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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善后

论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善后
龚喜林
【原文出处】《求索》2009年第7期。
【作者简介】龚喜林
【摘 要】日本八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在1945年9月- 1947年12月的两年时间内，国民政府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在广大收复区开展了复员与重建工作。它在难民的遣返与救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善后、交通运输事业的恢复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由于中国遭受战争创伤甚巨，特别是国民党随即挑起的内战使收复区来之不易的善后救济成果最终散失殆尽。探究收复区的救济与善后为我们认识复杂多变的战后中国提供了又一独特的视角。
【关键 字】抗战； 收复区； 救济； 善后
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以3500万人的生命代价和6000亿美元财产损失而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设施毁坏殆尽，经济资源消耗一空，社会陷入空前的困顿与无序之中。
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战争灾害直接波及17省，而影响遍及整个中国。战后中国，哀鸿遍野、饥殍遍地。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统计，19省已有3000万民众陷于饥殍境地。1946年初，湖南全省“二千三百万人中，估计已有七百万人嗷嗷待哺或不久于人世。有数百万人日食草根树皮，甚至沙土。据联总职员目击之报告，当地植物已被当地人民及前往汉口途中的难民，咬嚼一空，寸草不剩”[1]。广西北部各县“谷米已被敌寇搬食殆尽，牛只被掳，田地丢荒，无物变卖以购耕牛，加之无米为炊，筋骨无力，难以劳作，告贷无门，采野菜以充饥，大人犹可，小儿难支，号寒啼饥，为父母者仰天长叹，坐以待毙而已”[2]。1946年广东发生严重饥荒，“1月至8月，广州一地路毙(尸)经检殓者就已7726具”[3]。草根、树皮成为普遍的食品，在一些地方(如广东的罗定)，且有吃人的惨剧发生。在豫东、淮北和苏北蔓草丛生、榛莽没胫、田亩阡陌、湮没不分的黄泛区，“农民丧失了求生的基础，有的外出逃亡求生，有的栖息高地，在不定的涸地上，从事没有把握的农作”[4]。农村人口大量死亡，牲畜严重缺乏，荒地大量增加，“江西一省缺乏耕牛及种籽而致荒芜的农田达三四百万亩；赣西及赣南五十里至一百里间渺无人烟之地，触目皆是”；在河南“一个农村几乎找不到几匹牲口”“生产正一天天向停顿的路上走去”[5]。
战后初期国内交通几乎完全断绝，水路、公路、铁路运输几乎完全停止。“战前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总吨位4500000吨，战时损失至少有一半。战前中国铁路总长8000英里，战时被损坏者达2000英里，而且被损坏的大部分是运输干线。战前的机车，战后只剩下不到一半，车箱则有3 /4。电力方面，战时有100万千瓦的增加，但解放时，其中有10% 被撤走或破坏，40% 到50% 失去效用。公路的损失，据1945年12月的估计，收复区所有公路需修整者达70% ，全数80%的桥梁涵洞被破坏，全数70% 的货车汽车被劫持”，而运输系统的瘫痪则“使工厂所需的煤和原材料无法运到，工厂无法开工”[6]。
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抗战胜利之后，难民流动激增，菌毒潜滋，疫疠蔓延。赣东各县的元气尚未恢复，而足以杀人千万的黑死病却在这一带悄悄地蔓延开来，“病疫最流行的时候，死者连棺材都买不到，有些患病的甚至全家同归于尽”[7]；东北的霍乱仅1946年7月“沈阳长春一带就死亡五百余人”[8]，渝筑沪粤之霍乱，豫鲁皖苏之黑热病，衡阳台湾之疟疾，浙闽东北之鼠疫，黔桂之回归热等等”[9]，此起彼伏，死亡相继。中国收复区及大后方的农村已成为饥馑与死亡的世界了，抢救挣扎在死亡线的难胞，复兴残破不堪的经济，恢复社会秩序成了战后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中国收复区的复员与重建问题，虽在抗战初期就有人提出，但因时处抗战艰难阶段，国民政府无暇兼顾，政府的作为也仅限于难民的赈济。后随战局的好转，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战后复员与重建的规划：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确定了战后经济建设和社会救济的重要原则；1945年6月国民党六大则对战后的建设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划，但中国战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善后主要来自于国际救济组织)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是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推动下，由44个盟国于1943年11月在华盛顿成立的国际救济机构。