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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思治学术自述

王思治学术自述
摘要：王思治（1929—2012），四川自贡人。着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本文回顾了他早期的求学经历及在人民大学工作55年的治学历程及见闻。
在中国人民大学55年：工作于斯，生活于斯
1929年我出生在四川自贡市，今年79岁。上小学的时候是八年抗战时期，当时日本很嚣张，而中国国力孱弱，我们在后方遭遇轰炸，敌机来了就得跑，所以小学延误了两年。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蜀光中学上的。蜀光中学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自贡市乡绅的邀请所创办的，和天津的南开中学是姊妹学校。蜀光中学当时不仅在自贡市，就是在全四川也都是比较知名的，条件也比较好，有风雨球场，还有游泳池。1949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到成都去考大学。因为当时蜀光中学的学生都比较优秀，我们十几个人全都考上了所报的学校。我当时考上了华西大学、成华大学，因为四川大学考试时间比较晚，没有去考。后来我就上了华西大学哲史系，哲史系主任是姜文刚。华西大学是教会学校，现在叫华西医学院，又叫四川医学院，在医学方面比较有名。1952年院系调整，我就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当时川大的历史系是比较强的，系主任是徐中舒先生。他在解放初期是一级教授，跟傅斯年曾是同事，都曾在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另外，蒙文通教授、缪钺教授在当时国内也是很有地位的，他们都是解放初期的一级、二级教授。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当时的一级教授只有两个：何干之和何思敬。
1953年毕业的时候，川大历史系的老师让我留校，后来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办了教师研修班，培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人员和教员，我就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读教师研修班，说好三年毕业以后就回川大去。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后，我去了中国历史教研室。后来任中宣部部长的王忍之和在社科院工作的王戎笙，还有我们学校上一届校长李文海、历史系的教授韩大成也都是教师研修班的。我比他们低一个年级。刚解放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来源有各种渠道。我们这个班全是大学毕业生。他们那个班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调干生，像王忍之、李文海、王戎笙，他们都没上过大学，是高中生，解放后工农兵上大学，就把他们调来，所以他们年龄比我小。另一部分也有大学的副教授，像川大来的王杰平。当时戴逸老师还是副教授，但下面坐的学生有的比他年岁还大。我给档案系讲课的时候，很多人比我年龄大，不少是调干生。他们有“老八路”的作风，上课的时候腿都翘着，下课后，说：“哎，王老师给我一支烟抽。”当时师生之间很随便的。
研究生班是三年毕业，因为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尚钺教授一定要留我，我读了两年半就提前毕业了，还发给我毕业证书，与正常毕业生一样的待遇。我1956年2月留校，先做尚钺老师的助手。他主讲，我当辅导教员。他讲完后，学生有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就提问，我的任务是答疑。我每个星期去两次课堂，主持讨论活动。当时整个学校的氛围还是比较活跃的，我们组织各种问题的讨论。记得尚钺老师讲魏晋封建论的时候，他就请张政烺、陈梦家等人来给我们讲课，他们也是主张魏晋封建论的，也很有学术地位。后来全国批判尚老师的时候，学术界就比较紧张了。
给尚钺老师做了一年助手后，我就开始讲课，主讲中国通史，当时普遍都要开中国通史课程。我给许多系都讲过，有新闻系、档案系、党史系等。各系学时不一样，有一个学期的，有一年的，有两年的，最重的课是两年，就是档案系，因为中国通史是他们的主修课。一周六小时，由三个人讲：我讲前面，从北京猿人、蓝田人讲到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后是曾宪楷讲；郑昌淦讲明清。曾宪楷是老教师，当年他们都是副教授。这样一直讲到7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解散，中间的政治运动不算。后来成立清史研究所，我就转到清史研究所，一直到70岁退休。因为我是1983年评的教授，当时对1986年国务院评聘的第三批博士生导师放宽了退休年龄，所以我70岁才退休。退休以后，又返聘了四年。返聘结束，我开始参加清史编纂工程纂修清史。刚开始参加传记组，我是三级项目联系专家。后来因为工作进程需要又成立了编审组，我被调到编审组，李文海任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主任、副主任审稿、定稿。
我这个人，经历很简单，就是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在其他机关单位工作过，毕业后就留校，一待就是一辈子。我来学校的时候23岁，在人大待了55年，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属于元老了。我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我是“工作于斯，生活于斯”，所以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很有感情。
