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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 辉 罗福惠:“中共记忆史”研究的提出及构想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摘要]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传播，中国学界开始自觉的开展记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可以汲取记忆史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中共记忆史”，发展出党史研究新的问题意识。“中共记忆史”研究需要注意记忆与遗忘、社会、政治等关系，以丰富党史研究的视野，为党史研究提供新范式，并回答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中共记忆史”研究要运用记忆史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探索相关理论和方法，加强史料搜集和整理，培育学术共同体。
[关键词]记忆史；中共党史；中共记忆史；研究方法
记忆史研究在中国学界已逐渐形成蓬勃发展之势。笔者于2009年即开始思考“记忆史”相关问题，当时运用记忆史研究方法解析“辛亥革命”，[①]最后形成两百多万字的多卷本成果，某些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记忆与诠释。[②]并发表中国记忆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③]较为全面地回顾和梳理记忆史研究在中国的现状。近读到《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论延安叙事的三种形态》一文，[④]觉得于中共党史研究上颇有新意，纵观国内已有记忆史研究成果，专门的党史研究非常之少。该文引发笔者试图借用记忆史方法构想“中共记忆史”研究，希望从记忆史的视角思考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从一个新角度出发，有益于改善现有中共党史研究。笔者不揣冒昧，试结合以前对记忆史的思考，就“中共记忆史”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意义、未来展望等就教方家。
一、学术背景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在多学科交汇下出现了“文化转向”的新文化史研究热潮，对原有史学产生巨大冲击：一者是新视角的运用；一者是新史料的挖掘。两者皆大大扩充了原有的史学研究，许多已有研究领域得以重新审视，而之前未受到重视和关注的文献史料也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纳入到研究者视线之中。中共党史研究显然也受到了这股新文化史潮流的影响，某些方面出现新的发展和走向。如，陈金龙研究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⑤]且在其带领下产生大批成果；郭若平提出将概念史运用于党史研究，拓展出研究的新领域。[⑥]可见，新文化史与中共党史研究之间有结合的可能，也有其必要。
记忆史属于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将新文化史分为七大类研究，社会记忆史即其一。[⑦]法国史学界在将记忆引入历史研究上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界的记忆史研究逐渐兴盛，集体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对象，随后诞生了记忆史研究的代表性着作《记忆场所》，此为法国着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发起组织编写，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⑧]二战后西方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语言学的转向”，到80年代则出现“记忆的转向”，[⑨]此后并成为热点。
欧美学界记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学界以挑战，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史学界深受欧美影响，在记忆史这一新兴领域尤其如此。中国台湾学者面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的“记忆的转向”，最早付诸实际行动。台湾新兴学者们多具有海外学习的经历，能够紧跟欧美学术潮流，积极学习西方的最新理论和方法。1993年台湾《当代》杂志刊载“集体记忆专辑”，该专辑对此后中国学界的记忆史研究有着深远影响。王汎森后来回忆：《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为例》“发表在《当代》91期（1993）我所编辑的‘历史记忆’专辑，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讨论‘历史记忆’的一篇文字”。[⑩]正是在王汎森等史学工作者的带动下，台湾记忆史研究渐开风气。相比之下，大陆记忆史研究略显滞后。1996年，沈卫威运用“历史记忆”概念论述胡适受五四影响，较早运用“记忆”进行历史人物研究。[11]不过，此前也有其他学科学者使用到“历史记忆”一词。[12]1999年赵世瑜通过研究发现，流传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太阳生日传说及其信仰习俗“隐含着当地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通过民俗的形式寄托着他们对鼎革的历史记忆”。[13]此算中国大陆真正具有影响力的记忆史实证研究成果。此后中国史学界的记忆史研究也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就此而言，中国记忆史的研究还比较年轻，只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而大量成果的出现已到了本世纪初。中国记忆史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前者主要是译介西方着述，《论集体记忆》、《社会如何记忆》等西方着作翻译成中文，给中国史学界巨大影响。中国本土记忆史理论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为一些零星着述，乃研究者在记忆史实证研究过程中得出的相关认识，而非专门的理论研究。具体到中共党史与记忆史方面的理论探索，则付之阙如，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实证研究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对族群、传说等的研究；一是对精英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等的研究。笔者将之分别命名为“社会史”和“思想史”路径。社会史路径的记忆史研究主要以族群、乡村民俗、民间传说等的历史记忆为对象。该路径较多地重新挖掘以往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用“历史记忆”作为分析工具，从此角度重新阐释这些问题，最终落实到具体历史事实的探究。其史料来源多为地方志、谱牒、口述传说、碑刻等，借助多学科研究方法，倾向于研究下层社会记忆，由此探寻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思想史路径的记忆史研究主要以宏大历史事件和精英历史人物的记忆为对象。其史料主要来源于各种报纸、杂志、日记、回忆录等。