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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虞和平：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200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循着往年的足迹继续发展。值得重视的是，近几年来研究课题细琐化的现象，不仅在理论上受到质疑，而且在实际研究中，对宏观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并对有些以前有较多认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史学理论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近几年来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2007年10月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就如何以唯物史观评价历史，并使之符合历史本身的逻辑，提出了思考。丰子义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历史评价的尺度有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两种。前者，主要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作为评价标尺，属于客体尺度；后者，主要着眼于历史发展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作为评价标尺，亦即道德尺度，属于主体尺度。这两种尺度，就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是一致的；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问题来说，又可能存在某种不一致，甚或相反；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历史评价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陈学明认为，唯物史观在认识、看待历史时，充分注意到两个环节：事实的历史性与事实的整体性。以此观察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类是否还需要理想的问题，即人类是否需要从历史事实的整体出发，为自己的行动设立一种奋斗目标。唯物史观在面向历史的时候，把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把当前塑造的一切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这充分彰显理想和目标的现实意义。①2007年10月29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1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吴英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作了新的解读，认为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演化牵动生产关系整体发生变革，而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着这种变革实现的迟速，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一级的演进。②
对于唯物史观如何发展的问题，王和认为，从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本质处在于，它是一种实事求是地解释人类发展过程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中国影响的减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信仰唯物史观的学者在如何发展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这一方面做得不够。所以，能够使唯物史观重振雄风的唯一途径，就是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多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唯物史观绝不可能主要依靠“批判唯心史观的影响”来实现振兴，把“批判唯心史观”作为提升唯物史观地位的猛药良方，从主观意愿讲仅为一厢情愿，从客观效果看实为南辕北辙。③
对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存在的研究模式之争，张海鹏多次提出过看法，2008年又提出：所谓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反帝反封建是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但如果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只有革命和改革也并非完全的认识，还有现代化进程的萌发，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传入，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组成，现代化学说里主张的现代性的增长、传统社会因素的剥落亦正在发生。但是现代化进程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④
对于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日益从宏观和上层转向微观和基层的趋向，胡成认为，这种叙述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性史学形成了挑战，并产生某些歧异，但并非水火不容。这种叙述转向重返以往“见之于行事”的叙事原则，同时并不摒弃理论的援借和参照，方可提升“见之于行事”的历史洞察力和贯穿力；在容纳“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乃至“个人记忆”的同时，应看到职业和专业化的“历史记忆”具有更多客观成分、更多反思，更具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视野和胸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亦须注意历史研究碎片化，可能导致新一轮的重此轻彼，乃至新的遮蔽和化约。⑤ 罗志田也认为，适度提倡面向基层的史学，可以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补前人研究之不足。但若矫枉过正，整个史学界都来从事基层研究，亦非正途。西方学界的“中国中心”研究取向有其特定的针对性和涵义，中国学者不可随之起舞，而陷入一种认识误区。在近代中国的各种变化中，处处可见外来的影响，如果淡化外来的“冲击”，则呈现的可能是一个虚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国”。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还须参考19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⑥ 桑兵从史料利用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认为近代史料浩繁，易得而难求其全，甚至难以把握边际，于是不少学者着力缩小研究范围，作极细小的专题研究，导致本属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日益支离破碎。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唯有各界合作，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让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从而改善和提升近代史研究的格局和水准。⑦
对于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史研究，马敏认为，要加强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活力，首先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改革研究的方法和叙事的方法，注意城市文化史中时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之处和细微之处。可以尝试将“感觉史”概念引入城市文化史研究，循此思路，近代以来的游行史与展览史，值得好好研究。⑧
二、晚清政治史
在鸦片战争研究方面，王开玺考察了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谈判过程中的行为和事后反思，认为他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无论是其夷务思想还是办理夷务的实践，都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和旧的痕迹，既不能因此而宽宥其所犯错误，也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苛求他。⑨ 郭铁桩初步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大连地区的侵略和骚扰，认为其目的在于解决英军的给养、集结、修整等一系列战前的准备工作，而清政府则基本采取妥协和羁縻政策。⑩
在太平天国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多注重军政人物方面，朱从兵和张蕾则以官至天官正丞相的文书曾水源为线索，考察了太平军中掌握知识的文书人员的命运。作者认为，这些文书人员由于在工作中与诸王关系密切而一度得到重用；又由于他们卷入到了太平天国高层的政治斗争而走向被消灭的道路。透过他们的命运，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之间在皇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可以深刻地理解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11)
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小刀会起义，吴善中、韩荣钧对朱从兵2005年发表的《刘丽川上洪秀全奏折时间考》进行再讨论，认为朱文所说的吴健彰“针对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发布策略、故意隐匿原件”造成“版本内容的差异”的推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并认为刘丽川之所以没有在奏件中写明时间是因为不知道太平天国历法。(12) 朱从兵在本年度又写了一篇关于小刀会的文章，认为刘丽川“沾染有游民和商人的习性，趋利避害是其本性，并无他自己所说的建立功名的大志”。在初期的胜利之后，他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领导全局，摇摆不定，幻想在列强的调停和与清军的议和中寻找出路。(13)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是否利用“邪教”的问题，陈蕴茜用自己定义的“邪教”来批驳有关的讨论，认为太平天国上帝教不具备邪教的本质与特征。而史式则承认，初期的太平天国和很多农民起义一样是利用了邪教进行起事，但不能将二者等同，太平天国应该被称为“一场流产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14)。
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由于2008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发表的文章较多，尤以考证性文章为多。孔祥吉与村田雄二郎利用日本所藏的资料对《诡谋直纪》进行了再一次辨伪考证，认为此材料虽经毕永年亲自审定，但并非是亲笔所写，而且背后也有来自驻华领事小田切结好清政府、张之洞，驱逐康梁等人的外交动机。因此，毕永年的立场是不客观的，在利用时要认真考求，“不可一概视为信史”(15)。孔祥吉还另发文章，论证了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等人草拟的七个重要条陈，认为康有为如此大规模地通过为他人草拟奏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一大发明”。梳理康氏草拟的这些奏疏，也有助于理解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开始之前他的思想变化和实际活动。(16)茅海建通过对张元济回忆录的考察，确定其准确性不如当时致友人的两封信件，并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中存在着光绪帝的改革意旨和整个政治高层的因循拖沓乃至暗中对抗的矛盾。(17) 谢俊美通过考证，认为翁同龢是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的，而不是光绪帝，背后则与他引起慈禧的憎恶和荣禄、刚毅做手脚有关。(18)
