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历史-许檀：《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天津历史-许檀：《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许檀：《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

《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内容提要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并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乾隆中叶开始的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则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一，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其二，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其三，运河航运能力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这样，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各地商帮云集上海，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其中以闽广、江浙、山东等沿海商帮实力较强；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已经确立。
关于清代前期上海的发展，以张忠民的研究最为翔实。他在1987年即言，“在步入近代之前，上海已经在长江三角洲确立了她不可动摇的港口地位”①。稍后，他在《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一书中又指出：鸦片战争前夕，上海不仅“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海口，而且业已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广大腹地的门户，南北洋沿海贸易以及沿海、腹地贸易的唯一枢纽和汇聚中心”②。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撰文论证：上海在清代前期的百余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和流通枢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最早被帝国主义列强选定为通商口岸，其作为商业城市的基础实际上是在清代前期奠定的。③不过，这些研究因属“古代史”范围，并未引起近代史学者的关注。在近代史论着中，大多对上海开埠前的发展水平评价较低，最具代表性的如：开埠前的上海不过是“全国1300多个县当中规模并不算宏大，历史并不算悠久的一个”，并认为这一表述“比所谓‘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云云，能更准确地揭示出上海在中国的地位”。④然而，这一定位不仅与开埠之前的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并且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开埠之前上海的发展脉络及其地位再做考察。本文主要利用税关档案以及方志、碑铭等资料，考察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关系。
一、乾隆—道光年间北洋贸易的发展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清政府在东南沿海相继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江海关关署在上海县城东门内，大关设在东门外；该关辖有18个分税口，其中最重要的是设在太仓州的刘河口，也就是元明两代的重要港口刘家港。清初定制：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不准相互逾越。由此形成了南、北洋贸易分隔的局面。
南洋航线，“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⑤，往来于南洋的海船主要是鸟船、艚船和洋船，活跃于这一航线上的主要是闽广海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到粤海关一处。在当时的出口商品中，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三项即占出口总值的60%—80%⑥，茶叶主要产自福建、安徽，丝及丝织品出自江浙。这些原本可由江海、浙海、闽海关出口的货物，不得不舍近求远绕经江西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
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长，一跃成为全国之最。康熙、雍正年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庆四年(1799年)，清政府依据实征状况对各关关税定额进行了调整。其中，粤海关定额大幅度提高，江海关增幅有限，而浙海、闽海两关定额则有所削减。独口通商政策对南洋贸易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表1是江、浙、闽、粤四海关关税定额增减变化的比较，可以看出，嘉庆初年，浙海、闽海两关定额均有下调，而江海关还略有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北洋贸易的发展。

