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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田彤：社会变迁中的政治关系：“五四”前主义话语下的劳资问题

作者简介：田彤，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民国史。
原发信息：《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16年第4期 第63-70页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无政府主义党开启了中国近代“革命”架构的新面向。三党均将劳资关系视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拟通过调适劳资关系整合社会，将处理劳资关系作为建构理想社会的中心任务，从而提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建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新指向，丰富了工人的政治经验，开启了以“平民教育”传布意识形态的新途径，促进了知识人的“革命化”。
关 键 词：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无政府主义党/劳资关系/政治革命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国劳资关系研究”(2009JJD770018)；湖北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工人政治研究”(15ZD011)。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6)04～063～070
晚清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政治形态上，则表现为各种主义浸淫中国，各党派相互竞逐和博弈以及政党政治的逐渐确立。相应地，劳资关系是这一时期新型社会结构变化的集中体现，一些政治派别在其改造中国构想中，各援主义，诠释各自的劳资关系，并通过不同管道向劳方灌输其理论，试图通过调适劳资关系整合社会，并将工人作为基本的政治力量，将处理劳资关系作为破解社会变局、建构理想社会、重组社会结构的首要工作。
民元前后至“五四”，政党林立，① 中国社会党、工党及无政府主义党，较先以劳资关系为论题，不仅将劳资关系视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将此视为最基本的政治关系，从而为此后有关劳资关系问题的讨论定下基调。目前，相关研究一般侧重于产生过程、党派政治属性方面，而非以劳资关系层面的论述为核心，② 更缺乏从社会关系重组、政治关系建构的角度，探讨各党派对劳资关系的论述及其实践。
一、“劳资关系”成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萌蘖于晚清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民初开始落实于党派之中。诸党派的党纲均围绕“劳资关系”而展开。
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宣称主张社会主义的团体。1911年7月，江亢虎在上海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行《社会星》杂志。11月，上海光复后，该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江亢虎被推为部长。社会党成立以来，出版《社会日报》、《社会杂志》。后《社会日报》与《天铎报》合并发行，易名《社会党日刊》。1912年3月，《社会杂志》更名为《社会党月刊》。[1]该党初兴，从者甚众。“民国元年一月，仅十日间，而本部党员至五千余人，江苏、浙江两省支部成立者至二三十起。”[2]113苏州、海安等地纷邀江亢虎主持支部成立大会。福建、江西各地函请本部寄送规章、誓言、徽章亦多。[3]武昌支部成立时，男女党员达500余人。[4]3、32据该党首领陈翼龙称，阅年余，支部多至500余所，党员约500000余人。[5]596一些支部的成立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苏州支部借座玄妙观五岳大殿开讲演大会，印规章达1000份。1912年2月5日，镇江支部成立大会，党员外来宾计达500人。为保障“各支部鼓吹须以本部言论机关为标准”，联合会议决“各党员皆有购阅日报之义务”；江亢虎还在本部召开“谈话会”，讲演“社会主义之真理”，博得众党员赞叹。[4]23、24、26、28、31中国社会党注重党员发展的质量及党性，《中国社会党规章》规定不分国界、种界、宗教界之男女，“凡了解且信从本党宗旨”，“亲到各该部填写誓书、履历书”者皆得为党员。[6]730