关于戊戌变法前后新旧人士之间的冲突问题，江中孝选择被认为新旧冲突最激烈的湖南为例，通过对所谓守旧人士的考察，提出：我们现在所谓的守旧人士应该分成两种，诸如王先谦等人其实是赞同引入西学的渐进改革者，真正顽固反对西方所有一切的只是谭钟麟等少数“真守旧”者。王先谦之类并不是反对引进西学，而是出于对康梁的反感，真正反对西学的人并不多。作者认为，除了“真守旧”之外，趋新官僚内部确实存在着改革的激进派和渐进派，而戊戌维新的失败与趋新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纠缠内耗有很大的关系。(19)
在日本与维新人士的关系方面，王明伟注意到以往未曾涉及的奉行国粹主义、主张建立“以中日联盟为核心的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人士陆羯南。文章梳理了陆羯南与康梁等人的思想、行为和交往，为学界揭示了何以在戊戌变法时，康梁等人赞同中日联盟的原因。(20)
在清末新政研究方面，涉及较多的是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法国学者陆康（Luga Gabbiani）通过考察民政部1906年的制度设计和1910年低层人员之间的交恶，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内部考试，认为官制改革改变了书吏的尴尬地位，同时官僚仕途依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最终是国家机关的扩展和行政管理职位的扩大。(21) 王奎分析了商部向农工商部转化的过程，认为虽然有了机构专业化、管理近代化等优点，但同时也出现了官员人数膨胀、地位下降和经费困难等问题。(22) 徐保安考察了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仕学科等机构，认为这类机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课程设计、学习考核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但也由于过于求成、忽视在职官员，尤其是督抚大员以及自身的封建统治，使得“开官智”的目的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3)
对于预备立宪的研究，彭剑通过解读清政府立宪九年清单，认为传统的认识存在误区，这份清单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开国会年限。(24) 随即有余元启和侯宜杰分别撰文，从字句的解读和侧面材料的引证反驳了彭剑的结论。(25)
三、民国政治史
关于抗战后期国共关系问题，仍受到研究者重视。邓野撰文认为，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产生了另编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与中共全面破裂、缓和国共矛盾的四派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事态得到控制之后，国共以二届一次参政会为筹码，围绕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进行较量。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则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26) 对于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邓野另文指出，从政治背景来看，蒋在此时出版此书，是利用国民党从形式上完成中国废除半殖民地地位的政治宣传。其核心在于，将一个本来是中国与英美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转换为国共之间的政治选择问题。围绕“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中国产生了两个排斥性的选择，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但这种排斥性的选择提出于国共合作的框架之内，意味着国共在继续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阶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中国之命运”，实际上就是国共合作之命运。此书的出版及其政治后果集中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它以着书立说的方式，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前途，完成了理论意义上的埋葬。(27)
关于国民党的战后执政危机及其最后败退问题，汪朝光有两篇文章进行探讨。一是通过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研究指出，1946年3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国民党内对为社会各界所诟病的“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二是通过对1947年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研究，探讨了国民党面临严重统治危机下的应对之策，指出国民党党内在会议期间有激烈争论，其各项内外政策及决策体制受到不少与会者的尖锐批评，但由于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定势，已经使其失去了创新精神，加以蒋介石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独断权力，大体控制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进程及其决策，会议未能根本解决国民党面对的种种问题。(28)
关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人事纠纷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金以林以汪精卫为线索，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宁粤对峙期间，汪精卫与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关系的数次戏剧性转变，认为：从汪精卫的这些转变中不难发现，导致国民党派系之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胡汉民等国民党派系，彼此之间的政争焦点，更多的是集中于党的权力之争。(29) 桑兵通过考察1948年中山大学的易长风波，指出抗战期间国民党过于将大学作为政治地盘或势力范围，与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性发生尖锐矛盾，由此导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知识界声名恶化，又由大学的辐射力使之迅速扩张。同时，国民党在大学内部的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了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国民党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30) 张皓则通过考察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指出这一宪法的出台是蒋介石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演变的结果，国民党内部的CC系以立法院为基地挑战蒋介石的权威，表面上首届行宪立法院“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势力”，但事实上，在773名立法委员中，约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却是在CC系控制之下。(31)
关于民国政治制度问题，近年来较多关注制度背后的权力与权谋，本年仍有所深入。鲁卫东通过对北洋时期文官考试的参加人数、录取比率、分发情况以及任用等问题的探索，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考试出身人员取而不用，通过地缘、学缘、血缘等非制度化的私人关系做官则比比皆是。(32) 王奇生通过对1924—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的考察，指出在短暂的两三年间，中政会的名称、性质、人事、组织与职能变动不居，实际上已成为党内精英角逐和国共党际斗争的矛盾焦点，也是北伐前后南方革命政权纷争剧变的一个缩影。其运作虽然都在党章、党纪、党权、党治、党统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但实际上一切又以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作者还指出，从中政会的这些演变中，不难看出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变的，更多是外在形式，而不变的，则可能延续在中国数千年的深层政治文化之中。(33) 陈瑞云则考察了1949年前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央体制的地位，认为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的重要政治机构，即使地位达到训政最高指导机关、政治最高指导机关，仍应对中执会负责，中执会闭会期间对中常会负责，而不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或党政最高机关。(34) 江沛考察了1924—1928年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指出国民革命军早期实施的政工制度仿自苏俄红军，是国民党“以党治军”理念的具体表征。随着国共间的猜忌，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因“清党”运动而产生重大变异，党代表制废除，政治训练部地位下降，军队党部更是形同虚设，理念及制度上的“党在军上”演变为实际运作中“以军治党”。(35)
关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研究，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严海建通过考察北平当局内部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对1946—1948年学潮处置的歧异，指出这种歧异背后是中央与地方驱使动机、所依持与凭籍的资源之不同，其结果往往是中央政府承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相反像李宗仁、傅作义等这样的非中央系反而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36) 黄天华以1932年爆发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之战为中心，考察了战争期间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等几方势力的纠缠互动，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国家统一”运动，不仅受到地方主义的抗拒，也受到中共的强烈挑战，特别是当地方政争与苏维埃根据地发展同时发生之时，南京政府必须站在“中央”的高度，尽力协调地方各派势力，以和中共势力竞争，不然地方势力的捭阖和民心的转向将使其走上被再“革命”的命运。(37) 王先明以两湖地区为中心考察了20世纪中国乡制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回旋的历史过程，认为保甲制的“复兴”集中表达了国民政府试图将行政体系直接顺保甲制进入到村庄，使村落成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但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效能却不能如愿。其中表现的近代乡村体制的多变性和反复性，是在中国传统体制文化资源和西方现代体制文化资源双重作用下，不同权力主体不断寻求最适宜自身需求的历史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揭示出权力机制建构的实质在于权力主体利益的适度分域和规范界定，而不只是单纯的制度依赖。(38) 魏本权、陈益元和杨焕鹏分别以华北地区、湖南醴陵县和浙江省为例，考察了国民党政权为加强乡村控制而建立起的区乡政权，指出这种介于县与村之间的区乡机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相疏离，制度与实践相脱节。(39) 曹天忠考察了民国新县制中政教合一的演进过程，指出其中的焦点是以乡镇保长为主体、以校长为兼职，还是以校长为主体、以乡镇保长为兼职的人事冲突。这在主观上与政教两界，包括掌控教育、内政两部的CC派与新政学系利益博弈相关，客观上则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综合与分工矛盾的制约，不宜简单以加强思想统制进行否定。(40)
四、抗日战争史