我的教学、科研经历及尚钺先生对我的影响
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做科研和教学。当然这中间我经历了很多运动，都是过来人了。当时我之所以留下，是因为尚钺同志觉得我可以在教学上做他的助手。从第一天做教员开始，我就明确：在最高学府执教，必须要有真本事；要在课堂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得靠自己。如果学生说你讲课不受欢迎，那你在这个地方就待不住；你没有科研成果，就不能服人，因为你没有具备作为大学教师所应该具备的学识和学术水准。所以我在教师研究班做学生的时候，就比较重视本专业的研究工作。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历史研究》1955年的第二期上。《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界的最高刊物，主编是郭沫若。当时刊物比较少，在全国比较有地位的（当时还没有核心刊物、主要刊物之类的概念）刊物有《历史研究》、我们学校的《教学与研究》以及《新建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主要就是在《新建设》、《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为什么我当时比较注意科研？因为要在高等学校站住脚，就必须要有令学生、同行信服的成果。我一直是这样坚持的。从成立校学术委员会开始，我就是校学术委员，一直到退休。其间还做了约10年的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是由分管副校长担任，副主任从文史（包括档案、新闻、历史等）、理论、部门经济三大块儿里边产生。以前人大没那么多学院，就是四大理论系、部门经济、文史片，一片产生一个副主任。我做清史所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也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到70岁退休了，但还是学位委员会委员，每年还通知我去开会投票。因为校学位委员会是教育部批的，任期没到。
在为人处世的学问里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尚钺老师。他比较器重我，认为我可以做他的助手。他主张魏晋封建论，当时全国批判，说他是“托派观点”，声势非常大。因为他的影响比较大，全国高校都参加批判，我们学校更不用说了，组织全校批判。但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这是学者的风骨啊，是不容易的。因为《毛选》说“中国自周秦以来就是封建社会”，而他说“魏晋是封建社会”，这当然跟《毛选》不一致，就说他“反毛泽东思想”。他不承认，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节‘古代的中国’前面有个简介说明，不是毛主席写的，是范文澜写的，毛主席只是看过，它并不代表毛泽东的观点。我主张‘魏晋封建论’，只是与范老在学术上的分歧，这是学术观点问题。第二，恩格斯讲‘全部历史都要重新认识’，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重新认识历史。我所有的认识都是大量引证马恩论述的，所以我没有反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反毛泽东思想。”尚钺老师还说：“我是‘魏晋封建论’，你们说是反毛泽东思想；那郭沫若是‘战国封建论’，也不是‘西周封建论’，那他是不是也反毛泽东思想？你们为什么不说他反毛泽东思想啊？”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承认，而且也不改变，就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那样的压力之下他都不变，至今对我的教育还是很深刻的。做学问要尊重学术。
历史是凝固了的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它的历史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要认识自己的民族、国家，必须要回溯历史，从历史中认识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而且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吸取智慧。所以我跟学生讲，不能信口雌黄讲历史。历史是我们先人社会实践的积累，要有一种敬畏的心情来看待我们的历史。中国人讲究寻踪追源，历史不能戏说。文天祥的《正气歌》开头就讲：“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为了求真求实，齐太史兄弟三人，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老大因实录直书史实被杀；老二又去，依然直书，又被杀了；老三还要写，那好吧，没办法了，只能这样写了。如果你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带有一种敬畏的心情，都是开玩笑地戏说，则是“远诬千古”的史家，乃是“记言之凶贼，载笔之奸人”。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学术见地有信心，不要在外界的压力下随风倒，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就失去了学术的尊严了。
