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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高王凌：《传统模式的突破 ——清代广东农业的崛起》

(原刊《清史研究》 1993年第3期）
粮食，是传统农业的主要生产品，特别是在中国早期的农业地区。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几百年才发生了一些变化。广东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古云∶“东粤自来多谷”，一向作为我国稻谷主要产区之一的广东，到了清代，却变成了稻谷的大量输入区。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走上了一条主要致力于蚕桑、塘鱼、果品、甘蔗等生产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二月，在接到广东、广西两省的有关奏报之后，世宗皇帝谕∶“夫本省所产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年则有之，若云每年如此，即丰岁亦然，恐无此理”；“着两省总督巡抚等悉心劝导，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务本业，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对广东农业的发展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究竟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清代广东农业的发展？又应如何评价清代政府的有关政策？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对清代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东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及其形成原因作一考察。进一步说，在明清时期，实现了类似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结构转变的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例如位于江浙的长江三角洲，这表明它还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述演变在清代中国农业的高水平发展中具有怎样的作用？对于几百年来中国农业的实际发展道路，又具有何等的价值？对此，本文也拟做一粗略的探讨。
一
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自古即被视为十分重大的问题，"君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表明传统思想中粮食问题的重要地位。不错，如果没有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古代文明就无从建立、繁荣和发展。但是，究竟如何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一问题？粮食问题，在传统农业的整个发展及其不同阶段中，究竟占有何等的地位？在局部地区中，又应如何处理和对待粮食生产的问题？这些都很值得认真的思考。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粮食生产一向以稻作为主，稻谷一般又可两造收获。故在我国传统的两造稻作区域中，广东是一个主要的地区，部分稻作还可三熟。因此，无论从土地、气候和水利条件来说，广东都极其适宜稻作，而且在历史上也不乏自食有余且可大量输出的时期，例如宋、元时代。但到明代后期以至清代，广东却反而成为了稻米的大量输入区。
广东因缺粮而输入米谷，大约是始于明代后期。至迟在万历中叶以前，已有人指出∶"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到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这种情况已很显着，并有"广东一岁所产米石即丰收之年，仅足支半年有余之食"，"即丰收而乞粜于西省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的说法。到光绪初年，广东"综全省而计，岁短四月之粮"。广州府诸县"岁需安南、 罗米二千万石，镇江、芜湖及广西等处米各三四百万石"。民国年间，广东每年输入粮食五百万至一千七百万担，年平均约一千二百多万担。其输入来源，清初主要依靠广西以及江西等地，"至雍正、乾隆、嘉庆间，乃有外洋货船载米来粤"，以后愈益增多，以至在米谷输入中占居了主要地位。民国年间我国输入大量"洋米"，其中大部即为广东所需。