因为是关于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记忆的研究，此类记载多能在文本中找到。该路径虽不排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但更注重传统的文本分析，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探索文本所载记忆形成的思想背景，以及记忆所蕴含的理念和思想。[14]中共党史方面的记忆史实证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台湾学者翟志成从“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出发，探讨平型关大捷的相关问题。[15]张艳则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记忆与阐释。[16]而谢迪斌考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中间人士的“延安”叙事，由此观察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17]诸如此类成果尚不多见，还可以从记忆史角度更广泛地观照中共党史研究。不少研究者皆强调中共党史研究虽有其特殊性，但同时也应积极汲取历史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以丰富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二、问题意识
中共党史主要研究中共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事，而“中共记忆史”强调对事件人物发生之后历史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共记忆史”的研究虽略显“另类”，脱离了传统史学的书写模式，却应该是党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也能显示出研究的深化。
历史记忆作为人类特有的记忆功能，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认知心理学》中强调，13岁以前的儿童主要以记忆作为“学习”的核心，而不会对“为什么”进行追问，尚处于“懵懂”的阶段。而当学者们将记忆用于历史研究中时，并非是要嘲笑研究对象属于未成年人，实际上没有记忆的个人或群体并不存在。反之，将历史记忆运用于中共党史以进行“中共记忆史”研究，乃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高度重视，因为只有保持历史记忆的人和群体，才能算是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人和群体。实际上，“中共记忆史”也是提醒人们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背后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存在。
除历史学家外，就大多数社会群体而言，历史记忆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时势的变迁。时间流逝如同过滤筛，大小事件、大小人物，有的被保留，有的被遗忘，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够成为历史记忆。[18]被保留事件和人物成为的历史记忆，则有“记忆层次”和记忆场所的区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显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个体记忆或私人记忆，比如中共历史上各重要事件亲见亲历者的记忆，不管是回忆录、日记还是访谈口述的形式呈现，如此记忆所传播的场所只能是在家庭、亲友和不多的阅读者的较小范围。第二层是群体记忆，它包括在相同的历史时空中，与同一事件存在某种关联的记忆，由于群体成员立场并不一致，故成员之间由于选择而留下的历史记忆各异。由于这个层次上的群体远非一个，无法成为第三层次的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就算是记忆场所的范围扩大，仍然不可能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公共记忆空间。第三层是集体记忆，或者甚至已经成为公共记忆的“新传统”中的一部分。此时的个人和群体皆被遮蔽起来，记忆的价值和影响得以扩充，成为超越性质的具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社会记忆。此类公共记忆的新传统的记忆场所为民族国家，甚至还可能成为具有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文化实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能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记忆，并具有公共记忆的性质。此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具有辉煌的成就。而各种文书档案资料得以保留下来，报刊、相关文字记载的传播能力越来越巨大，更有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广泛宣传，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记忆比古代社会的记忆存在着丰富得多的实证经验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中国的政府、包括共产党自身在内的政党与各种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建构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它们正是通过话语控制、制度设置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动员，根据时势的需要和利益诉求，编写和出版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制作出各种文化产品，并为有关人物树碑立传，保护和修复有关遗址遗迹，兴建纪念场所，举办纪念会，直至制定固定的纪念节日，举行或庄重或轻松的纪念仪式。正是通过“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制造了社会记忆，[19]强化人们的某种社会记忆，或者让这种社会记忆得到保存和延续。所以，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非常多样。
