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刘雅军：“衰亡史鉴”与晚清社会变革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世界历史-刘雅军：“衰亡史鉴”与晚清社会变革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刘雅军：“衰亡史鉴”与晚清社会变革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作者简介：刘雅军,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 050091
内容提要：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戊戌年前后,“衰亡史鉴”主要强调“变”和“尊新”。但那时,论述衰亡史着的数量很少,反响也极其有限。庚子年之后,几十种衰亡史被编译出版,极大改变了社会风气。然而,在传统的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的史鉴方式影响下,维新志士往往将“衰亡史鉴”与其变革方案相结合,并将其作为自己变革行动的依据。此时,“衰亡史鉴”分别被用来支持不同的变革方案,如“革命”或“改良”,“各省自立”、“排满”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变革过程的复杂性。
关键词：“衰亡史鉴”/晚清/社会变革
甲午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一方面,衰亡国家“不变而亡”和“亡国后之惨状”使其深受震撼,他们试图以此唤醒舆论,令国人知耻、知惧、知变,振奋图强;另一方面,他们努力检讨与中国有“相似历史”的国家的经验教训,希望以史为鉴,从中找出治疗中国痼疾的药方。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从积极的方面关注衰亡史在晚清的译介、传播与影响,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衰亡史鉴”与晚清各种具体变革方案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衰亡史鉴”的多重结果,进而反思传统史鉴方式的局限性。
一、“衰亡史鉴”与变革意识
戊戌年前后,维新派编写各国衰亡史,主要是确立“变”的正当性与迫切性。当时,维新派从各衰亡国家历史中获取的教训主要是“不变将导致革命”、“不变将导致亡国”以及“亡国后的悲惨境况”。从影响社会舆论的方式看,他们试图以各国衰亡史破除社会的守旧习气,强调“变”和“尊新”。1896年,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叙述了波兰不图自强而托庇大国,终遭俄、普、奥瓜分而亡的史实。②1898年,在《俄土战纪叙》中,他又分析了土耳其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
① 如李长林,杨俊明:《清末国人关于埃及历史的记述》,《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1期;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与“亡国史鉴”》,《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259页;宋淑玉:《域外兴亡史鉴与戊戌维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薛玉琴:《试析梁启超对朝鲜灭亡原因的探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等。
②梁启超:《波兰灭亡记》,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6),专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不修”和“外交不慎”,指出中国的情况正与之“相类”,呼吁应把这类外国史着“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①。同年,唐才常在《论最古各国政学兴衰之理》中,极力鼓吹“尊新必盛,守旧必亡”的思想,认为“罗马教皇恃威力,仇格致,至死不变,遂墟其国”,希腊能“蹶而复振”,“盖其政俗善变也”②。康有为也撰写《突厥削弱记》(突厥:今土耳其)和《波兰分灭记》。
我们知道,为戊戌年改革提供具体行动指导的“史鉴”主要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而《突厥削弱记》和《波兰分灭记》则主要致力于增强光绪皇帝变革的决心。
历史上突厥曾经是一个使欧洲各国“心慑骨震”的强大帝国。近世百年间,欧人勃兴,“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突厥却恃其强大,昧于事变,鼾睡比邻,乃至危机频起,与中国同被西方列强视为“东方两病夫”。康有为选择突厥史鉴,就是基于两国历史的“相似性”。他说:“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他特别提到突厥的“贤相”阿士文,认为其“立宪法,变新政,订外交,令国家危而复安,国民悬而复解”。然而苏丹坚持守旧不变,驱逐阿士文,最终突厥再次陷于危难之中。时至今日,国蹙民穷,“突厥不亡国则革命殆不远矣,无可救药矣,岂止削弱而已哉!”③康有为重视“突厥史鉴”,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势、病症均与突厥相似,力图以突厥的危险境地令光绪皇帝“自危”警戒,早定变法决心。不过,据考证,《突厥削弱记》并未进呈。④
