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盛世沉沦（节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清朝历史-盛世沉沦（节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盛世沉沦（节选）

戴逸
阿忆：在大学里，如果一位教授超过70岁，我们就不能称他为教授了，为了表示尊重，我们管他叫先生。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戴逸先生。戴先生是江苏常熟人，1946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后因参加学运转至红色根据地，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学习并工作。1949年，该校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戴先生在其间任教，1978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两个问题出来了，第一，您是1956年做的副教授，1978年才做教授，中间晋升的太慢了吧？
戴逸：我是1956年评为副教授，当时30岁，是新中国第一批副教授，也是人大最年轻的副教授。6年后的1962年，我被评为正教授。材料已经上报，但是当时是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大学里也不搞教授职称了，军队里也不搞军衔了，所以没有批。到1978年高校恢复，人民大学复校，我1962年评的教授还算数，上报批下来，所以我是1978年批准的教授。
阿忆：第二个问题，您1956年做副教授的时候，研究的是中共党史，还做过党史系的副主任，怎么突然就研究上了清史了，这个转折太大了吧？研究党的历史，研究清朝的历史。
戴逸：当年主要是考虑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开始是研究党史，由于人民大学要开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就分配我搞近现代史晚清史了。1965年，周总理让周扬同志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一个清史编纂委员会，我是清史小组的成员，准备编纂大型的清史，可马上“文化大革命”就到来了，搞不了了。但是我从此就转到清代前期的历史，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清代前期历史的题目。
阿忆：好，您的演讲题目是《盛世沉沦》，副标题是“论康雍乾盛世”，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洗耳恭听。
观众朋友们好！我今天的题目是“盛世沉沦”，讲的是清代的康雍乾时期的历史。清代的这三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一共统治中国134年，将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在政治上安定，没有大的战争，至少在中原地区没有大的军事行动；经济很繁荣，生产力发展；财政很宽裕，老百姓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富裕。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的盛世。中国历史很长，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盛世并不多，长期以来都是战争，人民遭受苦难、饥饿、贫困。可以算得上盛世的大概有三个。第一个盛世是公元前西汉的汉文帝、汉景帝到汉武帝，将近100年。第二个盛世是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概一百几十年。这是汉人的盛世、唐人的盛世，接着就是清朝这个盛世——康雍乾。
清朝的盛世应该说繁荣的程度超过汉唐的盛世，从人口数字讲，汉书上记载西汉人口最高是5900万人。唐代人口的高峰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人口8000万人。那么康雍乾时期多少人呢？中国的人口达到了3亿人，就是说国家生产的粮食可以供应3亿人的生存，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是远远超过了汉朝、唐朝。这是从历史上的纵向比较。横向来说，当时全世界人口9亿，中国占了1/3，就是中国生产的粮食能够养活世界1/3的人口，而其他的6亿人呢，生活在几十个国家、地区，都是中小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中国这么大。另外，在工业方面，康雍乾时期还没有到产业革命时期，还都是手工业，也是领先世界的，像江南的棉布，杭州、苏州、南京、广州的丝织品，像景德镇的瓷器都行销世界。美国保罗·肯尼迪写的着名《大国的兴衰》里说，中国乾隆二十五年，1750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中国占32%，而全欧洲呢，只占27%，可想而知，中国当时的手工业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18世纪世界上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中国占其六，就是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广州6个城市，世界上是伦敦、巴黎、江户（日本东京）和伊斯坦布尔，这10个城市超过50万人口。因此，康雍乾时期不仅在经济上最繁荣的国家，在城市发展上也是最快的国家，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8世纪，产业革命之前，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成绩也是非常大，统一了全中国，组成了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中国现有的版图。今天我们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56个民族共处统一国家之内，就是康雍乾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清朝刚刚入关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局面四分五裂，清朝只统治了北京和黄河流域地区，长江以南是南明的势力，后来是吴三桂的三藩势力，台湾自从郑成功收复后，也没有从属于清朝。北方的情况也是非常混乱，北方有两支强大的势力，一支是俄罗斯，俄国本来是欧洲国家，但是它向东扩展，越过了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无人区，态势上一直往东扩展，很快就达到了鄂霍次克海，就是太平洋边上，而且向南进入黑龙江流域。