“中共记忆史”的内在逻辑中涉及到三个关键性的问题，此也是利用记忆史方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即记忆的主体、客体与载体，分别是谁的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顾名思义，中共记忆的主体应该包括政府、党派，中国共产党经历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正式的政权更替，期间还有广东国民政府等临时性、过渡性政权，而中共自身还成立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战时期还有汪伪政权。此外，还有1949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政权。具体到某个时期，则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差别。党派主要指国民党、民主党派、共产党自身等。当然，假如将视野放开的话，还应包括国外的一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曾经有过“历史记忆”的外国政府、政党。除此之外，还有民间社会为记忆主体，具体可以包括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史学界等，当然也有国外的民间社会。中共记忆的各种主体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历史记忆。中共记忆的客体肯定是中国共产党，具体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历史事件，如中共一大、秋收起义、遵义会议、万里长征等；也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历史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邓小平等；还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思想文化，如毛泽东思想、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政治势力，如国民党、民主同盟、共产国际等。对于这些事件、人物、思想等的记忆，需要着重阐述其政治内涵，以及记忆主体借助这些记忆客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不同记忆主体对这些客体关注的侧重点。中共记忆的载体即“记忆之场”的问题。记忆需要载体才能传承和呈现，最常见的记忆之场是文本，文本传承着人们的观点与想法。另外，口述、行为仪式、形象化物体等也是重要的记忆载体。记忆史观照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将全面观察记忆的主体、客体和载体，以往党史研究以文本分析为主，而记忆史方法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除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文字语言外，图像、历史遗迹、场所等都应该纳入到记忆载体的考察范围。
三、研究方法与意义
“记忆”与“遗忘”是一对孪生兄弟，所有表述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形成过程中都会存在对过去的记忆与遗忘。正如雅克·勒高夫指出：“记忆和忘记是各阶级、群体以及个体们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曾经支配过并且正在支配着社会的历史。各种忘记以及消失的历史都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中存在着操纵机制”。[20]记忆与遗忘的产生，内在原因是中共记忆在传承过程中因记忆主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社会淡忘，外在原因则是历史与正统性诉求的关系，即政治力量的介入影响到社会，从而选择记忆或选择遗忘。中共记忆史研究可以向两条思路展开，一是客观主义的，强调历史记忆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一是相对主义的，强调历史记忆的建构性和象征性。哈布瓦赫即强调历史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21]中共记忆史研究中“建构”和“象征”的一面，无疑对历史实证主义和“历史经验论”皆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以往那些自信的历史叙述和简约化的历史结论于“记忆史”都将面临新的求证和检验。如此，中共记忆史将中国共产党历史视为人类社会下的历史，尝试弄清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等对中共历史的影响，不再专注于各种披露的官方文献和各方学者们的言说，而是将构成社会文化的各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记忆传说、空间遗迹和纪念仪式等，都纳入考察和研究的范围内，无疑将丰富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增加中共党史的活力。
因记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具有以多样性和流变性为基础的建构性特征，所以在具体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时，就必须要对之进行时段的划分和空间场所界定，还要分门别类地考察历来的政府、政党、民间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渊源或精神的联系，分析种种中国共产党的记忆如何产生，具有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表达。对于各种中国共产党记忆表达所明现或隐含的现实诉求应加以探讨，并尽可能地发掘中共记忆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公共记忆的价值。中共记忆史研究材料来自报刊上各时期政府、政党、团体组织以及领导人或以组织名义发布的文告；重要人士的有关讲演；中共历史事件亲历者或相关者的日记、书札、回忆录、访谈录之类；也涉及教科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叙的变化，文艺作品对中国共产党元素的运用和塑造；还有关于纪念空间和仪式的探讨，如中国共产党相关遗址遗物的保存，祠、墓、纪念公园、纪念馆场的建造，以及在这些场所进行的节日纪念、仪式操演等。[22]总之，通过这种动态的视角立体多维分析，既能探明中共历史记忆如何存在和“表征”，也有助于说明后来者如何形成中共的历史记忆。
将记忆史纳入到中共党史研究，既扩大了党史的研究范围，同时也是一种创新尝试。虽然学界已有部分相关成果，但其研究的空间尚有待大大发掘。绝大多数的中共历史记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相关历史过程和细节的叙事；二是对记忆客体的功过或价值的评判；三是借以表达记忆主体的特定思想和现实诉求。于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层面，因记忆主体与记忆客体存在某些经验经历的渊源或某种精神的联系，这样的中共记忆往往比较鲜活具体，如此却难免带有强烈自我中心色彩，如夸大本人或某群体的历史功绩。必须要肯定的是，无论个体记忆还是群体记忆，皆不能完全视作个人或群体的主观产物，作为社会人或社会群体，在理解自己并产生记忆之前，皆已有“社会化”，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和行为世界的社会构造物”。[23]所以并非历史属于个人，而是个人属于历史。而公共记忆只有通过极力地包容吸收各种个体和群体的记忆，才具有广博基础；只有与不同历史时段的记忆尽可能地保持连续性，才会更具有生命力。但是个体和群体记忆显示的可能仅仅为历史全貌的局部或侧面，琐屑、片面、扭曲、自我夸张、贬低对方的情形很难避免，从而使得不同的记忆产生错位和冲突。而在公共记忆的形成上，记忆可能又会被化约，成为简单口号或抽象符号。而且如前所言，记忆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被遗忘。
史学作为追求客观的学问，史学家应该时时抱持着求真、求公的立场态度，不仅研究公共记忆，也要尊重个体和群体的记忆，从中发现被遗漏的资料和思想资源，将其作为从事研究工作的养料来源之一。中共记忆史的研究也应该遵循这样的方法，寻求历史的真相。而又有其特殊性，当面临一些历史记忆的分歧，在强调全面、客观和历史逻辑的同时，需要分析了解分歧背后的原因，通过中共记忆史的研究“去弥合民族历史记忆的分歧，着眼于民族发展的长远需要，构建更具有共识性与融合力的民族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提供历史记忆的基础与平台”。[24]
所以，用记忆史方法观照中共党史研究，具有以下几点特色与意义：
