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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民国灾荒与战乱期间天津城市的社会救助 (1912—1936年)

摘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02期
任云兰
(天津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天津　300191)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天灾人祸频发,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涌入天津市。天津官方和民间进行了紧急社会救助,对难民的衣食住等进行了安置。本文主要从难民的接收和遣返、窝铺收容所的设
置和管理、粥厂的建立和运作、难民子女的教养等方面勾勒出民国前期天津市对难民的社会救助概况。
[关键词]难民;社会救助;窝铺;收容所;粥厂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5)02-0069-0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如1917年的大水灾、1920年的旱灾和1928—1930年的大旱灾。此外,兵燹匪祸不断,尤其是从20年代开始,战事频频,如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1930年的中原大战,无不以华北作为战场。灾荒兵祸匪患迫使无数农民离村,河北、山东及部分河南难民大批涌入天津市,促使城市官方和民间进行紧急社会救助,本文旨在探讨灾荒与战乱期间天津城市官方和民间的社会救助活动。
一、难民的接收与遣返
天津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会馆公所、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组织很发达,士绅商人、达官显贵集中,民间社会救助活动也很活跃。每遇灾荒战乱,往往成为周围受灾地区离村农民选择的重要的求生之地。“庚子之后,北省郡县遭罹厄会,动多烦扰,往往以天津为乐土,曾无樊篱之限也。”①而且天津还是直隶与山东地区农民通过陆路闯关东的重要通道,也是返乡难民的滞留地。因此,相对来说,天津城市的社会救助任务更重,意义也更大。
到民国时期,四方难民更将天津视为“易于谋生”之地和“就食之惟一乐土”,②纷纷携家带口涌入天津,加重了城市的负担。1917年水灾发生后,天津本地的贫民加上周围地区涌入的难民致使城区及四乡需要救济的贫民达到了198000余人。③1920年旱灾期间,到11月中旬,栖息天津市区的难民达到了9000余人,流入四乡的难民达到了22000余人,共计50000余人。到12月时人数还在增加,市区及四乡难民贫民人数达到了32万人,④加重了城市救济的负担。面对蜂拥而入的难民,为了城市的安定,官方与民间均努力过,首先从生活上对难民给予救助,待事态或灾情平息后,又资助流入城市的难民返乡,雇佣船只或车辆将他们送返原籍,并分发一定的费用。1917年水灾后,地方当局花费了一定的费用用于遣返难民回乡,仅警察厅组织的天津水灾急赈会用于难民返乡的用费就达到洋18000余元。⑤为了防止难民再次回来讨要遣返费及生活费,警察厅甚至还给难民拍了照片。⑥1920年旱灾期间,天气还未转冷,天津警察厅就与绅商积极筹集款项,对住在南开迤南及广仁堂一带窝铺内的难民发给回籍的川资食物,雇船将他们送回原籍候赈。⑦在这样的大灾荒年份,回籍就意味着忍饥挨饿甚至死亡, 所以大多数难民还是选择了滞留天津,直到次年春天天气转暖以后才陆续回籍。回籍的难民从警察署还领到了遣返费,每大口大洋一元,小口五角。1920年旱灾后流入天津的难民直到1921年4月才陆续遣散尽。对于遭受战乱之苦的农民来说,城市也是他们的避难所。所以一旦发生战乱,他们纷纷逃向城市,并受到了安置和救助。1925年直系军队与国民军在天津附近交战,各乡难民纷纷向天津逃难。各慈善团体多设立收容所,救济难民。有的慈善团体甚至派人到战区接运难民,妥善安置,或通知在津亲友接走,或送到各慈善机关设立的临时收容所。天津红十字会是战乱期间活跃在战区拯救难民生命财产的主要力量。每遇战事,该会往往派会员携带该会手旗,雇佣夫役大车到战区接运难民抵津,上至百余岁老妪,下至数月大的婴儿,先是妇孺老弱,后是青壮年,均被分批接运到天津各收容所。1928年以前八善堂也是救济难民很活跃的慈善团体。在1925年冬季战乱时,八善堂收容的难民达到20000余人。⑧到1926年初各善堂团体所收难民达到了30000余人。⑨1933年华北战事发生后,武清、宝坻、宁河、三河各县大批难民涌入天津,聚集东局子,仅该处难民收容所收容的难民就超过了30000余人。⑩战事平息以后,各慈善团体组织难民乘坐由官方准备的车辆船只或持免费车票返乡,而且每人还能领到一定的费用,一般是大洋一元,还有少许粮食,如红粮15斤。