北洋航线，自刘河口开航，转海门廖角咀放洋，北航至山东成山角西折，过刘公岛至天津、辽东，航程4000余里。谢占壬记述明清两代北洋贸易的变化言，明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广，江南海船多至胶州贸易，不须经过登州。……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⑦。
北洋贸易主要包括山东半岛、天津、东北与南方各省的沿海贸易，这里分别略作考察。
山东半岛在明代中后期已冲破禁令开始沿海贸易，但规模较小，“不过轻舟沿岸赍粮百石而止，连樯大艘未尝至也”。⑧贸易范围南至江淮，北至渤海沿岸。半岛南岸的胶州是山东大豆输往江淮的重要码头，方志记载：“胶之民以腌臈、米豆往博淮之货，而淮之商亦以其货往易胶之腌臈、米豆。”⑨万历年间商书《三台万用正宗》在介绍豆货品种时称，“胶州之鹅黄、海白、海青干净精神，可谓上等”⑩，并将其列为豆品之首，足见商人对山东豆品之青睐。
康熙中叶开放海禁，山东沿海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康熙末年已有“三江两浙八闽”海船前来胶州，海舶商船大至二三千石。莱州府之胶州、即墨，登州府之莱阳、海阳等州县均有海口，收泊“南省商船到口贩运豆石”。雍正年间山东巡抚岳浚的奏报称，从江南贩货到山东的商船，“发卖之后，即买青、白二豆带回江省者十居六七”。(11)雍正四年(1726年)重定船税，胶州一处每年定额即达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康熙年间山东船税总额的9.6倍。乾隆中叶以降，随着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山东沿海贸易进一步发展，贸易重心逐渐转往半岛北岸的烟台，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船税已增至42280两。(12)
天津在明代为漕运码头，并无税关。康熙元年(1662年)将河西务税关移至天津，更名天津关，其税源主要来自运河商货。海禁开放之后，经由海道北上的商船逐渐增加。雍正年间每年有数十只南方海船抵津贸易，乾隆时渐增至百余只，嘉庆年间最高曾达180余只。档案记载称：“天津关税有闽广客贩杂货洋船一项，每年于夏秋之间乘风进口，船大货多，钱粮因而丰盛，故津关旺月每年俱在于六、七、八、九等月”洋船进口之时(13)。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海船所带商货日益成为天津关的重要税源。
关税之外，天津还征收海税。初以“津邑濒海，粮储不足，半资奉省米豆，准由商民运船往来，因征海税”(14)。至嘉道年间，天津海税税源有二：其一，“以奉天米粮为正税，每年秋季最旺，夏季次之，春冬两季又次之”，即东北粮食贩运至津销售所征之税。其二，“各处沙、洋等船贩货来津销售纳税”(15)，即南方各省海船抵津贸易所征之落地税。天津海税本属地方商税，原无定额，每年“报解户部只有税银五、七百两不等”；乾隆以降，随着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和北洋贸易的发展，海税随之增加，每年“报收自三千、七千至一万余两”；乾隆四十年代，每年征银已达3万余两；嘉庆十二年，户部侍郎托津等奉旨酌定天津海税，定额为每年4万两，并将其收归中央管辖，使之成为天津关税的附属部分。(16)
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海禁开放之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在盖州创建三江会馆(17)，反映出来此贸易的海商已有相当数量和实力。
大豆是南方各省从东北输入的最大宗的商品。清初，政府对奉天粮食和大豆的输出控制甚严，江浙等省所需大豆主要从山东输入。乾隆十四年，经盛京将军阿兰泰奏准：商船北上奉天贸易，返航之时，“大船准带黄豆二百石，小船准带一百石；倘有额外多带，分别治罪”；乾隆三十八年，放开限制，开征豆税，每石征银一分一厘；乾隆四十年，将税率提高到每石二分二厘，连续试收五年，最终以28133两定为山海关黄豆豆饼税定额，与正额合计为61642两。(18)
豆禁开放之后，南方海船贩运豆货数量大大增加。例如，嘉庆十八年十月，福建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从锦州返航时，装有黄豆1000石、白米12包以及瓜子、鹿肉饼、牛筋、木耳和大量药材；嘉庆二十四年，福建同安商人在锦州置买豆子800包，以及瓜子、牛筋、甘草、杏仁等货，于九月底返航。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福建诏安县商船从广东潮州府装糖北上，“七月初一日到天津卖糖装酒”，然后转往锦州府宁远州，装载黄豆810石、绿豆65石、白豆12石、黑枣30石等返航。(19)南方海船得以满载而归，无疑大大促进了北洋贸易的发展。嘉道年间的记载称：“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则一年行运四回。”(20)实际上，乾隆后期山海关实征税银已远超过61642两的定额，每年征银达13万两，除定额之外还有盈余六七万两，故在嘉庆四年调整关税定额时增加盈余银49487两，与正额合计为111129两。咸丰十年，山海关又新增额外盈余8万两，税收定额增至19万余两。(21)该关是鸦片战争后罕见的税收额增加的常关。