江亢虎不仅是各支部灵魂人物，而且利用社会关系为组建支部消除障碍。民元2月，谭延闿禁止湖南支部开会，江亢虎面见大总统孙中山，请求电饬“毋得禁止”。[4]3、26社会党在北方发展不及南方顺利，且与地方政府喜恶相关。1912年7月，江亢虎、陈翼龙以“北方虽不乏社会学家，能以社会主义飨我国人者，则无闻”赴北京，面谒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得其赞同，创设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5]596天津、济南、烟台虽也相继成立支部，党事日盛，但一些支部却一直遭到下至地方警政、上至内务部的禁阻。“宋案”发生后，首领陈翼龙发起锄奸团、救国社，联络俄国虚无党，以图乘间举事，被京师警察厅处以极刑。[5]610、612中国社会党则力持法律解决，一面劝阻党人称兵，一面促令袁世凯退职。因遭忌恨，1913年8月，该党被袁氏解散。江亢虎发表《留别中国社会党人宣言》一文，亡命美国。
中国社会党赞襄民主共和，在此基础上，主张重新调整社会关系及政治关系。1912年11月1日，中国社会党召开第二次联合大会，订定《中国社会党规章》，确立其宗旨为：“本党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明确党纲8条：(1)赞同共和；(2)融化种界；(3)改良法律，尊重个人；(4)破除世袭遗产制度；(5)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6)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7)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8)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6]729上述8条党纲似无等差，其实，尤以第6条为其核心。《中国社会党宣言》对该党宗旨中有关社会生产的条目，即“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有其解析。它强调“劳动神圣”、“农工各业，生命攸关”，勉励从事“直接生利之事”，在“资本公诸社会”的前提条件下，实现“劳动普及”，进而实现“个人有分业，无等差，通功易事，各尽所能”。[6]732江亢虎也强调：“奖励劳动家，与泰西之推倒资本家，手段不同，而目的则一。其结果总期人人为劳动家，即人人为资本家。”[7]第6条实际决定着中华社会党所追求的社会属性、生产者的主体价值，反映出江氏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一个共享尊严、人人劳动的新型社会。此外，《党纲》“融化种界”、“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普及平民教育”、“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等，或保障社会流动、社会成员的职业选择，或保障生产环境，胥为《党纲》第6条创造前提条件。
江亢虎反对阶级斗争，又决定着他对现实政府采取合作态度。1912年6月间，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被直隶当局冠以“无政府主义”而加以取缔。中国社会党函达直隶巡警道杨以德，申明其主张之“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实有不同：“本党主义实行以后，社会日逐改良，人民皆能直接生产，社会生产与消耗、供给与需求，各济其平，无经济上之阶级，自可弭人类之争端，秩序井然，化行俗美。孔子所谓大同之世，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老子所谓无为而治。盖至治之极轨，自不需法制之范围，天然进化登于无治之域者，即所谓无政府也，非必今日提倡无政府主义”。[5]582
总之，江亢虎及中国社会党拟建立一个由国家代行资本管理职权，劳动者充分享有生产权、分配权的社会，由此实现民主共和的精义。
中华民国工党及后继中华工党明确标榜民生主义，以孙中山为名誉领袖。1912年1月7日，徐企文联络厂主朱志尧等人，在上海中华共和宪政会召开发起人谈话会，拟成立中华民国工党。求新机器厂、同昌纺纱榨油公司、祥生公司、信义西式木器厂、巩华制革厂等工师领袖与工匠，以及工界中之社会党员，约数十人到会。众推徐企文为临时干事员，举钟衡臧、诸青来、李倬云为起草员。[6]683同月21日，中华民国工党正式成立，朱志尧为正长，徐企文、钟衡臧二人为副长。[6]6852月9日，中华民国工党应多数发起人要求再次聚会，选任朱志尧为正总领袖、徐企文与谢月女士为副领袖，并推举铁业、机器业、纱业、电业、外国木器业、眼镜业、红木业、丝业、银行业、雕花业、漆业、帽业、织业、寿器业、刻字业、印字业、红帮制缝衣业、制烟业领袖。[6]685～686
中华民国工党较为注重组织建设。1912年3月10日，成立工党共进社，为党之中心组织。11月3日，中华民国工党在南京举行联合会议，到会的16省代表议设上海总部为中央机关外，另设上海部专司沪地事务。1913年1月，该党上海总部成立，朱志尧当选正长，徐企文、钟衡臧为副长。
