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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清同治年间的理学复兴

程朱理学作为元明以来的官方哲学，在清代已呈衰落迹象。清初，在康熙帝的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学也仍然居于学界的统治地位。然而，自乾嘉汉学兴起之后，清代学风发生转变。许多士人往往只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才诵读程朱的着述，一旦考中，就将它们束之高阁，转而研习汉学诗赋，以博取在学界的声名。程朱理学受到多数士人的厌弃，被长期冷落。直至道咸以后，清王朝鉴于政治上和学术上出现的双重危机形势，把挽回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程朱理学的重振，各地的理学士人也逐渐活跃起来，纷纷举起振兴程朱理学的旗帜，终于在同治年间酿成了一个短暂的理学复兴局面。
1862年（清同治元年），曾任顺天府尹的蒋琦龄上《中兴十二策》，力倡崇理学以兴教化。他认为乾嘉汉学是“世教衰微，人才匮乏”的罪魁祸首，所以“欲正人心，厚风俗，以开太平，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因此极力主张效仿康熙帝“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蒋氏的上疏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并随即颁谕天下：“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
与此相适应，清王朝先后提拔了一批以理学相标榜的大臣担任要职。为清王朝撑起半壁江山，但在咸丰朝始终不获实权，仅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除了被实授两江总督外，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官员均受节制。终咸丰朝一直未获大用的倭仁也在同治改元后时来运转，先是擢工部尚书，随后又被派充同治幼帝的师傅，掌管翰林院，授协办大学士，接着又管理户部，授文渊阁大学士，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最高理论权威。吴廷栋被授予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李棠阶也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入军机处，参与机要。经过这一人事变动，清廷中理学大臣的地位得到了显着的提升。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有力推动下，理学在同治朝终获复兴。概括地说，他们为了推动理学复兴所作的努力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君心。正君心也就是要求君主按照正学的要求修身养性，时刻保持戒慎恐惧之心。在理学士人看来，这是为政的根本宗旨。因此，倭仁出任同治帝师后立即将他以前辑录的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议《帝王盛轨》与《辅弼嘉谟》进呈给朝廷，作为“启沃圣心”的教材。对此，清廷深为嘉许，立即颁发上谕，表彰该书“洵足资启沃而绍心源，着赐名《启心金鉴》，并将此书陈设弘德殿，以资讲肄”。
李棠阶被起用后也上《条陈时政之要疏》，提出振兴王朝最重要的就在于“端出治之本”，他认为“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内沸腾，生民涂炭，诚刻苦奋励之时也。臣谓刻苦奋励之实，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强调用程朱理学的格物诚正之说，培养圣心君德，以振纪纲。
吴廷栋也同样重视正君心的问题。1864年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后，朝野上下人人兴奋不已，只有吴廷栋本着居安思危的态度，上了一道《金陵克复请加敬惧疏》。吴廷栋认为：“从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其结果必然“受蛊惑，塞聪明，恶忠谠，远老成”，因此帝王应该时刻保持敬惧之心。此疏上达后，也得到清廷的赞许：“兹览吴廷栋奏于万方之治乱，百官之敬肆，皆推本于君心之喜惧，剀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并将此疏存于弘德殿以备省览。值得一提的是，吴廷栋的奏疏不仅受到统治者的嘉奖，在民间也颇为流行，“一时传抄疏稿，几于纸贵。”
上述理学大臣所提出的正君心以端国本的建议，不过是理学家的老生常谈。在咸丰朝他们也多次以此进谏，但往往被视作迂腐而被置之不理。而在同治朝由于恰好适应了此时期清廷加强思想统制的需要，因而得到清廷的支持，程朱理学也因此借助政治势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第二，正学术。所谓正学术，即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天下唯一的正学，对此要大力提倡，而一切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学说包括汉学、陆王心学等都要加以批判。李棠阶在《军机说帖》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他认为：天下败坏由于士习不端，士习不端由于学术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
因此，这些理学士人都极力鼓吹程朱理学。吴廷栋就到处宣扬程朱理学，他说：“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倭仁也以提倡程朱理学为职志，他声称：“程朱论格致之义，至精且备，学者不患无蹊径可寻，何必另立新说滋后人之惑耶!”