这样大量的米谷输入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是为谁所消费呢？无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之内，省城广州和工商业重镇佛山都需要大量的米粮。如佛山号称"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百不及一"，乾隆时期，"举镇数十万人，尽仰资于粤西暨罗定之谷艘，日计数千石"；但是，当时珠江三角洲外来粮食的主要消费者却不在这类大城市，而在周围的农村地带。
珠江三角洲位于珠江入海处。珠江几大支流之一的西江经梧州进入广东，因受地形的限制，两岸平川狭窄。一出羚羊峡，局面展宽，河道由东转而南下，就在这西江、北江和东江合流之处，形成了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我们先从其西南端说起。
南海九江乡位于该县南端，西、北两江间着名的大围桑园围中。其地"濒海地窳，种稻非宜，因此"多以池沼养鱼为业"。明末清初在其税田七百余顷中，已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力农本务无几"。故"视鱼犹禾"，"往两粤州县兑换谷米"；鬻售鱼苗，"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也"。其乡"地如棋 ，周回三十余里，其黑脉者堤也，方罫者池塘也"；"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女务蚕桑。因此，"大都九江利赖多藉鱼苗，次蚕桑，次禾稻，次园眼，次芋止矣"。粮食生产只能位于鱼、桑之后，占据一个次要的位置。但是，这样一个地位也不可能长久保持，清代乾嘉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居人业鱼桑"，"无田可植"，几乎全部地土都改为基塘，而不再生产稻谷。道光年间，"九江乡落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万，日需谷二千石有奇"，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数，说明其所需米谷几乎全部需要从外输入。综计一年所需，可达70－80万石之多! 九江是珠江三角洲最早开展池塘养鱼的地区之一，并长时期垄断着鱼苗的捞养业，因此成为桑基鱼塘生产的一个中心，影响之下，四邻地区如南海县大同、沙头，顺德县龙山、龙江及鹤山县坡山等地的鱼桑生产都开展得较早和较为迅速。
顺德县龙山、龙江也处于桑园围内，居九江东北为邻。龙山"乡田原倍于塘"，乾嘉之际"以田入歉薄，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民舍外皆塘也"。"于春则播种取秧，于夏秋则养鱼；塘基上则种桑，下则栽芋。计其所入，鱼桑为重"。"每岁鱼价通以数万计"；而蚕凡八熟，所缫之丝以月之一四七日售之于墟，每一墟期"丝价辄以万计，故土丝之利为更倍云"。龙山人口，嘉庆初年"通计土客，复不下十余万人，其口食尽仰给于他乡"，主要依靠外地米谷的输入。嘉、道年间，基塘更有发展，致使咸、同之时，全乡只剩"有民田数十亩"。
顺德县龙江乡，道光年间已是"旧原有田，今皆变为基塘"；"乡无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全部依赖外来谷米。
与九江隔江相望的鹤山县坡山、维敦等地，"皆以蚕为业，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其"鱼利最饶，常舟载而鬻诸省会"，而丝线"独良"，亦足以"致富"。
综计上述以九江为中心的基塘区人口，在道光年间当不下50－60万人，每年需输入的米谷，约为200万石。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值。
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九江四周不过是桑基鱼塘区的一小部分，在清代，这一区域还包括西起西江西岸，高明、鹤山的沿江地带，东经南海，以至顺德的整个南部地区，南到新会、香山北部，这样一个宽广的地区。在桑基鱼塘之外，又存在大片的果基鱼塘区（如顺德北部地区）。在果品种植方面，象顺德陈村周围四十里及从南海平洲东接番禺大石，又从番禺至增城沙贝的荔枝、龙眼产区，番禺、增城、东莞"连岗接阜"、"望若芦苇"的甘蔗产区，香山、新会等地数十里相连的柑、桔，及成围成顷的蒲葵产区，无疑也是不种或很少种植稻谷的。如同缺粮的广东也存在部分的余粮州县，珠江三角洲各县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米谷或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特别是在东莞、香山、新会等县沿江沿海的大沙田区，因自然条件的关系，生产米谷自给有余，且可输出。但通观整个三角洲地区的农业构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米粮生产已不占据农业的主要位置，它不再是农村中的主业，而至多不过是主业的一个补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米粮需求，除小部分区内自给外，主要是靠区外的输入而得到满足的。
这样我们就需要回答∶ 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重心既然不是米粮，那么它主要是些什么？它们的生产情况又是如何?
