理论上讲起来，最简单最精明，无一点不合文法，无一处不合论理”，在“今日之世界上，为进化之最高者”(1925年)。“中国方块字写起来虽然困难，但是文法的简单可称为世界第一”(1947年)。“我们讲的话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规则、最容易学的一种语言”(1954年)。(44)这都是从语法方面说。1960年他又从发音方面立论：汉语是全世界“最好说的”语言，“因为没有m、n的声音”。(45)胡适对汉语评价如是之高，且长期一贯，虽不能说是在孙中山、廖仲恺及钱玄同等人的刺激之下“逼上梁山”的结果，但与他们的争论无疑强化了这一观念。
孙、廖等人使用的“文字”一词是广义的，主要集中在文字的使用技术也就是文体层面，故胡适的回应也集中于此，双方实际并未围绕(狭义的)汉字是否当废的问题展开交锋。但他们在争论中，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和文字问题。孙中山明言不赞同废汉字，又把汉语退化和汉字的表意性质联系起来，认为其间存在因果关系；胡适则强调，“单音字变成复音字”是中国语言的“一大进化”：“现在的白话所以能应付我们会话讲演的需要，所以能做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全靠单音字减少，复音字加多。……将来中国语言所以能有采用字母的希望，也只是因为这个缘故。”(46)前边讲过，钱玄同、吴稚晖反对汉字拼音化的一个理由就是汉语同音字太多；胡适此论显然是对此而发。据此，汉语的进化不仅为白话文提供了动力，也使得拼音化成为可能，这两大运动的同盟关系进一步被强化了。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胡适和孙中山的观点虽然恰好相反，却都强调汉字和汉语发展的不同步性，这样，就把二者区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认知范畴，而这也是新文化人的一个共识。1922年，黎锦熙指出，西洋语言学家一般认为汉语是单音语，“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在人类语言中最原始，但这是错的：“我国的字是单音的，但与语言无关。”汉语“实在乃双音语，以双音节表一意义”，构成一个完整的词，不能分开。至于那些“纯单音的字，多数只可算是syllable”。简言之，就语法上看，汉字和汉语是性质不同的两样东西，前者是“单音的”，后者是“集合的”。如果“单音”就代表落后的话，那么，真正落后的乃是汉字，而非汉语。(47)
语言和文字打作两橛，部分挽救了汉语的声誉，也给黎锦熙带来了反驳西洋语言学家的信心。不过，在黎看来，汉语虽脱离了最低一级台阶，还远未达到“音节有屈折”、“语尾有变化”的“屈折语”这一最高阶段。也就是说，黎氏对汉语的估计远没有胡适那么乐观。不过，由于和汉字划清了界限，汉语的未来仍是光明的：“我国言语由单音语向关节语进步，已有三千年了，只是被汉字所拘束，不易看出这个趋势来。”因此，“我们现在想创建一种美的国语”，那就“必须打破不进步的字，专来讲天天进步的语言”。很明显，他这里所说的“打破文字”，既包括了白话文，也包括了拼音化。
把汉语和汉字放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下处理，也是傅斯年20年代后期反复使用的方法。1928年，他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就一则曰：“把语言和文字混做一件事，在近代欧洲是不会有的，而在中国则历来混得很利害。”再则曰：汉字汉语看起虽“是‘一对一’的关系”，实际却“并没有什么生理上的关系，我们固然可以汉字写英语，也可以腊丁乃至俄罗斯字母写汉语。这里只有一个方便不方便的较量，没有不可能性”。三则曰：“把文字语言混为一谈，实在是一个大谬误。”不但阻碍了语言学的进步，也“很足以阻止纯语的文学之发展”。从历史发展看，“中国古人尚知文、语两件事的区别”，自汉以后“古文”盛行，语言和文字的分别才“渐渐模糊”，以致“文即是言，言即是文了”。(48)
同时，傅斯年也高度肯定了汉语的进步。他根据比较言语学知识提出，从印度支那语族的整体特点看，“汉语是在这一族中进步最剧烈的，固有的若干文法质素现在尚可在西藏等语中找到者，在汉语均早消灭了痕迹，现在的汉语几乎全以虚字及‘语序’为文法作用，恰若近代英语在印欧语中一样，改变得几不是印欧语旧面目了”。(49)在同期的另一篇文章里，他更是不吝惜对汉语的赞美：“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50)所谓“在逻辑的意义上”，当然不是说汉语已尽善尽美，但“最进化”的范围，显然也不限于“印度支那语族”，应是包含全世界在内的。至于汉字，则“完全另是一回事”，从六书的形声、假借看，它“本有进步成一种字母之可能”，然而，“或者当时没有这层需要，又因这个非字母的文字发达到甚完备的地步，且适宜于笼罩各方的读音”，故始终未曾“进步”。(51)
应注意的是，与五四时代相比，傅斯年对汉语的评估已有了不小改变。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中，他虽反对废汉语，但也提出，由于“既没有国语的文学”使语言“齐一”，“又不曾在上等人嘴里造好标准”，现行的汉语不免“杂乱”。要制作汉语拼音文字，就须从中寻出条理。(52)在那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也提出，汉语“实在有点不长进：有的事物没有名字，有的意思说不出来，太简单，太质直，曲折少，层次少”。写得极好的西文，一旦译成中文，立刻“层次减了，曲折少了，变化去了——总而言之，词不达意”。这是言文分离导致的：“白话愈变愈坏，到了现在，真成了退化的语言。”(53)这和孙中山、廖仲恺的见解其实是极接近的。
从“退化的语言”到“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不到十年，傅斯年对汉语的认知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他对汉字的看法虽有变化，基本却一以贯之。此后他并未再公开倡导汉字拼音化。但是，他说汉字没有“进步成一种字母”，价值取向是很鲜明的。他坚持把汉字和汉语二分，至少在理论上保留了汉字拼音化的可能。而直到1930年代中后期，他还说：字只是语言的符号，“与其所代表之实体无关”。汉语采用汉字的形体，不过是“一事之偶然”而成为“数千年之习惯”罢了。“故今日可以罗马字母写汉语，亦可以汉字记英语”，并无差别。(54)口吻平和了许多，甚至允许了“汉字记英语”的可能，但真正落脚处恐怕还是“以罗马字母写汉语”。
