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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马勇：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安徽濉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内容题要: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整个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坚守中立。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很可能只是朋友间的交锋与交集，其程度也不像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没有绝对新，也没有绝对旧。本文重新解读的林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传统评价将他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显然是一种政治考量，并不是历史本真。真实的林纾，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或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并没有刻意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
关键词:林纾/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历史是成功者写的，因而历史的记忆往往是不真切的。由此联想到五四，在我们的记忆中，其实都是经过筛选过的历史记忆。是五四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呈现为成功的成功者建构和书写的历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有心无心地忽略了其对手、反对者的立场、贡献和说法。这方面可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主要从林纾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以期重构五四比较真实的历史记忆。
一、新文学谱系中的林纾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偏于变革，坚守中立或置身于局外而已。当改革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共识时，并不存在本来意义的守旧派、保守派，改革与反改革的冲突只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斗争的工具和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评估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实际上很可能就像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与梅光迪、任鸿隽的冲突一样，是朋友之间的交锋与交集，其程度可能也不像我们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严重那样两军对垒。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状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新，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旧。
在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陈独秀、胡适以及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在后来占了上风，成为主导，所以在他们自觉不自觉营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林纾基本上是个反面形象，被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甚至带有莫名其妙的小丑色彩。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不过，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一系主流话语来说，他们将林纾定位为反对派、守旧者，也是有根据的。一是当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交往工具时，林纾提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反对意见;二是当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稍遇挫折，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以演双簧的方式引导舆论，痛骂所谓守旧势力时，林纾毫不客气地站出来，发表了具有纪实格调的小说，刻意反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三是当五四学潮一触即发时，林纾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指责蔡元培在北大的兼容并包、言论自由，实际上是纵容、默许和支持一些非道德的东西，是对社会常态的冲击。林纾的批评不管是否有道理，他的这个攻击在时间点上都与段祺瑞政府对北大、对蔡元培的迫害、加罪，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所以当段祺瑞政府成为历史陈迹，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负面形象时，林纾自然难逃干系。
其实，从比较中立的后来者立场重新检讨，林纾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判断和立场可能并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派所批评的那样邪恶那样无耻，而是别有原因在，别有一番意义在。先说第一个问题。
按照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判断，林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因为林纾坚定地反对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交往的唯一语言工具。而后来的事实是白话真如胡适、陈独秀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中国人的唯一语言交往工具，文言真的成为死文字，于是林纾也就成为十恶不赦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上的反对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演变虽然如此，但他们所描绘的新文化运动谱系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林纾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他之所以能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研究过白话为什么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唯一的语言工具，研究过文言为什么不应该完全放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纾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大约正是他和那之前几代人的尝试和实践，才为胡适、陈独秀准备了文学革命的基础。只是胡适等人在后来回顾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时，有意无意忽略了林纾的贡献，片面扩大了林纾的反对意见而已。
白话文运动确实是胡适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胡适的说法和倡导终于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引起文体改革从个别人的行动走向一个知识群体的共同试验。这是胡适和陈独秀的功劳。不过，正如过去许多新文化运动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白话文在过去中国很长时间并不是不存在，只是这个文体没有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成为文化的正宗。看看唐宋以来佛教语录，看看在知识界和一般民众那里都流传甚广的《朱子语类》，我们就应该承认白话文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大约始终作为口头语言在流行在使用，古人的口头表达大约也不是书面的文言，只是落实到书面上，为了简洁，为了准确，大约才转换为文言。这大概是中国语言发展的真实状况。
胡适和陈独秀的贡献，就是把这个口头表达的语言转换为书面语言，并以这种口头表达的语言彻底替换了书面的文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后来引起争论的症结。
从新文化发展脉络看，胡适1917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确实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是陈独秀在《甲寅》时代一直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在思想文化层面为中国寻找一条坦途，并真正获得落实。因而胡适的这篇文章在陈独秀那里有正中下怀的感觉，而且由于老革命党人脾气，使他觉得胡适的什么“改良”、“刍议”等，实在是不温不火，过于与旧势力周旋，过于担心旧势力的攻击，所以陈独秀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心甘情愿成为全国学究之公敌而在所不辞，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声援胡适，其实是将胡适不温不火的“文学改良”变成了陈独秀风风火火的“文学革命”① 。