该党规模、数量发展较快。《中华民国工党简章》规定：“凡工界同志年在16岁以上能自营生计者，不分贫富、男女、宗教均可入党。”这种组织包容性易于吸收党员。据《申报》报道，至1919年底该党几达40万党员。[6]706南京、苏州、崇明、嘉兴、宁波、江阴、长沙、汉口、南昌、天津、唐山、石家庄及南洋各地相继建立支部。其中，工人参加辛亥革命“颇众”的上海、广州、汉口、天津，以及铁路机器厂所在地之长辛店、唐山、吴淞等处工人，踊跃投身工党。长沙染工也全体加入工党。但当年5月的反袁之战，中止该党的迅速成长。是役，共进会副会长张尧卿，会同徐企文、广东绿林改进团柳人环、韩恢等率众，攻打上海制造总局，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事败，徐企文遭捕杀。加之，袁世凯政府颁布治安警察法，取缔民众组织，中华民国工党随之瓦解，[8]215唯有唐山地区工党支部仍坚持5年之久，曾组织公益社，举办演讲，开办夜学、阅报室等。[9]
1916年，黎元洪接继大总统，恢复约法。9月，韩恢重启中华民国工党；11月，易党名为“中华工党”；宣称“以实行民生主义，增进工界之福利为宗旨”。[6]695此时中华工党已经放弃其前身“工人参政”的政治要求。各地支部一时兴起20余处，但与总部联系并不紧密。最先成立者为1917年2月成立的浦东工党支部。因报名入党者少，该支部乃派员分赴各厂附近讲演，邀人入党。[10]901917年6月，军阀解散国会，工党总部决定各地暂缓办理支部，原有支部各自星散为战。到1920年代初，工党在上海、北京、广州仍有活动。
从中华民国工党发起者的主观意图来看，提高工人生活水准，同时也应给予工人与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应的政治地位，是实业发展的必然之路。该党认定社会生产的主体只能是工人。由此，如何处理劳资关系成为中华民国工党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华民国工党宣言书》指出：欧美各国致富，固系“政体善良”、“兵力充足”之功，“然同人以为工业之发起，工界之联络，实大有功也”。世界文明取决于“物质的进步之迟速”，关乎交通便利带来的“国情通”、“政治易行”、“统一速”；机器工业不仅能够加速文明步伐，而且可以积累社会财富。工业发展的动力与核心则在于工界劳资间能够互相“联络”。鉴于此，工党希望“合劳动家与资本家成之”，以利中国实业兴盛。工党内部对此不乏疑义，一时投函诘问发起人，“谓不应参酌资本家”。[6]689
工党领袖“远兼欧美，参酌国情”，以组织形成兼容劳资双方，联络工界感情，调适劳资关系，自以为是实现其宗旨的不二之选。他们以为，就工人知识而论，“吾国工人无甚智识，若聚无甚知识者组织工党，势必办事无才，卤莽从事，徒为无意识之举动，而使资本家裹足不前，心灰意懒。际此奖励实业时代，乌可因是酿成恶感而起风潮耶?”与欧美比较，其“工人程度较高，资本家手段太辣，故工人之工党不得不发起以抵抗之”。反观中国，“既未有极大之资本家施其欺压之手段，而我国工人道德较高，相与安处无事”。中国工党之所以“优于欧美”，即“以工人为主体，而以资本家助其成功，双方恶感消灭于无形之中，相提相挈，相亲相爱”。再者，资方与工人皆职业属性相同，“资本家之能开工厂而制造一切物质者，皆当属于工”。在“我国政体既共和，社会平均、民生主义将日昌明”的时代，“人人皆劳动家，人人皆资本家家，阶级破除，障害全消。若我工党之组织只为工人之工党，窃恐深沟自筑，妨害共和，社会之被扰乱者当不少”。工党主导者坚信：“我国今日万不可无工党，而工党之组织万不可屏逐资本家于局外。”[6]690、691工党倡行劳资合作，旨在防患欧美式劳资冲突，营造良性的生产环境。
工党这一理论设想，与现行体制并不相悖。中华民国工党的核心组织“共进社”宗旨要求，凡“联络工人感情”、“振起工人事业”、“提倡工业出品”等目的，在于“辅助国家”。[10]85这一“国家”即是民初的民主共和政府体制。
中国社会党、工党，揭橥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均不妨害国家之存废，在现行政治制度之下，构建“合理”的劳资关系；无政府主义追求良性的劳资关系，则不惜向现行政治体制、甚至“国家”体制宣战。
民国既成，同盟会党人师复倡导无政府主义，1912年5月，在广州成立晦鸣学舍。7月，发起心社，后设广州世界语学会。心社有戒约12条，除要求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乘轿及人力车、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族性、不奉宗教外，尤为要求不与政府合作，即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学舍翻印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粹言》、《社会阶级》等书籍。1913年8月，师复创办《晦鸣录》，宣传“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实现“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其“纲要”为：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11]57～58该刊仅出2期，与晦鸣学舍一道为广东都督龙济光查禁。