这样，在胡适、黎锦熙、傅斯年等人的论述中，汉语和汉字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前者“天天进步”，甚至已是天下第一；后者则几乎停步不前。因此，废汉语已经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是在价值上该不该的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的白话文支持者都赞成胡适对汉语的高度评估。1921年，周作人就以调侃的口吻说：“今日阅《教育杂志》的国语号，看到几件妙的事情。一位讲言语学的，以为‘分析语似乎是最文明的民族才能发生’。分析语的中国当然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但是同语族的西藏、安南、缅甸又怎样呢？……就实际上说，这缺少前置词(除了‘自’‘于’两三个字)的中国语，即使最文明，也未免太简单了一点吧。”(55)他反对的主要是“中国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这一推论，而非汉语本身，但他对汉语是最进步的语言一说显然不欣赏。反过来，周作人认为当时通行的白话有很多问题。他抱怨：“简单的国语”不足以“表现复杂微密的思想之需要”，民间语言也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56)直到1935年在日本访问时，他还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用语猥杂生硬，缺乏洗练，所以像诗与戏剧等需要精妙语言的文学，目下佳作甚少，发展的只有小说罢了”。(57)持此看法的当然不止他一个，前边引用的钱玄同及1919年的傅斯年，也都表达了类似感受。
然而这也未必就和胡适的判断截然对立。胡适表扬汉语最进步，主要从语法角度立论，周作人等则多着眼于词汇和表述方式。而在这些方面，胡同样认为汉语有改进的必要。朱自清就注意到，胡适所以提出“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就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国语太贫弱了”。(58)也就是说，胡适和周作人的分歧仅在于观察视角的差异。这两种意见都有支持者，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保存了一份未署名文稿，更把这两个观点综合到了一起：中国语具有“优越的音韵体系和优越的文法体系”，颇合“言语经济原理”；其“唯一缺点”是“词汇贫乏”，而这不过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结果，是很容易改进的。(59)
到了三四十年代，一批左翼文化人旧话重提，对汉语的发展程度提出质疑。瞿秋白断言，汉语仍是“比较落后的言语”。(60)1940年代后期，一位福建的语文工作者施翊之也说：“汉语的落后性我们是无法否认的。”(61)但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环境已和钱玄同提出废汉文的时代完全不同，故其实际意义也不一样。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也同时肯定，汉语已出现了发展迹象。瞿秋白强调，中国传统语言是单音节的，但“现代普通话已经是有字尾字头的言语，字尾字头的变化恰好是又简单又合理的”，同时也“已经是多音节的言语”。和胡适一样，瞿秋白也在这里看到了汉字拼音化的可能：“他本身已经是可以用拼音方法写的言语。”(62)这样，他们无需走到废汉语的地步，只要极力推动汉语已经呈现的发展态势即可。
同时，瞿秋白等人强调汉语落后，也和孙中山、廖仲恺不同，因为这个论断不是要肯定汉字的“进化”，相反，对于他们来说，再“落后”的汉语也要比汉字进步。因此，黎锦熙笔下那“不进步”的汉字和“天天进步”的汉语的对比，依然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然而，这个思路在把汉语从濒危边缘挽救回来的同时，也给了汉字致命一击：“不进步”的文字要想追上“天天进步”的语言，就必须改为拼音字。
三、“汉字配文言，拼音字配语体”
经过几次论争，汉语的地位已在学理上获得肯定，新文化人虽然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它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不足，但也都认可，汉语不失为一种进步的语言，至少也处于进化过程中。因此，它完全是向现代生活开放的，所有不足都可改进。此后，如同五四时期那样质疑汉语在性质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论调已经很难看到了。
显然，不管对白话文运动，还是拼音化运动，这种形势都是有利的，但二者从中受益的程度并不同。由于汉语与白话文被视为同一关系，故汉语地位的稳固，也就是白话文地位的稳固；但对拼音化运动来说，这只是一个先决条件，远不足以证明废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说服更多信众，拼音化论者一面继续围绕汉字的特点做文章，一面又试图向白话文借力。这样，汉语的发展水平问题再度被带回讨论桌上，不过，这一次人们更关心的是：对汉语中存在的问题，汉字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前述孙中山的言论对此问题实已有所涉及。他认为，汉字的非拼音特性，使语言得不到书面训练，乃是其“退化”的主要原因。这虽然受到了胡适的反驳，但不少鼓吹汉字拼音化的人士却同样持此观点。赵元任在1916年就表示：“口语听起来”确是“粗俗”的，这是因为人们不用口语写文章，“结果口头语言就只能跟粗俗联系起来”。(63)1930年代中期，王造时批评中国言文分离，致使二者不能互助，反而互损：语言“失却文字的帮助，运用异常简狭”；文字“失却语言的帮助，内容异常枯竭”。(64)语言学家陆志苇也在40年代后期提出：“目前的口语，因为没有文化人来写，全靠老百姓的嘴，说来说去，结果越说越土，有些方言净是骂人的话，粗俗不堪。”(65)这些言论，不管是思路还是结论，都与孙中山如出一辙，只是他们对汉字的观感和孙氏正好相反而已。
不过，若仅止于此，白话文运动已可解决问题，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必要性又在何处呢？因此，拼音化论者必须要证明汉字在“积极”的意义上阻碍了汉语发展才行。这一思路在20年代初形成，到了三四十年代，已成为拼音化人士反复使用的论点之一。周建人1945年的一篇文章，就简明地表达了这一思路的基本内涵：中国人说话“太简短，不够明白，含胡处不容易分辨”，以致日常生活中，经常“听错对方的意思”，都“与写汉字有关系”。在言文一致的文化中，语言与文字能够“互相助长”，而汉字对汉语的帮助极为有限，甚至是有害的。改用拼音文字，就能为语言提供更多的表现空间，“文字与言语都会有进步了”。(66)这段短文提出的说话简短、意思含糊、听不清楚等问题，分别涉及词汇、语法、语音，已涵盖汉语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总结性的批评。本文以下即以此为序，把拼音化论者的有关言论做一大致勾勒。
