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批判者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批判者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洋务运动的批判者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郭嵩焘看作“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通过对郭氏关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等问题的看法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郭嵩焘思想的误解。
一
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幼芽状态的时候，洋务企业不管有多少应该批评之处，无可争辩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象征。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不断实践并完善由他们开创的这种发展方式，赋予洋务运动以独特的政治意义。
但是，由封建官僚来具体领导近代化运动，以国家力量来组织这种改变历史面貌的经济活动，毕竟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追求富强的方式，除了同时代的日本外别无他例。而在当时的中国，洋务运动作为发展军事和经济势力的主要形式，也没有获得全面的赞同。郭嵩焘就长期在各种场合对洋务运动发出激烈的指责。
郭氏从60年代开始，就认为追求富强是拯救、振兴中国的不二法门。在70年代后期出使英国后，更认识到实现富强的重要意义：“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铁路议》，《郭嵩焘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第553页。)但他几乎从洋务运动诞生的时候开始，就对它抱着批判的态度。同治十三年（1874）底，总理衙门奕炘等人提出关于当时国家事务的6条意见，包括发展洋务运动和整顿内政等，清廷令全国高级官吏讨论。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即虽上《条议海防事宜》，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自强与洋务运动的看法。他认为，“自强”固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西方的强盛，正在于其“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在求得“自强”过程中的任务，只是整顿吏治以立自强之“本”，同时引导百姓去从事具体的求富求强的活动。在他看来，西洋“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各国政府“皆有保护商贾之心”，所以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而中国则相反，“上下之情太隔，彼此不相顾恤”，“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封建国家既不保护商贾，商贾也就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中国与西洋“贫富强弱之势即于此分。”所以，他主张国家应改善与商贾的关系。朝廷应做好4件事：“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先明本末之序。”如能这样“人民日就又安，边疆自臻绥谧，”经济得到发展，自强也就实现了。至于具体的经济活动，国家不必参与，主要应由“商贾”承担。西洋都是“广开口岸，资商贾运转”，中国应该鼓励商人振兴实业，“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造船制器。总之，“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利，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关键在于朝廷要确立根本，摆正本末关系。
从以上观点出发，郭嵩焘对当时众所瞩目的洋务运动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洋务派正忙于造船制械以求“自强”，他认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量海口，遂可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即臻富强之理。”洋务派“怀欲速之心以急责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洋务运动中的种种做法，既不能立其本，又无法治其末，所谓“自强”，只能是无稽之谈。只有依靠广大商贾的力量，使整个民族经济发展起来，才谈得上真正的富强。为了办洋务，而“科敛以应一时之需，竭蹶经营而求自强，家国生民必有承其害者，其势亦万难持久。”(以上皆引自《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以下简称《奏稿》）第339—347页。)
不久以后，郭嵩焘出使英法，对两国社会进行了两年多的考察，对西方资本主义有关富强的种种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以更大的气势开展起来，范围上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企业，目的上从抵御西方的军事入侵扩展到牟取经济利益。郭嵩焘归国以后，痛苦地发现中国富强事业的进程与他所设想的理想途径相去越来越远，他所了解的西方得以富强昌盛的秘诀，被中国那些以求富求强为职志的政治家所漠视。他觉得洋务派把中国引向了一条毫无希望的道路。因此，他更积极地鼓吹他那种依靠“百姓”、“商贾”发展经济的主张，更激烈地抨击洋务运动。
在洋务派看来，“富强”就是指封建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内对外都建立起令人敬畏的权威。这种“富强”与人民大众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郭嵩焘针对这种观念，指出洋务派官僚虽然口口声声仿行西法，却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了，国家自然强大起来。西方各国虽然不是由官方来组织、从事经济活动，却能日益强盛，原因就在于“其国家与其人民交相维系，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国大者数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在军事上，一有“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所以，通过人民的富实现国家的强的道路，应是中国的富强之路。