在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农业构成中，"鱼桑之业"占有十分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之所以把鱼和桑并提，即是因为桑基鱼塘这样一个独特的生产形式。如前所述，在三角洲内仅以南海和顺德二县南部为中心，西及高、鹤，南至新、香，即已形成一个基本连片和相对集中的广阔的桑基鱼塘区域。根据现代卫星象片等量测，在198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上桑基鱼塘的总面积为1172平方公里，约占三角洲总面积的10%，总耕地面积的22%。应当注意，这一数字与清代所达到的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在我国着名的传统产品蚕丝生产中，粤丝从清末以来便占有三分之一的产量，其绝大部分即为三角洲所产。珠江三角洲以小得多的面积能与长江三角洲的蚕丝产量相抗衡，足以说明其产量之高与产区之集中。这既得益于广东每年育蚕次数之多，──一年可达七至八造，从3月到10月长达八个月左右；相比之下，江浙蚕区一年不过两造，四川则只能一造，──也得益于当地农民创造的独树一帜的高级生态方式－－桑基鱼塘，即"将洼田挖深，取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以蚕沙、残桑为饲鱼饲料，肥大较易，且又藉塘泥为种桑肥料，循环作用"，因此能够鱼桑"两利俱全，十倍禾稼"。
在蚕桑和塘鱼之外，果产品在珠江三角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顺德北部陈村，"周回四十余里"，"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其地盛行果基鱼塘。陈村以北南海县"平浪、三山而东一带，多龙眼树；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地土所宜，争以为业"。再从伏胥沿水行至增城沙贝等地，"一路龙丸凤卵，若丘阜堆积。估人多向彼中买卖"，贩售荔枝，"凡四阅月而后已"。番禺北部"自小坑、火村至罗冈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盛产柑桔；"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则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岗接阜，弥望无穷，史所称番禺多果布之凑是也"。番禺、增城、东莞三县毗邻之地又为香蕉的集中产区。可见西起南海、顺德，中经番禺珠江两岸，东至增城、东莞，是果品生产的集中产区。柑、橙则主要产在香山、新会，尤以新会着名。其柑"种植之千百成围，每岁大贾收其皮"（即陈皮可以为药），"售于他省"，"其利最溥"。因为同样的道理，"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
甘蔗在珠江三角洲也占有重要地位。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所种甘蔗，"连岗接阜，一望丛若芦苇"。其中东莞"蔗田最多"，所属石龙，"其地千树荔，千亩潮蔗，桔、柚、蕉、柑无算"；河田一带所植山蕉，"动以千顷计"。"县人饮馔好用糖，多以业糖为生，稽之莞邑十居其四"，故"蔗田与禾田略等"。蔗糖"利甚溥"，不但本省有很大需求，且以"其名着于他省"。
蒲葵是新会特产。蒲叶可"作蓑笠蕈席坐团，亦以编屋"，而"最宜为扇"。自明代后期，已是"葵扇之制，几遍天下；葵植以亩，亩 数金"。清代乾隆时更"货行于天下"，成为全县货属之首。因此"乡民视为利薮，率多易农而商，并将沃壤膏腴，不种稻而种葵，盖所得倍 也"。以至"凡是新会若男与女，所以资生者半出于蒲葵"，"男妇多仰给于此"。其种植以城南一带为佳，"每数十亩或一二顷，外筑基围之，内分畦疏沟，每株距四五尺许，是名葵基"；西沙头、西涌、黎乐、新开 "诸乡多种之，名曰葵田，周回二十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1）粮食生产在珠江三角洲已不占主业的地位，而只是农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不少地方已经不种或很少种植粮食作物；2）与之同步发生的，是养蚕、饲鱼以及各种果木和经济作物的栽培，成为该地的主业和经济的重心，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农业的唯一出产。在这中间，我们尚未计入农村经济中传统工业的部分。
在清代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中，传统工业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在上述几项经营中，都离不开其产品的进一步加工，例如蚕茧的处理、果品的加工、蔗之榨糖、葵之成扇等等。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纺织行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例如粤纱等丝织品，"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又如大良麻布，"通贸江浙，岁取数千金"；新会麻布可远销江、浙、汉口、四川等地。特别应注意的，是广东纺织业在本地资源之外，大量利用外来原料这点，显示出它与其他农产品的就地加工（如榨糖、制扇等）的不同性质；例如为"金陵、苏、杭皆不及"的粤纱，"亦用吴丝，方得光华"，新会麻布取材于湖南宜章及雷州等处，即令棉布也往往是从江苏买回棉花，自己纺织成布。这表明它具有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其水平甚至能与江、浙媲美。
这些事实表明，清代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可以说是舍弃了初级产品粮食的生产，从而走上了一条高水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其总体发展，也不是纯农业就能包容得了的，它必然冲出农业的范围，向工业以及商业方面去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在清代，广东传统经济的发展已经展示出了这一意义十分重大的经济动向。
二
中国传统经济的重心，本来在于北方黄河流域。其后不断南移，到宋代，南方终于超过了北方。自那以后，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道路，就有待于南方去开拓。因此，南方经济将如何发展，也就特别引人注目。宋、元之际，广东还是一个米谷生产有余，且能大量输出的地区，曾几何时，却变成了一个对于生活必需品－－粮食必须大量输入的地区，这是进步还是倒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发生的原因又在哪里?
