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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构筑中国史学史的学术高地——乔治忠教授访谈录

乔治忠 金久红
[关键词] 史学史；学术高地；理论思维；官方史学；中外史学比较
[摘 要] 2013年2月，廊坊师范学院金久红副教授访问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谈论中国史学史的治学与学科发展问题。乔治忠认为研究中国史学史，应当追求独得的思考、独到的考订，做出深层次的探索，这就必须培养理论思维能力和具备系统、优长的知识结构。中国史学自古兴盛发达，令史学史学科资源富饶，理应成为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显学。将中国史学史筑成一个学术高地，以高屋建瓴的气势梳理和总结历史学的来龙去脉，有利于整个历史学的健康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存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历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即求真与致用的矛盾，就交织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之中。从这种思路深入探讨，有助于揭示历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
O乔老师您好！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听到您的学术报告，也读过您的着作和多篇论文，感觉您研讨中国史学史有很多新颖的思路，颇受启发。今天能否请您谈谈自己的治学体会，以及对史学史学科的综合性看法？您是怎么选择要研究中国史学史这门专业的呢？
●我能够进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经历了几次个人选择以及与所处环境调整的结果，并非很早就选定这门专业。1 978年报考大学文科，结果历史一门考分最高，考了百分制的95分，遂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
高考得分虽高，但实际上整体知识还是薄弱的，必须加紧补习。如果立志做学术研究，年龄和其他条件都容不得再三心二意，同班年轻的同学中也有人把精力用在文学或别的事情上，但我不敢折腾。经过两年学习，我打算报考杨志玖先生的隋唐史研究生。可到了1 981年，我被允许与上一届77级毕业生一同报考研究生，但只能补报本校导师，而杨志玖先生当年又决定只招元史研究生，于是我临时改报了史学史专业，提前本科毕业，进入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对于史学史，大学二年级时还没有什么了解，至三年级时听杨翼骧先生讲课，许多同学都被杨先生精彩的讲授所征服，因此改报史学史专业也不是纯属偶然，应当属于面对治学环境的又一次选择和调整。
O听您刚才所言，可以想见您在大学本科阶段一定是非常用功的，成绩自然是优秀，而除此之外，您在这一阶段有没有撰写过学术论文？
●因为中学偏科的影响，历史知识比较薄弱，直到1980年才写出一篇学术性的历史论支，题目为《唐代士族、庶族的合流及科举制在其中的作用》，此文刊载于《南开史学》，流播不广，但含有不少研究特见。此前史学界认为士族与庶族地主处于不断斗争状态，本文则提异议，认为二者在唐代趋于合流，而科举制度就是士族与庶族合流的枢机。文中所列举的相关史实相当丰富，论据还是满充足的。更重要的是，文中隐含反对将“斗争哲学”推衍到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即反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只是没有明确申明这一思想，是当时思想不大解放，过于谨慎了，否则，学术影响会增进许多。这是曾经选定专攻隋唐史时的学习心得。
1981年研究生考试结束，还要赶写学士学位论文，与77级本科生同时毕业。这时已经考入史学史专业，毕业论文自然应当是中国史学史内容，题目是《<史记>“太史公日”浅析》，综合研讨了《史记》全书中“太史公日”的内容、特点、思想及价值，约11000字，由杨翼骧先生评阅。杨先生对拙文很是赞许，将之推荐待发。然而《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刊出俞樟华先生《试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日”》，与我待发之文之间绝无信息参照的可能性，却又是高度的“所见略同”，连论述“太史公日”与《史记》正文具有“浑然一体，不相分离”的特点，使用词语也都相同。这样，我的文章只好主动地撤回封存了。本科学习阶段的两篇论文，从发表和影响上看都不大成功，但从内容实质上看却是学术研究已经初步入门的标志。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经历，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些经验、教训和体会：
第一，学习和研究方向既需要审时度势地调整，也要有坚守学术目标的意识，过多地改变研究方向，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我从攻读史学史硕士学位始，就坚持研习中国史学史，矢志不移，不管其他专业有多么“热门”，也不见异思迁。