我当时是支持“魏晋封建论”的。我参加工作以后，尚钺教授专门给我配了一个助手，给我打字、打印，让我写从周、秦到魏晋南北朝，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历史的研究过程。在他的影响下，我前后写了七篇文章，三四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其他的发表在《教学与研究》等一些杂志上。后来我转入到清史，不再研究前面了，但我仍然坚持“魏晋封建论”，这个逐渐得到了不少同行的认同。现在承认古史分期是一个学术问题了，而且承认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林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50年》说：范老（范文澜）是一派，郭老（郭沫若）一派，尚钺一派。尚钺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很多，有王仲荦、有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等。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现在不像当年那么热了，当年，农民战争、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民族问题、古史分期是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文化大革命”以后，人民出版社把我有关两个社会性质的文章汇编成了一个集子，书名《汉代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但出版的时候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呢？他们告诉我说当时人民出版社出个人的集子，都是郭老、范老等前辈学者的，还没给像我这么年轻的人出过集子，所以最后就用三联名义出。
作为教师的体会：要有学术尊严、学者风骨
在几十年教学中，我觉得一个教师基本的素质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一个学人，要有学术的尊严、学者的风骨。第一点体会就是不要迷信权威。我这一生写的文章，主要是阐述我的一些看法。我跟翦伯赞老师在《历史研究》上指名道姓地争论，跟吴晗也发生争论。我并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怎么高明，而是说学术就是在不同的意见、争论中不断推陈出新的。如果权威说了就不能动摇，学术就不会有新的突破。翦老也很有胸怀、很有学术气派。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认为汉代的奴隶是残余现象。我就写了《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认为汉代的奴隶不是残余，而是大量的存在。他当时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他开会见到我的时候就非常客气，叫我继续按照自己的做法研究自己的学术观点。“虽然我们的观点不一致，你能够在《历史研究》发表，还是有你的见地和根据的，你可以按照你的认识研究问题。”我当时很年轻，二三十岁。前辈学者对后进，不是说你反对我，我就一棍子（打死）。比如我跟吴晗老师讨论封建社会的清官问题。他是北京史学会的会长，我是北京史学会的成员，每年开会都是他主持，我和他的秘书苏双碧也很熟。我当时全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的这个背景。他写《海瑞罢官》，说海瑞代表农民。我认为海瑞不能代表农民。虽然他确实是个清官，但他的理想是唐虞“三代之治”，是儒家追求的“仁政”的最高境界，而这个境界并不是代表农民的。所以《光明日报》问我同不同意吴晗的这个观点，我说不同意。《光明日报》就约我写稿，我就写了第一篇《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我没点名，但是就说海瑞、包拯都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包公是白天治民、晚上治鬼这么厉害的清官，但他们都不能代表农民，他们只是同情农民。清官兴利除弊，压抑豪强，平反、昭雪一些冤狱、疑案，是从儒家“治世”的理想而“为民”，所追求的是所在皇朝的长治久安。文章发表后，吴晗写了一篇答复我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说：非向王思治同志请教不可。我又写了第二篇，答复吴晗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在《光明日报》写了《再论“清官”》。郭老，我也跟他争论，但是我没敢争辩。他是替曹操翻案，他的观点是：曹操打败了黄巾起义，但又继承了黄巾起义的目的。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又继承其追求的目的，我觉得这在逻辑上、史实上都讲不通，所以我就写了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文章。他们都是鼓励后进，不迷信权威。