关于康有为进呈的《波兰分灭记》,王晓秋先生曾有深入研究。王先生认为,康有为进呈《波兰分灭记》已值百日维新后期(1898年8月中旬),因此,目的和重点已经不是为什么要学习外国和怎么学习外国变法,而是如何扫除变法的阻力,把变法进行到底,因此,他用《波兰分灭记》为光绪皇帝提供一个由于变法不及时、不果断,遭到守旧派破坏和外国干涉,以致变法失败,被瓜分灭国的惨痛教训,以此作为前车之鉴。至于其如何影响光绪皇帝的变革行动,王先生也讲道:光绪皇帝看到《波兰分灭记》以后,很受刺激与启发,……增加了变法的勇气和紧迫感,不久就采取了一系列打击顽固派,提拔维新派的重大行动。⑤
戊戌年“衰亡史鉴”的影响如何?从戊戌变法的结果看,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波兰分灭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变法的进展。大体上,对于晚清社会而言,极其有限的“衰亡史鉴”只是激起了小小的涟漪。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浑浑噩噩,不谙国事,不知国家之将亡。
《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可以在中国驻扎军队,控制交通,开矿筑路,中国的“独立”已经受到巨大侵蚀,名存实亡,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触目时艰,维新志士无不痛心疾首,椎心泣血。特别是刚刚走出国门的青年留学生,亲身感受到列强各国与祖国的强烈反差,忧患和危机意识更加强烈。他们认为:“搜罗世界上已亡国之惨状,录为一集,以供献之于将亡国民,固亦吾人义务之所不容已也。闻者苟稍有人心,大为醒悟,而早自为计,则东亚病
① 梁启超:《俄土战纪叙》,《饮冰室合集》(1),文集之三,第33—34页。
②唐才常:《论最古各国政学兴衰之理》,《湘学报》第2—4册“史学第二”,1897年5月2日至5月22日。
③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1898年6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300页。
④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宋德华:《〈戊戌奏稿〉考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⑤王晓秋:《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85—90页。
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庶有疗乎?”①他们认识到衰亡国家历史具有强烈的社会动员作用,足以唤醒国民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倘若使“亡国破家之祸,日悬于四万万人心目之间,而惧我之为波兰,惧我之为印度,惧我之为埃及、罗马”,国人能够“积惧而奋,积奋而团,积团而竞生存”,②也许国家尚“有复见天日之一日”;若仍然“举国酣嬉若无事”,几年之后,侵略者“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中国就有束手待毙的危险。③
这样,清末十年间,维新志士撰写编译了几十种“衰亡史”,作为宣传题材,讲述各衰亡国家的人民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境遇,告诫国人奋发图强,以免亡国之祸。④1902年,《新民丛报》上的一则“绍介新书”广告中写道:“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史也者,诚养国民精神之要务哉!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⑤
“变”仍然是知识界以衰亡国家历史为鉴的焦点问题之一。不过,与戊戌年前后重点强调“变”和“尊新”不同,庚子年之后,维新派不仅开始注意到亡国惨状对于宣扬爱国主义、提升“民气”的作用,而且各国“衰亡史鉴”所提供的历史教训逐渐明确指向多种具体而不同的行动方案:革命还是立宪?抑或“排满”?各省分立进而联邦的方式如何?在这些问题的相关讨论中,晚清维新志士从衰亡国家历史事例中获得的教训,有着很大的差别,既影响着他们变革方案的选择,也影响着他们对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他们通常用衰亡国家历史的例证支持自己的变革方案,同时,指责对方“谬引”外史例证,抨击对方的变革方案。
二、围绕“印度亡国史鉴”的论争
1900—1902年间,康门弟子中,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开始利用“亡国史鉴”鼓吹革命自立。欧榘甲的《新广东》甚至直接鼓吹十八省分立之说:“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吾广东人,请言自立自广东始。”⑥康有为闻讯,大为震怒,将其视为“亡国奴种”之言论,回信予以严厉斥责。不过,尽管如此动怒,他对弟子们的爱国热诚并未有丝毫疑虑,认为这只是弟子们“妄援”他国史鉴、“谬引欧史”的结果。他说:“诸子自以多读欧、美之书,有法、美之事深入脑中,以为各国已然之事,大地必趋之势,故敢毅然决然为之……乃诸子之大谬也,盖由于但读欧美之新书,而不能考亚洲之故事也……夫各国之为国,皆有其特别之情,万不能妄引他国比例者也。……夫以绝异之事势,而但闻革命自立之事,则艳羡之,而不审己国之情实,乃遂妄言