汉语词汇不够丰富，是新文化人苦恼的一大问题。要增加词汇，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方言，一是外语。在这两方面，都有人看出了实行汉字拼音化的必要性。1922年，钱玄同提出，要扩充文学用词，就应多用方言和外国语，以“造成”它们作为“国语的资格”。但这些词汇如不照原音读，就会失其神采；要传其音，则“非绝对的废弃现行的汉字而改用拼音新字不可”。(67)1931年，瞿秋白也说：“汉字使‘新的言语’停滞在《康熙字典》的范围里面，顶多只能从《说文》里面去找‘古音古义’等来翻译现代的科学的字眼”，而不能直接“采取欧美科学技术的新名词”。采用拼音文字，这就不成问题了。(68)拼音化运动的另一位热心参与者施効人则指控，汉字不但不能“消化方言”，还“有意的拒绝”之；即使想采纳，由于汉字字音比语音简单，现代方言实也“无法写下去”。(69)
拼音化人士对汉字的另一个攻击是汉字不利于复音词的发展。1937年，胡愈之提出：汉字是单音，“因此也就影响到我们的口头语。在中国无论什么地方的方言，单音的词儿总是占的很多”。(70)1946年，一个名叫上官公仆的人也说：“中国大众的口头语，不但语汇贫乏，而且事实上不能不受汉字向内钻的恶劣影响，例如‘他的爹爹’可以说成‘他的爹’，也可以说‘他爹’。所以中国语文中‘复音语’的发展，仍旧不够发达。”(71)前边讲过，胡适认为汉语进步的一个表现就是复音字的增多，因为这有利于表述的清晰。在上官所举的例子中，“他爹”与其他两个表述语意相等，而更加简洁和顺口。因而，“他爹”已经满足了胡适所举语言进步的条件。可是，上官的评价却恰相反，似乎重要的不是表述效果，而是“复音语”本身。两人的另一点不同是，胡适指出，复音字增多，为汉字拼音化创造了条件；但上官公仆关心的却是：汉字阻碍了汉语复音词的发展。在这两点上，上官对汉语的指责都更严厉些，这显然是直接服务于他的拼音化主张的。
前边说过，胡适也曾表扬汉语语音的简单。但这方面仍是见仁见智，反对意见不少。1928年，有人列举汉字造成汉语“不能完全表情达意”的七宗罪，第一宗就极具杀伤力：“用汉字的民族辨音力薄弱”；底下则具体包括，使用汉字会“淆乱词儿(Vorto)和音节(Silabo)”、“不容易读出真切的音”、“限死语音的进步”等。(72)瞿秋白在30年代初指责汉字的三大罪过，前两个都和语音有关：“阻碍中国字的读音的简单化”和“使单音节制度僵尸化”。(73)就是说，胡适眼里的简单，在瞿秋白等人看来，就是简陋。这个观点在40年代中后期更为流行。齐沧田说，中国语音原来很多，但因受到汉字这一“缺乏伸缩性笨拙的语言代表”的束缚，只剩四百多个音，异常“贫乏”。(74)施効人则利用章太炎的研究指出，汉字早期有一字二音的，只“因拘于一字一音的原则，所以连字头、字尾都淘汰净尽了，原来在语言上为双缀音的，在文字里便都化为单缀音了”。故汉语的单缀音是“语音单纯化”的结果，而“汉字因为是表意字”，至少了“加强”了语音“贫乏”的现象。(75)如是，汉语在语音方面不但未尝进步，反处于退化中。
需要指出的是，齐沧田、施効人以及前边提到的施翊之、上官公仆等人，都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或称“中国话写法拉丁化运动”等，以下统一简称“拉丁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拉丁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汉字拼音化运动中的一支，1930年代初从苏联传入中国，瞿秋白是这一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三四十年代，它在左翼人士中广泛流行。从目标看，这一运动的意图是采用拉丁字母制作汉语拼音文字。它和其他一些拼音化方案的实质性差异有二：一是制作方言拉丁化文字，二是反对拼写声调。(76)与本文有关的是第二点。拉丁化的主张在拼音化运动者中引起了不少争论，这些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把汉字拉扯了进来。
汉语拼音文字是否应保留声调，关键在于声调是否是汉语的内在属性。拉丁化人士认为，声调是由于汉字才产生，或至少是由于汉字才保留的。瞿秋白说，汉字本没有声调，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字不够用了，但“又受着汉字制度的束缚，总只想用一个汉字代表一个意思，而十分的不愿意去造出许多多音节的字眼”，结果不得不想出四声的“把戏”，这又使得读音“更加困难”。(77)施翊之也说：“汉字的本身里不许有多音缀”，只能增加文字数目；又“不许有尾辅音”、“不许有复辅音”，结果是“字音贫乏到了极点”。这样一来，要区分不同意义，便“不得不在四声里求出路”，但这“顶多只能把发音数增为四倍”，仍不够用。(78)聂绀弩则承认声调对于汉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四声并非汉字的产物，但“它是因为汉字底存在，才能够取得重要的位置，才能够在语言里存续到现在”。在书面上，汉字字形将不同意义区分开来；在口头上，类似的功能由四声承担。这样汉语就满足了能看能听的需求，“不需要语言上的尽量的多音化，也不迫切地需要语尾变化底规则”了。但聂绀弩并不是要表扬汉字，而是强调：正因有此“两种宝贝”，“中国语言才苟安到没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79)
在维护汉字的言论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是，汉字为维护中国文化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拼音化论者对此也提出了质疑。沈兼士在1922年提出，中国语言的纷岐杂乱是汉字造成的。语言随时随地变异，在拼音文字中，“声音的一部分虽然变了，还有原来音符的遗形留存，可以考查”；汉字则不然，“语言或字音一变，固有的表音作用就完全失掉而不易捉摸了，于是不得不随时随地又另借其他的字来表示活的语言”，遂使“语言文字纷纭不一”。(80)这说得还客气。到了三四十年代，火力就猛烈得多。胡愈之明确地说，他“主张非废弃方块字不可”的“最主要的”理由是，汉字要对中国语言的分裂负“大部分责任”。在有“统一的拼音文字”的国家，“只要是读过书，识了字的人，就会逐渐把方音改正。因此在教育普及以后地方语就慢慢消失了”。汉字则不然，各地人都可按自己的方音去读，“不但不能促成中国语言的统一，反而妨害了中国语言的统一”。(81)也有拉丁化人士直截了当地宣判：“妨害中国语言统一的最大障碍，就是方块汉字。”(82)
这个论证可谓直入虎穴而取其子。不过，它要多绕些弯子，远不如拥护汉字的观点那么简单明了，易于动人。故直到40年代后期，上官公仆还说：“为什么不统一的拼音文字能够促进中国语言的交溶，而统一的汉字，倒反而不可能呢？这些理由，凡是研究语文问题的人，似乎觉得简单到不必解释。然而绝大多数的人，却还是疑惑着。”他的理由还是一样：汉字“没有音符，而又不适于标音”，故“不但是语言融化的障壁，是吸收外来语、方言土话的障壁，同时也是语言的纷岐的主要原因”。(83)
