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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　早：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1904-1905*

2008年第2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1904-1905*
———“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分野
杨　早
摘　要:文章主要讨论1904-1905年北京由启蒙知识分子主办的两份报纸《中华报》与《京话日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背景是清末民初启蒙运动,其动机因应着对戊戌维新与庚子事变的反思。启蒙知识分子眼中的日俄战争,延续着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同时也昭示着世界政治潮流动向。办给上层人士看的《中华报》,屡屡对日本的野心、举措发出质疑,体现了明晰的国家主义立场;主要针对中下层民众的《京话日报》,则继续塑造日本“东方文明国家”的形象,借此树立与推广民众对“文明”、“维新”的好感与想象。两种报纸的报道差异,构成了北京报纸报道日俄战争的立体层面。
关键词:中华报;京话日报;日俄战争;启蒙;文明
1904年2月10日,日本和俄国相互宣战。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两国对中国东北地区(满洲)权益的争夺,战争发生地在中国东北地区。2月12日,满清政府宣告中立,并颁发“中立条规”。对于这场在中国本土绵延两年之久、给东北民众造成极大伤害的异国战争,中国各家报纸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它们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在清末民初启蒙运动、立宪运动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重的面相。俄国自1900年以来对中国东北大举入侵,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自1901-1905年间,以上海为首的“拒俄运动”在中国各地展开。对于日本对俄国的挑衅、进攻,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表现出了相似的复杂而矛盾的态度。如对俄同志会机关报《俄事警闻》在日俄开战前,便认为这是“拒俄的好机会”:
现在日本这样强,又这样恨俄国,我们不打俄国,他都要打的。难道我们打了俄国,他偏不来助
我们吗?就是英国,他也很不喜欢俄国的,那英国又是与日本联盟,他也一定助着日本了。日本助我,英国助日本,这个仗打起来,比义和团妥当得多哩。①
而主张立宪的《中外日报》则在日俄宣战3天后发表社论,称这场战争“实有一大可喜之事在”,因为若日本战胜,则可打破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谬见,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立宪还是专制,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②。
日俄开战,有利于打破俄国对东北的垄断,因此中国社会舆论倾向于日本,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不
①　《拒俄的好机会》,《俄事警闻》,社说, 1904年2月6日。
②　《论日俄之战之益》,《中外日报要闻》, 1904年2月13日。
过,日本的出兵,并非如日方宣称的那样,是替中国争公道的“义战”,而是为了张大日本在远东的势力,中国舆论界对此也有清醒的认知。如《警钟日报》“发刊词”便指出:“至于日俄开战,日胜而俄败,则又泰然自足曰:俄之横暴,彼日本者,已为我惩而膺之矣,今而后莫予毒也已。呜呼,彼环伺吾侧,何一非俄,而扣槃锲舟之见乃如是耶?”①由此可见舆论界的矛盾态度②。
不过,两害相权,多数立宪派知识分子还是倾向于张扬日俄战争对于中国的“益处”。这种“益处”当然主要是对政府及社会的警醒与触动,又分为“向上”和“向下”两方面:向上,是向守旧的清政府证明“立宪”的强国之用,“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此意一决,则凡官与民交涉之事,无一不受其影响,而其累众矣”③。向下,则针对广大民众尚未了解中国“垂危”的处境,日俄战争可以让国人普遍意识到亡国的危机,“自此战争可以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而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④。相比之下,革命派报刊由于不必负担“向政府进言”的职责,对日俄战争的危害强调更甚⑤。
中国舆论界对日俄战争的关注,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上海与海外中文报纸的言论以及立宪、革命两派政治立场的差异:革命派是“把拒俄的宣传和反清革命的宣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立宪派则是“当拒俄运动开始向反清革命方面转化以后,它们的拒俄宣传就逐渐地为反对革命的鼓噪所代替了”⑥。
