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本文是为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年”(汕头大学，2008年7月5-7日)所作，论坛要求“立足当代中国的立场，面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基于学者各自学科和研究的状况，从思想塑造的维度，比较细致深入地总结、反思、批评包括学者自我在内的30年中国学术”。换言之，除原则性的“立场”和“面向”外，也意味着陈述者不仅要讨论其自身参与之事，还要做一些自我的追溯、反思和检讨。
任何讨论自身参与之事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把自己作为“研究”和表述的对象更是一件特别令人踌躇的事。最直接的考虑当然是较难做到“客观”，尤其两者也都还在发展的进程之中。为尊重论坛的要求，文中会适当从个人感受出发，稍多回顾我这一代历史学人是在怎样的学术氛围中成长的。另外，现在是一个分工的时代，学术亦然。所谓“术业有专攻”，下面所述及的，基本是我较熟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我想先说明一点：对中国内地既存的史学研究取向，不论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其实20世纪50年代最初几年跟后面十多年也相当不同)还是最近30年，学界尚乏真正深入的认识。凭借既不足，本文无意也不可能系统论述近30年的研究。实际上，以有限的篇幅讨论30年的研究，恐怕也只能避实就虚，用举例的方式提出一些可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而已。②其中多属个人平素阅读的感受，可能还与一些统计数据相冲突。③
如果将目前中国内地的近代史学界做一大致分类，我自己大致属于所谓的“另类”(an alternative approach)。④“另类”这一词汇在目前内地学界仍是负面的含意多于正面的，至少是属于“有争议的”一类，然其英文表述或显得更正面一些。“另类”学人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另类”史学的存在，但如果存在的话，这样的史学恐怕要应对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中国史研究，更不能限于近代)，又要适应中国大陆本身的思想和学术语境。⑤所以有时可能出现非驴非马的状况，但也不排除产生“童牛角马”的结果，融合出一些新的取向。
一、引言：史学文类的转换
在某种程度上，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若允许夸张的表述，或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许多史学论着已成为一种与70-80年代作品不同的文类(genre)——不仅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与所谓“问题意识”相关者大不相同，根本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都有较大的差异。从这些方面看，也许不止一种与前不同的“另类”研究取向已经出现。
例如，关于清末民初不少读书人所思考和讨论的“中国文艺复兴”，可对比两阶段中发表的题目相近的两篇文章。⑥前文主要论证清季士人希望像西方一样文艺复兴的“合理性”；后文基本不考虑这一问题，而是讨论时人的具体憧憬，特别是清季所谓国粹学派以及民初趋新学者如何认知欧洲的文艺复兴，希望由此认识20世纪前期不少中国读书人想让中国像欧洲一样“复兴”的共同期盼。
又如，关于帝国主义，前者大体视其为一个意志和谋略共同的群体，其视角基本是从帝国主义一边看过来，而较少考虑被侵略地区和人民对侵略的制约(这方面的内容仅在讨论反侵略时处理)，也基本不注意、不呼应二战后苏联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后者反之，从帝国主义和被侵略地区两面看，侧重双方的互动，强调被侵略地区诸因素对侵略者和侵略方式的制约，⑦注意到并适当回应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果(主要是西方学界曾探讨的一些马克思未曾处理或未曾“解决”的问题)。
其他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晚清改革，前者仍多关注其性质和评价(但具体的“性质”和评价则与所谓“十七年”不同)，后者几乎不考虑这些，而希望回到时人立场探讨具体言行并展现其动态进程。还有一种看似后者实近前者的倾向，即虽探讨一些此前较少注意到的改革面相，但基本持“凡改革皆进步”因而也都予以肯定的态度。在“十七年”的时段里，对晚清改革的肯定基本是就“资本主义”对应于“封建主义”的层面言，也到此为止，常常还会指出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现在这种一体肯定的态度(可能也受到外在时势的影响)，表面已不甚关注其“性质”，但论事重评价，且评价标准锁定在进步、落后方面，与此前的思路仍非常接近；而其心目中的“进步”和“落后”，与此前也基本异曲同工。
从目前的学术刊物看，就数量言，前一文类恐怕仍占多数；以影响言，后一文类的追随者明显呈增加的趋势，似越来越吸引着史学新手的关注。实则数量最多的可能是那种半新半旧的文章，在题目的选择和材料来源及一些表述方式上或较像新文类，但其真正思考和处理的“问题”，或试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其因应的背景性学术大问题，仍更偏向于旧文类。这样的过渡现象，当然不一定意味着我所说的“另类”研究取向以后就会成为主流。现在的新问题是，后一文类中观念和取向的歧异日渐凸显，一些新的争论往往出现在后一文类之中，甚或一些可能出现的争论也会在后者之中。
为什么说“另类”研究取向不一定成为以后的主流呢？这并非故作谦逊，我对此确持怀疑态度。目前各大学的历史教学是非常多元甚或多歧的，即使同一历史系，同事之间的学术标准可能相去甚远。确有一些老师在本科教学中较多介绍“另类”方面的论着，但我的经验，多数学校的本科教学似并不倾向于所谓新文类。只要多参加几次招生的口试，就会发现考硕士的本科生和考博士的研究生所读的书有很大的差异。简言之，两类人心目中的学术前沿和学术榜样相当不同。由于研究生已经进入半自学的阶段，他们所体现的不同，或不一定是受老师的指引，而更多是从自选阅读中得来。这当然只是一个倾向性的概括，不同学校和系科间的差异可能较大，实际存在的现象会更具多样性。
出现上述的“另类”研究取向，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努力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无心插柳的后果，还很难说。若将特定文类的产生和发展置于其语境之中进行考察，这里是否有各自的思想、社会、学术语境的促动和制约，及是否存在某些人为的对某一文类或表述方式的有意识推动，我自己现在也都还在探索和了解之中，希望以后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从整体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经济的多元化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励，连政治也较前更为多元，地方和基层的声音在决策中的影响可见明显的增加。在全球范围里，1989年中国特别是欧洲的事变扭转了西方学界的思路，两极化世界的终结也导致对黑白分明的简洁论述模式之反思，⑧史事本身和史学诠释的丰富性因以彰显。在这样内外变化的大语境下，整体的中国学术和具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表现出类似的走向，似乎也比较自然。
近30年间史学新文类的产生和旧文类的延续，是我这一辈人的亲身经历。要知道我们这一辈是在怎样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则不能不对所谓“十七年”的史学有所了解，然后才能理解近“三十年”的两个阶段，及其变与不变。
二、从学术传统看“十七年”