相对来说，从语法方面攻击汉字的言论不多，瞿秋白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位。他强调：在汉字制度下，“一切实体词都用形声字来作符号，而文法上最重要的‘字眼和句子的形式部分’，就是字尾、字头、虚字眼，却没有办法用形声字来表示”，只有采取假借的办法，借用其他字表示。“然而这些虚字词和字尾变化很多，所谓‘形声’的汉字只能够每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却不能够拼音，于是乎永世也赶不上实际言语的文法部分(形式部分)的发展。另一方面，实际言语的文法部分，因为没有适当的记录的工具，也就随生随灭，不能够保存，锢定的发展。这个影响，就使中国文和中国话的文法都停留在野蛮的幼稚的阶段”。重要的是，文法上的落后还影响了使用汉语的人的思维水平：由于虚字不够，“所以在古代就大半省掉不写，只把有形象的实体词象画花样式的堆砌上去，等读的人去猜谜子”。但“猜谜子只能够猜到‘常识的一般水平线’上的事情，因此，抽象的思想就不容易发生，复杂的事变不容易描写，只有一些原始的、primitive的意思”。(84)在另一篇文章里，他除了指责汉语“名词不够用，形容词粗浅，动词的概念模糊，尤其是细密的前置词缺乏”外，还特别提出“动词当名词用、名词当动词用”等文法现象，认为这都表明汉语词汇“不能够变化自己的概念来表现更抽象的意思”。(85)
胡愈之曾说，文字的书写形式是“皮”，语汇和语法是“肉”，“表现的观念形态”是“骨”。对汉语的批评涉及思想，就触到了最深层次。他强调，一般对汉字的争辩，“大多就只是皮的问题”；民国以后的语文革新运动触及了“文字的皮”和“肉”。但这还不够：“肉是附着在骨上面的，而皮是包在肉外面的。如果一种文字已经死了，那不仅是皮肤溃烂了，而且肉一定也已经腐化，骨一定也已经僵直。”重要的是，“这腐朽的皮和肉和骨，却又影响了我们的口头语，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头脑子，也像腐烂的死尸，把病毒传染给活人一样”。因此，要“辨别我们的文字语言中的幽灵的质素”，就不能仅仅从“皮”，也要从“肉与骨”也就是“文字组织和文字所表现的意识上面”去找。(86)
这样，汉字的“病毒”已感染了汉语的词汇、语音、语法、思想各个层次，而这势必会对白话文产生影响。其实，早在1923年，庄泽宣就观察到：“我们把白话文用说话的情形来念，人家听了如不知道是念白话文，一定以为你讲话太文太呆，和平常讲话不同，好像外国人讲话似的。”这表明，白话文并不能真正做到“言文合一”，要给言文分离一个“最后”的解决办法，“非用根据于语音的拼音文字不可”。(87)温锡田在1934年也提出：“笨拙的汉字压根儿就不能代表灵活的语言。所以用汉字写白话文的无论怎样求其白话，也摆脱不了汉字的桎梏。想要写真正的白话文，非得改良写白话文的工具，就是非得改用拼音字不可。”(88)不但与庄泽宣思路相近，连句式和斩钉截铁的语气都如出一辙。
1930年代，左翼文化人发动了“大众语运动”，对白话文的批评更是激烈。瞿秋白说，白话文运动不但没有完成文学革命，反而向文言文妥协，已沦落为一种“新文言”：由于“每一种文字的特点，都在于它的所谓‘形式部分’——虚字眼、字尾、字眼的构造等等”，而白话文“随便乱用不必要的文言的虚字眼——口头上说不出的许多字眼，有时候还有稀奇古怪的汉字的拼凑。这样，这种文字本身就剥夺了群众了解的可能”。(89)在另一处，他又指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实际上是一种“旧小说式的白话文”：“凡是比较复杂的议论、或者描写景致的地方，一定掺杂着文言，凡是用文言的成语可以减省篇幅的地方，也一定用文言的字眼和句法”，这都是因为采用汉字，不能记录“真正正确的口头上说话”的缘故。(90)
把白话文视为“新文言”并归结为汉字影响的结果，也是拉丁化运动的立场。叶籁士说“凡执笔写过方块字文章的人”都知道，“一定要把他的土话经过头脑的翻译，才能写成白话文(文言文更不必说)。企图用方块汉字来容纳方言土话，有如用筛汲水，永远是落空的”！(91)“翻译”说曾是白话文攻击文言文的一个重要论据，如今却被反施其身，而攻击者想要借此达到的目标是相同的。齐沧田也说：“要多用活的语言，这个口号在民初文学革命时已经高高地唱过了，可是仍然没有很大的成绩，缘故是文字没有彻底地改革过。”很多已不在嘴里使用的“死字”，因为“好看”的缘故，还在文章里使用；“若是拼音化了”，这些字“一定都给不客气地加以淘汰净尽”了，而只保留“活的耳朵里认为好听的语言”。这样自然“演成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字，为人民手中有力的武器”。(92)
这并非拉丁化运动的独家观点。1939年，有人提议发起组织“国语新字运动会”，不过他们拥护的不是“拉丁化新文字”，而是赵元任等制作的“国语罗马字”(这正是“拉丁化运动”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其目标之一就是：“发展真正的国语的文学”。作者提出：“文学的要素，除了内容技术以外”，也包括“语言文字的优美”。“所以好的文学作品，人物的个性，常藉语言来表示”。这是因为“语言是活的，听其音就如见其人。若用汉字记录语言，因为汉字是表义的文章，宜于简洁，不能标音，写不出语言的曲折变化”。国语罗马字则“写的和说的完全一致”。故“真正的国语的文学，过去用汉字写的尚不多见”，采用国语罗马字，“就可以大大发展”。(93)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诸子都不同程度地相信拼音化是汉字的发展方向，惟他们那时的主要精力还放在与文言文的斗争上，除了少数文章外，多数论述对拼音化都是一带而过。前边已说过胡适关于语文革新两步走的设想，而这主要是出于学理的考量：“文言中单音太多”，必须先经过白话文这一步骤，大力发展复音语，才能为拼音化创造条件。不过，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思想环境问题：其时，连白话文都还遇到不少阻力，更不要说废汉字了。但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白话文被社会接受，新文化人很快就会把拼音化提上议程。
1923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长文，设想了种种反对拼音化的理由，有一条是：拼音字“不能写文话”。他说：“要是在七、八年前答这问题，就有一手打两仗的困难。因为拼音文字和语体文运动是互相依靠的。”意思是说，“如今”情况不同了，白话文已站稳脚跟，可以讨论拼音化问题了。不过，他讨论拼音化的必要性，还是先从白话文讲起：文言用字简练，传情达意却明明白白；白话则往往累赘不堪。此点每被“旧文学派指破”，“而新文学的代表常常因为胆小畏缩，只得含糊过去算它不要紧”。其实，此问题极重要。但它并非白话文自身造成的，实际只是“汉字不合语体文的症状”。由于汉语同音字太多，“声音不够懂”，不得不用几个字表达一个意思，写出来当然啰唆。要补救它，决不能复古，也不是简化字就能解决的，只有“进一层向完全拼音文字走，这才是语体文底罗辑地必要的结果”。(94)赵元任和胡适一样，认为白话文和拼音化是语文革新的两个步骤，但和胡不同的是，他更明确指出，汉字对白话文的发展造成了障碍。能够做如此坦率的评说，显然和白话文的迅速发展分不开。
1946年，吕叔湘在一篇长文中宣布：“汉字的优点和文言分不开，语体文的长处也必须用拼音字才能充分发挥。汉字配文言，拼音字配语体，这是天造地设的形势。”(95)比起一般反对汉字的言论来，这段话要“中立”很多，毕竟，他承认了汉字的“优点”。但这“优点”同时又只是“历史”的，对未来已不发生作用，故又很有点“不打落水狗”的意味。实际上，比起“非得改用拼音字不可”一类表述，吕叔湘的语气显得极为轻松，表明他对拼音化的胜利已充满信心。经过他这番组合，汉字和白话文已成为两条道上的车，和五四时期的论述相比，不能不说是一大变化。时代确实不同了。(96)
