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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江：战场上的尸体 ——“一二八事变”中红卍字会的掩埋尸体活动

作者简介：孙江，1963年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15年第2期 第173-179页
内容提要：与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宏大叙事不同，本文着重探讨一个小问题：战场上的尸体掩埋问题。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名为红卍字会的宗教慈善团体将掩埋中国平民尸体作为其救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与此同时，红卍字会受日本民间宗教大本教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要求，试图寻找两具日本兵的尸体，这一未果的事件，揭示了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下，红卍字会很难践行其意欲超越敌我对立的普世主义理想。

关 键 词：红卍字会/大本教/掩埋尸体

出口王仁三郎来信
数年前，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史料，意外地看到一封发自日本京都府龟冈町的日文信件，时间为昭和7年(1932)10月20日，落款人名出口寻仁，收信人系中华红卍字会东南主会，兹将其简译如下：
时下秋色益浓，谨祝道慈神业发展、各位吉祥!值此立道大会之际，接奉大札，无任感谢。上海、济南二会，拟派北村寻宗、深水悟清前往，其间一切，望予关照。世间诸相，一如所知，民与民相攻，国与国交战，种族互憎，仁义道德堕地。虽有俗世团体标榜救国济民、民族融和，然民未能救，国不得安；虽有国际联盟等活跃其间，然无一素奉神意者。既有宗教徒与俗化之堕落，绝无教导启发世人之力。世间喧嚣，妖魔起舞，无有止息。东洋骚乱，有诱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兆，无须待言，此必为史无前例之惨事。消弭迫近东亚之不安，确立和平之基，甚而一扫时弊，奠定人群物类平安，谋得人类幸福，此乃至圣先天老祖神意也。
贵国道院与日本大本，世界红卍字会与人类爱善会，责任之大，毋庸赘言。如既往之满洲事变、上海事件之际，世界红卍字会与人类爱善会之活动业已引起有识者注目，视其为东亚和平使者，老祖深远治国之策得以彰显，各位至诚奉献，钦佩之至。
切盼今后益加亲爱，弘扬道慈于宇内，秉老祖救世济民之意，鞠躬尽瘁。谨祝各位康健，感谢邀请!①
如果仅知中国红卍字会历史而不了解其与日本大本教之关系，或者仅知大本教历史而不了解其与中国红卍字会之关系，即使反复阅读此信，未必知其所云。信中“至圣先天老祖”为红卍字会(又名道院)尊奉之最高神。“出口寻仁”即日本大本教“圣师”出口王仁三郎，出口仿红卍字会成员习惯，取道名“寻仁”，信中北村寻宗、深水悟清原名为北村隆光和深水静，后文出现之林出贤次郎道名为“寻贤”。
原来，大本教应红卍字会之邀，拟派北村隆光和深水静参加在上海和济南召开的会议，出口王仁三郎希望两个宗教团体在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东亚和平进行救济工作。出口王仁三郎所说“上海事件”即“一·二八事变”，所谓“一·二八事变”，是指1932年1月28日～3月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第19路军之间长达一个多月的战争。战争爆发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已承认，彼亦满足，旁(傍——引者)晚表示撤兵。及至午夜，彼海军司令忽提要我方让出闸北，乃即冲突。”②如果说“事变”这一修辞遮掩了冲突的性质③，那么“事件”一语则又淡化了战争的惨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中小学校课本占教科书市场百分之七十，这场战争中，其“闸北之厂址先后遭日军飞机大炮之炸毁”，战后，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通过分布在其他地区的40个分馆来调配教科书。④亲历战事的红卍字会成员在回顾救援活动时写道：“本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攻我上海，我国第十九路军应战相持一月之久，自动退却，而嘉定、太仓、昆山、青浦等县亦相继沦为战区，财产损失以千万计，军民死伤奚止万人，诚浩劫也。”⑤