第二，专业性的学习和研究，有两个重要环节。首先，要不断提高和改进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这需要重视理论的学习，尤其是掌握和运用辩证法。我在中学时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思维方法始终是我研究史学问题的利器。其次，应当掌握系统的本专业知识，知识结构不能是东一点、西一点的断片式样。
第三，对《史记》“太史公日”归纳和概括这样的研究，一般学者都能够做到，故难免雷同，应当追求独得的思考、独到的考订，做出比史学现象总结、归纳更为深层次的探索。理论思维能力和系统的知识结构，仍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最基本的条件。
O您刚刚说到的第三条治学体会，包含着很高昀学术标准，做起来似乎不太容易，您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是怎样具体践行的？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主张，即历史研究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实例多为宏观性的历史论述，中国史学史中一些具体史实的清理怎样来运用理论思维方法呢？
●我所说的理论思维、理论分析是要体现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而不是套用历史理论的现成结论。当然，这里说的研究方法不是指搜集资料、归纳资料等技能，而是具备理论色彩的方法论。从史学方法论层面看，研究方法只有三种。l．逻辑的方法，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逻辑方法的特点是暂且摆脱事物自然的发展历程，对经过鉴定和选择的资料进行归类、分析、综合、概括、推理、判断，运用形式逻辑（如归纳法、演绎法）和辩证逻辑（如探寻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要素）探讨其内在性质。2．历史的方法，是按照事物本身的发生、发展进程展开我们的研究程序，其重要的特征乃是注重事物发展的时序性，从而描述与概括事务的发展状况。3．系统与层次的考察方法，即将研究对象置于相关事物的整体联系中认识，事物整体的有机联系就是系统，这种考察不能笼统，需要分层次地探研、扩展、深入，使整体和局部都得以清晰化，类若医学体检的CT。这样既能够形成系统的去观认识，也能够将具体研究对象在整个系统中做出定性和定位的分析，避免研究结论的孤立和片面。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这是早有很多研究成果的热门话题。流行的学术观点认为，章学诚将自己的史学理论应用于纂修方志，从而创立了方志学。而我的新见解是章学诚的史学创见，主要来自于他纂修方志的实践，即章氏的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都是得益于实际的修志活动。这个论点在学位论文答辩中，被赞许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得出这个论点的途径并非套用“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公式，而是将章学诚历次纂修方志得出的见解，以及随后如何发展这种见解，按时间顺序清理出来，构成各项史学创见来源于修志实践的清晰线索。这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论据立足于确凿的史实。一般研究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惯于采取“逻辑的方法”，即分类论述他的史学理论、方志学见解等等，掩盖了章氏成学的历程，于是得出他将史学理论应用于纂修方志的讹误说法。只要以“历史的方法”检验一下，就可以发现章氏很早就纂修方志，而史学理论成熟甚晚，有胡适、姚名达之《章实斋先生年谱》做参考，这并不困难。关键在于产生这个思路。宏观理论不应作为考订历史的证据，怛可能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并且引出一条思路。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清朝官方史学研究》，1 994年在台湾出版。这是具有开拓性的题目，其中考订和清理了许多史实。例如关于努尔哈赤政权何时开始记录满文的“档子”（姑依台湾影印本书名，称之《旧满洲档》），台湾着名满学家广禄、李学智等学者论定为天命六年（1 621年），此前的内容都是后来追记的。这个结论多年无人质疑，但却是错误的，因为天命四年（1619年）明确记载着努尔哈赤令部下发誓效忠，把誓言记在档子上，但哪一年开始记档，史无明文。记录《旧满洲档》是官方的政治文化体制，努尔哈赤政权这一阶段体制的较大变动当然是在立国号的天命元年（1616年），我有了这个判断，经细致梳理史料，终于从《旧满洲档》1615年内容的综合解析中，理出次年即天命元年开始记录档子的确切证据（详见《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载《社会科学阵线》1994年第3期）。