对于广东农业发展的原因，我们可以首先从其自身发展需要这一角度加以考察。如前所述，广东自然条件优越，特别适于高产粮食作物稻谷的栽培，因此米粮生产在长时期中一直是它的优势生产。但是明代以后，广东逐渐变成稻米的输入地区，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否因为本地的粮食生产能力不足应付本省的需要了？我们试以清代为例来加以说明。
清代广东的耕地数字，从官方统计来看，自康熙二十年代平定三藩、政局稳定之后，一直到光绪年间，大体是在30－34万余顷之间。这一统计当然是不准确的，但只有少开而无多报。人口统计是到乾隆中叶（1776年）以后，才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以当时人口1500万人计，人均耕地约2。3亩。若以清代初年而论，则人口愈少，人均土地愈多。若能以之集中种植粮食作物，以当时亩产来计，是足够维持人口消费有余，而无需大量从外省输入的。即令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数字较低，也是一样。这说明广东之输入米谷，决不是因为本省生产能力的不足，而是有着其他的原因。
综合以上事实看来，明末清初以来广东从外省大量输入米谷，不是别的，而主要是由于比较优势的转移，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土地利用水平的提高。这一转变恐怕也不是出于某种被动的应付，而勿宁说是由于农民积极的选择，因此才实现了生产结构的调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农民的选择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但基本说来，中国农民在长时间以来，一向拥有自己决定其种植项目的"自由"，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因此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国传统农业才能发展到那么高的水平。但是，农民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选择的呢？这里可能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方式。
例如，前述九江等地因为濒海地洼，"水潦易长难消，早禾晚禾并鲜收获"，因此才把稻田改为基塘；龙山也是"水患频仍，十居七八"，其改田为塘，"盖地势使然也"；某些植蔗区的形成也有类似的原因。这是根据自然条件即因地制宜所作的选择，与下述选择还有一定的差距，尽管因地制宜往往也会导向商品生产。无疑地，当珠江三角洲的基塘等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势必要超出这类低洼地区，冲击传统的稻作地区。顺德县到光绪年间"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相比之下，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因为从整体看来，广东本是一个稻谷的优势产区，水稻产量较高，即令是在龙山等低地亩产也可达到600－700斤。因而在更广泛的区域中，人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从客观条件所讲的适宜与否，而是在自然与技术条件无分高下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比与选择∶ 在不同的生产品种之间，是比较它们的单位产量呢，还是比较其经济收益？是从"自给"（即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出发，还是追求经济效益？明清时期广东农民所做的显然是后一种选择。如前所述，广东虽一向适宜稻作，但从经济收益来看，却存在着另一组排列的可能。例如，番禺"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东莞之香，"甚胜于艺黍稷也"；番禺之蒜，"多以腴田种之，其利数倍于稻"；新会之葵，"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还有蚕桑、塘鱼、甘蔗等，其收益都要高过稻谷，甚至要超过好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广东传统的稻谷"优势"，实际上已变成了"劣势"，并被其他优势产品取而代之。这就是历史上广东农民所作的选择。
相反，如果广东农民不是作出事实上的这种选择，而是始终追求粮食或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其结果将会如何呢？以乾隆时期而论，可以说尚可达到某种自食之外稍有余裕的自保状态，在基本的食用消费之外，一般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亦不很困难。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这种局面的维持终将发生问题。清代后期，广东人口较乾隆中增加一倍，耕地却很少增垦，如新会到光绪年间，"匀计每口得田不足一亩，一亩之入岁以谷三百斤为率，是每口仅得半年之食"。这足以说明，它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这也表明，所谓"自给"，是一种低水平自保农业及其观念的产物。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依从这条道路，就可能放弃了经济发展的良机；或者不能不在初步的发展之后，随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增加，而一步步将其已有的成果断送。
