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美术-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

关于“美术”词源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20世纪50年代，高名凯和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指出：“美术”是个外来的词汇，是先由日本人用汉字组合，去意译欧美语言中的art一词，再由汉族人民引进并加以改造成现代汉语。[1](P88)此说大致勾勒出“美术”概念输入的路径。至于“美术”最早输入中国的时间以及语境等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000年，郑工在《失范与重建：关于当前美术学科整改的两个问题》一文的注解中简单提及“美术”一词，指出上海出版的《实学报》于1897年11月5日就刊登了此词。[2]而2001年由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已经把美术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追溯至1880年。[3]以上两者在时间追溯上均有推进。
较早专门考察“美术”语源的学者当数陈振濂，他在《美术研究》2003年第4期及2004年第1期上发表了《“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该文认为王国维是最早（1904年）引进“美术”一词的人。全文侧重于分析王国维以后清末民初时期几种关于“美术”的“世相”。[4]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美术”一词在中国知识界已经流行开来。而该词在中国流行之前，尚有一段有趣的历史。目前已有研究虽指出“美术”在1880年已有文本记载，但其输入之时的语境如何，则有待进一步探讨。故此，本文以“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为题加以讨论，以期丰富19世纪最后20年关于“美术”的认识。
一、游记所载
近代意义上的“美术”一词出现在清人李筱圃撰写的《日本纪游》中。①1880年5月25日，李筱圃同日本友人游览了上野博物院。“上野博物院又名美术会，有绢本山水四大幅，款俱驳落莫辨，古色苍茫，标识曰元人作。又沈南苹大条幅十馀，翎毛、鹤鹿、花卉、木石，俱极生动。他如宋徽宗《白鸽》，仇十洲《璇玑图》、《豳风图》、《文姬归汉》、《胡笳十八拍图》，唐伯虎、祝枝山《仙女》、《钓翁》，此外山水、人物各件甚多，皆中国名人之笔。”“二十二日己未……至上野美术博览会、教育博览会一游。”[5](P174、177)文中只是记载了日本“美术会”的情况，从中可以了解，“美术会”是“上野博物院”的别名，收藏有不少画作。“美术”跟绘画之事被联系到一起，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美术”。
“美术”一词在中国古籍上便有零星记载，只是意义与当今所指大不相同。早在晋朝时，“美术”便可见于文献。晋时华侨撰《紫阳真人内传》，讲述了仇公传授紫阳真人修行秘笈之事。仇公云：“此书渊秘，非贤勿宣，汝有至心，故以相付，八节存之。一则消除万害，一则形躯不败。能守之，致云车羽盖，坐造风雨，激电砰磕矣。乃地仙之美术，长生之真法。”[6](P543)此处的“美术”与真法联用，其意与真法接近。宋时刘敞撰《春秋意林》，言：“仁义礼智信五者，天下之通道美术也。”[7](P39)“美术”意同于“通道”。乾隆年间，弘昼所着《稽古斋全集》有言：“若夫暑气酷烈……坐纳凉之亭，柄避暑之室，如出寒冰剖瓜，实胜彼安石红榴，洞庭甘橘。此御暑之良方，消烦之美术，实可慰主人驱暑之怀。”[8](P14)此处“美术”，义同良方。同治年间，马注也有类似的表述，可见于《清真指南》：“圣婿尔哩曰：予平生惟三恩难报，一征战之时让我登先，二差错之时言我过恶，三穷迫之时求我周济。虽觉连苦炙疼，自是良方美术。”[9](P37-38)可见，古代“美术”的词义主要指好的方法，与绘画、雕塑、建筑等内容没有直接联系。