胡适、陈独秀的主张首先获得钱玄同的支持，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味。大家都知道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都知道章太炎的文章从来都是典雅古文，一部刻意用古汉语且尽量使用冷僻字写成的《訄书》既难倒了许多读书人，更使许多读书人甘拜下风，自叹弗如。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章太炎其实还是近代中国白话文运动的鼻祖。大约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章太炎就尝试着用白话进行演说和着述，当然这些演说和着述大致都不是纯粹的学术文字，而具有教育普及、学术普及的意味。他在那时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后来被结集为《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集子的出版时间虽然较晚，但其最初发表则是在1910年创刊出版的《教育今语杂志》上。
《章太炎的白话文》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有人怀疑这本书究竟是不是章氏本人的着作。这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因为这本由张静庐策划的小书中就误收了钱玄同的一篇《中国文字略说》。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章太炎、钱玄同师徒两人可能都比较注意白话文在述学中的可能与尝试。这个尝试似乎比胡适的尝试要早好几年。所以当胡适欲以白话作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文学改良论发表后，自然能够与钱玄同的思想意识接上头，获得积极反响与回应。
紧接着，刘半农也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主张予以积极回应，对胡适的“文学八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及钱玄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文学主张“绝对表示同意”，复举平时意中所欲言者，提出自己的文学改良观。刘半农认为，白话、文言暂时可处于相等的地位，同时主张打破对旧文体的迷信，从音韵学角度提出破旧韵造新韵，以及使用标点符号、文章分段等技术性手段，以丰富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方法。
过去的讨论，总认为刘半农的加入说明新文学的阵营在逐步扩大，但刘半农的几点新建议又表明新文学阵营中也不是意见一致。这种说法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其实，从刘半农的学术志向和学术重心看，他的建议只是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内容，并不存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分歧这样似是而非的问题。
刘半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文人。他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成名较早，只是成名范围限于上海滩的鸳鸯蝴蝶派，所以当他后来加入北大知识分子群时，有时也被那些出身名门正宗的知识分子稍稍轻视乃至蔑视。正是刘半农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经验，使他对民间文学，对白话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发展有着不一般的个人体验，也使他对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发自内心高度认同，他的发言和加盟不仅使新文学主张有了实践经验作为支撑和验证，而且使新文学阵营更加多样化多元化。
新文学阵营的多样化、多元化是客观事实，其实当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胡适就意识到这一点，就觉得陈独秀的主张与自己的主张有着很大不同，至少自己是准备以学理讨论的方式进行，而陈独秀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胡适致信陈独秀说，文学改良这种事情，其是非得失，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内学术界各方面人士能平心静气与我们这些倡导者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我们既然已经打出文学改革的大旗，当然不会再退缩，但是我们也决不敢以我们的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② 。
很显然，胡适的这些温和的主张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而其之所以在这个当口再次重申，也不是没有来由。因为当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当代古文大家，也是不懂西文却是西方文学名着翻译大家林纾就于2月8日在上海《国民日报》着文商榷，题目就叫做《论古文之不当废》，观点鲜明，理由不足。最引人发笑也反映出林纾最诚实一面的，是他说的这样一段话:
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③ 。
林纾的这个说法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根据他对西方近代文化发展史的了解，西方人讲维新讲变革，并没有将拉丁文作为文化垃圾予以废弃，而是有意识地从拉丁文中汲取营养，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资源。然而，林纾这个比较平实比较温和的说法在被胡适、陈独秀等人大肆渲染之后，则成为一种比较荒唐的文化主张。胡适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接着，胡适以调侃的口吻挑剔林纾文中的表述毛病，用现代文法去分析林纾古文表达中的缺陷。
胡适的温和主张并不被陈独秀所接受，陈独秀或许也是基于林纾等人的刺激，以不容讨论的姿态表达自己的主张，这实际上开启了一场原本不一定会出现的文化
①②《胡适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③《论古文之不当废》，《国民日报》1917年2月8日。
论争。陈独秀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也。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讨论也。”①
古文家的理由或许如林纾所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但陈独秀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化专断主义，这种文化专断主义如果所持立场是正确的如白话文学论，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从这个立场出发，人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是正确到不容别人讨论只能执行、采纳的程度，恐怕问题也不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所谓新传统主义，其实所采纳的思路、理路，都与陈独秀的主张和致思倾向几乎完全一致。
当然，正如胡适所说，陈独秀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胡适等人一年多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② 。到1917年底，文学改革思想已经赢得许多北大学生的热情支持。其中包括傅斯年、罗家伦。
傅斯年和罗家伦都是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傅斯年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所以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显得与其他学生很不一样，深受当时北大教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的器重与赞许，他们希望傅斯年能够传承刘师培的仪征学统，或者成为章太炎学派的传人，所以这些大师级的教授对傅斯年另眼相看，期待甚殷。
然而由于受到《新青年》所宣扬的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当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人物相继来到北大后，新文化的春风深刻影响和激励了傅斯年，使他从先前寻找旧学的迷梦中惊醒，转而支持新文化运动，进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1918年初，傅斯年以“北京大学文科学生”的身份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从道义和学理上为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提供声援和支持。傅斯年指出，根据他的了解，文学革命的口号虽然响彻知识界，但国人对此抱有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恶之深者，斥文学革命为邪说;稍能容者，亦以为文学革命不过是异说高论，而不知其为时势所造成的必然事实。为回击反对者、守旧者对文学革命的责难，为一般怀疑文学革命价值者释疑解惑，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对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必然性进行了充分阐释。
紧接着，傅斯年又发表《文言合一草议》一文，对废文辞而用白话的主张深信不疑，以为文言合一合乎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白话优于文言，不是新文学倡导者的凭空杜撰，而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白话近真，而文言易于失旨;白话切合人情，以之形容，恰得其宜，以之达意，毕肖心情。所以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真正优秀的第一流作品如《史记》，如《汉书》，如唐诗、宋词、元曲等，其实都大量容纳、吸收了市井俚语、民间白话，历代所谓典雅文字其实都像《诗经》一样是由民间文学提升上来的，并不是文人雅士闭门造车。