四、结论
直到今天，汉字拼音化也没有成为现实，且有渐行渐远、离开历史舞台的趋势；不过，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它确曾风光一时，不光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青睐，更吸引了一大批左翼青年追随；其影响不仅是思想上的，而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实实在在成为了一场“运动”。本文当然不是要展示这一运动的全貌，只想大致勾勒它在论证策略方面的一个变化。为此，必须把它放到中国近代语文革新的整体脉络中理解。
以“言文一致”为导向的语文革新运动内部，至少存在两个具体目标颇为参差的分支，一个是以文体改革为主的白话文运动，一个是以文字改革为主的拼音化运动(这自然不是说拼音化运动乃文字改革的唯一路径)，它们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在这两个孪生运动中，白话文在语文革新诸主张中是较温和的一种，又具有历史的铺垫，更易为社会接受。此外，由于它同时具有语言和文字的两面特征，故也在整个语文革新中处于枢纽地位。它的迅速传播，把汉语带入了思想论争的漩涡之中，而这些讨论又进一步促使汉字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
五四时期，围绕着钱玄同“废汉文”的主张，《新青年》刊发了一系列争论文章，其焦点是要不要在“废汉字”的同时兼“废汉语”，结果是废汉字而存汉语的意见占了上风。第二场讨论以孙中山提出“汉字进化，汉语退化”的观点为契机，集中在汉语是否比汉字落后这一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新文化人虽然对汉语发展水平存在不同评价，但多主张应把汉字和汉语视为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也都认可汉语的发展比汉字更进步。这样，他们既在学理上稳固了汉语的地位，又使汉字成为中国语文诸问题的替罪羊。在此前提下，拼音化论者顺势推动了第三个议题的讨论：汉字要为汉语中存在的不足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一议题使拼音化运动突破了清末以来就汉字论汉字的思路，开始从汉语的发展角度思考问题，形成了“废汉字以救汉语”的论证策略。
拼音化论者对此论点的证明，又采用了两种论证模式：最常用的是从正面攻击汉字对汉语的束缚。不过，他们也注意到，汉字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产生一套详备手段，以应付实际生活的需求。这促使他们又提出了一个辩证的论证模式：汉字功能的成熟，正是汉语发展的重要障碍。聂绀弩说，汉字字形和四声分别满足了视觉和听觉上分辨意义的需要，而使汉语不能进步，就是一例。沈兼士也说：汉字因找到“借字表音”的方法，养成“苟安”习惯，才“不积极的去想法造那以简御繁的正式音符文字”，以致“中国语言到今日仍徘徊于语根语阶级而不能完全达到语尾语阶级”。(97)瞿秋白亦抱怨：“因为汉字的字形已经能够表示相当的意义”，写字的人遂“自然而然的偷懒，不肯照着口头上应当讲的声音去写”，是白话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的主要原因。(98)
当然，这个新论点的风靡，并未导致从汉字论汉字的传统思路失效，相反，后者仍在延续，其理论重要性也没有减弱；从汉语论汉字的论证方式，毋宁是补充性，而不是替代性的。也就是说，对于拼音化运动而言，这是一种论证策略上的调整，而不是彻底的改变。不过，这一调整却有助于拼音化运动争取那些支持白话文而未必认可拼音化的人士的同情。
也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以上论述或给人太过整齐的印象，似乎很难摆脱“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的嫌疑。(99)其实，本文只是要说明，拼音化运动“废汉字以救汉语”这一论证策略的形成和广泛使用，是建立在思想界围绕着汉语发展水平展开的两场争论的成果上的。白话文运动初期，胡适等确实有过白话文和拼音化两步走的计划，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或是顾及舆论的接受程度，或是考虑到汉语中单音词过多造成的麻烦，却很少从汉字阻碍了汉语发展这一角度立论。这一论点的提出，和前两场争论有直接关联。其次，以上对几次讨论的结果所做的“意义”阐发，主要是从拼音化运动的视角做出的，换一个视角，这些“意义”或许就完全不同，这恐怕也是使其看起来太过整齐的一个原因，不过，本文实无意把这一阐释视为唯一的路径。
如果我们借鉴生物学术语，把一个时代某一论域中的种种主张，看做一个“思想生态圈”，那么，每一特定的主张就是其中的一个“物种”。它们目标不一，在生态圈中地位不同，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尽量吸取各种各样的资源(如社会影响力等)。它们中哪一个能够强大起来，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既受制于社会和政治条件，也与生态圈的内部构成有密切关系；而其构成情况又常常变动，每一次思想论争，每一个新议题、新主张、新论点的提出，都可能导致其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某些“物种”地位上升，竞争力增强；另一些“物种”地位下降，乃至消亡。
回到本文所讲述事例。如果按照朱经农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语文革新这一思想生态圈中，至少活跃着四大“物种”(朱的总结实不完善，此处只是大概而言)，它们地位平等，竞争力也大体相仿。但经过思想界的几次语文争论，到20年代中期，这个生态圈的形势已发生了显着改变。四大“物种”的第一和第四种都被淘汰出局，只剩下第二和第三种；其中，白话文又占了绝对优势。这种形势既为拼音化运动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作为其基础的汉语被保留下来)，又使其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如果白话文已经可以完成语文革新的使命，拼音化还有必要吗？“废汉字以救汉语”的论点，就是拼音化论者在此种变化了的形势下所做出的策略调整。这调整当然未必是有意的，也并未给拼音化带来成功；但这个运动在三四十年代的兴旺，也要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一论证策略。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例提示我们，必须把某一特定观念放入其所在的动态化的思想生态圈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演变。就此而言，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运动本身的成败。