北京作为帝都与中国北部首要城市,舆论环境有其特殊状况(如革命派报刊不可能在此立足,也很难传入首都)。本文选取的讨论对象,是当时由北京立宪派知识分子主办的报纸《中华报》、《京话日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评论⑦,试图梳理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日俄战争的复杂心态,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一事件“开民智”与“开官智”,推动北京乃至整个北方的启蒙运动。
一、两份报纸:“开民智”与“开官智”
20世纪早期,北京的报纸数量极少,截至日俄战争结束,北京的报馆“仅三家”:日本外务省支持的半官方报纸《顺天时报》馆(1901年1月创刊),商人朱淇创办、挂德商旗号的《北京报》馆(1904年8月创刊),彭翼仲、杭辛斋等启蒙知识分子创办的《京话日报》馆(1904年8月16日创刊,同时出版《中华报》, 1904年12月7日创刊)。
这几种报纸,在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销量“均平扯算,也过不了两千张”⑧。然而,经过揭露英国南非殖民当局虐待华工、批评德国士兵殴打中国苦力、反对美国华工禁约、提倡国民捐等几项大的运
①《〈警钟〉发刊之旨趣》,《警钟日报》,社说, 1904年2月26日。
②至于有些立宪派文章也大谈“此后全胜之结局,吾人不得不瞩望于日本”(《新民丛报·论说》)等,这种论调的文章很多,但从前后态度判断,此种论调不见得是对日本的企图认识不清,而更可能是借日本宣扬的“义战”借口,希冀用舆论压力迫使日本战后采取对中国有利的措施。这一点从下文《京话日报》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
③《论中国所受俄国之影响》,《中外日报》, 1904年4月4日。
④《日俄战争之影响于处金衢严若何》,《萃新报》第4期,转引自侯宜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41页。
⑤如据说鲁迅致信《俄事警闻》,有“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等语,见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1961年10月号。
⑥方汉奇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324、330页。
⑦过往的新闻史论着如《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论及彭翼仲和《京话日报》,以及讨论立宪派对日俄战争态度时,都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京话日报》与《中华报》这方面的报道、论说,显然将这两份报纸当作一般的“立宪派报纸”处理。
⑧彭翼仲:《作京话日报的意思》,《京话日报》第1号, 1904年8月16日。
动,《京话日报》在1年内的销量突破1万份,整个中国北方,东到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授,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①,《大公报》发行人英华称“北京报界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②。
因此,《京话日报》和它的姊妹报《中华报》,可以称为1904-1905年北京舆论界的代表性报纸,主编者彭翼仲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③。它们对于日俄战争的报道、评论,足以反映当时北京舆论界的基本态度,也足以影响北方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④。
《京话日报》创办的直接动因,是彭翼仲和杭慎修、梁济等同志“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事变中亲见全国上下愚昧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召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⑤。彭翼仲用来解释义和团事件的“文明/野蛮”的二元模式,恰恰是西学东渐后启蒙知识分子使用的“世界眼光”。西方(包括日本)作为一个“他者”,在《京话日报》“开民智”的进程中被同时作为两类不同的资源使用:一个是国富兵强的西方文明国家,用来对照中国的贫弱或作为学习的榜样;一个是企图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则用以唤起中下层社会读者的国族意识。宣传前者不免导致“以洋为师”,强调后者则一定要“与洋争权”,《京话日报》这种外国形象正反为用的做法,正反映了晚清启蒙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横的切入”的复杂心态。《京话日报》发行后,“风气未开,阅报者群呼之为‘洋报’,冷嘲恶骂,无所不至,街设贴报牌,屡被拆毁”⑥,虽然尽力避免被人误认为“洋报”,但是《京话日报》仍然保持对西方文明的开放姿态。办报人时刻注意和“仇洋灭教”划清界限:“做这京话日报,原为的要叫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都知道外国人的用心,却不是叫我们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团那些野蛮举动。”⑦