在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讨论的基础上，傅斯年提出“文言合一”的方案，以为文言、白话都应该分别优劣，取其优而弃其劣，然后再归于合一，建构一种新的语言文字体系。他的具体办法是:对白话，取其质，取其简，取其切合近世人情，取其活泼饶有生趣;对文言，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词剖析毫厘，取其静状充盈物量。简言之，就是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言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重新建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
进而，傅斯年还提出重新建构新的语言形态的十项规条，逐条分析白话、文言在代名词、介词、位词、感叹词、助词等词性中的具体运用，这就将胡适等人引起的讨论向实际创造和实际运用方面深入推进③ 。
与傅斯年情形相类似的还有罗家伦。罗家伦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又与蔡元培是绍兴小老乡，因而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如鱼得水，很受蔡元培的器重和栽培，所以他后来成为北大乃至全国的学生领袖，是五四运动中的北大“三剑客”之一。
根据罗家伦的回忆，他的文学革命思想产生的比较早，大约在幼年时代读私塾时，他就对读死书、读天书、死读书的情形深恶痛绝，以为中国旧有的文化形态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创造性灵，幼年时代的生命体验使他很早就期待文学形式能够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当胡适在《新青年》发出文学改良的呼吁后，罗家伦发自内心表示拥护，主张文学革命，强调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达现代人的感情。
傅斯年、罗家伦的加入，为文学革命在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中赢得了支持者，他们在1918年和1919年所写的文章促进了文学改革在青年中的流行，渐渐减
①陈独秀按语，《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②《逼上梁山 —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32页。
③《文言合一草议》，《新青年》第4卷第2号。
轻了文学革命来自青年学界的压力。
不过，更值得指出的是，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在1917年虽然闹得轰轰烈烈，其实那时真正站出来公开反对的也不多，静观其变、等待新文学实际成就的还是大多数。那时真正用新文学、白话文完成的作品也没有出现，即便是那些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政治散文，虽然鼓吹新思想，鼓吹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但其表达方式差不多也都是文言，像傅斯年的几篇文章就是如此。这就构成一种反差非常强烈的讽刺，当然也引起了文学改良者的自我警醒。傅斯年自我反省道:“始为文学革命论者，苟不能制作模范，发为新文，仅至于持论而止，则其本身亦无何等重大价值，而吾辈之闻风斯起者，更无论焉。”① 所以，到了1918年，新文学的倡导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精力用于新文学的创造与尝试。
1918年1月起，《新青年》在北大六教授的主持下全新改版，改为完全刊登白话文作品，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于是风气大开，知识界真正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各种文体。这就是胡适所期待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框架中，胡适宣布古典文学已经死亡，今后的中国只能是白话文的天下。他用十个大字概括“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那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所谓的文学革命，其实就是要为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能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上真正的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就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宗旨。
在胡适看来，过去两千年中国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绝不能产生出来活文学。所以，中国过去两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简单地说，自《诗经》以下至于今，但凡有价值的文学，都是用白话文做的，或者是近于白话文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我们为什么喜欢《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文做的。我们为什么喜欢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都不是用文言写作的，而是使用了大白话。
到了近代，活文学获得了更大发展，《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都是活文学的范本，都是由活文字创造的。假若施耐庵、丘长春、吴敬梓、曹雪芹这几个人不是用白话文写作的话，而是改用文言，那么这几部作品就不可能有这样强的生命力，也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所以胡适的结论是: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因为死文学决不可能产生出活文学② 。
1918年，被后人看作是新文学元年。这一年，新知识分子纷纷尝试白话诗的写作，并获得了初步成果。胡适后来出版的《尝试集》，被誉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部白话诗集，这部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1918年创作的。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诅咒政治统治的黑暗和儒家伦理、旧礼教的虚伪，展示出个性解放、劳工神圣等进步思想，但在形式上则带有旧体诗的痕迹和白话诗的不成熟，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的转型痛苦。但它确实代表了1918年中国新文学元年的重要成就。
“文学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白话文运动，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其意义之所在，不仅是中国文学载体的革命、文学形式的解放，而且是中国文化基本范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乃至日常生活习惯的根本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主张便不能不引起一些争论乃至反对。其中反对最力者，先有胡适的留美同学梅光迪、任鸿隽，后有着名文学翻译家林纾以及以怪杰而着称的辜鸿铭，再有北大教授刘师培、黄侃、林损及马叙伦，还有着名学者章士钊以及在现代中国颇富盛名的杂志《学衡》派的一班人，吴宓、胡先骕等。由于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这些反对并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当时间过了快一个世纪之后，反对者的言论也有值得重新检视的必要。
如前所说，林纾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最先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似乎还没有想好反对的理由，所以他说他知道古文不应当被废除，但是说不出详细的理由。他的这个还算诚实的态度遭到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奚落，于是他的看法就没有受到白话文倡导者应有的重视。
其实，林纾的主张真的应该引起注意，他虽然对文言为什么应该保留，白话为什么应该被适度采纳，说不出多少理由，但他确实是近代中国文学改良运动前驱者之一。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林纾在朋友的合作下，先后翻译了200多种西洋文学名着，畅销国中，他翻译的小说与严复的“严译名着”齐名。更为重要的是，严复始终坚持用典雅的文言进行翻译、写作，而林纾则比较早地尝试过用民间语言丰富文言的可能，尝试用民间俗语俚语进行书面创作的可能性。
在文化理念上，林纾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忠实信
①《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第4卷第1号。
②《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全集》(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徒，崇尚程朱理学，但也不是盲目信从，对于理学迂腐虚伪之处，也能有清醒的意识，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这些揭露当然是理学的负面，所以他身体力行，维护礼教，试图恢复儒学正宗，指责近代以来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们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
在文学观念上，林纾信奉桐城派，以义法为核心，以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韩愈等人的文章为天下楷模，最值得效法，强调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书，留心天下之事，如此，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当然，对于桐城派的问题，林纾也有认识，因此并不主张墨守成规，一味保守，而是主张守法度，但是要有高出法度的眼光;循法度，但是要有超出法度之外的道力。
