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和卫国：《清代中前期的广西农业经济》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乾隆-和卫国：《清代中前期的广西农业经济》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和卫国：《清代中前期的广西农业经济》

（原载《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4期，转自中华文史网）
作为边远省份，广西①尽管在清代以前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大规模有效开发，所以“土旷人稀”几乎成为广西社会经济状况的代名词。明清易代及“三藩之乱”使得本已脆弱的广西经济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疆里紊乱，盖藏日虚”[1],有的州县明清之际“人民死亡殆尽，遍地荒芜”，三藩乱时“民被掳，田复蒿莱” [2]。三藩乱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人口的增加，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力推行了垦荒政策。据康熙五十一年上谕所言，“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的云、贵、桂、川等省“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3]若就广西而论，上谕所提情形应该是指东部一些先前较发展地区土地的垦复问题。经过雍正朝继续努力，至乾隆前期，广西垦殖的重点才逐渐转向落后的西部地区。本文拟对土地开垦后清代中前期广西农业经济发展进行描述，以期为我们认识清代广西经济状况提供一定参考。
一 土壤改良
由于长期以来“生齿不繁，土旷人稀”[4]，稀少的人口与可开发土地资源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使广西能够保持一种“地利物产，优赡自足”[5]的状态。然而，与之相邻的广东、云南、贵州②等省对粮食却有相当需求，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明朝后期社会经济结构逐渐由传统粮食生产转型于“输入米谷，从而以更大的力量集中发展蚕桑、塘鱼、果品及各种经济作物的道路”[6]，“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7]的粮食流通格局到清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到康熙末年，广西“较之二十年前已经蕃庶”，“田亩加辟，市廛加盛，大非昔比”[8]。但是，尽管“劝垦之令日下，升科之文日上，乃旱潦一至，黎民即有饥色，实地力尚有未尽耳。” [9]广西人口压力问题也日渐显露出来。这些因素都对广西的粮食生产和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里我们回溯到宋代。由上述人、地、粮食之间关系所导致的土地经营状况是“既无粪壤，又不耔耘”[10]，基本上处于最“自然”状态。直到雍正初期，仍旧是 “古有粪田畴，美疆土之法，而粤民不知。每耕薄地，二三年后而去之，又历数年，地力既复，然后再种”[11]。此言对问题虽有夸大，但却反映出人们相对缺乏改良土壤的主动性。在这方贫瘠的土地上，为获取食物，人们更多采取了频繁休耕轮作的方式。这种土地经营的结果必然是收获量小，土地利用效率极低，实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在清代人地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背景下，依靠简单轮作的作法已经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人口压力，生存欲望要求必须改变原有不经济的耕作方式了。于是，人们开始有意识地逐步改变极其粗放的经营形式，注意精耕细作，改善土壤条件，以提高粮食产量。