近代意义的“美术”的产生与明治日本密切相关。1921年，大村西崖在《文人画之复兴》中指出“美术”一词在日本产生的情况：“因参与奥国维也那博览会之报告书而有美术二字之新译语。”[10](P8)明治四年（1871年），奥地利维也纳准备筹办万国博览会。博览会总负责人奥地利亲王拉依纳尔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邀请照会，并附上一份德文的展览分类分项的说明附件。1871年11月，收到这份照会的明治政府译员将之译成日语，其中多次出现了作为分类名称的“美术”，这可说是“美术”一词第一次在日本问世。1872年，明治政府把参加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作为维新举措之一，动员组织产品赴会。明治政府向下属各知事、知县转发了奥地利亲王的邀请照会及附件“展览分类说明书”（日译文本）。日本译者在说明书中对“美术”作出了解释：“美术：在西洋是指音乐、画图以及诗学等内容。”通过政府行为，“美术”一词开始在日本广泛传播。[4]为发展“美术”，　日本先于1876年成立“工部美术学校”，1878年又成立了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龙池会。初译的“美术”一词，除了“画图”，还将音乐、诗学等内容包括在内，范围比当今中国所指要大得多。如今的美术，一般仅指造型艺术，即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等。
“美术”一词自日本译出后，由旅日清人陆续输入中国。继李筱圃之后，傅云龙在日记中也有记载。1887年12月，傅云龙由“宫岛诚一郎导游上野樱冈之华族会馆，观美术协会，言术美也。先是会曰‘龙池’，新法竞起，古物半徙而西，寻悔。岁一大会，月一常会，保旧物也。……其美术品，曰书画，曰建筑，曰雕刻，曰陶磁、金器，曰漆器、绣工，难更仆数。”[11](P212)傅云龙记载的是“美术协会”，曾名曰“龙池”，地点也在上野，“言术美”，“保旧物”。
事隔近十年，“美术会”的记载又见于李春生的东游日记。1896年，李春生在日本，“时适停午，饭后兴作。纵议续游上野，观美术会。自是……望上野进发，至即先赴美术院游览。所见诸艺，除塑模造像之学，精巧不减西人。其次雕刻木器，亦颇细致宛然。若夫所谓画图花鸟，与山水人物，似甚平淡无味。盖绘之一艺，自有洋画比较以来，非澈真毕肖，则难获识者之赏。今者日东绘事，至于设会竞赛，尤迷于墨水丹青，描样写意，即能投一己之好，断难割万人之目，亦艺门之一病也。”[12](P139-140)李春生所游地点，依然是上野。李春生此次参观美术院，不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记述，更有评论发表，论及日本绘事的趋向，以及东西绘画交流的情形。
早期关于近代意义“美术”的记载多出现在东游日记里。从东游日记记载的情况看，“美术”一词与博物会、博览会、展览会等关系密切游记作者大都是在游览这些场所时论及“美术”的。在中国，对国外博物会、博览会、展览会一类的介绍并不只见于东游日记。1880年之前游历欧美者不乏其人，同样有游记行世。西游日记中也多次出现关于博物会、博览会、展览会一类的记载。据目前已见材料，尚未在这些早期游记里发现“美术”一词。其时所用的文字则不是“美术”或者现代意义的“艺术”，而另有他词。
1867年到1869年，王韬漫游西欧，游览所感，载于《漫游随录》。王韬在《漫游随录》中便对西方博物院有所介绍。博物院中的分类，一般都有艺术一部。王韬直接用“名画”介绍说：“博物院中分数门，曰生物，曰植物，曰制造，曰机器，曰宝玩，曰名画。”另又有关于“画院”、“画阁”、“画会”的介绍：“英人于画院之外，兼有画阁。四季设画会，大小数百幅，悬挂阁中，任人入而赏玩。”[13](P84、113)
跟王韬类似，斌椿也使用“画院”介绍西方美术机构。1869年5月，斌椿在《乘槎笔记》中记载：“往画院一览。所绘人物山水，绝非凡笔。”7月，“往公所观画，所绘人物、鸟兽、花果，俨然如生。其山水瀑布，日月光华酷肖，真绘水绘声之笔。”[14](P113)