它的宗旨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受难者“济以粮食、燃料、衣着、房屋及其它基本必需品，供给医药及其它重要服务”[10]，以帮助它们战后经济的复苏。由于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卓越贡献，中国成为了联总创始国、会员国和最大的受援国。同时，为了办理中国战后收复区救济善后事宜，并履行中国对联总的义务，国民政府于1945年1月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运用联总之物资，办理在中国领土内救济与善后”[11]，并任命蒋廷黻为署长。1945年9月，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行总”根据经济和地理情况在收复区分设冀热平津、晋绥察、鲁青、苏宁、上海、台湾、东北、广西、广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15个分署及滇西、福建办事处；“联总”也在中国设立驻华办事处，以协助配合“行总”的工作。1945 年11 月8 日，联总第一艘运载3500吨救济物资的船只抵达上海，中国收复区大规模的救济与善后工作正式开始。
二
战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善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难民遣返。从1945年9月开始的难民遣返工作是“行总”持续时间最长、所耗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行总”先后在重庆、昆明、贵阳、西安等地设立难民输送站；在宜昌、汉口、上海设难民招待所和难民接运处。各分署也在交通要冲设置收容站、转运站或服务站，这样形成了全国难民遣送网。后方返回收复区或外省返回本省的难民，先由输送站运至适
当的地点，再由当地分署转运回藉；各省内的难民返回本县，由分署办理转运。难民遣送方式主要是陆运和水运，空运仅用于侨胞的遣送。“行总”最先遣送的是因豫湘桂战役而流落到重庆地区的贫苦难民和民营工厂被裁工人。陆路方面，“行总”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实行票价补贴办法。返乡难民凡由国营公路渝湘、渝桂、昆桂、陕豫等线返乡者，由“行总”津贴每公里二十五元至三十元，返乡者自负二十五元；赤贫难民无力负担者，则由“行总”发放乘车免票证，并免费供给沿途食宿”[12]。水路方面，由“行总”租用汽轮及木船由重庆分别编队送往宜昌、汉口、南京等地，并随船派有医护人员；沿途各分署所设立的遣送站或招待所，为难民提供食宿的方便。到1946年1月份，湘桂来渝难民8600名已遣送完毕。在此过程中，另有成千上万的难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或乘车，或乘船，或徒步跋涉，历尽艰辛，最终返回故乡。在“联总”的协助下，“行总”与有关国家接洽举行了侨民的遣返。到1947年9月难侨遣返工作结束时，联总和“行总”共协助27802名华侨返回原侨居地；协助46454名流落海外的难侨归国。
(二)灾民救济。为使挣扎在饥饿线上的难胞得到衣食住行的最低生活保障，“行总”及各分署对“老弱病残、赤贫无依，短期内非受赈不能生活者“[13]开展了如粮食、衣服和现金的紧急救济。其实施可分为四个时期：1945年秋冬之间的以粮食衣着为主的紧急施救； 1946年春季的抢救湘桂饥馑；同年秋冬两季，除救济豫皖苏黄泛区蝗旱灾情外，再度普遍举办的冬赈；1947年春季以后对各地水灾荒歉的救济。为配合难民的返乡及救济1946年的春荒，“行总”在各难民汇集之地和湖南、广西等发生严重饥馑的地区，采取集体供食的形式，普设粥厂和施食站，以解难民燃眉之急。1946年上半年的集体供食，不仅帮助人们度过了春荒，且可使大量的人力从事农业生产。“行总”为配合1945年及1946年的冬赈，又在物价较高的城市办理平价食堂。如在1945年的冬赈中，广东分署“粥厂食粥者310093 人，食饭者12697 人，平价食堂用膳者178015人，散发面粉15万磅”[14]。对于广大被难的农村，由各分署组织工作队赶赴灾区直接发放赈衣赈粮。在1946年拯救湖南、广西两省饥馑中“行总”曾动用水陆空一切可能的运输力量，每日向灾区运送1000吨粮食。由分署组织的105个急赈工作队发放食粮，使两省濒临绝境的650万饥民得以生存。截至1946年6月底，“行总”共“发放旧衣鞋200万件，新制棉衣、棉背心约65000余件，棉被和毛毯约4000床，受惠人数150余万；发放粮食8万余吨，受惠人数600万”[15]。