又如这种《旧满洲档》到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戛然而止，原因何在？相关的史实和史料有：1．天聪九年（1635年）设立“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的职掌规定要编录文献、史料，为纂修实录做准备；2．现存文献有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为编年体史事记述，从清太宗朝延续至顺治时期；3．天聪九年和次年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变革，特别是天聪十年四月改元“崇德”、改国号为“清”，清太宗称皇帝，随之进行一系列改变官制、举行典礼的活动。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旧满洲档》的停止，很可能是由内国史院的满文档案承续了其职能。但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起始时间，却不是从崇德二年开始，它与《旧满洲档》有从天聪元年（1627年）到崇德元年（1636年）十年的重叠。如果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确是接续了《旧满洲档》的编录，那么这十年时段的重迭应当是内国史院档案抄录《旧满洲档》而成，对此予以考证实为关键。我在《<旧满洲档>与内国史院档关系考析》（《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一文中，以确凿证据作出了考订和论证。于是，清太宗时期官方史学的整体状况也得以清晰地展现：从清太宗崇德二年起，由内国史院编录经过改进的记事性满册，取代了原先的“汗的档子”记事体制，所以《旧满洲档》只记载到崇德元年而止。内国史院编录满文记事性档册的同时，也追补了清太宗天聪年间的史事内容，其目的是为了将来纂修《清太宗实录》而准备一套完整的史事长编。而追补天聪年间史事的方法，是筛选《旧满洲档》的记事予以抄录，也添加一些其他案牍的少量内容。待这种选录工作完成、待崇德元年的各种典礼告竣，内国史院自己编录满文档案的工作才正式取代《旧满洲档》系列，故《旧满洲档》至崇德元年终止，由内国史院按照将来纂修实录的预想编辑满文档案，其行政作用大为减退，而官方史学功能增强。
上述史事考订和史事清理的事例，都是依据史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发现问题、导出思路和解决问题，具体考证过程有许多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运用，而且不难看出论证中联结了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对史料和史实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解析。如果没有理论思维方法的运用，很难发现问题，更不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O以史学方法论的理论思维方式开辟史事清理和历史考订昀思路，从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个理念十分新颖，对中国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很有意义。许多着述谈论历史考据方法，多强调搜集史料、鉴别史料的功力问题，不言史学方法论的运用。而随着史学的发展，从史料找到考证史实的直接记载的机会正在减少，您的研究方法对于清理那些缺少直接记载的重要史事，会有别开生面的效果，以后有机会还想聆听您的详细讲解。现在，我想知道您对中国史学史这个专业的发展，有什么愿景与设想？我们怎样才能进一步做好这一学科的建设工作？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虽早已定为二级学科，但在国内的发展还不尽人意，历史学界对史学史学科的重视还严重不足。这就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做舆论、学理和学术实践上的工作，树立起将中国史学史专业构筑为学术高地的目标，将这个学术目标化作史学界多数人的共识，并且付诸行动，就是我的最大愿望。
史学史的研讨对象是以往历史学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史学史是系统清理、总结和反思历史学发展历程，并且述评史学发展中重要事态的学科。一个地域、国家或民族能否实现自身范围内史学史学科的兴盛，要视其自古以来是否具备广阔、连续的史学活动，是否具有丰富的史学遗产，这个前提条件是十分重要的。中国自古以来史学异常发迭，人所共知，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有如此取之不尽的资源，这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比拟的，史学史学科理应在中国蓬勃发展，成为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显学。
O您所说的将中国史学史专业构筑为一块学术高地，“学术高地”的内涵是什么？难道史学史学科比历史学的其他专业例如古代史、断代史更高级、更重要吗？
●不是的，不能这样理解“学术高地”的概念。学科、专业之间没有等级高下之分，不仅历史学内部各个专业不能分判带有优劣意味的等级，即使历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物理学、数学之间，也不能规定孰为上等。这里说中国史学史可以构筑为学术高地，乃是基于史学史在认识论上的位置与研讨范围、研究宗旨的一些特点，比如历史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上层建筑优于经济基础，而是依据其形成机制、性质和功能而言。史学史的学科特点，暂且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如果说历史学是对人类社会以往进程的反思，那么史学史就是对于历史学的一种总结性、描述性的反思，是人类社会“反思的反思”，过去说史学史是“史之史”也是这个意思。从认识论上看，史学史是反思的又一层次，不能仅看作是历史学的分支，它还担负着总结、描述整个历史学历程的功能，可以说是从历史学中产生出来又凌驾其上的那个层次。