出口王仁三郎来信不仅提到“上海事件”，还言及战争期间大本教和红卍字会之间的合作，笔者曾考察过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大本教和红卍字会经日本驻南京领事林出贤次郎撮合结成“提携”关系之过程⑥，转眼八年过去了，其间需要爬梳的事实还很多，这里暂且不谈，“一·二八事变”中，大本教和红卍字会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合作呢?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战火中的上海吧。
收埋尸体
据红卍字会内部说法，该会1916年创立于山东，以内在修行和外在慈善为宗旨，提倡不分党派和民族的人道主义精神。1922年，红卍字会向北京政府登记取得“社会团体”合法地位后⑦，迅速向全国和外国扩展，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着名的宗教慈善团体。
在论及红卍字会的救灾活动时，广为人知的是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掩埋尸体的活动，其关于掩埋尸体人数的统计是反驳“历史修正主义”的有力证据。其实，无论是从北到南的中日战争，还是军阀战争或国共之战，红卍字会都曾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从事过尸体掩埋活动。但是，包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掩埋尸体情况在内，人们并不清楚红卍字会是如何掩埋尸体的。在两军对阵下，掩埋活动伴随着很大的危险，红卍字会是怎样克服困难的呢?据红卍字会成员的回忆，“沪战发生之始，华界租界交通隔绝，北四川路一带，自来水、电灯两厂均已停工，市面全无，民居断炊，加以炮火连天，难民逃生无路，哭声遍野”⑧。战争期间，红卍字会“一面自组大规模之救济队，由江干六、陈槎济诸君督率，出入于枪林弹雨中，实施接引担架、医治、掩埋等工作；一面设立医院收容所尽量收容医治，计先后设立收容所、医院各六处，每所收容人数一二千人至一万七八千人，每院治疗人数或八九十人或二三百人不等，共计收容常住之难民二万六千余人，收容日期达百余日，此均系本埠无亲友之客籍难民也”⑨。此处所举救济工作中，掩埋尸体似乎比救治伤病次要，实则不然，如不尽快收埋尸体，可能会危及幸存者的生命。“江湾、庙行、大场、闸北一带经大战之后，遗尸遍地，惨不忍睹。”“兹闻红卍字会以各战区甚广，死亡枕藉，战壕、小浜中尸体积久腐烂，臭气逼人，若不设法掩埋，殊于巿民卫生攸关。”⑩
红卍字会掩埋战场上的尸体是在“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31年夏，为进一步展开慈善事业，红卍字会召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和福建等五省代表，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开会，“组织东南主会以谋慈善事业之发展”。6月4日，东南主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该会成立不久，先后遭遇苏皖湘鄂水灾和“九·一八事变”，“振(赈)、救两务日益繁重，非集中人力财力，不足以纾此大难”。9月21日，东南主会议定在上海成立办事处，名为“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11)，12月中旬正式成立。(12)总办事处成立不久即设置“救济队”，第一救济队由“京、沪、锡、常、镇各会所联组，驻南京”，后“调沪驻扎，以备不虞”(13)。在“一·二八事变”前，东南主会先后成立9个救济队，其中第一救济队专门负责救援伤病、难民和掩埋尸体。
关于掩埋尸体的工作，战事过去20天后《申报》开始连续报道，3月27日《申报》载：第一救济队在金家木桥收敛罗杰仁等35名，无名氏12名；在张家湾收敛徐坤明等5名；在庙行收敛巫仁兴等2名，无名氏1名；于竹园屯收敛李信元等3名，无名男尸2具，后又于金家木桥收敛刘德英等4名。(14)总计收敛64具尸体。4月1日《申报》继续报道第一救济队在大场的掩埋工作。3月29日，第一救济队在金家塘收敛集福展等13人，无名尸13具；在广肇山庄收敛陈文良1名，无名尸5具；吉家宅收敛吉姓女孩1具，男孩2具，无名女尸1具，无名老妇尸1具，又无名尸3具；在大场乡等收敛冯柏荣等3名，无名尸3具，无名老妇尸2具；虹桥收敛钟标等3名，无名尸3名；戴家宅收敛潘特才3名，无名尸2具；走马塘收敛无名尸2具；30日于广肇山庄东南边收敛陈见降等2名，无名尸13名。以上总计76具。(15)