二、难民的生活安置
面对涌入城市的难民,官方和士绅、民间慈善团体甚至外侨团体等各方面积极救助,从资金、物质、人力等方面给予帮助。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难民的吃住问题,随着天气转冷,穿的问题也会提上议事日程。
难民进入城市以后,最初往往栖息街头或自行搭盖窝铺。随着大批难民的涌入,官方和各慈善团体或慈善家常常在宽阔地带或难民麇集地方组织搭盖成片的席棚或窝铺,形成一大片窝铺区。席棚是用苇席搭盖的临时住所,一般棚檐很低,地下略铺稻草,每遇阴雨天气,雨水渗漏,潮湿不堪。有人形容难民成群的席棚区“席棚纵横,旗帜招展,形如军幕,极具悲肃之意”,“四周车马杂沓,人畜纷腾,布商及饮食小贩亦乘机前来兜售,纷纷芸芸,颇近似乡间之庙会。”○11席棚多在战乱期间供难民临时歇息。窝铺是较席棚稍好一点的一种低矮而狭小的简陋住宅,一般由庄稼秸杆、苇席、稻草和少量木材和黄泥建成,设有带窗棂的门扇,内可设置炉灶。窝铺一般是一种比较长久的居所,多供灾荒期间的难民居住或城市贫民居住。
1917年水灾发生后,各界先是搭盖临时席棚,后随着天气转冷,另择空地搭盖窝铺。据统计,在这次赈灾中,各界搭盖窝铺共9000余间。其中大总统冯国璋助盖窝铺550间,美国红十字会助盖窝铺1000间,基督教会助盖窝铺1500间,地方士绅助盖窝铺550间,旅沪同乡会助盖窝铺1000间,警察厅盖窝铺3000余间,另外还有私人助盖的少量窝铺。警察厅盖窝铺用洋40800余元。○12 1920年旱灾期间,大批难民云集南开一带。各界又承袭传统,在空旷地带搭盖起了供难民居住的窝铺,分为九区。11月时,南开附近有窝铺2400余个, 12月达到7400余个,○13在这次赈灾中,除义赈会、急赈会、万姓救世军等慈善团体外,慈善家李桂山、李经湘、周缉之及李氏盐商和靳云鹏总理协助承担了难民整个冬季的衣食所费,仅李桂山一人就承担了5000户难民的生活费用。○14 1933年发生战事时,东局子聚集了大批难民,慈善事业联合会、十字会天津分会、红卍字会天津分会、基督教青年会四团体承担了主要救济任务,共搭盖席棚1000间,可容纳难民50000人。旅栈商同业公会会员甚至将130处旅栈作为临时难民收容所。○15
二十年代战乱期间,许多会馆、教堂、戏园茶园、祠堂、学校、旅店、寺庙、东宣讲所等公共场所及部分民宅都被辟为临时收容所。1928年6月战乱期间,天津红十字会设立难民留养所30余处,大多在这些地方。这些从四面八方集聚到一处的素不相识的难民,对其管理也是一大难题。为了便于管理,对难民居住的席棚和窝铺制定了章程,实行分片管理,强调卫生和安全事项,规定用水方面饮用水要清洁,洗澡及洗衣水要充足供应,防火之水也要储备。要特别注意厕所及浴室的清洁卫生和难民的身体健康。○16为了安全起见,窝铺内晚上不准点灯,不准容留闲人,若有勾结盗匪情事,一经查出,即严行惩办。○17为了防止偷盗拐骗等刑事案件的发生,有的难民收容所白天无故禁止外出,晚上有治安人员巡逻。
一大群长途跋涉缺衣少食身心疲惫的难民云集一起,难免有患传染病的危险,因此,难民收容所的卫生防疫工作显得异常重要。1917年水灾期间,北洋防疫处除了告诫难民不得随意抛弃秽物和随地便溺外,还雇派夫役分段清扫,并洒布消毒药品。1920年华洋义赈会还招募灾民卫生劳工队,专门清扫窝铺区。
管理完善的窝铺首推1917年建造的两处窝铺区。一是美国红十字会在德租界建造的可以容纳4800名难民的1000间窝铺,由芝加哥着名建筑公司的设计师设计。这里仿照军营管理,难民入住时要发给身份证和配给卡,并强制性地接受体检,衣服要消毒,头发要用火油清洗或剪短,晨检、洗浴和教育都是强制性的。由于采取了严格的卫生措施,在众多的难民中只发现了一例传染病,实属不易。另一处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基督教联盟设立的可容纳7000名难民的2000间窝铺,由熊希龄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资助设立。其卫生标准也比较高,鼓励难民接种天花疫苗和定期洗澡,每天清洗厕所,因此疫病的发生率很低。○18