第二点体会就是年轻人得有学术的勇气，你自己认为有根据、不同于权威的观点，就要敢于申抒己见。我给博士生上的第一堂课，就跟他们讲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说：你们不要觉得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在我指导你们的学术活动中，论文也好，平时的文章也好，我对你们提的意见，你们都可以反驳，但不能是无根据的反驳。学术是个严肃的问题。历史研究应言必有据，顾炎武讲“孤证不立”。你必须对自己的看法，讲出根据。你根据什么不同意我的意见，我根据什么说你不对，不能想当然地不同意你的意见。现在我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看文稿、书稿并写评语。我担任多个编委，就要决定别人的书能不能出，我都得把根据讲清楚。我同意，是根据什么同意的；我不同意，或是因为书稿的论点难于成立，或是理论根据不充分，或了无新意，我得把之所以不同意的原始材料和有关的理论根据都写清楚。所以我的评语和修改意见他们大都采纳，包括台湾搞清史的学者。大家都是行家，你说的话没有根据，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浅薄，就知道你是信口说话，不行啊！所以做学问，只要自己认为充分掌握了材料，形成了你的观点，就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跟学生常讲的就是：你要敢于给老师提不同的意见，不然你就像鲁迅讲的九斤老太那样就“一代不如一代”了。你们都不能超越我，那学术怎么发展？你自己就无法前进。两千多年前的荀子都知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成于水而寒于水。后来者居上，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讲的也不一定都对，但我讲的都有根据，我会举出我的材料。虽然我搞清史三十多年了，也写了不少文章，但确实史籍浩如烟海，档案、实录等官私文献无人能穷尽，我只谈一些常识性的、有把握的事，没有把握的我就不讲。当然有时候常识性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所以老师不要认为学生都不如自己，如果学生用几年的时间致力于一个课题，他看的资料一定会比老师多。那是不是我就不能指导你？那不一定。一个问题牵扯多个方面，也许你把握得比较窄，写文章要有逻辑，怎么开篇？怎么布局？怎么阐释清楚？你是不是支离的、枝蔓的，主题没说清楚？当然这些方面老师还是可以提些意见。总之，后来人总是要超过前人。
作为个人，当然你要勤奋。对我做学问影响比较大的是缪钺先生的一句话。我到人大以后，川大的老师要我回去，缪钺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其中一句话就是说：“你将来回来就是要作为骨干教师，要抓紧时间学习历史。”“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三年，你要厚植基础，将来回校才能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厚植基础”，就是这么一句话。缪钺先生去世时都九十多了，眼睛都看不见了。
我指导研究生，除了具体的学术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强调这两点：第一点就是韩愈《师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第二点就是“天道酬勤”，“业精于勤荒于嬉”。做历史研究，一个要坐冷板凳，一个就是要扎实。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就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勤奋。你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回报，一定会有成就，一定会有建树的。总体来说，我培养的这些学生从这两点要求上面做得都不错，留在我们学校的一个是刘凤云，一个是何平。吴吉远、张小也、高翔他们现在都是独当一面了，已是教授、博导。高翔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六刊一报的主编。我一直告诉他们，“天道酬勤”，一定要勤奋。
第三点体会就是历史是我们先人的社会实践的记录。历史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客观性。它是客观存在，叙写过去，不能改铸，也不能杜撰，所以研究历史必须言必有据。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修史，首先就要存真，存真求实就是所谓的信史，信今才能传后。信史建立在大量可信的资料基础上。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不能割断的，这是历史的第二个特征。要把握历史的过程，必须要有理论的素养，也就是说要有指导思想，要有哲学。现在国外的各种学术观点引进以后就是很乱。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那么你的理论思维就从什么地方开始。透过历史的表象认识历史的本质，才能把握历史的核心。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对历史的逻辑性认识不过是历史客观进程的抽象的一种表现形式。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研究历史的人是有主观意识的。研究历史的历史工作者，他本身的知识构成和理论素养决定他建树和成就的大小。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这几十年来我自己一直实践着，退休以后也并不是完全闲着。在这几十年中，我到过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香港大学等地方讲课或学术访问。我们这样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跟世界就不接轨了，也不是跟他们就格格不入了，我到哈佛就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去讲的。有人觉得好像教授之间要交流，就要完全接受对方的各种理论体系，我看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但这并没有影响我跟他们的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全世界的学者分别写历史，第一卷原始社会中国部分是夏鼐写的，其中第五卷（16世纪—18世纪的中国）是由我负责撰写的。我跟日本学者也有不少交往，他们翻译了我五六万字的文章，刊载于和田正広编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特质》一书。我在台湾还出了几本书。可见，也没有影响我们交流嘛。