文革以前所谓“十七年”的中国内地史学，有两个日益明显的主要取向：一是继承了清季以来所谓“新史学”试图寻求历史公理、公例的努力，不过是在(以苏联模式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是在上述框架内越来越强调以阶级观念来认识和解释历史(这多少也可看做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传统史学理念基本未曾进入研究者的思想资源之中(不仅中国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思想亦然，包括那些曾以文化见长而后已沦落人“第三世界”者)。很多时候，传统史学理念反倒成为质疑的目标。例如，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书，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这一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主要的开风气者是梁启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⑨后来史学着述“可读性”的降低，多少也与“人的隐去”相关。⑩
这当然只是就大趋势言，具体的研究无形中仍常常受到传统的影响。这与特定研究领域本身的学术积累也有关系：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源远流长，20世纪的古代史研究似乎也更能借鉴往昔的传统；(11)而中国近代史是个名副其实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史尚不足百年，积累既浅而负担亦轻，就更多体现出20世纪“新史学”那种“向前看”的特点。
同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内地研究者，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史家，有些基本问题意识常常也很接近，即多在思考和解释传统的或儒家的中国是否能以及是否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一个类似而更早(至少从新文化运动起就进入集体意识层面)受到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曾产生“科学”，以及是否可能产生出“科学”；更多是直接探讨一个答案已经确定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未能像西方那样产生出现代科学。
在所探索的大问题方面，当然也有中国与西方不同之处。在西方，特别是美国，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一个主要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何以成功？这在大陆和台湾都较少得到分享，无疑是受到政治的影响(尽管是出于不同的考量)。不过，在大陆有一个略相似的问题，即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由于都是想要诠释既成事实，所以西方和中国学者所问的问题基本都是答案已经前定的，不过在西方可能还有多种不同的解答，需要相对更多的探索方向而已。无论如何，在试图从历史理解当代现象这方面，双方基本是共同的。
对于“十七年”，中国史学界存在一个显着而迄今认识不足的现象，即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相当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我们今日特别提倡“创新”，其实出新正须温故；无源之水式的创新，往往事倍功半，还未必讨好。有些年轻人对“十七年”的研究不闻不问，可能因为他们受学时便未曾听老师言及；还有人之所以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则或许认为那本无多少参考价值(个人以为，“十七年”的研究确不令人满意，恐怕也没有那样差)。关键在于，学术传统不论是否“优良”，一旦中断，学术积累便虽有而亦似无，实际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基础。试举一例：
柯文(Paul Cohen)教授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1]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但这些国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取向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所长期贯彻的。(12)
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13)若认真看，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中列举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14)而“三大高潮”分别是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这也是认识近代(当年的分期仅指1840-1919年)中国的主线。
将两个取向做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实际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不论提出“三大高潮”者主观上是否有意识地通过对“两个过程”进行诠释以凸显中国的本土因素，从客观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的确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重心的倾向。
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研究模式，基本是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或可以说，“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实际挑战了中外既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理路看，“三大高潮”与“两个过程”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至少体现出侧重和倾向的不同：就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来说，“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仅相对而言)。
不排除“三大高潮”的研究倾向无意中受到中共革命实践的潜在影响，因为中共长期实施了一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在绝大部分中共实际控制的乡村区域里，帝国主义侵略(包括经济和文化侵略)还是相对间接的，那里的“半封建”因素的确要强过“半殖民地”因素很多。因此，就诠释中共革命的胜利而言，“半封建”因素可能确有更直接的相关性。但对更广义的中国近代史来说，“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因素显然同样重要(近代中国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来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
这里隐伏着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幅员辽阔”在中国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而西潮冲击更扩大了原本存在的区域差别。所谓城乡差别、沿海和内地的差别，都是近代最为凸显的现象。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受到“三大高潮”说影响的具体研究中，城市和沿海区域实际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内地，特别是乡村，却始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个在“半封建”领域里探索“半殖民地”因素的奇特现象。
无论如何，“三大高潮”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中国内地的近代史研究，其一个后果可能导致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无意间被研究者所忽视。(15)如果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够充分，遑论更广义的所谓“西方冲击”了。但其另一后果，却是很早就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本土倾向(尽管可能不是有意的)。