众所周知，广西土壤类型以酸性较强的黄壤、红壤为多，而且还有丰富的石灰岩分布。从现代土壤学角度讲，施用石灰可以“中和酸性，减轻活性铝为害，提高土温，增加钙素，因而能促进微生物繁殖，间接调节土壤养分状况，改善物理性质。”[12]明代以来，人们已开始利用当地比较丰富的草木资源，加工基本的草木灰、粪等有机肥，并对酸性土壤粮食产量较低的原因有了朦胧的认识，而分布比较广泛的石灰岩正有利于改善土壤条件。谢肇淛《百粤风土记》载：“种田煆石为灰，俟秧稍长以杂粪，和匀撒之，数日苗倍青翠，以后更不复粪矣。山田视平川田值稍高，以石便也。”[13]雍乾以后，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事这种生产活动。灵川县百姓利用“冬隙治石为灰，以需粪田，杀莠稗。”[14]（乾隆）《柳州府志》“风俗志”有“二月犁田，男妇运粪行歌于途”的记载，可见主动施肥粪田在许多州县已经融进人们日常农业生产之中了。嘉道以后这种现象则更为普遍。桂平县人们“以石灰粉遍糁田中，然后下插，取其味鹹，禾根易发，谷亦增加。”[15]灌阳县百姓“务春耕夏耘，秋收冬敛，毕即取草凿石，焚燎成灰，为来岁蕤田之计。”[16]龙胜厅亦是“焚草渍石以肥土，然后种植。”[17] 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一些商贾被吸引过来，专门烧制、贩运石灰。桂平县“逐末之夫，竞出资本，凿石开窑，以灰易谷。”[18]郁林州的北流县“石山既多，烧灰者众”，有的还贩运至广东潮州、惠州等地销售。[19]除草木灰、石灰外，罗成县、融县等出产芝麻、花生相对较多的州县，人们还利用榨油后剩余的酱渣壅土以增加地力。[20]
二 水利兴修
水利兴修既是经济发展的标志，又是生产进步的动力。清代中前期广西水利事业同样取得了较大进步。大型水利工程除灵渠外，尚有如乾隆前期政府在庆远府宜山县动用万金修筑坝堰，引洛潢二水灌溉田亩万余亩；[21]同一时期，桂林府义宁县百姓主动提出将赈灾银谷修筑坝堰，疏浚旧河河道，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资助[22] ，等等。本文则主要介绍与农业最为密切的陂塘池堰。
我们仍引用周去非的记述：“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一任于天”[23]，兴修水利在当时几乎无从谈起。这种情况至明代中后期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根据（万历）《广西通志》对水利设施的记载，各县已经修筑了一些陂塘堰坝。但整体而论，由于对水利灌溉重要性的认识尚处于初始阶段，因此“灌溉不时，耕耰易倦”[24，而这并非人之巧、拙的原故，而是人们“限于山川而莫为之倡”，只得任大量水资源被白白浪费，“故其民类不能逐倍称之息，而鲜盖藏”，生产生活照常在非常有限的土地上“束手以听命诸天”[25]。经历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到康熙中前期，遭到破坏的水利设施已基本恢复过来。人们根据江河溪流的走向及土地分布状况，或就近修筑相对简易的设施取水灌溉，或利用水车等工具引水溉田。随着生产实践中对水利意识的加深，人们还注意总结经验，依据灌溉特点，将土地耕作类型进行了划分。如（康熙）《阳朔县志》卷二“田土”记载，当地土地“平畴沃壤，得水最先，劳（涝）旱无忧”者称为“陂田”；“平畴沃壤，枕近河旁，因车激水，潦旱无忧”者称为“车田”；“高原峻垄，凿水通亩，常忧旱魃”者称为“山田”；“山径之间，因泉垦地，常忧涝”者称为“坑田”。
但是，以上是远远不够的。雍正初期广西提督韩良辅和巡抚李绂还分别有百姓“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之术”[26]和“不知兴陂池水利”[27]的说法，水利发展的严重滞后性可见一斑。雍乾以后，无论官方还是百姓的水利意识更加浓厚。乾隆十三年署理北流知县的张允观非常重视当地的水利灌溉，坚决反对豪强势力强占陂堰等水利设施改作耕地的行为。他认为：“陂堰以备旱潦，以资灌溉，从来无税。缘北流山高泉少，民田多涸。或将上流税田筑塍蓄水，则作陂之处即为载亩之区，或砌塞河沟，疏分水道，动费民膏，始成小堰。遇有沙积陂旁，豪强者藉以奉例报垦，多起争端。不知陂塘既垦而润泽无资，熟田既荒而国税无藉，甚至作新垦之米于陂中，挖原堰之水以他渍。利害攸关，官斯土者宜留意焉。”[28] 就以上所言，不仅北流县，“山高泉少，民田多涸”可以说是广西的基本省情，所以张允观的观点实际代表了中下级官员对农业发展状况的清醒认识。（乾隆）《灵川县志》“水利志”的编者按语则更明确地指出水利对国计民生的意义所在：“古者田有沟洫，今则或为陂堰，或为车坝，或为潴水，总之皆六谷之所资以收，百姓之所资以养，国课之所资以输者也。在力田者，固宜加意修筑；在斯土者，苟能留心检点，亦因民利民之道也。”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各地水利事业有了很大进步，如乾隆年间梧州府已经是“田壤多倚山距河，亟需水利，故灌溉之术，农民百计讲求”[29]了。
尽管受到人力、物力等因素困乏的制约，当地无力大量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但仍有一些州县诸如平乐府富川县、梧州府苍梧县、藤县、南宁府宣化县、横州、柳州府融县、郁林州北流县等，其陂塘堰坝渠的数量相对于康熙时期而言，在保持原有设施的基础上仍有明显的增加（参见下表部分统计,略）。这种趋势一直被延续下去。乾隆年间容县陂的数量由雍正时期的5座增加到11座[30]；灵川县陂堰由20余座增加到100余座，又有车坝19座、塘9个[31]；道光年间融县有陂51座、塘12个[32]；博白县陂93座,而且县境之内“诸江乡民多找自转水车汲引灌溉，每车约润百亩，此车灌之利”[33]，等等。