为了防止难民中疫病的发生,有的难民收容所每天有各方面的医生如法国医生、基督教医生、慈善医院的医生到所诊疗,免费发放药物。此外,如果确有疫病发生,还可以送到慈善医院或防疫医院等地免费治疗。○1920年旱灾中难民刚刚进入天津,天津就爆发了流行性天花。在这次疾疫流行期间,共有513人被隔离, 156人死亡。○19难民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向不知卫生为何事,故在窝棚左右,任意便溺及倾倒污秽,”○20不可避免地成为传染病的高发人群。因此在这次疾疫流行期间至少有230余人染上了天花,被防疫医院收治。○21
防疫医院、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医院、上海广济会救灾医院和日本人所办的灾民施疗所在这次难民救济中作用突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日华实业协会和日本红十字会合办的颇具特色的灾民施疗所。该所初设于南开,后迁到河北新车站迤北。为防止传染,该所特设有普通病室和隔离病室。还设有浴室,以备难民沐浴之用,浴室分内外两处,先在外室洗去积垢,然后再到内室复洗。若女子洗浴,还派有女看护妇从旁指导。○22开疹期间在南开医治病人800余人,在河北医治病人15000余人。○23上海广济会救灾医院成绩也很突出,存在期间共治疗难民二万余人,发药三万剂,施放棉衣三千余件。○24
大批难民云集,其饮食供应也是一大问题。民国初年灾荒时,由于难民大多来自附近乡村,所以饮食供应往往发放赈粮,一般是红粮、玉米面,由难民自己熬煮。也有发放馒头的,一般是临时性的救济难民。到1920年旱灾期间大批难民云集天津时,食物(如窝头)与粮食发放一起进行。到二十年代战乱期间难民的饮食供应以熟食为主,一般每日两餐,早些时候有馒头、大饼外加小米稀饭。到后来难民增多的时候,伙食越来越差,只有玉米窝头和小米稀饭,有时加一块咸菜,稍好一点的地方还有菜汤,内有白菜粉条和少许肉。
此外,每届寒冬开办的粥厂也是难民果腹的好去处。粥厂是从传统时期承袭下来的一种在冬季或灾荒年份为贫民或灾民免费提供伙食的地方。一般是由政府出资或富绅大户捐募,在通都大邑或交通便利的地方搭盖席棚煮粥散放穷人或灾民。在明代天津即有粥厂。到清代以后,随着水旱灾害的频发,灾民与贫民生活日窘,每届冬季,官方和民间均设厂煮粥,以救民活命。清代官方设立的粥厂以四门粥厂为盛,另在其它地方设有多处粥厂。“水患年来多难民,纷纷蒙袂聚三津。捐金为粥延残命,四厂分沾五万人。”○25崔旭的这首诗记录的就是这四厂。后来由于19世纪七十年代粥厂大火的影响,官方粥厂被限定在西门外、西沽和北仓,分设男粥厂一处,女粥厂二处,每年救济贫民二万余人,经费来自筹赈局。民间设立粥厂者以士绅周自邠、徐通复、徐通久、李嘉善、严克宽和盐商查氏家族和李春城“李善人”家族最为活跃。到民国初年,贫民或难民的救济形式多以发放赈粮为主,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战乱期间,才又出现粥厂,多由民间慈善团体主办。1928年以后,历年举办粥厂的善团越来越多。佛教居士林、公善社、崇善东社、红卍字会天津分会、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华商公会、黄十字会成为承办粥厂的主力,各区建设办事处、蓝卍字会、救世军及部分外侨也参与了设立粥厂救助难民和贫民的活动。
在此过程中,民间慈善团体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1929年各慈善团体设立了至少三处粥厂:陈家沟子(救世军设立)、唐家口(红卍字天津分会设立)、大舞台(佛教居士林设立)。仅佛教居士林粥厂,施粥83日,食粥人数就达到了30余万。○261930年冬赈时佛教居士林、公善社、红卍字会天津分会三处粥厂食粥人数合计达124万余人,用米47万余斤。○271931年天津市救济事业联合委员会所属各慈善团体经办的粥厂达到了六处(公善社、红十字会天津分会、红卍字会天津分会、佛教居士林、华商公会、崇善东社,此外,崇善东社还经办一处难民收容所),食粥人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达到了将近180万,如果加上尚未统计的一处粥厂和一处难民收容所的话,该年食粥人数至少在200万。○28当年由于有一部分难民加入,所以食粥人数大幅度增加。1932———1934年每年均有七处粥厂开设。1935年冬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管辖的六大粥厂食粥人数也达到了159万余人。○291936年七粥厂食粥人数达到了300万,用款八、九万元。○30食粥人数的增加,除了因经济凋敝失业工人队伍壮大,贫民人数增加外,也有不少难民加入了城市食粥贫民队伍。