张德彝多次出洋任职，接触西方艺术的机会也较多。1870年，张德彝随使法国，游“画楼”、[15](P403)“集古楼”等。“集古楼”，“其头层所存油画千轴，已皆收去。”[15](P418)所谓的集古楼，应指博物馆。张德彝又游卢森堡公园，公园“正中石楼一所，原为画阁，内存油画数百，现改绅会堂。”[5](P461)在《航海述奇》中，关于西方艺术的记载随处可见。张德彝称述：“至其善工局。楼上层层挂细画百张，高有丈馀者，山水人物，精妙之至。其神气逼真，原系麻油所画，可远观而不可近视焉。极下二层，列两行铜人石人，雕凿极细。”“楼上前面陈列洋琴、洋画以及玩耍等物出售，后列名人油水画一千二百馀轴。”“又至一画楼，内层层悬大小油工画轴千馀架。见有许多女子在彼支架摹画，其所摹者与壁上分毫不爽。油工画皆木架，上钉粗布，以麻油调颜色而画之。”“初十日戊戌　晴。……又至一画阁，内油画数千架，大小不一。”“未刻至一画阁，见油画千馀，壁皆精工名笔，神气毕肖，有价值千金者。遥望如白石雕成，近视则水墨画也。亦有赤身石像，或坐或卧，形容甚异。并男女阴处，伸缩开闭，咸露于外，皆泰西古时故事。盖欧罗巴各国，当开创之时，不知有衣服房屋，如太古然。”[16](P492、502、507、513、544)张德彝对所见西方艺术的介绍可谓详细，常用“画楼”、“集古楼”、“画阁”等词，却未见有使用“美术”、“美术会”一类词语。
1872年志刚出使西欧，也接触到西方艺术。他在《初使泰西记》中记载：“往拜本地大官名伯克者，即陪往观其天主堂。堂内有初创油色画名娄奔司之画，其处奉为典型。又往观其藏画库，称所存五百六十，皆名手也。”[17](P351)志刚却是以“藏画库”说明。
在日本，“美术”一词是出现在翻译万国博览会的邀请照会之时。像参加外国博览会之事，中国也曾遇到。但从当时与会人员的记述来看，却似乎还是没有出现“美术”一词的可能。1876年，美国在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清政府也派代表团参加。李圭对此次博览会有详细的介绍：“美国费里地费城仿欧洲赛会例，创设大会”，“内建陈物之院五所：一为各物总院，一为机器院，一为绘画石刻院，一为耕种院，一为花果草木院。”[18](P201)“另有古铜器、古石器、牙器、铁器，列于绘画石刻院，皆二千年以上之物，自地内挖得者。”[18](P220)同样是对博览会展品分类的介绍，李圭使用的是“绘画石刻院”，其实就是博览会里面的美术馆。
从以上史料看来，国人在出使游历西方各国时，常用“画会”、“画院”、“绘画石刻院”、“画阁”等词，而未见“美术”、“美术会”、“美术院”等词。那么在早期出使西洋过程中如何翻译被日本译为“美术”的art?出洋使者在欧美与各国的文化有密切接触，当然也有碰到art一词的时候。郭嵩焘便是一个例子。在出使期间，他频繁接触西洋艺术。1877年7月，郭嵩焘“晚赴罗亚尔开得密倭甫阿克斯（连十余屋悬画数千）、罗亚尔利成斯波丹里克戛尔得两处茶会。一为画会，一为利成园花会。”[19](P224)“罗亚尔开得密倭甫阿克斯”，即为Royal Academy of Arts的音译，中文的意思是皇家美术学院。郭嵩焘用汉语介绍为“画会”，Arts被音译为“阿克斯”。1878年1月，郭嵩焘又重游该地，记载曰：“罗亚尔那克得密阿甫阿尔得斯画会（设在百林登侯史），其参赞意登约往观画。凡油画张挂千余幅（约十余院），多世爵旧家借用，二三百年名迹为多。晤旁思密非音、斯博得斯武得、娄珥斯数人。”[19](P420)Royal Academy of Arts被直译为“罗亚尔那克得密阿甫阿尔得斯画会”。这次Arts被翻译为“阿尔得斯”。不论是“阿克斯”，还是“阿尔得斯”，均为汉文音译。
1878年3月，郭嵩焘到古里门、西法里尔两画师处。“两人所作画，并应送罗亚尔喀得密画馆，相约一往观。画馆地名白林登侯史，盖英前主若尔治第三所创始，专集画师之有学问着名者于中讲艺，得四十人。”[19](P515)罗亚尔喀得密画馆，即Royal Academy，今译为皇家美术学院。对于西欧绘画一门，郭嵩焘颇为赞赏，他说：“去岁阿尔皆尔公处见一画师曰类登，又国家大画局名拉登拉尔格勒里，见一画师曰阿尔马塔谛马，并列名阿琐西安中。区区一画学，而崇尚之、推广教习之如此。西洋人才之盛，有由然矣。”[19](P516)拉登拉尔格勒里，即National Gallery，今译为国立美术馆，而郭嵩焘在其前使用“国家大画局”加以说明。
出洋游记是早期了解外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许多新生事物便是通过这一途径为人所了解。　“美术”一词频繁出现在东游日记里，主要是用来介绍日本的“美术会”、“美术院”等事物，而西游日记介绍同类事物时却使用了其他词语加以表述，例如“画楼”、“画会”、“画阁”、“绘画石刻院”等。甚至在翻译art时，也临时使用其他译语，主要是音译。译语的不稳定性，大致表明了当时国内对art尚未有固定的译法。
二、异曲同工