我们再从另一角度考察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即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之内，而不仅局限于三角洲一地，来研究它的发展问题。
在宋代，广东及其毗邻地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都是盛产稻米的地方，并且都有不少剩余可以运销其他省区（如闽、浙等）。当时，这些地方还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所说的"经济重心南移"，主要是指"江南"等地，而不包括上述地区。我们纵观几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历史，不难发现，凡是一个社区发展的较早阶段，必然有着较为充分的粮食或其他食物来源，才可能建立、发展，而不至夭折。因此可以说，在传统的农业中国，大抵每一个地区在早期都是粮产丰足的地方。
这种巨大的粮食生产能力无疑是中国文化奠立的基础。但是在各地经济已有所成长，区域间的联系也日益增强之后，各地经济应如何发展，又如何对待粮食问题，就成为长期以来令人困恼的历史性难题。今天检讨这一段历史，有许多问题都值得人们重新思考，例如传统的"粮食紧张论"即是其中之一。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粮食始终是紧张的，历代几无例外忧虑的也都是粮食的供给，而对供求间的实际关系则不大注意。不错，中国粮食问题确实重大，但若说它一直是紧缺的，却也距史实太远，尤其是从较长阶段或较大的区域范围来看。就是到较晚的时期，这一情况是否有所改变，也很值得怀疑。如以清代为例，可以确定，在清代初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粮食的生产能力是超过其需求水平不少的，──例如在18世纪初叶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耕地面积并无大的增加，技术提高更是有限，何以人口却能成倍的增长，增加到3亿、4亿之众？──这都表明当初的生产能力并未充分的发挥。搞清这点，对我们的分析当会十分重要。
现在我们再回到宋代的中南地区。宋代广西"谷贱莫甚"，究其原因，"非诚多谷"，而是相对于"生齿不蕃，食谷不多"的状况，其供给已超过需求，故斗米只值五十钱之"下价"。因此广西米谷生产的出路，除本省消费外只有一条，即向邻省输出。当时湖南亦"米最盛"，广西便乘西江水道之便，"舳舻衔尾，运之番 ，以罔市利"，再通过广东市场销往其他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广西以及包括广东等中南省区的米谷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和有限的数量扩大其生产；设若当时需求数量并不很大的闽、浙及海外地区不再购入米谷或不再增加其购买量，广东和广西等以米谷生产为主地区的经济将如何发展？这是一个需求制约着生产的明显例证。无论是两广还是湘、赣，对于它们来说，要想谋求经济的继续发展，其可能的途径，一是找到米谷的销路，从而扩大其生产；另一个就是抓住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明清时期广东经济的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我们研究地方经济，不能不把它放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环境和较长的历史背景之中，否则就很难充分了解该地经济发展的确切含义。
历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粤、桂、湘、赣诸地的米谷就在互相争夺市场，互相冲击，各自的生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抑。这可能也是我国中南地区很长一个时期发展迟滞的原因之一。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粮食供给过于紧张，农业结构的转变也无从谈起。但是在前述背景条件之下，谁能够实现转化和如何实现转化，在现实生活中确也并非易易。不错，无论是江西、湖南还是广西，在米谷这一主产作物之外，并不是没有其他可以获利的作物生产，我们往往在各地都能看到这类记载，他们势必也曾程度不等地开展过这样一些经营，也可以说在较低的水平上多少调整了自己的生产结构。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优势突出，和感受到问题的尖锐，并像历史事实表明的那样，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结构大幅度的调整。相比之下，广西、湖南、江西都未能做到这点；不过，与其说它们所做的不如广东，不如说它们充当了另一种角色，也许更为恰当。