民国时期天津的粥厂大多设立于难民云集的收容所附近或其他空旷地带,如南市大舞台、西广开清化祠、三义庄、河东新唐口、小树林、河北小刘庄、南竹林村等处。粥厂及窝铺区位置的选择,影响了城市的居民布局。这些地区后来成为下层居民集聚地。
粥厂的管理也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粥厂一般由“慈善事业联合会”(或“救济事业联合会”)或各善团自行组织,由“慈联会”组织者往往由各慈善团体承办,经费由“慈联会”拨付,主要来自募捐或政府拨发一部分。时间以100天为限,可斟酌情形延长或缩短。粥棚分为男棚女棚,一天施放两次,食粥者先领号牌,凭牌顺序入厂后,发给筷子和一个大碗,排队领粥,人少时尚有木板座位,人多时只有年老体弱者有座位,大部分人只能站着喝粥。管理人员不得侮辱就食者,要和平亲切对待食粥者。粥用小米熬制,力求清洁卫生,餐具要随时洗刷。就食者以饱为度,不得携带出厂。○31粥厂在1936年南市暖厂大火以后装备了消防设备———水缸,以防不测。在施粥时,还经常散放棉衣棉裤。粥厂的设立使成千上万的贫民难民得以糊口。
三、难民子女的教养
窝铺粥厂为难民提供了衣食住。到民国时期,社会救助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让难民不受冻挨饿,难民及其子女的教育及难民子女的抚养和自救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官方主要是从倡导着手,如1920年旱灾期间,教育部就发文提倡各师范学校及社会教育办事处在难民收容所及粥厂附近对难民子女进行临时教育。○32各慈善团体则身体力行,有的派人就地讲授国语、卫生、书算、体操等浅显知识;有的附设学校,专收灾民子女入学,教养兼施。由于几千年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童成为父母在临灾时首先遗弃或鬻卖的对象。所以各慈善团体及士绅夫人及女子活动家专门成立收容灾民幼女的教养所, 1917年有红十字会设立的妇孺留养院, 1920年旱灾期间至少有六所专门收养灾民女童的教养所,包括成美学校青年会灾童教养所、西门里临时幼女教养所,河北新大路临时灾民幼女教养所、女生赈灾军团临时幼女教养所、女青年会灾民幼童教养所、华洋义赈会男女灾童教养所(该所也收男童)。○33这些教养所规模不大,一般在四、五十人左右,灾童有的吃住在教养所,有的供应中饭,晚上回窝铺居住。这些教养所以教养兼施为原则,在教授初级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教以各项手工工艺,如编织发网草辫、织毛巾等等。到三十年代时,各粥厂附设的学校规模扩大,如1934年南竹林村粥厂和西头老公所第二粥厂均附设的贫民补习短期学校,规模在300人左右。○34
灾荒及战乱期间,幼童的贩卖活动也很猖獗。1920年旱灾期间《取缔灾民规则》规定,灾民幼孩不能自养者,应送善堂及留养所收养,不得私自贩卖。○35事实上,灾荒期间难民将女孩送到临时灾民幼女养育会,灾后有的孩子就未被领走,留养者只得长期收养。○36另外, 1921年还成立了灾民孤儿院,以收养灾区孤贫儿童。
除了留养以外,帮助难民子女掌握一门实用技术,实现自养自立,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措施之一。
1920年旱灾期间,天津商会将一部分灾童运到上海,由上海灾工收容所将30名灾童送到穆湘开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做工,暂时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两年以后,这批文字工艺均有长进的灾童重返天津时,又是天津商会出面协调天津纱厂联合会,希望各纱厂以慈善为怀,接纳这批灾童,后因纱厂经营不景气,没有安置这批灾童。○37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灾荒期间的通行做法, 1921年由上海几大工厂联合组织的北方工赈协会,也在天津留养所招收了600名13至18岁的灾童,送到上海各工厂当学徒,衣食由该会负责,期满即回本地工厂做工。○38同年,天津华源纺纱厂也在沧县、盐山一带灾区招募了200余名年龄在15岁到20岁的灾童进厂做工。○39招募数百名灾童进厂做工,对于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灾民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它毕竟为部分灾民解决了生活困难。而且,教养兼施的原则也符合近代社会慈善救济的思想,这种积极的救济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救济事业中的指导思想。
