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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其泰：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长时间以来，有关今文公羊学说在晚清时期所导演的一幕幕活剧似乎已被人淡忘，这是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历史事实是，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改造、发展，回答了民族危机时代的紧迫课题，批判专制，倡导改革，并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至19世纪末，康有为进一步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太平世)”的新“三世说”，成为发动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进步的公羊学说与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相激荡，有力地推进了晚清时期全国民众的文化认同。这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具有新鲜活力的公羊哲学观建立的功绩。在今天，公羊学说对于巩固伟大祖国统一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仍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此即研究本课题的理论价值所在。
关键词：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课题/公羊学说的改造/龚自珍/魏源/康有为
一、不应当被忽视的一段重要历史
始于道光年间的“晚清”九十年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时期，因为，它标志着中国长达二千年的“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代”社会的开始。但同时，晚清九十年又是很特殊的时期，因为，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西方列强对我武力侵略，肆行掠夺，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次次割地赔款，是民族屈辱的年代。每当翻读这一时期的历史，都会令人扼腕叹息!
相应地，这种历史特点也给晚清时期蒙上一层阴影，使人感到:既然是落后挨打、灾难深重的时代，那就一切都跌入谷底，事事不如人，似乎找不到有什么值得表彰的了。实际上，晚清时期不仅有人民大众抗击侵略的斗争，维新志士探索改革的努力，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前仆后继的奋斗，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有出色的篇章。尤为突出的，是以春秋公羊学说为中坚的今文经学复兴，取代古文经学的地位而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今文公羊学说在清中叶以后，经过庄存与重新提起，刘逢禄张大旗帜，到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和魏源改造发展，至戊戌维新时期达到高潮。其复兴、激扬的历程与清朝统治危机日益暴露、有识之士先后觉醒、探索救亡道路相伴随、相激荡。进步的公羊学派思想家发挥“以经议政”的特点，深刻地揭示出批判清朝封建统治、从根本上变革专制制度、向西方寻找真理这一时代主题，这就指明了在危机关头历史前进的方向，有力地推进全国民众的文化认同，我们的民族因而终于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而找到新的希望。今文公羊学说讲变革、重义理发挥、主张学术经世，而古文学派则讲尊经复古、重历史事实、重文字的训诂和制度的考证，两大学派的治学路数迥然不同;而古文经学派自东汉末以后千余年间长期处于正统地位，因此今文公羊学派便被视为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有左道旁门之嫌。
由于不理解公羊学说的精义和独特风格，致使许多人对这一学派甚为隔膜，甚至它在晚清时期导演的一幕幕活剧也几乎被遗忘，在有关晚清学术文化史的一些论着中也有意无意地被淡化，这岂非历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初年，经过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造的公羊学说，已成为进步知识界观察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武器。处于中国面临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形势下，这一阐发变易改制的学说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叩响了日益认识到处于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因而风靡全国。张之洞于1903年所写《学术》诗云:“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自注曰:“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①”便是公羊学说在戊戌维新前后风行的生动写照。当时的进步学者夏曾佑也曾作明确地总结公羊学说在晚清的巨大影响，他说:“儒术中有今文古文之争。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用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②这些话说明，夏氏推尊今文学，并且明确肯定晚清今文学风靡于世的进步意义，称赞当时信仰公羊学说者是“好学深思之士”。现代着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曾对晚清今文公羊学说传播之广和声势之烈作过中肯的评论:“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之者。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③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于戊戌之前任湖南巡抚，得到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辅佐，力行新政，其父陈三立是晚清着名诗人，与谭、黄、梁三人均交往密切，因此，他这段关于公羊学说对晚清政局和学术趋向产生巨大影响的评论，是积其一家三代的观察感受而得出的，值得我们仔细体味。
甚至顽固派人物提供的言论也恰恰印证了晚清公羊学说风靡海内的猛烈声势。叶德辉写有关于龚自珍尊从的公羊学说至晚清所向披靡的一段话:“仁和龚定庵先生，以旷代逸才，负经营世宙之略，不幸浮湛郎署，为儒林文苑中人，此非其生平志愿所归也。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源祸始，颇究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④他站在与维新变革对立的立场，目睹新思潮涌起而终于导致清朝灭亡，对此痛心疾首，但他的这番悲叹，正好从反面证明公羊学说在晚清盛行而产生的威力!