另一支力量是准格尔蒙古，它的据点在新疆伊犁，势力非常强大，向南征服了南部新疆维吾尔地区，向东控制了青海，它跟达赖喇嘛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西藏的政治影响很大，都属于喇嘛教。向东它征讨喀尔喀蒙古，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且把它灭亡了，它的军队一直打到东北的呼伦贝尔草原，往南威胁着内蒙古、承德、北京。准格尔的势力还向西征服了中亚几个国家，势力强大，控制的地方比清朝还要多。当时，康熙统一中国最大的障碍就是准格尔蒙古，因此，康熙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后，就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对付准格尔，全副力量对付准格尔，经过十年战争，虽然打了胜仗，但也没有能够把它消灭。之后，雍正、乾隆又打了几十年的战争。所以，清朝康雍乾时期最大的事情就是平准，70年，这是完成我们国家统一的决定性的重大步骤。如果当年没有康雍乾时期的平定准格尔，那么，大家试想一下，以后再过100年到了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凝聚力就不肯能很强。中国就会四分五裂，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所以，康雍乾时期的统一中国是功不可没的。
但盛世中存在问题，覆盖着阴影。问题是中国是个大国，工农业的总产量虽然超过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但3亿的人口基数太大，人均的资源、土地数量、产量，就不行，低于欧洲国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农民人均收入较少、贫困，就没有力量购买工业品，光是吃饭糊口，没有力量来购买城市的工业品，很难形成一个广大的市场，限制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当时中国农村太贫困了，这贫困是实现发展的很大制约因素。
另外，中国的封建专制根深蒂固。中国的政治体制跟西方不同，是专制主义体制，康雍乾时期尤其变本加厉，中央集权非常厉害，集权到皇帝一个人手上，这种专制主义体制的形成，和中国版图的广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存在的多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适应的，但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缺少对权力的约束，缺少权力之间的制衡力量。在商品经济发的的情况下，就容易滋生出权、钱的交易，因此康雍乾时期的贪污腐化非常严重。皇帝惩治贪污的力度非常大，乾隆每年几乎都杀掉省长部长级的官员，当时的尚书、总督、巡抚杀了很多。这种惩治有一些威慑作用，但是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另外，清王朝重视农业，农业方面投资非常大，从水利来讲，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不惜工本，有的时候拿出国库的1/3的收入投入水利，奖励垦荒。但是，对工商业怀有偏见，压抑工商业，不给工商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另外，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危害极大，康雍乾时期尤其严格。康熙时候四口通商，全国有四个口岸外国人可以做生意。乾隆时候是一口通商，只许广州跟外国人做生意，所以广州有十三行的称谓，就是少数公行商人可以和外国贸易。中国人出洋限制非常严格，你的船不能够大，只能是比较小的船。清王朝自以为是天朝上国，世界各国都是蛮夷小邦，没什么文化的。它自我封闭、自我满足，不肯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发展。当时，英国有个马噶尔尼使团到中国来要求通商，700人的使团，带了600箱礼物，从天津上岸后，几千匹马装车拉，不得了，带的礼物都是当时英国、欧洲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天文仪器，还有军舰的模型、枪炮、各种工艺品，可以说是伽利略和牛顿时代的先进科学的展示。但是乾隆皇帝本人和官僚们都很轻视这批礼品，乾隆认为这些科学仪器没什么了不起，是英国人自己夸耀自己，我们中国人也能制造。这样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使自己蒙上了眼睛，丢失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另外，康雍乾时期也发生了许多文字狱，判很重的罪，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谈政治，不敢说现实，把自由活泼的思想都窒息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还是很发达的，英国专家李约瑟博士还写了一个《中国科学史》。但是后来逐步落后了，由于长期实行科举制度，写八股文，全是四书五经，把自然科学排除在知识领域之外，不当它是一种知识。康熙时期也有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带来了自然科学。康熙本人也爱好在宫廷里学习天文、数学、搞音乐、西洋绘画，学习物理、化学，等等，但是宫廷以外，整个社会上是儒家思想统治，跟科学格格不入。当时康熙皇帝让搞生理学的专家画了一个人体解剖图，后来要印了，他又犹豫了，这个图都是光身子，不是害道诲淫吗？跟中国的伦理道德不符合，就没有印，现在还藏在宫里边。所以当时世界上的科学突飞猛进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几个世纪的大发明，科学技术远远超越中国。
尽管康雍乾盛世的生产总量、综合国力，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了最高峰，在世界也名列前茅，但是它的发展缺乏持久的推动力。一个传统的封建国家要进入近代社会，这是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的持续发展，相互促进。中国社会上实际也出现了近代因素，但是还有很多滞后的、落后的东西，在阻碍着中国的进步。对旧制度、旧政策、旧观念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才能够解放生产力。但是18世纪的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改革的要求和力量。人们并不觉得一些制度、政策、观念是过时了，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世界第一，是天朝上国。当时的丧失不仅仅是一次两次机遇，而是丧失一个珍贵的时段，丧失了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回顾这段历史非常惋惜。