其次，史学理论也是对以往历史学的反思，是以概括、抽象的方式予以反思，与史学史既有明确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简言之，史学理论应当以史学史研究为基础，发展、充实的史学理论又促进史学史的研讨，正如历史理论与历史学的关系一样。现在学界往往从历史理论、历史哲学中推衍出史学理论的阐述，对史学史的知识却不甚了了，故不免存在诸多扦格不通、承讹袭误之处。因中国史学遗产无比丰厚，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有条件跃居最成熟、最深入的一流水平，这可能会促使中国史学理论的蓬勃发展。我捉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包含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与探讨史学运行机制的内容（《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就是要将史学史研究提升到理论的层次。
再次，史学史的研究内容之一是史学评论，或称之为史学批评。史学史研究以往的史家、史书、史学状况，离不开史学评论的手段。而当代人的史学活动和历史着述，在其完成之时就将要进入史学史的视野，因此当代史学评论实际仍是史学史研讨的延续。进行史学评论者并非都是史学史学科的从业人士，史学评论的文本也并非都具有史学史研究的性质，但史学史角度的史学评论，是将评论对象置于史学发展的整体线索中进行定性和定位分析，评论的眼光是长时段的、广视野的，这明显地具有学术优长之处。当前历史学的各种评价机制，大多是短期的、狭窄的，一部史书被部分人赞扬，或获得较高奖项，但一旦放到史学发展史内评议，其论点是否经得起检验？究竟有何超越前人的创新？是否值得今后的史学史着述写上一笔？这才是最终的审判。此乃史学史学科在历史学内的可敬可畏之处，也是史学史学术体系的价值取向。
历史学必须通过反思，清理自身的演进历程，才能更为成熟，诚如梁启超所言，“凡一种学问经过厉史的研究，自然一不会笼统，二不会偏执”（《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在中国历史学内部，史学史的研究属于后发性，是对既往史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审视，居于认识论的高一层次，因此，将中国史学史筑成一个学术高地，以高屋建瓴的气势梳理和总结历史学的来龙去脉，评析已有的历史学着述，极其有利于史学理论的建设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照您所讲，史学史学科的学术品位如此之高，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职责如此之重，真可谓是任重道远。对于从事这门专业的研究者，似乎应有更高的要求。您认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除了一般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的治学素养之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引为注意、做出努力？
●研究史学史与研究其他历史学专业，所需要的学术素养是一致的，原则上没有什么特殊化要求，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求真、求是为根本宗旨，打好专业基础，完善知识结构，掌握基本的治学技能等等，适合各个专业的研习、探讨。而研究中国史学史，我有几条体会，这里提出来请同行时贤特别是年轻学者引为注意，在学术活动中予以参酌：
一、必当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与思考，否则，史学史的研究就难以深入。因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右着密切的联系，已如上述，其理甚明，不必多赘。
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能现成地接受其他专业提供的具体结论，而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因为史学史本来就是要审视以往史学成果及发展状况，如果糊里糊涂接受其他专业对史学问题的议论，岂不是学术失职？例如中国古代有《世本》-书，先秦史学家根据其记述内容，认为成书于战国后期的赵国，有的中国史学史着述将之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一部通史，误上加误。通过史学史研究对史料的细致疏理，可发现《世本》乃是西汉时刘向在整理图书工作中，将先秦零散文献分类汇编而成书，内中史料都形成于先秦，而成书则在西汉，正如<全唐文》内的文章都写于唐朝，编辑成书却在清朝，不可依据书中内容判断成书时间，其理甚明（详见前揭《中国史学史》，第53页）。“二十四史”中的《明史》，为清朝官修，然而
流行说法却多将纂修之功归属于以明遗民自居的万斯同。查其说源流，初起于清初遗民学者的渲染，后继于民国时期排满情绪笼罩下的学界，清理《明史》编纂进程，即可知其与史实不符。万斯同固然有较大贡献，但距离成书的水平相差甚远。此类事例很多，必须重新审视与考核。