(初稿承四川大学“10-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讨论小组同人批评，特别感谢粟品孝、韦兵、周鼎、辛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注释：
①同样的主张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已出现。柄谷行人指出，近代日本的“文言一致运动”看起来是要追求书面语的口语化，但其“本质”实是“文字改革和汉语的否定”。柄谷行人：《内面之发现》，《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6页。中国的语文革新运动直接受到日本影响，思路相近，柄谷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不过，白话文比拼音化来得成功这一事实也表明，文体改革和文字改革都是“言文一致”的嫡生子，很难把其“实质”归结为其中的某一种。当然，汉字的意义对中日两国是不同的，这一判断是否适合于日本，笔者难以断定。
②博山：《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5月23日)，第9-10页。
③在近年的成果中，刘进才注意到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中“书写符号变革”和“文体变革”的关系，并专章梳理了废汉字思潮的发展，其中也注意到本文第一节所述废汉语的讨论，但对于白话文运动和废汉字思潮的互动过程，并无实质论述，见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8-83页。桑兵指出白话文在从废汉字到制造汉语拼音文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逻辑上“承上启下”的角色，但对这段历史的曲折性论述不多，见桑兵：《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
④需要说明的是，今日所谓“汉语”，有时包括汉字乃至汉文在内。本文的“汉语”一词，则是在“汉语言”意义上使用的，与“汉字”相对。
⑤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第163页。
⑥朱氏原函所举第四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钟文鳌。此人是美国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基督徒，曾在留美学生里宣传废汉字、改用拼音字母(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逼上梁山》，《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但他那时身在国外，除了几个留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自然谈不上影响力。
⑦本段和下段，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第352-355页。
⑧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35-36页；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第355页。
⑨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8年9月27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9页。
⑩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第425-426页。
(11)钱玄同：《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第543页。
(12)姚寄人：《中国文字与Esperanto》，《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540页。
(13)胡天月：《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544页。
(14)本段和下段，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485-486、491、492、501-502、507页。
(15)李思纯：《汉字与今后的中国文字》，《李思纯文集•论文小说日记卷》，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946页。
(16)陈独秀：《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言，《新青年》第4卷第4号，第356页。
(17)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170页。原文“除非”二字下衍一“人”字，本文删去。
(18)胡适：《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言，《新青年》第4卷第4号，第356-357页。
(19)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胡适附言，第163-164、166页。
(20)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第394页。
(21)张月镰：《汉文改革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5号，534-536页。
(22)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第397页。
(23)钱玄同：《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177页。
(24)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新青年》第5卷第4号，第428页。
(25)钱玄同：《写白话与用国音》附言，《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第649页。
(26)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65页。
(27)钱玄同：《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542页。