我想，要总结过去30年中国内地的近代史研究，这一或许是无意之中形成的倾向，特别是其怎样形成的发展过程，还值得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分析。今日不少中国学者忘却自身的传统，专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国既存的取向，最能揭示上面所说的中国自身学统的“自觉”中断。因此，要真正了解近“三十年”史学的变与不变，特别需要整理“十七年”的研究状况。
三、“十七年”与“三十年”
从“十七年”到“三十年”一个很明显的延续，是同样继承了20世纪“新史学”那种不把中国传统史学理念作为研究思想资源的特点。而“三十年”与“十七年”最大的不同，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引用日渐减少(这是“三十年”中两个阶段的共通趋势)。在“三十年”中被引用的西方史学理论，前一阶段较多的西方史家是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前者是回归30-40年代的中国，后者较多受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外影响)；后一阶段开始转变，大致出现多个群体，尚未表现出明显的“个体优势”；但可以看出的是越来越多非史学学科的论着被援引，且仍在与时俱进之中，即不仅追赶，而且要追赶最新的。
这中间已产生一个尚未引起很多人注意的问题，即我们的史学目前追赶“国际前沿”的速度已经相当快(有意思的是，“走在前列”的常常是非专业者，甚或是学术爱好者)，但对于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的西方论着(包括研究中国的论着)，则极为生疏，所知甚少。问题是今日西方的“国际前沿”正是在那基础上产生的，其回应和修正的很多问题，正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成果。追赶者若不了解其针对性，很可能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
由于这一断层的存在，有些在西方影响很大的论着，在我们这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最典型的例子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美国影响广泛(并波及西欧)，涉及无数学科；该书在1980年就有中译本(虽然译得不够好)，但在中国一直影响非常有限。这与我们基本不了解此书出版前的美国和西欧学术状况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如果允许我用一个前些年的术语，二战后直到现在的西方思想界和学界都相当“左倾”，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后来仍很有影响。我们近年逐渐疏远马克思主义，未必有利于理解今日的西方思想和学术。
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所受学术积累的影响，可能看似无形，而实则相当深远。对史学而言，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学术传承、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学术传统的形成，特别是一定时期内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的制约甚大。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被译成中文时，就曾担心中美“两个世界”的长期“相互隔离”可能影响对其着作的理解。[2]的确，双方的隔离历时不短，对个体学人而言可以说很长，在此隔离期积累而成的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时间会更长，故其改变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即使有形的“隔离”全不存在，无形的“沟通”不足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日。在努力沟通对话的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彼此之间从“问题意识”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章太炎在清季时说，“世变亟，一国之学，或不足备教授，又旁采他方”。对新异的“他方之学，易国视之，若奇伟然”。对此要避免“豪毛相似，引类附会”，更不能有意“颠倒比辑之”。而之所以出现“引类附会”或“颠倒比辑”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为他方之学所眩惑者，其本身又“自疏国故”。[3]在“国故”已疏的前提下，若“他方之故”也不熟，则可能出现更多的误解。
例如，在“三十年”的前期，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的见解多被引用，但二人有一个共同倾向则甚少为国人所注意，即他们当年面对各种社会科学的冲击，曾特别强调史学的自主性(凸显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就是其中一个重点)。在我们这里，不少常引用克罗齐和柯林伍德言论的学者，同时也是鼓吹史学社会科学化之人；他们似乎并未看到其间的紧张，恐怕多少也是对此二人所处时代的思想和学术语境了解不足所致。
又如，现在很多人都在批评所谓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却几乎没有人涉及5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行为科学理论，那正是“冲击-反应”模式的理论渊源。还有，西方曾经风行的所谓“解构”取向，近年也曾影响到中国；若不熟悉其所解之构，最多不过人云亦云而已，自己恐难有实际的收获。我们虽也曾翻译过几本结构主义的书，但对结构主义在欧洲(特别是法国)那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所知甚少，因此很多人虽乐道傅科(Michel Foucault)，却未必了解到傅科所因应或颠覆的究竟是什么。不少人跟着他说什么“言说”(discourse)，似并不清楚其具体所指乃是一个时代用以表述或再现的知识系统，充斥着权力和控制等等。
不仅理论，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亦然。如市古宙三在上世纪60年代曾提出一种假说，从绅权扩张的视角论证清末废科举对士绅的负面影响不大，本来反对废科举的士绅此后颇识时务，另辟办学堂之途以保存其特权。由于士绅能抓住新的机会，故废科举后不仅未受大影响，且日子比以前还更好过，直到1949年都基本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16)对于这样的“理性”诠释，芮玛丽(Mary Wright)当时就表示，虽然市古先生的论点表述十分得体，她本人所见史实并不支持这一见解。(17)两人所见各异未必表明市古宙三的假说就不成立，但若士绅群体真是从晚清到1949年都基本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需要整体改写。不幸类似观念近年又有一些中国学者复述，复述者可能有些既疏“国故”又疏“他故”，所以才被原已受到置疑的他方新异之见所眩惑。
今日中国史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学问，几乎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参考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成果。不论是想要赶超，还是仅仅在基本的学术规范层面做起码功夫(即任何研究者都必须了解相关题目的既存论着)，都需更多注意这一前“三十年”(“十七年”加文革)和后“三十年”间的断层，并有所因应(今日中国学人读外语的能力大大增强，青年学者尤强，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影印一批欧美大概不会重印的专业书)。