税收额的增长是反映沿海贸易发展的重要指标。山东沿海船税，康熙时仅786两；雍正年间大幅度增长，至少达8000余两；乾隆四十一年为10793两；嘉道年间未见记载；咸丰九年为42280余两。(22)康熙年间，天津关税主要征自运河，海税收入只有数百两；雍正时天津关税中已有一部分来自海船商货，海税收入也增至数千两；乾隆四十年代，天津关税、海税合计，每年约有5万—6万两来自沿海贸易；嘉道年间，天津关税、海税共征银12万-15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来自沿海贸易。(23)山海关最初只对陆路商货征税，定额25000两；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在沿海征税，税额渐增至32200两；乾隆三十八年豆货输出开禁之后，东北沿海贸易迅速发展，税银随之大幅度增长，乾隆后期达13万两；嘉道年间，山海关每年征收税银11万-12万两，90%以上来自沿海各口。(24)表2是对北洋贸易三大区域沿海贸易税收的汇总。通过该表可知，康熙后期海禁开放不久，税收额还十分有限；雍正年间增至四五万两，乾隆中叶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增至10万两；其后，随着东北豆货输出的放开，嘉道年间沿海贸易税收增至20余万两，又翻了一番。可见，乾隆一道光年间是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时期。二、嘉道年间上海港地位的变化
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乾隆后期开始的其他一些变化则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一)刘河的淤塞与南、北洋贸易中心的形成
清初定制，南、北洋海船分泊上海、刘河。《刘河镇记略》记言：“闽省商船，名曰鸟船，熟于浙、台洋面，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江省商船名曰沙船，熟于奉、东洋面，不入南洋，来江俱收刘河口子。各设关榷收税，守口员弁易于稽查，永为定例。”(25)
所谓刘河口，即太仓州镇洋县的刘河镇，位于刘河入海口。刘河亦称娄江，自苏州府城至海口，长180余里。开海之初，徽商最早“赍资本至刘河，始创造海船”，通州、吕四海商“亦起而从之”；其后，山东胶州、登州、莱阳以及奉天海船接踵而至。乾隆中叶，刘河镇每年进口沙船约两千艘，以致“海舟停泊，稠密如城”，“自海关至外口十有余里，商船相接”。(26)
北洋贸易南下商品以豆货为主，北上则以棉布、绸缎、糖、茶、纸张、瓷器等杂货为大宗。(27)汇聚刘河的商入主要来自山东、奉天、江浙、安徽以及青口、通州等地，各帮商人中“身家殷实”者多在此设立字号。其中，胶州有字号二十余家，登州有十六七家。其时，从刘河往苏州送银设有“标船”，胶、登两帮的标船载银“动以廿万”，并获准“于藩库内请领鸟枪、火药、兵器，又于山东聘请教师，保护标银送往苏城字号交纳”，所谓“奉宪护送”(28)，其势力之强由此可见。
青口豆商也是刘河的重要商帮之一。苏北海州赣榆县所产大豆，因距淮关窎远，又三面环山，于乾隆五年获准“由青口出海，对渡刘河”。嘉庆年间的记载称：“海州三属集镇百数，商贩贸易以青口镇为最大，海、沭各镇所用布匹、纸张等物皆由青口转贩，青口行铺又以油坊为最大。油与豆饼皆属奉禁出口之货，然从未见其陆运赴淮，则其由海来往不问可知。”(29)在刘河经营青口豆货的商人有海州、崇明、山西等帮。
乾隆初年已有北洋沙船“渐次不遵旧例，越收上海”(30)；乾隆后期，刘河口的淤塞更加速了这一变化过程。镇志记载：“刘口之拦门沙起于乾隆四十四五年间，是时海舟往来微觉碍驶……至五十年后，舟不能过，必候潮长时往来。”(31)乾隆末年，北洋沙船纷纷转泊上海，仅“青口豆船数十号尚收刘河”；原在刘河镇贸易的商行字号也陆续迁往上海，山东的数十家商号只剩下二三家。(32)嘉庆初年，青口豆船也纷纷改泊上海。嘉庆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三个月中，有270只青口豆船违例越收上海，以致江苏巡抚连续发文重申旧例，并“通饬沿海守口员弁实力严查，毋任混收别口”。嘉庆十三年，崇明、山西商人“以刘河淤浅为辞”联名呈请将青口豆船改泊上海，获批“暂准转口”；嘉庆十九年，又获批示：“刘口虽已开浚深通，商贾久已星散，行店亦多迁徙。赣邑豆船若强令收刘河，势必仍前稀少，裹足不前，转于税额有缺。请照东省豆船之例，或收刘河，或收上海，均听商民自便。”(33)至此，青口豆商也悉数迁往上海。
北洋贸易原与上海无涉，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的发展，使之成为南、北洋贸易的交汇之地。嘉庆《上海县志》记载：“闽、粤、浙、齐、辽海及海国船舶虑浏河淤滞，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34)嘉道年间，江海关关税定额为65980两，实征约在73000余两。若以北洋贸易占其一半计算，刘河淤塞后，这部分税收全部转移到上海。税收总额虽然变化不大，而上海的实际税收增加了一倍。
(二)运河商货改由海道北上
清代前期政府对海运仍有诸多限制，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商货须由运河往返，不许绕走海路，故运河仍是南北流通的主要渠道。
然而，运河毕竟是一条人工水道，运力有限。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乾隆年间商船与漕船争夺航道的矛盾屡有发生。首先，为保障运道通畅，运河需定期挑浚，小挑一般每年一次，大挑则两年或数年一次。(35)运河挑浚必然阻断航运，特别是大挑之年，对商船影响甚大。如乾隆二年，淮安关于“闰九月二十三日筑坝挑河，上自运口，下至瓜洲、仪征江口，河路四百余里并无客贩往来船只”(36)。其次，运河常因水源不足需用小船“驳浅”，商船航运往往因“漕运优先”而受阻。如乾隆十一年，“春夏之间天时亢旱，河道水浅”。其时正值重运粮艘北上，为保证漕运，“凡有南北船只在津关以北者，多被留为北河盘剥之用”，是以“装运货物来往商船实属稀少”，以致天津关税银“不敷上届之数”。(37)
运河水源不足以山东为最，故这一矛盾以山东临清关最为突出。临清户关关税定额为48376两，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年的5年间，该关共短征税银93556两，平均每年缺额18700余两；从嘉庆三年至十年，“除七年分奏报额外盈余银一万四千两外，其余各年均未能征足”，7年共亏缺税银82000余两，平均每年缺额11700余两。经山东巡抚吉纶查核，其税收短缺“实因连年运河阻滞，商船稀少，以致税额短绌”。(38)道光初年的奏报称，“近年以来不惟该关税无盈余，即正额亦致亏短”。道光元年分临清关仅征银17650两，三年分为30818两，均未能征足正额。山东巡抚琦善分析其缺额原因称：临清关“全赖江广纸张、茶叶、瓷器、江浙绸缎等货贩运北上，或直隶、山东杂豆赴南售卖，商始流通，始克征税敷额。无如每年十月漕艘过浅，即需煞坝挑河，并无船只可通；迨次年二月开闸以后，先尽粮船行走，凡南来货物多系粮船夹带，税银鲜有抽收。即或有商船往来，一遇卫源微弱，即有封雇、管制之苦，又有过闸守候之累。故粮船之夹带日多，客商之货船愈少，此关税短绌之实在原委也”。(39)