①直斋(赵伸):《腥风血雨录》,载《云南》(1907)。转引自《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0页。
②书楼:《教育会为民团之基础》,《江苏》1903年第3期。
③《越南亡国史》并附编《越南小志》,作为“通俗时局鉴”第三种,1905年由广智书局出版刊行。
④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与“亡国史鉴”》,《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259页。
⑤《绍介新着》,《新民丛报》1902年第6号。
⑥欧榘甲:《新广东》,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70页。
轻举,以酿滔天之大祸,以亡国绝种。”①
为了更有力地反驳各省“革命自立”说,康有为专门编辑《印度亡国由于各省分立考》,声称:“吾四万万之同胞,而欲亡国奴种也,其速为印度各省之独立也;吾同胞而不欲亡国绝种也,其无效印度之各省之革命自立也。”②
如同戊戌年康有为坚信“同文同俗同政同教”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史,能够提供中国变法的借鉴一样,他也确信中印两国历史的“相似性”,以及印度亡国史对于中国变革的“镜子”作用。他说:大地之中,“甚类吾国”者,惟有印度,“同处亚洲相若,同为大陆数千里相若,同为襟海之半相若,人民繁重相若,教化甚深相若,文明甚古相若,乃至律例风俗相若,人性和柔相若,甚且由北地入主中国相若,一统其国相若,专制政治相若”。正因为有此“十相若”,康有为坚信:印度历史可以“为吾明镜”、“为吾前车”,而与法、美诸国之不类不切者迥异。他说:“吾国人而鉴之,可为吾国行事得失之准矣;吾国人鉴之,以为行事,其亦不至大败亡绝矣。”③
康有为认为,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儿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足以引为成鉴。他说:“若印人不倡分立,则以全印之帝国力持之,虽使甚微弱,犹不失为波斯,不失为支那也,虽至今存可也。”进一步说,世界历史的经验恰好与欧榘甲等人的看法相反,统一则强,分立则亡。他说:“能合数十封建小国为一统而变法者,则小如日本,亦复强盛;其散一统以分为数十小国者,虽大如印度,亦即败亡”;“俾士麻克之合日耳曼诸小而霸德,嘉富洱之合罗马诸小而强意”,甚至不肯变法的波斯,由于坚持合而不分,也尚能自存。因此,康有为认为,当年印度的不幸在于“处茫昧之时,无所取戒,冒妄而言自立,以自取灭亡”;今天,我国有幸见印度之覆辙,难道“是恐死亡之不及而求速”么?④
康有为指责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妄援”他国史鉴,主要指向其“动引欧洲自立之国,谓其土地之小,人民之寡,仅与吾国之一二省同……又谓日本之地,不过吾四川一省,而能变法自强”⑤。从欧、日历史来看,“封建小国”的确有利于养成国民的“自治”特性,是其变革较容易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观点并非欧榘甲所独有。早在1898年,孙宝暄和宋恕讨论日本历史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日本)地小而君与民各相亲,所谓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上下之情易以通矣……故变之易。”⑥宋恕还曾有“中国欲步武泰西,必先复三代,由三代然后进于泰西”的想法。⑦当年,孙宝暄、宋恕、张焕纶、钟天纬等人的共识是:“君愈多则国愈强。若民权公议之国,几于人人皆君,是以无敌于天下。……故多君之国,虽小而能存,如欧洲之丹麦、瑞典诸国是也。寡君之国,虽大而必亡,如支那国是也。”⑧
①康有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1902年春),《康有为政论集》上,第495页。
②康有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1902年春),《康有为政论集》上,第496页。
③康有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1902年春),《康有为政论集》上,第495—496页。
④康有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1902年春),《康有为政论集》上,第497—498页。
⑤康有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1902年春),《康有为政论集》上,第499页。
⑥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207页。
⑦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212页。
⑧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293页。
当然,随着他们对欧洲历史认识的逐步加深,类似“君愈多则国愈强”、“寡君之国,虽大而必亡,如支那国是也”的简单类比逐渐减少,也不再简单地以为“封建”能够符合中国的情况。
康有为本人也清楚地了解欧洲、日本封建割据并立,因竞争而日进而爱国的事实。因此,他并非否认欧、日的历史事实,而是反对不问情势地引证借鉴,即欧、日的历史经验能够适合于中国目前的情形吗?这的确是欧榘甲论说中最不堪一击之处。在谈到广东的“自立之策”时,欧榘甲将“政府之于吾民”类比于“英之于波亚”、“西班牙之于古巴”,在“结论”中又以菲律宾与美国血战、树自立之旗,杜兰斯哇与英国为敌、卒成自立的事例激励广东自立。
