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新文化运动-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一）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10年3期
作者简介：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zhan-gqingfd@ fudan. edu. cn
内容提要：“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已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中心/边缘
不知从何时起,“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往往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①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都在明示“五四”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地位。近些年,情况才稍有所变。不乏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②。很显然,打通“晚清”与“五四”,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五四”(自然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也动摇着历史叙述的架构。不宁唯是,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问题,也进入学者的视野。论者阐明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以及“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还特别提示对于“新文化运
①且不论今日,“五四”后不久,即有这样的言说方式。1923年《时事新报》一篇讨论思想界潮流的文字,就强调:“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分言之:把这思想用到文学上来,便是新文学;把这思想用到政治上去,便是新政治(平民政治);把这思想用到社会上去,便是新社会(互助社会)。”见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 1923年4月29日《时事新报》,“学灯”第5卷第4册第29号,第1页。也难怪恽代英会以此撰文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了。”见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 1924年4月12日,第1页。
②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后来又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作为其所撰《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导言。
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实际上有相当的出入。①对此,似有必要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对于“影响”的探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的参与者,关注的是“有”;而不受此影响的却成为“失语者”,皆归于“无”。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林林总总的“回忆”,所提供的即是“有”的情况。②对《新青年》的“阅读”也是如此,各种“回忆”建立起“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叙述模式。然而,同样可以基于“无”展开叙述,因为阅读的“时日”,同时也在证明此前未曾“接触”《新青年》。这样的音调或许不那么“和谐”,却也有所浮现。190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偏僻小镇的王凡西即表示,“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知道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已是一二年之后了。③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言及,在故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典型的“穷乡僻壤”度过的8年岁月,不但没有现代教育,连传统的私塾也没有。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④生活于偏僻之地,不知“五四”,倒容易理解。不过,别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有这样一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据《学生杂志》一篇文章透露,以“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五四运动”的考生,“很有几位”。⑤研究的情形也并不乐观。伍启元着《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清华周刊》登载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或者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能相媲美”的空前的思想变动,“不幸得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能将这个复杂撩乱的情形,撷英咀华,作简短握要的介绍。有之只是几篇不尽不实的论文,散见于各报章杂志,这又怎能满足青年的希望呢!”⑥这样看来,关于“五四”的影响,仍是有待深入检讨的问题。