在日本侵华研究方面，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与推动，一般是以内阁、政府、军部为研究视角，而以下两篇文章则采用了另外的视角。一是戚其章针对以往有的研究比较肯定日本早期有兴亚主义的观点，通过分析兴亚主义思潮兴起与发展的过程，指出兴亚主义思潮中包括宗教启蒙派、文化复兴派、自主联盟派、大陆政策派和合纵连横派等。虽然其中不乏倾向革命的派别人物如宫崎滔天等，但起主导作用并对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大陆政策派和合纵连横派，他们的观点并非要建立亚洲各国的互惠互利，而是赤裸裸地追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至于大力推动兴亚主义的兴亚会，它并非如一些人所言是“民间组织”或者“民间对华友好组织”，而是日本外务省直接掌控和主导，并有军方参与运作的一个情报机关。二是史桂芳、王柯分析了日本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及其与日本政府侵略政策的关系，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战争结束，日本知识分子普遍十分关注国内外形势，主动研讨国家对策，为政府充当参谋。如昭和研究会就力图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在近卫组阁、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实行国内新体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确有左翼人士参加其中，并对日本的武力征服政策提出过批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深刻。他们与昭和研究会的关系比较复杂，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41)
关于日本的具体侵略扩张政策，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针对以往关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缘由的研究中，多以日美双方的直接矛盾以及日本的既定政策为视角，鹿锡俊通过查阅大量的日本原始档案，进一步验证了中国问题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在联系。(42)二是臧运祜考察了日本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及其侵华政策的变化过程。作者认为，日本在事变期间，最初采取“延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事变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了大动荡，并修改其侵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上了全面侵华道路。(43)
在中国抗战研究方面，关于战时人力动员、兵役制度以及军人优抚问题的研究值得注意。江红英考察了战时国民政府在制定兵役实施政策、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全国人力资源的问题，涉及了一般人力、技术员工和工资的管制，以及国民义务劳动等。这些举措“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相去甚远。”张燕平考证了战时国民政府兵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指出国民政府采用了招募志愿兵和征集义务兵两种方式，尤其抗战中后期，主要采取义务兵役制。这一兵役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诸多严重的弊端。莫子刚考察了贵州兵役制度的实施，以比较具体的个案事例，诠释了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实施的利弊。(44) 李翔考证了国民政府战时抚恤机构成立与运行的历史过程，认为政府抚恤激励了官兵和民众的抗战斗志，也使抚恤观念发生转变，带动了积极抚恤业务的开展，为抗战的坚持和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到抗战后期，抚恤运行的不良征兆开始显现，显示了国民政府的政权运作出现了严重问题。(45) 宿志刚考证了陕甘宁对军人的优抚工作，内容涉及边区政府抗日军人安置政策的制定及其演变，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46)
在战时社会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关注。一是张同乐以1940年华北蝗灾为背景，叙述和对比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对应蝗灾的情况，认为：不同政权控制区的治蝗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效果；蝗灾监控与治理检验中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的向背和政权兴衰。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二是胡惠芳在考察抗日根据地救灾措施的同时，还考察了诸如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长远的救灾方式。(47) 三是李在全、游海华考察了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并审视了这些活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并探讨了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48)
在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方面，关于战后审判问题，张生、翟意安利用最新收集的史料，叙述和分析了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的质证，并指出：早在东京审判之时，松井石根等被告和很多日籍证人已经就南京大屠杀做了伪证。但通过质证，松井与南京大屠杀关系十分明确。从法庭的判决可以看出，辩护方和起诉方的相互质证，对结果形成了重要影响。而法庭对于起诉方对松井石根多项指控的否决，以及武藤章在南京大屠杀案中被判无罪，说明法庭充分吸取了辩护方的意见。(49) 关于战争财产损失的统计问题，袁成毅针对以往相关研究中的多种说法，在疏理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分析了战争损失调查和损失价值计算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提出：此项研究应进一步挖掘史料，一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有关战争损失的调研材料；二是战争期间有关机构所做的调研资料；三是整合大陆与台湾相关档案；四是地方史志部门的史料。此外，还应注意调查与统计的历史延续性，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战争赔偿问题，高凡夫提出，“区别论”（即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和“人民外交路线”是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其结果在客观上促进了中日友好，然而，区别论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和片面化，不利于日本民众认清自己应负的战争责任、反省战争罪责；也给当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带来一定困难，但不具有必然联系。(50)
五、近代中外关系史
在民国外交史的综合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王建朗分析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主动外交行为，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便开始考虑自身在战后的地位问题，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国民政府的战后对日处置计划，力图从长远考虑，兼顾历史与现实状况。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既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王建朗还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51) 傅铱华以国民政府最后一任驻苏大使傅秉常的日记为主要资料，探讨了1945年美英苏在雅尔塔达成的有关战时和战后远东问题的协议对于中国的重要影响，认为傅秉常较早得知了雅尔塔会议的有关情况，但并未得知秘密协议的内容，不过他的工作对于蒋介石决定对苏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苏联和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的政策都是一如既往，而雅尔塔会议也将所有的问题暴露无遗，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战略对立，这些也许是导致冷战来临的原因。(52)
在中英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较为丰厚。吴义雄分析了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的禁烟活动，认为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演变具有直接联系。邓廷桢在1836年一度拥护弛禁鸦片贸易，在清廷决定实施严禁政策后，仍怀着犹疑、观望的态度，但也比较有效地切断了内地鸦片贩子与鸦片趸船的联系，使持续多年的鸦片贸易模式遭受重创。此后，面对外国鸦片贩子向中国东、北部沿海地区转移，并导致广州内河鸦片走私复活的严峻形势，邓廷桢虽在政治压力下利用因义士贩烟事件，迫使英方达成禁止广州内河鸦片走私的协议，但随即因林则徐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措施而告终结。(53) 张志勇对赫德在中英《藏印条约》谈判过程中的作用，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赫德所扮演的不过是幕后指挥、中方的外交顾问与调停者的角色。在中、英“藏印交涉”过程中，中英矛盾、英藏矛盾、清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矛盾贯穿始终。这三种矛盾能否达成妥协才是真正决定谈判进程的因素。(54) 陈才俊通过考析马礼逊出任澳门东印度公司译员、参与中英冲突交涉、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秘书访京、出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等史实，阐释了马礼逊在早期中英外交关系中的重要作用。(55) 丁兆东论述了1943年底国民政府派遣中国访英团（又称“报聘团”）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作者利用大量中英文资料分析了访英团出访前后中英关系背景，以及国民政府制定的访英计划。该计划内容涉及中英双方有根本分歧的香港问题、九龙问题、西藏问题和印度问题等，但在访问中双方均避免讨论这些有分歧的问题，而强调共同利益，使中英关系得到了加强，1944年中英签订5000万英镑贷款协议，与此不无关系。(56) 蒋耘利用了大量档案史料，叙述和分析了1943年中英间关于西藏危机交涉的过程。作者认为，宋子文在康印公路交涉中，为保障中国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以高超的外交才智，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57) 张俊义利用宋子文档案资料，考察了1948年初发生的港英政府强拆九龙城民居事件，认为这一事件再次触发中英围绕九龙城主权问题的交涉，并引发内地民众抗议港英当局行径的浪潮。面对民情愤慨，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任高信为首的CC派为捞取政治资本，同时为防止中共地下党借机活动，高调出面组织并领导了广州各界的示威活动。然而，由于广东地方派系林立，各方互不配合，游行示威行动最终失控，酿成火烧英国驻粤总领事馆的沙面事件，令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于被动。(58)
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亦颇有收获。郭海燕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十年的中日朝鲜电信权之争，认为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清政府对朝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日本对中国采用了暂时放弃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59) 马建标探讨了1921年华盛顿会议开幕前，中日两国间兴起一股有关“鲁案直接交涉”的外交谣言，认为北京政府辟谣的过程，也是政府外交的现实主义和国民外交的理想主义发生冲突的过程。外交总长颜惠庆运用公开外交原则以及他与社会舆论精英的“私交网络”对公众舆论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疏导，既缓解了北京政府因直接交涉问题所陷入的被动局面，又巧妙运用民意作为政府外交后盾，摆脱了日本强烈要求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的纠缠，使山东问题得以提交华盛顿会议讨论。(60)
