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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作为一个时代来说，清前期有其显着的特点：满族贵族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进行统治，封建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面临着向近代社会的转折，暴露出更多的衰败景象；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有所加强；满族贵族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既实行崇儒重道的思想文化政策，又迭兴文字狱。这一切都使得清前期文化有着和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性总结。这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是由朝廷组织实施的书籍编纂，二是学者们对古代典籍的校勘、辑佚和辨伪。
谈到清前期通过编纂书籍对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总结，就应当提到《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它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始编于康熙朝中期，成书于雍正朝初期，前后经过二、三十年。全书分6编、32典、6119部，总计1万卷，材料极为丰富。在清前期我国古代类书已经流传不多的情况下，该书的编纂对于总结我国历史上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总结我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更是重大。该书编纂前后经历了近二十年，包括存书3470部，总计79018卷，装成36300册。此外，还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四库全书考证》100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全书内容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又分为许多类。在长期流传中，由于战乱等造成的损失，我国古典文献中的许多着作亡佚，幸存下来的也有许多讹脱衍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一些珍藏的宋刻、元钞善本和失传几百年的珍本得以问世。所以，纂修《四库全书》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大总结。
清前期的学者们，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学者通过辛勤的劳动，为总结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有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注疏整理，训诂笺释；有的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对古代有关着作进行研究；有的对以往的历史着作进行考证辨伪；还有的学者校勘子学，辑录亡佚，辨证伪书，在整理古籍方面成就巨大。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整理，我国历史上丰富的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
清前期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历史性总结使清前期文化具有集大成的特色。所谓集大成，是指中国文化发展到清前期，许多方面都趋于成熟，传统学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达到了最高水平，带有包容万象的特色。但是又要看到其中隐含着的腐朽和僵滞的趋势，乾嘉学派的许多学者皓首穷经，不能在社会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伴随着修纂《四库全书》，朝廷进行了大规模的收缴和销毁图书的运动，文字狱像一把利剑长期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等等，就是最好的说明。
其次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加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清前期已形成为多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汉族在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教育、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了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化也有所发展。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彝族的史学出现繁荣。
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黎族、彝族、壮族的文学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蒙古族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藏族的医学，维吾尔族的农业技术，壮族的织造技艺，彝族的火器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清前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加强的基础。
清前期我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其中既有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交流，形式多种多样。在东北地区，满族吸取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满族文化也影响了汉族。蒙、汉两个民族在编纂书籍、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相互产生了影响。在西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人民都会说汉语，文学、艺术、学术等方面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汉族文化对藏族产生了很大影响，藏族医学在汉族医学的影响下，在医治地方性疾病和牲畜疾病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彝族逐渐接受了汉族人的生活习俗。许多白族人说汉语，习汉字。一些纳西族封建领主的服饰渐同汉制。苗、羌等族也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许多影响。通过兴办学校和书院，汉族文化也影响了中南、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壮族中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土家族中产生了一批诗人。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本民族的文化对汉族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满族和蒙古族在文字、音乐、服饰等方面相互产生了影响，形成了许多共同的文化取向。随着清朝在西藏地区统治的加强，满族和藏族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加强。蒙古族和藏族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其文学、史学、医学、建筑等方面自然有着共同发展的特点。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清前期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相互之间的影响使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丰富多采，并呈现出新的生机。
最后是高扬批判和经世致用的旗帜。针对行将就木的封建专制主义以及桎梏思想发展和人性解放的传统理学，清前期一些学者高扬批判的大旗，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
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黄宗羲、唐甄、钱大昕和龚自珍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指出，封建君主为了自己的淫乐，不惜荼毒天下肝脑，离散天下子女，敲剥天下骨髓，是“寇仇”和“独夫”，是天下的“大害”。唐甄在《潜书》中把封建君主看作是杀人的刽子手和罪恶的渊薮。他先是否定了君主的神圣地位，认为君主和平民一样也是人，进而指出，自周秦以来帝王都是贼，都是屠杀百姓的刽子手，清代的帝王也不例外。他甚至主张用极刑处置他们（参阅《潜书》，《室语篇》）。钱大昕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是通过考史论学的形式进行的。他在议论春秋时代弑君频仍的历史时指出，那些被杀的君主都是无道昏君，如果君主贤明，就不会产生乱臣贼子。
龚自珍在《明良论》中揭露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之下的君臣关系，指出，专制制度好比一根绳索，捆绑着官吏的手足。专制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官吏们则是以犬马自居，毫无廉耻，只知道醉心利禄，谄媚君主。
批判唯心主义理学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朱之瑜、王夫之、傅山、颜元、戴震等。顾炎武批判了理学的空谈心性，指出所谓的理学不过是禅学而已。朱之瑜批判理学的脱离实际，虚伪浮夸，认为这样的学问足以败坏人心，乱政亡国。王夫之从哲学思想上对理学观点进行了清算，针对理学家主张的“理先气后”，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于气上见理”的唯物主义观点（《读〈四书大全〉说》卷9）。傅山把理学家比作“陋儒”、“瞎儒”，认为他们的言行和瞎子的言行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沟渠中自以为大。颜元指斥理学是杀人的学问，理学家与贼没有什么不同。戴震反对理学对人性的划分，指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个方面，只要人有生命形体，就必然有欲、情、知。所以，理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非常荒谬的。
清初学术思想界在批判唯心主义理学的时候，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思想，认为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比如傅山就明确提出“学以济世”。清前期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一段时间沉默后，于乾嘉道年间再度崛起。着名学者洪亮吉非常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并提出了人口增长过快是造成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的观点。陆耀编辑前人文集30卷，成《切问斋文钞》一书。书中搜集了清初人的文集中有关议论时政、记述民生的叙述，编成财赋、荒政、河防等12门，保存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资料。
综上所述，由于所处的时代的影响，清前期文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因传统文化高度发达而逐渐呈现出腐朽僵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又再次酝酿着发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对晚清以及近代以后中国文化的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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