《中华报》旨在“开通官智”,全用文言,新闻之外,以论政为主,给自己的定位是“京师为中央集权之地,即我中华主动力聚点所在,本报虽资格未逮,亦俨然负中央新闻之责任,薄海内外观听所系”,因之,它对待日俄战争的立场,与“念念不忘开民智”的《京话日报》大不相同,报道相对全面、深入,议论也更注重于日俄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上。
二、开民智:借机鼓吹“立宪”“爱国”
《京话日报》创刊之时,日俄战事已经进行了将近半年。这份白话报创刊伊始,主要的精力放在普及常识与本京新闻报道上,但《京话日报》也常常透露出对日本的关注与羡慕,如它屡屡举日本为例,申明报纸开启民智,才是国家富强之道:
要是通国的人,都能够看报,这个国必定富强,就如日本国,前三十余年,贫弱的了不得,因为受外人的欺侮,君臣上下,发愤自强,一面派人游学,一面改变内政,从中贯通血脉的妙物,就是这个报章,直到如今,国势日强,报章亦一天比一天兴旺,连到拉东洋车的人,都要买一张报看看,其余就可想而知。⑧
①梁焕鼎、梁焕鼐:《桂林梁先生遗着》,转引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1900-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20页。
②《北京视察识小录》,《大公报》1907年11月26日。
③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忆往谈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第65页。
④关于《京话日报》,参见杨早:《启蒙的新形态———晚清启蒙运动中的〈京话日报〉》,《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⑤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忆往谈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第9页。
⑥彭翼仲:《彭翼仲五十年历史》,姜纬堂等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大连出版社, 1996年,第114页。
⑦《本报又得罪了德国钦差(续)》,《京话日报》第109号, 1904年12月1日。
⑧《告我国人》,《京话日报》第138号, 1904年12月31日。
在另一则论说中,编者谴责了驻京日本士兵刺伤中国兵丁的“野蛮行径”,但行文中仍然表达了对日本的好感:
贵国军人,在前门大街,刺伤我野蛮国的兵丁,……惟贵军人受过文明教育,非敝国兵丁所敢比,我们国弱,自然是我们的兵不好。文明国的军人,怎么也闹起野蛮私斗来了呢?……东三省的信息传来,我们无能为的百姓,稍微明白同洲同种的大义,没有不盼望日本战胜的,这一层的爱情,何等亲切!①
在《京话日报》的叙述中,总是反复将日本称为“文明国”,这是自甲午以来,中国启蒙知识分子较为一致的“以日为师”的观念。此种观念的形成,是基于日本依靠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成为亚洲惟一可与西方列强颉颃的国家,这正是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理想中的救亡之路。在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看来,日俄战争,不仅是日俄两国关于中国东北殖民权益的争夺,更是新兴的君主立宪国家,向老朽的君主专制国家发起的挑战。这场战争的胜负,其实可以映射出中国前途的抉择,也可以用来坚定“居上位者”立宪维新的决心②。从以下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京话日报》的苦心:
中国民权一兴,岂不是眼里没了朝廷,唉,不然呕,民人有权,正是尊敬朝廷的意思,请看英国,民权发达得最早,欧美各国,都效法英国,现在英国人民,尊敬皇帝,比中国尊敬的多;又如日本国,变法三十年,民权最发达,日本人民,尊敬明治天皇,如天如地,日本第一条宪法,就是天皇神圣不可犯。不信再看俄罗斯国,不重民权,最重压制,不许民间开议院,由俄皇亚历山大、尼古拉,父子双双被人行刺身死,至今也没有消停。请问明白人,民人有了权,是与朝廷有利呀,还是有害呢?怎奈中国人少见多怪,把民权误作了民主,把在上位的人,给摇惑得毫无主张,听见民权两个字,很害怕的了不得,闹得人人都不敢说民权了。③
日俄战争结束半年多后,《京话日报》回顾这场战争,仍然强调这是“立宪战胜了专制”,认为日俄战争表明,立宪对于君权来说,不仅无所损伤,而且大有裨益,由此推动中国的立宪进程:
等到二十九年,日本跟俄国开了仗,小小三岛的日本,真会打败了地跨三洲的俄罗斯,这才又明白了一层,日俄之战,实在是我们中国存亡的大关头,又知道小国能胜大国的原故,并不在土地有多大,海陆军有多少,全在乎立宪与专制的分别。日本胜俄国,简直就是立宪胜专制,由此我们全国上下,提倡立宪的议论,政府也知道不立宪不能立国,故此去年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各国的政治。④
