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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中清论西方新中国人口史研究

千里
李中清（James Lee ）先生是当今美国新人口史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现任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人文科学部教授，并兼《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 ）杂志主编、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hinese Center for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理事等职。他早年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年来则专力于中国人口史研究，有论着多种刊出（其中，他与郭松义先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一书已在国内出版）。
李先生于1995年6月30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作了题为《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口制度和中国的人口变化》的专题讲演，其主要内容如下：
1、西方研究人口制度与人口变化的新动态：在过去35年中， 西方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西方传统的人口制度与人口变化的探索，从而对西方人口史获得了新的认识（例如，西方人口制度的特征，是单身多、晚婚多、婚内生育率高、死亡率高，等等）。其主要代表人物如雷格莱（E.A.Wrigley）等，肯定了马尔萨斯的观点， 指出英国的人口控制，主要采取预防性制衡手段（preventive checks， 特别是降低结婚率）。现在，西方学术界也开始注意中国的人口制度与人口变化问题。
2、 新的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方向：以李中清先生为代表的新的中国人口史学家，研究目标是：（1） 重现过去的中国人口制度和人口变化，（2）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之外（ 首先是日本和韩国，然后扩及非洲），力求通过对亚非人口行为的研究，重现亚非的人口制度和人口变化。
这些新人口史学家在上述几个方面已取得若干进展，特别是在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方面，进展尤大。他们通过多年努力，对中国户口登记的大量历史记录（从辽宁的农村地区到北京的城市地区的记录）以及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8年所作的当代人口抽样调查资料，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3、中国传统的人口制度：以上述分析为基础， 新人口史学家们集中探讨中国传统人口制度有别于西方人口制度的四个特征：（1） 普遍结婚和早婚（但主要是女子，男子则否），（2）低出生率（ 仅为西方的三分之二左右），（3）高溺婴率和高堕胎率，（4）高过继率（为西方的十倍左右）。目前他们特别着重研究第2和第3方面，原因是他们对这些方面了解得较为透彻，而且已经开始收集亚非其他地区在这些方面可与中国进行比较的资料。
与西方对比，中国传统人口制度的总特征，是具有多种的人口控制方式：（1）中国人使用了两种预防性制衡手段（preventive checks，即控制结婚和控制婚内生育），这对降低婴儿出生率有重大影响；（2）中国人使用了两种正面性制衡手段（positive checks，即溺婴和堕胎），这是女婴死亡率很高的主要原因。
1949年以后，这种人口制度也几乎消失了。但是，我们仍旧能够从近来乃至现今的人口行为中，看到中国历史人口制度的某些重要内容。例如：（1）1950年代的出生率很低；（2）结婚时间和第一胎生育时间之间间隔很长；（3）即使在今天的很多地方，性比例很不平衡； （4）出生率急剧下降，不单是国家计划生育工作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中国人民愿意采用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技术来控制出生率。
4、 中国人口制度与东亚人口制度的比较：东亚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始于1950年代的日本。这种趋势于1960年代波及韩国，1970年代则延及中国。但是，在日本和韩国，出生率的下降，主要是通过堕胎。而在中国，尽管堕胎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堕胎率却远低于日、韩，原因是避孕技术的使用，在中国比在日、韩普遍得多。因此，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在控制出生率方面，而且在保护妇女不受堕胎手术之苦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
5、结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人口学家和人口史学家， 在研究中国的人口制度和人口变化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现在是运用这些成果，来对近三百年来中国的人口经验作一初步总结的时候了。李中清先生希望：在这个总结过程中，能够提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人口经验模式。这样做，不仅会提高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而且也将增进我们对世界历史的了解。
转载自：《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