但是，国家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动的受益者，它虽然不必、不能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但它毕竟从宏观上控制着整个社会，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证，运用它的权威，在实现富强这个目标之下，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这就是“立富强之本”。同时，国家对于“民商”，还应该“用其全力护持之，”维护他们的利益，象西方那样“立国之势与民共之，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铁路后议》，《诗文集》第555页。)这样，国家才能与人民相得益彰。
郭嵩焘由此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几乎全盘否定。他指斥洋务派的企业活动是与民争利。他认为自然财富并非专属国家所有，“即以湖南矿产言之，所在皆民业。无官山。”(《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各种“天地自然之利”，如煤、铁等，“果为利之所在，百姓尽能经营，无待官与开采。”(《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洋务派一定要将产权收为官有，那就是“强夺民业”，“百姓岂能顺从？”(《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更为荒谬的是，洋务派为了进行垄断，“禁百姓不得有兴造。”(《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这样，“言富强者，视以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涉；百姓又各怀挟私意，觑其利而侵冒之”，(《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完全没有西方那种上下合一的和谐关系。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质问：“今言富强者动曰急行西法，抑知西人所以富强果安在乎？”(《超览楼藏耆贤手札》（一），郭嵩焘手札，第二十七通，《中和月刊》第六卷第一期，第26页。)洋务派的一切举措，在他看来只是“徒滋纷扰，终无裨益。”80年代后期，评论张之洞在两湖办“新政”时还较温和：“鄂中新政，……其为富强之计，则固未尝就中外情势参稽互证，以辨其轻重缓急之宜也。”(《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而在给李鸿章的另一封信里，则尖锐抨击：“香帅大言炎炎，读者心折。嵩焘视其事，无一语可为据依。”“鸟在其为富强哉？自取穷困而已。”(《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对洋务派官僚大造铁路的计划，他不以为然，认为主办者“尽国家之利，囊括以举之，委输以糜之，相与以兴铁路”，不过“为名而已。”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大力兴造铁路，嵩焘所虑者，独谓国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将谋为富强之计，所费过巨，收效尤难，非经过之义也。”洋务派操纵政府倾囊倒箧以建造铁路，显然与西方各国的富强之路大相径庭。总之，在他眼里，洋务运动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务为泰侈”，“耗国病民。”他在晚年，政治上颇不得志，但他还是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舆论，向决策者游说他的主张，财洋务运动的竭力反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上这些无疑可以证明，郭嵩焘决不是什么“洋务运动的理论家”，也不是“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他站在与洋务派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全盘反对洋务运动，从理论上否认洋务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激烈反对者。
二
同是开明高级官吏，郭嵩焘却有如此独特的思想认识，自有其具体的原因。第一，与洋务派官僚不同，他有一段独特的经历，那就是他早年就同西方事物有过频繁的接触，与西方人士有过甚为密切的交往。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对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到出使英法以后，亲身生活在西方社会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影响。他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般都由私人从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社会经济呈现出活跃的状态，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国家政府机构一般都不从事具体的企业活动，而主要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郭嵩焘认为这是走向富强最为合理的途径。但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实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谈不上有真正的理解，只是感到它们与西方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他又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将之比附为统治阶级常说的“纪纲法度”、“人心风俗”，于是就强调清政府应以整顿吏治、教化人心为职志，把发展经济的具体任务交给“百姓”、“商贾”去承担。
第二，郭嵩焘虽然已经隐约觉察到历史巨变的大势，但他还是不能把未来的社会与他所处的封建社会完全区别开来。他把“富强”的实现与历代封建盛世混为一谈，认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也，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明，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磬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而由官方投资或控制来兴办各种企业以求富强，则是历代封建盛世从未有过的做法，这就成了郭嵩焘反对洋务运动的又一个理由。
第三，洋务企业在举办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也是郭嵩焘反对官办、主张民办的一个原因。洋务企业中大小官僚贪污营私，黑幕重重，管理混乱，经营腐败，洋务派通过企业活动求富求强的企图根本无法实现。郭嵩焘目睹这种种情形，毫不客气地对洋务运动大加指责，否定它的现实意义。