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如果把同一时期的不同产品按照收益高低予以排列的话，我们便可得到一个序列。其中，米谷的地位较低。所以当面临着广西、湖南、江西以及省内其他地区米谷生产的压力时，珠江三角洲既拥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和更为宽阔的发展可能，自然就要逐步放弃米谷生产，而去从事其他具有较高收益的项目经营。大量将稻田改为鱼塘、蚕桑、果木、甘蔗、蒲葵等现象，就是这样发生的；在经济普遍繁荣，尤其是清代前期人均收入在一时期内也有所提高之时，这一趋势就更为明显。而且我们可以相信，退弃的不仅仅有米谷，处于产品收益序列较低处的其他产品也可以或是已经退弃了。例如，宋、元间"首得其利"的广东等地着名的棉花种植，到清代已日见衰微，几乎成为一种点缀。又如南海九江农民，在明末曾盛行纺纱，到清初就完全放弃，全力经营鱼、桑。另外，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优势产品，如荔枝、龙眼、香蕉、蒲葵等，在全国能生产的地方都不算多，这种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造成其突出的优势地位的原因之一。在各地经济形势普遍高胀的情势下，珠江三角洲从粮食开始，逐步退出若干生产经营，而不计其地土是否相宜与其产量之高低，使农业逐步向较高层次，向经济上更能获益的和几乎独具优势的尖端品类发展，从而实现了农业结构的转变，形成了一种很有特色的经济类型，并终于成为一个"繁盛甲于中国"的省份。这就是近几百年以来广东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的历史。
珠江三角洲农业的这一发展，不仅对其自身，也给周围地区的发展带来益处。它扩大了对那些地区粮食的需求，从而使广西等地的粮食生产优势可以继续发挥，增加了这些地方的收益，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如广西从历代统计人口不到200万人，昔日"土旷人稀多弃地"的状态，到清代发展到近1000万人口；并到清代后期，仍在汲汲于谋求米谷等输出的扩大。另一方面，在从广西输入米谷、木、牛等产品的同时，广东也供给广西果品、糖、盐以及铁器、陶瓷、和各种纺织品，这样就建立起某种水平的区域间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交流关系。
广东及其毗邻地区的发展，还具有不仅局限于小区域内的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长江流域，在那里，起带头作用的是位于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这已足够具备全国性的意义。这也就是清代我国农业发展的具体模式和实际道路，舍此而去追求各省区"全面"和"平衡"的发展，或什么凭空想象出来的"理想的"发展道路，既不现实，又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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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简要的结论∶
一. 清代广东农业的发展走上了输入米谷，从而以更大的力量集中发展蚕桑、塘鱼、果品及各种经济作物的道路（与此同时农村传统工业也有较高水平的发展），这堪称为一次成功的自发形成的结构调整。清代广东农业的发展，主要得力于这种结构的转变，而不是或很少是得利于土地的增辟，以及技术能力的提高。
二. 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变，始于明代后期，到清代已经定型。较之略早，在长江流域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广东遂与江浙一同成为我国经济的先进地区。它们同为粮食输入地区，也同样具有高度商品化的优势生产，于是与期他省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水平的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互相交流的经济关系。这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件大事。这种经济格局对于清代传统农业的高水平发展，贡献殊大；也可以说，清代中国经济的高度繁荣包括粮食总产量的不断提高，很大一部分即是得力于此，即由于比较优势的一定发挥，反而在耕地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多的粮食供给和其他农业及非农业产品的供给。
三. 广东和江浙的发展带动了中国传统经济格局的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经济上的先进地区。这一发展表示出中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和实际道路。在这中间，各个省区有着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作用，并非各个省区同属一种发展类型，或都应与江浙或广东一样；与其那样，我们不如认为，广东也不过是其中一种典型的代表而已。