袁世凯、黎元洪通电各省拿禁，师复自广州而澳门而上海，1914年7月，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称：“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社会罪恶之源泉。“政治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蟊贼也。”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实现经济上、政治之完全自由；强调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唯一手段即革命。在他看来，所谓“革命”即“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自由之实力，以期摧陷强权者”。师复申明：“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人类之罪恶，实生于社会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现社会之组织，即所以灭除人类罪恶之根苗。”[11]53、54、55时常熟“无政府传播社”、南京“无政府主义讨论会”接踵组建。言论机关除《民声》外，尚有南洋出版的《正声》。[11]261无政府主义者发行《无政府浅说》、《平民之钟》等小册子，鼓吹社会革命及无政府共产同盟罢工。[5]678
师复等组建无政府党之目的可概括为：(1)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耕者自由使用农具、土地，不必“纳租于地主或受雇于耕主”。工人能“自由使用工厂之机器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受雇于厂主。(2)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区分，人皆视其“性之所近”自愿从事劳动；劳动所得为社会公有，人皆可自由取用。从事劳动至45岁或50岁，可入公共养老院。每人每日劳动最多4小时，余时“自由研究科学，以助社会之进化，及游息于美术技艺，以助个人体力脑力之发达”。(3)无政府、军队、警察、监狱及一切法律；(4)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改良工作，促进生产，以供众人所需。会中无需章程、规则而限制人之自由。(5)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子女由公共养育院保养。(6)儿童6岁至青年20岁或25岁，无论男女皆入学，直至接受最高教育。(7)采纳万国公语，渐废语言文字。(8)废除一切宗教、信条。在这一理想社会中，工人占据着社会核心地位，即是生产者，更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
欲达此目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向一般平民传播主义时，主张根据时势采“抵抗”、“扰动”两种手段。“抵抗”，即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扰动”则为暗杀、暴动等。最终通过“平民大革命”，“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至于如何维系无政府共产的社会?该社则强调必须依靠“无政府的道德”——劳动与互助。[11]45～47、48、49～50
二、权力转移
在理论上，前述各党均赋予工人生产权、社会财富的共享权，且将改造社会的任务交付给工人。在实践上，各党鼓动、发起工人组织，争取应有权益。
《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内称：“本会除研究学说外，单注重鼓吹二字，至于实行，当别为组织，非本会所有事也。”[12]不过，该党成立之初，即深入工人群体中，倡组工人支部。据邓中夏所言：“浦口码头工人和北方有几处铁路工人，有一部分是被他们组织起来了。民国二年，袁世凯专政，解散国会，江亢虎所组织的工人团体也就昙花一现。”[13]镇江、江阴等地轿工、水木作工人中均有社会党组织的工团。中国社会党也通过若干社会活动，呼吁社会关注工人群体。1913年5月1日，假南京新舞台，召开3000人的讲演大会。江亢虎演讲“五一”罢工纪念由来，提出普通社会尊重劳动家之观念，主张教育平等。[6]733该党还主张社会教育，以此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南京支部利用南京府知事方潜拨给的没收旗产充校址，开办平民公学。[4]3、32北京党部附设平民学校，招收6岁以上12岁以下者，不论其是否党员子弟，一律免收学费，授以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及社会主义之常识、生活所必需之普通智识技能。[5]601、602