但显然朝廷仍然疑虑重重,“一来怕人民的程度不到,二来怕有损君权”。因此这篇论说的作者反复说明,“立宪决不能有损君权,并且君权更重”,“立宪的政体,不过与有权势作官的人不合式罢咧”,仍然是用日本作例子:“日本是立宪政体,第一条宪法,就是天皇之威,神圣不可侵犯。”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爆发了“日比谷骚动事件”,反映了日本国内对于近乎“蛮干”的战争的不满情绪,“参加暴动的大多数人是零工、车夫、雇工、手艺人、职工、小商人等。对于战争的实况毫无所知,一直陶醉于连战连捷的这些人,代表了因出征军人家属的辛劳、重税的课赋和强制购买国债和献金等生活陷于贫困的全体民众的不平和愤懑”⑤。在《京话日报》的叙述中,这次事件仍然是对“国民出死力”、“立宪不损君权”的又一次证明:
上年日本合俄国定约,因为小村大使让了步,日本全国的人民,大动公愤……民党首领,又定出日子,集会全国人民,在日比谷公园,大开演说,与政府反对。日本内务省,听见民间的信息,赶紧传知警视总监,禁止演说……民党大开演说,把人民分了三起,一起去烧巡查派出所(就是巡捕处),
①《再忠告内田公使并告日本兵官》,《京话日报》第251号, 1905年5月5日。
②彭翼仲在《京话日报》之前主办的《启蒙画报》封面上,有“进呈两宫御览”的字样,据闻,西太后曾派遣内侍到京话日报馆,传谕说要看这份报纸。参见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忆往谈旧录》,第70页。
③《爱国(再续)》,《京话日报》第538号, 1906年2月25日。以下引文中的着重号,均为原文所有。
④《立宪不损君权》,《京话日报》第680号, 1906年7月18日。
⑤[日]远山茂树着,邹有恒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180页。
带着与警察打仗,一起去烧内务省,一起去烧警视厅……见了警察就打,日本警察章程,人民手无凶器,不敢拔刀,只好用手与人民对打,人民是多的,警察是少的,警察未免要吃亏。这边烧巡捕处的人,都把巡捕处的木房子,抬到宽敞地方去烧,恐怕连着民房(文明),打一阵烧一阵,大家回家吃饭,吃完饭出来,又打又烧,也不动气,也不呐喊(文明),整整闹了一天,警察也有受伤的,人民也有受伤的,内务省也烧了,警视厅也烧了,内务省看着不妥,把此事奏知天皇,天皇赶紧下了特别戒严令(特别戒严令载在宪法,轻意不能发的),天皇的戒严令一下来,真也灵验,你猜怎么着,打的也不打了,烧的也不烧了,一个个安安顿顿地回家,谁也不敢再对敌了。临完的结局,虽然没争回了条约,虽然惩戒了几个为首的,也没有多大罪名,到底桂首相也辞了职,伊藤侯也离了国(往朝鲜),小村也走了一次,究竟民党胜了政党,日本政府,俯顺民情,才能有这个结局,因为国家是人民集合成功的,日本打胜仗,也是国民出的死力,列位请看,日本这等大风潮,闹了个天翻地覆,天皇的戒严令一下,人人无不遵守,日本的君权是轻呢,还是重呀?①
《京话日报》从日比谷事件中,处处看到是日本的“文明”,人民的“爱国”,藉以针砭中国的政治现实。运用日俄战争来说明立宪的必要,当然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在这种策略的驱使下,《京话日报》的报道与评论,遮蔽和忽略了日俄战争复杂的各类因素,单单突出了“人民爱国”与“立宪胜专制”两个层面。前者针对北方广大的中下层社会读者,后者则指向在立宪问题上狐疑、逡巡的清政府。
虽然难以探知《京话日报》关于日俄战争的叙事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立宪进程,但对民众的激励效应却是明显的。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京话日报馆帮助志愿者建立了多处讲报处,定期组织发表演讲,同时也将一些演讲的内容发表在报纸上。在王子贞、彭翼仲合作的一篇演讲稿中,他们鼓励听讲的民众向法国和日本人民学习,帮助政府分担庚子事变造成的战争债务:
四十年前,法国被德国打败,法赔德国兵费十二万万元,不上三个月工夫,民间把款凑齐,立刻还清了国债,法国的妇女,都肯典衣裳卖首饰,一概充了公。日俄开仗,日本妓女,亦要帮助军费,请看东西各国,民跟国绝不能分家,所以才这样强盛……一样的五官四肢,虽说跟不上法国人,还跟不上日本娼妓吗?②
在演讲中,日本被看作西方“文明爱国”精神在东方的传递者,是中国可以“就近取法”的对象。这篇讲稿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其影响及于上下远近,上至军机大臣,下至涿州监狱的31名囚犯,远至南洋群岛的华侨,捐款人数“要在几百万人以上”,甚至到了辛亥革命发生时,大清银行还存有未发还的捐款90多万两③。
三、开官智:从反俄到排日
《中华报》“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版式上也不是单张,而是每日装订成册。该报的主笔是彭翼仲的妹夫杭辛斋,据梁漱溟说,似乎比彭翼仲更激进一些④。实际上,彭、杭二人都同时为《京话日报》、《中华报》大量撰稿,两报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华报》于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1904年12月7日)创刊,第1册便在“时事要闻”栏中设有“日俄战纪”专栏,第一条便是《以暴易暴》:
俄军暴行腾议各报,已遍传人口,今据辽阳来人云,日本前敌之军士,每得一城池,或过一村落,
①《立宪不损君权(续)》,《京话日报》第681号, 1906年7月19日。
②《尚友讲报处的演说》,《京话日报》第374号, 1905年9月2日。
③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忆往谈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第10页。