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高建明、李斌探讨了晚清时期中日科技传播模式的问题，认为中日两国的科技传播模式有显着的差异，具体体现在科技传播的内核要素和外部条件各个方面。这种差异是由中日两国国家的性质不同所决定的，并导致不同的后果。(61) 王奇生考察了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现象，认为自甲午战争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其中晚清之际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大为退步，战前十年堪称鼎盛时期。中国人对翻译日书的心态亦前后有别：在清末民初之际，觉得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可以“力省效速”，进而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五四以后，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进而认为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62)
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王立新考察了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中国观念”，认为今日的美国应放弃在自己的观念和利益框架内理解和想象中国的方式，真切地了解和体会中国人的感受、欲望和抱负，从而使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能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基础。(63) 赵人坤针对以往研究中所持的从1945年4月起美国对华政策由扶蒋容共转变为扶蒋反共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是美国的整体世界战略、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是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其实施时间是1944年春至1946年3月。(64) 此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此项研究颇有意义。
在中德关系史研究方面，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肖建东用事实揭示了国民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幕，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以对德宣战的方式被动卷入这场大战，表面上纷繁复杂，掺杂着各种政治利益与纷争，但从外交和实际效果来看，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体现。(65) 左双文探讨了德国承认伪满洲国的事件与国民政府外交方针之间的关联问题，认为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德国更是抱有期待。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于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稍后又对中国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迫使国民政府改变原有的对德、对苏外交力求保持相对平衡的态度，一度表现出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66) 管银凤论述了1933—1941年间中德关系变幻不定、错综复杂的局势，认为德国的实利主义外交政策是中德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德国奉行的这种外交政策虽然使其获得短暂的辉煌，但也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和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67)
六、中共革命史
本年度革命史研究中有价值的新成果不多，研究热点仍集中在对政治表象的社会基础的挖掘上。谢宏维、邹芝从社会史视角对袁文才、王佐事件进行了再探讨，指出：当我们把事件还原到区域社会内在的历史脉络中时，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实践在地域社会各具特色的表达。袁文才、王佐被杀肇因于诸多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各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也不相同。井冈山地方社会固有的土客冲突，革命中形成的“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现象及其间的矛盾对立，加上阶级矛盾与党内路线斗争等诸多因素相结合，使事件的发生具有相当的必然性。(68) 张兆金、游海华从客籍军阀、本土豪绅的角度对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作了考察，认为民国初年至1930年代初的江西一直为客籍军阀所统治，客籍军阀、本土豪绅两大势力集团交织，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形成当局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些因素在客观上极有利于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有效动员，促使江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69) 应该说，在研究中注意到政治事件的社会背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解释历史事件，有助于加深对历史运动复杂性的理解，但是大多数政治事件的发生，毕竟更直接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本身的交互运动及其抉择，过分夸大社会背景的作用，有时同样无法接近历史真相。
革命中的社会动员是近年颇受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本年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发表。张宏卿、肖文燕从动员角度考察了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认为查田运动是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运动和细致周到的动员方式来建构的。在动员中强化宣传和行政的外力作用，采用暗示、规劝、举报、惩罚的组织型方式，用政治理想和口号作为思想动员的武器，又适当地给予农民物质利益和“身份”待遇，从而开创了一种社会革命的动员模式——通过“阶级”的话语表达，结合大多数农民具体权益的满足，凭借极强渗透力和保障功能的基层组织，将传统社会的地方、血缘、宗法关系等内核创造性地转化为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因素。(70) 李德满从乡村政权与资源动员入手研究了解放区土改运动，提出：传统中国的乡村权力建立在多元文化网络之上，资源动员能力差、效率低。解放区土改通过思想改造和组织重构，摧毁了传统的多元文化网络，代之以单一的意识形态——阶级话语，同时在摧毁原有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单一的行政权力。这种乡村政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高效地进行资源汲取，既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聚集在可支配范围之内，又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减少资源动员的阻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后盾。(71) 李晔对晋中新区土改的研究注意到中共开展群众动员的程序和目标。起初贫雇农对于土改运动感到恐惧，他们和地主富农同在一张由权力、利益和乡情织成的网中，选择共同抵制土改。但是，当贫雇农受到工作组通过单独接触、“诉苦”等手段的动员之后，翻身愿望很快压倒了乡亲面子，由权力、利益和乡情编织成的“网”被撕破，传统的村庄权力结构土崩瓦解，土改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和完成。通过群众动员，村庄传统的权力结构被摧毁，中共赢得了占到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和中农的支持，初步实现了对于广大农村的整合和控制。(72) 李里峰从微观互动视角和其“理性人”假设出发，研究了华北土改期间社会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认为在革命政党获得地区控制权的情况下，乡村成员参与土改必不可免，他们所能选择的只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土改。乡村社会成员由于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其中，地主、富农选择余地较小，只能争取规避更坏的结果；而贫、雇农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方式体现出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农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而前者常占据上风，成为其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73)
近年学术界对红军长征准备过程开始有较客观的评价和叙述。易凤林利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资料，进一步阐述了中共中央长征前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指出：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准备实施战略转移时，充分考虑了留守苏区的部署问题，明确了留守部队在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与保卫苏区中的重要作用，并对留守南方各苏区的革命斗争作了具体而且充分的组织准备、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准备。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74)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1938年的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评价不高，认为其有很浓的王明色彩。对此，李东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出：三月政治局会议虽然存在王明右倾主张的影响，但积极因素是主要的，是一次民主讨论党的问题的会议。会议上有明显的意见分歧，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些决定，其中的大部分在后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这次会议的分歧和意见交锋，体现了应有的党内民主生活，应该给予肯定。抗战初期王明错误的最大问题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75)
七、近代经济史
在口岸与腹地关系的研究中，有些文章从港口与腹地双向互动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史。王列辉根据海关报告、不同时期经济调查提供的进出口商品的流向界定腹地的范围，并考察了宁波港在1844年至1930年代腹地范围的变迁过程，认为随着温州、杭州等城市的陆续开埠，宁波港的腹地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从而导致宁波港地位的下降。庄维民引入中心口岸与次级口岸、间接腹地与直接腹地的概念，认为位处华北的天津、烟台、青岛等区域性次级口岸与自身腹地的关系是直接的，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口岸—直接腹地模式。而中心口岸上海与华北腹地之间，很大程度上是靠天津等次级口岸和济南等内地中心市场的媒介作用而发生经济上的互动，所以华北是上海的间接腹地。上海与区域次级口岸、华北腹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伴随着新的商路网的建立、次级口岸自身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汇兑的日益便利，亦不断发生着变化，如次级口岸成为中心口岸的强有力的市场竞争者。(76) 佳宏伟通过研究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的关系，提出：除了口岸与腹地的互动之外，区域社会自身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力。在1867—1931年间，作为天津主要贸易腹地的直隶、山西、豫北及鲁西北等地的每一次大灾荒，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天津口岸贸易结构和趋势的变动，集中体现了区域社会对口岸贸易演变的影响。(77)
