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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艾智科：晚清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及其走向

原文出处：《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艾智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610064
西医东渐远不是晚清才出现的,但晚清却是西医东渐最为迅速和广泛的时段之一。在如何看待西医这一问题上,熊月之先生认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5个环节①。这显然是就晚清国人面对外来文化时所展现的5种不同心态的概括。不过,这5种心态并不是前后替换的,它们往往会交织在一起。于是,在处理中西医关系时,人们也会表现出多种不同的复杂方式,而中西医汇通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种。中西医汇通的倡导者大都为当时的开明人士,他们受到晚清局势的影响,对西医并没有太多的“疑虑”,但也不会完全“信赖”西医,更多地是在“接触”与“对比”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寻求变通。
目前学界有关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专题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人们对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产生、派别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然而,这些既有的研究常常将目光集中在医学本身,对近代社会新潮的演变往往较少顾及;有的虽有所参照,但在叙述时通常将中西医汇通思想孤立起来看待。例如,医史专家李经纬先生虽然在其着作《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中单辟一章讲述近代中国文化思潮,但在探讨中西医汇通失败的原因时,又强调这是“由中西医的本质差异所决定的,而且‘汇通思潮’的衰落和被取代,也正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和进步”②。这一结论道出了中西医汇通的医理属性,但却忽视了思想的社会特性。稍后出版的《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一书对此似乎有所改进,认为:“中西医汇通之所以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这是因为历史的曲折使中医在整个近代科学阶段失去向其它蓬勃发展的科学汲取营养的机会,以致很难消化以实验为基础的西方医学的成果。”③不过,这部着作对其中的“机会”论述较为含糊,其主要精力仍在于对中西医汇通派别的区分和评价。鉴于此,本文将以近代社会思潮的变化为线索,在描述晚清中西医汇通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同时,揭示其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特性,以期更好地解读中西医汇通最终失败之原因有所裨益。
一　晚清中西医汇通思想的提出
鸦片战争后,“师夷”之路已成为一种必然,医学也不例外,一批士人开始通过留学或游历直接获取西方知识。1847年,黄宽、黄胜、容闳3人成为最早赴美留学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其中,黄宽后来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主攻西医,“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④。稍晚些时候,同文馆的志刚、张德彝被派出去欧洲考察,他们在游历中对西医多有关注。志刚在其日记中描述了显微镜的用法⑤,而张德彝则多次记载了手术的操作过程⑥。志刚和张德彝此时的任务并不是学习西医,其记述可能只是所关注的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偶然,但他们却与黄宽一样,成为主动促成西医在华传播的先觉士人。与此同时,教会医院逐渐向内陆扩张,而传教士则将西医书籍大量译介出来。中国内地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1860年以后将“福音”传入了内陆11个省份和蒙古地区⑦。在西医书籍的译介方面,这一时期也较以往更多。120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便收录了39种。他说:“西人教会所译者,医书类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⑧
应该说,西医在华的传播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正因如此,一些非医界人士在洋务运动的改良中率先推动,将“中西汇通”的思想引入至医学领域,从而衍生出“中西医汇通”。徐寿与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徐寿是洋务时期的知识分子,曾助曾国藩设江宁机器局,后又与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筹设格致书院⑨。1876年,徐寿在《医学论》中指出:“余尝谓中西之学无不可通,前人所已通者,惟算学而已。异日者傅、赵两君将西医诸书译成而会通之,则中国医学必有过前人者,余将拭目视之。”⑩徐寿试图将中西算学的汇通路数引向医学,进而提出中西医汇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另一位主持洋务的地方大员李鸿章,则在与传教士的交往中逐渐认识西医。李鸿章此时着眼于洋务工业,他希望借助西医来为军事服务。1879年,英国传教士马根济治愈了李鸿章夫人的不孕症,李不久即喜得贵子,“公信任西医自此始。”11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了一所小型的新式医院,名为总督医院;次年,他在医院附设了一所医药学校,这所学校1893年被正式命名为北洋医学堂12。就在这一时期,李鸿章也明确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的问题。他在1890年为《万国药方》作序时称:“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则君嚆矢之功,其寿世寿人讵可量欤?”13几乎同时,中医界对于西医东渐的现象也作了类似的回应。1892年,唐宗海在刊行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指出,医学当“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14。这被视为中医界有关中西医汇通思想最早的正式表达。与唐宗海同一时期的罗定昌也致力于寻求中西医汇通。1893年,罗定昌在上海千顷堂书局刊行《中西医粹》,对脏腑进行了重新解说。其好友卓垣焯在作序时称:“西医之论脏腑,详形而略理;中医之论脏腑,详理而略形,理与形不可偏废。谁其合中西之医而为之互相阐发者?吾友罗君茂亭。”15可以说,唐宗海与罗定昌关于中西医汇通的论述和实践是中医面对西医东传这一局面在学理上的一次自省。至此,中西医汇通思想开始形成,并在后来得到逐步阐发。