论者曾提出关于“五四”的记忆问题,指出“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⑦。曹聚仁在回忆中即坦诚:“我之回忆五四运动,已在五十年后,用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座纪念碑,观感自有不同。”⑧事实上,担心五四被“遗忘”,也算得上持续不断的声音。1935年5月,胡适接连写下关于“五四”的两篇文章,原因无他:“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⑨到50年代的台湾,作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更发出这样的叹息声:“五月四日这样重要的节日,几乎被人忘记了!”10“记忆”与“遗忘”,或许正构成“后五四”时代的历史基调;“五四”的历史也由此“建构”。
①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②关于此,陈寅恪曾有精到的诠释:“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做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果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见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台北《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 1970年10月,第17页。
③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④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收入《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1—74页。
⑤嘉谟:《青年生活与常识》,《学生杂志》第11卷第9号, 1924年9月,第45页。
⑥乔平:《伍启元着〈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书评)》,《清华周刊》第41卷第6期, 1934年4月28日,第106页。
⑦微拉·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收入《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⑧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⑨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 1935年5月5日,第2页;《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 1935年5月12日,第2—8页。
10殷海光:《重整五四精神》,《自由中国》第16卷第9期, 1957年5月5日,第1页。
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中心”与“边缘”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由所在。依拙见,如能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能提供新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特质,今日已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①这既有助于推动从“边缘”看“中心”,展示更多的图景,同时也表明,针对所谓的“边缘”立说,并不容易,很难提供全方位的视角。故此,本文对此的检讨,所提供的也仅是私人的阅读经验,试图透过几个个案,分析《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内中不只关注新文化是如何传播的,还期望能展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阅读”《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变异”。这样的“图景”与“中心”所展现的无论是否相似,或都有俾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更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
所谓“中心”与“边缘”,实在是过于宽泛与模糊的字眼②,这里也无意加以严格限定,只是试图说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背景下对《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的“阅读”体验。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中心”与“边缘”,更多来自时人的自我认定,事实上,“中心”之成为“中心”有赖于“边缘”;“边缘”也不断产生对“中心”的认同,二者本身形成互动关系,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因此,不妨首先展示“中心”的情形,论者提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就阐明了《新青年》之成为“中心”所经历的曲折。换言之,尽管在时间的把握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新青年》构成“中心”,却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仅从“中心”所提供的信息,无论是作为“生意”,还是“阅读”,都不难发现这一点。
作为“生意”,《新青年》最初的确可用惨淡经营来形容。陈独秀1913年亡命到上海,找到汪孟邹,表达了出一本杂志的想法,并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当时的亚东正在印行《甲寅》,没有力量做新杂志,于是介绍给群益书社出版,但最初每期只印1000本。且只发行了6号,就停刊了半年。③对此,陈也是颇为沮丧的:“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④不过,所谓“生意”,却不能限于杂志本身,结合出版杂志的书局加以考虑,就颇为必要。经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就透露出书局对出版杂志的考量。1916年3月13日,张在日记中曾记载一事,“《时报》将不支”,颇希望商务能够“附股”,他却表示:“本馆近来对于报事甚淡,恐难附股。”⑤《时报》估价较高,是商务没有兴趣的原因;其所说的对报事甚淡,也未尝不是实情。不过, 1916年6月7日日记中又提到另一事:“代售《船山学报》,告傅卿函询湘馆,总馆代印价已收足否。不登报无销路,催交报费方可代登。”⑥这里也指明了书局与报刊形成的关联,“登报”与“销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生意”的角度,有必要考虑到这一层,不能单从杂志的印数来核算成本。群益书社之所以愿意发行《青年杂志》,除了其他原因,部分也是因为有这个窗口,可以将所出书籍,进行推广。从创刊号开始,群益书社每期都