工党主张从生产属性上，将劳资合为一体，力促劳资融洽，但鉴于工人群体的弱势地位，强烈要求资方勿“使役工人如牛马”，贻害工人体质，而应关心其工余娱乐，以达其精神愉快。尤为强调，资本家是此善举的最终受益者。[6]695同时，工党更没有绝对放弃对资本家的抗争。“但遇有加资问题之发生，该党必先通告各家，及要求不遂，不得已始行罢工政策。”[6]702～703正如中华工党评议员沈若仙所言，工人与资方的合作有其选择性，“工党宗旨不外人道主义，苟资本家而有人道观念者，于理自当赞成。其视工人为机械，视工人为奴隶牛马之资本家，固甚忌工人之有团体也。但此种无人道之人，工党亦无须若辈赞成，故工党无须资本家全体赞成之必要也”。[6]6381912年6月到1913年6月，上海发生过翻砂、木作工人10多次较大规模罢工，一部分与工党有密切关系。[14]1912年7月，徐企文代表上海翻砂工人要求资方提高薪资、减少工时，资方出尔反尔。工党组织“罢工干事会”，发起同盟罢工，迫使祥生厂、江南船坞、瑞熔等十余厂答应工人条件。[6]698～699当年11月，上海小木工人以每日200文工钱实难度日，向店主提出加价，店主反减工价。徐企文组织7000小木工人文明罢工，各店主以加资2成而平风潮。[6]699、700因工党势力在上海渐兴，有人冒用工党名义运动首饰业罢工，银楼主代表主动与徐企文交涉，慨然允加薪5成。[6]702～703此事足见工党的影响力。工党为工人利益也不惜挑战国家权威。1912年底，湖北兵工厂总办刘庆恩以卫兵压制工人激成罢工，徐企文电呈副总统黎元洪，要求诘责刘某，追偿工人罢工期内的损失。[6]703 工党努力并非无往不胜。1913年2月，德州兵工厂匠徒，反对督理整顿厂规，拟入上海工党。徐企文、韩恢亲赴德州领导，但为段祺瑞所阻。[15]61不过，中华工党在后继的恢复时期，其“斗争”性大为减弱，工作中心在于帮助工人组建经济组织、声援工人经济要求。比如，筹组商务印书馆同志社，呼吁上海各丝厂缩短女工工时。中华工党护工之举，赢得沪上工人的信任与依重。1917年7月，浦东英美烟公司减薪，女工以“久闻贵党执事诸先生爱护苦工如保赤子”，全体加入中华工党，图借党力与厂方谈判。[6]705～706
工党既然自称联络工界，当然以出面化解劳资冲突为己任。1913年3月，湖南工党领袖龙璋力极力平息长沙染工与染商的工价纠纷，一面保证染工每日工价增至200文，一面否定染工减少工时之请。[6]709～710上述工潮最后也由工党从中调停。
工党也曾为失业工人另辟生计，开办福利事业。1913年，长沙染工要求各店主增资引起店主以停业相抗，染工失业。工党便筹备湖南辉光染工厂有限公司，容留失业染工。清江金银行工人因罢工失业，工党支部发起“工党第二金银工厂有限公司”。工党第一次联合大会，也曾筹设中华工党机器厂、中国银行、工业银行、工业储蓄银行，惜未付诸实施。但工党成功开办过工人补习学堂、工人医院。[6]639、640
由于组织松散，各处各业工党一般自有其不同侧重面。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指导主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劳工科科长的谌小岑，在1919年到1921年间亲赴长辛店、唐山，深入列名工党的机器工人之中，始发现两地“当时的工党组织，其目的只在于团集工人代表选举参加国会，谋与‘士’阶级平权”。其主要目标在于“打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期侪工人于政治之上平等地位。”[8]215工人追求政治地位，与中华工党宗旨异趣，却合乎中华民国工党的宗旨。
师复理重视工人的“自我组织”的发展。师复曰：“吾人恒言，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sindikatismo)其手段，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11]264师复如此说，亦如此行。1914年8月，上海漆业、水木业、成衣业、水炉业要求增薪而发生工潮，罢工工人手执香火、肩负神牌、高提鲁班先师之灯笼，结队游行，师复以为如此“可笑之举”实不能奏效。为改变劳动者低下的经济地位，他强调各行各业劳动者应“结团体求知识”，再由各分业工团，联合为一工团联合会。各工团通过开设平民学校，增进工人知识，工人觉悟始可以与资本家抗斗。师复还对工团的目的、自主性加以说明：(1)工团的根本目的虽然为反抗资本制度，但“今日所可行者”，即要求增加工价及减短工作时间。(2)工团组织应以各业之工人为主体，无政府党仅予以指导，“以养成其独立战争之能力”。(3)秉持“革命的工团主义”，“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味”，不干政，不参政。“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即是用革命手段反抗资本制度。[11]81～84以工团主义消除劳资冲突、进达大同社会，代表了一般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