在借鉴外国方面，“三十年”的史学还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即多注意欧美的中国史论着，而较少注意其背后隐伏的欧美史论着。欧美史家研究其本身历史的着作，才是他们学统内的主流。其研究中国的论着，则相对只是其支流。读外国史家关于中国的论着，除了解当时当地的思想学术大语境外，恐怕还要先了解其史学的学术榜样，然后才容易知其论着之所欲言。让人高兴的是，这一点目前已开始在改善，越来越多的欧美史名着被译介到中国。不过，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仍视为非本专业的书而不怎么看，尽管他们实际比较喜欢引述外国的中国研究。若在更多关注欧美史学主流的基础上阅读其中国史论着，想必会有更多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
下面我要非常简单地反思近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需要说明的是，我讨论的基本是中国内地的情形，而且会较多注意与“十七年”的异同，有时仍会回溯到前面。
四、“三十年”的变与不变
“三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变化的一面言，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史学界对过去研究状况的不满可以说是老中青共同的。最明显的不满是30年间“史学危机”的议论不绝于耳，(18)尽管不同的人对“危机”的具体指谓可能相当不同，无疑仍体现出一种对史学研究状况的持续不满。不满自然会思有所变，这是各方面比较共同的一点；具体怎样改变，则相当不同。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20世纪50年代起在西方受到较多关注的韦伯式“资本主义兴起”问题逐渐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这与“十七年”基本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其思想资源已相当不同。而且，韦伯问题的引起注意，与20世纪70年代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有直接的关联。很多人其实讨论的不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基督教新教的关联，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能否在其他文化体系产生或兴起的疑问，有些人实际就是想要论证儒家与“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关联性。可以说，这一讨论进入大陆，与当时所受的港台影响是分不开的；尽管进入大陆后讨论的重心已有所转变，韦伯的名字常常出现在那时学者口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与韦伯观念的流行相关，60-7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问题也开始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现代化甚至一度成为想要“替代”所谓三次革命高潮模式的议题，大致也是“三十年”的前一阶段最为人所接受的议题。直到今天，如果立足于补充而不言取代，即使最标准的“革命高潮”论者也相对更能容忍和接受这一模式(详后)。
有意思的是，进入21世纪后，“现代化”又逐渐被“现代性”论述所掩盖，呈现出一种有些诡论意味的现象，即相对年长的“革命高潮”论者还在针对和因应“现代化”模式(包括接受和拒绝)，但在较年轻的一辈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和处理“现代性”问题。后者中不少人基本是趋时性的术语转换，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两说的一些关键区别(在近年相当数量的中国近代史论着中，若将“现代性”一词置换为“现代化”，其整体论述仍然成立，有时可能还更通顺)；但这样一种不甚了解的追随，恰最能体现两者间的转换。
“三十年”中最显着的变化，可能是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为1840到1949年这一时段，打破了“十七年”以1919年划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旧框架。这虽是多年来学界较为普遍的主张，但直到近几年才基本确定。现在很多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教研室都已合并成一个“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虽然仍在“磨合”之中)。2006年出版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张海鹏主编)，也是一个典型的标志。
其余变化尚多，不能一一缕述。从思路和论题言，若相对抽象地说，大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之初，部分可能受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发展方向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提出新的看法，修改或重新厘定近代各“革命高潮”；也有人提出以“现代化”作为基本诠释模式，以取代或涵盖“革命高潮”论，或至少与之并存。目前相关的讨论仍在继续，但参与者似不如20世纪80年代那么踊跃了。(19)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可见相当一些人持续关注着与“高潮”或特定“运动”相关的重大事件，但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上开始出现较大甚至重大的突破。还有一些人转向与“高潮”或重大事件不甚相关且不论大小的具体人和事，包括一些重要但过去视而不见的人与事，甚至真正无名之辈的言说和行动。如果以上面所说的两阶段看“三十年”，在后一阶段中第二类的研究可见明显的增多。同时，在这两种类型的具体研究中隐伏着一个从研究题目较难看出的重要区分，即不论选择什么题目，一部分人思考的基本仍是过去特别关注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则已较少思考那些问题了。
但我必须指出，变的一面不能太夸大。一方面，如傅斯年晚年论“传统的有效性”所说：“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20)另一方面，即使传统真“死”了，如马克思所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4]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确实有相当地方可见“传统不死”的一面；有些被我们视为“变化”的面相，在立意上并未见多大的变化，只不过是一些长期得到提倡的取向和做法此前较少真正进入实践，或至少未能广泛推行而已。
这种变化掩盖继承的现象，可以近年显得热闹的“社会史”研究为例。《历史研究》杂志在1985年召开了关于“史学危机”的座谈会，编辑部会后提出：“围绕着‘史学危机’的种种议论，正是要求我们的史学从主要研究革命、研究政治转向研究整个社会。”(21)这里已可见转向“社会”的意向，虽然其所说的“整个社会”与很多人心目中的“社会史”可能有些距离，更多可能是在提倡研究“非政治”的历史；(22)但“社会”的出现仍提示着某种特定的指向。
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史学就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23)即表彰底层的民众反抗运动，如肯定太平天国，有时也包括义和团。然而，正因这些肯定多是以政治目的为主(如受清季革命党人观念影响，谁反满就肯定谁；到反满不再是政治目的后，此类肯定便不发生多少作用)，就导致一个诡论性的现象，一方面当时人提倡的“民史”和“群史”似乎正是要写后人所谓“没有政治的历史”，同时他们所提倡的又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结果是陈黻宸在20世纪初期提倡的“知民俗之原”和“证闾里之事”那样的“民史”，[5]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就连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一类民众反抗运动，直到20世纪末也仍存较大的争议。