(28)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第36-37页。
(29)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第170页。
(30)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第353页。
(31)如前所述，钱玄同废汉文的基本理由在清末已经由吴稚晖等人提出。不过，那时吴说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是引发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几篇回应文章(关于此问题，参考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章，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要待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这一观点才真正产生反响。
(32)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第394页。
(33)郭惜龄：《写白话与用国音》，《新青年》第6卷第6号，第648-649页。
(34)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1、180页。按此段原出1919年春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后编入《建国方略》。
(35)《廖仲恺致胡适函》，1919年7月19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第62页。
(36)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359页。
(37)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第三十七函》，《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38)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胡先骕文存》上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9)余景陶：《小学读经与学习文言文》，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上海：民众读物出版社，1934年，第23-24页(类页)。
(40)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6页。同一时期赵元任亦云：中国方言“文法比起书面语的文法来要有规律得多”，因“书面语更多地依赖现成的词组”而阻碍了其发展。见赵元任《中国语言的问题》，原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6年第5期，收《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2-673页。此时胡适与赵元任就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交流甚多，此论或是二人共识。
(41)胡适在梅光迪信中的批语，见《梅光迪文录》，第170页。
(42)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8、340-348页。此文是根据1921年7月和8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4号连载的《国语文法的研究法》修改而成，收入1921年底出版的《胡适文存》时添入《国语的进化》一段，并改为此题；这里引用的文字都出自新添部分。由此看来，胡适虽然一直对孙说不满，具体的意见应是在1921年下半年思考成熟的。
(43)胡适：《国语文学史》，《胡适文集》第8卷，第22页。
(44)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的意义》，分别见《胡适文集》第12卷，第25、47、81页。
(4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3月4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51页。
(46)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集》第2卷，第342-343页。
(47)本段和下段，黎锦熙：《国语学大概》，《晨报副刊》1922年12月31日，第2版。
(48)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文中自注已删。
(49)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8页。
(50)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252页。
(51)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8-20页。
(52)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第405页。
(53)傅斯年：《怎么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第178、180页。
(54)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62页。
(55)周作人：《国语》，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354页。
(56)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第9、10页。
(57)长濑诚：《中国文学与用语》，朱自清译，《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58)朱自清：《新语言》，《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59)佚名：《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前途展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第5-12293号。这份文稿写在教育部的公函信笺上，作者与具体时间皆不详，从内容和文件所放位置推断，当是教育部主持的某一期国语讲习班的讲义或讲稿的一部分，时间应在1940年代中后期。