在近代“三农”问题研究中，关于地权问题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胡英泽对关中地区地权分配状况的研究，认为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关中东部地册基本属于黄河滩地册，而滩地是独特类型的土地，地册的攒造、滩地制度等是生态环境、技术选择和社会控制形成的复杂网络；其主要表现是规则地块、长形地畛、地权平均、买卖率低，属于一种“非常态”地权。滩地地权有村庄公有和家户私有两种类型，前者地权平均、固化，后者地权不均。作者还以此对秦晖等在“关中模式”研究中资料运用的问题提出了商榷性意见。(78) 二是赵冈和梁敬明利用浙江兰溪的清末鱼鳞图册样本，计算出该地区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认为兰溪的数值与江苏、安徽地区的吉尼系数同样的低，这反映出江南省份的高人口密度，并与华北地区较高的吉尼系数形成鲜明对照，并进而指出：当人均耕地降到二亩左右时，农村地权分配的两极分化已基本没有空间。(79) 三是郑起东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土地陈报问题，认为开展土地陈报的远因是要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田赋不均问题，近因是为了摆脱各省县的财政困境，抗战时期是为了实行田赋征实。但其结果，由于计划欠妥，豪绅反对，册书捣乱，政府执行不力，不仅未能达到初始目的，反而破坏了农村稳定，成为国民政府崩溃的一大潜因。(80)
关于农村金融问题，可注意两篇文章。刘克祥利用上百种地方志资料，考察了农村钱庄业的兴衰过程，认为农村钱庄最初发源于货币兑换，全面兴起于甲午战争后各地商品经济和商业流通不断发展之际；到1921—1931年达到高峰，但分布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商品交换和商业流通比较发达、商人队伍较为强大的地区；进入1930年代后，因受到银行业竞争、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的影响以及抗战爆发而全面衰落。(81) 游海华考察了1934—1937年赣闽边区的农村合作运动，得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结论，认为赣闽地方政府为缓解农村经济紧迫问题，指导农民普遍组建利用合作预备社，广泛开展信用放款，将政府的“扶农”资金迅速导向边区农村，使现代金融“下乡”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复苏。(82)
在企业发展及其环境研究方面，新的进展主要有如下表现：陈燕考察了中国航空公司的筹办和发展过程，认为由孙科牵头主持的这家公司，在成立到结束仅一年多时间里，理事长与美方股权均两易其主，政府内部权争不已，社会各界多予反对。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的外资引进体制，存在着政府对中外合办领域实体状况不了解、引进外资与谈判过程中无法可依和执法不严、主事机构不统一、政企不分等问题。(83) 葛涛研究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兴衰历程，指出：该公司创始于清末，从沿街摆摊起步，历经法商、英商之手，被锻造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唱片企业。其所产唱片以量大、多样、流行、经典的特性而成为民国时代最负盛名的品牌，影响已远远超过唱片本身，涉及到社会、文化生活等多方面。(84) 庄安正通过研究大生纱厂的“账略”，发现大生一厂在1900—1922年间、二厂在1907—1924年间承受的厘金税率平均在5％以下，低于严中平所确认的5％—20％。而且在清末民初之际呈现出较大幅度的降低态势，在1920年前后甚至很可能跌破了1％。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坚持“土产土销”的营销方针，二是进行裁厘斗争并部分取得成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85)
在财政金融问题研究中，学者们比较重视影响制度变迁的各种因素。刘增合的研究认为，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压力，在各省自行整合的基础上开始对各省财政进行以裁局改制为主题的规范控制，使财政收支权开始集中于藩司，初步形成了省级财政机构，并影响到了民国初年的财政体制。与此同时，人们以域外新知反观国内税收旧制，认为惟一的出路是推行明确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税制改革，并围绕国地两税的划分标准和地方税的分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中所涉及的对西方税制认知角度的差异、对本省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国旧制制约外来新制等问题，为学界检讨清季数年间制度与知识体系的变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86) 冯小红、张清芙的研究认为，1928—1937年河北省县级税收征管中的经纪制改革，目的在于废除经纪制，使政府税收机构直接面对纳税人，以减少田赋征收中的税收流失，提高税收征管效益。但由于政府整合水平低下，税收平台散乱；改革方式过于简单，缺乏配套措施，导致改革失败。(87)
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阎书钦撰写的一组论文，展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对工业化问题的讨论。对于工业化的内涵，他们将抗战前理解的单纯的机械化推进到整体的经济层面，视之为一种包括工业、农业、矿业、交通和金融等各领域在内的整体经济变革。进而，又把工业化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一方面分析工业化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将工业化上升到一种新型文明的高度，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于工业化理论研究的全面深入。对于工业化的实现途径，他们讨论了国营和民营经济范围的划分以及如何提高国营经济效率的问题；面对中国建设资金的极度缺乏和工业的幼稚，还讨论了如何引进外资加快中国工业化建设和采取何种对外贸易政策的问题。(88)
近代博览会是近年来一个新兴的话题，本年度仍在进展之中。虞和平、洪振强考察了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及其与商人的关系，认为这一展览会以追求发展为宗旨，以维护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根本目的；又与主张经济绝交的排外的抵货运动完全不同，有维护商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意，其主张的改良国货、制造国货，也满足了普通市民的消费要求。因而，这次展览会较为容易地得到了政府、商人和市民的一致支持，体现出官、商、民进行合作的面相。(89) 付海晏通过考察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指出国货展览会有廉价竞卖、倾销国货的一面，从而酿成国货运动中的国货展览会、国货厂商与地方各业的商业竞争，各地反对国货展览会和国货商场的风潮亦频频发生，可称之为“跑调”的国货展览会。(90) 乔兆红研究了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政府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作用。(91)
八、近代社会史
在社会生活研究方面，对城市和农村均有涉及。何一民、庄灵君考察了近代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起，指出：大众文化是近代以来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是以大众传播工具为依托，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促使城市文化风格多样、雅俗共存，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同时也会受商业利润的驱使而失去应有的文学和审美价值。大众文化既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又融入西洋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熔炉中熔炼而成。(92) 彭南生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的文化生活，认为其形式包括三个部分，即日常性文化生活、节令性文化生活与应事性文化生活。不同的文化存在不仅取决于农民不同的精神需求，而且服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规律。农村文化的多种存在形态，对农民生活起着调节作用，反映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之余的一种文化创造及其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系。(93) 黄正林的研究指出：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尽管物质贫乏，但娱乐生活十分丰富，经常举办各种晚会、舞会和体育活动等。“小米加步枪”不仅体现了革命的特征，也体现了社会生活的特征，吃饭以小米为主，发放津贴、计算物价也以小米为主，小米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在穿衣方面，凡是部队、机关、学校，不论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有十分明显的革命色彩和抗战特征。在娱乐方面，尤其是大众娱乐，政治意义和时代特征尤为明显，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带领下，将边区原来旧的民间娱乐形式，改造成为新的“抗战民族大众的”娱乐。(94)
在社会阶层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涉及了绅士阶层。王先明考察了清末民变与绅士阶层社会地位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清末民变中绅士已处于中心地位，这是由于“新政”给予士绅权力扩张的制度性、合法性基础，而权绅在资源的束聚过程中与民众利益形成直接的冲突，不断以“民变”的方式爆发。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士绅被直接推向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总之，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95) 对于乡居士绅向城镇流动的问题，通常认为，这是造成乡村社会正绅枯竭，劣绅当道的原因。吴强华通过考察一个家族的迁移史，认为士绅的地域流动是伴随士绅家族发展而共生的现象，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近世社会莫不皆然，只不过近代的城市化加快了这种过程而已。在地域流动的取向上，主要是由乡村流向城镇，非士绅迁居者更是如此，表明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乡居人口向城镇的流动是全社会的流动。而且，在实际上士绅向城镇的流动，并没有削弱其在乡村的力量。(96)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研究在本年仍是一个热点。高红霞对上海开埠后100年间福建移民群体发展轨迹、群体结构和特性作了分析探讨，认为上海闽商并未如苏、浙、粤等商人群体一样，随着上海近代化的进程步步崛起，而是呈现整体的退却和部分的活跃的态势。尽管如此，福建人在城市的商业运作和政治表达中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特性，使其在上海城市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于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与它具有流动性的经营方式有着极大关联，鸦片战争后福建人口大规模向世界各地尤其向东南亚迁移，相对减少了对上海的迁移和投资。(97) 朱英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苏州商团的命运，指出：1927年底江苏省政府提出将商团改编为保卫团，苏州商团一直进行抵制，请求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商团条例，并与江苏各地商团一起采取拖延改组或置之不理的策略。到1935年10月，在江苏省政府的严令之下，所有商团一律改编为地方武装，直接受县长及乡镇保甲长之节制指挥，完全失去商团作为商办独立武装团体的原有性质，不可能再发挥其原有的功能，苏州商团遂自行宣布解散。