四、余　　论
1、民国前期天津城市的社会救助,虽然有经常性的善堂,但它们留养的人数很有限,以1930年为例,各慈善团体留养人数为贫民救济院706人,妇女救济院78人,济良所31人,育婴堂150人,广仁堂400人,红卍字会残废院50人,共1400余人。而同期天津(包括县属各村庄)人口为136万,贫民人口35万余,占总人口的26%。○40可见,慈善团体收养的区区人口对偌大的贫民人口来说,好比杯水车薪。所以临时性的赈济或季节性的冬赈对贫民来说更具有实质性的帮助。比如,每年冬赈时的粥厂,一般在最严寒的季节贫民生活无着的时候开办。米粥虽然不很可口,但它足以使饥饿的贫民果腹,得以活命。
2、民间慈善团体在社会救助中的作用仍然
很大。天津市的慈善事业“虽行政方面官厅负其全责,而事实上擘划经营端赖社会人士协力共济。”○41在对难民及贫民(到粥厂食粥者既有贫民又有难民,很难区分)的社会救助中大量烦琐具体的工作要由各慈善团体来做,所以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小。除了给部分善团一定的拨款以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在救济难民(如施粥)和接待难民时维持治安和对各善团进行监督。
对政府的监控,各慈善团体给予一定的抵制。如1930年10月政府以“本官民合作之力,以收普济贫民之效”为借口,将新成立的“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办公处设在了天津市政府内,而且委员也以政府各机关及各慈善团体和绅商善士为主。○42表面上看,政府此举是为了通盘考虑,博施济众,但更多的考虑在于监督各慈善团体。1931年8月“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以“慈善”意义狭窄为借口,更名为“天津市救济事业联合委员会”。○43一年时间不到,1932年7月又更改为原名“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其实,这里不仅仅是名称的更改,更多的意义还在于强调其性质为民办。“救联会”在变更意旨的说明中强调“慈善团体应由人民依法组织而受行政官厅之监督”。而“天津市救济事业联合委员会”组织章程则规定“以市长为委员长,以社会局长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而且该会“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这样相当于“行政官厅自居于慈善团体地位而又自为其监督,虽亦以所属各慈善团体等为本会委员,但不过居于从属地位,专供长官之驱策,不能自动的进行”。那么“各慈善团体既隶属于官办慈善事业团体之下,亦无自由活动之余地,则地方人士对于办理慈善事业之热心必以常受官权之束缚而日就萎缩,将不能振作其自动之精神”。所以将“救联会”更改为官督民办体制的“慈联会”。○44“慈联会”在以后的社会救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到我们研究的截止期1937年时仍然存在。在这里,国家与社会在慈善救济这一领域互相制掣:国家欲通过监督慈善团体,限制民间社会的发展,而民间社会则想摆脱国家的辖制,自由运行。双方在激烈的对弈中,经历了监控与反监控、制约与反制约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3、除了专门的慈善机构以外,宗教组织、商人组织、妇女团体、外侨社区在社会救助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佛教居士林、青年会、女青年会、华商公会、商会凭借其独特的劝善教规或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救助难民方面异军突起,与专门的慈善机构分庭抗礼。佛教居士林连续数年举办粥厂,救民活命者当不在少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组织会员收容难民及灾童,意义颇深;华商公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三十年代的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天津商会以其强大的经济后盾和“商界领袖”的身份在1917年水灾救济中也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日华实业协会在1920年旱灾中的表现堪称外侨社区中的佼佼者。