黄河、淮河与运河交汇的清口一带是运河航运的又一瓶颈。乾隆四十七年的奏报称，“近年黄河因漫口，每有断流之事”：四十五年七月，“考城漫工，黄河断流”；四十六年七月，黄河于“青龙岗漫工”；四十七年，更是“经年断流，商船不通”，以致淮安关关税“自乾隆四十三年以来递年短少”。(40)乾隆五十一年分淮安关缺征正额18775两，其原因“上年入夏后河道浅阻，去冬及本年春间淮河上下游煞坝，货载不能往来”；及至“开坝后，粮船盛行，河身较窄，即间有杂货小船贩运，亦属无多”。(41)道光四年，黄河在高家堰决口，至运河淤高，难以通航。清政府不得不放宽对海运的限制，允许“客商自苏(州)制贩南杂、茶、布等货前赴上海出口”，由海道北上津、京。当时拟定，“一俟御黄坝开放，河道通顺”，即恢复旧制。不过，直到道光十五年，“河路虽渐形通顺，而黄水仍未见落低，粮船尚须灌塘，御坝不能畅启，内河商贩总不敌走海之多”。(42)
海洋航运不仅运载量大，而且关税大大低于运河。从上海北上天津，只需在江海关上税；而从运河北上，沿途所经浒墅、扬州、淮安、临清等关均需纳税。嘉庆二十二年，皇帝即言：“据奏，内河关税向比海关例课为重，近年海洋平静，各商船多由海运经行，既图船身宽大多载货物，兼可少纳税课，以致内河例课多不能足额。”(43)道光年间，苏州织造延隆的奏报进一步说明商人选择海运的原因：“客商到苏州置买茶、布、纸、杂南货，前往京庄、直隶各属及山东腹里之济南等府行销者，向俱比照北来货物之例应由内河行走，经过浒墅、淮安、扬由、临清各关报税；惟行销闽浙、关东、登莱沿海之货则归江海关报税。今商贩等唯利是图，辄以内河迂远，经历重关，较之由海行运止纳一关之税可以扬帆直达者，不但省费数倍，亦且劳逸悬殊。故内地行销南货，每多冒称运往关东、登莱，勾串海埠船行出具保结，影射绕越。”(44)运河航运受阻，加之利益驱动，使越来越多原由运河北上的南方商货改由上海出口，由海道北上津、京。
一方面，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另一方面，由于运河航运能力不足，又使南北贸易日益由河运转向海运。南、北海船和内地商船均汇聚上海，大大方便了各地商货之间的交易。例如，嘉庆十八年四月，福建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从台湾载糖，五月中抵上海出售，又在上海购买茶叶于七月初六日北上锦州。(45)这在南、北洋贸易分收上海、刘河两口时是不允许的。由上海北运的茶叶主要来自安徽、江西，原本由运河北上，嘉道年间多改走海道。道光初年，徽人程祖洛有言，“臣同乡贩运茶叶赴京暨关东售卖，向系装至江苏上海县，雇觅沙船运送”，“每年正二月雇船，则二三月出口；五月雇船，则小暑前出口”。(46)道光年间江西商人在上海创建会馆，其经费即主要来自茶商捐款。(47)
这样，从乾隆后期到开埠之前的短短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成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县城从大小东门至南门外的南码头、陆家浜，长达数里的黄浦江沿岸形成颇具规模的码头、堆栈、商行及海船修造基地，“宽敞的码头和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整个河岸”。(48)大小东门外的沿江码头是南洋鸟船、洋船的停泊之所，泉漳会馆设在大东门外，潮州会馆在小东门外；北洋沙船则主要集中在南门外，商船会馆也设在这里。嘉庆年间包世臣的记载称：“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49)又据道光初年江海关号簿登录，“三四月份每月进口大小沙船少则五六百只，多至七八百只不等，合计两月所到之船约共有一千五六百只”(50)；五月份进口船数，道光二年为536只，道光三年715只，道光四年854只。(51)道光十二年五月，仅一周时间抵沪沙船即有400艘之多。(52)
三、汇聚上海的各地商帮
从乾隆后期开始，两大中心——南北洋贸易中心、内地与沿海的商货转运中心——同时向上海转移。各地商帮因之汇聚于此，闽、粤、江、浙、山东、安徽、江西以及青口商帮等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
福建商人在沪经营者以泉、漳两府为多，建、汀两府次之。乾隆年间，泉、漳两府商人“捐资置买上邑大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滨浦房屋基地，建造泉漳会馆一所”，又“置买北门外二十五保五图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一所”。至道光年间，“泉、漳两郡来上贸易人数众多”，仅担当司月的商号即有50余家，并在会馆周围陆续添置房地产20余处。(53)建宁、汀州两府商人于嘉庆初年“创设同庆堂义冢，规模初立”；其后人数渐增，财力日盛，道光初年上杭、永定、建宁众商“各就所业集资”，创立“建汀会馆”并扩建义冢。(54)
广东商人在沪者以潮州为最，乾隆中叶潮属八邑商人共同建立“潮州会馆”。自乾隆二十四年至嘉庆九年会馆陆续购入小东门外的房地产11处，作为会馆产业和开设行栈之用。此后，八邑商人人数增多，渐分为三帮——揭阳、普宁、丰顺三县商人于道光初年“以其帮之厘自抽自用”，分立揭普丰帮；道光十九年，潮阳、惠来两邑商人“亦析其厘”另立潮惠公所，而原来的潮州会馆实际上只剩下海阳、澄海、饶平三县了。(55)