20世纪初的中国学人虽然竞相提倡“民史”而反对“君史”，但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观早年所出各史书中，夏曾佑所着《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最不讲民史(但多言社会进化)，恰最受各方赞赏；而那些真尝试写“民史”者虽一度销售不错(如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却少得着名学人称赞。(24)可知精英学人在意识层面已认识到撰写“民史”的必要，然多侧重于学术之外的宣传，其真正欣赏的，还是相对传统的学术标准。史书的内容是否真以“民史”为主，实际是放在第二位(甚至更后)的。
此后相当时期的中国史学仍以政治史(逐渐包括经济史)见长，特别是后来兴起的“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未以“民史”为核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虽处处可见“社会”二字，其实仅体现了早年“民史”取向中那种寻求“全体国民”历史规律的倾向，很少涉及实际的社会史事。这种状况到1949年后有较大转变，但仍更多偏于理论的主张(并屡有争议)；即使在讨论备受重视的农民战争时，也不过较多涉及经济层面而已。尽管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不断提出写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历史，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却始终不多，看上去像是在设法“抵制”(多数史家并非在意识层面故意“抵制”上面的指示，但越是无意之中的不追随，反越可见真“民史”实不为史家所重视)。
不过，虽然真正的“民史”至今尚未能较成功地树立起来，早期的愿望仍为近些年的社会史兴起埋下了伏笔。在某种程度上，将近年“社会史”在中国的复兴看作20世纪初学人们反对“君史”而呼唤“民史”或“群史”的荡漾余波，似亦不为过。
一个世纪之后，百年前的“民史”目标第一次表现出真正实行的迹象。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25)对突破过去以帝王将相和精英士大夫为中心的史学，“民史”取向的确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严格说也有其学术局限性，更要警惕近年逐渐呈现出来的矫枉过正倾向。
窃以为，历史研究应特别注重和强调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大众兴起”是20世纪一个显着现象，如果后人研究今日的西方和中国，诚然应多注意下层和普通人；盖社会等级虽仍存在，社会成分实已非常多元化，尤其商业、文艺等更日益呈现出适应大众的明显倾向(不喜欢者径称之为“媚俗”)。而19世纪以前的中国社会本是以精英为中心的等级社会，政治上层和社会精英的作用实在太大。过去史学的确太忽视民众，适度提倡面向基层的史学，可以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补前人研究之不足，使我们对往昔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但若矫枉过正，整个史学界都来从事基层研究，而置上层精英于不顾，等于是全据边缘以言中心，恐非正途。(26)
或可以说，在大众兴起之后的“媚俗”时代，多关注基层应无不妥；在世风尚雅而尊崇精英的时代，仍不能不以当时社会所重者为研究中心。套用林肯的一段话：对19世纪以前的中国史而言，部分史家长期研究底层或全部史家在一段时间里研究底层皆无不可，若全体史家长期研究底层，绝对会成大问题。具体到中国近代史，前半段仍在尊崇精英的时代，后半段士人的地位开始下降，然余威仍不时可见，故基层社会在整体历史中的地位，尚须谨慎斟酌。另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和“国家”力量日益增强的近代，“社会”受政治的影响实在很大，若言社会就排斥政治，难免也会误入歧途。(27)
近年不论中西，关注庶民或下层人的史学仍不脱某种俯视的眼光，故相对侧重大众与精英的差别和歧异，较多看见下层对上层的“反抗”、弱势抵制强势的“控制”等等。问题是，若回顾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自发”和“自为”的论述，当阶级的仇恨和反抗也需要灌输和“发动”(譬如“忆苦”)时，可能提示着多数庶民或下层人的感觉并不很差(当然也可以说其尚乏“自觉”)；在一个众人基本接受“思不出其位”观念的社会，并非多数士兵都想作元帅，下层人当然希望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但也未必都觊觎着上层或想要进入上层，这意味着他们的自我感觉至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差。
如果受到引导，则很多人可能会产生受压迫感、贫寒感等等不平的感觉。例如，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曾引起争议，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贫寒子弟的读书问题。当年有人曾折中八种既存的社会调查数据，假定中国一家最低生活费为每年130-160元，年收入在这数目以下的家庭便是穷人，即贫穷标准是个人年生活费约30元。(28)而当时争论中自感贫寒的人包括交不起数元报考费但可以读师范(免学费)的人，寓居城市每月消费10元的人，和进入清华而年支出250元学费的人。他们的自我贫寒感都是真实的感受，可知那时很多人都眼光向上，其看见和对比的更多是那些更为富裕的，而对其身边更贫寒者却往往视而不见。这一心态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也是被引导的结果。(29)
另一方面，现在研究下层的一个常见倾向是用后来的眼光看往昔，如“国家”如何想方设法尽力将其“控制”向基层的渗透和延伸，几乎已成众口一词的论述。其实在一个小政府大民间(或大社会)的时代，国家的权威可能更多以威仪来体现，即国家通常以各种礼仪来表明其不可挑战的尊严之存在，(30)而地方社会的基层“管理”实际是留给当地士绅一类人物来实施的，呈现出较明显的“自治”意味。这一“控制”方式成本甚低，不支付或少支付管理成本意味着国家对被统治的人民可以收取相对低的赋役；而低税收是一种德政，也向被视为德政，往往是得道(即统治正当性)的体现，又何乐而不为。由此看来，“国家”是否真想，以及为什么想将其对地方的“控制”落实到基层的具体管理层面，大可推敲。
只是在四民社会解体之后，由于既存社会体系崩塌，地方精英与文化的关联日益淡化(绅的劣化就是最明显的表征)，也由于统治正当性观念的更新，“国家”才开始需要也想要增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此愿望和努力，才会出现今人关注的“国家”控制向基层的渗透和延伸。但这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且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未必同步，故综合性地讨论“国家”控制向基层的有意延伸，或讨论一地而引申到全国，都要相当谨慎。实际上，过去民谣中的“天高皇帝远”，最能反映“国家”不在基层，而老百姓反而期盼着“国家”的接近；这一民谣在近代并未消失，且常常重复，多少可以反映民众的实际感受。
这样看来，现在关于国家总想控制地方的通行叙述，多少表现出一种与百姓意愿和民众感受相反的趋势(假如被叙述的大众可以参与讨论，他们是否赞同，还很难说)。这就提示出“民史”取向中某种传统的影响，即今日的大众叙述仍带有明显的“代言”倾向。过去是读书人代圣人立言，如今被转化为代大众立言。当年略带反智倾向的林白水等人是一种代言，(31)今日的研究又是另一种。或可以说，今日史学中的大众叙述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以精英为阅读对象并更多反映精英喜好的言说；基层乡街民众都像监狱中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想象的那样每天热衷于权势争夺，恐怕就是用精英的眼光看庶民的一例。(32)
近代史研究中似变而实不变的面相还有许多，上面仅是一例。要避免过于倾向一端的取向，可能需要更加多元地认识和表述那无语的往昔。(33)近年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取向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多少也反映着近代中国这一认识对象本身的多歧发展。对于近代中国的多姿风采，应予充分的承认，并将这方面的探索上升到意识层面；甚至不排除在表述时也不那么简白，即史学应该适当呈现历史的丰富性，为此可以考虑采取更有层次的表述方式。这个问题只能另文探讨，下面非常简单地展望一下今后可能的发展。