除了出洋游记，来华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报刊、所翻译的文章论着更是传播新知识的主要途径。1880年前后至甲午战前，西方文化知识，包括艺术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靠来华传教士及其周围的中国翻译人员介绍输入中国的。他们在介绍西方的art概念时，基本上也未使用“美术”一词，而是使用其他词语，例如“雅艺”、“上艺”、“美艺”等。
1877年韦廉臣着有《腓尼基原流备考》，连载于《万国公报》上。文中有一段关于腓尼基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介绍：“自腓利细底而后，道探性命者有人，艺精星术者有人，切深格致者有人，而诗歌之雅、词曲之工、音律之谐、画绘之精者更不乏人，尝闻其所刻石像，毛发须眉栩栩如活，至今尚有存焉者，询所谓地灵人杰者矣。”[20](P3747)这里面的“诗歌之雅、词曲之工、音律之谐、画绘之精”，所指的正是“美术”的范围，即包括诗歌、词曲、音乐、绘画等。韦廉臣是使用枚举的手法来介绍说明的。若干年后，颜永京用“雅艺”概括了此范围。
1882年，由颜永京翻译的《肄业要览》出版，文中使用了“雅艺”一词。颜永京（1839-1898年），字拥经，原籍山东，生于上海，牧师、翻译家。1861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建阳学院。翌年回国，初任职于上海英国领事馆、同文书局，1870年后任牧师，并建文华学堂。　《肄业要览》译自斯宾塞《教育论》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肄业要览》权量一切学问的轻重急缓之分，意在给学者指明一条学习之路。学问的分类，“略有五种：一、保护生命存活之举；二、谋生以得衣食之举；三、抚养教诲子女之举；四、与闾里国家相关之举；五、闲时玩物适情之举”。[21](P2)“所谓玩物适情，即人第五件所当学者。包括裨官野乘、歌谣音乐字画雕虫等雅艺、树木花草等类。”[21](P8)此时，颜永京已经使用“雅艺”来概括歌谣音乐字画雕虫等。
《肄业要览》发表于1882年。而1881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已经有近似的文字介绍西方教育理论。19世纪80年代后，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发生变化，开始比较集中地传播西学、宣传变法。80年代初，他的变法主张集中地反映在《近事要务》中。《近事要务》连载于从1881年11月12日至1882年1月28日的《万国公报》上，署名“中西友”。[22](P590)1881年12月24日的《万国公报》刊登他着的《近事要务十五则》，其中第四十六节为《定学序以免紊乱》。该文对当时学人“学多无定序，所以重此轻彼，各有所偏”的现象提出批评，并引用西方治学之先后作为学习榜样：“西国昔有明道之士立为学序五条，禁□□乱。第一条、曰保全，凡于国家有益无害之道黾勉而学之，如医学、兵法、地舆之类；第二条、曰费用，凡资以养身养众者必得其法而行之，如天文、重学、地理、化学、生物学、学会之类；第三条、曰道理，朝考夕究以明其理，益身益心益神之类；第四条、曰法则，所行必有法有则，如纲鉴史记之类；第五条、曰礼乐，盖淑行陶情之道也，如礼乐、诗歌、镌刻、绘画之类。五者有始有终不可□等。”[23](P8649)该文虽然没有明指是来自斯宾塞的《教育论》，只是点明来自西方明道之士，但从内容上看，颇似出白该书。这第五种学问，《近事要务十五则》表述为“淑行陶情之道”，如“礼乐诗歌镌刻绘画之类”。《肄业要览》表述为“玩物适情”，包括“裨官野乘、歌谣音乐字画雕虫等雅艺、树木花草等类”。“礼乐诗歌镌刻绘画之类”也就是“歌谣音乐字画雕虫等雅艺”。与《近事要务十五则》相比，颜永京将其概括为“雅艺”，显然是一大突破。
大约与颜永京同时，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则使用了“上艺”一词来表述相同的知识范围，主要体现在其《自西徂东》一文中。《自西徂东》最早连载于自1879年10月到1883年的《万国公报》上，1884年在香港正式出版单行本。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冯勉斋和循环日报馆洪士伟的润色。但因目前保存下来的《万国公报》有部分缺失，未能见到谈论“上艺”的部分，所以本文利用《自西徂东》单行本进行讨论。