广东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活动中心。师复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其胞弟刘石心于1914年、1915年间，策动10余名工人骨干，不惧东家的“仇恨”，首先发起机器工会。为鼓动工人入会，他们在工厂附近，于“放工前，放一张四方凳，人站在上面，摇着旗子”，宣讲“工人为了自救必定要有一种能够对付东家的力量，只有靠自己，方法是组织工会”，共商对策。其效果，据当事人回忆，“开始有十多人听，后来就多了，你去到那里讲，他们就跟到那里听”。[16]126
社会党、工党、无政府主义党不仅在理论上论证工人应有的新型社会关系及政治关系，而且都尝试通过干预工人的经济生活，建立以工人为主导的政治关系，进而将社会权力转移到工人群体之上，由此实现各自的政治架构。
三、党派合作及主义之争
各党建立后，在一段时期内并未形同水火，社会党与工党互相支援，内中跨党党员极为普遍；江亢虎也曾打算联手无政府主义者。
中华民国工党副领袖徐企文，本身又是中国社会党党员。他依托社会党发展党务，常假社会党本部主持召开上海工党银楼等业支部会议。[4]301912年6月，中国社会党与工党对外宣布两党密切合作。《中国社会党与工党联合布告》曰：“中国社会党发起以来，全国风从，支部林立，社会主义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工党为社会党党员发起……历观欧美各国社会党党员大半工人，而工党重要人物亦多社会主义宗旨，两党本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兹经社会党发起人江亢虎与工党发起人徐企文君协商定议，切实联合，一致进行。”社会党或工党对外交涉，“两党并力行之”，取一致态度。《布告》还规定：两党“事务所已均成立者，可自由归并；单有社会党者，须添设工党；单有工党，须添设社会党”。内中对两党跨党成员加以说明：“社会党员与工业有关系者，同时为工党党员”；工党党员“了解且信从社会主义者，同时为社会党党员”。《布告》自称双重党籍党员达20万人。[15]58社会党、工党党员确实联袂开展工作。1913年南京“五一”讲演大会，工党代表沈卓吾为江亢虎助讲，宣传“尊重劳动”的观念。[6]733
各党借助各种机缘，纷张声势，中国社会党尤占先机。上述“五一”讲演大会，江亢虎还请自由党代表梁悦魂及蒙事讲演团代表出席，并借其口宣传“现政府之违法，国民应意图反对以图自存”。江亢虎最成功之处，是利用孙中山为该党赢得声誉。1911年12月30日，江亢虎面晤孙中山，并介绍社会党组织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称“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孙中山表示，“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望社会党广为鼓吹，普及社会主义理论。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日，孙中山派员给江亢虎送去从欧美带回的《社会主义概论》等4种书，且嘱江氏广集同志，多译此类书籍。[17]607、616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之初，江亢虎邀孙中山到该党演说，孙应允适时讲演。直到10月，孙中山履行前约，于14日至16日在上海中华大戏院演讲社会主义。孙中山之所以演讲社会主义，是他以为社会党党纲，“似于社会主义之精髓有所未尽”，为防以讹传讹，特以讲演廓清社会主义源流。孙中山在讲演中，高度肯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强调社会主义分为集产社会主义与共产社会主义，当前只能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即“凡属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他希望社会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连络，共图进行”。讲演前，《民立报》、《天铎报》刊发广告，拟招募听众2000人。岂料第一日听众1600人，第二日达2000人，第三日竟有3000余人。[17]738中国社会党创兴之初，党员数量即激增，居各党人数之首，应该得益于孙中山的支持。不过，人数多并不等同于信仰主义者亦众。江亢虎有感而言：“自成立至解散，不足二周年，而签名为党员者至五十余万人。但此中真能了解且信从社会主义者，实居少少数，而其最大多数，则因大革命时突受异常之激刺，发生一种好新好奇心理，而传染成为风气，一唱百和，莫知其然。在本党以普遍鼓吹为前提，不啻输布社会主义之广告公司。”[2]113