在提倡“正学”的同时，他们还竭力反对所谓的“俗学”和“异学”。所谓“俗学”，在理学士人那里指的是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而“异学”就是王阳明心学、释老之学及一切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学说。其中，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王阳明心学。为了辟王学，明道统，倭仁和吴廷栋还整理校刊了河南儒生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理学宗传辨正》是刘廷诏为纠正清初理学家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而作。在《理学宗传》中，孙奇逢建立了一个自周子以下平列程朱陆王11子为“正宗”的儒学道统体系，他甚至还宣称：“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这当然是程朱理学之士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刘廷诏在道咸之际特别着《理学宗传辨正》加以驳斥。《理学宗传辨正》把孔孟及宋五子列为“圣学”的代表和传人，而把陆王之学视为“异端”，从“圣学”系统中予以排除。因此得到倭仁的赞许。倭仁在战火中访得此书，读后认为该书“统绪分明，厘然不紊，可谓趋向端而取舍审矣”，于是嘱托吴廷栋加以校订，此书才得以在同治年间问世。
对于雄霸清代学坛百年之久的考据学，部分理学士人也颇有微词。如方宗诚就指责汉学家“每逞偏见一得，别立宗旨，或尊古本，或改朱注，或专重致知，或专主诚意……皆务新奇而诋程朱”，终于导致了社会的动乱。因此，只有以“正学”反对“邪说”，才能永保太平。
总的说来，在这些理学士人眼中，要正学术就必须“明正学”和“辟邪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明正学”，“明正学”与“辟邪说”虽然都是为了正学术，但“明正学”却是“辟邪说”的根本，正如方宗诚所指出的:“果自上至下，能确守《大学》之道，程朱之教，身体力行，期于明体而达用焉，仕则施诸士，舍则垂诸书。正学一明，邪说未有不渐弥者也;正道既尊，邪教未有不渐息者也。盖在我者先有拨乱反治之具，而后可成除暴救民之功，不然终肤末耳。”
第三，正教育。作为科举功令，程朱理学在教育领域本就颇具影响。在同治朝，这些理学大臣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和渗透。同治皇帝冲龄即位，帝师的选择是一个重要问题，它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学术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的未来走向。对于此事，这些理学士大夫极为关注，并上下奔走，努力把这一要职抢到手。为此，吴廷栋特致信曾国藩，请他力保倭仁。信中称：“现在根本之计，孰有师傅所关之重，新政首务亦孰有急于此者？今幸见及，自宜以此专责之艮峰矣。再三迟回，正不得不虑及日久变生，致生他议。某位卑分微，无能为役。窃念能同此心者，惟阁下一人而已。即今想已得尽读邸报，时势亦已了然于胸中，乞特上一疏，专保艮峰以固根本，万不可放过此关。”最后，清廷经过反复权衡，相继任命倭仁、翁心存、祁寯藻、李鸿藻等担任同治帝师，其中倭仁、李鸿藻都是当时知名的理学家。这给理学家参与朝政，推广程朱理学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倭仁等理学家担任帝师后，都用程朱理学辅导幼主修身之方、治国之道。如倭仁奏称：“致治之理，莫备于经。若取《四书》、《五经》中切要之言，俾讲官衍为讲义，敷陈推阐，与史鉴互相发明，则裨益圣德，尤非浅鲜。”在以程朱理学教育皇帝的同时，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倭仁也以此教育翰林院学士。他在《翰林院条规》中，把《四书》、《朱子语类》,《朱子大全》等理学读本，定为翰林院学士的必修读物，明确表明尊崇程朱理学的原则。李棠阶也强调对翰林院学士加强理学教育，他说：“窃谓宜令教习庶吉士，课以实学，由身心以达于时务，即《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正轨也。以此为本，治经、治吏、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次第参求，皆归于反己。”
与此同时，地方各类教育机构也纷纷仿效，增加理学教育的内容，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也不例外。如上海广方言馆课程十条中就规定：“四子为读经之阶梯，《小学近思录》又为读四子之阶梯。拟于课文之前一日，讲解《养正遗规》、《朱子小学》诸书，若有进境，则授以《近思录》及《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各篇，诸生听讲时壹志凝神，退而精心体认，笃实践履，庶于言行之际，敬肆之分，皆有所持循焉。”可以说，程朱理学在各类教育中得到了强化。
在科举考试中，对程朱理学的尊崇也比以前更甚。1867年，倭仁的门生游百川上奏，称士子求名太急，于《四书》、《五经》未能成诵，导致学无根底，“今欲改此锢习，莫若杜人侥幸之心，而引之专意读经”，“请旨饬下督学使臣，遍行晓谕，生童中如有能默诵五经，通晓经义者，准其赴该学报名注册，即于考古场中按名面试，试以数条，其能否成诵讲解，无难立辨。可取録者，即正场文字未甚优长，亦拔以示鼓励。其未经报考，止就正场文字取録者，亦于发落时，令其认习某经，各注名下，俟下届按册试之，勤奋者立予奖励，玩愒者加之创惩。”对于这一建议，清廷很快予以允准并发布上谕，各省也纷纷予以照办。1868年，奉天府府丞兼学政任兆坚奏称，谨遵谕旨，晓谕生童，令能默诵五经，通晓经义者报名考试，结果八名中有一名文理通顺，拔入正取，作为生员，其余几名文理稍逊，列入备取，作为佾生，“仍谕生童等熟习经书以应下届考试。”1869年，湖北学政张之洞在郧阳科试中，即按此谕，令考生事先报名认习一经，考试时把自己熟悉的经文默写出来。但他认为经文受格式所限，建议文童复试，将经文改作经解。
综上所述，以曾国藩、倭仁、李棠阶、吴廷栋等为代表的理学大臣，在同治年间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军政要职，为镇压太平天国、恢复封建文教作出了重要的努力。他们的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而且加强了清政府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力量，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不过，光绪朝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社会变革浪潮的迭起，传统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冲击，伴随着清王朝“同治中兴”的终结，程朱理学也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最终退到了学术的边缘。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