浙江商人以来自绍兴、宁波两府为多。绍兴帮主要经营炭栈、豆粮、钱庄、酒坊等业，于乾隆初年创建浙绍公所。嘉庆中叶，40余家商号捐资560千文购买小东门外“楼房一所”出租，作为“中秋酹愿之用”；道光八年，浙绍公所增置义地永锡堂，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已达200余家，其中豆业捐银600两，炭业捐洋950元，钱业捐洋568元，为各业之首；而陈思敬堂一家即捐钱1700千文，唯不知其从事的行业。稍后，绍兴帮又于道光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三次集资为永锡堂营葬之助(56)。宁波帮在沪经营稍晚于绍兴帮，嘉庆初年始建“四明公所，为同乡停厝旅榇之区”；至道光十一年再次集资，“浚河泄水，运土填洼，增高冢地三尺许；重修殿宇，添造厂屋五十余间”；并“核计余资，易市廛外，存董生息……自是经费得以日渐充裕”。(57)此后，宁波商人在沪势力迅速增长，近代上海的买办、金融巨子均不乏甬商。此外，贸易关东、山东的宁波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另建有浙宁会馆。(58)
山东商人以来自山东半岛登、莱两府者为多，顺治年间即已来沪贸易，并与关东商人共同集资在上海城西置地50余亩，“以为葬埋公地”。不过，登、莱两府商人以豆粮贩运为主，早期主要停泊刘河，刘河淤塞后才转到上海。道光二十六年，上海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山东胶西、莱阳、乳山、潍阳各帮以及胶帽众商等共捐资280余千文，仅次于闽商，山东商人的财力于此可见一斑。(59)
江苏赣榆县青口商人也是在刘河淤塞之后迁至上海，并于道光二年创建祝其公所。道光十二年因家乡受灾，青口商人动用公积款项买粮救饥，“自十月起至十三年四月底止”共支出“京钱肆仟千”。道光二十六年重修三圣阁，青口众商亦捐款50千文。(60)
安徽商人在沪经营者以徽州、宁国两府为主。乾隆十九年，徽商在上海小南门外买田30余亩“建立徽宁思恭堂，栖停棺柩，设立义冢”；嘉庆、道光年间，诸茶商“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于是堂之制益扩充矣”。(61)明代山西商人多由江南贩布赴北方售卖，清代其在上海商界似不很活跃，我们只在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见到晋商的捐款(62)，而未见其会馆。
江西商人在沪贸易大约始于嘉庆年间。道光二十一年，上海县发布的告示中记述会馆兴建原因称：江西商人“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义倡，邀集同都妥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跌参差”。该会馆自道光二十一年买地，至二十九年建成。捐资众商中以茶帮为最，九年共捐厘13241.7元，占全部捐款的75%；棕、花、杂货各商捐厘2695.8元，占总额的15%。(63)
除地域性会馆之外，以行业为中心建立的会馆公所也有不少。其中建立较早的是商船会馆，为康熙五十四年所建。会馆建筑最初只有大殿和戏台，乾隆二十九年“重加修葺，添造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众号商建造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等”，规模渐臻完备。(64)
从事沙船业者以上海及附近州县商人为多。康熙年间，船商张元隆已拥有沙船数十只，“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65)嘉道年间是沙船业的鼎盛时期，包世臣的记载称，“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着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66)。钱泳也说：“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着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67)其时，上海沙船业有朱、王、沈、郁四大家。道光十六年，上海城隍庙重修戏台，朱和盛号捐钱1000千文，名列第一；郁森盛号捐钱700余千文；沈氏生义、德记两号和王氏的利川、公和、如川三号各捐500千文；四家合计已占全部捐款的60%以上。(68)
上海各业中势力最强者当数钱业。乾隆年间，建立钱业公所。乾隆四十年代承办公所祭业者有25家钱庄字号，到五十年代已增至120余家。(69)清代中叶上海的大宗商货买卖多用庄票，“买卖豆、麦、花、布皆凭银票往来，或到期转换，或收划银钱”。沙船北上贸易多向钱庄贷款，以船只做抵押。一些大钱庄还做黄金、白银投机，操纵行市，以获厚利。(70)
饼豆业也是上海的重要行业之一。经营饼豆业者原以刘河为中心，刘河淤塞后转至上海，饼豆业公所建于嘉庆十八年。(71)据张忠民统计，道光十一年，上海豆业公所44个大小豆行及33家慈浙南帮号商经手成交的大豆有470余万石(72)。道光十六年重修城隍庙戏台，饼豆业有29家商行参与集资，共捐钱1271千文，占捐款总额的27%。(73)实际上，沙船业均以贩运豆货为主，《饼豆业建神尺堂碑》记言：“上海为阜通货贿之区，其最衍饶者莫如豆，由沙船运诸辽左、山东，江南北之民倚以生活，磨之为油，压之为饼，屑之为菽乳，用宏而利博，率取给于上海。”(74)山东和青口商人也以豆粮贩运为主，浙江商人亦有不少经营豆业。上海输入的豆货有相当部分转销浙江，《乍浦县志》记载：“豆饼乃关、山东船带至上洋，乍浦又从上洋办来转售于客商。”(75)
清代前期的苏州是棉布的销售中心，松江虽为产布之区，其布匹多运往苏州加工销售，故而松江布商有“布店在松，发卖在苏”(76)之语。由运河北上的商人在“苏州置买茶、布、纸、杂南货”；由海道北上的沙船货源也来自苏州，刘河有专门的南货码头，“凡苏郡运来货物于此上岸”。(77)上海的青兰布业公所建于乾隆中叶，从三十二年至四十九年共有22家商号参与捐资。乾隆四十九年，议定条规：“各号发布，无论本地、刘河，每包捐银三分。”(78)看来，此时上海布商数量并不多。从条规内容还可看出，在刘河经营的布商已开始向上海转移，在两地均设有店铺。这一变化，正反映出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的转移。道光初年有记载称：“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79)此时的上海已成为北上布匹的集散中心。道光二十六年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众布业捐七折钱160两，在行业排名中仅次于钱业和饼豆业，位居第三。(80)