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林纾用白居易讽喻诗手法写了《闽中新乐府》32首，率多抨击时弊之作，这不仅表明他在政治上属于维新势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文学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及对民间文学因素的汲取。所以当白话一兴，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之以白话之际，林纾也在他朋友林白水等人创办的《杭州白话报》上开辟专栏，作“白话道情”，风行一时。很显然，林纾早在19世纪末年就是文学改革者，他承认旧的白话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只是温和地反对，如果人们不能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汲取古典文学营养，就不能写好白话文。
所以，当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发表后，林纾似乎本着自己的良知比较友好地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表示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不要刻意将文言文彻底消灭掉，在某种程度上说，林纾的主张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都相似，就是在向更大多数民众提倡白话文，倡导读书人尽量用白话文写作的同时，也应该为文言文留下一定的生存空间，至少使中国文化的这一重要载体不致在他们那一代人失传。
二、新文化运动的右翼
林纾的这个意见如果仔细想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即便到了今天白话文已经成为文学的主体，我们依然会觉得古文魅力无穷，是现代语言的智慧资源。然而当时的一边倒特别是陈独秀不容商量的态度，极大挫伤了林纾的情绪。1917年初，钱玄同出面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建议，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钱玄同的好斗性格使他不忘顺带攻击桐城派等旧文学，并提出什么“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蛊惑人心的概念，这就不是简单的学术论争，而是带有一定的人身攻击的意味。
尽管如此，林纾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刻意反对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他甚至到了1919年3月，依然为《公言报》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专栏，相继发表《母送儿》、《日本江司令》、《白话道情》等，俨然为白话文运动中的一员开路先锋。
林纾其实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他有心变革中国的旧文学，但又不主张将旧文学彻底放弃，他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反复强调古文对现代语言的资源价值，至1919年作《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依然论证古文、白话并行不悖的道理，强调废古文用白话亦正不知所谓古文，古文、白话似乎自古以来相辅相成，所谓古文者，其实就是白话的根柢，没有古文根柢，就不可能写出好的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林纾的这些意见如果能够听进一点点，中国文学改良或许将是另外一种情形。从林纾政治、文学观念看，很难说他就是一位极端保守的守旧主义者，他似乎只是主张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保持适度的保守，不要过于激进。林纾的本意原本只是间接和谦和的，他不过是说古文文学作品也自有其价值，不应被革弃，而应当像西方对待拉丁文那样加以保存。“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① 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说确实是对的。
林纾只是友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点不同看法，但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这也不能被容忍。1918年3月，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3号合演了一出轰动一时的双簧戏:由钱玄同摹仿守旧者的口吻和笔调，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信，其中故意推崇林纾的翻译和古文;而由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作《复王敬轩书》，以调侃的口气点名批评林纾，以为林译西方文学名着，如果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然而如果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那就要说句老实话，即林译名着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也还是半点儿文学味也没有。这种完全否定式的批评，显然已经超越一般的文学批评范畴，而带有蓄意攻击的意味了。这就不能不使林纾感到愤怒，感到痛苦，他自认为是新文学的同盟，却被新文学中的人物视为守旧，视为反动，于是他只能起来被动地消极地进行辩护、辩论和说明，兼带着，也就有睚眦必报的意味了。
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新申报》为他特设的“蠡叟丛谈”专栏发表小说《荆生》，写“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京师陶然亭。他们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和废文字以白话行之，激
①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0页。
怒了住在陶然亭西厢的“伟丈夫”荆生。荆生破壁而入，怒斥三人:中国四千余年以纲纪立国，汝何为而坏之?于是伟丈夫出手痛打一顿，皖人田其美等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这里的皖人田其美，显然是指陈独秀，田与陈本一家，这是中国史上的常识;美与秀对;浙人金心异显然是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当然指新近留学归来的胡适，胡为汉人对周边族群的称呼，而狄则带有某种程度的歧视。至于伟丈夫荆生，或以为是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徐树铮，或以为是练过武功的作者本人，或以为是林纾心目中卫道英雄的化身。
《荆生》的发表使林纾出了一口气，但他似乎也有点得寸进尺，得理不饶人。紧接着，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第二篇影射小说《妖梦》。说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阴曹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楹联一副: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
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一个读书人写书人的基本风骨与人格。
为林纾这两篇小说居间协助发表的是北大学生张厚载。张厚载即张豂子，生于1895年，江苏青浦人。时在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读书，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北大教授就旧戏评价问题展开争论后，为胡、钱等师长所不喜。所以他后来似乎有意动员、介绍他在五城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林纾创作影射小说丑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
或许是张厚载的唆使，使年近古稀的林纾接连写了这两部只能是发发牢骚的影射小说。只是不巧的是，当林纾将第二篇小说《妖梦》交给张厚载寄往上海之后，他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说是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着，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及林纾等学术名家题辞。
蔡元培无意中的好意感动了林纾，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而已。现在自己写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说，似乎有点不好，所以他一方面嘱张厚载无论如何也要将《妖梦》一稿追回① ，另一方面致信蔡元培， 坦言自己对新文化运动的若干看法。他认为，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最近外间谣言纷集，这大概都与所谓新思想的传播有关。晚清以来，人们恒信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现在民国将十年，上述期待都成为现实，然而国未强民未富，反而越来越乱、问题越来越多。现在所谓的新思想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其实，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像中国过去那样崇奉伦常，但西方国家的伦理观念也不是现在所谓新思想所说的那样简单。他指出，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以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若《水浒传》、《红楼梦》，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这是林纾关于文言、白话的系统意见。
至于道德，林纾对当时新道德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的说法予以批评，以为当时学界一些新秀故为惊人之论，如表彰武则天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尊严嵩为忠臣等，其实都是在拾古人余唾，标新立异，扰乱思想。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借自己在知识界的地位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是非常危险的。显然，林纾尽管没有直接批评蔡元培对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与纵容，但至少奉劝蔡元培善待全国父老之重托，以守常为是② 。