④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忆往谈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第52页。
梁漱溟自己没有见到《中华报》,所以只能揣测言之。亦大半奸淫掳掠,鱼肉苍黎,被难家主,纷纷赴日员处控告,其善者曰此辈皆日本之敢死军,本官亦难约束,其悍者则翻然怒曰:汝辈皆亡国之民耳,贷一死足矣,奸掠细事,尚来渎耶?呜呼,东方第一文明之国,亦为此野蛮举动,可见秦不足恃,楚亦不足恃,志此以为倚赖他人不图自立者告。①
这已经对日本的“文明”提出了质疑。但总的来说,《中华报》前期仍是拥日反俄的倾向,如自第3册起,前后分3次在“批评”栏刊登巴枯宁的《黄祸说》。编者在文前按语里称:“自日本战胜俄人,东欧各国报纸大鼓吹黄祸之说,论者谓为俄人所运动,冀以伤英之感情,而使日本失援也。”文章刊登完毕又加按语云:“我穆庙賫志上宾,不克竟中兴之绪,使我六千年文明祖国陷于惨淡悲凉之境,弗能与东邻提挈,共解决世界之大问题,独让日本为东方之建国,当黄祸之豫言,俾欧人侧目咨嗟……嗟嗟我同胞,其将诵此言而自怨自艾,奋兴警惕以不愧巴枯宁之称许与白人之期望乎?”②
适逢都中谣传“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璞科第病逝于彼得堡,《中华报》立即发表批评文章《呜呼,璞科第》,对其痛加挞伐,称“其举动既诡变而不可知,其用心尤神秘而某能测。……尔之握我财权,玩弄我政府,奔走我官吏,非一日矣”,论者还评论道:“盖自日俄开战,已不啻打落俄人平和之高帽雄武之面具而露其真相矣。”③对于日本打破俄国在东北的殖民垄断,明显表现出欢迎的姿态。
华文报纸为何大都拥日反俄,《中华报》在日后的要闻评点中亦曾提及:“按自开战以来,华文各报之议论往往偏袒日本,非有意偏袒也,盖战事消息得自日本者多,而华人感情亦自日亲而俄疏,虽自称秉公两不偏袒者,而消息既自日本传来,亦断无扬俄以抑日者,故所有中国之华文报不啻为日本战务之机关,除俄人自设之一二种报外,其有意袒俄者,盖仅见矣。”④华人感情为何“日亲而俄疏”,前文已有述及,这里透露出另一个原因:战事消息主要来源于日文报纸,那些经过选择的新闻本身就有着扬日抑俄的倾向性。而《中华报》第1册《以暴易暴》对日本暴政的批评,正是基于“据辽阳来人云”,足见新闻来源是否独立,如何影响着华文报纸对日俄双方的评判。
《中华报》在沈阳、锦州设有代派处,早期的报道主要来自两地,随着战事的推移,进入报道视野的城市也在扩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七(1905年2月10日)《中华报》第57册在“日俄战纪”专栏下特别注明:“东三省为日俄争战之区,一动一静,皆为世界所注目,本馆特于各要区延订通人,除要闻及时电达外,并将各地详细情形按期通报,俾留意时事者幸垂察焉。”消息来源包括沈阳、锦州、营口、旅顺、辽阳等地⑤。
所谓“详细情形”,除战况报道之外,民生疾苦是首要问题。分别比较日俄占领地的民众生活,读者会发现,两地的中国民众处于同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俄占区固然是“自俄人占踞奉天以来,诸货异常昂贵,省中大小洋庄利市不仅三倍”(第94册)、“老弱妇女粥厂尚不能容,冻饿待毙者不少”(第21册),日占区也是“日兵新到者麕集营海一带,无地安身,乃各拣侯家油房及牛家屯大高坎等村栖止,而民宅之被占据者,不一而足,值此严寒,居民皆扶老携幼,露宿原野,号哭之声,惨不忍闻”(第57册),至于匪徒冯麟阁等人仗恃日军势力烧杀掳掠,更是不胜枚举(第35册)。东北民众生活变化的报道,固然是《中华报》的一大特色,同时也重新塑造着编者与读者对这场战争的观感。同时,《中华报》极力关注日本报刊关于日俄战争、满洲问题的评论,希望藉此判断东北在日俄停战后的命运。在一篇题为《战后满洲之处分》(译自东京电报新闻,日本法学博士户水宽人原着)的译稿后,《中华报》编者再次向读者点明:“即日本人一面而观察之,则耽耽逐逐,其大欲之所在,固已如帷灯匣剑,跃然显露……俨然以满洲为第二之高丽,无少掩讳。”编者质问:发出类似言论的日本,“非俄人强
①《以暴易暴》,《中华报》第1册, 1904年12月7日。
②《黄祸说》,《中华报》第3册、第8册, 1904年12月9日、14日。
③《呜呼,璞科第》,《中华报》第9册, 1904年12月15日。
④《日本领事请究办报馆主笔》,《中华报》第141册, 1905年5月4日。
⑤第57册之前的报道中,也有涉及营口等地者,但大半得自传闻,远不如后来的报道切实详尽。
力攘夺,而我同种之兄弟仗义执言,声称逐俄人以全我领土,以保东亚之和平者耶?”“将平日深情厚貌之假面具倐然揭露,蔼然可亲之兄弟一变为可惊可怖之科萨克夜叉”,太让亲日反俄的大多数中国人吃惊了①。
在此期间,《中华报》并未停止借由日本的“文明”来批判华人的“野蛮”,如在2月19日的报道中,编者对日本在营口等地实施的防疾卫生等举措大加赞赏,并批评当地中国民众“决不肯先自为之,必授其权于外人强迫之,始肃然从命,无敢或违,即此一端,可见自治力之薄弱”②。但在总体上,对日本统治的绝望开始情绪弥漫于整张报纸。
2月25日,《中华报》发表名为《支那人日俄战争之感情》的译稿,作者仍然是那位“日本法学博士户水宽人”。译稿中引用了《烟台日日新闻》的报道,来解释为何中国人丧失了对日本的好感:日俄战争存立于日清两国之间,乃至有损两国温情,是以两国交情遂至一变。中国商人于开战初期对日本多表同情,其他之清人亦尽力与种种之利便于日本军。迨后视日本军于朝鲜乱暴狼藉,逆遇其无辜之韩民,又见日军蔑视国俗,因习恣肆不法之行动,遂有虑及将来日本果得势力于中国,难保其不出于残忍无法诸般虐待。因是使中国人对于日本向来所抱亲睦感情全行抛弃而不顾矣。