此外，肉庄业公所为苏、宁、沪三帮于乾隆三十六年设立，成衣公所建于嘉庆二十二年，水木业公所建于道光初年；福建泉州、漳州、汀州三府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建立“花糖洋货业公所”。(81)药业会馆于乾隆五十三年集资筹建，但因“为数无多，难以举事”；嘉庆初年再次集资，购地鸠工，陆续修建宫门、戏台、大殿、两廊、和义堂等，至嘉庆末年完工，立碑记之。(82)
以上可见，各地商帮中以山东商人来沪最早，不过其真正的发展是在刘河淤塞之后；行业会馆中，商船会馆建于康熙年间，亦属草创，嘉道年间才臻鼎盛。其他各帮、各业会馆公所多为乾嘉道三朝所建，尤以嘉道年间发展最快。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上海的迅速崛起。
综上所述，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从乾隆中叶开始，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又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是乾隆三十八年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二是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使上海成为南、北洋贸易的交汇点；三是乾隆后期开始运河航运能力明显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这样，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各地商帮云集上海，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其中以闽广、江浙、山东等沿海商帮实力较强；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这里需要申明的是，笔者并不否认上海在开埠之后的飞速发展，但更需要强调的是，它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已经确立。正确评价和定位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在开埠之前的发展水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张忠民：《清代前期上海港发展演变新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
②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49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③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见《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8。
④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⑤齐彦槐：《海运南漕议》，见《清经世文编》，第11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⑥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册第254-255页《广州主要出口货值(1817-1833)》表统计。
⑦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见《清经世文编》，第1155页。
⑧道光《胶州志》卷1《海疆图序》。
⑨同治《即墨县志》卷10《艺文志》，载明邑令许铤《地方事宜议》。
⑩《三台万用正宗》卷21《商旅门•黄黑豆》。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册，第8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2)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37-138、143-1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九日三保奏折。
(14)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3《榷税》。
(15)档案：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琦善奏折；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十日那彦成奏折。
(16)许檀、高福美：《乾隆—道光年间天津的关税与海税》，载《中国史研究》，2011(2)。
(17)民国《盖平县志》卷16《艺文志》。
(18)山海关是对东北沿海各口征税的税关，详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19)《备边司誊录》第203、208、225册，转引自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下)，见《关西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8辑，1985。