三、中国史学史乃属于历史学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必须全面、如实地总结以往的学术历程，这是基本准则，应当彻底地坚守。史学史的研究者，要坚决反对片面颂扬一说而隐瞒学术真相的不良倾向。例如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一文，通过一系列的字音、字形的转变，认为上古时期的鬼方、昆夷、扩狁“亦即一族之种，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而王玉哲教授早在1 945年发表的《鬼方考》（原载《华中大学国学研究论文专刊》第一辑）中，便从音韵学运用的规则、上古鬼方等部族的地理分布、各部族文化水平的差距等方面，彻底批驳了王国维的错误。自此，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已然没有学术价值，王玉哲之文也因此获得了当时教育郜的学术发明奖金。但匪夷所思的是，直至1 983年仍有着名学者声称“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可谓独步于近代史坛”（林斡：《王国维对匈奴史的研究》，载《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 983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篇对殷商君主世系予以考订，也被着名学者丁山、陈梦家指出了其中的严重错误，即所谓殷商“先公”，其实“那群祖宗都是神祗”，殷人也是将之作为神来祭祀的（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 961年版，第547～549页）。先秦史界的“主流”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隐瞒这些学术实况，造成不良影响，史学史研究不能再随波逐流，必须要全面梳理历史学的学术史，诸如鲁实先教授的甲骨学解读体系、石泉先生的荆楚历史地理学考证等等，无论是否同意其观点，都必须纳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视野，因为那曾经在学术史上切实存在，还没有人证明他们的观点在整体上是错误的。
O我觉得以上三条对史学史的研究确实十分切要，对其他专业的研究也能够适用。您的观点已经深入到学科理论层面，值得史学界注意和讨论，很希望您的主张能被学者群体广泛接受。具体到您自身，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主要做了哪当工作呢？
●如你刚才所说，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不是几个人就能够担当起来的，需要本专业所有同人共同努力，还需史学界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配合与扶助。但具体到每位同人，都应该各尽所能。我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已经30多年，前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史学史》，融入了我多年以来的大部分研究心得，在个案的研讨上，每一章都有重要的独得发现或独特见解，这里不能一一列举。现结合我的其他论着，谨就一些关乎史学理念与知识体系的成果，略述梗概，以求正于时贤，殷切希望引起讨论和批评。
其一，提出中国传统史学存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繁荣兴盛而超越其他各国的主要原因。描述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线索，例如：西周“殷鉴”观念对史学产生的重大影响；战国时期私家史学迅速兴起，有超过官方的趋向；东汉官修《东观汉记》，开启了朝廷不仅记史而且纂修正式史书，是官、私史学两条发展轨道形成的标志；等等。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在两汉奠定的史学基础上运行和发展。
前面说过，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清朝官方史学研究》，研究成果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还首次考察了清朝官方的修史制度．根据历史档案细致梳理了清代国史馆的组织结构、考核制度和修史项目，评析了清朝皇帝特别是清高宗的史学思想等等。在个案性研究中，订正了许多学界先前流行的讹误观点。在整体的问题上，提出由于清朝是从少数民族政权兴起、壮大，其官方史学独立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完整过程，而业绩显着。清朝官方史学兴盛的程度，足以与私家史学并立、匹对，甚至处于强势，影响对整个清代史学的总体评价。此后，我对清朝官方史学陆续做出一些新的研究，如考析清太宗时期汉文档案文献的保存和利用、探讨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比较清高宗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等等。随之将研究清朝官方史学的视角和方法延伸到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考察，得出了新的系统性认识，即要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互动关系上，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形成新的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