江亢虎提倡“社会主义”，但并不排斥无政府主义，自言“余极信仰社会主义，而亦极喜研究无政府主义”。江氏本身即为无政府主义早期倡导者之一，倡导“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中国社会党第二次联合大会时，与“非政治派者数人”，“共立一研究无政府主义之学会”。但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称为“有机关非强权”的无政府主义，“大不赞成”师复“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的无政府主义。[2]124、125 较之“社会主义”，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甚至曾引起社会党的分化。党员沙淦(又名愤侠)，1912年11月，与太虚等人别立一无政府之社会党，攻击江亢虎一派。[2]124即使如此，江亢虎也未“因人害义”，仍持与无政府主义党合作的态度。江氏曾与师复通信，希结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各行其是，无事相非。愿孟晋前途，为道自爱，悉其锋锐，以对非社会主义者”。[11]151按师复所说，其曾属意于社会党，即使不赞成社会党党纲，1912年底以前也未公开批评江亢虎。师复1913年12月发表《答道一书》，曰：当社会党“初发起时，复无限欢迎，本拟进党共事，徒以党纲未尽惬意遂尔不果。然与党中同志通信往还，几无虚日。两年以来，屡欲着论登报，就鄙见所及，对于其党纲之未善者为详细之批评。然以社会党三字，在中国方始萌芽，一旦忽生异议，不知者以为互相攻击，于传播及进行或未免有所妨碍，故始终未尝发表只字。及去年新‘社会党’分立时，发起诸君，屡函招邀入党。复以其时两派方互为剧烈之排斥，鄙意殊不以为然。且新发表之党约，仍未能尽惬人意，故婉辞之，暂不入党”。[11]139～140
1913年后，师复则绝不以江氏为友党，反以为敌，毫不妥协坚持己见。在《驳江亢虎》一文中，指责江氏信奉之社会主义系“伪”社会主义。其中最主要两点：一是“不主张推翻资本家，收回土地资本归诸社会，是为违背社会主义之根本要义，故江氏所主张不得称为社会主义。”二是“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而惟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以及限制军备，专征地税等，均属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11]223～224在《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一文中，师复反驳江氏对无政府主义主张暴力的置疑：“夫政府挟其政治势力，侵夺吾人本来之自由，资本家挟其资本势力，掠夺世界共有之生产机关及工人劳动之结果，两者皆强盗之挟武器以行劫掠无异。人苟被强盗劫，而以武力抵抗之，取还其赃物，无论何人，均许为正当之防卫者也。今无政府党以武力对待政府与资本家，抵抗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强权，恢复本来之完成自由及正当生活，与抵抗强盗，事同一例，亦为合理之防卫”。[11]308～309
无政府主义者固守其“主义”，不与它党结盟，但反失之于己党之痼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权威，本身不重视组织建设，无政府主义者容易改换门庭，寻找“组织”。这也是无政府主义群体易分化的一个原因。王寒烬曾于1913年加入过晦鸣学舍，1919年“五四”前广州共和工党成立，便加入共和工党，出任佛山分部主任。该党系郑苍生发起组织，经广东省长朱庆澜批准成立。党员约五、六十人，内有工人一、二十鞋业、建筑、织造工人。共和工党宗旨：争取工人加入国会，参政，进而由工人掌握议会，掌握政权。用郑苍生的话说，“是为了模仿苏联工人阶级推翻反动统治制度的经验，而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共和工党在佛山、江门、顺德县陈村等地设立过分部。[18]443、444
四、结语
“五四”前，中国社会党、工党、无政府主义党都将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与其政治目标相统一。中国社会党主张政府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一个共享尊严、人人劳动的社会。工党主张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劳资合作，承认工人具有独立的经济权力，支持以促成劳资合作为目的的罢工斗争。与前两者相较，无政府主义党则要求变革社会制度，主张以工人为主导的平民革命，彻底消除劳资争斗。其“历史遗产”不容忽视：
第一，超越经济论域，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两种模式。社会革命即在现有政治体制之下通过“劳资一体”、劳资合作，实现现行政治制度的自我革新。政治革命即为打破既有政治体制，彻底消灭资本家，进而创造一个新型的以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自此，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开启了“五四”后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