(20)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见《清经世文编》，第1155页。
(21)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22)(23)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99-100页。
(24)(27)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25)(30)(33)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3《开海通商》，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26)(28)(32)《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
(29)包世臣：《青口议》，见《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46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31)《刘河镇记略》卷13《拦门沙》。
(34)嘉庆《上海县志》卷1《风俗》。
(35)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36)(37)(38)档案：乾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七日唐英奏折；乾隆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伊拉齐奏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那苏图奏折；嘉庆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吉纶奏折。
(3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钞档：道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琦善奏折。
(40)(41)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萨载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海奏折。
(42)《查议浒墅关各口征税事宜折》，见《林则徐全集》，第1册，第460-461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4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9《征榷考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44)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藏钞档：道光四年八月十七日延隆奏折。
(45)《备边司誊录》第203册，转引自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下)。
(46)程祖洛：《覆奏海运疏》，见《清经世文编》，第1171页。
(47)(53)(54)(55)(56)(57)(58)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37、233-235、277、325、250-252、207-219、259-260、5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8)(52)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314-315、299页。
(49)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见《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1页。
(50)(51)齐学裘：《见闻续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406、412-413页。
(59)(60)(61)(62)(63)(64)(68)(69)(71)(73)(74)《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4、32-38、304-305、33、230-232、34、335-337、196-197、28-32、254-255、508、28-32、282页。
(65)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4册，第16页。
(66)《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1-12页。
(67)钱泳：《履园丛话•水学•协济》，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7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2、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72)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170-171页。
(75)道光《乍浦县志》卷6《关梁》，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76)(78)(79)(80)(81)(82)《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252、45、32、507-508、257-258页。
(77)《刘河镇记略》卷9《街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