由于长期抗战，房屋破坏程度相当严重，尤其以华中、华南各省为最重。据湖南、广西等十二省的调查，“房屋损失程度在50% 至100% 者达229 个县市”，湖南“无屋可住者达1417791户，约占全省总户数的1 /4”，“无家可住者亦达700余万人”[16]。“行总”的此项业务，采取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办法：一是在水陆各交通要站，将庙宇、教堂、学校或其它公共建筑改建成难民招待所或搭建棚屋、帐篷等，修建临时住所，供难民临时居住；一是拨出专项贷款，帮助难民修缮被损的房屋。其中，“行总”给房灾最重的“桂省三十亿元，湘省三十亿元，鄂省十亿元”[17]的房屋建筑贷款。至于医院、学校、福利机构等公共房舍则由“行总”以工代赈的方式发动难民加以修缮。
(三)卫生防疫。为了防止战后瘟疫及传染病发生，“行总”于1945年7月设卫生业务委员会并成立12个医防大队、6所防疫医院及6个巡回卫生工程队。在“联总”的物资尚未到达之前，“行总”拨专款1000亿元( 法币)，进行收复区的急救与卫生工作。“联总”的物资运到后，“行总”将“联总”运来的医药器材分发各地医疗机构为难民开展免费救治。“行总”成立的广州、济南、汉口三个医防大队，医务人员分布于粤汉、津沪、平汉等铁路沿线各处站，为还乡难民提供医药卫生保障。1945年陕西发生白喉病；1946年各地出现天花、脑膜炎、霍乱；1947年5月黄泛区流行黑热病，“行总”都组织医护队迅速赶往救治。1946 年春，东北(尤以四平为重)、福建、浙江、江西发生鼠疫，“行总”在“联总”专家的帮助下，在各地进行防疫注射，“仅在四平一市接受注射的人即达九万八千余人”，“工作至十一月底，注射预防接种达四十二万人”[18]。另外，“行总”还组建了卫生工程大队，从事各地的环境卫生工作，如云南贵州的净水工程、花园口的环境卫生设施；其它如饮用水的消毒、灭虫、蚊、蝇等，总计大小工程数十处，消毒清洁工作数百起，惠及几十个城市。
(四)农业复员与善后。战后农业的迫切任务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衣服原料的生产，恢复农业生产以稳定农村经济，解除农民困苦。农业的复员工作主要如下：首先，“行总”向灾农贷放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在战争中损失殆尽，返乡农民赤贫无依。“行总”采用各种办法，向农民免费发放种籽、化肥、农具等农业生产物资。另外鉴于农业动力的短缺，“行总”也请求“联总”运来小型农具及耕牛等配发给农民。如湖北分署“共购发农具21796件，肥料813829斤，种籽653322斤，耕牛566头，受惠农户107719人”[19]。其次，组成农田复垦工作队，扩大耕地面积。战后荒废的农田，河南占耕地总面积的30%，湖南和广东各占40%；江苏的荒地占总耕地面积的3 /5。为迅速复耕荒地，各分署组织复垦工作队，开展农业生产调查、发放农贷物资，协助农民垦田复员。工作队利用“联总”所拨的拖拉机，从1946年4月起，先后在河南尉氏、湖北沙洋、湖南衡阳、广西柳州等地进行机械化耕作，仅河南一省就利用拖拉机复耕荒地5万多亩。
第三，防治病虫害。“行总”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也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在“联总”专家的指导下，行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产棉区防治棉病虫；在华南各省产稻区防治水稻病害；在晋皖豫烤烟区防治烟虫；在平、津、沪等大城市蔬菜区防治蔬菜病。其中，对黄泛区蝗虫的防治成效最大。1946年，安徽北部、河南中部黄泛区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行总”“沟围打”“撒喷毒饵”，并以2两蝗虫换1斤面粉的办法来奖励农民捕蝗。在这一区域内“共发动农民六十五万人，用去面粉一千吨，杀灾蝗虫达三百万斤以上，受益农田有七百六十万亩以上”[20]。病虫害的防治“得以保全农田1200万亩，由此可增产稻谷120万担，蔬菜100万担”[21]。另外在收复区农田水利建设特别是花园口的堵复和黄泛区的治理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五)工矿业善后。日本的侵华战争使集中于津沪等沿海地区的本来就薄弱的中国工业惨遭敌寇的摧毁而被迫内迁。继之以战事的持久，到抗战胜利时，这些内迁的工厂均残破不堪，实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障碍。“行总”成立之初，曾要求“联总”在煤炭、电力、建材、纺织等关系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工业方面提供更多的援助，但因“联总”规定只恢复与救济物资生产有关的工矿业，于是“联总”的援助一减再减。整个善后期间，联总援助的工矿器材有“电力设备793万美元，煤碳器材461万美元，建筑器材248万美元，机器修理厂369万美元”[26]。其中，电力设备主要配给资源委员会和民营电厂；煤碳器材则配给山西、安徽、湖南等省的煤矿使用；机器修理厂分别出售或配予国营企业。这些设备在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六)交通善后。抗战期间，因交通线损失惨重，战后“运输系统的不健全，实在是中国复兴建国的主要阻力”[22]。为了恢复交通，铁路方面，“行总”运用“联总”“铁路器材27万余吨，车头192个，车皮3445个，钢轨及附件84000吨，枕木97万根，机车附件2900 吨，桥梁钢架2300 吨，机车设备8700吨”[23]等器材先后修复了南浔、粤汉、津浦、浙赣等线。公路方面，“行总”尽量选择一些便于运输分配救济物资的路段施工。“如行总曾组织大批劳工抢修九江、南昌、长沙、衡阳的公路，从而使大批救济物资及时运到灾区。到1946年年底，已修成18000公里的简易公路；一年后，通车里程更达30000公里”[24]。其中最重要者“如京沪杭区公路，完成京杭、京沪、沪杭等线，约长791公里，修复永久或半永久式桥梁168座、涵洞377座，又福厦公路全长298公里，正在完成中”[25]。