一般认为,晚清中西医汇通思想的最早提出和集大成者应属唐宗海16,但笔者以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看作是某一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思潮演变的结果。这一演变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是洋务人士的推动;其二是中医内部的反省。二者本互不相干,但在晚清这一时期却可以殊途同归,以致一体两面。洋务人士所主张的是政局危难下的“求强、求富”,中医界寻求的是西医传入后的自我调适,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对外部冲击的一种回应。
二　晚清中西医汇通的初步尝试
中西汇通思想并非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才始有萌发,早在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后,一些知识分子便开始就东西方技术作对比思考。其中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就讲:“士生今日,收千世之慧,而折中会决,又乌可不自幸乎!”17然而,其“折中会决”并非专就医学而论,而是对技术知识的泛指。此后,金正希、王清任、陈定泰等人对中医脏腑学说均有所发展18,但他们多是就以往中医学说的某种纠正,其中与西医的一些偶合并不能算作中西医汇通。
直到19世纪末,以唐宗海、罗定昌、朱沛文、高思敬等人为主,才就中西医汇通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们大都认同中西医各有所长,但在中西医汇通的具体尝试中却不尽相同。1892年,唐宗海在其着作中指出:“西医知心为生血回血之脏,而谓心不主知觉,主知觉者,是脑髓筋。又言脑后筋只主运动,脑前筋主知觉;又言脑筋有通于心者。彼不知髓实心之所用,而非髓能知觉也。”19这表明唐宗海对西医脑主思的观点仍存疑议,但他又试图以“髓实心之所用”来沟通中西医在心脑谁主思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在对心的构造与功能作解释时,唐宗海则又揉合了西医解剖原理;不过,唐宗海又随即一转,认为西医的这种解说“即《内经》营卫交会于手太阴肺及心主血脉之说也。”20很明显,唐宗海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是以中医学说为主体的。所以,他批评西医“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21对此,罗定昌也认为:“天下之医,当以《内经》为准则。西医不遵《内经》……论形不论理,终逊中国一筹。”22唐宗海和罗定昌之所以有这样的断定,主要是因为他们将中医经典作了区分,认为“医学乱于晋,失于唐,而沿伪于宋”,这样西医才“近出似精实粗,群焉趋之以为新异”23。因此,他们常常采取“西医中有”或“以古说今”的形式来沟通中西医之间的分歧,但这并未达到学理上的真正汇通,其结果亦往往是汇而欠通。这种“西医中源”的情结与“中医为体”的方式对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即便是后来民国时期备受推崇的中西医汇通大师张锡纯也认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只是“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24”。
与唐宗海、罗定昌等人不同,这一时期的朱沛文似乎更能秉持“中西汇通”。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此外,朱沛文还进一步指出,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医“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且“理非物则无所丽,穷理贵求其实;物非理则为无宰,格物贵彻其源25”。朱沛文的表述可以看作是从理论上阐明中西医汇通基本意涵的开始。尽管如此,朱沛文对中西医汇通思想的阐述并没有深入,只是将中西医各自的优势作了精确的概括,更未在临床试验上有太大突破。时任太医院医士的徐延祚在谈及中西医汇通时同样强调“博览旁稽,合中西而厘订之”,但徐延祚并未参透中西,他只是要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各存其实,且删繁就简,伸有心于医者,开卷了然”26。相比之下,高思敬则在实践上弥补了朱沛文、徐延祚等人之不足。高思敬少年习医,攻内经、温病之学,后又改习外科,对中西医理皆有所长,被誉为“津门华佗”27。高思敬对《内经》、《医林改错》以及西医解剖学进行了比照处理,从而作《五脏六腑图说》。而对于中西的关系,他又明确认为:“其醉心与訾议者均属偏见,宜采其长补吾不及,奚可舍己从人!惟并重之,不宜偏焉。”28然而,高思敬由于长期从事外科,常被中医界排斥在中西医汇通的代表人物之外。
总的来说, 19世纪末的中医界对于中西医汇通的尝试大致采取了两条路径:一是“中医为体”;二是“各有是非,不能偏主”。很显然,唐宗海、罗定昌等人具有较为浓厚的“西医中源”情结,而朱沛文、高思敬等人则力求摒除偏见。尽管在具体的汇通实践中有各自的倾向,但两者对于西医的态度既非极力排斥,也不会全然接受,大体上是在逐步接触中对比,在对比中寻求共通与互存。可以说,早期的中西医汇通思想体现出了一种不新不旧的特征。
三　新潮叠起与中西医汇通的再尝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新潮叠起的时期。梁启超曾感叹:“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29医学当然也不例外,“近世东西各国医学之发达,如万马腾骧,如百川之汇萃,随大西洋之潮流,渡黄河岸,注入东大陆”30。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局,士界的反应往往要早于医界。因此,正如中西医汇通思想的诞生一样,其发展取向也与士人所倡导的种种社会新潮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还在积极筹划洋务军事工业的李鸿章感叹西医的优越。他在提出中西医汇通之后于1894年上奏光绪帝:“臣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材,实为学务之急。”31对此,孙家鼐表示了赞同,他在1898年9月9日的奏折中说明了创办西医学堂的必要性32。得到恩准后,孙家鼐再次上书,禀明了其具体措施。他说:“臣考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脏腑,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元,辨别虚实,西不如中。”故而在医学堂中“拟中西医学分门讲习,招考文理通顺之学生入堂肄业;又于学堂之中,兼寓医院之制,凡来就治者,皆随时施诊,且酌施中西通用药品,期以保卫生灵”33。李鸿章与孙家鼐对西医学制的引入实源于此时所盛行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4的洋务主张,这一主张对以“中医为体”的方式阐述中西医汇通思想具有较大影响。