二、公羊学说对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巨大推进
晚清历史文化认同所面临的任务是极其复杂而紧迫的。由于封建统治腐败不堪，社会矛盾尖锐，和外国列强步步侵略欺凌，决定寻求民族救亡图存的出路必须同时解决两大任务:一是坚决反
①张之洞:《张文襄公诗集》卷四《学术》，上海集益书局1917年石印本。
②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③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④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财政部印刷局1921年活字印本。
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争取民族的独立;二是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认识民主共和制度的先进性，向西方寻找真理。在当时，要认识“君臣关系、三纲五常万古不变”、“祖宗的大经大法不可改易”这些两千年来世代遵奉的教条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绳索，要敢于跨“严夷夏之大防”的旧意识，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同时坚决抗击列强侵略、保持必胜信心，问题极其错综复杂，为开辟以来所遇到，但如今却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务必作出抉择。满脑子“恪守古训”、讴歌三代的思想僵化的人物，或是沉溺于烦琐考据、科举制艺的不问世事者，对此必然是一筹莫展，或是无动于衷。只有像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创造性地发挥了公羊学说的变易性、政治性和解释性的路数，才能大胆解放思想，顶住顽固势力和保守人物施加的巨大压力，提出了一系列新鲜的命题，回答时代的需要，推动社会前进。晚清时期富有创造精神的公羊学说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帮助我们古老的民族战胜种种危机和劫难，最终迎来新的曙光。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论述几个问题。
龚自珍和魏源生活在嘉庆、道光时期，他们发挥公羊学说言变易进化、重“以经议政”的风格，对时代的特点有敏锐的观察，当举世懵懵然醉梦升平之中，他们却以警醒世人为己任，早夜不安，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他们关注国内民族问题，及时地总结国家的统一和民族间的密切关系已达到了新阶段。龚自珍曾在应进士试的朝考试卷中，“直陈无隐”，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汉唐时代的“凿空”、“羁縻”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了。他又经长达三年长时间周密思考，写成《西域置行省议》的名文，明确主张在新疆建立行省，行政、军事制度与其他行省划归一律，废除以往的委派将军、参赞大臣“镇守”的办法，这是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有效管理的卓越建议，十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约半个世纪以后(1884年)，清朝终于在新疆正式建行省，龚自珍的预见完全得到实现。龚氏还撰有《上镇守吐鲁番大臣宝公书》等文，论证民族间“安”和“信”的重要性，以求促进民族间的和好相处。魏源则在《圣武记》一书中，突出地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趋于密切的事实。尤其在《乾隆荡平准部记》一篇中，他以史实赞颂乾隆以后出现的“中外一家，老死不知兵革”的统一局面，严斥分裂分子的不法活动，同时严重批评有的人视新疆为包袱的错误意见，主张大力开发新疆，密切内地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再者，龚、魏尖锐地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和残酷，用“治世———衰世———乱世”概括清朝统治的规律，强调社会危机的严重。龚自珍撰有《古史钩沉论一》，深刻地揭露专制制度仇视、摧残天下之士的实质，指斥封建皇帝是“霸天下之氏”，对众人“震荡摧残”以建立其淫威，“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又撰有《明良论四》，抨击专制制度对士民的禁锢束缚，“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约束之，羁縻之”，因此呼吁破除“一切琐屑牵制之术”，“救今日束缚之病”!龚自珍目睹清朝统治急剧衰落，深感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故用公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对于公羊三世说哲学体系实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论证封建统治的演变规律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也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并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也将不远矣”。从此公羊学说同晚清社会的脉搏相合拍，成为鼓吹变革、呼吁救亡图强的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龚氏还写有《上大学士书》和其他政论，有力地论证:“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自取灭亡。在《尊隐》篇中，又形象地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描述三世，并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时代大变动就要发生了!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封建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新鲜活泼，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警醒起来投身改革的事业，至戊戌时期，爱国志士仍然醉心于读龚氏文章，从中获得鼓舞的力量。魏源在批判专制制度罪恶、唤起危机意识和倡导改革等方面的观点与龚自珍甚相契合。