第一、开阔视野，丰富史料来源。史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无法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同时，史料的选择又与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有密切关系。研究者在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实践时，要求具有一双慧眼，能够尽可能地扩充史料，面对史料还需要根据研究对象进行取舍。中共记忆史研究对以往不太关注或关注比较少的史料皆被纳入研究者视野，包括报刊、书札、回忆录、访谈录、教科书、文艺作品、网络文章、革命遗址遗物等。另外，还可以进行一些田野调查，拍摄照片，结合文献史料，可以做为中共记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因为中共党史的特殊性，于时代变迁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具有不同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史料，研究者需抱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顾及各种姿态的中国共产党记忆和诠释，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呈现出“中共记忆”。史料的扩充，使还原出复杂的历史面相得以可能，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场景。
第二、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新范式。记忆史能够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也能够为党史研究的发展提供新方向。当然，并非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能进行记忆史研究，但中国共产党因其在现当代中国具有的特殊意义，能够成为少数“典型”记忆史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历经90余年的历史，有着丰富多彩的记忆史资源，对其进行记忆史研究，能够反映出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中共记忆史”研究引导学者放宽研究视角，将眼光延伸到中国共产党相关事件或人物发生之后的时空，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事件或人物本身，将彻底改变史学研究中成熟话题难以为继的困境，“成熟”正是进行记忆史研究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政治势力、群体、人物有着不同的记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具有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记忆主题，与时代的政治社会大环境联系密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忆有层次性，政府、党派与民间社会的记忆存在于不同层次上，政府、党派、民间社会内部的记忆也有层次性。
第三、回答中共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史学家以追求历史真实为志业，党史研究也不例外。从记忆史视角进行中共党史研究，一方面应将已有的历史记忆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对，分析有关记忆形成和变化的主客观原因，发现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异同；另一方面对被抽象化、简约化的记忆，不断地通过实证的研究来加以丰富，避免历史上有价值的事物被社会遗忘。所以应该说历史是客观不变的本源，而记忆是对部分历史的建构和复制。通过中共记忆史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价值和共产党员的伟大精神进行肯定和保存，力图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提供更为客观、更为完整、更为本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记忆资源。如此的研究有一般性的历史记忆的一面，同时也能够为人类历史记忆提供可靠根据的“记忆再生产者”的资料来源和素材。中共记忆史研究对“历史记忆”的追求和探寻，有裨于认清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就如雅克·勒高夫强调，是“记忆滋养了历史，历史反过来又哺育了记忆，记忆力图捍卫过去以便为现在、将来服务”。[25]
四、未来研究的展望
“记忆史”在中国有了二十余年的传衍，但于中共党史研究尚处萌芽阶段，有着广泛研究空间。如此，则需要对未来“中共记忆史”研究展开思考，此陈述笔者的几点不成熟看法和认识。
1、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诸多大人物和大事件，对此应该开展系统的大型的记忆史研究。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国民党的关系、重大会议与重大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袖人物。记忆史研究不仅要加强大事件大人物的研究，也要增强小事件小人物的研究，即要发掘底层社会记忆，将乡村故事、区域社会、乡村政治等中共历史记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当丰富，本身与农村社会、地方政权建设等有密切关系。这些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记忆，并留下不少物化与空间载体，此皆能成为中共记忆史的研究对象。此类研究的开展能够反映出社会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梳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中共记忆史研究要加强小事件小人物研究，还必须充分利用田野调查这一重要手段，搜寻隐藏在民间的中共记忆“文本”，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底层社会记忆史研究。
2、探索中共记忆史理论和方法。记忆史理论是体现记忆史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纵观中国的记忆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比较宽泛和浅显的层次，甚至对何为“历史记忆”都缺乏明确定义，更不用说对中共记忆史理论和方法的考察。面对如此境况，中共党史研究更应打造自己的记忆史理论。此要求广泛的译介西方记忆、记忆史理论，只有在充分了解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同时，还要结合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语境和知识体系，消化和吸收这些理论，为中共记忆史研究贡献力量。中国要有原创的中共记忆史理论，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国外相关知识，同时还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符合中国语境的中共记忆史理论。另外，研究方法的改进对某领域研究乃至整个学科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欲图使中共记忆史研究在已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在改进研究方法上作出更多努力，运用比较研究、分层研究、综合研究、动态研究等方法。