①参见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着名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即撰有CenterandPeriph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ChicagoPress, 1975 )一书,主要基于信仰与价值层面检讨中心社会所具有的权威地位。
③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3页。
④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916年9月1日,第7页。
⑤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 1916年3月13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⑥《张元济日记》上册, 1916年6月7日,第94页。
刊登了不少书籍广告(绝大多数为群益书社的出版物,少量是其他杂志与亚东书局的书籍广告),并发布《通信购书章程》,书局由此获益,不可不提。①而书局业已建立起的发行渠道,对杂志的发行来说,也至关重要。《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期开始列出“各埠代派处”,计有49个城市与省份的76家“书局”。②这当是指群益书社已建立起的发行渠道,也大致可推断《新青年》杂志借助这样的渠道可能发行到何地。这也是不可忽略的“生意”,算是《新青年》所搭上的便车。③
与之适成对照的是, 1919年1月创刊的《新潮》杂志,就显出别样的情形,其社员只管编辑出版,发行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主持,“发行面是非常狭小的”,“代销处也只限于本校,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及书报摊”,而外埠由于“不登广告,只靠同道的几个杂志互相介绍,知道的人不多”。④顾颉刚在日记中也透露,由于不能依托书局,《新潮》的发行颇为曲折;日记中所保留的社员之间通信,也不乏关切如何与书店打交道的内容。⑤关乎此,张静庐曾以一个“出版人”的身份有所总结:“在几百几千种杂志中,要使你的刊物从那里窜出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要使各地的读者都晓得有这样一本东西(买与不买是另一问题),第二,要使它能达到每一家贩卖书店(卖得掉与卖掉是另一问题),第三,要使读者怎样会拿出钱来买你的杂志(满意不满意是另一问题)。”⑥
相应的,《新青年》提供的另一种“生意”,也同样重要,那就是与“学”结合,编者有此用意,读者亦复如此。《新青年》创刊时的“社告”,第五条即明示:“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该杂志第1、2卷的“通信”栏,也显示出读者所关心的集中于“问学”,尤其关切学习某一门知识,该读何书,哪所学校最佳。⑦
因此,关于“学”与刊物的关联,也是不可忽略的层面。所谓另一种“生意”,即是要考虑报章杂志的“色彩”问题。依拙见,且不论来华西人最早创办的中文报刊成为“西学”的重要载体,与“学”的结合同样是晚清士人发行报刊值得注意的“生意经”。这关乎学科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成长,从学科构成报刊的主要栏目,以及任用学者来办报,都体现出这一点。唐才常所撰《湘报叙》,就强调说:
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
①《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版权页”即刊出《通信购书章程》,告知购买“本版书籍”的具体办法,而第1卷第2号“版权页”才登出“投稿简章”。
②包括北京、天津、保定、大名、济南、烟台、太原、运城、西安、云南、贵州、兰州、城都(原文如此)、重庆、泸州、梁山、开封、广州、汕头、桂林、嘉应州、长沙、汉口、武昌、南昌、广信府、安庆、芜湖、屯溪、福州、厦门、坎市、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州、扬州、常州、杭州、宁波、绍兴、处州、温州、奉天、吉林、龙江、哈尔滨、新加坡等。
③恽代英对办杂志的设想,也提到这些情况:“凡主办一杂志,应以之为唯一之生活,应视办理杂志如何可以推广销路,如何可以满足读者欲望,为其心目中时时不忘之研究问题,学习问题(窃谓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为将职业学问拍合为一噀,当撰职业与学问篇详述之)。国中办杂志者没轻心以掉,但求一杂志之模型,即出而问世,此所以屡致失败。凡书局所办杂志,尚稍从营业方面着想,未如彼等之轻心以掉之甚,故常较为长命,固非独资本厚薄问题也。然以言研究学习则尚未足。”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④李少峰:《新潮社始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
⑤《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 1919年1月14日,第67页。
⑥张静庐:《杂志发行经验谈》,见《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附录”,第2—3页。
⑦《新青年》第1、2卷的“通信”栏,为求学投函的内容特别多。如上海一所学校的学生盼望了解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与南逵博士《人学》的内容。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1915年10月15日,“通信”,第1—2页。天津一学生则期望推荐学习逻辑学的译着,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1915年11月15日,“通信”,第1页。