4、在社会常态下,传统的慈善机构如广仁堂、育婴堂在恤嫠、救孤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而在面临突发危机社会成员需要大规模救助时,民国时期新兴的带有近代色彩的慈善机构如红十字会、红卍字会、慈善事业联合会等的作用突显。
总之,民国时期的天津在社会救助方面动员了全部社会力量,大造声势,效果也很明显。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五,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25页。
②《益世报》1920年12月21日、1933年10月5日。
③《天津警察厅水灾急赈处董事会议纪事》,第45页,《直隶天津警察厅水灾急赈处征信录》, 1917年。
④《益世报》1920年11月15日、12月31日。
⑤《直隶天津警察厅水灾急赈处征信录》,呈报摺稿,1 917年。
⑥李明珠:《1917年的大水灾:天津与它的腹地》,《城市史研究》(2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第410页。
⑦《益世报》1920年9月30日。
⑧《益世报》1926年1月1日。
⑨《益世报》1926年1月27日。
⑩《益世报》1933年6月14日。
○11《益世报》1933年6月14日。
○12《直隶天津警察厅水灾急赈处征信录》,呈报摺稿,1917年。另据李明珠《1917年的大水灾:天津与它的腹地》,第412页,基督教联盟搭盖的窝铺数为2000间。
○13《益世报》1920年11月7日、12月25日。
○14《益世报》1920年12月21日。
○15《益世报》1933年6月14日、4月3日。
○16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3415页。
○17《益世报》1920年12月31日。
○18李明珠:《1917年的大水灾:天津与它的腹地》,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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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益世报》1920年12月1日。
○21《益世报》1921年1月8日。
○22《益世报》1921年4月24日。
○23日华实业协会印:《北支那旱灾救济事业报告》(日文),第66页。
○24《益世报》1921年4月24日。
○25崔旭:《津门百咏》,《续天津县志•卷十九•艺文[四]》,《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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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市急赈会会议记录》,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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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益世报》1921年3月18日。
○33《益世报》1921年7月27日。
○34《益世报》1934年12月5日、29日。
○35《益世报》1920年12月31日。
○36《益世报》1921年4月27日。
○37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3417———3419页。
○38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
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3450———3451页。
○39《益世报》1921年3月26日。
○40《天津市社会局统计汇刊》,慈善救济, 1931年印。
○41《市急赈会会议记录》,油印本。
○42《益世报》1930年10月28日。
○43《市急赈会会议记录》,油印本。
○44《益世报》193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