他深刻地指出清朝腐败统治必然导致易姓亡国的惨剧，同龚自珍预言“乱也将不远矣”完全相一致。在《默觚·治篇十一》中，他愤怒地揭露官僚集团把国家命运置之度外，无所顾忌地结党营私、贪污中饱，完全丧失了解下情和应付事变的能力，“甚至圆熟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痈为武，头会箕敛为富，举物力、人材、风俗尽销铄于泯泯之中，方以为泰之极也”，完全是一片没落昏瞆龌龊败亡的景象!他呼唤改革，极其雄辩地举出大量事实证明:世界上万事万物，一切都在变，新旧代嬗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并在《默觚·治篇七》中，根据历代经济制度的演变和现实的需要概括出闪耀时代智慧的名句:“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后编纂《海国图志》，提出了解外国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标志着晚清历史文化认同推进到新的阶段。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使国人面临极其复杂、又极其紧迫的问题:中国因战败割地赔款，战后该如何办，对抗击侵略和最终取胜能不能持有信心?西方列强对我肆意侵侮，它凭借的是什么?对于西方文明，应当如何认识?闭关自守、对外排拒的政策，今天是否还能行得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是公羊变易发展哲学观，使魏源冲破了“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枷锁，并勇敢地跨过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体察新的形势，与时俱进，寻找御敌救国的良策。公羊学说促使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达到新的飞跃，开创了解外国的风气，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起点。其时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发愤着述《海国图志》，尽其所能地搜集有关各国史地和政治社会现状的资料，“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后来又经过两次增订，成为一百卷的巨着，堪称是当时东方世界最详备的外国史地参考文献。在全书叙言和卷首《筹海篇》中，他殚心竭虑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签约之后并不太平，如不严加防备，侵略者还会再度打来;中国必须振奋人心，惩治整肃官场种种腐败气习，革除“人心之积患”，“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尤须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根本方针;并总结了一套扼守海口内河、利用义兵水勇的防守策略。他特别强调，当务之急是摒弃视西方国家为“化外之夷”的迂腐意识，大力了解外国，“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繙夷书始”。魏源诚为第一个肯定西方文化先进性的出色思想家，他明确地表达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赞美和向往。在《海国图志》卷五九，他赞扬美国华盛顿开创的社会制度和“一变古今官家之局”的总统换选制度，具有“公”(与“私天下”相对立)和“周”(合理周全)的优越性，远比封建制度进步得多;又在《海国图志·后叙》中，称北美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当时魏源“师夷长技”的重点是放在学习船坚炮利上，而同时，他又提出发展民用工业的主张，“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建立”，如千里镜、火轮机、自转碓、千斤秤等，并允许私人设厂制造，“沿海商民，如有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听之”。(《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2页)这样，魏源《海国图志》一书，就在倡导动员民众御侮图强，改变闭目塞听状态、大力了解外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三个关键问题上，进一步凝聚了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核心和方向，这是公羊学派思想家继此前批判专制、倡导改革之后推进历史发展的又一巨大功绩。梁启超于1924年着书评价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①
至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对公羊学说的发挥更比龚、魏大大前进，他将其具有深刻智慧和强大生命力的变易进化思想精华，与资产阶级要求相结合，直接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康有为进一步改造了公羊哲学“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将之与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进步政治学说，以及《礼记·礼运》篇中所言“小康世”、“大同世”的思想资料相糅合，构建“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小康世)———民主共和(大同世)”的新三世说，成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纲领。康有为在戊戌前后撰写的多种着作中，都借用公羊学说，论证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论语注》云:“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而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3页。