不过,洋务派所主张的“中体西用”很快受到批评。1884年,郑观应在《南游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格,难臻富强。”35此后,郑观应历数中医不如西医之五端36,认为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却“行之于至粗至浅之人”,“岂不哀哉!岂不痛哉!”37郑观应的这种观点在刘桢麟、康有为和梁启超那里得到了更有力的阐发。1897年,刘桢麟在《知新报》上撰文称:“欲治天下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乎进于道矣。然治已病,不如治未病;为他人医,不如人人自医。”38康有为也称:“泰西医学日盛,其审病也通于格致,其用药也必经分化,故卫生之道,日精一日,英国之强,始于强种。善哉此举,本原之道矣。”刘桢麟和康有为显然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他们把国家强弱与医学兴衰联系起来。于是,康有为又说:“中国医家,品流日杂,古学既失,新法不讲,草菅人命,为害非轻。”39对此,梁启超也同样批评道:“医师之官不设,无十全为上之奖励,无十失四五之罚,坐听天下之无赖,持此为倚市糊口之术,杀人如麻,又何怪欤?”40在维新志士的极力宣传下,中医逐渐沦落为文明、进步的反面。
到20世纪初,“世界文明愈进,医学之发明愈精,所有户口之增殖,种族之强盛,人民生命健康,皆惟医学是赖”41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宣传,这就愈加引发了人们对中医的批判。除了上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外,俞樾、吴汝纶、严复等在早前也采取了笃信西医、贬低中医的态度42。鉴于此,医家不可能再仅仅关注学理上的比照,而更多地是进行社会趋新思潮下的医学改良。1908年,浙江着名中医何廉臣在创办《绍兴医药学报》时就说:“于国医学之足以保存者,则表彰之,于西医学之足以汇通者,则进取之,于中西医学各有短长处,则比勘而厘订之,共绵力,力谋进步,或亦社会卫生之一助,医学改良之嚆矢欤!”43事实上,辛亥之前的中医界大都能认识到西医传播的影响,并主张积极吸收西医之所长;而对于中医,他们也力求保存。如同最初将中西汇通引入到医学领域一样,洋务与维新人士所倡导的社会改良在20世纪初最终被一些医家吸收与借用。不过,对于如何改良,医界似乎思想两歧。清末精通中医的周雪樵在上海发起医学研究会时就称“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辅”44,稍后,接替周雪樵任医学研究会会长的蔡小香在《医学报》发刊词中也讲:“今吾国当新旧交哄之际,诚宜淬历精神,冒险进取,纳西方之鸿宝,保东国之粹言。讵能固步自封,漠然置之耶?”45对于此,当时创办中西医学研究会的丁福保则侧重“灌输新学说,谋医学之普及”46。丁福保之所以强调新说,与这一时期他在日本的考察有关。丁福保于1909年8月回国后即认定中医之缺陷“在于无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胎生学、细菌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之智识,又无传染病及内科学等之世界新智识”47,当时的《申报》也载文称赞日本的医学变革“为医界从来未有之盛举,未始非吾国医学改良之起点也”48。不难看出,此时的中医界似乎存在着趋新与守旧两种不同的改良方式,这恰恰反映了20世纪初中西医汇通思想亦新亦旧的特点。从19世纪末的不新不旧到20世纪初的亦新亦旧,这一转变是十分微妙的。不新不旧者对于中医的改变是持保守意见的,他们只求取西医之合理成分;亦新亦旧者对于采纳西医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对中医改良的认识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民国时期的医家李廷安曾指出:“西洋医学输入我国后,持保守论者,以保存国粹为名,力事排斥,近且设立国医学院,名为改良国医,实则谋与新医学壁垒对立;而接受新医者以中医无科学根据,否认其存在,相互攻击,不遗余力,致走极端,形成僵局。”49这道出了晚近人们认识西医的两种明显偏向,但也不尽然,须知保守与激进均是相对而言的。晚清中西医汇通的倡导者起初虽然不排斥西医,但却也并不如俞樾、梁启超等人一般笃信西医。到了20世纪初,中西医汇通的表现形式尽管不再是简单的比附和参照,而更多地是倾向于改良中医,但改良中医的背后却又蕴藏着尽量提倡西医的一股潜流。可见,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倡导者常常游离在保守与激进之间,这一特性也被后来极力主张西学的人所诟病,进而促使一部分中医改良者再次转向。然而,新潮的出现对事物的演进并非总是积极的。傅斯年后来就说:“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同时,他又强调:“前两层———过去的———并不曾踏下根养成习惯,还没有弄出点成绩出来,而已经急转直下了。”50傅斯年实际上道出了极力倡导新潮的后果,这种担忧在医学界也早已存在。1910年,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王问樵就明确指出:“今者设有人锐志更新,将束缚之,驰骤之,以一日千里为希望,其志趣之远大固不可厚非。然独不计吾党之士知新学者几何人?知旧学而兼知新学者几何人?而只知旧学者所在皆是,能人人尽弃其学乎?吾恐其阻力之所及不止一端。或则望而生畏,裹足不前;或则新知未得,旧学转荒;或则一知半解,动辄自咎。”51“望而生畏,裹足不前”显然没有在近代中国成为思想的主流,而“新知未得,旧学转荒”和“一知半解,动辄自咎”却恐难避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爆发后,科学作为一面旗帜受到极力拥护,中医的现代化也就迅速成为了人们所企盼的目标。
注释：
①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5页。
②李经纬、鄢良《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③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④容闳着,徐凤石、恽铁憔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⑤志刚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续辑·初使泰西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73—74页。