其二，提出在中外史学比较中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外史学比较包括中西史学比较与东亚内中日、中韩史学的比较，二者并重，不可偏废。通过中外史学比较，得出一个认识，即治史求真与撰史致用之间的矛盾，是史学内在的发展动力。这对矛盾在中国，交织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之中，故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脉动的现象。因此，划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阶段，必须关照官方史学的发展状况，不应以某种史学名着或史学事件为标志而割断朝代。只有近代史学的建立以梁启超疾呼“新史学”做起点，因为其中有西方史学影响的因素以及国外力量提供的条件，况且已值清末，清廷已经尽失控制社会文化的能力。
其三，通过中外史学比较，提出并非所有民族、国家都会原发性地产生史学，除了别的条件之外，一个民族必须在追忆往事而渐次形成文字撰述的早期阶段，就形成记事求真的强劲理念，才可能原发性地产生史学。上古中国和古希腊恰好具备相应的条件，但史学产生的途径不同，中国是从官方产生，古希腊是从私家产生，于是出现世界上两大不同的史学体系。具有连续不断的官方史学活动，是中国传统史学区别于西方吏学的显着特色。官方史学虽然不是史学发展的必备方式，但在古代颇有文化魅力，容易令周边相对落后的民族政权竞相仿效，朝鲜和日本都引进和仿效了中国的官方史学，但没有发展到可与中国比拟的程度。
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历史学终究会产生和发展，具体某个民族和地区则不一定自行产生历史学，但可能会逐渐用引进和仿效的方式建立史学。明晰于此，有助于对于历史和历史规律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其四，提出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既迟缓且不彻底，传统旧史学与各个流派的西方史学交织共存，形成多样化、多途径的发展，因而显得十分兴盛和丰富多彩。但旧的史学理念和旧的历史系统没有经过充分的清理和扬弃，遗留下很多问题，拖累新史学也拖累社会文化的进步。近代史学的学术旨趣，则是逐渐向两个端点凝结，一端是历史考据的研究成果备受推崇，另一端是试图对中国历史做出系统性认识，重视历史理论。第二项趋势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影响，扩大传播。
其五，提出要以史学史的角度审视一般历史的探索，促进整个历史研究的去伪存真、求是黜非。这一点我尚刚刚开始尝试，如对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原因的考察，揭示了传统史学起到极其重耍的作用。十六国、北朝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都致力于仿效传统史学的记史和修史行为，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甚至形成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史学引导了历史、改变了历史。
以上都是我在论文中发表过的观点，其中关于史学内在矛盾的论述、中国传统史学贯穿着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关系的见解等，乃是为了揭示史学发展规律做出的探讨。我把揭示史学发展规律作为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树立探求规律的学术目标，可以起到促进缜密思考、推动深入研究的效力。
O您的谈话富于治学的启发性，听了之后，感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广阔空间以供开发，学术队伍应当有所扩大才好。学术探索的广度和深度都没有止境，您今后的研究工作准备做哪些安排？
●中国史学史的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要探讨，以上提出的一些观点仍须验证和深化，承担的研究项目也要完成。此外，最想做一项纯属史学理论的研究，对此已经有些思考、有所准备，我的理念是：应当先掌握比较充实的史学史知识，再作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O您今天的一番话真是令人眼界大开，受益良多，我想如果能认真地吸收、消化，就是对整个中国史学史的学术发展也是多有裨益。真希望从后能有更多机会再与您交谈，祝您今后在史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收稿日期2012-12-20
作者乔治忠，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金久红，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河北，廊坊，065000。
（转引自《史学月刊》，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