分析欧榘甲“各省自立”观点形成的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民族危机激起的紧迫感,促使其产生“速治”的期望。他说:“自中日战争以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有志之士非急图自立,不足救亡国亡种之祸”;“中国宜自立,中国宜速自立。不自立,必灭亡,必瓜分”。①其次,他迫切求得“速治”的心态与其历史认知方式密切相关。他对欧、美、日等国的历史认识,是一种带有明显简单化和理想化色彩的“突变”式发展观。他说:“昔者法国卢梭、孟的斯鸠之书,出现于世界,而欧洲政体大变,美洲亦行独立。及是书发现于日本也,而日本又大变。世界之视此书,几如医国之善药,服之无乎不效。”他天真地以为几本书就改变了欧美日的历史面貌,“朝出此书,夕倡自立,群情汹汹,不变不止”。现在,中国不仅翻译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而且还有《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甚至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学说也都有了,为什么“药效”差距却如此之大?反思的结果,他认为:除了国人尚在幼稚时代、与欧美日之人有一定距离之外,长期大一统历史所造成的无竞争、无交涉、无感情等现象,严重阻碍了国民的进步和变革。因此,中国救亡之急在“各省自立”。②
实际上,进一步分析康有为“借印度亡国史为鉴”的论证逻辑,也会发现问题。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说:“言革命自立者,若能有说以难印度致亡之事,吾犹将从之,吾急愿闻之;若无说以难印度致亡之事,则吾愿革命自立者,降心易志,相与保全国而合大群,求民权而立宪法,以祈天永命也。”③显然,康有为将中国不能“革命自立”的依据建立在印度历史的教训上。那么,如果阐明印度革命分立有其合理性,并且证明印度与中国情形迥异,印度经验教训不适合于中国,康有为还能够反驳么?
果然,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从这两点立论。④
首先,章太炎为“割据自立”辩护。他认为蒙古莫卧儿王朝统一印度后,印度人民已经居于异族统治之下,若无各省分立,印度人民连数十年国权都不可得,因此,“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复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他说:“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
① 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269—270页。
②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269页。
③康有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1902年春),《康有为政论集》上,第503页。
④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姜玢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3页。
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
其次,章太炎从中、印两国历史的差异性和中国现实的民族矛盾,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他说:“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概然于胸中。……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着,……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
区分谁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并非本文主旨。这里只是指出,以各国衰亡史的个别历史事件作为中国变革的行动依据并引起激烈争执,是清末知识界世界历史认知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且,这种状况因为许多因素,进一步加剧和扩大。比如,就康门师徒而言,上述“印度亡国史鉴”争执之起因,就与他们各自理解的“自立”一词的意义,有很大关系。在《新广东》中,欧榘甲引证印度亡国史的教训并非从统一和分裂的角度出发,而是印度人倚赖外人,自相残杀而导致亡国。他说:“英之灭印度也,以印度人攻印度人,杀印度人。印度之人既相杀欲尽,英人乃从旁而收渔人之利。数千年文明最先,堂堂印度国,忽化为英属矣。印度人所以不得不永伏于英人羁轭之下者,岂无其故哉?听他族之嗾使,同类相戕贼故也。至今英国凡有战事莫不驱印度人以当前敌,少壮为兵,老耄未娶,故其人口日渐消灭,或者谓其永无复兴之望矣。”他以印度人之灭亡惨状警醒广东人,促其团结奋起。他说:“夫以一国之人,不能自立,而专属于一异国之下,其惨状尚如斯;况以一省之人,不能自立,而分属于数异国之下,其惨状何言哉?”①