《妖梦》小说没有被追回，而林纾致蔡元培的这封信却又被《公言报》于1919年3月18日公开发表。《公言报》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专以反对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北京大学为能事，因此林纾原本可以与蔡元培等人达成某种妥协，却因这种机缘巧合而丧失了机会。
蔡元培收到张厚载具有挑衅性的来信后似乎非常愤怒，指责张厚载为何不知爱护本校声誉，爱护林纾③ 。至于他看到林纾的公开信后，更一反温文尔雅、忠厚长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开示复，就林纾对北京大学的攻击以及对陈独秀与胡适等人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等言论有所辨明。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
①张厚载迅即致信蔡元培，表示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见《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②《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391页。
③《复张厚载函》，《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398页。
·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
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项情事，外间传言并无根据。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至于嫖、赌、娶妾等事，为北大进德会所戒，教员中有喜作恻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引诱学生与之一起堕落，则亦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① ?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之所以公开致信蔡元培，实际上并不是指责蔡元培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背景特别是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的特殊关系，方便的时候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地鼓吹过激之论，对于传统，对于文学，还是持适度的保守态度比较好。他在写完致蔡元培公开信的第二天，就在一篇小文章中表露过自己的这点心迹，他表示自己多年来翻译西方小说百余种，从没有鼓吹过弃置父母，且斥父母为无恩之言。而现在那些年轻一辈何以一定要与我为敌呢?我林纾和他们这些年轻人无冤无仇，寸心天日可表。如果说要争名的话，我林纾的名气亦略为海内所知;如果说争利，则我林纾卖文鬻画，本可自活，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联，更没有利害冲突。我林纾年近古稀，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如此悬殊，我即老悖癫狂，亦不至偏衷狭量至此。而况并无仇怨，何必苦苦追随?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之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的集体反对。李大钊说:
“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当年俄罗斯的暴虐政府，也不知用尽多少残忍的心性，杀戮多少青年的志士，那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哪里去了。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② 鲁迅也在一篇杂文中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您老既然不是敝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的事情了罢③。《每周评论》第12号转载《荆生》全文，第13号又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批判，并同时刊发“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摘发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十余家报纸谴责林纾的文章。巨大的压力，来势凶猛的批评，终于使林纾顶不住了，这位自称有“顽皮憨力”的“老廉颇”终于感到力不从心，寡不敌众，终于公开在报纸上认错道歉，承认自己在这一系列问题处理上失当，有过错。他在回复蔡元培的信中说:“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施以为言，不无过听，
①《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388页。
②《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③庚言:《敬告遗老》，《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
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着《蠡叟丛谈》，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在承认自己孟浪进言的同时，也表示自己对于那些“叛圣逆伦”的言论，依然会拼我残年，竭力卫道，必使反舍无声，瘈狗不吠然后已① 。
不过，没过多久，林纾的态度差不多根本改变。他在致包世杰书中显得痛心疾首，表示承君自《神州日报》中指摘我的短处，且责老朽之不慎于论说，中有过激骂詈之言，吾知过矣。当敬听尊谕，以平和出之，不复谩骂② 。只是在文言、白话之争问题上，林纾的态度似乎变化不大，依然坚信文言、白话并行不悖，各有优点，不必一味使用白话而舍弃文言: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及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近人创白话一门自炫其特见，不知林白水、汪叔明固已较各位捷足先登。即如《红楼梦》一书，口吻之犀利，文字之讲究，恐怕都不是只懂白话不懂文言者所能成就。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姐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贱而多怨，唯宝玉之言纯出天真。可见《红楼梦》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帖，今使尽以白话道之，恐怕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③ 。所以，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固然应该以白话为主体，但根据人物性格、文化氛围，适度使用一些文言，可能比纯粹使用大白话还要好一些。
林纾“适度保守的文学改良”主张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尤其是没有得到新文学倡导者的重视，自然非常遗憾。好在这个讨论并没有结束，只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暂时转变了方向。
三、学潮的另一边
进入1919年之后，北京的知识界就处在不安宁的状态，一些在政治上对政府有看法的知识界领袖，正在酝酿着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带给中国的机会向政府发难，学生们也被以爱国的名义调动了起来。政府当然对这种情形很不满意，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以为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和他的南方革命党人背景，导致了北京学界的不安，因此政府在寻找机会进行解决，只是一直找不到下手的契机而已。因此，从这个大背景上说，林纾在1919年五四大游行之前发表的那两篇影射小说和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即便不是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也迎合或者说赶上了政府对北大、对蔡元培不满这个契机。
政府对北大、对蔡元培的不满，林纾是知道的，所以他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中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④
蔡元培何止“必有所闻”，而且正为此事而烦恼。自1919年初开始，关于北大的谣传就不断，这些谣传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刻意造谣。要之，北大确实进入一个动荡岁月，多事之春。3月4日，在上海出版的《神州日报》“学海要闻”专栏刊载“半谷通讯”，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为此往访北大校长蔡元培，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
“半谷通讯”的“斑竹”为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张厚载，他同时兼任着《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或许确实与北大那些新派师长有不同意见，或许与老派师长来往密切，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1919年初通过《神州日报》的“半谷通讯”栏目一再散布的消息，诸如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以思想激进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态度消极，准备辞职等，虽然被蔡元培、胡适一再否认，并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然而我们现在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是，张厚载的这些所谓“谣言”，为什么都在后来不幸而言中?