⑥张德彝着,左步青、米江农点校《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3页。
⑦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页。
⑧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页。
⑨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五,列传二百九十二,艺术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929—13931页。
⑩徐雪村《医学论》,《格致汇编》, 1876年第3期,第8页。
11李书春《李文忠公鸿章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0页。
12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13李鸿章《万国药方序》,林乐知主编《万国公报(第23册)》,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版,第11653页。
14、19、20、21、23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9—10、533、361页。
15罗定昌《西医医粹·垣焯序》,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730页。
16也有学者依据徐寿作“医学论”倡导医学汇通认定其为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人,详见吴文清《徐寿与“中西医汇通”主张的由来》,《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4期,第240—241页。
17方以智着,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第七百种·物理小识》,“编录缘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18相关论述可参看陈大舜主编《中医各家学说》,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
22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24张锡纯着,王云凯等校点《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册),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25朱沛文《华洋脏象约纂·自叙》,宏文阁1897年石印版。
26徐延祚《医意内景图说》,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730页。
27杨鹤侪《高思敬先生医学生活史及学术思想简介》,《天津中医药》1985年第3期,第2—4页。
28马伯英、高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
29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30郑曼青、林品石《中华医药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2页。
31李鸿章撰,吴汝纶编《医院创立学堂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十八》,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1页。
32、33《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片》(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管理大学堂孙家鼐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6、298页。
34冯桂芬着,戴扬本评注《校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35、37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7、26页。
36郑观应着《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医术》卷二,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360—365页。
38刘桢麟着《富强始于卫生论》,《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第39册,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1996年影印版,第459页。
39康有为着,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40梁启超《医学善会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41陈垣《江督派员考察日本医学》,《医学卫生报》1909年第10期。
42俞樾于1879年作《废医论》,成为提出废除中医主张的第一人,相关论述参看郝先中《俞樾“废医论”及其思想根源分析》,《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3期。有关吴汝纶西医观的论述可参见冯尔康《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兼论文化反思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关于严复对中医的排斥,可参看他与其外甥女何纫兰、侄子严伯等人的通信,详见严复着,王思义编《严复家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43何廉臣《发刊辞》,《绍兴医药学报》1908年第1期。
44《医学研究会章程》,《医学报》1904年第8期。
45蔡钟骏《〈医学报〉发刊辞》,蔡庄、周佩青编着《蔡氏女科经验选集》,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46《中西医学研究会上民政部禀》,《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1期。
47丁福保《畴隐居士自传》,诂林精舍出版部1948年版,第18页。
48《考察日本医学专员回沪》,《申报》第3张第1版, 1909年8月14日。
49李廷安《中外医学史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9页。
50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未刊残稿,王森整理),《中国文化》第14辑, 1996年,第198页。
51王桢《医学公报发刊辞》,《医学公报》1910年第128期。转引自赵洪钧编着《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