除数量上的增加外，水利设施的灌溉面积也有很大的提高，如梧州府苍梧县，万历年间以沙村陂、大陂灌溉五十余顷为最大两个，而到雍乾年间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7个新增陂中提浦陂、樟岗陂、和达陂灌溉面积均为数百顷，大地陂、马黄大陂、古龙陂均灌溉百余顷。[34]所以，在可以直接利用水源和一些可以通过车、戽等方式相对容易引水的地区，人们已经投入了相当的力量，修建陂塘堰坝灌溉田亩，如乾隆年间南宁府横州百姓对“难于堰水陂者，则造水车运之，以备亢旱”[35]，其余各县也均“筑堰车水溉田”[36]道光年间桂平县“宜水邑中，负山绕溪之地，筑坝开渠引水以灌田。水常足，岁有收，名坝水田。”[37]等。
在有限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广西人民能够因地制宜，或筑陂塘堰坝，或架车汲水，或引山泉溪水，形成陂塘为主，结合自然水源的有地方特色的水利灌溉系统，并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稳步发展，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三 杂粮种植
面对粮食需求压力，地方政府解决“民食”问题的思路也随之发生了一定变化。此前，若从粮食产量与人口消费的比例关系看，广西粮食生产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是完全有可能的，之所以仍有生存问题，关键在于百姓“但知目前卖米之利，不为终岁餬口之计”[38]，自宋代以来形成的“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出，曾无久远之积”[39]的习俗一直被保持下来。雍正时韩良辅即提到：“小民不知蓄积之道，得价即尽数出粜。”[40]乾隆初年广西巡抚杨锡绂也坚持认为：当地人们“不知蓄积，家鲜盖藏”[41]。人们将“家鲜盖藏”的诱因归结到积储、节俭等相关方面。但是，在人口压力逐渐加大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节流”是不可能满足需要的，所以清代政府在继续坚持“节流”方针的同时，开始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开源”结合起来，除坚持开垦外，鼓励人们发展杂粮种植，提高复种指数，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主要还是旱田或瘠薄田土）。尽管它仍旧属于传统农业种植业的范畴，但对一个极其偏远，土地贫瘠，自给性较强的省份而言，依然可以认为是在特定条件下取得的一个巨大进步。
雍正五年正月，巡抚韩良辅在奏报广西粮价时提到，鉴于广东大量采买西米，“小民不知蓄积之道，得价即行出粜”，很容易导致本省粮食短缺从而引发粮价上涨，出现粮荒。所以，他在上任之始便积极鼓励人们利用广西“炎乡地暖，冬间从无霜雪”的有利自然条件，力治当地放纵牲畜“践食”的陋习，鼓励人们大规模种植大麦、小麦、春麦、春荞、蚕豆、菜子等杂粮作物以及蔬菜品种。截止到五年止，“通省种植杂粮,耕耡遍地，即使谷价昂贵，而小民亦不忧乏食矣”[42]。此奏固然有溢美之嫌，但也说明杂粮种植已颇受重视，此后在奏报雨雪粮价时对杂粮种植和收成多有涉及亦可为证。乾隆初年，杨锡绂也专门奏请大力提倡百姓广种杂粮，以缓解粮食需求产生的巨大压力。[43]乾隆十九年曾任广西学政的罗源汉考虑到广西尚有许多荒芜地亩，请求朝廷督令地方官员劝民开垦的同时，“不宜水田之处，谕令重（种）植杂粮”[44]。在官方大力倡导和家庭规模扩大引起生存压力二因素共同作用下，“农人力田为本，或种植杂粮”[45]。许多少数民族也是“田皆种稻，地种杂粮，间有种旱禾，水雨足即丰收”[46]。雍正三年广西分巡右江道佥事乔于瀛奏报：西部柳州、庆远、思恩三府“旱禾割后，复栽荞麦、豆子亦俱有收，并佐乡民口食之需。”[47]特别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不仅禾稻等主产作物有获，“杂粮亦极茂盛，即山头地角均获有收，小民甚资接济。”[48]由于广西土地资源中山地居二分之一强，可垦良田数量有限，所以客观条件说明，固执地坚持开垦山头地角种植米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道光）《桂平县志》即特别现实地指明：“平铺高亢之地，既无坝水灌溉，又无水泉蓄潴，愚民不知物土之宜，仍复开田种稻，稍愆雨泽，颗粒俱无，当晓谕教导，令其改种高梁稷麦，虽不能如北地之接陇连云，然十得二三，亦可以稍资口食。”在此情况下，根据土地具体情况，“度其高下，审其燥湿，不弃地而长无益，不违地而植非宜。如是则百谷用成，民不啼饥矣。”到清代后期，有的地区特别是山多田少地区已经是“专树苞粟，佐以杂粮，而落花生为最盛，一家作苦，惟食粟糜，有终年不见黍稻者。”[49]（道光）《灌阳县志》更尖锐地指出：“各项杂粮，亦都于闲时寻觅闲地种植，无稍歇息，以家口嗷嗷待哺，稍有间隙便至饥寒也。”显然，这些与“粤西原系产谷之乡，从前户口未繁，早晚所收本有多余，不必借资杂粮，是以虽有可种之地，往往甘于弃置”[50]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之，杂粮种植的扩展已成为清代中前期广西农业发展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 发展多种经营