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伯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①
一份标榜“觉民”的刊物,也阐明“夫积民而成国,断无昏昏沉醉之民,而能立国于竞争之世”。因此,“学生攻书之暇,出一杂志,以写种种事情,若者良,若者不良,内而己国之事情,外而全球之大势,无不登诸报端,以输入文明,其计至深远也。”②该刊登载的第一篇文字,同样强调“阅报”之有益,指明报者乃“新学之母”。③《时报》1911年刊登的一篇文字,还提出“印刷物可觇文明程度之高下”:“今夫文野程度,全视印刷物之多寡以为衡。欧美各国近数十年内所以进步如此之速者,皆由印刷物导之先河,各国每年所出新书籍,无虑数十万种,各国每年所出杂志,无虑数十百种,各国之操新闻业者,每日所出纸,无虑数十万份。”换言之,“未有印刷物不发达,而文明程度可以增进者”。作者忧心的是,“试问吾国每岁出版之物有几何?”“虽遍登广告,然大抵翻印旧籍者仍有多数,而新籍则几如凤毛麟角焉。以此风气验之吾国今日守旧者仍多于开新者,此则中国前途最可忧之一大事也。”④
《新青年》被带到大学,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催生出另一种形态的杂志。可以说明的是,1918年前后读书人广泛介入办报刊的活动,从报业的角度也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戈公振曾表示,“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窳败日益加甚。”⑤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说“生意”的兴旺,最说明问题的即是大学中人广泛介入创办刊物的活动中。以北大来说,据《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底提供的资料,北大之“定期出版品”包括:《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数理杂志》、《音乐杂志》、《绘学杂志》、《批评半月刊》、《评论之评论》,“其现在暂行停刊者为《国故》月刊、《奋斗》周刊,曾经拟议尚未实现者,有史学系之《史学杂志》与地质研究会之《地质杂志》。”还特别提到：
更有许多本校之学生,因鉴于文化运动之事业,仅及于通都大邑,殊未尽善,乃各就其乡土之情形,从事研究调查,以谋补救。即就其调查研究之所得,在北京办各种定期出版品,编辑印刷完竣后,再行寄回各处。如四川学生所办之《新四川》,浙江兰溪学生所办之《新兰溪》、永嘉学生所办之《新学》,陕西学生所办之《秦钟》,安徽学生所办之《安徽旬刊》,直隶武清教员及学生所办之《武清周刊》等,福建学生所办之《闽潮》半月刊等等不下十余种。其余若《新青年》,为本校前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所主持,撰述者多为本校教职员学生。《新教育》为现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所主持。《新生活》为本校职员李辛白先生所主持。《国民》杂志为北京学生界所办。《少年中国》月刊为少年中国学会所办,而主持之者均为本校学生。⑥
①唐才常:《湘报叙》,《湘报》第1号, 1898年3月7日,无页码。该报第14号还登载了《论阅报之有益》一文,论述阅报之益。见杨槩《论阅报之有益》,《湘报》第14号, 1898年3月22日,第53—54页。
②《觉民发刊词》,《觉民》第1期, 1903年11月,此文据高旭等编《〈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③作者阐明:“顾在古昔,则明诗书已足。而在今日,则非研究新学新理不为功。新书汗牛充栋,莫知适从。学理浅者,又往往不能卒读,则莫若多阅报纸。见闻既广,智识既开,事理既富,而后研究新学,洞若观火。是报者,又为新学之母也。夫报既能通上下之隐情,传内地之动静,使世界大势伏处山麓者,了如指掌。”觉民:《论阅报之有益》,《觉民》第1期,1903年11月,第9—10页。
④孤愤:《论印刷物可觇文明程度之高下》, 1911年3月9日《时报》,第1版。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8—181、196页。
⑥《出版品》, 192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771号,第7版。
学人投身到刊物的创办中,也成为自觉的行为。《新潮》杂志发刊时,傅斯年就不无意味地表示:“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还解释了刊物之缘起: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①张国焘也描绘了那个年代读书人之选择办刊物差不多成为“行动的第一步”:“要救国,就要组织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想借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②推而论之,整个新文化运动即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的勃兴,可说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举凡革命主张的鼓吹,世界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的提倡,新兴艺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展开,哲学理论的探讨……其所持的工具,莫非为报章、杂志、书籍,凡此无一不属于出版事业。”而且,“不但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其他各国也莫不如此。盖因近代印刷术的发达,差不多成了压倒其他一切的文化流传的工具,所以出版事业也成了促进文化的主要动力。”③
从“生意”的角度,由于材料的限制,无法如探究《百科全书》一般去追问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生意”。④但上述种种,却多少说明《新青年》构成“中心”的缘由及具体展现。基于此,立足“边缘”看“中心”,也成为可能。不过,要展示对《新青年》等新文化运动杂志的阅读,还有必要对晚清以降所呈现的阅读生活,略加说明。毕竟,对《新青年》及新文化时期报刊的“阅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⑤
二、“阅读”报刊:成长的阶梯