三
中国收复区从1945年底开始的救济与复员是民国时期由中国政府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有系统、有计划也较有成效的救济与复员。在救济方面，“行总免费发放之食物，包括基本粮食及营养品，共计36万吨，衣着28000吨，现金连同呈请行政院专款拨赈者，共达600余亿元，其受惠人数，急赈为2700万人，特赈为1000万人。经行总协助返乡之难民及侨民，共逾160万人。受医药救济之从数，为1170万人”。以工代赈部分，“共享工粮37万吨，现金260万余元，受赈12000余万工，参加之难民工人，达800万人”[27] 。农业方面，“行总”共接收价值6700多万元的物资，“共用人工514万，使用工程款4997亿元(法币)，发放工粮122700吨，完成土方712780立方米”，兴办大小水利工程91处，“全部复耕荒地约2600余万亩，泛区涸出可耕地约600万亩，减少农产品水旱虫害损失2000余万担；而增产粮食方面，即以最保守之估计，当可增产540万长吨，约为联总供应吾人全部粮食数量之四倍，其价值为所投入物资之37倍”[28]。其它如农具制造、机械农垦和乡村示范工业已初具规模。在卫生复原方面，“行总”将“联总”的医药物资免费分发全国各卫生机构，共协助1900 多个单位复员，其中700多个医院得到病床和器械的配置。“行总”利用“联总”派来的外籍专家在北平、上海等地对医务人员开展培训。工矿交通方面，“大体说来，联总的物资可能弥补中国原有工矿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一，供给战后两年交通设备需要的三分之
一”，“战后长江以南各铁路的迅速恢复，颇得其力”[29]。
“行总”利用“联总”的援助物资，对收复区实行了一系列的救济与善后，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饥荒、控制了瘟疫，拯救了部分难胞的生命，特别是“行总”的善后活动“使成许多单位恢复了生产，为灾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的需求。行总通过一系列工赈和善后项目，及时修复了大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增强了中国的造血功能，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和开展生产自救的能力。不仅如此，伴随联总物资和联总专家的到来，许多新机器、新技术和新设备，从动植物疫病的防治、化肥农药的生产，拖拉机耕作到大型水利交通设施、农业机械、建筑材料机械和电工器材的生产到医疗器械实验设备维修技术传入中国，展示了当时世界的技术成果，并培育出大批初级技术人才，为日后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30]。
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表明，国家的独立是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走向近代化的首要前提。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了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障碍帝国主义势力，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国人长久积聚的对近代化向往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出来。“联总”大批的无偿援助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种不费分文获得亿万磅物资的事……可谓史无前例。以数字而言，倍于战前中国每年进出口的总额。假使战后中国息戈无事，海内宴然，则这批物资对于中国经济必是大大一付补剂。加以日本赔偿，做了一个世纪中国工业化的好梦，说不定就可以实现了”[3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即爆发的全面内战，使经济复员变成了战争动员，战争再次剥夺了经济发展的机遇。1947年底，随着“联总”中国业务的结束，随后的熊熊战火吞噬了来之不易的复员成果。蒋廷黻“联总将大批援助物资运华，计划定可实施”，“在最近一二年中，全中国可无饥荒”[32]的预言没有实现；国人“带有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初步蓝图”，“倘善后工作能有成效，经济建设当可提早”[33]的展望也没有如期而至。几代中国人近代化的梦想再次成为泡影，中国又与近代化失之交臂。战后中国获得的发展机遇以及这种机遇的丧失，说明在没有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条件下中国复兴经济努力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注:
[1]《联总发表中国灾情报告》，《新华日报》，1946 年4 月11日，第2 版。
[2]吴景超: 《劫后灾藜》， 中华书局， 1947 年版， 第16 页。
[3]林天乙: 《浅析战后广东的粮荒》，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1期。
[4]韩启桐、南钟万: 《黄泛区的损害与救济》， 《行政院新闻局》， 1948年印行， 第40 页。
[5]吴景超: 《劫后灾藜》， 中华书局， 1947 年版， 第37 页。
[6]《救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编: 《半月通讯》第15期( 1946 年) ， 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LS-A2 - 2 4- 14。
[7]《挣扎在灾难线上》，《行总周报》第7期( 1945 年) ， 第19页。
[8]《防疫运动》，《行总周报》第21期( 1946 年) ， 第13页。
[9]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编: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 1948 年印行，第122 页。湖北省档案馆藏LS -A1- 2 - 127。
[10][11][18][21][23]《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协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 政治(二) ，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 第516、519、551、553、5 55页。
[12][20][26]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 《两年来的善后救济》， 行政院新闻局1947 年印行， 第17、27、20页。
[13]社会部: 《社会工作通讯月刊》第3 卷第1 2 期( 1946 年) ，第1 页。
[14]《国民政府公报》第2679 号( 1 946年11月20 日)。
[15]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调查处编: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 1945 年10 月) 1 946年9月) ， 1947 年印行，第23页。
[16]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经济室编: 《湖南善后救济区域现状调查报告》， 194 6年印行，第22 页。
[17]《善后救济工作报告》，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 (四)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 08页。
[19]周柏苍编: 《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业务总报告》， 1948 年印行，第28页。湖北档案馆藏藏LSA2- 24 - 9。
[22]《救济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编：《半月通讯》( 1946 年)第15期，第4 页。湖北省档案馆藏LS - A2 - 24 -14。
[24][30]王德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中山大学2 003年博士论文》，第64、69 页。
[25][27][28]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编: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 194 8年印行，第201、247、258 页。湖北省档案馆藏LS - A 1- 2- 127。
[29]丁文治: 《联总物资与中国战后经济》， 《行政院新闻局》，1948 年印行， 第41 页。
[31]齐平: 《联总与我们》， 朱汇森主编: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 ( 1945 年- 1 948 年) ， 1947 年8 月4 日， (台北)国史馆，1989 年版， 第448 页。
[32]《动荡中的行总》， 《行总周报》， 第22期， 第21 页。
[33]徐义生: 《善后救济工作的行政制度》，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 年印行， 第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