随着生存压力日益显现以及完粮纳赋的需要，一些地区有意识地立足本地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从事相关较为简单的手工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的趋势逐步显现出来。按照高王凌提出的传统经济发展的地区理论①，在传统经济发展序列中，以上成就可以说是实现了由“不发展阶段”向“发展中阶段”的顺利过渡，土地得到大量垦辟，利用率大大提高等因素都得到了相应的体现。此时，其向“高发展阶段”，即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延伸的趋势也渐发端倪。以下试举二例。
经济作物种植。如梧州府岑溪县“向无茶，止大峒山颠植之”，乾隆年间则“各乡近山处尽种”，特别是谢孟堡山场“所植尤伙，远近贩鬻，为利颇饶”[51]平乐府昭平县马江里“民情淳朴而勤于职业。山宜茶油树，溪路森然，沿邨漫野，故茶油驰名于邻邑。”恩来里在改土归流后，当地人们亦开始“耕凿而外种植茶桐松杉，资生多而利用寡。”[52]
手工业方面。除上述烧制石灰外，广西造纸亦值得一提。明代（嘉靖）《南宁府志》即有利用竹子造纸的记载。万历年间，“桂林镜面纸、宾州纸极佳” [53]。清代造纸的主要原材料仍是本地产量较大的各种竹类。根据（嘉庆）《北流县志》记载，竹纸名目不一，“火纸，丹竹为之；福纸，藜竹、蒲竹为之。”[54]特别是梧州府的容县，自康熙年间曾有福建和广东潮州人在山中创建纸篷，教授当地人们以竹材制作“福纸”，每个泡制竹纤维的槽子使用五、六人，“岁可获百余金”，获利颇丰。到乾隆年间，规模有了相当的扩大，纸槽数量多至200多个，纸篷百余间，工匠上千人，“遇荒年藉力役以全活者甚众。”[55]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经营在生产结构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其生产未能如江南，在人口压力下，大批劳动力转向手工业或商业，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因此，清代各方志多有诸如“民务稼穑”、“但知耕植”、“不事机巧”、“不谙商贾”[56] “安土重迁，少习商贩，民生藉耕种”[57]之类的记载。总之，“粤民不善生理，远出外省者因乏其人。即城乡一切贸易，本地人民百无一二，终身所靠，惟此田土”[58]，“粤西之民，业农之外，从不知行商坐贾之事，每岁完纳钱粮及婚丧一切日用之需，均取给米谷”[59]的经济格局基本被长期延续了下来。
结 语
尽管与内地相比仍显得非常落后，但是随着土地的开垦，广西农业经济还是逐渐实现了“质”的发展，从而将清代与前代历史截然区别开来。与此同时，广西经济进一步前进的趋势也开始显现，即表现为人们从事的多种经营活动。然而，由于当地手工业和商业并未实现良性的成长，所以清代中前期广西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仍极其突出。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在自身粮食需求压力不断加大情况下，仍只得主要依赖粮食输出一途，这就大大影响了广西经济向更高阶段的迈进。这可能是清代广西经济的一大特点或弊端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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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光绪)贵县志:5卷,纪人，风俗[Z].
①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51]（乾隆）岑溪县志:2卷,田赋志，物产[Z].
[52]（乾隆）昭平县志:4卷，风俗[Z].
[53]（万历）广西通志：42卷，杂纪五 物产[Z].
[54]（嘉庆）北流县志：11卷，物产[Z].
[55]（乾隆）梧州府志：3卷，舆地志，物产[Z].（光绪）容县志：5卷，舆地志，物产上[Z].
[56]（雍正）广西通志:32卷,风俗志[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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