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清代御史钱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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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御史钱沣


冯佐哲
钱沣这个名字,过去知道的人并不多。可是近年来,由于有关清代“历史”的影视剧,如《大清御史》,特别是京剧《瘦马御史》、《宰相刘罗锅》等相继播出和演出,作为大贪官和珅的对立面人物,其名字已渐为人们熟悉。知道他是个“清官”,是乾隆年间的一位不畏权贵、蔑视强暴、敢于抗争、智勇双全的铮铮“御史”。但是影视剧中的钱沣与历史上真实的钱沣还是有距离的。尽管钱沣一生任过许多官职,但他干得最出色、最有成就的还是做“监察御史”这段时间。
钱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人们尊他为“南园先生”;又由于他擅长画马,而且画的多是瘦马,故又被称为“瘦马先生”或“瘦马御史”。他生于乾隆五年四月初一日(1740年4月29日),云南昆明人。青少年时期由于其诗、书、画三方面出色,人们称誉他为“滇南翘楚”。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考取了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在翰林院任职将近十年,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才被任命为江南道监察御史。
钱沣出任监察御史前后,发生了以陕甘总督勒尔谨和浙江巡抚王亶望(曾任甘肃布政使)为首的“捐监冒赈案”。此案不仅作案时间长,从乾隆三十九年一直延续到乾隆四十六年,而且涉及官员遍布甘肃全省,结案时被判罪的官员就达194人,其中被处以斩刑的就有57人,被充军发配的有56人,被抄家革职的有35人。
按照清朝制度规定,陕西、甘肃两省设总督一人,兼任甘肃巡抚,驻兰州,同时亦统辖陕西。另外,在陕西省设巡抚一人,驻西安。每当陕甘总督进京谒见皇帝,或有其他公干不在任上时,则由陕西巡抚代任陕甘总督职务。在勒尔谨任陕甘总督期间,两次离职进京朝觐乾隆皇帝,陕甘总督一职均由当时的陕西巡抚毕沅署理。且他久居西安,以甘肃为邻,因此对于甘肃“捐监冒赈”案的内情,应该一清二楚,但是毕沅却假装糊涂,既不举报,也不揭发。此事经乾隆皇帝指出、点破,他表面上认罪,并愿意拿出三万两“自行议罪银”和二万两“养廉银”作为罚款,“以赎前愆”。乾隆皇帝得到银钱后,也想就此刹车,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刚刚出任御史二十七天的钱沣,却认为即使毕沅没有直接贪弊之行,作为代陕甘总督,也是逃脱不了“包庇”之嫌的,于是立即向乾隆帝上了一本《劾陕抚疏》,弹劾毕沅“瞻徇养患”,“畏避怨嫌”,“甘心从同”,沆瀣一气,酿成大患,罪责难逃。钱沣的奏疏,有理有据,打中了毕沅的要害,使他有口难辩。乾隆帝在这种情况下,也十分尴尬,只好把此案交给刑部进一步查核,并令大学士、九卿、科道议奏;同时令毕沅进一步申诉、辩解,然后再进行裁决。最后乾隆帝下旨说:“现在督抚一时乏员,毕沅着从宽照李侍尧、富勒浑之例,降为三品顶带,仍留陕西巡抚之任,所有应得之俸及养廉永行停止,以示惩儆。倘因停其廉俸,或需索属员,以为自肥之计,一经查出,朕必重治其罪,不能再为宽待也。”由此可见,钱沣初任御史,就敢捅马蜂窝,弹劾陕西巡抚毕沅。
事后不久,钱沣又在乾隆四十四年(1782年)向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纵情索贿”,“吏治败坏”,“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至历城等县仓库亏空”等罪行。
钱沣这次上疏弹劾国泰,风险无疑更大。因为国泰与毕沅,尽管都是巡抚级官员,但国泰是和珅的亲信、党羽,一直得到和珅的庇护。而和珅当时是乾隆帝宠臣,权倾朝野,人称“二皇帝”。弹劾国泰,无疑是冒犯了和珅。早在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一事之前,和珅就风闻国泰为官贪婪,官声不好,民怨很大,迟早要出事。为了保护国泰,和珅曾采取欺骗手法,拉上大学士阿桂、福隆安等与自己联名上疏,请求乾隆帝将国泰调回京师任职,企图保护国泰蒙混过关。从此可以看出,国泰在和珅心目中是一个有分量的奴才。所以,钱沣这次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无异于摸和珅这只大老虎的屁股,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对此,钱沣事前也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明白,一旦弹劾不成,很有可能会被和珅一伙倒打一耙,栽上“诬告”罪名而遭受“反坐”处罚。他在上疏之前,就做好了弹劾失败而可能受到的“严谴戍边”的责罚,特地向友人邵晋涵借了“钱十千”,以备在发配途中购买食物时“资用”。