综合上述报道，红卍字会共掩埋尸体140具。此外，4月1日《申报》文章又称：“现在该队已经先后收殓遗尸二百余具，因天气渐热，特加紧工作，就地添雇民夫四十名共同工作，已掩埋棺木一百零一具。”(16)后者数字大概包含战事爆发后所掩埋的尸体数。掩埋尸体的数字还在增加，4月2日《申报》报道救济队在大场、庙行一带的掩埋活动：3月31日，该队于郭家宅收敛无名尸2具；于广肇山庄收殓无名尸3具；于金家木桥西收殓夏得胜等3名，无名尸4具；金家塘东收殓无名尸2具；麦姓宅收敛陈茂光1名。以上共计15具。4月1日，又于金家塘收敛王纪田等3名，无名尸4名；于小蒋庙战壕搜到李天甲等2名及无名尸体1具，共3具(原文作4具，从文意看似系笔误)。以上共计收敛10具。(17)此后，“该队一面派员四出搜寻遗尸，随即收殓，一面派夫着手掩埋，前昨两日又掩埋棺木一百一十具，不日该队工作完竣即行回沪，再出发浏河、真茹一带工作”。负责掩埋工作的赵毓林回忆称，“约计掩埋总数在六、七百具”。(18)
在掩埋尸体前，救济队需要做多方面的准备。“战争时救济队出发时，应备纱布、橡皮、棉花、丹(担)架，等等”，“这几样要算最要紧，最不可少的”(19)。来自社会的捐赠很重要。“德隆烟草公司王维官君，无限制供给红卍字会掩埋队施材，收殓战区遗骸。”(20)“又该会上海总办事处此次统筹东南各地救济以来、总分各会协助之款以及本埠各大善士捐助之款项、衣物等品，异常踊跃。”(21)
红卍字会的掩埋工作，一般就近挖坑掩埋。“该会均按材编号、书名，并留清册。掩埋后，于棺外加插竹签，以资识别。”(22)有掩埋经验的傅涵谷在1937年给其他人介绍经验时说道：
掩埋工作，我也没多大经验，现在就个人所得的经历，来向各位报告。掩埋出发时，须带洋锹、洋镐、竹签等等。这种工作，在寒天好做，在夏天比较讨厌一点，因为气味甚大，所用人夫，老的还好一点，假使新来的，他宁愿去职，他是不愿干的。最好我们自己先掩埋一两个，给他们做榜样，以后他就不怕了。如系于水旱灾死亡的，虽无姓名可查，须将其大约年龄及性别登记，并立签于旁，登记于簿册。战争死亡的，虽无姓名可查，须将所属队部次第、姓名分别登记，并立签注明。如有枪枝物件，尤须查明交还所属队部，丝毫不能苟且，然后编订总册，报告队长。(23)
傅涵谷没有直接言及上海战事，但所说无疑是从事掩埋工作的救济队碰到的共同问题。第一救济队副队长赵毓林在回忆中写道：
在一·二八战事发生之后，本会组织掩埋队三组出发，计大场、庙行、江湾，共三处，以该三处战争为最烈，故军民尸骸亦较各地为最多。但所到之处，尸骸遍地，臭气熏人欲呕，因相隔大抵在十天以上，骸体已起腐化。但捻其身畔尚有枪弹，或炸弹、手榴弹等，如是用白布一方，铺在地上，将整个尸体搬在布上，再将布之四角抖起，轻轻放入棺内，用盖盖好，以白粉书明姓名，然后掩埋在坑中，用竹签编列号数，以便造册呈报总处后查。战壕内及河滩上均有尸体，皆如法炮制。(24)
从以上回忆可知红卍字会是如何掩埋尸体的：第一、留下记录，以备将来查考。第二、慎重处理枪械，如不小心，无论得罪交战哪一方都将影响后续救援活动。实际上，因为是在战区进行救援和掩埋活动，救济队在奔赴战区前须与交战双方和其他各方疏通，以便得到保护。
战区通行证
上海战事过后5年，红卍字会上海总办事处在回顾救援活动时写道：第一救济队督队长陈槎济和李慈开会长向领事团及公共租界“请求签发通行证，以利交通”，“并承十九路军发给通行证”，于是，“第一队克始于战事开始之次日，出发战地救济，并准于日军防区内实行救护工作，带同翻译多人随行。因人数不敷分配，又加入临时队员十数人，分为六组，更番出发。每日分乘汽车十余辆，往狄思威路、老靶子路、北四川路、虬江路、舢板厂、族桥中兴路、中山路，绕道至宝山路，并分向沪太路、大场、庙行、江湾，暨罗店、吴淞一带，救护伤病难民”(25)。这段文字所述实有其事，不过时序有误，更糟糕的是，读者阅后会误以为红卍字会不费周折地便取得了对峙两军的信任，从而拿到了“通行证”。其实不然。
红卍字会上海总办事处总部设在法租界贝蒂鏖路霞飞巷8号。事变后，红卍字会登报声明：“本会向以促进人类和平，救患扶伤，一视同仁为宗旨”，“救济队、收容所、医院、掩埋等各慈举于近三日内一律组织成立”。(26)一方面向外界说明红卍字会救援活动的性质，另一方面含有两个意图：一则向社会募捐(特别是物资)，一则和上海这座殖民地城市各方政治机构交涉，取得支持。大约在2月2日，淞沪警备司令、市政府、公安局、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法工部局、七十八师等相继接到红卍字会信函，红卍字会在信中要求：“对于本会队长、员役，凡穿上项卍字服装，及手执卍字旗帜者，一体保护放行，以便救济而维慈业。”(27)稍后，同样的信函也转到“大日本领事府”。美国总领事接信后立刻告知红卍字会业已转给上海防守委员会最高长官，“该会可负责发给通行证”(28)。但是，在日军控制地区——如上文掩埋尸体的闸北，必须得到日本驻沪领事和海军司令部的同意。《大本教七十年史》下卷有一段文字提到此事：