3、重视中共记忆史史料发掘和整理。中共党史研究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一直皆非常重要。中共党史研究者虽缺少中共记忆史专题资料的整理，但相关史料的出版，特别是一些回忆录、口述资料的问世，这些本身不属于记忆史，但作为中共记忆史研究史料的重要来源，为中共记忆史研究创造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学界出版的中共历史上领导人的各式各样的回忆录、口述资料，为记忆史研究助益良多。但是，对某些事件的回忆、口述的开展显得非常急迫。比如，文化大革命口述的进行、回忆录的撰写，文革参与者日渐老去，不少已去世，必须加紧时间。而其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个时段和重要事件的田野调查、口述、回忆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除回忆录、口述之外，日记也是重要的记忆史料，该方面的整理出版也越来越多。但据笔者所知，全国许多地区的档案馆和图书馆还或多或少的保存着一些时人日记等史料，因尚未编篡出版，研究者利用起来甚为不便，且使用成本比较高。如果能够加快中共记忆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相信将会大大促进中共记忆史研究，将中共党史研究推动到新的发展阶段。
4、加快中共记忆史学术共同体建设。中共记忆史研究未来的发展和成长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中共党史学界在记忆史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尚缺乏自觉，此显然不利于记忆史研究的发展。首先，创办专门刊物或专栏及时发表相关科研成果。中共党史界有《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党的文献》等学术刊物，但尚没有设置专栏发表中共记忆史研究成果，留下不少遗憾，此方面还需继续努力。其次，建设中共记忆史研究团队。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场所》，有103位法国历史学工作者参与编写，包括诸多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笔者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也吸引了40多位研究者参与。中共记忆史研究也应该加强团队建设，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或组织固定的科研队伍。还可以举办中共记忆史方面的专题研讨会，开展系统的学术研究，进行长期有效的学术交流，打造中共记忆史研究学术共同体。
（本文作者 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长沙 410081；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武汉 430079） [①]罗福惠：《研究“辛亥革命记忆”的意义与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②]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一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451页。
[③]郭辉：《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④]谢迪斌：《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论延安叙事的三种形态》，《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⑤]陈金龙：《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中共纪念活动与党史文化的建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1期；等。
[⑥]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中国革命的思想生产与“我们”的观念塑造》，《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2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⑦][英]彼得·伯克着，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⑧]参见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⑨]王晴佳：《新史学演讲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⑩]王汎森：《自序》，《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
[11]沈卫威：《五四留给胡适的历史记忆》，《徽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12]郑川：《历史记忆的剧场——浅析意大利新理性主义的创作方法论及对中国建筑的启示》，《时代建筑》1991年第3期；吴福辉：《背负历史记忆而流离的中国人——白先勇小说新论》，《文艺争鸣》1993年第3期。
[13]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14]参见郭辉：《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15]翟志成：《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平型关大捷”的建构与解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51期。
[16]张艳：《五四阐释史研究》，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5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17]谢迪斌：《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论延安叙事的三种形态》，《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8]参见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9]参见[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0][法]雅克·勒高夫着，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21]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着，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22]参见[法]雅克·勒高夫着，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09页。
[23][德]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24]谢迪斌：《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论延安叙事的三种形态》，《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5][法]雅克·勒高夫着，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