第二，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新传统。不论社会党、工党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还是无政府主义党所坚执的政治革命，均以工人为经济主体、社会主体，同时要求确立工人的政治主体地位。工人从此在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积淀工人的政治经验，促进工人的政治自觉。比如，经无政府主义党宣传，“社会主义”一时间在一些地区颇得工人好感。1913年5月1日，广州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及其它工会代表，“和一班社会主义者联合举行庆祝”。[16]21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工人群体此时已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
第四，“平民教育”成为强化组织权威的“合法性”及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途径。“平民教育”由此转化为传布意识形态的基地。
第五，“主义”启导知识人的“革命化”。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宗自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不仅将集产主义、废除政府、经济革命、社会契约论、互助论一股脑引入中国，而且还主张“平民革命”，颇得一般理想主义者拥戴。师复虽故，无政府主义仍蔚成风气。1915年7月，袁振英在北京大学同赵太倬、黄凌霜等组成“实社”，研究无政府主义。1916年10月，吴玉章由法国回京，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汪精卫一道组织华法教育分会、留法勤工俭学分会，介绍无政府主义，特别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1919年“五四”前，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朱谦之、陈公博、谭平山、区声白、黄凌霜等人，又在北京组织“新潮社”。[18]468、469北京之外，南京有1916年11月成立的“群社”，山西有1918年组织的“平社”，天津1919年成立的“真社”。各社多关心劳工问题，“真社”即被被曹锟、杨以德冠以“蛊惑劳动工人，希图革命”罪名封禁。[19]上述一些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界标”。
注释：
①据张玉法统计，仅自武昌革命爆发后，迄于1913年底，新兴的公开党会凡682个，其中政治类312个。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2页。
②黄彦《中国社会党述评》(《近代中国》第1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64页)注重梳理江亢虎探讨“社会主义”的过程；汪佩伟等《民初中国社会党性质新论》(《华中理中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社会党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梁玉魁《关于中华民国工党的性质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认为工党是资产阶级谋取政治地位的工具；陈长河《徐企文与中华民国工党》(《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则指出工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杨涛《中华民国工党与民初的工人运动》(《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认为工党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刘勇《试述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积极作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一文，强调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启蒙者和先驱之一。周海乐《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主要谈江氏社会主义观及中国社会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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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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