1932年(昭和7年)1月上海事变爆发后，人类爱善会于3月6日派遣东岛猪之吉和小高英雄为慰问使，在当地公使馆勤务的林出贤次郎、石田日本商工会议所书记长及濑浪专平等引领下访问军队医院和侨民团体等，此外，为世界红卍字会取得通行证而与军方交涉。9月深水静作为特派员前往当地，10月23日设置北方支部。(29)
这段文字所叙略有差误。第一，关于大本教(人类爱善会)于3月6日派员去上海慰问日军并帮助红卍字会取得“通行证”事，从后文可知，红卍字会救济队拿到通行证是在3月6日以前，而且事出有因。第二，所谓大本教9月派深水静作为特使访问中国事，从本文开头所引出口王仁三郎来信可知，大本教10月20日派北村隆光、深水静到中国，即使二人已经先期到达中国，时间也应在10月20日之后，而非9月。
红卍字会是何时得到日方通行证的呢?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两份史料可资考索。一个是2月25日红卍字会上海办事处在致函日本领事馆中申明欲派游筱章、陈槎济二人前往日本领事馆，“将旗章样式签印送请备查”，并领取“战地救济队通行证”(30)。结果，3月1日红卍字会如愿拿到通行证。(31)从取得通行证的时间可以推知，前文引用《申报》所记红卍字会掩埋尸体数字是指中日两军交战区所收容的尸体数，不包括战争爆发后中国军一侧的死亡人数，这旁证了前引赵毓林的话，“所到之处，尸骸遍地，臭气熏人欲呕，因相隔大抵在十天以上，骸体已起腐化”。
红卍字会虽然从日本领事馆获得通行证，但仍有诸多困难亟待解决。首先，拿到通行证的救济队员仅有13名，因为通行证上贴有每个人的照片，人员不能替换，这影响了收埋工作的展开。(32)更重要的是，通行证系由日本领事馆发行，没有得到军方的许可，因此，红卍字会的救援活动常常因日军飞机的轰炸而中断，救济队员中，还有在轰炸中受伤的。在致日本领事馆信中，红卍字会写道：“惟据本会救济队报告，连日乘汽车在前方救护工作，贵国空军掷弹时仍不免误会之举”，要求日本领事馆“据情迅予特陈贵国军事长官，通知陆海空军及贵国商团，特别注意本会红卍字标识，予以特别便利，以资救济而维善举”(33)。
日本兵的尸体
《大本教七十年史》关于大本教使者拜访红卍字会上海办事处的时间记述虽然不正确，但所记实有其事。4月5日前，濑浪转交了“寻仁”——出口王仁三郎给红卍字会的信函，并附出口王仁三郎捐献的2千元。出口王仁三郎在信中写了什么?不得而知。东南主会会长陈正民、倪笃慈为表示感谢，请濑浪转给出口王仁三郎一信，信中写道：
昨濑浪先生莅会交奉台函，并承惠助救济费二千元。仰见胞与为怀，感佩无似。日前东岛先生代表来沪，宣述盛意，并为敝会沟通救济事业之进行，使两地修灵益臻凝结，苦恼众生得资救度，功德之大，靡有比伦。同人等适以救济事繁，招待未周，方深抱歉，乃蒙来书齿及，倍增渐汗。当此世运日替，劫劫相乘之时，惟有共祝大道之发扬，俾世界人类咸知同出一
“一·二八事变”后一个月，出口王仁三郎突然让部下带信并捐款给红卍字会上海办事处，乃是别有用意的，在说明这点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大本教七十年史》所说动员军方发给红卍字会“通行证”的原委。在上海档案馆的资料里有两条没有标明时间的文件，一条是补领通行证，涉及会长陈民正和救济队副队长赵毓林等7人(35)，时间应在4月10日之前。至于何以补领通行证?在《函日本领事、海军司令部》中，红卍字会说明了其中缘由：
此次上海不幸事件发生，敝会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首先照章组织东南联合救济第一队，计有队长一人，队员十二人，夫役十六人，出发闸北等战区，实施救济难民伤病于各租界，设立收容所六处，医院五处，曾经函请中外当局，及贵国驻沪领事查照保护在案。两月之间，敝会所有救济事业，荷承中外当局之赞助，得以进行无阻，铭感实深。惟敝会会章，救济无分畛域，兹拟于贵军防线可能区域以内，实施救济难民及掩埋尸骸，治疗伤残起见，拟恳贵军联合陆军、海军司令部布告贵国驻沪前方各军，俾知红卍字会纯洁慈善救人之旨，并查照发给敝会东南联合救济第一队队长、队员通行证十三份，俾于战地区域可能范围之内行使救济工作，获有真实之保护，庶伤者可以得生，死者可以得所，生者可以得图存，此实为人道主义与国际道德所当顾念者，用特将敝会宗旨及现在工作略陈，并签送会章一份，暨东南联合救济第一队队长队员等名册一份，照片十三份，旗帜、袖章样式一份，一并函请签核，迅予办理，以资救济而利进行。(36)