加之自日本军之入于中国以来,中国人对之不平之鸣日益加甚,缘今日驻满日军之接待彼处士民,迥不如日清战争当时之真挚,乱没收其财产,又以些微嫌疑或捕缚其民,或处以死刑。营口等处日军则以军队服装及生存必用各物品,责令清人供给,所付物价,又以信用不确之军队手票,清人敢有拒绝者,则投之于狱,而施以种种虐遇,在鸭绿江畔贮收许多木材,其为清人所有,本无可疑。日军辙藉名为俄人遗物,不付木价,概征发而供军用。又清人有持俄国货币者,日军直目为俄探,竟将其店铺或闭锁或没收,又有从事于正当输送执业往复海岸者,不经审理,将其人或烧或沉或没收,其数迨有数百。乘込船员因是而死者亦复不少。其尤可诧者,有以明之输送日本军货物,反指为战时禁制品,竟没收其货不给价值。
户水宽人认为这是对日军的“诬妄之言”,并议论说:“由来制驭中国人之法,不出于饴与鞭二者。俄人能用饴,又能用鞭,故中国人听俄人之命,对日本军队至逞诬妄之言,而日本政治家惟知用饴,不知用鞭,御制失宜,悲夫!”③
《中华报》在第二天刊发了署名“支那伤心人”的评论。评论也用了大段的篇幅,描述中国人对日本感情的转变过程:
呜呼,彼心目中岂尝有同种同文提携扶掖之感情,岂尝有受我之文明卵翼而成立,还以其所贸得西洋之文明反哺于我之美意。彼不过曰:此豚尾之贱奴耳,此亡国之贱种耳。彼既无爱国之心,又无种族之感。惟嗜私利而无公德,惟知贪黩货财而不辨其为敌为友,故对此贱奴爱之如以香水沐小狗,怒之则直以鞭箠羁从事耳。呜呼,观日人在东三省举动,岂不然哉?夫日人固自负为义战者也,自负为义战,则当有吊民伐罪之举动,而后名实乃相副也。即不曰吊民伐罪,而对于东三省横罹兵祸之难民,亦当致其哀矜之意,而后不负其初心也夫。日人之所以声俄之罪而致讨者,岂不以俄据我土地,而暴虐我民人之故哉?乃俄国固暴也。日更从而袭其迹。俄固贪也,日更进而加之厉,俄虽横暴,而有求于我之时,尚必酬以相当之代价,俄虽狡狯,而受惠于我之后,尚不至遽反恩而为仇,而日既逐俄而代之之后,彼之行动,不惟以暴易暴,且更重以矫诬而没人之财产,以多疑而妄杀无辜人民,甚至正义廉明之地方官,则拘而辱之,供彼军需之转运商,则不给价而反污蔑之。军用手票,则以空纸而强换华之银钱,手票兑银,或减其三四程,或限以至少数,无论商民军士,苟有一纸之俄钞,即横诬以俄谍而杀其人,而收其产,而胡匪马贼,责中国官兵剿办之,而彼又从护庇其淫凶,凡
①《战后满洲之处分》,《中华报》第18册, 1904年12月24日。
②《日人防疾文告》,《中华报》第67册, 1905年2月19日。
③《支那人日俄战争之感情》,《中华报》第73册, 1905年2月25日。
此皆日人在东三省之实情,无一字之罔者也。夫我支那人,孰不爱日而恶俄?虽以婴孩之辈,犹且知之,若东三省人民当日军未来之先,固皆望之如云霓,仰之若时雨,而何致既来之后,我东省同胞憎恶日军反甚于俄军哉?盖俄军万恶而其贪狡不如日军,虽有时遭其暴残,亦有时得其实惠,而日军之来,其横暴虽不至过于俄军,而亦未尝少减,而至于货财之交涉,则只有受其亏难,望得其直,更安能受其实惠哉?此我东省人民憎恶日军之感情所由勃发,而不能仍以普通之爱感对之也。
评论针对户水宽人“诬妄”一说,反驳道:“夫此等纪载,岂独《烟台日日新闻》有之?盖今日华字报纸,除属日本人所出者外,无不连章累牍,日有所闻。以吾所闻,此不但不虚,而尚嫌未尽耳。寄声博士君,安能一一而诋为诬罔哉!”“支那伤心人”最终痛切地感慨道:“嗟嗟我同胞,俄如是,日如是,尽世界他国之人,其对我莫不如是矣。我同胞唯求自治自立耳。天下岂有可依赖之外人哉!日俄复奚择焉?”①这篇详评,几乎已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日本的亲近与期望,芟除殆尽。
四、日军攻占沈阳前后:两份报纸的歧异
《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对日报道与评论的大幅差异,出现在1905年3月10日日军攻占沈阳前后。沈阳(奉天)为盛京将军增祺驻跸地,为东三省之最重要枢纽,沈阳的易手,象征着俄国在日俄战争大陆战场全面溃败。而《中华报》的沈阳通信一向较多,日军进入沈阳,正给了《中华报》的读者一个更近距离观察日本占领者的机会。
最初的“专函”表明,“午后三点钟,日军由南门进奉天省城,增军帅带领各官在城门下迎接,人民并无惊扰”②。字里行间,似乎传递出专函发送者期待日军得胜后可以改变俄军暴政的心态。
但紧接着,“新民府街永顺栈东、柜伙均被日员拿获,囚于暗室,盖因有人诬指其存留俄国奸细者,有锦州客商二人各怀羌帖两千元欲归锦州,因火车不开,遂在站旁徘徊观望,被日军拿问,搜出羌帖,悉焚之,立将二人正法”。对此编者评论道:“呜呼,俄人在东省发行羌帖已五六年,火车购票非此不行,此羌帖之流行于民间者,不知凡几,皆以汗血之赀购易者也。今一旦忽成废纸,受累已属不堪,而日军复指此为通俄之据而杀之,三省之民,尚有噍类乎哉?”③
日军以“接济俄军”为名,关闭了沈阳最大的义泰洋行和三盛洋行,以致商家“人人自危,朝不保夕”④;日军不顾清廷颁布的“中立条规”,要求全市悬挂日本国旗⑤;日军拘执中国官民多人,有稍敢迟延者,“日宪兵怒以手左右批其颊,两腮尽肿”⑥;日军在沈阳等地招募马队,导致中国兵勇大批逃亡⑦;日军自入奉天省城以后,兵丁毫无约束,城中尚可,四乡居民大受其扰,每至一村,搜掠财物、奸污妇女比比皆是,“妇女因奸而死者已不可数计”。对此编者愤然评论道:“向闻在辽阳即如此横行,彼时恐传言过当,未敢遽信,今竟见诸实事,凡依赖外人者当可恍然悟矣!”⑧
日军对于中国官员,同样强横无比:“日本军官在奉天者,无不趾高气扬,途遇华官,辄白眼视之,华官皆俯首趋避,不敢仰视,甚或以马箠笑挞华官之首,操日语辱骂之者,亦无敢较者。”对此《中华报》哀叹道:“呜呼!今日本人之全功犹未竟也,已志得意满凌轹华人如此,媾和以后之情形不已可想见耶!”⑨