《自西徂东》以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为纲，比较中西文化。其第五十七章是《上艺之华美》。“上艺”一词，是花之安的创造。对此，花之安有自己的解释。他说：“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奚以称之为上艺乎？夫上艺虽非德行，而实与技艺不同。技艺者，为世所适用，而上艺则为人所美观，而不拘于用世，所以与技艺不同也。孔圣之门有六艺之名，曰礼、乐、射、御、书、数。而泰西之上艺则有五，建造、雕刻、丹青、律乐、诗歌也。”[24](P192)乐、诗、绘画、雕刻之类在《肄业要览》中被称为“雅艺”，是高雅的，不同于一般的“艺术”。而在这里，则被花之安称为“上艺”，是“成而上”的，而不同于一般的“成而下”之艺。显然，颜永京与花之安所要说的，便是今天所指的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而之所以在“艺”字之前加上“雅”或“上”等字，正是为了同旧义的“艺术”相区分。
当时传教士一边发行《自西徂东》，一边却用了有别于“上艺”的词汇来表达同一概念。雅艺、上艺之外，还有“美艺”。1897年，由林乐知节译、蔡尔康录的《三裒私议以广公见论戊·并引》介绍了李鸿章在英国的一些琐闻。李鸿章闻知英国有一个善画的女子，便请她为其画像。该女“甫值破瓜年纪，其画幅已悬于美艺会。　（西人以绘事为美艺之一，常设会以较优劣）人之见之者，咸不信芳龄仅尔许也。”[25](P17084)这里使用了“美艺”一词。括号内的解释“西人以绘事为美艺”表明作者考虑到读者可能对“美艺”一词感到陌生。稍后，又有近似情况出现。同年9月，上海朱树人翻译《巴黎书库提要卷一》时就借用了美艺一词。在该书库中有书一，名为《学僮画报》，“此报专备学僮观览，以鼓舞其读书识字之兴。内分十四类：一杂记、二可惊可愕之事、三故事、四诗词、五美艺（法人以绘画雕刻等技为美艺）、六灯谜及杂戏、七着名儿童传记、八名人传记、九新法记、十格物论、十一万物景状、十二农圃学、十三寻常艺学、十四题问。”[26](P377)这里对“美艺”的解释手法与上则材料十分相似。
1898年，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共同译着的《论救世之意》指出：“西人于绘画刻镂刺绣等事统名之曰雅艺学。”[27](P17563)同年六七月，在人心思变的风气中，广学会为中国的振兴出谋划策，提出中国必须兴办新学，编定《速兴新学条例》，并将之印成专册分寄到各省督抚。此中认为“今日而筹急救之法，必合诸学以定课士之程，交邻国而求永好之方，必惜寸阴以广育才之道。综其纲领，厥有六端：一曰书籍、二曰书院学塾、三曰考政、四曰新学报、五曰立学经费、六曰鼓舞人才。此六端者，皆所以启迪华人，速知各国良法之要策也。”[28](P17863)并将泰西要书总目，附开于后，分为道学、风俗通考、性学、世道、地舆人类游历之学、史学、古事考、格致之学、医学、工艺、诸子以及语言文字等十二种。其中工艺分为十三支类：艺学总论、工师、电学师、陆路兵法、水路兵法、农学、杂工、雅艺、造屋师、音乐、戏剧、家常手艺。诸子分十四支类：类书、各国书籍总目、各国创印书籍记、诸家史记传论、书楼记、欧洲各国古今小说、笑谭、诗歌、戏文、文辞、寄书游说、劝世文、故事、杂志。这里的“雅艺”处于“艺学”之下。8月，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又合作译出《道学列传小叙》，对雅艺作出解释：“西方以绘画雕刻音乐诸事，总名之曰雅艺，或译作美艺。”[29](P17949)文中还指出新诗可以淑性陶情，雅艺可以怡神悦魄。可见曰雅艺、曰美艺，实质指的都是同一事物，不同的是名称。
1898年，《万国公报》卷117刊登由嘉托玛着、山雅谷译的《富国新策》，其“第七章论诚实”在批评中国之艺时说：“西国之所谓美艺者，乐以宣天籁，诗以道人情，穷目力以范水模山，练手法以追金琢玉。”[30](P18004)此处所言“美艺”，包括了音乐、诗歌、绘画、雕刻等事。
花之安、韦廉臣、李提摩太、山雅谷等传教士，以及他们身边的中国助手，他们所说的“上艺”、“雅艺”、“美艺”等词的范围基本上包含了绘画、音乐、诗歌、词曲、建造或雕刻等，且不同于一般普通技艺，而是属于形而上之艺。所以，上艺、雅艺、美艺等问所指，应就是art。