这也证明，3月1日红卍字会得到的通行证是领事馆签发的，并没有得到侵华日本海军的同意。4月5日前，出口王仁三郎致信红卍字会并捐款，以及4月初红卍字会向日军申请通行证，是为了同一件事情，4月8日林出贤次郎给游筱章信中写道：
顷据报告，在南翔之西面纪王庙以北之苏州河北岸小沟河内，有日本兵士尸体两具，请速派人前往收殓等语前来。窃以该地河道之南面，现有中国军队驻守，如由敝方派人前往，既不便在河南进行，而河北方面亦恐发生阻碍，不得已，惟有恳请先生鼎力，由贵红卍字会救济队以特别妥善之法派人前往检收，并希护送至安全地点。一面通知敝馆，以便派人前来接收，至何时派队前往，请先将日期知照敝馆，以便转知敝国军部，届时接洽保护而免误会，种渎清神，至深铭感，专此奉达，祗颂台祺。(37)
为避开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日方希望红卍字会帮助寻找两个失踪日本兵的尸体。4月10日，红卍字会复信林出贤次郎称，12日队长赵毓林将率队员3名、翻译1名、人夫4名，前往搜寻日本兵尸体，希望林出知会前线的日军。(38)红卍字会很快得到日军的许可。与此同时，已经得到19路军通行证的红卍字会对19路军谎称：在吴淞、庙行、大场一带的掩埋工作业已结束，“闻南翔及纪王庙以北之苏州南北两岸一带，仍有遗尸暴露，诚恐日久腐臭，酿成疫病”(39)。4月14日，红卍字会回复日本领事馆搜查结果：
四月十二日，由敝会救济队队长陈槎济、赵毓林率队员、翻译、人夫，按原田中佐绘来地点原图，乘船前往寻觅，去后。兹据救济队报称，十三日抵纪王庙及封家浜，沿苏州河南北两岸及小河沟等处，按图步行寻觅，未见遗尸。并先后晤石川队长及筱崎菊之助军官，亦称并无遗尸等情，相应函达，即希查照。(40)
失踪的两个日本兵属于原田部队，红卍字会救济队按照原田中佐所绘地图，沿苏州河、纪王庙以及封家浜一带寻找，没有发现尸体。两具日本兵是尸沉河底了呢?还是被河水冲走了?史料没有交代。
如果没有献身于宗教信仰和公益事业的热情，很难理解红卍字会所从事的尸体收容和掩埋工作。收容和掩埋尸体需要雇佣人夫和购置棺材等，资金不可或缺，除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外，资金主要为红卍字会会员的捐赠。红卍字会是以绅商为中心结成的宗教慈善团体，借用鲁迅的话，“从事扶乩和迷信的人(红卍字会会员)大多是官僚和有钱人”(41)，这一特征保证了其慈善事业的展开。耐人寻味的是，被鲁迅等近代知识分子所蔑视的扶乩迷信活动，也即出口王仁三郎所说的“至圣先天老祖”的“神意”这一宗教因素恰恰是红卍字会进行慈善活动的内在动力。此外，作为新兴宗教慈善团体，红卍字会给自身的慈善事业赋予了近代意义。正如上文所述，红卍字会在致日本领事馆、海军司令部信中，自称收埋尸体“实为人道主义与国际道德所当顾念者”，在此，倘若红卍字会宣称奉老祖“神意”收埋尸体，除林出贤次郎之外，侵华日军中大概不会有人能了解其内涵。
从全球史角度看，红卍字会慈善话语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功过格”话语，兼具欧洲历史上慈善事业的两个特征：神爱(charity)和博爱(philanthropy)。红卍字会自称其慈善事业超越政治和党派，1931年冬季大会议定《章则》第一条写道：“本会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为纯粹慈善团体，毫无政治关系。”(42)但是，在民族主义(中国)与帝国主义(日本)对立的时代，红卍字会的慈善活动招致双方的怀疑。(43)在“一·二八事变”中，红卍字会虽然大力救助19路军死伤者，但为寻找两具日本兵尸体，不敢对19路军道明真相。不难想见，倘若红卍字会道出事情的原委，与日军浴血战斗并付出巨大损失的19路军一定会加以阻止的。红卍字会试图超越政治和民族对立在中日两军对峙中展开慈善事业，这，最终给其留下一份挥之不去的负的遗产。(44)
注释：
①《出口王仁三郎信》(1932年10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Q120-4-316。以下征引档案均出自此卷宗。
②《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③在中国历史书写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二八事变”以及此前的“九·一八事变”和之后的“七·七事变”等，皆袭用当时日文“事变”，是很成问题的称呼，这里姑且从众。
④《商务印书馆维持秋季学校课本》，《申报》1932年4月2日。
⑤《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分会赈救工作报告》，上海图书馆藏。
⑥拙着：《近代中国の宗教、结社と権力》，汲古书院2012年版。