后来,梁启超从印度灭亡史中总结的教训虽然接受了康有为的“各省分立导致灭亡”说,但是,他更为看重的却是欧榘甲的看法。他写道:“论者或以为印度人背莫卧尔朝而各省分立,为印度所以亡国之由。斯或然欤。然此乃其分因,而非其总因。乃其近因,而非其远因也。印度之所以亡,由于人民无自治自立之性质,惟以依赖强有力者为宗旨,……而本国之人,又常假他人之强威,以互相倾轧。故千年以来,回回人入之,蒙古人入之,英人入之,惟力是视,罔不屈从。而外力所以能入,亦未尝不由其内之开门揖盗也。若谓印度亡国由于自立也,是未解自立之义也。自立者,国民自立之谓也。印度各省总督,叛其本朝,借外兵以相残杀,不过各怀异志,为其私计耳。岂尝与国民有一毫之关系哉!”②
“不自立而亡”,或者说,“不求自强而一味希望借重外力立国”,是晚清学人从各国衰亡史鉴中总结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教训。比如波兰:“国家之患,不患不自存,而患不自立,而尤患不自立而有依赖心。依赖心一生,则志气以沮,精神以颓,保身之念以深,爱国之心以冷。一惟仰承他人之鼻息,翼卵他人之肘下,以幸保无事,苟安旦夕,而凡自存自立之道悉置不讲,驯至朝日东升,冰山消解,傀然失依,终于澌灭。”③比如朝鲜:“朝事秦而暮事
① 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283页。
②梁启超:《世界近世史》按语,松平康国着,梁起勋译《世界近世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36页。
③薛蜇龙译《波兰衰亡史》,上海镜今书局1904年版,第78—79页。
楚”,“其所持之主义,不过事大已耳,不过事强已耳,不过依赖他人,苟延残喘耳”,①其结果只能屈从于强权之下。
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异族”、“外力”?这个问题在晚清学界当中并未获得权威性解释。也就是说,在由封闭时代的王朝更迭进入万国并立的世界新格局之时,知识界关于国家建构并未形成一致见解。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衰亡史鉴”所提供的教训就不仅仅是各省分立的争论,还包括更为广泛层面上关于“排满”的争执。
三、“衰亡史鉴”与“排满”口号的相互影响
晚清知识界以“衰亡史鉴”唤醒民众, 1901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革命党始以“亡国之志士”自励,将“衰亡史鉴”与“排满”口号联系起来。秦力山在《亡国篇》中说:“今之所谓保国者也,腼然曰我中国我中国,又曰中国将亡我将保之,又曰中国将为印度、为波兰。夫中国之为印度、波兰也,二百年于兹也……诸君子既有志于拯汉也……其以亡国之志士自励,而勿以兴国之志士自揣矣。”②这种自觉与“保国论”者区分开来的叙述方式,无疑使中国面临的危机显得更为深重。如《中国灭亡论》中的描述:“波兰之亡也,以死战而亡,亡之烈也。菲律宾、杜兰斯哇儿之亡也,于欲独立时而亡,亡之杰者也。印度之亡也,亡于文明国之手。支那之亡也,以四千年神明之胄,亡于彼游牧水草之民,既为世界历史中所仅见。”③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运用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的语言,不仅自比为已亡之印度、波兰,而且还与悼念“亡明”联系起来,提出“排满”根据,从而强化了革命与“亡国史鉴”的影响力。文中写道:“近世革新家、热心家常号于众曰:中国不急急改革,则将蹈印度后尘、波兰后尘、埃及后尘,于是印度、波兰之活剧将再演于神州等词,腾跃纸上。邹容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何忽染病而为是言欤?不知吾已为波兰、印度于满洲人之胯下三百年来也,而犹曰‘将为也’。何故?请与我同胞一解之。将谓吾已为波兰、印度于贼满人,贼满人又为波兰、印度于英、法、俄、美等国乎?苟如是也,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实其文明程度高于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呜呼!明崇祯皇帝殉国,‘任贼碎戮朕尸,毋伤我百姓’之一日,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④
此后,学界精英日益卷入一场激烈的“党争”之中。这场党争耗时长达一年半之久,关于在危机时代如何实现国家生存和富强的问题,除了革命与渐进的不同方式之争外,论争主题又增加了国家的重新建构问题。1907年,《新民丛报》上署名“与之”的文章《论中国现
① 李芝圃:《朝鲜亡国史序》,直隶教育图书局印书处1911年版。
②秦力山:《亡国篇》(1901·8·10),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6—79页。
③秦力山:《中国灭亡论》(1901·8·10),《秦力山集》,第74页。
④邹容:《革命军》(1903),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186页。
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认为:满汉问题才是革命党与立宪党最根本的分歧。他反对“援各国激烈、温和二派”“及日本自由、改进两党之情形”视中国革命党和立宪党之间的论争,因为,“国家之党派,无论激烈、温和,必活动于国家范围以内”,而革命党却“不认有中国国家”,“自称曰亡国之民”①。耿云志先生的研究也指出: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和革命党的《民报》之间的这场论争“无论是从思想逻辑上看,还是从争论文字的数量上看,其争论焦点是暴力革命与反满问题,真正讨论民主问题的文字,在双方都只占极小的比重”②。