①《译户水博士支那人日俄战争之感情评》,《中华报》第74册, 1905年2月26日。
②《日军入沈阳详报》,《中华报》第93册, 1905年3月17日。
③《日军搜拿商民》,《中华报》第96册, 1905年3月20日。
④《奉天最近通信》,《中华报》第98册, 1905年3月22日。
⑤《呜呼顺民》,《中华报》第104册, 1905年3月28日。
⑥《日军入沈拘禁华官之专报》,《中华报》第103册, 1905年3月27日。
⑦《日募华队之风说》,《中华报》第103册, 1905年3月27日。
⑧《奉省日兵之骚扰》,《中华报》第107册, 1905年3月31日。
⑨《再纪奉天日军情形》,《中华报》第108册, 1905年4月1日。
与此同时,《中华报》颇具讽刺意味地报道了盛京将军增祺对日军的“外交举动”:“传闻自日军入奉天以后,增将军但以酬应日人为唯一之务,专人至天津募雇东西厨役,购备各种上品烟酒食物,闻所费不下三万余金。”编者评论说,增将军将以前对俄军的做法,照样对待日本人,果然是经历了“数年来孤臣孽子无此艰危”的“阅历磨砺”,外交手段大有进步,令人刮目相看①。
在日军统治下的沈阳,甚至比俄国占领时节更有亡国的气象:
奉省百物腾贵,居民苦况,已不胜言,而尤可悲者,语言稍涉大意,即被侦探者拿送,轻则苦力,重则诛戮,故全城肃然,绝无言论自由之乐,转不如昔日于危险之中,尚有厚利可图,而阖城商民尚有冒险活动之气象,今则生气全无,已俨然奴隶之资格矣。伤哉!②
在《中华报》看来,不仅在东北,其他地方日人的种种表现,都反映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如日本竟然派出多名调查员,拿着日本驻京卫队统领的公文,在北直隶一带调查“户口丁粮”,“以为将来统治地方之预备”。编者虽然对这则新闻持怀疑态度,但认为这种情形仍足以“引起国人警惕”③。又如日本人佐藤伊国到京师理藩院,“考查职掌政事刑律等事”,而该院司员居然“敬谨迎候,谈论许久,并携则例数套而去”,理藩院正是清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机构,编者不禁质问:“该院所办之事向系秘密,今于日本人之调查,何大方乃尔!”④
对日本的警觉,已经近乎过敏的地步。1905年4月14日,一名日本人在上海三马路与一名华人相撞,日人用短棒殴击华人头额。后来华人送医,日人被罚银洋五元。《中华报》认为,即使是这样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蔑视与强暴:
呜呼今而后,吾华人尚有立足之地耶?自周胜友死于俄人,尚有空言之争论,而卒归无济,周配友死于德人,遂寂焉而无闻矣。至东三省战地之被践踏蹂躏者,更无论矣。然或出于误,或出于战,或出于兵,皆尚有词之可藉,而今乃行道相值,即可任意殴击,且出之于我同文同种称为兄弟之人,呜呼吾华人尚有立足之地耶?未知我同胞对于此之感情将何如?⑤
然而,同时期的《京话日报》上,完全看不到这种反日情绪浓烈的报道与评论,日本在这张面向中下层民众的白话报中一如既往地扮演着“文明国”的形象:
日本政府议定,旅顺作为海军根本地方……安置的齐齐全全,新旧各街上,枪炮打坏的房屋,也都清理整齐了,中日商人,运货前去的,业已不少,大有兴旺气象,不知我们中国人,眼看着这番光景,心里是怎么个滋味。⑥
此时距日军进入沈阳已3天,距《中华报》发出对日绝望的呼吁已有15天。而次日《京话日报》又刊出了一则报道《日人可取》:
这两天奉省的消息,日军已占据新民屯,省城亦攻破。据昨天日军公报说,奉天是大清发祥重地,立为陪都,论理都应当保护,城里的清国人民,也该当保护,已由大山司令官,发下号令,严禁各兵队,破城之后,不准在城里驻扎等语,现已破城,日人的文明举动,不知究竟如何。⑦
3月15日的报道仍然全属正面:
日军进城后,传谕城里各住户,照常安居,不必惊慌……日军在塔湾地方,前后几天,不肯紧向前逼,留出西北两路,容俄兵退回铁岭,免得城里居民,同遭炮火,这点同种的意思,亦可以叫白种人看看。
①《将军之外交》,《中华报》第104册, 1905年3月28日。
②《奉省官民苦况》,《中华报》第150册, 1905年5月13日。
③《日本统治北直地方之先声》,《中华报》第112册, 1905年4月5日。
④《日人调查理藩院》,《中华报》第115册, 1905年4月8日。
⑤《日人击伤华人》,《中华报》第133册, 1905年4月26日。
⑥《日人在旅顺的布置》,《京话日报》第202号, 1905年3月13日。
⑦《日人可取》,《京话日报》第203号, 1905年3月14日。
如此说来,日本占领沈阳,实在是沈阳民众的幸事。同一日“各国新闻”中还有一则报道,称日本东京的东乡商店,生产烟花供民众庆祝胜利,销售收入全部捐为军费,日本时事新报馆印刷的旅顺全图,也为筹措军费义卖。编者评论说:“人人爱国,怎么会不强!”①两则新闻,对照阅读,编者抓住一切机会宣扬“文明爱国”的苦心昭然若揭。
两天后,《京话日报》终于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日军的举动“跟出的告示,有些不同,借口搜查奸细,在商民各家,处处搜寻,城里人颇受骚扰”,这与《中华报》的报道已经是天壤之别,编者还评论道:“我想日军此次战争,本是义战,不该应行野蛮的举动,这个传闻可疑。”②《京话日报》此时是否已经了解奉天被占后的实际情形?由于不知道当时邮路阻隔情形,很难判定。但即便得自传闻,也不至于如此平淡。3月19日,《京话日报》刊出了盛京将军增祺致各省督抚的电文,表示日军进城之后,“陵寝宫殿,以及城里的商民人等,全都平安”。报道中特别交代,奉天与京师电报不通,增祺是派人到早被日军占领的新民屯发的电报③。