对于张厚载3月4日“半谷通讯”中的说法，显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流传甚广，上海报纸甚至有专电以言此事者，或以为北大将发生大变故。不得已，蔡元培在半个月之后致函《神州日报》提出三点更正:
一、陈独秀并没有辞职的事情，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绝对否定之。“半谷通讯”中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蔡元培信誓旦旦说这番话是在3月19日，不幸的是，此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3月26日，蔡元培就与汤尔和等人商量陈独秀事至深夜。
二、关于文理两科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蔡元培也在声明中否认，以为此事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定，当时陈独秀也在场，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半谷通讯”说自下学期实行，显然是不对的。至于设立教务长一人，纯粹为教务进行起见，与陈独秀是否辞职并没有必然关联。
①《林琴南再答蔡孑民书》，《新申报》1919年3月30日。
②《林琴南先生致包世杰君书》，《新申报》1919年4月5日。
③《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81页。
④《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389页。
蔡元培的解释其实等于承认陈独秀辞职或许是事实，因为文科不再设学长，而归诸教务处，就是“半谷通讯”中说的。而且北大《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确实在3月1日的北大评议会上通过。更为吊诡的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当场议决将已发表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实行。并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马寅初当选。此中虽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圈内部不易说不便说不忍说的矛盾和阴谋，但也不能一味指责张厚载是造谣生事。
三、至于张厚载在通讯中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谓陈独秀已在天津，态度消极，而陶孟和、胡适等三人，则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云。蔡元培在声明中认为“全是谣言”① 。
然而，细绎陈独秀等人在此时前后的心迹和活动，也不能说张厚载的说法全无根据，全是谣言。
陈独秀性格率直，不拘小节，他在北大主持文科的时候，确实得罪过不少人，这些被得罪的人在大节上斗不过陈独秀，就只好在小节在私德上做文章，而陈独秀恰恰在这方面上是弱项。
蔡元培有心保护陈独秀，所以在1919年初出面发起北大进德会，规定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简直有点禁欲主义的味道。尽管如此，陈独秀也在这个戒约上签了字，成为会员。然而入会不久，却有一个流言在北大传播，说是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妓，而且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这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终于使那些反对派抓住了把柄。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大概说的就是陈独秀嫖妓这个传闻，“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
林纾的信件加剧了这些传言的传播，同一天的《公言报》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标题下，以林纾信中所说为据，指责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等人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批评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独秀沆瀣一气的，主要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而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既前后抒发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发行。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为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师培结合，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两派的杂志《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与《国故》等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两派总是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
这篇文章还说，日前哄传教育部有训令给北京大学，令北大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人辞退。但据记者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这虽然否认了北大将辞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的传言，但无风不起浪，谣言依然在知识界继续流传，人们总是相信这个谣言变成事实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由于《公言报》的这条消息直接牵涉《国故》杂志和刘师培，《国故》和刘师培即便不能认同于陈独秀等人的学术主张，但他们也不愿介入这种人事纠纷，于是《国故》杂志社和刘师培很快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只是这个声明只涉及《国故》和刘师培自身，至于其他事项，他们当然也不愿表态。
《国故》与刘师培的声明是否受到某种压力，我们不好推测，但蔡元培有恩于刘师培，而刘师培和《国故》且都是北大的人和北大的杂志，则是事实。这个事实当然使他们不希望北大内讧，即便内讧，他们也不希望这些家丑外扬② 。
刘师培和《国故》杂志社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新派教授对老派教授的怀疑，但是这个化解刚刚开始，不料又被张厚载给粉碎。张厚载大约当此时致信蔡元培，表示林纾的小说《荆生》是他转给上海《新申报》的，“半谷通讯”的栏目是他张厚载的，有关北大的那些传闻都是他张厚载发的。
张厚载的“投案自首”并没有使蔡元培感到高兴，一向对学生无限宽厚的蔡元培这次终于忍不住发火了。他告诉张厚载:“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③ 温文尔雅的蔡元培终于一反常态发怒了。
蔡元培的愤怒等于坐实张厚载、林纾所言并非全虚，尽管有的地方可能有夸大，有失实，但其毕竟是无风不起浪，总有蛛丝蚂迹可寻。于是北大和蔡元培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有3月26日在汤尔和家专门讨论怎样处置陈独秀问题的会议，与会者有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和汤尔和等。而后面这三个人都是蔡元培最为倚重
① 《致〈神州日报〉函》，《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401页。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4日。
③《复张厚载函》，《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398页。