五、余论：今后可能的发展
从前面关于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简述可以看出，试图从历史理解当代现象的倾向一直存在，故学术受外在世局的影响是很显着的。中国本身(有时也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状态往往可以影响研究取向和研究典范的形成，如1949年的中共掌权，如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以及80年代末欧洲和中国的事变，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西方学界的思路转变(就美国而言，越战的全方位影响更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近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又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恐怕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刚开始进入学界而又试图赶超欧美的史学新手，可能要充分注意这一点。
我当然不是建议初学者放弃目前，而致力于想象什么预案，以抢占制高点云云。任何将来的转变，一定产生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之上，所以最初的一步仍是把握过去和现在。但有此思想上的预备，更能提示研究者保持一种更开放的心胸，以适应可能很快会面临的变化。
蒙文通尝据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6]然而“澜”本形成于水“流”之中，涛起涛落的前后，可能是很长一段平静的水面。此正如“潮”之有涨有落，且高潮的时间不长，高潮之后还会有一个时间更长的退潮过程。假如只在转折处看波涛翻滚之刹那形态，岂非观“澜/潮”而忘“水”？但若保持一定的距离，或更容易看清潮起潮落的变化。
重要的是对整体水流要有清晰的把握。水流那相对平缓的部分，或历史那不变的一面，不论是否表述出来，都要始终存于胸中，决不能忽视。从整个水流的全局看，有时“未来视野”对历史转折的认识也有重要的推进。如果我们知道所研究的时段正处于变化之中，正如潮水尚未达到顶峰，则已发生的“巨变”对于未来者而言可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其变之“巨”就可能大打折扣，而研究者也可以更平缓的心态来观察和分析已发生或正发生的变化。(34)面向未来本是许多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共同心态，(35)这一思路正可以借鉴到史学之中。
同时，闻一多稍早所说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语，[7]更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在近代，外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这一点无需太高的学理修养也能认识到，孙伏园很早就观察到，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没有一个乡僻的地方不到的”。或用芮玛丽后来的术语，即外国无所不在(the foreign omnipresence in China)。(36)
前面提到，柯文教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近年在中国很有影响。该书翻译之时，他本人也曾担心，由于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以及对其“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他们“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呢？[8]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他的这一疑虑绝非多余；“在中国发现历史”口号的流行，已经产生某种不可忽视的误会，不少人开始较为封闭地考察近代中国(虽未必是有意如此，更多可能是无意所为)。
所以，针对“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口号在中国引起的误会，我曾提出去“发现在中国的历史”。(37)这当然不是文字游戏。盖西人所长本在中国之外，柯文所归纳的方向使其向中国之内倾斜，自然非常适合。我们本相对更长于内，同样跟着再向内转，便可能未受其利而反见其弊；若在关注中国当地的同时，侧重在地之外来影响，则更适合自身的特点，或可收扬长避短之效。
故我决非提倡什么“中国人自身的中国史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在近代中国，不仅政治，多数文化、思想、学术、生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也都处处可见外来的影响。一句话，如果外来“冲击”退隐或淡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虚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国”。我想要强调的，就是一种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的开放取向，并希望时刻警惕不要陷入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
研究近代中国，不仅要深入了解所谓“前近代”的中国，至少还须参考三方面的外部历史，即19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以及后人对其的研究)。三者在这一时期都是变量而非定量，即其本身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前两者直接间接影响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上层政治和读书人，以及口岸地区的社会和生活；后者中的大多数与中国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印度人、朝鲜人和越南人等则有直接联系)，但西方对殖民地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影响着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很多人实受其影响而不自觉。
只有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和日本——特别是其发展变化的一面——具有较深入实在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但过去的研究很少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关联方面做得最不够(常见的不过是对比双方改革之成败)：只是在所谓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中西和中日的关联受到了较充分的关注，然或许又走得太过：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最常见用西方观念来套中国的实际，下焉者不过以中国为战场实施西与西斗，即以西方的主义或理论为武器而相互作战；上焉者也多学步邯郸，追随西方新潮的“问题意识”，而不问这些从非中国历史环境中产生出来，有着特定的基本预设、方法论与认识取向的“问题”和思路，是否与中国自身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问题”相一致。
就殖民地而言，中国虽与各殖民地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却有一个与殖民地大不同的重要特点，即领土主权基本保持；由于这一重要因素的存在，帝国主义采取的策略和中国对侵略者的态度，都与殖民地场域中的大不相同，故近代中国与各殖民地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往往没有很直接的可比性，却又有很多相似或相反的参考之处。换言之，对殖民地的研究取向很多都不直接适用于中国，但又有极大的参照性——必充分了解各殖民地的发展演变，才能真正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特色”。