最让沈阳官民恐惧与失望的,大约是“日本驻扎奉天军官”小川的一纸告示。在这则由沈阳访友偷偷抄录寄来的告示中,日本占领军再次重申日本是“兴仁义之师,为中国排急难,为满洲除深患”,但东三省的官民却不领情,帮助俄军与日本为敌,“往往误向背,失举措,或资寇以粮,或助桀为虐,虽曰偪迫无可避,胁从非其罪,而背恩助仇之固不可掩”,言下之意,中国理应领受相当的报复④。
这则告示对沈阳民众震动之大,以致一位宗室(满清皇族)昭子恭在读完告示后,“愧愤交集,即夕仰药而死”⑤。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种报复并非虚言。一位民妇因被日军“骚扰万状,几濒于死”,含冤上省向日军统帅大山岩控诉,大山的判词居然是“尔国软弱,遭强俄之鱼肉,我日本仗义执言,劳师于外,驱逐强俄,尔军民等皆蒙太平,大兵到处,礼应箪食壶浆以迎,汝等若能竭诚款待,便不至遭此横逆”,将民妇逐出⑥。
《京话日报》对这则告示也很重视,自3月22日起,分5天刊出这则告示及白话演说,并加以评语。编者的篇首按语说明:“昨由奉天寄来日本告示一张,我把大概的意思,演成白话,登在报上,叫我们内地人看看,有羞耻心的人看见,自然是挖心呕血,觉着对不起东省的难民,无羞耻的人看见,亦可以改头换面,千万别再做俄国的奸细了。”
对于小川“讵意三省吏民,往往误向背,失举措,或资寇以粮,或助桀为虐”的指责,《京话日报》的解说是:“俄人本是中国的寇仇,反去供给他粮草,俄人的暴虐,如同桀纣一般,反去帮着他为恶,这是日人责备我们的话,真真利害极了,真真羞愧死了。”⑦
告示中称“除督同地方官宪,通行整饬,分别劝惩外,合先行出示,剀切晓喻”,编者批云:“吓呼的真有理,中国官宪,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教训。”日军训诫东北民众“自后务须改过自新,勉为良顺”,编者的感慨是:“嗳呀呀,我民大不幸,受够了官吏的害,平日一点教育没有,怎想不愿作顺民,俄来俄的顺民,日来日的顺民,不待勉强,自然愿意作。”⑧
《京话日报》的批语,主要仍是在反思中国官民在日俄战争中的作为,对日军的暴虐劫掠,几乎不提,还在小川告示“况既夺沈阳,克复满洲,敌人失据,大势已定,我于地方官民,夫复何所求之”的冠冕之语后注明“果真如此,真可称得仁义之师了!”演说告示已毕,编者表明了自己的姿态:
①《日本占奉天后的情形》、《商人爱国》,《京话日报》第204号, 1905年3月15日。
②《日人在奉省举动》,《京话日报》第207号, 1905年3月18日。
③《增将军通知各省》,《京话日报》第209号, 1905年3月20日。
④《照录日本驻扎奉天军官小川告示》,《中华报》第98册, 1905年3月22日。
⑤《中华报》许之为“守死善道”。《宗室知耻》,《中华报》第112册, 1905年4月5日。
⑥《奉天日军近状》,《中华报》第121册, 1905年4月14日。
⑦《奉天日本告示》,《京话日报》第211号, 1905年3月22日。
⑧《奉天日本告示四续》,《京话日报》第215号, 1905年3月26日。
原文抄到此处,下边并没有抄全,我们也不便硬添,这张告示,末两段的口气,已把三省认为己有,我不知三省官,还有什么脸面见人,本报演说这告示的意思,正要中国官民痛定思痛,三省已经如此了,无话可说了,所有未作三省的地方,不敢说将来不作三省,我官我民,力图振作,莫待人家再来出告示了。①
同一号上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说明《京话日报》借助日本文明国形象来刺激与打动国民的策略,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这封署名“段耘蓝女士”的来函,题为《东省战后的中日两国》,由于文理不通,编者润色修正,达“十分之四”:
我们中国,占了这样一块好地方,比日本要大十九倍,为什么衰弱到如此呢?你看东三省,日俄战争,俄国比日本更要大,怎么也会打不过他呢?如今我才明白了,日本的文法简便,教育大兴,兵丁将士,都知道国跟家的大关系,齐心努力,人人不怕死,水陆争战,不胜不肯罢休,费了一年多功夫,到底把东三省站住了,十年前的耻辱,一旦洗得干干净净,阵前伤亡,虽死如生,你想够多们体面,中日为亚洲的同种,日人笼络华人,自然比别国格外容易,从此也要亲热亲热才对,怎么见得呢?
此次俄人大败,讲和之后,必定要变法,必定要比中国变的快,将来俄人立了宪,君民上下,尝胆卧薪,教养生聚,不上十年,依然还要强盛起来,这次深仇,那能不报?日人要趁这个当口,抽出功夫来,勤勤恳恳的劝中国,正是他卫护自己的私心,我国再不醒悟,日本政府,恐怕要来干预我们的事了,朝鲜的榜样,众位还看不过来吗?②
这封来函表达的主张,其中一些关键观念,如“日本靠教育兴国”、“日本靠国人爱国战胜”、“中日同种相亲”及“俄国立宪必强”,都是《京话日报》创刊以来极力宣扬的理念。作者也和《京话日报》编者一样,并不完全信任日本的“亲善”③,但始终保持亲日反俄的倾向,所有言论的重点,最终还是落到了《京话日报》鼓吹的“立宪”、“爱国”上来。这种叙述策略,与《中华报》通过独立的报道与评论揭露日本暴政,力图激醒上层人士的危机意识,看似殊途,实则同归。只不过前者是纯粹的“启蒙”,因此采用了一以贯之、简化重点、遮蔽事实以强调日本榜样作用的路向,后者则包含着相当程度的“自启蒙”,也就可以清晰看出随着日俄战争的进程,知识分子对于日本观感的变化与反思。
①《奉天日本告示五续》,《京话日报》第216号, 1905年3月27日。
②《东省战后的中日两国》,《京话日报》第216号, 1905年3月27日。
③函件里流露出来的“朝鲜榜样”的担忧,无法判断是否来函人的本意,但总的来说,《京话日报》从未否认日本对中国是潜在的威胁,只是它不肯提供负面的报道,以免影响情绪简单的民众对日本宪政与“文明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