系统勾画报纸杂志在晚清的发展,殊无可能。可以明确的是,“京报”、“邸报”及“宫门抄”、“辕门抄”这样一些沟通政情的形式,构成帝制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管道,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晚清士人走向报章的创办,也主要基于“上下通”、“中外通”来理解报章之功能;同时,其发展也颇有曲折。宋恕在一通信函中即表示:“康长素拟开报馆于京师,恐无益处。今上海报馆有三,专以逢迎时贵,变乱是非为事。京师忌讳更甚,安可以开报馆?果开之,其逢迎变乱之弊,必更甚上海!”⑥严复对此也是冷眼相看,他在给汪康年信中念念不忘所谓的“庶人不议之例”,就道出报章在中国发展遭遇阻力的缘由。⑦孙宝瑄更是有言:“今之所谓舆论,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因为,“天下最普通人占多数,其所知大抵肤浅,故惟最粗最浅之说,弥足动听。而一唱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舆论,可以横行于社会上,其力甚大,虽有贤智,心知不然,莫敢非之。”⑧
①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 1919年1月,第1页;《〈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附录”, 1919年10月,第199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③杨寿清:《对于中国出版界之批判与希望》,作为“附录”收入其所着《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36年版,第75页。
④达恩顿着,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太多相关着作,不在这里一一罗列。
⑤这方面的情形这里无法展开,除前揭王奇生的文章,笔者也有所述及。见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⑥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4页。
⑦信中写道:“津京两处,皆有人拟鸠股本,开设绝大报馆,挽弟为之着述家。独是朝廷虽累有新政之诏,然观其行政用人,似与所言尚非相应者。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开而议之,窃恐方今之日尚不能言者无罪也。”严复:《与汪康年书》(八),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9—510页。
⑧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2—1133页。
《时务报》创刊时介绍“都城官书局开设缘由”,即指明了这一点:“学会报馆在西国已成习俗,在中国则为创见,是以开办之始动遭疑阻。”①正所谓“大江东流挡不住”,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已感叹,斯时的中国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②。甚至还不乏文章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③可以说,经历晚清的发展,至民初时,对报刊的定位已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1912年归国后发表的一次演讲,联系自己18年前之投身报业,不免感触良多:“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日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④
阅读的情况又如何呢?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官方对于“阅报”的提倡。以张之洞来说,《劝学篇》就列有“阅报”篇,指明“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由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能够实现“寡交游,得切磋”。⑤《时务报》发刊后,张当即表示:“照得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不仅通令湖北全省订阅,还为湖北省、府、州、县各衙门以及各局各书院各学堂统一订购共288份。其辖下之两湖,也成为上海之外销量最大的两个省,均超过1000份。⑥推广之力度,不可谓不大。
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从一开始,即有培育“阅读公众”的自觉,呼吁农工商贾、妇人孺子各色人等皆应阅报,皆应“视报为《三字经》,为《百家姓》,为《感应篇》,为《阴骘文》,为《聊斋志异》,为《三国演义》”。甚至表示:“世有以予言为为然者乎,请以阅报人数之多寡与报馆之有无推广卜之也。”⑦1903年创刊的《湖南演说通俗报》,还揭示出地方上的回应,也颇为积极。该报创办后,“抚部院通饬州县,谕令城乡士民,广为购阅,以广化导”。并明确指示:“各乡各团均有公费,各团订购一册,所费无多,收效甚大,亟应谕饬尊办。”⑧稍后刊登的一篇署名储能子的文章,即讲述了该报如何“畅销”的情形:
醴陵县,原由抚宪饬洋务局,派阅通俗报二十份,张大令为之提倡,各团境长,大家购阅演说,近已共销一百四十二份。彼都人士,可谓热心牖民,开通之极。现闻长沙善化湘潭湘乡平江浏阳各团绅,皆拟购买通俗报,共兴演说,况各团皆有公款,报贽甚微,惠而不费,但得贤令尹一谕帖,则不患有人阻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⑨
官方之外,更为普遍的情形则是,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开办阅报所。《政艺通报》1903年就登载
① 《时务报》第1册, 1896年8月9日,第7页。
②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 1902年10月2日,第1页。
③《续论报馆之有益于国》, 1905年3月31日《新闻报》,第2张,“论说”。《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转载, 1905年5月28日,“教育”,第57页。
④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 1912年12月1日,第4—5页。