一方面，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另一方面，也必须参考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张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经过“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38)黄宗智先生最近也有系列文章讨论他所说的“悖论社会”(paradoxical society)概念，以及将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认识方法提高到理论概念层面，以认识和解释与欧美不同的近代中国社会。(39)
近代中国社会是否“悖论”到黄先生所说的程度，还可斟酌。尤其是在意识层面，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是相当多20世纪中国读书人普遍持有的观念，并有着持续的努力；类似倾向和努力也直接表现在学术领域。同时，在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历史发生现场的在地特殊性及发生在那里的具体实践，特别是个人和群体的亲身体验，当然是必须充分考虑的。今日学人可以有更开放平和的心态，作为在地的学者，对外国的研究不必追风，不必全盘套用其理论，更不宜“颠倒比辑”其见解，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他人研究的建树一面和具有启发性的地方，且最好在论着中有所因应，而不是视而不见，自说自话。
就像不同类别的史料皆如落花之各有其意，(40)外在的或他人的研究，亦皆各有其“意”在；顺其意或逆其意而读之，皆当有所得，不过要充分意识到这是产生于特定语境的“他方之学”。其实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恰可能是在地的“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济很早就从学理上论证了异国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也曾长期提倡一种对某一“文化”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若能在意识层面尽可能依据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虑所为进行提问，并探索怎样解答，或者真能产生包括时空两层面的“地方性知识”。(41)
注释：
①这里的“变与不变”是狭义的，主要是指转变与延续；我也曾多次论及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意思虽与此有些类似，但其“不变”的部分，却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仅指近代范围里一些现象的延续，而更多是借用布罗代尔的观念，主要指传统的延续，即从古代延续下来的那些“长时段”面相在近代的表现。
②具体的讨论可能详略不一，有的仅点到为止，有的会稍微展开。讨论的有些问题看起来可能没有太密切的关联，或显得较为随意，在有些人看来甚或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其实都未必。大体上，我所说的都是我自己较关注，也多少思考过的问题(有时也整合一些过去论着中提到的见解)。那些虽然重要但自己并无些微心得者，罗列出来当然显得更全面也更均衡，但对作者和读者都无益处，亦非本文所欲言。
③参见凌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年”，汕头大学,2008年7月5-7日。
④敝友杨奎松和一位《光明日报》理论版的编辑都曾明确使用“另类”来界定我的研究风格，当然他们都是出于善意，且有容纳“另类”的雅量。
⑤有一次，我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聆听葛兆光教授的讲座，有一位听众发表评论时将出自大陆的学者分为两类：葛先生是一类，喜欢思考和讨论大问题；而我和当时在场的王晴佳教授(Rowan University)是另一类，倾向于处理一些更具体的历史问题。兆光兄当时就回应说，他和我应该属于更接近的一类。我想他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需要更贴切地针对中国的“学情”——尽管我确实不像他那样常常思考和讨论大问题。
⑥前者是朱宗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本世纪初期的一个合理期望》，收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科研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670-687页；后者是罗志田的《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收入其《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53-90页。
⑦可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⑧近年美国产生出把中国视为非敌非友的“共同责任者”一类新思维，便是一种试图超越黑白分明思路的努力。
⑨参见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引文在3页。
⑩此后西方和中国的学术大背景进一步助长了这一倾向，人——特别是具体单个的人——的隐去，是近几十年史学中一股很强的潮流(主要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相关，但也不排除受到整个社会生活中人的异化的影响)，说详罗志田《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社会科学研究》待刊。
(11)学术积累那无形中的影响是相当有力的，就连美国的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有时看上去也像是两种不同的史学，此不赘。
(12)下面两三段是重申我在《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中之所言，我曾想用几句话概括原文提出的意见，但考虑到不少年轻读者可能对这些内容不很熟悉，那样的概括易生误会，故基本重复了该文的语句，谨此说明。
(13)相关的背景知识和一些近年的探索，可参见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3-108页。
(14)全文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95页。
(15)这在全国一级学会的组成上体现得最明显，1919年后的历史有中国现代史学会，此前的80年过去定为“近代史”，却迄今没有一个“中国近代史学会”，而只有分立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个学会。现代学术机构对研究的推动有目共睹(特别是大型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和召开)，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结果是，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的研究无形中被淡化了，因而也影响到整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16)参见Ichiko Chuz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97 -317;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实为《剑桥中国史》第11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40-441页。
(17)参见Mary Wrigh,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p.40.