四. 在清代或更长的历史时期之中，中国农业是否还存在什么更为理想的道路，这一点殊难回答。但就清代我国农业的现实发展道路来说，要想让各省区"平衡"和"全面"地发展，事实上却无此可能。雍正5年世宗要求各省尽量种粮，而以余地余力发展经济作物，就包含有这种思想。虽然这种政策在当时既未认真推行，不久后又未予以坚持，但很难说它已被放弃，其影响也不容低估。这也表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传统农业的发展虽确有助益，但对本文所述的经济成长却显得胸中无数，贡献甚少。当然，清代经济发展是出于多种原因，政府政策的影响只居其一，此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都应引起重视；这里我们也许应特别强调的是需求方面的特有作用。
五. 为什么说广东农业的发展水平较高，其中一个原因，乃是由于它的商品生产形态。在其它许多地方，农村商品生产或是采取"农余"、"副业"的形式，或是与自用的主产品为同种作物。但在广东，却采取了几乎完全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销售而生产的形式，这种主业或主产品本身的完全商品化，确使它已成为一种经济典型。但是，正像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广东经济也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事实表明，广东农业正是随着人口增长、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贸易（包括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如果需求的状况不同，仅此一点，即可使它呈献出另外的面貌。
最后，也许应当指出的是，通过广东的例子，我们对于什么是"传统经济"，以至对"传统"与"现代"的概念，恐怕都应有一个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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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雍正5年2月乙丑谕，《世宗实录》卷53。
2. 雍正5年2月乙酉谕，《世宗实录》卷53。
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卷14；钮琇∶《觚 》卷7；李调元∶《粤东笔记》卷1；康熙《广州府志》卷9；康熙《番禺县志》卷15等。
4. 《广东新语》卷14；谢肇淛∶《五杂俎》卷4；乾隆《番禺县志》卷17等。
5. 王士性∶《广志绎》卷5，该书成于明万历25年。
6. 两广总督杨玉琳疏，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庚辰，《圣祖实录》卷28。
7. 广东巡抚杨文乾奏，见雍正五年二月乙丑谕，《世宗实录》卷53；《朱批谕旨》，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鄂尔泰奏。
8. 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页472；《广东便览·广州府序》。
9. 《广州经济概况》，1935年；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
10. 梁廷 ∶《粤海关志》。
11. 吴震方∶《岭南杂记》；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3。
12. 《广东新语》卷22，顺治《九江乡志》卷2。
13. 《九江儒林乡志》卷3，卷4。
14. 崇祯《南海县志》卷5。
15. 嘉庆《龙山乡志》卷4；民国《龙山乡志》。
16. 道光《龙江志略》卷1。
17. 道光《鹤山县志》卷2。
18. 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1982年修订版，页256。
19. 光绪《高明县志》卷2；《新会县乡土志》卷14。
20. 《广东新语》卷2，22，25；道光《新会县志》卷2。
21. 《广东新语》卷27；康熙《东莞县志》卷40；雍正《东莞县志》卷2，4。
22. 《广东新语》卷16；万历《新会县志》卷2；乾隆《新会县志》卷6；聂尔康∶《冈州再牍》，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中华书局，1962，页610；道光《新会县志》卷2。
23. 《广东新语》卷15；罗天尺∶《五山志林》卷7；道光《新会县志》卷2；乾隆《广州府志》卷48引《广州志》；褚华∶《木棉谱》。
24. 见梁方仲编着∶《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甲表78，82，页258，262。
25. 《九江儒林乡志》卷3。
26. 嘉庆《龙山县志》卷4。
27.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1。
28. 嘉庆《龙山县志》卷4。
29. 《广东新语》卷16，25，26；康熙《番禺县志》卷15。
30. 《新会县乡土志》卷9。
31.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叶适∶《水心文集》卷1。
32. 丘浚∶《大学衍义补》。
33. 顺治《九江乡志》卷1。
34. 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
35. 《清史稿。韩良辅传》；梁方仲书；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