⑤张之洞:《劝学篇》,“阅报第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85册合刊,台北,文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7页。
⑥《札北善后局筹发〈时务报〉价附单》,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7—3319页。
⑦《论阅报之益》, 1902年7月7日《大公报》,第2页。
⑧《醴陵张大令劝令乡团阅报谕帖》,《湖南演说通俗报》第6期, 1903年7月,第2页。
⑨储能子:《畅销报纸》,《湖南演说通俗报》第8期, 1903年8月,第2页。
有《开办晋明书报所简明章程》,指明“本所之设,在开通晋人之智识,改良晋人之性质,俾知我国与各国竞争在学问而不在血气。无学问,则人挟幽并之健,地负关河之雄,徒酿乱阶,靡雪国耻。至本所阅书报者须咸励此志。”还制订相关规定,如“所中除阅书报外,不得闲谈或任意喧哗”。具体阅读办法也有:“凡来所阅书报者,本所备有取书凭条,可自注明所阅之书,向干事员领取。不得擅自取阅,或将各书颠倒错乱,致碍检查。”该章程又鼓励晋省官绅士商“捐助图籍、经费”,“以志公德”。①《东方杂志》所登载之《各省报界汇志》,除介绍各地新出报刊的情况外,也展现了各地所设阅报社的情况。如介绍山东的情况说:“济南官报馆主笔李明坡征君,现于布政大街设一阅报馆,各报具备,任人往阅,不取分文。蓬莱李叔坚大令近以寒士阅报无资,特捐廉购报,散给各乡生童阅看。其阅报规则,远者令各社社差限日送到,互相传观,观毕,于下次送报日将上次所看之报缴回;近者于课校士馆时分领回家阅看,每六人共看报章一种,阅讫于下期与课时,将旧报缴回,另领新报云。”该文还介绍四川推销报刊的情况说:“四川官报发行后,各府厅州县均已派定销数,现复推销云、贵、陕、甘、湖北等省,每省各一百分。”②就此而言,成都通俗报社1909年印《成都通览》也提供了颇为重要的信息。该书这样介绍“成都之报界”:“成都向无报章,只有各州县驻省之京报,辕门抄而已。自戊戌年富顺宋芸子先生创办《渝报》,《渝报》立未久,尊经书院改立《蜀学报》。马君子波创售《时务报》,始见《国闻报》、《时务报》等类,戊戌均绝灭无存。庚子后,图书局傅樵村始同苏君星舫创立《算学报》,辛丑傅樵村立《启蒙通俗报》,并代派京沪各报。二酉山房、算学书局、安定书屋诸处继之,中外各报始畅行。若成都发行之报,只学务公所之《学报》、官报书局之《官报》、《成都日报》三种而已。官报性质为行政机关,系宛平陆天池先生所创立,钱叔楚先生继以《成都日报》,桐城方和斋提学复出《教育官报》,皆派发各州县分阅。官办之报,性质与民报不同,然均不可偏废也。近来阅报之风气,渐次开矣(傅樵村收藏各报甚多,光绪三十年捐送三十余箱入高等学堂)。”除介绍成都晚清所创办及代派报刊的情况,该书还具体列出了“成都售报所”,及随时可购之报的名录,并且说明“阅报公社”提供的报刊具体有哪些。③相比于“中心”,成都算是“边缘”之地,其展示的图景,多少说明晚清报刊发行及阅读的情况。1903年开明书局出版的王维泰所撰《汴梁卖书记》,曾记录书商也介入此事,“欲在省城设一阅报看书公所”,并且“纠合同志,集资赁屋”,以推进之。此事也得到积极回应,“已择地开办,并托寄各报”。④
具体到个别人物阅读报刊的情况,也不乏相关的资料说明。生活在成都的吴虞,其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就展示读报章已成为其读书生活的重要部分。有两个数据颇令人惊奇,说明其与杂志的关联已如此之深。1915年吴虞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省内的
①《开办晋明书报所简明章程》,《政艺通报》第2年癸卯第19号, 1903年11月3日,“中国文明新史卷二”,第23页;第2年癸卯第20号, 1903年11月19日,“中国文明新史卷”,第24页。
②《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1年第6期, 1904年8月6日,“教育”,第146、147页
③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上册,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358页。所介绍的“成都售报所”包括:开智书社(劝业场)、二酉山房(学道街)、安定书局(南纱帽街)、粹记(鼓楼街)、公益书社(青石桥)、输文新社(卧龙桥)、图书分局(南新街)、志古堂(学道街)、商务印书分馆(青石桥)、四圣祠(四圣祠街)。“随时可购之报”如下:《顺天时报》、《香港商报》、《四川官报》、《成都日报》、《中外日报》、《上海时报》、《学部学报》、《政治官报》、《商部官报》、《神州日报》、《中央日报》、《舆论日报》、《时事画报》、《竞业旬报》、《广益丛报》、《四川教育学报》、《通俗日报》、《通俗画报》。至于“阅报公社之报类”,则有约82种,还注明“傅樵村立,吴蔚若学使提倡者,岑制台刊示保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还可参见孙少荆《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文化教育科学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249页。
④王维泰:《汴梁卖书记》,此据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附录”,第345页。
成都、重庆等地,还远涉东京、上海。①舒新城也提供了相似例证。如果说成都已是大城市,舒的家乡湖南溆浦,只算得上偏僻的小县城。其早年教育是在湖南家乡完成的, 1907年考入鄜梁书院,翌年改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的三年时间里,因为剩余时间很多,看了很多“新书”:“以溆浦那样偏僻的地方,当然购不着什么真的新书,但阅报室中有《时报》、《新民丛报》、《国粹学报》、《安徽俗话报》及《猛回头》、《黄帝魂》、《中国魂》、《皇朝经世文编》、《西学丛书》、《皇朝蓄艾文编》、《时务通考》等等。”这表明晚清时阅报室的出现,为青年学子提供了广泛阅读书籍和报刊的机会。对此,舒也有颇多感受:“我自未满五岁进入私塾就学,至民国六年夏毕业高师为止,共度二十年之学生生活。虽然因为父母与师友的种种教导、熏陶,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数十年来,不曾有一日离开书报与纸笔。”②
上述种种,皆说明清末民初报刊发行及产生影响的情况。③至于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更有太多例证,李欧梵尝试为“五四”一代做一个“集体素描”,即突出了读报章这一环节。④在这个背景下,再来具体检讨《新青年》创刊以后被“阅读”的情况,及所产生的“反馈”,也有所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