(98) 魏文享、赵永利考察了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群体，指出：抗战胜利后，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但律师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则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故而律师群体社会威望不高。(99) 李严成认为民国时期的律师公会，本应是民间社会代言人，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自强”和“民族独立”两大目标的实现，其他政策都服从于这一前提，民间社会也对此认同。于是面对“国权”与“人权”的冲突抉择，以律师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往往放弃对国家权力进行制衡的责任，从而使近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发展逐渐萎缩。(100) 尹倩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医师团体及其组织，指出：随着民国时期医师群体专业化进程的加快，医师团体蓬勃发展。林立的各类专业团体使民国医界呈现出繁复杂乱的态势，中西医分野愈加明显，中西医团日趋对峙，医团组织重迭，派别分化严重；学术团体与职业团体逐渐分立。医团之间的分化与融合是民国时期医师团体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对医师群体专业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101) 杨品优考察了江西南康县宾兴会在晚清民国年间的兴废。指出：宾兴会是由士绅设立的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组织。清代咸同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地方士绅积极组织团练，参与地方事务，宾兴会承担起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成为一个准政府机构，表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权的逐渐下移。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康宾兴会才退出历史舞台。(102) 洪煜考察了近代上海的报贩群体，包括报贩这一职业的形成、报贩群体的内部组织、生活状况及对城市市民文化发展的影响。(103)
对于宗教组织，杨天宏考察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指出：1939年底该会设立边疆服务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推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边疆服务”运动，为此动员教会内外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及边疆服务部同仁，深入川西北、西康及云南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的文化教育、生产生计、医疗卫生、信仰状况、社会习俗、民族关系及边政边务展开调查研究，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边疆研究”的复兴与发展，也推动了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各项社会事业，形成研究与服务的互动，具有学术与社会双重价值。(104) 黄志繁、周伟华考察了民国初年基督教江西美以美会的传教活动，认为该会采取教、学、医三管齐下的传教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江西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105) 周秋光、曾桂林考察了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认为自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为了传教而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以来，到民国时，教会的医疗、育婴、赈济等多项慈善事业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趋向世俗化。(106) 朱浒考察了光绪二年江南士绅的苏北赈灾行动，认为江南士绅这次行动的直接动机，既是应对外来难民潮的一种努力，也是江南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107) 此外，有少数文章考察了晚清时期防疫、避疫问题。(108)
九、近代思想文化史
本年度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以耿云志为首的中国文化转型研究，除了他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九卷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外，还发表了三篇文章，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论述了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认为在近代中国，每一次政治觉醒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化觉醒；文化上的觉醒，也总会促进政治变革。但由于近代政治觉醒的优先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中长期存在的泛政治化的倾向。二是分析了近代文化转型中存在的诸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古今文化不同际遇与民族命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制约等问题，认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基本同步的过程，其中最基本的趋势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也就是对外必须秉持开放的文化观念，对内必须坚持人的解放，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的创造精神。三是考察了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保守主义的角色转换问题，认为保守主义在文化转型的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的守护者，只是其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换。在洋务运动时期，它几乎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要保守住整个的中国传统不变。到了维新变法时期，“师夷长技”已不成问题，它乃要求中国传统政教制度不可变。到了反清革命高潮时期，否定传统政教制度又几乎不成问题，它乃呼吁要珍惜和保存含有民族精神意义的“国粹”。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民族精神生活密切关联的诸多领域都将受一番西方文化的洗礼，它乃提出真正值得保守和发扬的人类文化精神，无论中西都深藏在古代先哲们的遗产中，开始承认中西文化有同一性。(109) 郑大华分析了晚清社会转型过程中嘉道经世思潮所发挥的重要影响，认为：在政治上，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既批判过封建专制制度，又介绍过民主政治制度，从而推动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在经济上，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即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及“重农抑商”政策，此后不仅萌发了重商主义的意识，而且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工矿业的主张，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思想和学术上，他们主张学术经世，对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10)
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涉及。一是郑匡民考察了1906年革命党人在日本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认为该会是张继等革命党人，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势力最大的幸德秋水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在同盟会中另树一帜而成立的，并依据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理论与东京立宪党人的政闻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没过多久，因明治政府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之逐渐萧条，并随着日本政府封禁《衡报》、刘师培归国而收场。(111) 二是郑大华分析了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演变的三个时期：五四时期，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1930年代初，在吸取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张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意在“将公私经济立于国家之下，以造成我国之集合的经济”；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五四时期所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实行社会主义要顾及个人的基本自由，并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在民主政治下，通过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而不需像苏联那样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112)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方面，有以下一些成果值得注意。耿云志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对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意义，认为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一种在总体上显示出优越性的外国文化才逐步展现在中国人面前。此后，经历许多尝试、挫折和反省，以追求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为基本目标之一的开放的文化观念，在一部分先觉分子中逐渐形成，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成熟起来、展现开来，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113) 郑师渠研究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包括四个方面：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拷问“合理的人生”与文化诉求；反省现代性视野下的中西文化关系；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作者认为，欧洲人的反省现代性，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批判理性对人性的禁锢，转而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鲜有关注，使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114) 许纪霖探讨了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指出：从《甲寅》到《新青年》，五四思想家的思考重心逐渐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转移到政治背后的核心价值和伦理精神，由此提出了重建个人的命题；但对个人之间如何形成政治共同体，则从原先的“公理”观念转向以“公意”为核心的研究。从陈独秀到李大钊，“公意”逐步以良知论为基础，走向人民意志的自由选择。当各种意识形态所操控的“民意”冒充“公意”成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时候，便加剧了政治的动荡和无序。作者还另文分析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起源问题，认为这个时期的个人主义资源最为丰富，是“个人的崛起”的时代。这样的个人主义传统，尽管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大异其趣，但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现代性。(115)