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化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可见康有为“三世说”的要义有二:(一)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共同的普遍规律。所以，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二)既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已经包含这重要的“进化之理”，那么现在实行变法也就完全正当了。可见，康有为推演公羊三世说的实质，是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变法救国的时代要求。康有为先后在广州、桂林培养维新人材，即以《春秋公羊传》作为主要教材，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也屡以春秋公羊义教育学生。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翊下，屡颁谕旨，实行新政。戊戌维新运动是衰弱的中华民族在屡遭列强侵凌的危急局势下奋起一搏!它宣告有识之士已经断定维持封建制度的中国已经无法在世界生存，中国必定要实行废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颁布宪法、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光明前途;在文化思想上则必须勇于革新，荡涤旧物，废除为害国家的八股科举制度，立新的教育制度，学习西方进步学说。“百日维新”虽然被西太后为首的、极其凶狠残忍的顽固派绞杀了，但戊戌维新运动及其导致思想解放的意义却不容低估，它构成了此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发生的必经的一环，是中国历史走向新生的必历的阶段。由此掀起的新思想潮流，至20世纪初以后更加汹涌澎湃，一次又一次地向反动守旧的思想堤坝发动有力的冲击，最终开辟出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这就是民族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三、公羊学说的当代价值
春秋公羊学是一笔古代哲学遗产，但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却居然在学术界产生了“当者披靡”的力量，其中的原因值得深长思之。叶德辉所编《翼教丛编》卷六载有他所写的一封书信，对此大肆攻击:“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者，……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不可收拾。”在当时，爱国志士———喜谈公羊———服膺西方进化论三位一体，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不必说。谭嗣同着《仁学》，首先标列“仁学界说”，云:“仁以通为第一义”。通的首义，为“中外通”，“多取其大义《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小大若一故也”。他讲《仁学》思想来源属于中国书的，也首列《易》及《春秋公羊传》。黄遵宪于1902年写信给梁启超，讲自己思想的发展，认为:“《公羊》改制之义，吾信之。”并且也将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与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说:“以太平世必在民主”。(《东海公来简》，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1903年)作为教育家和学问家的蔡元培、陈垣，也相信公羊学说。萧一山撰《蔡元培》一文，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在校倡导新思想，好从公羊三世之义讲进化论”。又云:“(蔡)先生曾说:‘夏曾佑学识通博，过于章炳麟，炳麟学人;学人难，通人更难，学人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①启功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中说:“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陈老师平生不讲经学，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还不免流露公羊学的观点。” ②
公羊学说有其宝贵精华，公羊义是推动晚清民族文化认同的功臣，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今天，公羊学说还有没有值得重视的价值呢?杨向奎先生对公羊学说造诣精湛，着有《论何休》、《清代的今文经学》等名文。他还曾于1985年撰有《致史念海教授书论晚近“公羊学”三变》，同样显示出其卓识。文章大旨是:晚清康有为以改造了的公羊“三世说”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是晚近公羊学的“一变”。顾颉刚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创立“古史辨派”，“推倒三皇，踏平五帝，魄力之
①萧一山:《蔡元培》，《萧一山先生文集》上册，台湾萧一山先生文集编辑委员会1979年排印本，第487页。
②《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7页。
闳肆直逼长素”，为其“二变”。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对公羊学说应当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公羊学倡“大一统”，“它的理想是大一统太平世”;“《公羊》中的夷夏之别不是种族上的概念，而是政治文化上的分野”，“这种理论对于促进中国的大一统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有积极作用”。因此，结论是:发扬“‘大一统’及民族学说，公羊义可以永放光芒。公羊学至此而‘三变’”。①
上述论断是这位渊博的学者积累其几十年对于公羊学说和祖国历史文化的精深研究，而得出的认识，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维护和发展伟大祖国的统一，竭尽全力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好、互助、融合，是历几千年以来历史文化认同道路上的两大主题，春秋公羊学说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出有力的作用，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尤能大放光芒。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理论意义所在。
①杨向奎:《繙经室学术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