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突飞猛进，滞后的因素还是有不少，所以我们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开放的进程，要抢在时间的前面。如果坚持不懈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盛世，一个社会主义的盛世。
阿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对您的提问，然后把发言的机会留给现场观众。第一位观众叫“五月的狼”，他说：“我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是作为清史研究大家，讨论康雍乾盛世时的西部政策对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借鉴，您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研究了清朝的西部开发行为的种种层面，您能否提纲挈领地再给大家讲一讲其中的要害？”
戴逸：我讲过清朝的西部也有经济开发，当年清朝在统一国家过程中，对边疆地区非常注意，有些政治的措施，比如说设置许多行政官，根据各地方的情况来设置官职。比如说伊犁，设置伊犁将军，西藏就派驻藏大臣，蒙古设立盟旗制度，西南的土司，就取消土司制度，改成州县的流官。所以行政方面的措施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一国两制，其实当时一国多制，好多制度。经济上，它移民、屯田、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因此现在的内蒙和新疆，原来是畜牧业、游牧民族，现在已经是半农半牧。但也有一些教训，就是破坏了环境和生态，当时他们没有保护环境的科学知识，开发过度，就损害了生态环境。
阿忆：这个教训非常重要，它是怎么损害了呢？是砍伐了好多木材？
戴逸：当时是牧场，都是牧草，后来发展农业，开垦成农田，原来是森林，比如像围场这个地方，在避暑山庄北边，皇帝打猎的地方，全是大森林，一片大森林，一个围场县相当于1/3台湾的面积，全部是森林，生态环境非常好，所以当年北京在它的荫庇下，气候宜人，风沙很少，全种上庄稼了。
阿忆：其实咱们现在开发西部，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教训比先祖留给我们的经验更重要。
观众：刚才您提到康雍乾盛世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政治遗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留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您能不能就清朝的历史谈一谈我们国家在统一方面，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戴逸：经验教训还是很多的，首先，盛世为什么能够达到统一？清朝的民族政策非常重要，非常成功，因为满族本身是个少数民族，它懂得、理解少数民族利益的要求、少数民族的心态、少数民族的利益，所以它在考虑少数民族利益的时候特别照顾少数民族，满蒙一体，跟蒙古的通婚非常频繁，赏赐蒙古人，拉拢蒙古上层非常成功。也提倡西藏喇嘛教，你看山西五台山都是喇嘛寺。喇嘛，特别是班禅到北京来，乾隆对他的待遇非常优厚。他也不把汉族的这一套拿到少数民族地区，他根据少数民族的情况来制定各地方的政策，都不一样，所以它的统一比较巩固，民族的凝聚力很快地增强，当然也有一些反叛，但是比较少，特别是近代以后就很少有民族反叛，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有少数民族都和汉族站在一起团结抵抗，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所以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
另外，刚才讲的开发边疆的政策这方面，虽然破坏了生态，但是它在加强边疆的防御力量、经济力量这方面很成功。当年新疆地区只有60万人，现在多少人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是60万人，那就空旷无人，边防空虚了。
观众：据我所知，清朝前期采取闭关政策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的皇帝，怕外国人进来之后，破坏思想的统一，破坏他的统治。如果一个国家很强盛的话，它一般是不怕外来的文化传播的，比如像唐代和汉代，还有明朝前期。就您介绍的，清朝的前期，它的国力是非常强盛的，但是它也害怕这一点，你能解释一下吗？
戴逸：清朝对外国人，为什么深闭固拒呢？从明朝郑和下西洋以后就有这样的闭关政策倾向了，因东南沿海有倭寇入侵，海禁加严，逐渐延续下来。清朝更加厉害，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满族，以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中国几亿人口的汉民，满族只有几十万人口，满汉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而且也是长时期地存在。清朝初年反清复明的起义很多，清朝担心外国人进来以后跟汉民互相交往，汉民受影响，会起来反抗，所以马克思在他的着作里就讲到，清朝所以实行闭关政策，就是由于满汉矛盾，它以少数人统治那么多的人，就要防范，各方面进行防范。所以，清朝还有一些政策，是保持自己民族的特殊性，比如学骑射，强调满族人不参加科举考试，但要骑马射箭，要学满族语言和文字，不能够因为跟汉族混在一块儿逐渐被同化掉。所以，他们又极力地阻挡汉族跟外国人接触。它当时的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跟外国做生意，我什么都有，不需要跟你通商。这跟外国就是不一样，很多国家必须要通商才能生存。
观众：您刚才所说的“盛世修史”，对于盛世有什么具体的衡量标准？比如说从横向比较、纵向比较。
戴逸：盛世修史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一般都是盛世的时候，国家有财政力量，要搞文化工程，学者们也能够安心坐下来搞研究了。打仗的时候怎么修史？明史是清朝初年就下令修的，但是一直没有启动，因为战争时期不能动工。明史的纂修是在康熙中期以后，到乾隆初才修成。所以，盛世修史要有条件，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
阿忆：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您用一句话回答。我觉得国家现在更多地重视经济、重视法律，好像更多地忽略了重视历史，您有什么评价？
戴逸：一句话，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春天将会到来。
阿忆：其中包括历史学的研究？
戴逸：包括历史学的研究。
（来源：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世纪大讲堂·清议》，第1-1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