⑦《内务部批第七二六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蔵。
⑧(13)(25)《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实录》(续)，《正俗杂志》第2卷第8期，1937年，第17、17、17页。
⑨《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分会赈救工作报告》，上海图书馆藏。
⑩《红卍字会掩埋工作》，《申报》1932年3月26日。
(11)(42)《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实录》，《正俗杂志》第2卷第7期，1937年，第19页。此文系该杂志“史料”栏连载文章，记录东南主会1931年成立后的慈善活动。
(12)《致上海各慈善团体通函》(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1931年12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
(14)(22)《红卍字会掩埋遗骸》，《申报》1932年3月27日。
(15)(16)(21)《红卍字会掩埋工作》，《申报》1932年4月1日。
(17)《红卍字会掩埋工作》，《申报》1932年4月2日。
(18)(24)《赵队长讲演一二八掩埋经过情形》(1937年)，上海市档案馆。
(19)范维世：《战时各种预备事项》(1937年)，上海市档案馆。
(20)《红卍字会掩埋工作》，《申报》1932年3月26日。
(23)傅涵谷：《掩埋工作》(1937年)，上海市档案馆。
(26)《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致社会各界》(1932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
(27)《致本埠中外军警公函》(1932年年2月，原件无时间，系推断)，上海市档案馆。
(28)《译美国领事署处函备案》(1940年5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
(29)大本七十年史编纂会：《大本七十年史》(下卷)，第280页。本书系大本教内部刊行。
(30)《函日本领事府》(1932年2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
(31)3月1日，红卍字会上海办事处致函日本领事馆，派李迪先前往领取通行证。参见《函日领请发通行证》(1932年3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
(32)《函日本领事府》，上海市档案馆。时间不明，约为4月上旬。前揭《红卍字会掩埋工作》，《申报》1932年4月2日。
(33)《函日领事请查照保护本会救济人员》，时间不明，上海市档案馆。
(34)《函复寻仁会长》(1932年4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原件无日期，5日系笔者推算。
(35)《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请补领通行证职员姓名职籍表》，上海市档案馆。
(36)《函日本领事、海军司令部》，上海市档案馆。原件无时间。
(37)《林出贤次郎函》(1932年4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
(38)《函复林出先生》(1932年4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
(39)《函十九路军》，时间不明，约为1932年4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
(40)《函复日领馆》(1932年4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
(41)《周氏兄弟との対话》(下)，《京津日日新闻》1923年1月13日。
(43)孙江：《救赎宗教的困境——伪满统治下的红卍字会》，《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
(44)孙江：《记忆不能承受之重——陶保晋及其后人的南京记忆》，载孙江编《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中华书局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