的浙江帮，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蔡元培的三个“谋客”。他们在蔡元培背后出主意，原本都是怎样对付北洋政府的，不料今天晚上他们将精力、智慧都用在怎样对付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身上。按照胡适后来的说法，蔡元培颇不愿意此时“去”独秀，因为这样一来等于承认外面的谣言是对的。而汤尔和不知什么原因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并根据外间传言添油加醋地渲染陈独秀狎妓事，说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陈独秀将该妓女下体挖伤以泄愤① 。汤尔和认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大学师表。这个说法其实与林纾的攻击一致。
汤尔和滔滔不绝讲了几个小时，劝蔡元培解除陈独秀的聘约，并要制约胡适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
蔡元培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汤尔和等人说了几个钟头后，方才点到问题的根本。汤尔和说，如果我们一味保护陈独秀，那么北洋政府就不会放过北大，那么我们多年来的辛苦就将付诸东流。这句话真的打动了蔡元培。蔡元培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②
而且，那时，蔡元培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所以当听了汤尔和等人所讲的陈独秀那些“私德”后，也不好再为陈独秀辩护。于是陈独秀从此之后似乎就与北大没有太多关系，尽管蔡元培后来出于私意并没有让陈独秀立刻离开北大。
对于这件事情的真相，胡适在十几年后看到汤尔和当年的日记曾有过探究，他认为，嫖妓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两个人都干的事，这也是老北大的传统和京师大学堂的遗风。但是这个事情非常私密，特别是像“挖伤某妓之下体”这样私密的事情，究竟有谁看见过?及今思之，岂值一噱?胡适说他个人当年就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当时小报所记，道路传闻，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后来仔细想来，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汤尔和等几个人亦不能将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终于堕入奸人术中了。
胡适还告诉汤尔和，他当时就怀疑沈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了一个攻击陈独秀的局面，而汤尔和不察，成了这几个小人的代言人。胡适还说，沈尹默后来用种种方法排挤他胡适，只是他胡适毕竟不是陈独秀，有小辫子在他们手上，所以就采取“不偢不睬”处之，因为他胡适向来不屑同沈尹默这种人作敌对的③ 。
至于沈尹默为什么要与陈独秀作对，一个最重要的说法就是陈独秀曾经很刻薄地贬损沈尹默的书法，而沈尹默的书法自认为不得了，他后来也确实是以书法名家传世。所以现在许多不知道当年细节的，反而说是陈独秀当年一句刻薄的话成就了沈尹默这个大书法家，不知道陈独秀为这句话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历史上许多事都是很难说得清利弊得失的，陈独秀离开北大不多久，就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所以汤尔和多年后依然坦然对胡适说，即便没有1919年3月26日夜的谈话，陈独秀也不会在北大继续呆下去。陈独秀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便没有那天晚上的事，他也必脱鞲而去。而且，汤尔和继续认为，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至少亦当与技术文章同其分量。以陈独秀当年之浪漫行为置之大学，终嫌不类。即便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汤尔和还告诉胡适:如果当年不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则以后接二连三的极大刺激，你胡适老兄的自由主义立场能否不生动摇，其实都是值得怀疑的④ 。这就将历史已经发生的事情，都视为当然。果如此，即便陈独秀看到汤尔和这样的议论，也真的无话可说。
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为蔡元培的左膀右臂，又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一样，同属于新文化阵营，所以陈独秀在北大的遭遇，很难像旧教科书所说，是受到了旧势力的攻击和排挤，其实只是新派势力内部倾轧，内部斗争，只是借助于旧派人物作掩护，作招牌而已。
正如汤尔和所认为的那样，陈独秀绝对是一个有性格的男子汉，他当年推荐陈独秀到北大来或许正是看上这一点，现在要让陈独秀出局，或许也是因为这一点。然而从陈独秀的立场看，不管怎样说，这一次离开北大毕竟是夜走麦城，所以他在4月11日途中遇到汤尔和时，“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内心的愤怒溢于言表。而汤尔和也只好自嘲为“亦可哂已”⑤ 。
紧接着，陈独秀理所当然走上更为激烈的反叛之路，他在整个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似乎都没有闲着。蔡元培5月9日离京出走后，陈独秀在上海的朋友估计他在北京也肯定会有许多危险和困难，函电他早日南下。陈独秀回答道:“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
①④《汤尔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9、291页。
②傅斯年:《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1页。
③《胡适致汤尔和(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
⑤《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3页。
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①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就是研究室和监狱这两个地方，只有这两个地方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表示他愿意出了研究室进监狱。6月11日，北洋政府的军警终于成全了陈独秀的愿望，以散发传单为理由将陈独秀拘捕，并终于将陈独秀逼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革命之路。
北大内部的纠纷有着复杂背景，像陈独秀案只是新派知识分子内部纠纷的一种表现，更多的还是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没有忘记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北大之所以惹来外部麻烦，其实就是从1919年1月1日初版发行的《新潮》杂志开始。林纾、张厚载以及报章杂志如《公言报》的批评说到《新潮》，而最直接的警示，则是对北大爱护有加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傅增湘3月26日致函蔡元培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国学靡敝，士之秀且杰者，谋所以改弦而更张之。笃旧之伦，疾首疚心，为匡掖废坠之计，趋涂虽殊，用心则一。异同切劘，互资进行，尊闻行知，无妨殊轨。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纲，镌于人心，濡于学说，阅数百千年。其间节目条教，习惯蜕衍，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不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利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榷之，则学子之幸也。鄙意多识蓄德，事属一贯。校内员生，类多闳达，周知海内外名物之故与群治之原。诚能朝益暮习，与时偕行，修养既充，信仰渐着，遵循轨道，发为言论，自足以翕服群伦。若其以仓卒之议，翘于群众，乂有未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至于学说流裔，如长江大河，支派洄洑，无可壅阏，利而导之，疏而瀹之，毋使溃溢横决，是在经世之大君子如我公者矣。”② 由此可见，傅增湘对《新潮》所代表的激进思想的高度关注，肯定也受到来自政治高层和守旧势力的压力。