这种论争中心的转移和增加,无疑加剧了中国变革过程的复杂性。而且,“革命”与“排满”捆在一起并与亡国史鉴相联系,无疑使党派纷争有危害国家统一的可能性。1901年,孙宝暄将中国党派分为四派,认为:变法党、革命党、保皇党,“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③。
在这种情况下, 1901年,赵振的《说败》通过波兰“党争而害国、亡国”的历史教训,对国人提出警告。他说:“吾知爱国之深者,其必不以党争而害国争也。……不见夫波兰之灭亡耶?其国党哄忒剧,外强见其有机可乘,乃庇此党而击彼党,受其庇者方自以为得计,殆党既歼戕殆尽,而国势不可复振,复欲脱其庇亦不可得,而国随之以瓜分豆剖。试问今日波兰之贵党、民党,其孰不受俄、奥、普鱼肉之苦乎?无有也。当其大举分波之日,外强之弹丸,其抑择头而击乎?无有也。今之欲谋党胜而招国败者,请观波兰!”④大多数爱国志士利用“衰亡史鉴”进行的舆论宣传,也多从“爱国主义”的角度立论,强调国家统一和民众团结的重要性。⑤1903年,上海作新社出版《万国演义》,作者分析古代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认为“罗马人……种族不一,畛域既分,就没有众志成城之势,所以致有此祸”⑥。同年,《杭州白话报》上连载的《世界亡国小史》指出:“爱国的热心”与“保国的群力”是救国的根本。作者认为,印度衰亡的原因,就在于其国民没有爱国心,“此争彼竞,分道扬镳,全无统一的精神、爱国的思想,委心任运,迷信宗教,千人千心,万人万心,大家都存在个闭门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思,所以民如散沙,各管各事,国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也照样不理国家,国家兴旺民不知,国家危亡民不管,民心涣散,那外界的势力,就要乘隙而来”⑦。显然,作者希望全国同胞团结统一起来,共同对外,挽救民族危亡。
1903年,陈怀读了《埃及近世史》,提出:“天下盛德大业,莫过于爱国心。自来惊天动地之事业,亦莫不出于爱国心。夫爱国心之所磅礴,所刺激,虽破裂之国,亦可转危为安,腐落之家,亦可反而为治。”而且,一个国家要救亡图存,兴旺发达,自立于世界之林,光靠少数英雄人物的“爱国心”是不行的,必人人都有爱国之思想,爱国之观念。他说:“千古真爱国
①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190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第607—620页。
②耿云志:《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③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422页。
④赵振:《说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19—20页。
⑤这方面的研究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与“亡国史鉴”》,收入《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259页。
⑥高尚缙、沈惟贤:《万国演义》卷27,上海作新社1903年版。
⑦黄海锋郎:《世界亡国小史》,《杭州白话报》,1903年第15—24期。
之英雄,孰有过于是者(亚拉飞),何其不能保存十九世纪埃及之社稷也?”①1907年,《云南》杂志发表《一致论》,认为面对民族危机,国人应当“相与谋补救,谋挽回,谋兴一切公益,举一切庶政”,因为,“希腊以不一致而衰,波兰以不一致而亡”,国人却“彼此冲突,莫肯和衷”,究竟为何?②
至1907年,某些清廷要员也从“衰亡史鉴”中感受到国家统一、满汉一体的重要性。比如唐景崇在给清廷最高统治者进讲的《西史讲义》中写下按语:“波兰之亡,不亡于外患,而实亡于内讧。盖统治纷争,党徒轧轹,适启人以觊觎之,渐宜其主权为列强所争夺,而土地人民即随之。虽有豪杰之士倡义举兵,亦终无补于危亡矣。可胜叹哉!”③端方上呈《请平满汉畛域密折》,也写道:“奴才每读列国兴亡史,未尝不感慨系也。”通过了解世界历史,他认识到国家无论大小,“人民内讧者必亡”;内讧原因多端,而“种族之异同为最”。他举证的事例有:挪威与瑞典原为一国,由于两族“积不相下”,一年前挪威“脱而自立”;英国由盎格鲁与撒克逊两族共建,之所以“合同而化”,因两族“绝无内讧”。端方由此立论,恳求“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使国内“诸族相忘,混为一体”,是“奠安国基之第一义”④。
由上可见,当清末知识界检讨各国衰亡原因,将“衰亡史鉴”的重点落实到“如何变”、特别是与其变革方案相结合的时候,“衰亡史鉴”往往被用来支持不同的变革方案,如“革命”或“改良”,“各省自立”、“排满”或是“满汉一体、国家统一”等等,加剧了晚清思想界的纷争,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变革过程的复杂性。
四、对传统史鉴方式的反思
中国学人深具“史鉴”传统,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从而提供行动依据的史鉴方式根深蒂固。当清末剧烈的时代变迁导致援引国史成例不再能够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国人遂提出“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以各国近百年来史乘为用”⑤。康有为等人确知各国之间存在巨大政俗差异,外国历史不能直接为自己提供行动指南,由此,他们在选择外国史鉴时一再强调其与中国历史情境的“相似性”。
但是,这种中外历史情境的“相似性”是真正确实的?还是“自以为是确实”的?