(18)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不久前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史学危机”与近年来北京大学史学教育的改革》(北大历史系网站，http://www.hist.pku.edu.cn/reserch/niudayong.htm,2008年6月19日访问)。
(19)这些讨论大都可以从张海鹏所着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即他本人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2-147页)中看到，并可参考该书494-504页所列举的论着目录，相关讨论基本都已纳入，而且该目录是按出版发表的年代先后编排的，非常有利于把握这些讨论的进程。
(20)傅先生的全文是：“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但若生产方式改了，则生活方式必然改；生活方式既改，传统也要大受折磨。中国的生产方式是非改不可的，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时代需要如此，不然的话便无以自存。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并不能不预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1950年)，《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卷，211页。
(21)《编者的话》，《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并参见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679-681页。
(22)类似倾向延续了较长时间，20世纪90年代初创刊的《学人》杂志，一开始就以讨论“学术史”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翻开《学人》就会发现，那里讨论的常常并非总体的学术或某一具体学科之研究发展演化的历史，亦即不必是“学术的历史”，而是试图区别于“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却又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学术史”(参见《学人》主编之一汪晖的回顾文章《小小十年——〈二十一世纪〉与〈学人〉》，《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145-146页)。这一“学术史”定义更持续到1998年复旦大学召开的“重写学术史”研讨会，会上实际讨论的是要“重写”各种专门史，但却定了这么一个名目，且多数与会者对此并无异议，最可见这是更早一些讨论的继续。参见罗志田《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3)梁启超预言：“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13-114页。
(24)如钱玄同于1903年读曾鲲化书，“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视之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到1906年，他已转变观念，觉曾着虽然“体例未错，而喜用新名词，太远国风，且考据多讹”。倒是刘师培的《历史教科书》“取精用宏，体例亦差可，远胜夏[曾佑]《历史》”。但到其自编年谱(约1909年)时，又认为“平心而论，历史教科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氏者，专务用新名词，并造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参见钱玄同自编《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附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册，7554页；《钱玄同日记》，丙午(1906)年四月十一日，第1册(1905-1907)，130页。
(25)这里所谓“吃喝”，是较为接近“玩乐”的那个层面，即今日人们口中“拉动消费”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的那种基本生存意义的“吃喝”。后者，特别是那种以数据分析模式为主的社会经济史论着，在较长时间里也是既存研究的重镇之一。
(26)这个问题多年前曾与王汎森兄讨论，颇感受益。我本人也提倡眼光向下，且现在仍主张走“由虚入实”之路，将研究重心更多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这一看法曾表述在拙文《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之中，当时曾将初稿呈送一些朋友指正，杨奎松兄就指出，近代史中从慈禧太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研究仍相当不足，若提倡关注下层太过，可能导致对上层的忽视。我很赞同他的看法，已将其意见纳入拙文之中。
(27)我自己蒙他人抬爱，常被视为“思想文化史”和“学术史”的研究者，但我深知政治在近代的影响力；而且，套用陈独秀的一句话，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学术等，都是荣辱与共的“一家眷属”，缺一不可。近代史仅仅百余年，学者固不能无所侧重，然其余只要可能涉及，也会多多益善。所以我始终不敢放松对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他人着述的追索，多数领域自己也不时涉足，只有经济史基本不敢碰，因为那是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子学科，而我们现存的数据，既不全也多不可靠，非辨析至微而积累长久，实难以为工。
(28)除上述数据外，李敬穆又根据两次政府的贫富调查，以及各种社会调查的数据，估计贫穷人口约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参见李敬穆《贫穷论》，北平光华书局等代发行，1930年，18-22页。当年中国地区差异甚大，实难有统一的标准。我的感觉，这个贫穷标准对多数地区言恐怕已经太高。
(29)到1934年清华作文考试中，阅卷者朱自清就发现“恨富怜穷的思想，是这回南北试卷里的普遍思想”。说详罗志田《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0)此点受到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2005年11月18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座谈时发言的启发。
(31)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230-231页。
(32)按照鲁迅的观察，老百姓其实是喜欢关注皇帝太妃的(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卷,24-25页)，不一定更欣赏关于他们自己的叙述；退一步说，当他们关心自己如何被表述时，若看到自己原来每日都充满着权势竞争意识，而甚少关注邻里的和睦相处，似乎也未必会很以为然。
(33)傅斯年曾说，学者都难免主观，故最好的办法是一方面不放弃对客观的追求，同时以“多元主义”来弥补“主观主义”。参见傅斯年《台大〈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368-369页。
(34)关于“未来视野”，参见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在“现代性、现代转型与自觉”学术研讨会(广州，2007年5月9-11日)上的发言。
(35)胡愈之那句“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恐怕说出了许多人心中想说的话。这是他1948年在其小说《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中所说的，参见胡愈之《南洋杂忆》，《胡愈之文集》(6)，三联书店，1996年，289页。
(36)伏园：《弱国的青年》，《京报副刊》，1926年4月15日，8版；Mary Wright，"introduction", in idem ed., 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 1900-1913，pp.54-58.当然，承认无所不在之余，也要注意具体所在的强弱；如前所述，在沿海和城市，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仍是远大于乡僻地方的。
(37)参见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8)参见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收入其《中国青铜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二集，131—143页；另见徐苹方、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6期(1999年5月)，8-16页。
(39)参见黄宗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40)说详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1)参见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