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研究方面，熊月之研究了晚清关于西方礼俗的论辩，指出：近代以降，关于西方礼俗的介绍、评论日渐增多，最为集中的是傅兰雅翻译的《西礼须知》、《戒礼须知》与刘式训译编的《泰西礼俗新编》。19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西方礼俗有褒有贬，对西人守时、朴实等习俗比较赞赏，对妇女参加社交之礼俗颇有微词。甲午战争以后，对西方礼俗的正面评价多了起来。到20世纪初年，已有人认为西方礼俗发乎情，根乎性，敦厚淳朴，可与中国上古三代相媲美，中国应该努力取法。(116) 李长莉考察了近代交通工具的进步对国人生活的影响，指出：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先导作用；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社会流动增大，促进了公共活动，为近代公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的出行方式商业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趋于平等化、大众化，以往的等级色彩趋于淡化，促进了人们的平等意识；交通工具发展的不平衡，也拉大了城乡出行方式的差别，形成城乡新旧二元化的出行方式及城乡人眼界和观念的差别。(117)
在教育体制改革研究方面，民国时期“教授治校”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左玉河的研究认为，中国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时，注意到“教授治校”的制度化设计，通过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体现“教授治校”的原则，并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提供制度性保障。“教授治校”原则要求政府放弃对大学进行政治控制，但国民政府仍然以提高学术水平为借口，破坏“教授治校”原则，不断强化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使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及行政干涉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118) 徐秀丽的研究认为，在北大、清华两校校务管理中，教授的地位举足轻重，教授的治校，不仅限于学术性事务，而且包括几乎所有学校事务；不仅作为群体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个体深度介入；不仅“参与”校务，而且“决定”校务，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119)
在近代新名词研究方面，近年来有不少成果问世，这里仍有几篇文章值得提及。冯天瑜在先行研究基础上，考察了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学人的封建观，认为他们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他们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薄，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封建观的挑战，于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120) 王宏斌考察了“政府”一词在近代的演变，认为光宣之际，政府才逐渐演变为现代的含义，但在当时仅仅是一个代名词，直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才正式转化为名词。正因“政府”一词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各个朝代所指代的机关有所不同，故在解读晚清档案时，应格外慎重。(121) 刘集林考察了“留学”一词概念涵义的变化过程，认为它是晚清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在洋务时期使用的主要是“出洋肄业”；戊戌以后官方逐渐使用“游学”一词，民间则受留日学界的影响，更多使用“留学”一词，尽管两者并用，但后者更受欢迎，影响及于官方。(122)
注释：
① 王广：《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② 韩宇、李莉：《第1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王和：《再论历史规律——兼谈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关于发展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2008年4月28日《北京日报》；《实事求是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心的探讨》，《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④ 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6期。
⑤ 胡成：《叙述转向与新旧之间的整合——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⑥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⑦ 桑兵：《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⑧ 马敏：《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⑨ 王开玺：《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的制夷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
⑩ 郭铁桩：《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大连的侵略与骚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31卷（2008年）第2期。
(11) 朱从兵、张蕾：《太平天国前期高层文书人员的命运》，《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
(12) 吴善中、韩荣钧：《〈刘丽川上天王奏〉考》，《扬州大学学报》第12卷（2008年）第3期。
(13) 朱从兵：《一个真正的刘丽川》，《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2008年）第6期。
(14) 陈蕴茜：《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邪教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8卷（2008年）第1期；史式：《恢复太平天国本来面目》，《文史天地》2008年第1期。
(15)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6) 孔祥吉：《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变法条陈述考》，《福建论坛》2008年第5期。
(17)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8) 谢俊美：《翁同龢开缺革职原因考》，《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
(19) 江中孝：《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旧冲突探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0) 王明伟：《陆羯南与戊戌变法》，《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
(21) 陆康（Luga Gabbiani）：《“流氓的补偿”：新政改革与中央低层行政人员地位的转变》，《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2) 王奎：《清末机构改革中的进步与悖论：以商部为例》，《求索》2008年第10期。
(23) 徐保安：《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4) 彭剑：《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并未宣布开国会年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5) 余元启：《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没有宣布开国会年限吗？——与彭剑博士商榷》；侯宜杰：《清廷宣布了召开国会年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26) 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7)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8) 汪朝光：《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和国民党的执政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危机中的因应——中国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9) 金以林：《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30) 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风波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31) 张皓：《蒋介石与CC系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权力之争》，《历史档案》2008年第2期。
(32) 鲁卫东：《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考试初探》，《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33) 王奇生：《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1924—1927）》，《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4) 陈瑞云：《关于中政会在国民党中央体制中地位的探讨》，《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35) 江沛：《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治制度的演变，1924—1928》，《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
(36) 严海建：《1946—1948年的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37) 黄天华：《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8) 王先明：《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
(39) 魏本权：《基层政制与乡村社会结构的错离：以近代华北区制的变动为中心》，《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杨焕鹏：《论民国时期基层乡镇公务人员制度——以杭嘉湖地区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陈益元：《民国时期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度与实践的脱节——以湖南醴陵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