“雅艺”一词出现于《肄业要览》，时间是1882年。而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出现了“雅艺”一词，且用法与《肄业要览》相当一致。在1867年至1874年间，日本着名学者西周便使用了“雅艺”一词。据日本学者山本正男研究，西周于庆应三年（1867年）在京都创办私塾，讲授过一部《百一新论》（上下两卷）。《百一新论》于明治七年出版问世。明治三年，从西周在私塾育英社中进行讲授的特别课程“百学连环”中，便可看出他将包括美学在内的各种学科在结构和内容上都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按照西周的说法，一切学问都应当各自有其学术领域，然而在汉学中的经史文则缺乏这种明显的区别。汉语中所说的学术，相当于外语中的science and art。而作为格物致知和保持真理的“学”和为穷究事理提供手段的“术”是必须严格区别开来的。这可以说是钻研真理时应下功夫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上面的功夫，另一个是下面的功夫。无论是上面功夫的学还是下面功夫的术，都有着观察与实际这两种区分。在前者，即学这一方面又有着单纯的学(pure science)和适用的学(applied science)之别；在后者，即术这一方面也有着技术(mechanical art)与艺术(liberal art)之别。诗和音乐、绘画、雕刻、书法同属于“雅艺”(liberal arts)。[31](P16-18)去除现代翻译的干扰，准确地说，西周所说的学科体系是分science and art两大部分，而art又分mechanical art与liberal art。liberal art即是“雅艺”，包括诗和音乐、绘画、雕刻、书法等。
此后不久，西周开始使用“美术”一词，并以“美术”代替“雅艺”。“美术”一词在日本出现的时间是1871年11月，较为广泛传播的时间应是在1872年。而西周在1872年1月即接受了“美术”一词：“到了明治五年一月，由于要为日本皇室讲学，他又把‘百学连环’中的佳趣论加以扩展，于是便形成了作为讲课笔记的《美妙论》，这成为日本最早的独立的美学书，全篇由四章构成。他在第一章中论述作为哲学的一个分科的美妙说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及其研究对象，他在一开篇时便说道：‘哲学之中有一种叫做美妙学的学问，此学问与所谓的美术有相通之处，是研究美术的原理的学问’。”“接着，他在讲述美妙说时说道：‘在西方，当今列入美术之中的有绘画学、雕像术、雕刻术、工匠术这样一些内容，然而，诸如诗歌、散文、音乐以及中国的书法也属于此类，这些都适用于美妙学的原理。如果将范围再扩大一些，那么，舞蹈、戏剧等也可划入这一范围内’。”[31](P19)此时，西周使用“美术”一词代替了“雅艺”。
传教士及其周围的翻泽人员在中国使用“雅艺”的时间似乎要比西周晚。那么一样使用“雅艺”纯属于巧合，还是存在事实上的联系？在没有足够史料的情况下，甚难断定。因为，从以上史料来看，“上艺”、“美艺”、“雅艺”同时使用，没有固定的译法，这应属于临时之用，而这跟当时来华传教士采用的文字传播方式有关。来华传教士由于中文表达能力有限或出于更好地传教的目的，往往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发表言论，其所欲发表的言论往往先由传教士口译，然后再请华人润饰文字，[32](P5)这在他们的着述中可以较明显地看出。所以，同一个概念由于时间、译者的不同，常出现不同的译法。另外，具体语言环境的变迁也会影响到述者的措词。译语的不稳定性似乎恰好反映了译语的原创性。
“上艺”、“美艺”、“雅艺”等词所指，包含了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诗歌等内容，范围与来自日本的“美术”相当，与今天的“艺术”范围相一致。“上”、“美”、“雅”的使用，主要在于突出这一门艺与一般艺的区别。而当时“艺术”一词包含相当广泛，大致泛指一切技艺。