傅增湘确实受到政治高层和守旧势力的压力，正如研究者和许多文献都记载的那样，段祺瑞和安福系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很不感冒，他们其实一直在关注着蔡元培和北大的动静，担心教育上出问题，担心学生闹事。所以从蔡元培、陈独秀，乃至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的理念和防范看，其实也是一直在提防着段祺瑞和安福系的黑手。
说来也很奇怪。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安徽，而陈独秀、胡适这些人也是安徽人，但是这两股安徽势力各自争锋，他们就是不愿意交叉、不愿意沟通。所以陈独秀在6月被捕时所散发的传单，其主要斗争矛头就是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徐树铮、段芝贵等人。
大约在3月末，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以北大教员、学生鼓吹新思潮的“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特地前往教育部，请教育总长傅增湘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为证。张元奇还表示，如教育总长对此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但据新国会中的人说，弹劾案的提出须得到多数议员的赞成，此次张元奇表示要弹劾傅增湘，只不过是参议院中少数耆老派的意见，并不能形成参议院的共识。张元奇向傅增湘提出警告，不过是恫吓而已③ 。
尽管张元奇和安福系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扳倒傅增湘和蔡元培，但其恫吓不能不引起傅之重视。4月1日，蔡元培应傅增湘要求到教育部面谈一切。由于年初以来外间议论纷纷，《新青年》早在2月15日出版的第6卷第2号开篇就刊登大字声明，否认杂志与北大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声明指出，“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④ 这个声明一方面告诉我们外间的谣传还真的不少，而且时间也比较早，另一方面为保护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理直气壮地声明这个杂志与北京大学无关。
《新青年》编辑部的声明减轻了蔡元培的一个压力，蔡元培需要向傅增湘并通过傅增湘向安福系说明的只是《新潮》杂志的问题。
《新潮》确实是经蔡元培、陈独秀同意出版的一个刊物，其经费补助也来自北大官方。根据傅斯年的回忆，他与罗家伦、顾颉刚、潘家洵(介泉)、徐彦之(子俊)等同学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理念影响下，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社团，创办一个杂志，表达一些主张，为自己将来走向社会提供一次锻炼的机会，所以他们想到了创办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由徐彦之找文科学长陈独秀汇报，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陈独秀表示:
①《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
②《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蔡元培书信集》上册，第404页。
③《申报》1919年4月1日。
④《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所以说，《新潮》当然是北大的刊物，尽管是以学生为主体。
有了陈独秀的支持，傅斯年等人加快了筹备步伐。1918年10月13日，他们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了杂志的基本宗旨:一、批评的精神;二、科学的主义;三、革新的名词。
基于这三点宗旨，徐彦之将杂志的英文名字定为TheRenaissance，直译应该是“文艺复兴”，而中文名字在罗家伦的坚持下定为“新潮”，其实也蕴含着英文的意思，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定妥职员，并着手准备稿件。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发行等事情办妥。于是到了1919年1月1日，《新潮》如期面世。
《新潮》出版之后很快发生很大的影响，有几家报纸几乎天天骂《新潮》，几乎将骂《新潮》作为他们的职业。
甚至在北大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傅斯年等人不免有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至于树若干敌，结许多怨，尤其是傅斯年、罗家伦两人更是因此成为许多人攻击的对象。特别是有位“文通先生”，一贯和北大过不去，当《新潮》出版两期之后，他又开始看不惯，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和几本《新青年》送给地位更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纵容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傅斯年等人。
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增湘斟酌办理，并示意蔡元培辞退大约是陈独秀、胡适这两位教员，开除大约是傅斯年和罗家伦这两位学生。这就是当时传言的所谓“四凶”。他们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所以仔细阅读蔡元培复林纾的信，可以感觉到蔡元培在那封信里，并不只是对林纾说话，而且是向徐世昌喊话。
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元奇找到傅增湘，要求查办《新青年》、《新潮》和蔡元培，弹劾傅增湘。再接着，就是林纾即傅斯年所说的那位“林四娘”找到“他的伟丈夫”徐树铮。接着就是老头子们罗唣当局，当局罗唣蔡元培。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如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入几个石子，骂上几声，啰唣几回，再不来了。按照罗家伦在《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的说法，这位“文通先生”就是江瀚，而那位“地位最高”的，就是大总统徐世昌① 。
按照傅斯年当时的说法，《新潮》之所以在创刊仅两期就遭到如此磨难，主要的还不是《新潮》本身，而是“由于《新青年》记者”，《新潮》不过占了一小小部分② 。那么，《新青年》究竟在哪些问题上被这些人盯上了呢?
根据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确实被许多人甚至一些青年学生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看作“邪说、怪物”。至于具体内容，根据陈独秀的归纳，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共九条。而追本溯源，《新青年》之所以被那些人视为洪水猛兽，视为异端邪说，只是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先生。理由是: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③ 。所以，我们要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全盘反传统”，所谓“全盘西化”，都应该按照这个线索去探究。原本只是从事学理讨论、学术论争的林纾，不自觉无意识充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帮凶，这在段祺瑞政府后来成为历史陈迹，而蔡元培、陈独秀等人都成为历史上的正面形象后，林纾在五四历史记忆架构中的形象理所当然比较尴尬、比较负面。
①《传记文学》1978年第5期。
②《〈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③《〈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