我的重点意思不在于说我做了哪些工作，而在于告诉年轻人：不要迷信想要接轨就一定要按照外国人的那套体系来，恰恰相反。比如清史研究，中国是清史的故乡，研究的中心自然应该在我们国内，不是说非要跟他们的研究方法一样我们才能够接轨，才能交谈，那不一定。现在年轻人容易受思潮的影响，好像是不引用这个论、那个论，就不能体现学术的创新一样。我觉得没有必要。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吸收，一点都不看，我们也要注意吸收、借鉴。
研究中国史还是要有自己基本的、扎实的学术造诣。要立足于自己，才能跟别人交流。研究清史更是如此，要扎扎实实地从档案、文集、各种官私着述来形成自己的看法。现在新修清史，戴逸同志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这样，第一条就是不能有硬伤，白纸黑字，别人抓住了就没话可说；自己犯了这个错误，就不得了，所以我们工作要兢兢业业。研究历史知识面也要广，梁启超先生曾说“历史是百科全书”。比如清代的治河问题，除了要了解清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还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要是一点不知道，写出的文章就会很肤浅。康熙都知道用传教士送给他的水平仪来测量黄河为什么泛滥。他发现是河床高于地面，于是，他就筑堤束水，两边修堤，把河身变窄，使流速加快，借助水的流速把沙冲走，使河床降低。研究中很多例子都是这样。清初开国打仗打得很厉害，其中有从西方传入的红衣大炮，如果完全没有炮的知识，它的仰角、滑膛都看不懂，就不知道中国的土炮和西洋的大炮有什么区别。历史是综合性的，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如果连看都看不懂，具体内容就更写不出来。
运动岁月中难掩书卷气
当时我们很年轻，都是上山下乡的“常委”，每次都跑不掉，秋收、割麦子、“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校，哪有不去的。“反右”的时候，开始批尚钺先生，我们不是批得很激烈，但是不批也不行啊。举个例子，尚钺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述山顶洞人后来怎么就没有了。他推论原因是血族复仇，就是部族和部族之间战争，因此山顶洞人就没有了。我和李文海就合写了一篇文章，说尚先生是望文生义，没有根据，也就是反对尚先生做学问不严谨嘛。那个时候，批判得多厉害啊！在西郊新饭厅全校开大会批判，说他是“托派”观点。全校教师坐在那里，尚先生在下面。要他表态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托派观点”。尚先生资格很老，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做过满洲省委秘书长。他是金日成的老师，金日成走上革命还受他影响呢，金日成来北京就找他。抗战时期，他在昆明和西南联大的那些人，包括闻一多等人，一起反内战。所以尚先生就说：“我怎么会反党呢！”当时我对他非常尊敬。他不仅是老革命，而且做学问也很用功，还不是一般的用功啊！我们在鸭儿胡同住的时候，我一般晚上11点就睡了，他都是凌晨一两点才睡。我们都看见他在自己房里，一灯相伴，清夜深深，仍在写《中国通史讲义》（现在已经出版了）。
我们经历的运动太多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我就没完没了地做检讨，检讨自己“走白专道路”。当时，有工宣队、军宣队，有学生来“掺沙子”的，说要帮老师“洗涤灵魂”。我是从校门到校门，也没在社会上工作过，其他也没有好追究的事，所以就说我“走白专道路”。我虽然是1956年入的党，但是我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我就发表了一些文章，就检查这个了。检查一遍通不过，检查两遍也通不过，因为都没有触及灵魂，就通不过。我当时也非常苦恼，戴逸也非常苦恼，他是“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了。李文海也是当权派。我因为是一般教员，在学校除了教书就是搞科研。那时我做教研室主任，整个教研室就是做研究工作，也抓不出什么东西。他们天天帮助我，同乡也好，同学也好，军宣队也好，说我“走白专道路”，不是“又红又专”。我就如实地讲：在大学里，你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当然首先要讲好课，要讲好课就不能一个讲义十年不变，必须不断研究、吸收成果，始终站在学科最前沿。我说我自己没有偷懒，我的工作分三个单元——早上、下午、晚上，我晚上吃过晚饭，8点钟就在书桌上备课，11点睡。那时我每隔一天就要上一次课，一次要写出五千字的讲稿，讲两个小时，一个星期要写一万五千字的讲稿，怎么可能偷懒？我实在想不出办法。那最后是怎么通过了的呢？以前我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光明日报》约我写一篇东西，跟以前那篇文章有关，我就用了上面文章的两三条材料。我就批判自己，说自己名利思想严重，为了出名，用同样的材料写了两篇文章，在两个地方发表，得两笔稿费，十分龌龊，这种行为不像一个学者。这样才算触及灵魂，得到解放了。当时出现了很多笑话。戴逸同志他们就更不用说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36岁，前十年我写了多少东西啊。我们最好的十年就这样浪费了。
在江西余江干校的时候我是主要劳动力，盖房子、打石头。江西经常下雨，下雨天都得打石头。当时雨衣多是塑料雨衣，打完石头回来雨水一身。当时干校政工组下面有学习指导小组，后来我调到了学习小组。学习指导小组有庄福龄、陈先达、许征帆、程秋源和我。每个星期有学习日，学六本书。我们学习小组印出学习提纲，发给每个连队。这就轻松多了。我们住在“水晶宫”，床挨床，住了约百人。跟我床拼床的是经济系的陈秋梅，他在干校自杀了。