第四，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在国家观念上，尤其是对国家职能的理解上郭嵩焘与洋务派存有差别。洋务派从他们举办企业活动的时候起，就把经济活动也看作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观点，不仅把国家政权理解为政治实体，而且开始将之理解为经济实体。国家不仅具有统治的功能，不仅可以造成政治上、文化上的秩序，而且可以在新的形势下领导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数千年未有的绝大“变局”中，将经济与政治、文化等一体化，把社会活动的若干主要方面都统一到各级政权中去，以达到封建国家权威的重建与扩大，形成新的意义上的大一统。这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一种自救形式。对国家职能从而对国家概念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成了洋务运动最基本的理论基础。而郭嵩焘所否认的，恰恰就是这种基础。他指出国家在求富求强的活动中要端正“本末”关系，将整顿吏治、人心风俗作为国家政权所应发挥的职能，也就是认为国家只应有政治、文化的功能。他呼吁国家通过努力，造成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的新秩序，以保证富强事业顺利进行。他虽然不反对与封建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的重大设施，如电报、铁路，政府可以投资兴办，但反对封建国家把参与经济活动作为它的基本职能之一。
与此相联系，郭嵩焘与洋务派的富强观也不相同。洋务派把“富强”主要理解为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的富强，并认为它与人民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没有直接关系。郭嵩焘则同时把“富强”理解为人民的广泛富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国家”的富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他认为没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那就是人民的精神状态、道德水平和基本素质如何是一个民族能否实现富强的关键。他指出，“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所谓“固自有在”，就是“有本有末”。“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铁路议》，《诗文集》第553—554页。)这里的“人心风俗”，实际上就是指一个民族的素质、道德水平和精神状态而言。经过在西方的实地考察，他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人勇猛进取的精神所折服，认为这种“遇事求进无止”的精神难能可贵，赞叹“西洋人心日进”。有这样的“人心风俗”作为基础，“其勃然以兴，又何疑哉！”这样，郭嵩焘就把富强与一般民众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显示出与洋务派的更大区别。
三
郭嵩焘与洋务运动的三巨头曾国藩、李鸿童、左宗棠都是朋友，加上他的丰富经历和独特个性，使他在湘淮两系的官僚集团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持续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主要是由这两个集团的官僚们发起并进行的。并且，他在思想上开始放射光彩的时代，也正是洋务运动开始并得到发展的时代。他宣传的对西方的新认识，是对洋务运动的有力声援。他所孜孜以求的“富强”，也正是洋务派喊得最响的口号。——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把他当作洋务派阵营的人物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早期改良派，那么郭嵩焘无疑也不属于这个阵营的代表。他的富强观，他对富强之路的探索，他对洋务运动、洋务派的抨击，无疑有许多积极、进步的因素。他坚持主张通过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呼吁保护“商贾”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但是，他没有象早期改良派那样，要求引进西方的政治观念、行政体制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只是笼统地强调政府要立富强之“本”，基本上没有涉及政治改革的问题。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急需舆论支持的时候，他却对它的前途抱着绝望的态度，不断发出各种悲观的论调。在晚年他认为，实现富强的根本是“人心风俗”，但“中国人心日退”，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与西方那种理想的人心风俗相比，“中土人无从希其万一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650页。)由此他认为中国富强事业的前景不佳，“以今日人心风俗论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郭嵩焘日记》第4卷19页。)而在当时，中国人所应该做的，不过是“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超览楼藏耆贤手札》（一），郭嵩焘手札，第二十七通，《中和月刊》第六卷第一期，第17页。)——因此，他也不属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改良派集团。
这样，通常划分19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人物的几个范畴，显然都不适合于郭嵩焘。其实也没有必要把他归入后人概括出来的什么“派”中去。他是在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家，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然而又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说，郭嵩焘是19世纪中后期在维新派以前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唯一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没有因为存在这种反对而受到任何影响。但是，作为洋务运动批判者的郭嵩焘的存在，说明在当时的中国毕竟有人抗议了历史发展的畸形方式。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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