(40) 曹天忠：《新县制“政教合一”的演进和背景》，《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1) 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史桂芳、王柯：《从昭和研究会看战争中的日本知识分子》，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42) 鹿锡俊：《中国问题与日本1941年的开战决策——以日方档案为依据的再确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43) 臧运祜：《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4) 江红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张燕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莫子刚：《抗战时期贵州役政之初探》，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45) 李翔：《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46) 宿志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退伍军人安置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47) 张同乐：《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胡惠芳：《抗日战争时期苏皖边区的救灾渡荒工作》，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48) 李在全、游海华：《抗日战争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49) 张生、翟意安：《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辩护——以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50) 袁成毅：《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高凡夫：《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51) 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52) 傅铱华：《雅尔塔远东问题协议重探——以傅秉常为中心的讨论》，《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3) 吴义雄：《邓廷桢与广东禁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54) 张志勇：《赫德与中英〈藏印条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55) 陈才俊：《马礼逊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考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56) 丁兆东：《中国访英团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57) 蒋耘：《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58) 张俊义：《1948年广州沙面事件之始末——以宋子文档案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59) 郭海燕：《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60) 马建标：《谣言与外交——华盛顿会议前“鲁案直接交涉”初探》，《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61) 高建明、李斌：《晚清时期中日科技传播模式比较分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3期。
(62) 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63) 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64) 赵人坤：《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65) 肖建东：《“一战”时期中国对德宣战的历史真相》，《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6) 左双文：《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67) 管银凤：《浅析1933—1941年中德关系中的实利主义因素》，《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68) 谢宏维、邹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
(69) 张兆金、游海华：《客籍军阀、本土豪绅与江西土地革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70) 张宏卿、肖文燕：《查田运动与中央苏区民众动员》，《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71) 李德满：《文化权力、乡村政权与资源动员——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再认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
(72) 李晔：《在地方档案中发现历史——晋中新区土改运动中的群众动员》，《山西档案》2008年第3期。
(73) 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74) 易凤林：《试论中共中央长征前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党史文苑》2008年第7期。
(75) 李东朗：《论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76) 王列辉：《近代宁波港腹地的变迁》；庄维民：《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腹地市场》，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77) 佳宏伟：《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以天津口岸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78) 胡英泽：《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79) 赵冈、梁敬明：《清末兰溪的地权分配》，《浙江学刊》2008年第1期。
(80) 郑起东：《国民政府土地陈报研究》，《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
(81) 刘克祥：《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82) 游海华：《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闽赣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83) 陈燕：《体制缺失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外合办企业——以中国航空公司为中心的考察》，《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
(84) 葛涛：《“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兴衰纪》，《史林》2008年第5期。
(85) 庄安正：《对大生纱厂“账略”中“花纱厘捐”与其他数据的解析——兼及纱厂应对厘金压力的方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86) 刘增合：《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制度嫁接：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87) 冯小红、张清芙：《1928至1937年河北省县级税收征管中的经纪制改革述论——兼与杜赞奇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88) 阎书钦：《从机械化到工业社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工业化内涵的阐释》，《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抗战时期关于国、民营经济的论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89) 虞和平、洪振强：《商人与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90) 付海晏：《“跑调”的国货展览会——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91) 乔兆红：《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政府行为》，《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92) 何一民、庄灵君：《城市化与大众化：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起》，《湘潭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93) 彭南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形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94) 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95) 王先明：《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96) 吴强华：《近世江南乡居士绅的城乡流动——以分湖柳氏为例》，《史林》2008年第1期。
(97) 高红霞：《近代上海福建人群体结构与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近代上海闽商整体退却及其原因》，《史林》2008年第3期。
(98) 朱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苏州商团的改组与消亡》，《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99) 魏文享、赵永利：《抗战胜利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00) 李严成：《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民国律师公会》，《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01) 尹倩：《分化和融合：论民国医师团体的发展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02) 杨品优：《科举会社组织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以晚清至民国江西南康宾兴会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03) 洪煜：《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104) 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05) 黄志繁、周伟华：《近代基督教新教江西美以美会研究》，《南昌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06)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07) 朱浒：《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08) 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路彩霞：《年中度岁与晓清避疫——以光绪二十八年为主的考察》，《史林》2008年第5期。
(109) 耿云志：《近代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10) 郑大华：《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111) 郑匡民：《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日本思想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12) 郑大华：《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
(113) 耿云志：《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
(114) 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15) 许纪霖：《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1期；《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16) 熊月之：《晚清中国关于西方礼俗的论辩》，《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117) 李长莉：《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
(118) 左玉河：《坚守与维护：中国现代大学之“教授治校”原则》，《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2期。
(119) 徐秀丽：《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