(60)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61)施翊之：《文字革命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第442页。
(62)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16页。黑体字原文有着重符号。
(63)赵元任：《中国语言的问题》，《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708页。
(64)王造时：《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5页。
(65)陆志苇：《谈中国语文改革》，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25页。
(66)周建人：《论为甚么要用拼音字》，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02页。
(67)钱玄同：《高元〈国音学〉序》，《钱玄同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2页。
(68)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68页。
(69)施効人：《表意字与中国语的特性》，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53页。
(70)胡愈之：《有毒文谈》，《胡愈之文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554-555页。
(71)《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时代日报“语文”周刊征求各界对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意见》，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537页。
(72)黎维崧：《读“废止中国字，用拼音文字”惹起的话》，见李中昊编：《文字历史观和革命论》，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第438页。
(73)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64、269页。
(74)齐沧田：《中国文字也应该赶快民主化！》，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11页。
(75)施効人：《表意字与中国语的特性》，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49页。
(76)“拉丁化运动”和其他一些拼音化运动(如下文提到的“国语罗马字”)的竞争情形，极为复杂，也涉及国共两党的斗争，此处无法赘述，只把它视为拼音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77)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64页。
(78)施翊之：《文字革命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42页。
(79)绀弩：《四声是不是天然的存在》，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216页。
(80)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页。
(81)胡愈之：《新文字运动的危机》，《胡愈之文集》第3卷，第458-459页。
(82)应人：《中国文字拼音化与中国统一语》，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202页。
(83)上官公仆：《区际语和语文统一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512-513页。
(84)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70-271页。黑体字原文有着重符号。
(85)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12页。
(86)胡愈之：《有毒文谈》，《胡愈之文集》第3卷，第553-555页。
(87)庄泽宣：《解决中国言文问题的几条途径》，《晨报副刊》1923年8月22日，第3版。
(88)温锡田：《“连书”什么“词类”》译后记，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409页。
(89)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37页。
(90)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40-241页。
(91)叶籁士：《一个拉丁化论者对于汉字拜物主义者的驳斥》，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92页。
(92)齐沧田：《中国文字也应该赶快民主化！》，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第413页。
(93)《国语新字运动会成立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第5-12295号。国语罗马字是经国民政府认可颁布的。按官方解释，国语罗马字的主要用途是为汉字注音，不能作为单独的文字使用。不过，实际推动罗马字的人，不少都把它看做了汉语拼音文字。这份宣言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位。
(94)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第91页。
(95)吕叔湘：《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汉字改革一夕谈》，《吕叔湘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4页。
(96)这里的判断只是与1910-1920年代比较而言，并不是说当时没有反对的声音，也不意味着拼音化思想已在此时的中国文化界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至于拼音化运动在20世纪末的式微，则是另一个话题，与此处所言40年代的情况并不矛盾。
(97)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0-31页。
(98)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68页。
(9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