对于“艺术”一词，当今不少学者以为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广注》（1879年）中提及的“艺术”一词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其实，阅读上下文，再参以当时“艺术”一词的习惯用法，可以判断黄遵宪所用“艺术”还是传统含义。1877年，黄遵宪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在日期间，悉心考察明治维新有关情形，撰写成《日本国志》及《日本杂事诗》。黄遵宪说：“余闻之西人，欧洲之兴也，正以诸国鼎峙，各不相让，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争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33](P599)这段文献中的“艺术”常被当今学者当成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而学者所依材料也仅仅是这段文字，缺乏考证。黄遵宪在此处使用“艺术”一词，是与“武备”相对应的。所以，很难认同此“艺术”是现代意义上的用法。而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日本名词大量涌入前，“艺术”基本还是传统上的意义。
1884年，郑观应在其作《考试》中，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提出新的设想。他主张考试内容分文武两大部分。文的方面则包括了中西两个方面，具体分为六科：“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牋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术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34](P299-300)郑观应所说的“艺术”科，包含了天文、地理、测算、制造等，显然大别于当今艺术的主要涵义。
而由传教士主持编辑的《格致汇编》也曾用“艺术”一词。1890年，《格致汇编》第五年秋卷刊载有《格致书院新到格致教习》，对格致书院延请新教习的情况作了介绍：“中国风气日开，而艺术日精，实此院有以倡之也。盖设格致书院之意，原欲华人明晓西学格致，精究制造工艺，好学之士均可入院讲求，有志之人不妨进院肄业。”[35](P45)此“艺术”所指，应是格致、制造、工艺等。
1897年，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开设的课程，除了英国语言文法外，主要有“文学门”和“艺术门”两大门类。文学门包括：“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即辨学）、计学（即理财学）、公法学、理学（即哲学）、政学（西名波立特）、教化学（西名伊特斯）、人种论”；艺术门包括：“算学、几何（即形学）、代数、三角术（平弧并课）、化学、格物学（水火电光音重在内）、天学（历象在内）、地学（即地质学）、人身学、制造学（汽机铁轨在内）”。[36](P715)“艺术”所指跟现代的意义相差甚远。
其时中国的“艺术”一词基本是延续了传统“艺”的意思，包含甚广。而传教士及有关中国学者在传播西学时，为区别“艺术”，采用了新的词汇“雅艺”、“上艺”、“美艺”等。　“雅艺”、“上艺”、“美艺”等所指的范围才是现代意义的艺术范围。日本学者西周所用“雅艺”一词与中国所用“雅艺”一词，是出于巧合，还是存在事实联系，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美术”得势
戊戌之后，中日之间联系加强，更多的日语词汇传入中国并为人们所使用。1905年4月，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便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着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着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37](P101-102)好奇者跟泥古者虽表现各异，但都反映了外来术语对近代中国的冲击之大。进入20世纪后，“美术”一词在一定的范围内，已经不再令人感到陌生。潮流所趋，“上艺”、“雅艺”、“美艺”等词语的使用也受到影响，逐渐为“美术”所代替。