乾隆帝看到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的上疏后,感到案情重大,立即作出决定:派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工部侍郎诺穆亲,偕监察御史钱沣等人,前往山东查办此案。
和珅奉旨后,当然不敢明抗,但却暗地里搞小动作:一面,他火速派爪牙去山东,给国泰等通风报信,要求他们预作准备;一面,又在前往山东济南的路途中,千方百计拉拢钱沣,企图将其软化、收买。他发现钱沣身体虚弱,衣着单薄,便派人送去食品、衣物,以示关怀。但钱沣忠于职守,不为所动,对和珅实施的小恩小惠,均一一婉言谢绝。到山东济南后,钱沣又不顾和珅的阻拦和牵制,坚持亲赴各地银库,逐一勘察,细心核实,在刘墉的支持、配合下,终于查清了案情。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一日,和珅、刘墉、诺穆亲和钱沣等人来到历城县,因为该县知县事先已得到京师来人盘查仓库的消息,故东挪西借,早已将亏空的库银补齐了。和珅知道该县银库的帑银已补齐,便命令抽取库银数十封查验,结果并无短缺,就打算起身返回行馆。可是细心的钱沣当时就发现库存的帑银“杂色不一”,认为它们多是“市银”而不是“库银”,因为“库银”均为50两一锭,而市银则规格不一。于是就提出“按款对比,逐封弹兑”。结果查出历城县银库亏空银40,000两;接着又盘查该县粮仓,查出缺少仓粮3,000余石。不久又复查了章丘、东平和益都等州县的粮库,也都是库库亏空,最后查得全省共亏空200多万两白银。在事实面前,国泰、于易简不得不承认他们勒索属员的罪行。乾隆帝一怒之下,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死刑。
钱沣出任监察御史后,挺身而出,弹劾封疆大吏,两战接连告捷,整个朝廷为之震动。因为在清代前期,言官弹劾违法官员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好,特别是顺治、康熙年间对言官控制、约束极严,并屡加申饬,谨防其狭私诬捏,以致造成了监察制度萎缩、言路不兴的局面。御史们个个谨小慎微,不敢对内外重臣弹劾,唯恐日后受到打击报复。因此钱沣的不畏权贵、不谋私利、敢言敢为的举动,在人们心中的政声、德声从此雀起,同时在百官群僚当中也引起了巨大反响,使贪污腐败者一时震慑、收敛,使清廉、正派者振奋不已,特别是给言官(谏官)以莫大鼓舞,有的人甚至赞颂其为“鸣凤朝阳,柏府(即指监察机构‘都察院’,又称‘鸟台’)新声”。
钱沣不仅为官刚直不阿,一身正气,而且为人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他因为出身寒门,从小便立志向上,刻苦研读,并养成了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品格。他在翰林院前后工作了十来年,一直未把家属从昆明迁至京师,更未在京城置建自己的住宅,而是经常居无定所,过着清苦、孤寂的生活。他始终不渝地固守着儒家“慎独”思想,时时严于律己,保持着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心态。平日他生活十分俭朴,常“携一仆徒行,蔬食大布,晏如也。”有人问他何必这样节俭,他答道:“吾本寒士,少年辛苦如在目前,且为官而惟车马衣服是营,又焉能廉?”钱沣作湖南学政时,总是照章办事,从不受礼纳贿,“按试各郡,绝干谒,不受棚规。”许多当权者“为之致馆馈赆,悉不受。”当时湖南一直流传着“钱来不要钱”的谚语。就是在他父母去世时,由于一时经济拮据,他宁愿典当家产,或向亲朋借贷以办理丧事,也不借机接受别人的馈赠。
钱沣一生主要活动于乾隆朝的中晚期。乾隆朝在表面繁荣的“盛世”背后,充满着浮华、奢靡,许多人权势和金钱的欲望膨胀,利欲熏心,贪官污吏叠出,腐败大案丛生。钱沣能够坚持操守,不为权势、金钱所诱惑,无私无畏,敢于与一切恶势力作斗争,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对后人也很有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
冯佐哲,1940年生,辽宁清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着作有:《和珅评传》、《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清史与戏说影视剧》等,参与《清代全史》及《清代人物传稿》的编纂工作。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