当时军宣队成立了一个抓“5·16”的工作组。我们那里有好多个组，我也是一个组的成员之一，组长是庄福龄。每天让他们（“5·16分子”）学习交代问题。军宣队定的调子，比如陈秋梅不是“坐船的”，是“划船的”，就是骨干分子嘛，就得交代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天天交代，也没什么交代的。庄福龄比较不错，他就跟我商量怎么办。他说：“都哪有那么多错啊？”我说：“那就指定学习文件，然后给他训话，让他触及灵魂，再来交代。”今天指定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他回去好好学习，触及灵魂思考，明天交代。明天来了以后，又说“你到那边去学习，有什么问题，再来汇报。”有的人说还没考虑好，就下次来吧。我们比较轻松，比较简单，就放他们过关了。陈秋梅是另一个组管的。
干校后来就轻松了，成天休息了，石头也不打了，房子自己也不盖了，请老乡来盖了。我们有工资，大家就买西瓜降温。因为当时手表还少，老乡没手表，人大的教员每人有一块手表，上工的时候每人都戴手表，同时我们都穿着“五七”战士的衣服，特别破。当时有老乡编的顺口溜：人大干校，“穿得破，吃得好，光着膀子戴手表”。
干校没结束，尚钺同志修改《中国历史纲要》，需要人协助修改就把我调回来了。
寄语后来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已退休多年，对清史所的具体的情况也不了解，不能指手画脚，对清史所的教研工作更不能发表意见。但是从整个学校和社会目前的风气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避免急功近利。我们还是应该珍惜清史所三十年来打下的局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清史所蒸蒸日上。要学术界公认你，你就要有能见功力的新的作品。现在不是以量取胜的时代，应该以质取胜，扎实地做一些在这个领域里得到公认的有生命力的着作。当年尚钺教授尊重学术，公认古代史分期有三大家，承认他的学术地位。我自己也感到欣慰，因为毕竟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也有我。中国历史教研室曾经在学术上还是有自己的旗帜的。清史所在学术领域有自己的强项，希望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见地，有自己的成果，能为大家所公认，成为清史研究的重镇。
人物简介
王思治（1929—2012)， 四川省自贡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历史学家。
王思治195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同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教师研究班学习，1956年2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进行学术访问、讲学与交流。1996—1998年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1999年8月退休。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曾任清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国家重点学科点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曾任《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明清论丛》编委、《满学研究》编委等职，同时参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工作。
20世纪50—60年代，王思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偏重秦汉史研究，曾讲授中国通史、先秦至三国断代史。参与了史学界对一些中国历史重大问题，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清官问题等的讨论，撰写了多篇相关的研究论文和理论与方法的文章。他被收录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的论文，被认为是魏晋封建论主张的代表性论着之一。他还曾发表《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等多篇有分量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初为清史研究室）成立后，王思治主要从事清史研究与教学，指导清史研究生、博士生，曾讲授清代通史、清史专题等硕士生、博士生课程。
王思治的代表性学术着作主要有《清史论稿》、《清代通史·康熙卷》（合着，主撰）、《王思治自选集》、《康熙事典》（合着，台湾出版）、《康熙大帝》（台湾出版）、《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台湾出版）、《汉代社会性质及其他》、《人类史》（History of Humanity）第五卷中《16—18世纪的中国》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一、三、五、八卷）、《陈廷敬与皇城相府》等。撰写史学论文数十篇，部分论着分别获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二等奖，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本文摘自《求是园名家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