蔡元培在阅读《肄业要览》时，已经不沿袭使用“雅艺”，而使用“美术”。1900年到1901年间，蔡元培在绍兴及上海搜集国内外参考资料，对各级学校的课程进行研究，于1901年10月编成《学堂教科论》。蔡元培接受日本井上甫水的分科思想，将学术分而为三：“曰有形理学，曰无形理学（亦谓之有象哲学），曰哲学（亦谓之无象哲学，又曰实体哲学）。无形理学为有形理学之统部，统部即尽稽万理之义。”[38](P334)其有形理学之下，分算学、博物学、物理学以及化学；无形理学之下分名学、群学以及文学；道学之下分哲学、宗教学以及心理学。这里的文学按蔡元培的说法也就是美术学，“文学者，亦谓之美术学”。[38](P336)文学之下包括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以及小说学。蔡元培的《学堂教科论》的制订，参考了不少课程方案，既有日本的课程表，也有其他资料。《肄业要览》便是其中之一。蔡元培制订《学堂教科论》之前便接触研读了《肄业要览》。②[38](P268)蔡元培解释文学时便说：“文学者，亦谓之美术学。《春秋》所谓文致太平，而《肄业要览》称为玩物适情之学者，以音乐为最显，移风易俗，言者详矣。（希腊先哲及近代西儒论音乐关系，与《乐记》义同。）”[38](P336)“玩物适情之学”也就是《肄业要览》里所指的第五种当学的学问。蔡元培所指的“美术学”包括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以及小说学，正是《肄业要览》中的“歌谣音乐字画雕虫等雅艺”。颜永京用的是“雅艺”而非“美术”或“文学”。而通阅《肄业要览》全文，也并未见“美术”一词。蔡元培在编《学堂教科论》时，是否有意识地认为“美术”比“雅艺”更适合？这似难断定。但在此一时期，从其他史料来看，词语“美术”的确有代替“雅艺”的趋势。
自甲午战后，《万国公报》的言论受中国文化环境的影响比较明显。姚纯安在《清末群学辩证》中指出：“根据笔者的查阅，甲午战前《万国公报》几乎没有关于斯宾塞的介绍，此或与斯宾塞和教会的冲突有关。《万国公报》第221卷（1899年2月）上刊登《大同学》，称：‘格致家与教会有夙仇’，‘施本思与其门下弟子，尤蔑视教会不已’，对此有所交代。战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后，传教士为了迎合中国士人，《万国公报》上才出现关于斯宾塞生平和思想的介绍。这一现象说明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受中国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39](P19)这也从侧面证明《万国公报》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1904年，《万国公报》上开始出现“美术”的表述。12月《万国公报》第191册刊登《格致发明类征》。《格致发明类征》由林乐知译，东吴范袆述。其中介绍了“美术大会”。全文为：“圣路义博览会中，近有美术格致会之聚集。内皆上等着名之格致家与美术家，将来其所纪录之书成，恐无一种书能囗之矣。且自他国来之代表者，约不下百人，实为从前所未有。而其大意，则欲最新发明之美术格致汇于一处也。”[40](P23055-23056)1905年6月，《万国公报》第197册又记载有《蜡兵美术》。该文同样由林乐知译，东吴范棉述。可惜全文已佚，仅剩题目。同样都是由林乐知翻译，但从“美艺”到“美术”的转变，个中缘由除了述者有不同之外，也许更多的是当时语言环境变迁的结果。
四、结语
以某一年作为某一名词最早输入的时间，是件危险的事。从“美术”一词早期输入的语境分析，大致还是可以肯定其最早输入时间应在1880年前后。毕竟，古义的“美术”一直到同治年间还可见到。而与art对应的“美术”于1871年由日人译出，并于1880年为李筱圃所引用。“美术”被日人译出后，中国游历官绅尚采用音译或惯用词汇去解释同类事物。尽管韦廉臣在1877年已经将“美术”的范围介绍给中国，但概括性的词语如雅艺、上艺、美艺等则在1882年以后才出现。甲午战后，随着日译名词的大量输入，雅艺等词逐步被“美术”所替代。
注释：
①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发现了这一记载。
②蔡元培在庚子八月十八日日记中写道：“汪介臣来，携《肄业要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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