姑且不论晚清知识界对外国历史认识的深浅,西方史学史提醒我们,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大多数西方史家已经不再相信历史个别事件具有可模仿的范例性。德国历史学家米勒(Johannes vonMuller)在哥廷根大学讲课时强调:“在历史个别的事件里,我们找不到我们该怎么做的指示(外在环境及条件在无休止的变动着);我们也无法从某个时代、某个民
① 陈怀:《读〈埃及近世史〉跋尾》,《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3期。
②返魂:《一致论》(1907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第833—834页。
③张毅君供稿:《为光绪帝进讲“各国政略”稿》,收入《近代史资料》总第10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④端方:《请平满汉畛域密折》,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⑤参见拙文:《晚清学人“国史”观念的演变与影响》,《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族学到该怎么做。一切的一切都有它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我们只能勇敢地肩负起命运交代给我们的任务,去完成它。”①萨维尼(Savigny)认为:“历史不是个例的汇集,它是我们所以能自我认识、自我了解的唯一之途。”蒙森(TheodorMommsen)谈到跨越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鸿沟时说:“历史所以还算有教人之处,因为它教人独立创造,而不去模仿。”②也就是说,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个别历史事件不再能够提供直接的行为根据,史鉴发挥作用的模式只能是通过整体的历史真相,间接地增进自我了解,以便做出恰当的自我定位,确定行动方向。
也就是说,“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最终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还要看时人对于国情的认知,即任何社会变革的依据最终必然落实到充分而恰当的自我了解的基础上。然而,在传统史鉴方式下,晚清大量世界历史知识输入后,迅速取代国史事例,成为大多数人规范其行为的新标准。随之,一些负面倾向急剧发展,简单模仿之风愈演愈烈。至1907年,时人已“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外国历史现象或事件成为其行为的主要依据。③而且,他们几乎不曾仔细甄别、研究那些历史现象或事件的时、空特性,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法或戒”。由此,晚清社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很多人一边谴责他人“妄执他国之验方,以望瘳己国之痼疾”,一方面自己也在举他国事例证明自己的行动方案。可以说,“衰亡史鉴”所支持的各种不同的变革方案,一方面与他们各自的外国历史认识程度相关,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的传统史鉴方式的必然结果。因此,我认为,从晚清“衰亡史鉴”的多重后果来看,这种史学致用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①米勒:《论一般史尤其欧洲人历史之二十四册书》。转引自胡昌智《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②萨维尼(FriedrichKarvon Savigny):德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代表作有《中世纪罗马法史》等。蒙森(TheodorMomm-sen):德国历史学家,因对古典罗马史的出色研究获得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转引自胡昌智《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第191页。
③1907年,出使德国考察政治的大臣侍郎于式枚对二十年间中国社会风气演变的描述,就是这样一幅图像:每一个人的行为依据,由先前的国史例证完全转变为外国史事例证。他说:“当光绪初年,故侍郎郭嵩焘尝言西法,人所骇怪,知为中国所固有则无可惊疑;今则不然,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漠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前后二十余年,风气之殊如此。”见《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侍郎于奏陈办法宗旨折》,见邓实辑《光绪丁未(卅三年)政艺丛书》“政书通辑”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罗志田先生也说:“以外国事例来证明中国某一举措的正当性是清季朝野士人的共习。”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